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學范文10篇

中國人是在以儒家精神為主體的傳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精神是大多數人共同的人生目標，而“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互補的人生價值取向則是人們的共同心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就成為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熏陶的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儒家精神是群體的、社會的哲學，是剛性的精神食糧。它宣揚仁義道德，教導人們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是治世、救世的理想。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山水文學開啟了華夏萬里江山的雄麗畫卷，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思想風貌、精神品格、生活情趣、審美理想，具有鮮明的民族傳統精神特征。山水文學植根于儒道佛三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土壤，“儒主山水——人世——人格審美觀，充實了山水詩的思想內容，饒多陽剛之美，堪稱山水詩之骨；道主山水——道——仙境審美觀，激活了山水詩的生命精神，陽剛與陰柔之美兼而有之，允為山水詩之氣；佛主山水——涅槃——佛士審美觀，美化了山水詩的藝術精神，偏得陰柔之美，可謂山水詩之神。當然儒道佛的影響又是互相參合的，就具體詩人而言，這些影響更是互相滲透又多元統一，交織著個性化的種種參合、變異與創獲”。［1］（P25-26）正是儒道佛整合互補的廣泛深刻的影響，使中國山水文學的思想崇尚、精神旨趣、格調氣韻同中多異，各標風韻，異彩紛呈。旅游文學是旅游過程中主體旅游者對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反映所作的文學描繪，即旅游者以文學形式吟詠、記述旅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著重描繪壯美河山、名勝古跡、風土人情、社會風貌等方面的內容。［2］（P32）它的種類甚多，有詩、詞、曲、散文、賦、楹聯、碑帖銘文、神話傳說、歷史故事、民族風情等等。旅游文學是人的心靈與客觀景物溝通的符號結晶，是客觀對象與人的內在情感契合的載體，是再現和傳播美的方式，是展示文化精神的心靈符號。旅游文學寄蘊著人類的深邃的美學意蘊。旅游文學以自然山水為主要審美對象。旅游文學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積淀并升華出博大的傳統文化精神。它通過藝術地表現山水美景，反映了人生多方面高層次的精神活動，如賞美遣興、求新好奇、歷險刺激、擴大視野、增加知識、排解憂郁、展示才華、體悟事理等。旅游文學中的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美景與心靈共振、樂生勵志、求知悟理、開拓胸襟等意旨，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旅游文學的詩意在本質上則是對尺度的把持，是一種對苦難的記憶和見證、對現實的擔當和洞察，它直接關注生命存在本身，并且給予極大的人文關懷。儒家對山水的喜好，對自然的欣賞，并未停留在對自然山水的外部形象的審美上，而是從其神態中發掘出合乎社會道德在內的精神特質，獲得“德、仁、義、智、勇、正、善”等品德上的啟迪。旅游文學充分表現出儒家精神。

一、人格精神

在儒家看來，山可以使草木生長，鳥獸繁衍，給人們帶來利益而自己無所求；水滋潤萬物，所到之處給大地以生機，水有深淺，淺可流行，深不可測，蘊涵著智慧。人們之所以喜歡觀山、賞水，就是因為山與水體現著仁者、智者的美好品德。儒家的積極入世思想，從修身開始，中經齊家，終于治國、平天下。這種思想，以個人道德實踐為基礎，以實行德治為核心，它從小到大，由近及遠，與廣大人民的生活相貼近，與中國人傳統的倫理文化心理相契合，易于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在社會實踐中推廣實施。旅游文學深深地注入了儒家思想中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孔子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開創了儒家人本主義的“比德說”旅游觀。“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志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水也。”“夫山者，萬民之所以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極焉，四方益取予焉。出云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山也。”（劉寶楠《論語正義》）。人類的品德來自山水，人對自然天理人倫的道德認同是出于人的本性，自然山水正與人的本性相通。同時山水也帶給人以藝術美，所以錢穆說：“道德本乎人性，人性出于自然，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表而出之，則為藝術。”將山水與不同思想修養、氣質特征、個性品格緊密聯系起來，使山水人格化、氣質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賦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過游覽山水達到娛樂、長壽的目的。儒家對山水的審美主要側重于山水的道德象征性。儒家的“君子比德”說是一種君子人格呈現的方式，“所謂比德，是指以自然物（山、水、松、竹等）的某些特點使人聯想起人的道德屬性，借為人的道德品格、情操的象征，因之賦予自然物以道德意義”。［3］孔子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君子比德”觀對后世用自然事物的特性來象征主體品質和人格的描述手法有著直接的影響。也就是說，外在世界是和我們的生活世界一樣的，是一個倫理化、道德化的世界，即從倫理品格的角度去觀照自然萬物，把自然物的某些“異質同構”的特質和人的品德、人格勾連起來。道德主體通過“比德”，達成了與自然物的直接對話和交流，繼而以自然物為范型、作寄托來進行人格理想的構建和人格形象的塑造。“比德”所孕育的審美人生境界，使主體自我意識升華到超然脫俗的詩化境界，給人一種至善至美的感受。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詩人描繪了一個幽靜寒冷的藝術意境，呈現了這樣一幅圖畫：在下著大雪的江面上，一葉孤舟，一個老漁翁，獨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釣。詩人向讀者展示的是這樣的內容：天地之間是如此純潔而寂靜，一塵不染，萬籟無聲；漁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漁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詩中老人應該釣的是一種孤獨，釣的是一種寂寞，釣的是一種孤傲的心境，釣的是一種理想和愿望，釣的是即將來臨的整個春天。

