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教育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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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區鄰里關系隨著社區變遷而破碎，社區居民無法通過自組織方式實現現代化的公序良俗。通過考察浙江省溫州市４個居民社區，以社區教育和鄰里關系為分析維度，分析社區教育實現鄰里關系再造的方式，包括營造友好型社區公共空間、創造社會交往空間和契機、豐富社區學習的供給力度和吸納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等，并得出以下經驗啟示：社區教育能夠激發居民之間的人格化社會交往，促成社區鄰里關系再造；鄰里關系再造要兼顧公共利益最大化與個體選擇的自由；成功的鄰里關系再造需要激活社區居民行動的集體性動機和社會性動機。

關鍵詞：鄰里關系；社區教育；社區治理

鄰里關系再造是當前我國社區治理的關鍵性問題。社區是國家治理的神經末梢，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主要通過社區治理得以實現［１］。鄰里關系在社區治理過程中，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嵌入于社區內部居民生活和人際關系網絡中的“橫向”行動資源。不同于西方社區建設的國家全景式監管，中國社區建設的地域發展極為不均衡，國人在傳統、現代、后現代諸多潮流的沖擊中構建現代社會的親密關系，不僅要靠“自發”，還要靠“誘發”。所謂的鄰里關系再造，就是不強加國家意志于社會，不強制介入，卻能激活社區和居民個人話語的力量，進而形成多元化、差異化和互動化的社會調控體系［２］。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在當下的治理環境中，如何誘發社區鄰里關系再造？如何保證這種“誘發”是良性運轉并體現國家意志的？在此背景下，以社區鄰里關系再造為出發點，以浙江省溫州市Ｌ城區４個居民社區為研究個案，透視社區教育作為鄰里關系再造的柔性介質，融入社區治理的行動邏輯、實現方式及經驗啟示，以期為當前我國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提供經驗借鑒。

一、行動邏輯：以打造社區公共秩序為中心的鄰里關系再造

社區核心功能是保障居民安全、健康、幸福、和諧的生活。在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所能利用的資源與手段在不斷減少，而社區要想充分發揮自身的功能，就必須依靠穩定的公共秩序和良好的居民自我管理。馬克思指出“個人—共同體—公共性”是公共秩序生成的現實路徑，而穩定的公共秩序來自良好的居民自我管理。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國地方政府開始意識到教育在社區治理和建設中的巨大作用，于是開始自覺干預和協調社區教育，巧妙地利用本土性的文化資源，針對社區中的轉崗、待業人群以及老年人群、閑暇時間較多人群、外來人口、無單位人群，開展傳統文化、區域文化、文明教育、健康活動、知識技能等一系列以居民文化生活和成人職業培訓為主導的社區教育。這種具有非制度化、非正式色彩的權力策略，即“誘發”而非“控制”。這樣，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公共權力向鄰里生活的有效滲透，又使社區居民在參與社區教育的活動交流中，逐漸形成社區內部一套自我話語體系與表達邏輯，并使之納入社區公共秩序的建立與維護之中，在鄰里之中達成一種妥協，彼此相安無事，形成一種微妙的協商機制。也許有的居民對社區公共問題的沖突與解決不太滿意，但在實現自己局部目標的情況下，也愿意作出讓步，并希望自己的讓步能夠引起大家共鳴，呼吁大家和諧友善地為社區公共秩序作出奉獻［３］。由此，在我國社區生活公共秩序中呈現了這樣一幅獨特的景象：既不是政府強行驅動社會，也不是社會的理性“自我驅動”，而是通過社區教育“誘發”了鄰里關系再造，逐步“同質化”了社區居民的情感模式和表達形式，使社區居民有了參與社區公共治理的動機和契機，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規范和構建起了居民自己滿意的社區鄰里關系［３］。需要指出的是，社區教育所“誘發”的鄰里關系，并非傳統的地域、血緣共同體，而是基于法治、規則所形成的“現代熟人社區”。一方面在社區教育活動中鄰里之間有了學習、交流、幫扶等人格化的社會交往；另一方面，彼此之間又在遵守社區公共規則、尊重隱私、文明守法、和諧生活等方面守護了“公序良俗”。

二、實現方式：在特定的鄰里關系網絡中融入社區治理

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我國社區教育誕生以來，社區教育始終立足居民現實生活需求，在鄰里互助項目、社區合作以及資源整合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履行自身社會責任。浙江省溫州市Ｌ區的鄰里關系再造就是社區教育“誘發”社區居民社會交往需求、重塑社區鄰里關系、構建治理現代化的典型案例。Ｌ區屬于溫州市的老城區，也是溫州社區教育實踐工作的重要陣地。在２０１９年行政村改社區后，全區現有８８個社區，這其中既有高端社區，也有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公房社區，還包括大量以拆遷房、安置房、公租房為主的大型居民區。人員密集、結構復雜、管理難度大，居民的服務需求更甚。面對現實的社區建設困境，Ｌ區政府意識到現代化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構不能單單依靠法治和規則，還必須采用“誘發”策略，通過社區教育、社區組織和社區公共空間來構建現代化社區，只有兼顧私人交情和公共規則，才能更好地在社區居民中實現共建共治共享。

