教育敘事故事范文10篇
時間:2024-05-03 06: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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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故事在癌癥病人的應用
摘要:對數字故事的概述、實施方法、實施的注意事項以及在癌癥病人中的應用效果等方面進行綜述,以期為數字故事在癌癥病人中的廣泛應用提供思路和借鑒。
關鍵詞:數字故事;癌癥;應用效果;研究進展
目前癌癥仍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發病率在國內外均呈持續升高趨勢。癌癥診斷和治療在損害病人身體功能的同時,也會對病人的心理狀況和社會功能造成極大的影響并嚴重影響病人生命質量。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敘事醫學和護理的研究不斷深入,并在癌癥領域的研究中取得良好效果[1-2],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數字故事也不斷引起了重視。數字故事(digitalstorytelling,DST)將敘事與多媒體技術(如圖像、動畫、音樂)相結合,制作成短視頻,并通過網站或社交媒體傳播給更多的群體,以分享個體的經歷[3]。數字故事作為敘事的應用形式,在不同專業領域(如心理健康、腫瘤學、公共衛生、醫療保健)的研究者對其進行了探索[4-7],并將其成功運用于癌癥病人中[8-9],數字故事重視鼓勵并引導病人在活動中表達患病過程中的情緒體驗和遇到的難題,通過團體內交流可獲得有效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在改善焦慮、抑郁和痛苦的不良情緒,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心理韌性、自我效能及整體幸福感方面有一定作用[10-11],而國內少見相關研究報道。基于此,現對數字故事在癌癥病人中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我國開展相關研究和臨床實踐提供參考。
1數字故事概述
數字故事又稱數字化故事敘述或數字化敘事,在傳統講故事過程中與信息技術工具結合在一起,整合文字、圖片、音樂、視頻、動畫等多媒體元素,創造出兼具技術與藝術的可視化故事的過程,并通過網站或社交媒體傳播給更多群體[12-13]。美國是數字故事的起源地,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最早自20世紀90年代由職業故事創作者達納·溫斯洛·阿奇利(DanaWinslowAtChley)提出[14]。目前,DST已成為癌癥病人身心康復的輔助治療手段,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還擁有了正規的組織機構與專屬的學術期刊。2006年DST由陳靜嫻[15]發表的碩士論文首次引入我國,目前國內DST在教育領域的應用較為廣泛,在醫療衛生領域中也進行了初步嘗試,但在癌癥領域中少見相關研究報道。
2DST在癌癥病人中的實施概況
數學學科主題研修方法
聚焦當前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為引領小學教師在網絡課程學習的基礎上。開展的課堂教學案例研究,計劃開展主題研修活動,以使參訓教師明確其教學行為的改變,提升自身的教學技能,促進教學理念的轉變。根據全國繼教網《開展主題研修活動的指導意見》并針對項目啟動后的情況變化,特制訂本學科主題研修活動方案。
一、主題研修活動的主要目的
1.通過主題研修活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以鞏固和加深課程理論的理解,做到學以致用。
2.通過主題研修活動,發現和解決一線教師在課程學習和教學實踐中面臨的實際問題,提高教師課堂教學的有效性,促進教育教學質量的提高。
3.通過主題研修活動,引領教師開展教育教學研究,學會總結教育教學研究成果和撰寫教育敘事故事,提高教師開展教育科研工作的能力,促進教師學科專業水平的提高。
二、主題研修活動的流程與要求
詮釋學與哲學論文
一、詮釋學家的時間與敘事進路
自古迄今,哲學一直在針對有興趣處理的對象給出最根本的理解。當代法國詮釋學家呂格爾(PaulRicoeur)提出了針對時間說出人生敘事故事的理論。哲學的興趣與呂格爾的理論都具有意義建構的旨趣。呂格爾曾在北美地區的大學教授哲學與比較文學,這種經歷使他有機會將其多年深度研究的當代法國巴黎學派(coledeParis)有關語言學、符號學、語義學得以精深整理,并在整合希臘哲人亞理斯多德與奧斯定的兩大主軸思想的基礎上,建構出他自己的時間與敘事理論及其詮釋學的模型。呂格爾曾說,他有一個未完成的“被敘事的時間”計劃。依據他在《時間與敘事》第一冊中所說,時間的經驗在古代哲人奧斯定的懺悔錄中,是一個可以被問但沒有答案的概念。我們說不出何謂時間。呂格爾認為,如果我們以現在的敘事(一種現在的與現場的,針對于過去的進行敘說,以規畫出有關未來的敘事),可以處理出時間在我們的記憶中的過去,這個過去是一個我們現場的與現在的敘事呈現出來的版本。因此,基于這個對于過去事件的敘事(narrative),一種以情節的交織為主要活動的敘說,不僅是描寫細節般的敘述(description),而是過去的、現場的與現在的敘事之記錄,因此,它亦可被改善而重敘說出來。我們的未來的行動亦可據而改變。由于呂格爾之哲學的詮釋學,有很多的時期,故本文將以在20世紀70至80年代呂格爾的著作為依據,采取雙面向的方法,探討呂格爾的詮釋學之哲學咨商的意義。首先針對其敘事與時間的動態加以整理,進而探討它們作為哲學咨商方法的可能性與優點。其次,我們亦將導引這個方法到華文社群的哲學咨商之中,探討這個方法可否針對華文和華語的人生世界進行哲學咨商,揭示此方法應用于華文社群咨商活動之哲學基礎理路。
二、時間序列下的詩學的敘事交織
呂格爾在《時間與敘事》第一冊之第一、二章中,以時間的探問回返古代的懺悔說之后,即以亞理斯多德之詩學為起始,探討有關詩學是何種模型。我們可以悲劇戲劇論探討之。當吾人具有情節、言語、思想、性格、場景、唱段等六種建構要素之后,觀眾被設定將在某個部份開始有所轉折并發現新的看法。針對臺上的英雄的生命歷程,亦將有所領悟。當吾人應用這種詩學在一個敘事上時,我們可以得出有關被敘事的對象可供產生新的發現之處。我們稱之為詩學的敘事。在此,敘事的定義亦應被厘清,它是一種故事的形式,但必須符合相關性,是一個相關于敘事者(narrator)的說出故事,目的上則以呈現相關性為主要任務。當我們接受呂格爾對于時間的探問之后,即可依據他引述的奧斯定思想作為基礎,也就是說,一個時間的時刻(moment),在一個相關于人、事、時、地、物的背景之下,將可有說明的內容,作為敘事之內容,以相關性與故事情節化地將之敘事出來。時刻與敘事的結合,可以使這個動態被當下地保存下來,構成一個內含論述(discour/discourse)和外包上書寫(écrit/writ-ing)的格式文本即被呈現出來,即便是在心智運動下,只要形成出主詞、動詞、受詞的句型即可,不一定要發出聲音。呂格爾建議,將一個敘事作為一個基礎的單元,即可建構與時刻相關的敘事。在這個時刻下,針對過去的事件,在當下是一個經過我們完成的敘事處理,它可以被重新敘事。敘事理論可以改變我們的未來,針對一個事件的重新書寫,可以改變看法,建構新的敘事,以對應到新的行動之中。由此,吾人可以建構出詩學的敘事,即一種以閱讀、看戲般的觀眾之心得,透過被設定布局好的情節,得出新的心得,此心得即透過詩學的而被呈現出來;以配合事件的交織法(lamiseenintrique/emplot-ment),建立時間與敘事方法,在時間(某個時刻下的敘事)中建構敘事。可見,呂格爾之被敘事的時間計劃不能說沒被完成,應該說是思想已經內含了此內容。如果被敘事的時間是指僅在被敘事出的事件之對應之下的一種時間,那此時間即是哲學咨商方法可運用的時間,是可以透過語言之敘事格式呈現,而非不可被回答的時間。這種交織的方法使得事件(event)在哲學咨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所有的事件都有情節,但這情節其實來自我們之前的想法,是一種過去的敘事,即以相關的所謂順序與關聯一一建立的。但詩學的敘事或可維持原順序,或可整體地重新布局,猶如一個新導演之表現他人表達過的主題一般。因此,敘事可以由現在的時刻再做下去。以對現在認定的觀眾為觀看角度而言,詩學的則要表達出可發現新的內容,有轉折意義地進行下去。而呂格爾之時間與敘事詮釋學,亦可在此要務之下,扮演出可供咨商的哲學方法論。它是符合哲學方法之存在的與存有任務的操作。呂格爾詮釋學符合如海德格爾之德語系統下的在彼處的、在世界上的--在某個人的生命的世界觀之下和及手的,一種以在德文說明為在彼處的,處理存有者開顯出的存有。呂格爾之詩學的敘事是透過一次新的時刻下的事件交織而產生出來的,是一次更新的在世性與及手性(Zuhanden/ready-to-hand)的合作。從呂格爾的方法中,可以得出一個心得,哲學之探討某個對象的運行之要素、原子最小單位,乃至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之哲學的建構之意義下的哲學方法,在呂格爾的詮釋學內,他以與人最為相關的事件性,透過觀看者(觀眾)之悲劇理論的角度,探討出哲學方法。依此作為哲學的咨商方法意義之下,具有了咨商的應用可能性。交織使觀者被影響,時間之時刻下的現場敘事是一個機遇,可以使吾人重新探究過去。過去的與歷史的,在以往之看法下是已經實際發生的人、事、物,但在敘事理論之下,時間由現在觀看過去的記憶,可知這個歷史來自當時刻的某一次的論述。雖然它已經存在于一個文本與書寫之中,但在此刻與彼刻的對照之下,我們可以重寫與重述之。或肯定過去的寫是可以接受的,或將過去的某個部份的表述,與其整體的了解進行重新理解。完成之后我們會得出新的整體意義,亦可繼續進行:新的另一次的部份之更動或斟定,看看它是否需要改變敘事。敘事是可以在時間中不停展現的。所謂的交織,是一個敘事之過去的版本,是具有某個時刻的記錄刻度,亦有現場的空間記錄與現下的可能性之結合,然后配出一個新的交織布局。我們可以將事件的舊版本與事件的新版本對映在一起,以現在的與現場的敘事得出呂格爾所謂的新的時間序列:現在的走向過去的并進而進行對未來的敘事建構,即時間與敘事階段,對應出對治的行動,即從文本到行動階段。