此外，從老人孤獨的垂釣中，讀者看到的是一幅優美的風景畫，一種深刻的哲理品味，一次詩人自我的內心的袒露，一種人格的閃光，一個超脫的身影。詩人那種在逆境中的倔強的態度、寧靜超脫的心境和孤傲狷介的個性，成為后代志士仁人追求的榜樣。把個人刻苦的自我修養與治國、平天下的偉大歷史使命相結合，成就一種具有光輝色彩的崇高的儒家倫理人格，這就是自然山水在儒家精神個人修養中的重要意義。荀子說:“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埠下，據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切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宥坐》）山水具有人的品德，故人類常用自然來比喻人的精神，也常從親歷自然中去感受天地的精神。儒家精神境界論有兩個內涵：一個是它的終極至上性，即與天道相聯系的“圣”的境界；另一個是它的經世致用性，即與人道相聯系的“凡”的現實。道德的內在性，即“內收”，特別把天道、神性與人的德性相貫通，把圣人與凡人相聯系，根本上使得君子的政治行為、社會活動、教育師道、道德勇氣有了天命、天道等超越理據的支撐，尤其是此超越神性意義的天就在人心人性之中，無疑增強了儒者的擔當意識，社會責任意識。如：蘇軾《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詞中描繪了一位奮力搏擊風浪的白發老翁的形象。他駕著一葉小舟，在狂風巨浪中搏擊，其實是儒家精神的表現，也是東坡自身人格風貌的一種象征，剛直不阿，坦然自適，在任何境遇中，都能處之泰然，于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氣。詞句豪縱酣暢，氣勢磅礴，出沒風濤的白頭翁形象，猶如百川匯海，含蓄地點明全篇主旨，給讀者以強烈的震撼。全詞描寫了浩闊雄壯、水天一色的自然風光，又貫注了一種坦蕩曠達的浩然之氣，展現出詞人身處逆境卻泰然處之、大氣凜然的精神風貌，充分體現了蘇詞雄奇奔放的精神特色。“比德”是儒家詩性的重要形式，它以自然物隱喻道德人格，化景物為情思而陶冶人格，具有直指人心的影響力和震撼力。“比德說”以山水的自然屬性比喻人的道德品質，以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去看待自然事物，使自然景觀人文化，在發掘自然山水的內在氣質之美中寄托人們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可以說中國古代人旅游審美的焦點不是集中于山水本身的自然美，而是集中于山水所附載的人文美。正如柳宗元所說:“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山水亦是如此。漢代劉向在《說苑》中也說:“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下之，其似有禮者。不清以入，鮮活而出，其似善化者。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圣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者所以樂水也。”山水的本真性體現了人的品性，人們常常在山水中發掘生命的真諦，以引導人們和諧健康發展。儒家人生不是“靜觀的人生”，是“行動的人生”，儒家精神是以成就人格精神為主的學說。一方面以創建兼備道德精神（仁、禮）與藝術精神（樂）的“文化中國”為社會理想；一方面又特別重視個體的精神自由，以培育與弘揚個體人格美為人生理想。儒家倡導的“為己之學”、“心性之學”，體驗到人人涵有一棵生生不已、休惕惻隱的仁心，強調價值之源內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萬物，注意到人有價值自覺的潛力與能力，確立了人格的尊嚴與個性的自由觀念，主張“為仁由己，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以這種“自本自根”的人生價值論啟迪人們自覺地、主動地、創造地成就自我的人格，內在地超越，由有限體證無限，由自然通往自由，達到一種安心立命的境界，這是儒家精神始終以人格美的培育為中心的原由。［4］錢穆說：“中國藝術不僅在心情娛樂上，更要在德性修養上。藝術價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所獲得，而更要在其內心修養之深厚。要之，藝術屬于全人生，而為各個人品第高低之準則所在。”儒家生命人格超越的愿望在于通過修身、正心、誠意之自我超越的“內圣”功夫，為自我在此岸世界建構一個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因此，生命的超越終歸還是價值的超越。

