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影響范文10篇

【摘要】“詩圣”杜甫,與其祖初唐著名詩人杜審言,在詩學淵源上還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杜甫的詩歌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核、藝術特征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審言的影響。這種影響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傳承等方面。

【關鍵詞】杜審言;杜甫;儒學傳統;詩學傳統;詩歌藝術;影響

眾所周知,杜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后人常常評價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這讓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審言的詩歌營養。現從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等方面來探討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

一、家風、家學承襲

(一)儒學傳統的影響

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學傳統可以追溯到他的遠祖杜預。杜預是晉代名臣兼名儒,并且還是《左傳》研究專家。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稱頌先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為仁!”。對于祖父杜審言,杜甫更是推崇備至:“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1]。杜甫對于儒學的信仰直接承杜審言而來。杜甫的《進雕賦序》言:“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審言,杜甫對杜審言的崇敬,加上主動的學習,使得杜審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潛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對儒學的信仰。

一、網絡對詩壇的改寫

詩歌公共傳播媒介迅捷發展，使傳統單一的政府審批的紙質媒介拓展到民間刊物、官方紙質媒介和網絡媒介等詩歌立體傳播媒介。官方紙質媒介一般分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上半月刊為傳統刊物，下半月刊一般是“官方刊物＋詩人掛帥＋民間資本贊助”的詩歌運作方式，民間刊物則基本上都是詩人通過各種贊助自發編輯的紙質印刷品，民間立場的加盟使得詩歌從廟堂之上轉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詩意化追求。《詩歌月刊》第一個在網上正式安家落戶，《星星》詩刊、《詩潮》、《詩選刊》、《揚子江》、《綠風》等刊物緊隨其后，官方詩歌刊物對網絡詩歌的指導性參與及肯定性認同，推動了網絡詩歌的發展，網絡詩歌已成為紙刊的選稿基地。更重要的是，網絡媒介的發展使得詩歌、詩歌刊物都紛紛走上了網絡詩歌媒介的發展路徑，而詩人也紛紛建起了個人詩歌博客，黃遵憲當年倡導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牽拘”的詩歌寫作模式如今完全實現。

同時，網絡詩歌在傳播途徑上也更為自由順暢，網絡的出現打破了傳統詩歌媒質編輯和傳播的單一結構以及壟斷性地位，詩人不必因為美學旨趣、編輯口味、刊物規范等問題有意迎合刊物的口味。可以說，民刊的出現，使更多的詩人創作得以肯定、傳播和被人接受、閱讀，詩歌的生態環境日益自由寬松，文本創作也更具個人性和自由化。瓦爾特·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TheWorkofArtintheAgeofMechanicalReproduction）中所勾勒的景象在網絡化得詩歌時代皆以實現，本雅明認為，所有的讀者都變成了作者，讀者、作者和批評者頻繁互換，沒有專家和權威，在“眾聲喧嘩”中到處是虛擬情境，意義不穩定的碎片，即時交流，新風格和新經驗的書寫，不連貫，胡鬧，主體變形，重復，震驚。這些場景如今都以網絡在場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網絡的崛起以及詩歌網站、個人博客的興盛，為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它有效地解決了詩歌在這個時表和出版難的問題。網絡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在虛擬空間賦予了詩人、詩歌愛好者平等自由的話語權及對話權，任何人，只要你愿意寫，都可以在自由、平等、開放的網絡和博客空間發表，而且立即獲得他人的關注和回應，在短暫的過程中你迅速感受到了成果發表和被人關注的喜悅和快感，大大刺激了詩人的創作激情，從而使很多新詩人迅速進入詩歌界。