三、敘事交織方法的哲學咨商應用
我們可以運用每一次的現場與現在的敘事,導引出新的敘事。敘事之后,可以改變對過去的事件的說明與新的整合,當交織出新的整體后,可以有機會重新了解過去,得到改變未來行動的對應方法。例如,一個年輕人可以透過交織,重新了解到,過去的某次考試分數與自己對自己能力的連接,誤使自己以為自己的能力只與現在的某個專長連接。其實尚有很多可能在過去的敘事之下被隱藏了起來。也正因為此,我們可以再回返到呂格爾之方法應用,以配合時間與敘事的時間做出一個呂格爾之詮釋學的溯源方法。所謂哲學咨商,首先是一種哲學的方法。西方哲學早期即以探討對象的運行為主要任務,當我們以咨商為主要業務時,案主的活動所導引出的問題,將是我們應用哲學探討其運行時的要件、運行方向、有無斷裂的部分與部分間的關系,如何在人間世界的情況上找出這個運行的某個人生活動之存在的依據,或存在的基礎等。呂格爾之時間與敘事法配合階段,他主張一種開展出新的意義的可能性。此可能性如果可以透過一個被敘事的進行,此進行的敘事就有機會將有關過去的內容轉換為現在有意義的新內容,并配合出新的未來活動之規畫。案主所提出的問題亦將可被敘事為一個時間序上的新的敘事。其意義是可以被活化的。例如,一個失業的人感覺到自己不被需要與重視。他多數都會產生不舒服的感受。依據呂格爾之敘事計劃,可使之將當年找到工作的過去事件重新詮釋一次,但一定要以時間配合之。在此時此地,他已是一個對這個工作有深度了解的人士,他可以將之前的工作作為一個事件的情節交織,以現在的自己之能力作為另一個可交織在一起的事件與人物,在找工作時配合這一點的優勢是之前的自己尚不能呈現的加分的存在者。依過去找到過工作,與現在同類工作之需求,建立出新的交織,以實際性的整體交織,凸顯出一個新局面下的現在的自己,以及現在的職場。很多人在失業后一直停留在過去那個工作崗位不再需要自己的想法上,其實,過去的崗位除了提供自己修正相處之道外,不會再出現在自己的世界內。它們不需要自己與自己失業的事實,經過處理之后,可以創造出一個新的敘事:此刻的敘事,是敘說現在的自己與現在的職場。不需要敘事過去的崗位,但要敘事過去的崗位在己身生命上已提供的自己的存在上的成長,甚或警醒,例如,自己犯過的一些錯誤等。呂格爾的敘事,配合時間,可以給出自己現在與跟現在具有確實相關性的事件,依據對過去的新敘事,可建構出未來的行動。我們知道,當呂格爾在“時間與敘事”中提到奧斯定,他將奧斯定的懺悔法應用到現在的敘事中,這是一個很新的應用可能性。由于所有平凡的人都有過去,亦都可經由在時間中展現現在的敘事,一個新的整合交織,就可以與過去的事件進行類似宗教懺悔的語言敘事動作,向自己敘說出來,以提供自己不再發生過去某些無幫助的事件與行動,建構新的有幫助的行動。新敘事創造新行動。
人物形象表現及語言藝術探析
摘要:林海音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在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十分擅長將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以一幅生動的畫卷形式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并且在其諸多的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性所獨有的溫情和細膩的一面,使得作品中充滿了回味和余韻。在該次研究中,以林海音本人經歷和《城南舊事》創作背景作為切入點,深刻分析了其中的語言藝術以及人物形象的表現。
關鍵詞:林海音;《城南舊事》;人物形象表現;語言藝術
《城南舊事》作為林海音文學生涯中最為經典且具備代表性的作品,無論是小說本身,還是以小說為基礎改編而成的電影作品,都帶有十分顯著的藝術感染力。存在于小說世界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做到了各自形象的生動鮮明展示,對讀者產生了十分強烈的吸引力。語言藝術和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展示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該文就針對這兩方面展開相應的研究。
1林海音和《城南舊事》創作
林海音的本名叫作林含英,小名叫作英子,這名字與小說中主人翁的名字完全一致,這是一種最為真實的作者情感表達,但從小說的定義層面來看,兩個英子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小說中的主人翁英子眼睛中存在的清澈是永遠不會消失的,即便是在其生病的時候,這股清澈也依舊存在。并且在其眼睛中似乎透露著一種永遠也無法讓她真正滿足的好奇,無論在觀察什么東西的時候,都會以一種好奇而善良的眼神進行相應的審視,并且對主人翁英子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是好人[1]。由此不難看出,在主人翁英子的心里存在著一個屬于自己的善良美好的小世界,也正是因為這一個善良而美好的小世界的存在,使得主人翁和一個陌生的小偷相互之間成為朋友,英子自身澄澈的目光和小偷臉上所帶有的和藹笑容掩映在草叢里,共同組成了一幅帶有淡淡神秘色彩的畫卷。而主人翁也時常會因為自己分不清好人和壞人而感到苦惱,而且正是因為在分辨好人和壞人上存在的糊涂,才使得主人翁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雖然說小說中的主人翁原型確實是林海音本人,但是藝術是來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林海音在創作《城南舊事》的過程中,并非是對自己真實的生活進行了搬運,而是進行了藝術化的創作。《城南舊事》創作于1960年,當時的林海音大約42歲。林海音3歲從日本返回臺灣,5歲跟隨父母到達北京,并且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的時間,直到30歲的時候,才再次跟隨丈夫返回臺灣.因此對于林海音的成長來說,北京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其他地方,同時林海音人生中各種重要的成長階段,基本都是在北京所經歷的。由此不難看出《城南舊事》可以說是林海音在40多歲重新回想自己少女時代而創作的一部作品,但又不單純是對于自己少女時代的回憶,其中還融入了一個已經步入中年的女性經歷諸多生活瑣事之后所產生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2《城南舊事》中的人物形象表現
幼兒園負責人個人匯報
本學期。不分彼此,班的工作職員能團結協作。共同搞好班工作,固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存在缺乏的地方,如幼兒的慣例未夠穩定,個別幼兒有爭搶玩具和不愛動腦筋,懶動手的不良習慣,有待下學期以更豐富的更新奇的活動吸引幼兒的喜好,并繼續豐富各區角的游戲資料,做好教學工作總結,爭取把班的工作做的更好。
這里要感謝地格林幼兒園的領導們對我信任支持及培養。轉眼間來到地格林幼兒園已經快一年了這一年里過的有意義又有挑戰性。從剛開始的迷茫和對敘事性整合課程的不了解到現在能熟練的有序的開展每一堂課。
熱愛幼教事業。認真履行崗位職責。這學期,平時各方面都能嚴格要求自己。都能認真鉆研業務,努力學習專業知識,進步自身的水平,虛心求學、大膽嘗新在工作中吸取經驗發揮優點,經過努力各方面技能都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以下是自己對這學期的工作總結:
一、基本情況:本班幼兒總人數30人。女孩子15人。新生為13個,身長體重合格率100%本學期無大小事故的發生。
二、不時消除幼兒分離焦慮。
本班幼兒大部分都是新生。老師的首先要做的協助這些幼兒盡快適應群體生活。來園前,剛來園是肯定會有哭鬧情緒。進行家訪或與家長細談,解每個幼兒的心理特點,喜好喜好,家庭生活習慣及生活規律,幷讓幼兒感到老師是和藹可親的激發幼兒積極來園學本領的愿看。來上學的第一天,老師已能很快用親切的聲音喚出幼兒的名字,使老師與幼兒之間的陌生感很快消除,進一步建立了感情。另外,老師還留意針對幼兒的特點,進行個別教育,對抽泣,悶悶不樂的幼兒,適當地抱一抱,哄一哄的方法,對潑打滾,嚎啕大哭的需“冷”處置,如唐乾瑞小朋友,利用他留意力易轉移的特點,和他談一些使他感愛好的事,用他喜歡的玩具往吸引他使他能從上學第一天的嚎啕大哭到上學的第四天情緒已能基本穩定。除此之外,教師還以真正的愛心,親切的態度,喚起幼兒的平安感,信任感。吳思凡小朋友是一個非常內向的幼兒,家里姥姥十分寵她一切都是姥姥代替代替,所以自理能力比較差。通過循序漸進的方法,一遍遍地教她怎樣脫提褲子、怎樣自己吃飯等,現在吳思凡的自理能力比剛來園時進步多了不但能自己吃飯、上廁、天天進園時還能叫“老師早”姥姥對我工作非常滿足,感激的說話常掛在嘴邊。現在全班的幼兒都適應了群體的生活,并且熱愛自己的幼兒園、老師和同伴。