二、進取精神

作者將山水的游觀寫成山水作品，其間蘊含知識的認知，人生、事理的感悟，才情的激發，才性的展露。他們通過山水景物的內蘊、狀貌、結構、規模、變遷等，經由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心理功能作用，獲得盛衰、大小、興廢、修短、壽夭、古今、名實、窮通、得失、生死、榮辱等方面的感悟，從而啟發人生，實現自我的超越。旅游文學通過對自然的感悟、對自然生機的感應，充分表現出儒家對人生、對社會的積極進取精神。儒家以有所“立”為不朽。所謂“立”，就是對國家對他人有所貢獻，是從社會價值的角度來衡量人的價值，強調人的社會義務與責任，強調人對集體、社會的服從，蘊涵著“集體主義”的理念。把人的基本價值看作是“類”（集體）的價值，以對“類”（集體）有所“立”為評價個人價值的標準，這是儒家價值觀的最大特點。孔子很注重求不朽，并教人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當一個人身修、家齊之后，就要積極入世，投身于仕途，輔弼君主，竭忠盡智，披肝瀝膽，特別是在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尤應注重人事，兼濟天下，為社會建立功業，留傳后世。如：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上闋寫景，描繪了萬里長江及其壯美的景象。下闋懷古，追憶了功業非凡的英俊豪杰，抒發了熱愛祖國山河、羨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業的思想感情。通過對赤壁的雄奇景色的描寫，表現了詩人對三國的周瑜談笑破敵的英雄業績的向往，抒發了詩人憑吊古跡而引起的自己功業無成而白發已生的感慨。這首詞，描寫壯麗的景物，追敘英雄的人物，抒發激昂的感情，感慨古今，雄渾蒼涼，大氣磅礴，昂揚郁勃，把人們帶入江山如畫、奇偉雄壯的景色和深邃無比的歷史沉思中，喚起讀者對人生的無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嘆、哲理于一體，給人以撼魂蕩魄的藝術力量。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從個人人生觀的角度說，個人生活的目的應當是邦國和人民的安定、興盛。做到了這一點，就達到“仁”的境界，甚至成為圣人。作者希望建功立業、報效國家外，還對宇宙、社會、人生進行形而上的探索與思考，這種思考既有哲理上的又有藝術上的，然而把人生、社會、時間、空間的哲理思考與藝術形象緊密結合從而表現作者深邃神秘的宇宙意識與藝術意境。儒家之道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在安百姓中，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流露出深深的憂患意識，這種精神風貌連同平治天下之舉本身就是一曲雄壯的號角。如：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詞作借用典故抒發作者空懷滿腔熱血而壯志成空、碌碌無為的悲憤與苦悶，盤郁頓挫，字字摯情。但這種悲憤并不是絕望，作者那絕不甘沉淪的雄心，那愈挫愈奮的豪氣，躍然紙上。詞作充分地表現了儒家的剛健、有為、進取、入世的精神，體現出儒家直面現實社會，力求探索一條改造客觀世界的道路，即便是個人的修身養性，最終也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儒家從自然山水的勃勃生機中獲取生命的活力，并保持一種昂揚進取的精神狀態和奮發有為的志向追求。高山流水，代表著一種自強不息、奮斗不已、堅毅不拔、積極入世的精神。具有儒家精神的作者都有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向往建立功業。旅游文學展現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積極進取的入世態度，以人為本的道德精神，天下為公的大同構想，和而不同的兼容氣度，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躬行踐履的實干作風，格致誠正的精微體驗，修齊治平的博大胸懷，克己安人的自律儀范，重義輕利的仁俠風徽。孔子開創的儒家的價值觀，以人文主義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強調積極進取，投身社會事業。儒家效法天剛健之德、流水日進之象，確立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君子處世，應當效法有源之水，有本而后進，學而優則仕，修身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儒家是把對社會公共事業的關切看作自己的責任和使命的。這種把民族、國家的命運與自身緊密聯系在一起，作為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和肯定的價值取向受到世代人們的贊許，因而發展為歷代仁人志士的普遍心態，形成代代相傳的士風。

一、跨專業公選課《旅游文學》課程存在的問題

（一）無課程標準

高職院校教務管理部門對公選課的課程標準一般不作要求，婁底職業技術學院也不例外。我院跨專業公選課《旅游文學》無課程標準，如果仿效旅游類專業《旅游文學》的課程標準，就與跨專業學生期待通過公選課完善知識結構，提升人文綜合素質等目的不相適應。

（二）無配套教材

高校教務管理部門對全院性的公選課一般不提供教材，教師多數是自己找資料湊合成簡單的講義，有的甚至只拿參考書目錄，[1]用這樣的藍本教學，教學內容不是過于松散就是十分單調，真正想學知識的學生，聽課以后只會感到失望；有的則是搬用自己所教專業課程的教材或相近的專業課教材加以壓縮，進行概說，學生既感覺太專業，也激發不起學習興趣。

（三）優質教學資源貧乏

一、旅游文學的表現形式

（一）詩詞

詩詞用優美的辭藻，朗朗上口的節奏，平仄有序的韻律，引人進入一種超凡脫俗的境界，獲得理性的升華。如杜牧的《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描寫從長安回望驪山，嶺上樹木成蔭，花繁葉茂，其間宮殿樓宇聳立，遠望之下宛如成堆的錦繡。突出了華清宮自然與人文景觀相互交融的特點。又如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作者登上鎮江北固亭，面對大好河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嘆自己恢復中原的雄心壯志不能實現，從而抒發自己的一腔憂憤。由于這首詞，鎮江北固亭得以揚名。