（一）打造“文明實踐課堂”，營造友好型社區公共空間“社區教育的本質是社區民眾生活與教育相結合的一種活動，通過教育的過程來促進社區成員之間的互動與交流”［４］。打造“文明實踐課堂”營造友好型社區公共空間的方式可以概括為：通過引導居民的集體行動和共同參與，促進居民產生人格化的社會交往。Ａ社區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１月，現有六個小區，均屬于市政府的安居工程。最初的居民主要來自離退休職工、教師中的住房困難戶以及工廠、民企中的中低收入人群。小區主力房型面積都在５５平方米左右，周邊配有幼兒園、中小學校，生活、購物、交通也極為方便。近年來，Ａ社區的住宅逐漸發展成為年輕父母關注的學區房、陪讀房。目前，社區里年輕人的比例逐年提高，老住戶開始紛紛賣掉老房子置換新樓盤，大量業主頻繁地入住和撤離，既加深了社區鄰里間的陌生程度，也增加了動員年輕人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難度。自２０１０年開始，Ｌ區政府就開始在Ａ社區著手組織開展“文明實踐課堂”的社區教育項目，旨在充分利用老舊小區的公共設施資源，讓教育回歸社區和家庭。通過“文明實踐課堂”引導、鼓勵家長和孩子積極參與社區公益、助力社區治理、培養責任意識。在這樣的實踐課堂中，居民之間的熟悉程度也逐漸提高，雖然不一定叫得出名字，但彼此面熟，見面也會以“某某的爸爸”“某某的媽媽”相互稱呼，這樣就在社區內形成了以公共空間為聯系紐帶的人情關系網［５］。除此之外，社區教育還會定期通過“話語氛圍的營造”來造勢，每個小區都有自己的口號或者標語，例如“休閑娛樂的港灣”“和睦好鄰居”“協商自治的家園”等。這些口號和標語以服務、自治和和諧等詞匯為中心，簡單明了且迎合了當代業主所關心的話題，擴大了社區教育的影響力。社區教育逐漸成為居民交流情感、傳遞信息、談心談話的話題之一。打造社區教育“文明實踐課堂”，營造友好型社區公共空間，很好地體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理念。從本質上來看，它是公共服務效能的共同生產，滿足了居民的參與感、獲得感和成就感。從實踐結果來看，它促成陌生社區中人情關系網絡的自發形成，并產生一批熱心公益事業的積極分子。這些積極分子又通過他們的人際關系網絡實現了對大多數居民的動員，于是在特定的人情關系網絡實現了“社區教育—積極分子—居民”的動員［６］。“文明實踐課堂”項目就成為居民長期參與的穩定劑。如此一來，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也就大大增強了。

（二）傳承地域文化，為社會交往創造空間和契機“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起源于農業文明社會的地域文化也往往帶有顯著的鄉土特色”［７］。傳承地域文化是社區教育提升自身“誘發”力、構建公序良俗的重要載體。近年來，Ｌ區政府致力推進社區教育“融合共筑，打造群眾家門口的知識學園”服務工程。Ｂ社區既是溫州富有文化底蘊的老社區，也是Ｌ區典型的老齡化社區，居民之間的熟悉程度比較高。近年來，Ｂ社區依托老巷老宅、民風民韻等文化資源，打造了系列社區教育文化傳承活動，同時一并開設了深受老年人喜愛的詩詞、曲藝、舞蹈等培訓課程。在具體實踐中，既有名師講解也有分享交流，既有藝術氣息也有情感互動，在休閑娛樂中平添了一份鄰里間文化的共鳴，為調動社區居民的積極性和參與熱情奠定了基礎。如今，眾多Ｂ社區居民把公共文化發展當成了自家事一樣關心，并自發建立社區教育志愿者服務隊伍。最初的目的是為了集眾人之智、籌眾人之力，但后來隨著人數的增多，逐漸向社交、互助等功能拓展，鄰里之間會相互表達情感、組織聚會、傳遞信息、置物交換。經過幾年的建設與發展，Ｂ社區的社區教育服務已實現無縫對接群眾需求，全民共建共治共享已成為Ｂ社區文化領域的共識。