新聞調查類節目發展措施
發展策略,一般是指事物為實現目標而采取的由小到大、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方案集合,是根據形勢發展而制定的行動方針和斗爭方法。這個定義參照了《現代漢語詞典》中對“發展”和“策略”意義的解釋。《新聞調查》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在新聞調查類節目剛開始成長的大背景下,它沒有范例可以參考,只能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一路走過來,從欄目的定位到選題范圍的確定,從追逐熱點新聞事件、以報道為主,到以揭示事件內幕、以調查為主線,在不斷調整自身發展策略的過程中,《新聞調查》日漸走向完善和成熟。
一、個性鮮明的欄目定位
“《新聞調查》的成功經驗很多,重要的因素是欄目準確的定位所展現出來的鮮明的個性特色”[1]。其實,任何一檔新的欄目的推出,最重要的是必須明確有自己特殊的欄目定位。而最終節目整體的既定選題、構思都是以欄目的定位為出發點和最終的落腳點的。現如今電視的頻道化、欄目化是電視欄目時空和結構的一次大的演進,是對電視時空的一種一定意義上的規范,從而使得觀眾可以自由地穿行其間,找尋個人最感興趣的內容。而所謂的欄目定位,就是為欄目規范一個大致的內容范圍,以某一特定的社會群體或特殊人群為目標來制作電視節目的。
(一)準確的目標定位“《新聞調查》從開始到現在,目標定位應該說十分明確:就是要把《新聞調查》辦成央視最能代表國家電視臺水準的深度報道欄目”[2]。先宏觀立論,然后找素材印證,《新聞調查》在確立自己的目標后,采取的是主題性調查的方法。它的內容涉及法制建設、公共衛生、“三農”問題、教育、環境保護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選題也大部分是關于國計民生的重大、熱點、焦點的一些社會問題,比如曾經的一些典型的節目:《國企改革備忘錄》、《明天怎么看病》、《鐵路面臨重大改革》等等。節目到了后來,還進一步涉及到了相對敏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像北京公開選拔副局級干部等主題。通常意義上來講,主題性調查是從改革開放的大主題來觀照社會現象,結合老百姓最為關心的一些問題,進行積極的理性的探討。諸如此類代表性的優秀節目不斷播出,使得欄目的整體的影響不斷地走向深入、擴展,《新聞調查》已經當之無愧地代表了中國電視新聞調查類節目的制作水平。
(二)強化形象識別標志“《新聞調查》剛誕生之時,無論是題材還是報道方式都比較寬泛,當時節目的廣告語是‘重大新聞事件全面深入,改革話題難點疑點解惑,大時代背景下的人物故事一波三折,正在發生的歷史,新聞背后的新聞’”[3]。欄目的定位緊隨重大新聞。之后,《新聞調查》適時地調整著自己的軌跡,不斷打造自己的形象識別標志。欄目初創時期,調查的形式主要有主題性調查、輿情性調查、歷史解密調查、事件性調查、記錄性調查和內幕調查等。題材范圍和報道方式的寬泛導致了《新聞調查》定位模糊,缺乏自己獨特的個性和相對的穩定性。基于此,2002年《新聞調查》對欄目定位進行了一次調整,更加傾向于注意調查的實質內涵,進一步把自己的調查對象明確定位為事實的真相,推出了“探索事實真相”的宣傳語。很明顯地,欄目更加強調對重大焦點新聞事件,或社會關注度比較高的事件進行調查,尤其是對那些嚴重危害社會公共利益、腐敗貪污、違法亂紀的一些事件進行詳細的調查,全力探尋被隱藏的、不為人知的事實真相,讓電視觀眾最大程度地盡可能地接近事件的真相,進一步加強了《新聞調查》欄目的輿論監督功能。正是基于這一顯著的定位,以及欄目在這方面所展現出來的高度責任感,從而使得這一欄目有了只屬于自己的獨特個性,最后終于成為一個受觀眾歡迎的典型的品牌欄目。《新聞調查》的欄目特色正式形成。到了2003年,《新聞調查》欄目進一步又提出做真正的調查性報道,把記者獨立調查得來的那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以及被掩蓋和隱藏的那些行為,作為采訪報道的基本對象元素。進一步確立了以調查性報道為關鍵對象的策略,使《新聞調查》欄目的可看性明顯地、大幅度地增加。與此同時,其欄目收視率也有明顯的上升。
二、緊扣時代、人文化的選題
體育校本教研的問題及策略研究
實施體育校本教研是基礎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維系體育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系統工程,必須樹立正確的體育校本教研觀念,確立“以校為本”和以研究教育教學真問題為本的教研理念。一要正確認識體育校本教研的本質。體育校本教研是“以學校為本”,根植于學校自身的體育教學實踐,實現體育教育權利及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實現體育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達到研究解決教學真問題、實現教學質量不斷提高的目的。以此活化學校體育組織,賦予學校體育活力。二要明確體育校本教研目的。體育校本教研要把促進體育教師、學生和學校體育發展作為校本教研的出發點和歸宿,作為衡量體育校本教研績效的標準。三要明確體育校本教研的主體。消除教學研究只是“專家和個別教師的事“的錯誤觀念,樹立體育教師是體育校本教研的主體的正確觀念,落實體育教師在校本教研中的主體地位,激勵所有體育教師參與校本教研,逐步樹立體育教師的探究精神。四要熟知體育校本教研過程。體育校本教研過程是實現體育教育教學工作、教育教學研究與體育教師專業化成長的有機結合是促進學生體質發展、教師專業化成長和學校體育自主發展的過程。
建立激勵機制首先要建立科學高效的體育校本教研管理機制。一方面,應建立以縣市級教研機構為龍頭、片(鄉)級教研聯組為中介,學校體育教研組為基礎的三級立體教研網絡,保證教研工作落實到每個體育教師身上。還要建立以校為本的體育校本教研管理體制,體育教研組及教師的教研工作由學校具體管理,學校幫助他們協調各種關系;接受教育行政教研機構和學校的雙重指導。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體育校本教研管理制度。制度建設應以激勵、鼓勵為主,根據體育教師研究能力相對薄弱的特點,突出參與被指導、被帶領、學習培訓的要求,以培養教研意識、參與教研實踐為主,逐步強化教師研究意識,虛心接受專家引領,不斷提高教研能力和要求。行政教研部門和學校也可設立教研項目,給予相應經費支持,鼓勵廣大體育教師積極申報。其次,要建立以體育教研組為基礎的體育校本教研工作機制。體育教研組是開展體育校本教研的具體實施機構,學校建立長效的體育校本教研工作常規是保證體育校本教研的關鍵,有效的學校體育校本教研工作常規能使體育校本教研的觸角延伸到學校體育管理、教學、訓練、課外體育活動、體育競賽、早操、課間操等各個方面,覆蓋到每個體育教師和學生,深入到體育教學的各個環節,形成體育教師全員教研、全程教研、全面教研的新格局,形成在體育教學實踐中研究,在研究狀態下工作、學習的校本教研方式,逐步建立起以自我反思、同伴互助、專業引領為主體特征的體育校本教研模式。具體可建立交流互動學習制度(與校外交流,把校外好經驗學過來,把自己的好經驗推廣出去)、個性備課共賞制度(討論制定出體現課改新理念的“通用教案”,在校園網共享,再由教師進行個性化的補充備課)、個案學習創新制度(讓每位教師結合教學實際,每周自主選擇一個最有教學個性特色的個案或課案進行學習、分析、反思,隨之相互交流研討;每月撰寫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教學個案,在教研組進行交流,分享成果,共同提高)、問題積累制度等[5]。最后,應建立科學可行的校本教研評價機制。評價制度是指導和規范校本教研的關鍵性制度。科學的評價機制是校本教研的“助推器”,評價機制的建立同樣要以激勵為宗旨,評價標準和指標的確定必須符合體育教育實際和體育教師實際,既能反映出評價的全面性,又能體現出體育教育的個性特征;既能反映出教師的工作績效,又能體現出研究的質量。要把體育校本教研及教研數量和質量與體育教師的年度考核、職稱評聘、晉級晉升、福利待遇掛鉤,以激發體育教師的教研積極性。