（二）賦

賦，構思精巧，筆調細膩傳神，描寫景觀深動細致，從而抒發情感，塑造出的悠遠意境感人至深，因而使相關的旅游景點頗受游人關注。如蘇軾的《前赤壁賦》，通過泛游赤壁的所見所感，反映了作者由故作曠達到陷于苦悶，又由苦悶到解脫的思想過程。作者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風等景物，來抒發遺世獨立的曠達之情。文章描寫的黃州赤壁磯亦成為無數騷人墨客向往之地。《阿房宮賦》雖是借古諷時，即借秦始皇荒淫奢侈自取滅亡的史實，諷喻當朝皇帝唐敬宗大修宮室。但宏偉壯麗的阿房宮仍使許多旅游古跡游覽愛好者心馳神往。

（三）楹聯題刻

被稱為“華夏民族之搖籃，東方文明之濫觴”的陜西，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以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著稱，兼具“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的美譽。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中國不少文學作品都有一定的旅游屬性，如陜西當代文學作品中就蘊含豐富的旅游資源，文化、經濟與審美價值兼具。在陜西南北狹長的地域內，不同的人文歷史和地理環境中，孕育出風格迥異的不同作家群體。陜北作家的創作風格粗獷豪放，關中作家的創作風格深沉厚重，陜南作家的創作風格內斂細膩。來自不同地域的作家以不同的文學氣質書寫各自的故土家園，展示各具特色的鄉土文化，為從空間維度上開發利用陜西文學旅游資源奠定了基礎。

一、文學地理學與文學旅游

（一）文學地理學

文學地理學是文化地理學的新興分支，是用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文學的組成、風格和特色，探討不同地域文學表現出的地域特征和差異[1]。我國學者對文學和地理學間關系的關注和研究，大體可以追溯至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期。近代學者梁啟超先生最早提出“文學地理”的概念，開創了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全新視角。文學地理學研究文學和地理環境間的關系，把地理元素作為影響文學作品風格的主要因素，重點關注地理環境和地域差異對作家及其作品的影響及兩者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既包括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對作家創作思維和構思方式的影響，又包括作家在作品中對某一地理空間的創造性建構。作家所處的現實空間會對作家產生深遠的影響，會使作品呈現一定區域范圍內的共性特征；同時作家在作品中建構的虛構地理空間，是作家個人審美傾向和創作目標與現實地理環境有機融合的結果。

（二）文學旅游

文學旅游是文化旅游的重要亞類[2]。文學與旅游淵源深厚，隨著文學地理學和旅游美學等交叉學科的興起與壯大，文學與旅游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旅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活動，而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文學，因此，文學資源成為承載旅游資源內涵的重要載體之一。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學旅游資源概念的定義不盡相同，但對文學旅游資源外延的界定基本一致，即文學旅游資源與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學作品和作家密切相關，文學旅游資源屬于具有旅游開發價值的資源體系，而且體系的核心是作品和作家，其他資源都是在這一核心資源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3]。因此，可以作為旅游資源進行開發與利用的文學資源包括知名作家、經典作品、人物形象、情節內容以及故事發生的真實或虛構場所，這些因素也成為文學旅游產品的組成部分。

旅游與文學結緣歷史悠久，但旅游文學卻是改革開放以來伴隨我國旅游蓬勃發展而出現的新概念，其內涵和外延隨著旅游的發展都在不斷拓展。在大旅游語境下，廣義的旅游文學指內涵上以審美方式反映與旅游活動有關的內容的文學作品;外延上，不僅包括旅游者記錄旅游活動中見聞感受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也包括那些并非在旅行過程中創作但以景觀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作品及與旅游景點或旅游服務等相關具有實際功用的旅游紀實作品。湖南旅游文學則是以當今湖南行政區域為限在中國旅游文學里框定出的一個特殊研究對象。有人認為，“中國文學有一半是旅游文學”［1］1。此說雖有所夸張，卻揭示了旅游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大眾化、多元化的現代旅游使我國旅游文學的發展速度、規模及社會重視程度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態勢。然而，當前旅游文學研究中，與地域結合的闡釋明顯不夠，在地域文學研究中，從旅游角度的考察也普遍欠缺。以湖湘自然風物、風俗民情、歷史傳統為主要表現內容的湖南旅游文學，既是湖湘文化的傳承者也是構建者。從它展示的湖湘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環境，及其表層顯示的審美風貌和深層貫注的藝術精神，可探尋湖湘人及異域作家在湖湘這一地域文化場中發現美、體驗美、營造美的方式，了解湖湘文化在作家審美心理中的積淀，在現代性對地域性的削減遮蔽越來越明顯的全球化時代，為文學保持鮮明個性和生命力尋找生長點。湖湘文化作為統一的民族文化的豐富和補充，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中，仍穩定地保持著自己的獨特性，賦予了湖南旅游文學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意象符碼