（三）豐富社區學習的供給力度，拉近鄰里之間的社會距離居民需求是鄰里關系再造的內驅力，社區教育供給與居民需求的適應性匹配，是喚醒居民公益精神和社區倫理的關鍵性因素。Ｃ社區是溫州市撤鄉改設街道后所建立的大型居住保障房基地之一，居民多集中于外來務工人員、市區動遷居民、農村回搬農民等多元化身份。如何讓外來居民學會融入本地生活、改善家庭生活方式，提升自身素質以適應現代社區管理方式，共享社區幸福，成為當地基層政府要解決的難題。Ｃ社區所在的街道辦事處積極轉變傳統的管理思維，從“用戶思維”出發，為社區家庭提供一站式觸手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務，積極營造“推門可見、社區可感、家家參與”的閉環式社區家庭教育氛圍，巧妙地將中國熟人社會和差序格局的邏輯運用到社區管理之中。Ｃ社區的社區教育模式，實際上是發揮基礎政府部門統籌功能，建立社區教育資源整合機制，推進社區教育文化資源與其他資源之間的整合、互補。通過將傳統的家庭教育、親緣關系嵌入社區建設之中，結合社區居民成分的多元化，豐富社區學習產品的供給，拉近鄰里之間的社會距離，消除“城里人—鄉下人”“本地人—外地人”的心理界限，重新建構了新型的現代熟人社區。（四）吸納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志愿服務聚人氣差異化、地域化和多元化的鄰里關系再造，吸納區域性志愿服務十分必要。Ｄ社區是一個建成已近３０年的典型“三無”住宅區，至今沒有成立業委會、沒有物業、沒有封閉管理，卻獲得市四星級幸福社區、市先進基層黨組織等榮譽。為了配合居民自治熱情，Ｄ社區積極開展社區教育，以居民的需求和興趣為切入點，通過課程、團隊、活動等形式，以“志愿＋服務”模式，推出醫療服務、群防群治、以老助老、書房管理、課后托管等五大志愿服務品牌。與其他社區教育模式不同，Ｄ社區的社區教育并不是以班級、課程為主要目的，而是為社區招募專業技能、綜合素質較高的志愿者，同時也為社區居民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這些伙伴關系的居民帶給社區的不僅僅是客觀環境的改善、居民活力的激發，更多的是對原有社區人際關系網絡的介入與重構。