體育教師工作量大,形式多樣,室外環境較差,增大了工作壓力,直接影響校本教研。要實現體育校本教研目標,一要減輕體育教師壓力,把他們從簡單的(場地和器材管理、早操、課間操)形式主義和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走向研究、創新之路。二要關注體育教師的專業生活方式,克服職業倦怠感,激發教師對學生的愛心,對學生成長的快樂感和幸福感。三要強化體育教師研究意識,提高教研能力。在加強體育教師崗位培訓、進修培訓、繼續教育的同時,組織他們進行校本培訓,學習現代教育理論和體育教育理論、體育科學方法和體育科研知識,提高他們的理論素養,更新他們的知識結構,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幫助他們盡快轉變角色,以研究者的眼光審視體育教學的各個方面。應營造嚴謹、和諧的教研氛圍,加強教師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組織開展教學觀摩、評課、問題研討、經驗交流等活動,促進教師共同成長,達到強化問題意識和研究意識、提高研究能力的目的。四是充分發揮專家(大學體育教學論教師、體育專業研究人員、教研室教研員、中小學骨干教師)的引領作用。專家要有計劃地深入到教學第一線,與一線體育教師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關系,為他們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和有效的幫助指導,幫助提升一線體育教師觀察教學、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為創建研究型教師隊伍發揮自己的作用。
根據體育校本教研的特點以及體育教育教學中真問題的特點,體育校本教研方式應多種多樣,不拘一格,常見的教研方式主要有體育課例研究、體育教育敘事、體育課題研究、結對合作教研、聯片合作教研等[6]。體育課例研究分為一課多輪和一課多人兩種方式。一課多輪就是將同一堂課由同一教師在不同班級執教,一般采用一課兩輪制。教師按照自己設計的教學方案進行授課,接受專家和同伴聽課、評課(根據課改理念),自己反思,接著在新理念指導下重新設計教學方案,在另一平行班授課,再接受同一專家、同伴聽課、評課,自己反思。以促使教師隱性課改理念的顯性化。一課多人就是同一課由不同教師執教。操作流程與一課多輪相似,只是原教學方案和改后的新教學方案是不同的教師。形成原教學實錄和后教學實錄的典型課例研究成果。體育教育敘事是體育教師“敘述”自己在體育教育教學中發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這種方式在于重述那些能夠導致教師覺醒和變遷的故事,以引起教師實踐的變革;這種方式的人文性、趣味性、生動性以及使有類似經歷的人通過認同而達到推廣。可以將教師撰寫論文要求變為由撰寫教育教學事故和專業成長故事的方式來代替。體育課題研究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教育教學立項研究、教師自選問題研究兩個方面。在課改的過程中,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要根據教育教學實際,盡可能多的籌措資金,多設研究項目,小型多樣,以小課題為主。教師自選課題研究主要以具體小問題為主,只要是有價值的問題,均可進行研究,研究成果可以多種多樣。結對合作研究包括教師間的結對和學校間的結對兩種。教師間結對有老教師與年輕教師結對、專家與教師(可以是多個教師)結對、同體育專項結對等。老教師和青年教師結對主要是以老帶新,指導青年教師不斷學習,盡快成長;專家與教師結對主要是發揮專家的引領作用,指導培訓教師,專家與教師可定期或不定期的開展課改沙龍式研討;同體育專項結對主要是專項相同,知識技術的相同點多,便于相互探討,取長補短。通過結對合作交流,便于解決教學真問題和研究型教師隊伍建設。學校與學校結對實質上也是校校間體育教師集體的結對,一般是體育校本教研開展好的學校與開展一般的學校結對幫扶,通過教師相互教研活動,相互交換送課,達到共同發展的目的。為了解決體育教學改革中共同面臨的突出問題,且該問題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可以聯片教研。有些教育教學問題因教師少而無法進行合作研究,也可進行聯片教研。聯片教研可以是同類幾個學校聯合研究,也可以是相近、相鄰的幾個學校聯合研究。綜上所述,體育校本教研是體育校本系統的組成部分,要全面開展體育校本教研活動,提高體育校本教研效果,只有不斷研究解決校本教研過程中的各種不足與問題,才能實現體育校本教研的預期目標。
本文作者:李潤梅楊占明工作單位:隴東學院
語言文學藝術研討
不論是對于西方理論的深入思考,還是對當下文藝問題的熱切關注,或者是古代文論的研究,2011年的文藝學研究都呈現出了新突破,表現出更加縝密的理性思考與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所思考的問題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為多元化,提出的觀點也頗多創新與突破。本文試擇取其中若干重要問題予以論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時逢建黨九十周年,不論是學術會議還是論文報告,都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予以了特別的關注,研究者特別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代價值的挖掘。以往研究多側重于分析法蘭克福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認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承繼了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傳統,對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工業進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則側重于挖掘英國文化批評與美國文化批評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如馮巍《紐約學派文化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緯度》[1]一文提出,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社會—歷史維度是紐約學派文化批評的重要理論來源。
論文認為,紐約學派只是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批評方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結論。韓振江《齊澤克:新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2]認為,齊澤克在繼承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哲學、意識形態層面對現代性以及西方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深入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中美學、文學、電影、藝術、大眾文化等諸多審美領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周海玲在《歷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對大眾文化文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3]一文提出了閱讀構形與文本間性理論,在對文本與讀者之間關系、社會歷史的動態生成過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歷史化文本實踐的方法,從而實現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轉軌。劉壇蕓、孫鵬程《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本質主義困境及解構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文論為視角》[4]同樣關注托尼•本尼特對馬克思社會化和歷史化邏輯的借鑒。論文指出,托尼•本尼特從通俗文學與馬克思主義批評的關系入手,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定義是僵化的、非歷史化的,屬于文學本質主義,因而將通俗文學排除在外。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高建平《發展中的藝術觀與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當代意義》[5]通過對藝術觀的回溯,特別是對康德美學和杜威美學的分析,揭示出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科學性就在于肯定藝術對物質財富生產所帶來的社會變化起到調整、制約和平衡的作用,進而肯定其當代意義就在于美學應回到一種批判的立場,在論爭中使自身得到發展。賴大仁《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當今時代》[6]指出馬克思主義文論作為一種開放性文論形態,其把文藝問題與時代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聯系起來的方式是具有長久生命力的,不斷激發人們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時代問題。