唐浩明認為，“探索湖湘文化，不能離開兩個關鍵詞:一曰楚風，一曰湘學。”［2］楚風即楚地的風土人情，“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以屈原之作為代表的楚辭，就是形象地記錄楚風的典籍。據古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發現，湖南原為古越人和蠻、濮等民族的居住地，春秋戰國時，楚人、巴人等楚國境內的民族隨著楚國征湘相繼進入并逐漸成為湖南境內的主體民族。大約形成于春秋戰國中期，吸收了周邊地區尤其是中原文化精華，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楚文化，無疑是湖湘文化的源頭。湖湘文化在此基礎上，吸收南蠻、百越等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并在與中原華夏文化的交流中融合，經過兩宋時期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學派別———湖湘學派融會貫通而完成其自身建構，并隨著湖湘學說的傳播成為對我國宋以來尤其是近現代影響巨大的地方文化［3］。在此過程中，湖湘文化積淀孕育了一些內涵豐富的文化符號，它們與旅游主體的體驗、想象、情思互動相融生成一系列典型意象，活躍在湖南歷代旅游文學作品中，彰顯著湖湘文化獨特的形象特征與傳承活力。

1．楚騷屈賦———雅趣忠懷。

屈原流放沅湘是湖湘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典型事件，其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楚辭作品是楚文化的重要載體，借助其廣泛傳播，在歷代文人心里埋下了楚文化因子。他沅湘澤畔的行跡與歌吟叩問，更是借自沉汨羅的悲壯決絕完成了與沅湘山川甚至湖湘大地的完全相融，彼此生成互相成就。因此可以說，屈原是奠定湖湘文化底蘊的代表人物，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符碼［4］。人們置身這片神奇土地，耳聞目睹的任何物象都可能與屈原發生鏈接，從而使楚騷屈賦成為旅湘吟詠和書寫中不厭其煩的符碼，成為湖湘文化在旅游文學中最直觀的體現。劉禹錫“長沙地卑濕”的觀感及“屈平憔悴顏”的浮想(《謫居悼往二首》);李白“屈平詞賦懸日月”(《江上吟》)的欽羨;歐陽玄“欲作廟堂迎送曲，杜紅蘅碧盡離騷”(《過洞庭》)愁思恨縷對草木的灌注;李群玉“落日瀟湘上，凄涼吟九歌”(《湖中古愁三首》)的悲吟;釋惟虛“屈平詞賦在，騷韻不消磨”(《湘潭偶興》)、“詩社酒樓騷雅地，美人香草自風流”(《雨湖詞》)，“美人香草”、“騷韻”、“騷雅”楚騷文化的浸淫和流韻千古不廢……它們都源自對同一位先賢及其沅湘澤畔的行吟求索、懷石沉沙的悲壯自決的遙感共鳴，從賈誼的《吊屈原賦》開始，無論是異地入湘文人浸身湖湘山水間，還是湖湘本土文人重蹈屈原踐履之地，思緒都會自然而然地與屈原、屈賦等相關事象發生遙遠對接，或喟嘆悲悼其遭遇以比況自身，或贊其志趣高潔忠貞執著，或羨其藝術成就輝耀日月，屈原及其騷賦已成為后世旅湘文學書寫湖湘山川難以剝離的對象。

2．斑竹———至愛深情。

摘要：湖南山水秀甲天下，湖南山水文學隨之亦很發達。重視湖南山水文學的作用，可有效促進湖南旅游業的深層次發展。湖南山水文學具有鮮明的特點，具有較高的旅游價值，它是湖南旅游文化的精華，它對湖南旅游景觀的宣傳作用，能提高旅游工作者的文化素養。開發湖南山水文學旅游價值勢在必行。

關鍵詞：山水文學；旅游價值；頌山；詠水；文化素養

湖南山水秀甲天下，湖南山水文學隨之亦很發達。湖南山水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的南楚到明代，為古代湘楚文學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屈原、陰鏗、李群玉、胡曾、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第二個時期，從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為湖湘經世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齡前魏源、曾國藩、何紹基、郭嵩燾、鄧輔綸、王闿運等；第三個時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后，為資產階級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譚嗣同、陳天華、寧調元、易順鼎等；第四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歐陽予倩、田漢、丁玲、沈從文、張天翼、周揚、周立波、康濯、莫應豐、古華、譚談、孫健忠等。湖南旅游業的深層次發展要求加強山水文學的研究，重視山水文學的作用，以促進和發展文化旅游項目，增強在國際旅游業中的競爭能力。

一、湖南山水文學的特點

1.湖南山水文學的血液凝聚成濃郁的浪漫風韻。如楚辭中的離騷、天問、招魂，湘楚巫文化中的祭祀，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漆畫等，其不同于黃河流域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追求對稱和工穩，而是更跳躍、更激情、更浪漫。二千多年間，從屈原到歐陽詢、懷素，到王船山、魏源、曾、左、彭、胡，到譚嗣同、王闿運、齊白石，到黃興、蔣翊武、蔡鍔、，這種情懷和精神一以貫之。

2.湖南山水文學在“經世致用”學風哺育下具有廣闊的政治視野。“經世致用”，即重視實踐的務實精神，是實踐理性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參與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一普遍性范疇一旦與英雄主義相結合，就成為—種“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敢為天下先”的豪邁氣概，給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確的奮斗目標。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精髓，體現在人才類型上，湖南人才以政治、軍事人才為主體。近百年來湖南涌現出大批出類拔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摘要】文章通過對國內相關論文、專著的整理歸納，從旅游文化概念入手，通過對旅游文化基礎理論、旅游文化的特征、旅游文化分支學科研究的現狀進行評述，并在此基礎上揭示近三十年來該領域研究的問題與不足，對今后旅游文化及分支學科的研究提出有效建議。