三、經驗與啟示：在富有參與意義的鄰里關系中推進社區治理

人們通常會將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作為社區生活共同體成長和發展的一項重要衡量指標，它更多地代表著當地政府部門社區治理的工作業績。其實不然，在社區生活的大部分年輕人積極性不高、參與度偏低已成為各地社區治理的一個現實痛點。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年輕居民長期處于生存與發展的壓力之下，要他們拿出時間和精力來參與社區公共生活顯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解決涉及公共利益的社區問題，并不一定需要社區全體居民的共同行動。當個體認為公共利益的缺失尚未明顯損害自身利益時，選擇冷漠旁觀或者“搭便車”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理性選擇，所以社區治理無法吸納年輕人的加入，也屬于正常現象。當然，當年輕人有了孩子，情況就會變得不一樣，年輕父母對兒童的成長預期、關注焦點和情緒焦慮都會轉化為對兒童良好成長環境、友好社區公共空間的要求，也包括來到城市，幫助年輕人帶孩子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Ｌ區鄰里關系再造，正是很好地抓住了社區居民的這一需求動機和生活意義，從社區教育模式設計和安排上，尋找突破口，變痛點為契機，讓社區居民跨越“熟人門檻”［５］。這是Ｌ區鄰里關系再造得以實現的關鍵。在４個案例中，以“家庭”為中心的社區教育都在鄰里關系再造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家庭＋社區”模式本質上是居民的集體行動，是居民社交需求和交往動機的釋放，這種方式能夠讓社區中的老年人、年輕人、孩子以及社工有意識地為社區公共服務支付成本，促進社區成長，重建鄰里之間的關懷與信任。值得研究的是，在這４個成功案例中，Ｃ社區的效果最為顯著。原因在于該社區人員成分復雜，管理難度較大，建立社區關系網絡的任務較重。而當地政府一改傳統大包大攬的模式，巧妙地引入社區教育參與其中，首先消除了居民的抵觸情緒，然后通過教育資源整合、互補的方式，將家庭教育、親緣關系嵌入社區治理之中，拉近鄰里之間的社會距離，很好地契合了政府統籌、社區成長以及居民參與的內在需求，有效克服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實現了社區教育效果的最大化。Ａ社區的“文明實踐課堂”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該社區既是典型老舊小區，也是年輕父母關注的學區房社區，學齡兒童較為集中。Ａ社區的“家庭＋社區”模式以孩子為人情關系的紐帶，以營造友好型社區公共空間為載體，帶動家庭參與兒童成長空間的改善，促進了社區居民的交往。有別于Ｃ社區的“家庭＋社區”模式，Ｃ社區熟人社會的構建是基于社會資本的參與，源于政府統籌、居民自發和資源整合，而Ａ社區的社區教育模式則較多蘊含著“政治動員”的意味，相比之下，Ｃ社區的社區教育具有更強的“社會屬性”與“教育屬性”，居民的參與感、獲得感和效能感更高。Ｂ社區是自帶“文化底蘊”的老齡化社區，居民之間的“熟人化”程度也是比較高的。拓寬社區教育服務功能，主要是為了豐富中老年人的社區生活，對年輕人的吸引力顯然是不夠的，這就大大限制了鄰里關系再造的效果。在提升中老年社區居民參與度的同時，年輕人的活躍范圍則更多地局限在社交網絡平臺上，活動內容也更偏向居家生活而非社區公共事務，行政化或者人情化的動員方式都很難調動起他們的參與熱情和參與意愿。Ｄ社區的“志愿＋服務”社區教育模式以“移動課堂”的方式提升了社區居民的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在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地提高了居民之間的熟悉程度和交往深度，社區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油然而生，但在Ｄ社區的成長過程中，社區居民的參與感并不強烈，更多的時候是被動地享受服務，而不是“鄰里關系”的締造者。在實際的操作中，志愿者服務對象范圍更多地集中在老年人、兒童和殘障人員等弱勢群體。Ｌ區的案例啟示我們：第一，社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社區更快地跨入熟人社區的門檻，激發社區居民之間的交往需求和交往動機，促成社區鄰里關系再造；第二，“政府統籌，社會行動”已經成為現代社區治理的一種普適性制度安排，可以為實現基層社區治理現代化提供外生型動力，但最終社區治理現代化的效果如何，還是取決于鄰里關系的好壞；第三，社區教育力量的介入對于社區居民來說，并不一定意味著秩序和命令，更多的是伙伴與共贏、互補與互限。在社區日常生活中，居民集體行動的機制無關金錢、無關物質，他們更在乎的是在集體行動中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一種對鄰里關系的主觀預期和價值判斷。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參與社區教育活動的人員多為老人和兒童，因為他們不像年輕人那樣擁有社區之外的社交圈，所以他們更加重視社區鄰里關系。而老人與兒童又是年輕人的羈絆，一旦年輕人通過社區公共生活與鄰居熟悉起來，他們的社交動機就會被激發出來。如何實現社區的“鄰里關系再造”還原中國社區“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溫情互助屬性，關鍵在于社區教育的“誘發”行動是否真正滿足了社區居民的內心期望。這種內心期望體現在社區治理中就是指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利益與充分尊重個人理性選擇之間的最佳平衡點。成功的“誘發”需要激活社區居民行動的集體性動機和社會性動機。集體性動機意味著行動主體間的相互制約與相互幫助。集體行動的困境在于集體中的每一個理性行為人都會在一致行動之前對行動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比較分析，當他們認為行動的成本大于收益時，他們的做法更傾向于自己不行動而期待集體中的其他成員作出行動，自己則“搭便車”坐享集體行動成果［８］。因此，由于個人的價值判斷不同，哪怕有著共同利益也會因個人行為導致集體行動失敗，甚至會產生“公地悲劇”式的結局。溫州Ｌ區成功之處就在于：讓社區教育介于社區與居民之間，采取“家庭＋社區”模式，居民以各自家庭為單位參與其中，既降低了集體行動的組織難度，又提升了家庭的獲益份額。如Ａ社區的“文明實踐課堂”、Ｃ社區的“閉環式社區家庭教育”，受益的都是整個家庭，而非個人。除此之外，以家庭為中心的組織形式，打破了居民個人“原子化”形態，可以有效地約束和牽制個人破壞集體行動的行為，促使個體從家庭地位、鄰里關系、倫理道德等多個角度理性選擇行為方式，提供集體物品。社區教育提高了社區居民集體行動的規范性和公平性。社會性動機意味著引起、推動、維持與調節個體的行為［９］。個體行為的引發與維持活動取決于個體的自我效能感以及集體的選擇性激勵方式（正向激勵或反向激勵）。激活社會性動機的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凸顯個體的重要性，讓鄰里之間相互依靠和激勵社區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持續作出貢獻。這就是為什么Ｂ社區和Ｄ社區有更多的社區教育志愿者參與社區公共生活，因為在老年群體、幼兒群體和興趣群體中，人們更容易獲得成就感、自我效能感，更容易被鄰里視為重要的人。因此，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一旦在社區公共生活中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他們的社會性動機就會被激活并得以維持。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通過Ｌ區實地觀察，我們發現，鄰里關系再造效果顯著的社區多為老舊小區或低端小區，而對于封閉式高端小區，由于小區公共設施齊全、市場化運營程度較高，居民對于鄰里關系、社區教育活動、公共生活等的關注程度并不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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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Ｍ］．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作者:沈進兵 單位:溫州城市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