不論是立足于中國實際還是探討西方學派,這些研究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對于社會———歷史闡釋緯度的重視。正如我們所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學時,并不是將文學視為一個自足體,簡單地就文學論文學,而是將文藝問題置于宏闊的歷史視野中,置于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問題的深刻考量之中。這一開放性闡釋方式,使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在時代性和思想性上超過其他文論形態,是值得我們進一步借鑒吸收的。文學的全球化與地方化不論是全球還是我們本國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個同心圓式的“中心—邊緣”結構。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各國之間聯系越來越密切,之前以西方為中心的格局不斷被打破,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于是,文學創作的全球化與地方化問題凸顯出來。文學應“全球化”還是“地方化”?總體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張在有世界視野的同時著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橋《審美習俗的歷史性和地方性———以孫悟空視覺形象的建構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樣化的孫悟空視覺形象來探討審美習俗的強大影響力。不同時代不同文化根據既有的審美習俗賦予孫悟空形象以不同內涵:中國在繪畫、戲劇、影視、動漫的不斷變遷中最終確立了瀟灑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獸性完美融合;日本動漫則在時展中將本民族特征注入孫悟空形象;韓國基于國內文化產品市場考慮,賦予孫悟空形象更多現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國則將孫悟空作為神靈崇拜。通過對孫悟空形象本土演變和海外流傳的考察,我們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號都是在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產生的,而這些文化信息和符號作為民族歸屬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認同。有的研究則通過中國當代小說創作來考察世界性與本土化之間的關系。
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評價紛爭問題》[8]認為,世界視野與本土經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對立,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紛爭的根源。本土經驗這一命題應包含幾個維度:傳統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學神韻;在實現本土經驗表達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實際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含量,對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9]重點研究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本土經驗,認為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浪漫主義文學暗流涌動,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在重建,多樣化的講述方式構建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文學不可能再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果,但對于人類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會消失。賀紹俊《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10]選取嚴歌苓、李彥兩位華人女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分析異質性文化碰撞對于她們寫作的影響,認為盡管同樣是處理“紅色資源”,嚴歌苓側重于思想層面,以一種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模式來彰顯苦難生活中人性的光輝,而不是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判斷;而李彥更著力于語言層面,擺脫現代漢語的思維局限,用英語思維來處理紅色資源,雖在思想層面并未觸動國內主流的歷史評判,但仍能夠突破歷史而超越到精神層面。近代以來,在東西方關系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現代與民族、世界與本土這一悖論中艱難地尋找著平衡。而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本土經驗的生動呈現,反映了中國文化、文學自信力的增強。但是這份自信萬不可走到極端,變成了民族主義。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具有一種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著超民族或是民族應該取消。因為文學作為人學,總有些意蘊是超越了階級、地域、民族、國家等界限,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好的文學總是能夠撥動所有人的心弦。文學創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遠大的追求,不局限于為本民族本時代的人而寫作,而是為全世界、未來的讀者而寫作,此即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養料,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自覺探索人的內心,捍衛作為人的尊嚴,保持關注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此即為“手低”。從空間維度上處理好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關系,即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淡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邊疆文學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強化。如,張檸、行超《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11]認為,新時期的“邊疆小說”具有自身特殊的敘事模式:朝圣模式、歷史敘事和探險敘事,作家筆下的“邊疆”已經被神化成了一個類似烏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號,作為福地樂土被人所向往。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暴露,不斷被異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遙遠的邊疆;另一方面是邊疆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現出來的是邊疆純真樸實的精神、頑強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與本土化關系問題。宋建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12]首先肯定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布、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啟動、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等等。而面臨的問題我們更是不能忽視的,如遺產資源所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環境和社會生活基礎不斷惡化、老一代傳承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后繼不足、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與沖擊不斷改變著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弱者心態上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發達與落后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民族問題始終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志之一。