【關鍵詞】中國；旅游文化；文獻綜述

早在三十年前，旅游文化已是旅游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之一。國內最早對旅游文化的研究，可追溯到1986年俞慈韻在東疆學刊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的《論旅游文化》。這篇文章以文化為切入點論述旅游文化的自身屬性與主體內容[1]。隨后郁龍余在1989年于旅游學刊上發表同名論文，主要論述了旅游和文化之間辯證統一的哲學關系并引發旅游學術界對旅游文化的廣泛討論[2]。兩年后，張復于在1991年出版了以旅游文化為主體內容的專著《旅游文化》，詳細界定了旅游文化的概念，研究范疇，衍生學科以及相關領域的應用，將旅游文化推上了學科的高度，并引發了關于旅游文化學的研究與討論[3]。

1旅游文化基礎理論研究綜述

近三十年來眾多學者對旅游文化的基礎理論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總和論、碰撞論、交際論、收縮論、三體論等[4]。總和論認為：旅游文化的依據是內在的文化價值，通過諸多旅游要素為依托，映射到旅游活動中的特殊文化形態，是人類整體旅游活動中（食、住、行、游、購、娛等）物質與精神文明的總和[5]。而碰撞論認為，旅游介體通過與旅游主體、客體相互碰撞最終生成物質與精神的總和就是旅游文化[5]。大部分學者認為，總和論這個廣義的概括是正確的，因為旅游的經濟活動是通過文化體驗消費而實現的，文化是旅游諸多要素的內核，不難推斷旅游就是一種文化活動。碰撞論所述內容描述了旅游文化的內含屬性，和總和論相比外延有所縮減，對于文化內容卻沒有體現。隨后，張海榮通過文學與民俗學的角度為旅游文化的概念進行界定提出了交際論。交際論定義了旅游文化為“非定居文化”，通過反面的視角給予研究者更大的研究空間[6]。收縮論是沙向軍對前三種觀點進行總結所提出的。他認為，引用大概念，是無意義的，旅游文化不能泛泛而論，只有收縮外延，才能更深入更具體的對其進行研究。因此，狹義的旅游文化概念更具有研究價值。最終，他把旅游文化概念縮減為人類精神文化的范疇之內，將其界定為古今人類在旅游活動中所積累的旅游觀念、思想、意識等精神文化[4]。在諸多旅游文化基礎理論研究中，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三體倫。很多學者的專著與論文都是以“三體論”為框架而構成的。“三體論”最早是由喻學才于2001年《旅游文化》專著中提出[7]，2005年王玉成在撰寫《旅游文化概論》的學術專著中引用了“三體論”作為理論框架[8]。所謂“三體論”是通過旅游的主體、客體、介體為研究出發點，認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體通過介體與客體交互而生的文化現象。綜上所述，20世紀80年代初期，旅游文化研究的啟蒙階段產生成果影響深遠，以至于后續研究很難在旅游文化廣義的大框架中跳出旅游加文化的大范疇。而20世紀90年代至今，除“三體論”對旅游文化的內涵及研究對象有所界定外，其余成果仍在定義中徘徊，鮮有建樹。近三十年來對于旅游文化基礎理論研究依然舉步維艱，甚至無法界定研究對象，更難達成共識，其原因在于眾多學者對旅游文化本質的誤解。于光遠在《旅游文化論》中提出：“不要只看中旅游的經濟屬性，更要重視旅游的文化屬性，旅游不僅是經濟活動，更是一項文化活動[9]。”

2旅游文化特征研究綜述

在中國文學地圖上，甘肅古代文學的地域特色無疑是十分明顯與獨特的。隴籍作家如東漢趙壹、王符，南北朝皇甫謐、傅玄，唐代“隴西三李”、“二牛”，宋代及以后如李夢陽、胡纘宗等，代表了甘肅古代文學風貌；此外王之渙、岑參等邊塞詩人，杜甫、范仲淹、元縝、李商隱等文學家、政治家，他們或是旅居隴上，或是從軍而來，或是來隴做官，都留下了相關絕唱，豐富了甘肅古代文學內涵，在文化旅游中具有多元價值和重要地位。

一、甘肅古代文學地域特色

反映獨特的地域風貌和山川風物“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盧思道《從軍行》）是西部典型氣候的寫照。“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胡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表現奇寒奇麗的景象；還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雄闊“，黃沙直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王之渙《涼州詞》)的悲壯，“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李白《關山月》)的勁拔警策，“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岑參《磧中作》)的蒼涼等。來濟《出玉關》、盧照鄰《隴頭水》、王之渙《塞下曲》、薛逢《涼州詞》等對“隴坂”、“沙塞”、“黃沙”、“九曲黃河”等甘肅特有自然風物的描寫，準確捕捉到甘肅文化的精髓。㈡體現特有的地域物產甘肅自古是名馬的養殖基地，馬文化是獨特的民族文化景觀，如西漢的《郊祀歌·天馬》、盛唐詩人張仲素的《天馬辭》、晚唐詩人翁綬的《白馬》等。還有苜蓿、石竹、鸚鵡、麝香、駱駝等隴物的記載和描寫。