文學創作向邊疆遷移,整體上是有利于少數民族經驗的展現。同時我們也應借助“申遺”熱,應加大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視覺文化與文學之關系首先被關注的是視覺文化下文學的命運,對此有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13]對小說的命運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論文通過對中國當代作家及其作品與影視交往歷史的回顧,認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導演與先鋒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氣質、敘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礎上,是精英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文化開始轉型,作家與導演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變化,由精英文化轉為大眾消費文化。標志性事件是六作家為張藝謀電影撰寫《武則天》小說劇本。至此作家便頻頻“觸電”,引發視覺思維與影視邏輯對于小說構成的滲透:小說生產方式逆向化,先有劇本后改寫成小說;敘事手法劇本化,對話增多,語言運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膚淺化。因此,現在小說創作的繁榮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小說的“閑”與“慢”的閱讀傳統已經被視覺文化所謀殺,而影視化小說用視覺思維和影視邏輯所創作出來的快節奏小說不可能成為文學的救世主,因為其所追求的畫面感、節奏感不斷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使小說成為一種消遣,進一步摧毀著小說閱讀。所有這些使得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命運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而戴文紅和黃發有均認為視覺文化對于文學的確存在著沖擊,但是文學并非不堪一擊,仍然能夠找出突圍之路。戴文紅認為,突圍之路是構筑“可能生活”;其《構筑“可能生活”———視覺文化中經典的接受及其意義》[14]一文認為,電子書只是作為傳統書籍的延續,不可能取代傳統書籍。而可視化閱讀這種動態接受方式才是經典的最大威脅。但可視化閱讀通過將經典轉為影像或是電視文化講座的方式,卻使經典淪為一種空洞媚俗的淺層閱讀,成為戲擬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業炒作的“景觀制造”。而這也正需要經典的力量予以拯救,為我們構筑“可能生活”,給我們以向上的指引,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黃發有《淺閱讀語境中的淺寫作》[15]則從接受者角度來分析視覺文化下文學寫作的命運。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的盛行導致普遍的淺閱讀,特別是作家、批評家對于深度閱讀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這種淺閱讀又刺激著淺出版的盛行。淺閱讀與淺出版之間的惡性循環抑制了文學的創造性。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文學,也制約著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因此我們必須在深度閱讀中重新發現和激活偉大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對于視覺文化的態度也所差異。肖偉勝《視覺文化的衍生與藝術史轉向》[16]對視覺文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認為其作為反對文化精英主義的一種理論工具,是由圍繞著文化界定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所興起的,以一種多中心、對話性與關系化的闡釋模式,成為進入互文性對話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與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在大眾傳播時代,視覺形象已成為文化實踐的中心”。而視覺文化通過對形象所傳達的社會思想、信仰和習俗的揭示,成為文化建構的新領域。鄒廣勝《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三個基本理論問題》[17]則主張語言與圖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應該充分尊重兩者的差異和價值。從插圖本對繪畫敘事與語言敘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認為對圖像的感受力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語言難以取代的優點,而且受眾面更為廣泛。潛在于語圖之爭背后的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吳瓊《視覺機器:一個批判的機器理論》[18]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機器為對象,指出其產生背景是19世紀開始的視覺轉向。這次視覺轉向不同于以往之處就在于充當觀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機器,因而將改變原有的觀看手段、觀看機制、觀看主體、權力配置等。視覺機器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只有對機器作解構式的批評才可能為觀眾擺脫機器的配置提供一條路徑。作為當代主導性的文化形式,視覺文化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可能螳臂擋車般予以阻止。視覺文化確實對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沖擊,就作家而言與影視的結合在帶來名利雙收的同時,造成作家創作水平的下降;在商業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場操縱下文字已經失去了力量。就讀者而言,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使得人們不斷追求感覺刺激,放棄生命的沉潛與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東西,不再閱讀傳統的文學與文化經典。
就文學本身而言,一方面經典被戲擬、大話、重構,在傳承經典的同時摧毀著經典,另一方面各種迎合讀者趣味的暢銷書取代了經典,量多而質不高的作品充斥著網絡與圖書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沒有發展的空間,相反,任何危機的背后都是發展的機遇。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媒介事件和現象,也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商品,而是同我們的生命存在休戚相關的東西。西方文論研究之反思近年來,人們對于西方理論研究從盲目引進介紹到開始進行審慎的反思。任何理論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淵源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背景,有發展也有衰落期,有優勢也有弱點。幾乎每一波西方理論大潮涌入都會成為中國學術的研究熱點。比如說女性主義引進之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出現了很多以此為解讀視角的研究。誠然,理論工具的創新對促進術研究新的增長點的出現是有其價值。但是對于每一外來理論沒有審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熱點有時就像被風吹過的的海平面不時掀起波浪,但是風平浪靜之后我們又能在沙灘上找到什么卻是一個大問題。所幸,近來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剛開始時的激動與焦慮,開始以一種平靜審慎的態度來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如,章輝《后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19]從歷史、現實、文學、個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論在全球興起的原因,指出這是數百年來東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運動和實踐的產物。怎樣看待文化研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金惠敏認為,文化研究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極不簡單認同現代性,也不是后現代性的產物,而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劉方喜《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跨學科性”》[21]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跨學科性來揭示在學科分化弊端凸顯的當下文藝學應該怎么做。我們既不曾擁有真正的“跨學科”眼光,只強調文藝美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化,把其他學科視為是恒定不變的,又不曾認識到現代學科在分中有合的狀態中總有一種學科的理論范式處于主導地位,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會學范式。文化研究對于跨學科是有借鑒意義的,超越學科分化、遵循社會學范式而具有“去經濟化”的特點、“去哲學化”。在當揮馬克思主義文論跨學科優勢,必須拓寬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范圍和哲學基礎,特別是馬克思的“關系哲學”意義重大。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則認為,文化研究十多年來雖然轟轟烈烈卻鮮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問世,造成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應是批評實踐的文化研究誤當作是理論與那就來深入研究,只有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去挖掘探究和當下文化現狀密切相關的問題,避免以政治利害作為評判思想是非的標準,而是在義理層面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也是新世紀的熱點問題之一。喬煥江《日常生活轉向與理論的“接合”———從“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說起》[23]認為,當代文藝學由于對自身結構性的盲視,如過分強調審美造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放棄了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從而喪失了介入現實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認識到當代社會文化結構的未定性與復雜性。而正是這雙重結構性盲視,使得當代文藝學未能認識到生活世界轉向這一理論生產的趨勢。段吉方《理論的終結?———“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形態及其歷史走向》[24]對“理論之后”、“反理論”、“理論的抵抗”等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論之后”并非意味著理論真正的危機,而是理論在一種新的文化生態中的價值訴求,呼喚著更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的出現。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新進展2011年古代文論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論的基本理論和主要問題的探索與推進。限于篇幅,僅選取其中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慶炳《〈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25]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認為劉勰突出提出“情”的問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他批判“為文而造情”所針對的就是當時作品的空洞之情、虛假之情和艷俗之情,他說“體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豐富的現實感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至于劉勰對與山水詩、詠物詩和田園詩所體現出來的“情”,即那種社會性較小個體性較強的“情”,也加以肯定。劉勰既肯定那種以《詩經》為傳統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會的、群體的、理性之“情”,也肯定個體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劉勰在“情”的問題上是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義思想傾向。第二部分,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主體觸物起情后,所產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構思或動筆之時,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與外物融合為一?即主體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對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興”是情感從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內心的過程,“物以情觀”則是情感從作家內心移入到對象的過程。從“物以情興”(“物感”)到“物以情觀”(“情觀”),是情感的興起到情感評價的過程,是審美的完整過程,它們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第三部分,討論中華古文論中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人們只是注意到“物感”說,而忽略了“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此文對于“物以情觀”的再發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劉勰的情感表現理論。王文生認為研究《文心雕龍》者都稱贊其體系嚴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對《文心雕龍》思想體系的內涵及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龍>思想體系考辨》[26]一文從《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認為儒家思想在劉勰文學思想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劉勰所建立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用儒家思想來閹割文藝自身特性和規律,用倫理政治價值來取代文學自身價值,劉勰對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在于其實事求是、細致精微地對文學傳統和現實經驗進行總結而形成的文學創作論。在對《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一片贊揚聲中,本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值得《文心雕龍》研究者關注。