如“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杜甫《山寺》）、“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杜甫《寓目》）。甘肅是葡萄、葡萄酒、夜光杯的主要產地，王翰的一首《涼州詞》,不僅是其生動的記載,而且把邊塞戰士的豪放曠達之情渲染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甘肅各民族有著悠久的酒文化，每個民族都有他們的“酒歌”，并伴有優美的舞蹈，如元縝的《西涼伎》。㈢傳達獨特的地域人文景象和精神隴人在與大自然感應交流中積聚形成了隴人獨特的精神氣質和人格魅力，作為詩文則自然流露出獨特地域特色。西部浩瀚的戈壁沙漠、連綿的群山培養了西部人豪放樂觀、直爽簡約、奔放流動、耿介正直、倔強頑強的品質；隴中隴東黃土高原積淀了隴人篤厚務實、和諧柔順、韌性頑強的性格；蘊育出隴人熱愛家園民族，關注民生疾苦的自覺而強烈的憂患意識。甘肅是古絲綢之路要塞，是東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地和中西經濟貿易黃金地帶，使隴人胸懷天下、謙虛包容、處世不驚、關懷蒼生的品格境界由是而生。

常年的民族戰爭煉就了英勇剛毅、尚武衛國的精神風尚，隱含的離別、望鄉情感表達對和平的向往，令人蕩氣回腸。如朱慶馀《自蕭關望臨洮》、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權德輿《嶺上逢久別者又別》等。又如趙壹《刺世嫉邪賦》、胡纘宗《白龍吟》《不寐》、張澍《天心篇》、任其昌《流民嘆》等。㈣具有強烈濃郁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特色甘肅自古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各民族既保留其文化獨特性，又相互融合成多元交融的獨特文化體系，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奇葩。所以一方面是“烽火照山燃，鼙鼓聲不斷”“、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的戰爭慘狀；另一方面是“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洛陽家家學胡樂”(王建《涼州行》)等民族融合的勝景。“刀劍作鋤犁，耕田古城下。高秋禾黍多，無地放羊馬”(唐·劉駕《田西邊》)是西部獨特的民族人文景觀的典型寫照。現存最早漢字記錄的少數民族歌謠《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體現出濃郁獨特的民族審美文化。諸如“西涼伎”“、胡騰舞”、“獅子舞”、“胡旋”等民族特有的歌舞，羌笛、琵琶、胡琴、畫角等特殊的西域樂器演奏、急管繁弦的場面等，都是甘肅文學所特有的表現內容。

二、甘肅古代文學的文化旅游發展意義

摘要：教育局的《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意見》中明確提到，高職院校培養人才的主旨必須在擁護黨的基本路線上，培養出德智體美綜合素質全方面發展的專業實用性人才，為一線的建設、管理、服務等行業做出貢獻。旅游專業的學生不僅要具備專業的技術素質，還要具備良好的人文精神素質、豐富的知識儲備和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因此，既要重視學生的基礎知識教育，又要重視專業課的教育。《大學語文》課程要融合育人內容，發揮育人功能。

關鍵詞：旅游專業;大學語文;核心素養;策略

一、高校旅游專業學生能力提升與《大學語文》課程融合育人的提出背景

隨著現在社會經濟與科技的快速發展，市場對于各領域內專業人才的需求逐漸增加。但是由于學習壓力大，學生在大學語文課本中所學的大部分是文學常識、主題知識和背誦名言。所以對于課文中更深層次的人文精神享受，學生沒有多余的時間去分析、欣賞。因此大多剛進入高職院校的學生，在人文精神的素養方面相對較弱。然而，旅游專業的學生比其他專業的學生對人文知識的要求與標準更高。畢業后，他們大多從事旅游相關工作，主要與人打交道，與各種人群打交道。因此，他們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人的工作”。大學語文課程是他們了解人性與社會的一種方式。