吳子林《超越“實用”之思———孔子詩學思想之再釋與重估》[27]一文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孔子詩學思想中最系統、最集中、影響也最大的詩學命題作了全新的系統闡釋,認為該命題所論為“學詩之法”,并非人們一般理解的詩歌功能論。具言之,詩的興發感動使個人的主體生命開始覺醒,進而反省社會、他人與自我,從《詩》中“徹悟”或“發現”某些人生的“意義”;在學《詩》過程中,“興”與“群”構成了互動互補的關系,詩情的興發感動,使學詩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聯結起來,產生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歸屬感、親和感;“興”與“觀”的學詩階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對象世界,到了“群”則認識到了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參與、融入到對象世界之中,達到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體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層。“怨”是由于達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現為主體與對象世界的疏離、沖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為目標。在“學詩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見是《詩》“可以興”,審美的優先性毋庸置疑。這篇論文顛覆了20世紀以來郭紹虞、劉若愚、李澤厚等學者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論說,提出與其說孔子的詩學思想是“實用理論”,毋寧說是重視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這是一種“內在目的”論,而不是“外在目的”論。在培育生命意識,涵養人的情性,協調理性與感性、理想與現實,造就一個充實、整全、和諧的社會等方面,孔子的詩學之思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這對于深化我們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具有一定意義。
幼兒英語教學中故事教學法研究
1引言
新時期,為了提高幼兒英語能力,需要積極制定完善的教學模式,通過實踐分析,故事教學法能夠提高幼兒興趣,利于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基于此,本文將進行實踐分析,具體分析如下。
2故事教學法的概述
2.1什么是故事教學法。故事教學法簡而言之就是利用講故事的方式給幼兒制造一種學習情境,讓幼兒能夠在某一個故事情境中掌握學習內容,實現學習目標的一種教學方法。由于幼兒的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的限制,傳統的英語教學不能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而幼兒階段又是培養學習習慣的最佳時期,這個時候的英語學習沒有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對幼兒以后的英語學習是有阻礙的。所以利用幼兒英語故事的教學方式可以讓幼兒在完整的英語故事語言素材中循序漸進的理解英語語言的的結構和規則,逐步形成英語學習的好習慣和好方法。2.2幼兒英語故事教學的意義。2.2.1能夠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機。愛聽故事,愛講故事是3到6歲幼兒最感興趣的地方,所有在幼兒園的教學中常常會用到故事教學法,英語教學也不例外,英語故事教學可以把枯燥的英語單詞、英語句子等融入到生動的故事中來,在聽故事的時候學會了英語單詞,在復述故事的時候學會了運用英語單詞,這樣的生動的故事演繹還能調動起幼兒學習的積極性,形成幼兒良好的英語語感,為以后的英語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2.2.2幫助幼兒提高對語言的理解力和應用力。幼兒園的英語故事教學不單單是教師給幼兒講故事,在教學設計中幼兒自己去講故事和表演故事才是整個英語故事教學的重點。幼兒教師在做教學設計的時候,要充分分析幼兒的特點,把英語的詞匯、句型和簡單的語法都融入到故事里,并引導幼兒來進行講故事,表演故事,教師既要做好知識點的充實,又要保證幼兒可以接受,能夠學會,故事教學就是讓幼兒逐步學會組織英語語言材料,提高幼兒的英語表達能力的過程。2.2.3能夠發展幼兒的思維,幫助幼兒掌握知識、培養多方面的能力。愛聽故事,愛故事說明這是幼兒認知和思維發展的過程,在不斷的聆聽和講故事過程中,幼兒的思維得到飛速的發展,一般來講,外向的,愛講故事,愛模仿的幼兒在思維、情感和人際交往方面的發展都好于其他的幼兒。
3幼兒英語故事的特點
3.1題材廣泛、主題單一。由于幼兒的認知接受能力有限,加上生活的范圍一般只涉及家庭幼兒園和周圍的社區,所以幼兒故事的特點一般有兩個:一是題材圍繞幼兒的生活范圍,只要涉及的就是幼兒周圍的生活、童話故事和寓言故事等。二是主題要單一,一個事故只有一個主題,故事要短小精悍,便于幼兒理解好和接受。3.2情節生動、人物性格鮮明,易于表演。因為幼兒故事都比較短小,所以在表演上要開門見上,直接進入主題,整個的表演過程要緊湊,以角色的動作和語言為主,一個線索貫穿全篇,讓幼兒能夠看的動聽得懂。3.3以敘事為主、語言口語化,重點詞句反復強調。講故事要多用幼兒能夠理解的口語,對英語故事教學而言,就更要注意要用簡單的英語句型,短語為主,盡量做到重復性用語,這樣通俗易懂,幼兒在模仿和運用的時候更加方面,更容易讓幼兒接受并學會。
網絡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困境
摘要:中國當代“女性向”網絡小說擁有著以女性為主的創作群體和讀者群體,在面向女性閱讀需求、展現女性意識的同時,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本文主要從女性向網絡小說中的言情類這一主流題材入手,通過對具體現象的思考,探究女性向網絡小說目前所面臨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困境。
關鍵詞:網絡文學;“女性向”小說;人物形象;塑造
“女性向”這一概念源于20世紀傳入我國的日本網絡文化用語,原義為“面向女性的”,即指以女性為主要受眾的文化產品,狹義上則指在逃離了男性目光的獨立空間里,以滿足女性的欲望和意志為目的,從女性視角出發、以女性自身話語進行創作的一種趨向,是網絡空間的產物。[1]當“女性向”與中國當代網絡文學結合時,這樣一種面向女性讀者、針對女性精神需求、甚至作者也大多數身為女性的一類網絡文學,因其獨特的審美與針對性的受眾,長久以來占據著網絡文學市場的重要地位。同時,女性向網絡小說的流行,也被看作是當代中國女性意識崛起的一種象征。然而,在女性向網絡小說蓬勃發展的同時,小說中對于主要人物的塑造,特別是對女性形象的書寫,仍存在著諸如類型化、客體化等不足。從言情類網絡小說這一主要的題材出發,其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困境主要表現為書中女性人物的自我物化與附庸等現象。
一、言情題材中的女性角色
言情類小說是當代女性向網絡小說中的最主要題材,通常以女性的視角出發進行敘事。言情小說的情節大多圍繞著女主角與男主角之間的戀愛歷程展開,二人通常在歷盡艱辛坎坷后收獲幸福圓滿的結局。隨著網絡文化的發展,讀者對言情小說劇情內容產生了更多期待,早期言情小說固定的劇情走向和套路化的設定已逐漸無法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于是,網絡言情開始萌生出更多更加細致的分類,例如女主角帶著現代人的思維游歷古代世界、結識身為古人的男主角的穿越文,女主角與其他人物斗智斗勇、從而一步步實現身份地位爬升的宮斗文,一切以男女主角的戀情為中心、一切因素為戀愛服務的甜寵文等。言情題材的網絡小說往往文筆細膩、深入人心,能夠以女性視角為主體,為女性讀者提供一種夢幻般的戀愛體驗,滿足讀者對戀愛的想象,因而長期以來作為女性向網絡小說中最重要的一種題材呈現。然而,在言情小說中,女性人物形象,特別是女主人公的人格特點在設定上有時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問題。從常見的網絡言情小說劇情來看,在女主角的身邊通常會存在一位或數位男性充當保護者、拯救者、被依附者的主體角色。與此相對,文中的這位女主角則常作為被保護者、被拯救者和依附者,用來串聯起整個故事情節,有時干脆淪為襯托男主角的“工具”,缺乏相對獨立的人格。在此,我們以女性向網絡小說言情題材中的甜寵與穿越這兩個近年較流行的類別為例,對此進行具體分析。
(一)甜寵:自我物化與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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