二、《大學語文》課程可以增加旅游專業學生培養核心素養的文化基礎

1.詩詞楹聯。大學語文詩詞楹聯部分的學習對旅游專業學生文化底蘊的提高有著很大的幫助。教材中的作品包括古代、現代、中外和各個時代。學生通過作品了解不同的國家和不同時代的文化特點，這對從事導游的講解有著很大的幫助。例如，華清池作為一個熱點旅游地，許多導游在對華清池進行介紹時就會引用白居易的《長恨歌》中的詩句“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這些詩句不僅描述了華清池的景點特色，還贊美了深受游客喜愛的“李、楊”的愛情故事。還有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對去黃鶴樓旅游的游客介紹時也可以用到其中的詩詞，使游客不但清楚了解了此地的由來，還會覺得導游的知識量充沛，人文底蘊豐厚，很有內涵。旅游專業的學生在講解中收獲了認可和自信，自然會增強主動學習能力和責任擔當，這就是核心素養培養的重要方向。2.人物傳記。大學語文課程內容中的人物歷史的閱讀了解，這對旅游專業的學生來說也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導游在為游客介紹杜甫草堂時，可以給游客介紹杜甫是為逃避“安史之亂”，攜家帶口由隴右（如今的甘肅省南部）入蜀輾轉來到成都。在友人的幫助下，在成都西郊風景如畫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之后茅屋落成，稱“成都草堂”。他的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狂夫》中提到的便是成都草堂。他在這里先后居住了將近四年，因曾被授“檢校工部員外郎”之銜，而又被稱作杜工部。之后嚴武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攜家帶口告別成都，兩年后經三峽流落荊、湘等地。杜甫離開成都后，草堂便傾毀不存。此后草堂經歷了屢興屢廢，最后終于在1952年全面整修后，才正式對外開放。這樣將杜甫的一系列事跡向游客進行簡單的描述之后，游客們肯定會覺得受益匪淺，并且隨著當下物質經濟的不斷滿足，游客對旅游的需求不再僅限于簡單的走馬觀花，而是希望得到更高層次精神上的滿足，所以就要求從業的導游人員必須具備更加豐富的知識儲備。豐富的知識儲備不僅用于滿足講解的需要，更是對導游人員自身素質和修養的提高，這對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至關重要。3.歷史典故。大學語文課程中有著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無一不是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社會和人性。例如，司馬遷所寫的《史記》為人們對不同時期的歷史人物的經歷與個性更為了解并熟悉。魯迅的《燈下漫筆》把國民真正的劣根性描述得淋漓極致。張潔的《拾麥穗》向人們展現了真正的純潔友誼。這一系列經典的典故可以加深學生對人性的理解，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同時，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生與不同層次的人溝通的能力。這是旅游專業培養學生具備核心素養中適應終身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必備品格和關鍵能力。4.文學常識。互聯網如此發達的時代，很多人已經到了提筆忘字的狀態，在線閱讀電子書，寫文章到百度，喪失了基本的中文讀寫能力。人們經常認為漢語是自身的母語，可以自然地說漢語，所以沒有必要發展自身的漢語表達技能，然而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尤其是對于旅游專業領域的學生來說，想成為一名合格的導游必須能說會道，《大學語文》集知識與技能于一身。它教授學生識字、詞匯、語法和修辭，以及大量的文學和散文、文學史，并逐漸將這些知識轉化為技能，轉化為閱讀、口頭表達和寫作能力。因此，旅游專業的學生可以借助《大學語文》作為工具書鞏固和實現夯實基礎知識、提高語言表達能力的有效途徑。課堂上，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有意義的閱讀，可以提高學生閱讀能力，通過閱讀，學生學習作家如何表達他們的思想，使用詞語和句子來更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思想。至于如何才能把景點形容的栩栩如生，如何才能讓游客更為滿意，這就需要注重平時的積累，并把作家的表達方式、看待問題的方式、名言名句牢記于心，這樣在形容的時候才不會語枯詞窮。只有耐心積累學習基礎知識與文學常識，才能升高自身的綜合能力，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旅游從業者。

摘要:目前對職業學校語文校本教材建設關注度不高，視為“雞肋”，如何編撰校本教材對于語文教學、專業教學有著重要意義，首先語文校本教材不單純是規定教材簡單延續和補充。也不應該另起爐灶，脫離職業教學的實際。如何做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統一并兼顧相關專業特點是筆者思考的問題。旅游管理專業語文校本教材的應定位基礎學科和專業學科的橋梁。

關鍵詞:校本教材;旅游;語言

旅游管理專業畢業的學生今后從事導游職業，一名合格的導游必須具備:熟練的景點講解技能，與人溝通、協調的能力。對于語言知識積累和口頭語言的表達有著比其他專業更高的要求。因此建設旅游專業語文校本教材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在校本教材建設思路上，我從地域文化視角出發，從基本的語言文字入手，把握文本的人文內容，然后再回歸語言，讓學生在與語言、人文的不斷對話中，交流、感悟、體驗、品味、積累、運用，從而讓校本教材人文性在語文工具(與導游工作結合)價值的實現過程中體現。

1注重地方方言俚語、口語的搜集

導游語言的運用和日常單純的口語交流又有不同的地方。導游語言“正確、清楚、生動、靈活”、是四大原則。一名旅游專業的學生，經過認真努力的專業學習，從語言表達來說“正確”和“清楚”的目標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到。但是要想做到語言的生動和靈活，則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別是講解有地域特色比較濃厚的景點時，如果能夠穿插一些地方的俚語和俗語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于其實好的導游語言應該雅俗共賞，因此校本教材可以有目的的收集一些地方俚語、俗語，并教會學生在講解過程中運用。而現在學生成長語境，對方言、俚語這一方面接觸較少，而傳統教材在對地域語言關注不足，校本教材正好可以彌補這一缺憾。這樣既更好的傳承了地方文化，也對導游語言有了鮮活的補充。

2編纂的文學作品更接地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