但不可避免，網絡也給詩歌帶來了負面性。網絡藝術是一種數字化的虛擬藝術，它只存在電腦空間（賽伯空間，cyberspace）之中。在雜語并存、多元共生的后現代語境中，網絡改變了我們“改造世界”的生活態度和生存姿態，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方式和表達方式。網絡話語的空前自由，使詩人從單一封閉的時代開始入一個有更多機會表演和宣泄的時代，使得網絡詩歌寫作更即興、更簡單、更個性、更隨意，網絡詩歌創作不受任何束縛，而且發表的“門檻”低，有的詩人或詩歌愛好者缺少相應的自制力、道德力、責任力和專業力，隨意在網上書寫所謂的“詩歌”，把詩歌的性靈、責任、美學全部拋棄，剩下的只是“順口溜”、口水化，甚至是一些“色情詩”，如此也加劇了詩歌被貶抑的發展狀態，致使出現詩歌惡搞現象。當然，詩歌惡搞現象是詩歌愛好者對于1980年代中后期已降中國當代詩歌日益泛濫極端不滿的“集體暴動”和渴求新詩規范和精品詩作出現的文學訴求，是對惡心的口語寫作和下半身寫作的“集體清算”，是對意象清新朦朧、韻味自足的現代漢語詩歌回歸的渴盼，詩歌愛好者以靦腆的懷舊情結和極端的訴求方式對抗迫使美好傳統日益淪喪的后現代秩序，從而還原日常生活和美好傳統的審美訴求。

一般說來，網絡詩歌以其平等性、邊緣性、開放性、互動性、自由性及民間性，使詩人和讀者擺脫了傳統詩歌話語中編輯權力對詩歌本體的遮蔽、過濾等干預性處理。詩歌不僅是文人雅士、陽光白雪的創作，也是普通細民、下里巴人參與日常生活的有感而發的情感吟誦。“網絡詩歌”已經走向了當代詩歌場的舞臺中心，并初步確立了自身的法則，在參與者、組織形態、交流方式和交際功能等上參與了詩壇的建構，他們拋開了“社會面具”和“審美焦慮”，盡情地在網絡世界里抒情寫意、感慨人生。尤其重要的是，在網絡詩歌創作中，女性與男性詩人共同參與到虛擬空間中的詩歌書寫。

二、博客時代下的“新紅顏寫作”

論文關鍵詞：王維心態詩歌風格語文教學

論文摘要：本文從王維前后期心態的不同論析心態對其詩歌風格的影響。詩人前期樂觀向上、積極仕進極富盛唐之氣，其詩歌豪邁、壯逸；后期他參禪入佛，詩風也更加靜逸、恬淡、平和。

王維(公元701一761年)，字摩詰，祖籍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其父遷家蒲州(今山西永濟)，遂為蒲州人。父親早逝，母親篤信佛教，對王維影響很大。王維聰穎多才，21歲中進士，為大樂丞，因屬下伶人擅舞黃獅被貶為濟州司庫參軍；后得張九齡賞識，擢為右拾遺，后升至吏部郎中、給事中等，又受張罷相牽連被派往邊地慰軍，并留滯節度使幕為判官；安史之亂中陷賊并被迫做偽官，兩京收復時因此獲罪下獄，因其曾寫反亂思主之詩《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縉請消己官以贖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責授太子中允，后累遷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王維一生中最大的那次變故，成為他人生的分水嶺，形成了他前后迥異的心態特征。這兩種不同的心態特征又作用于其詩歌創作，使之在題材擇取、風格境界等方面呈現出差異。人們往往根據其心態變化所引發的題材、風格變異，將其詩歌創作以40歲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本文重點著重分析其兩種心態下詩歌的不同風格。

盛唐開元時期，由于國力強盛，整個社會意識呈現一種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熱情與想象，形成了宏大雄壯、慷慨激昂、積極進取、朝氣蓬勃的盛唐氣象，這種奮進的社會意識除了歸因于唐帝國繁盛的物質基礎外，還在于其深厚而富饒的文化、美學土壤。遠溯先秦兩漢悠久而優秀的文化積淀，近承魏晉南北朝充實自由的審美心靈滋養。遠古文明的積淀，華夏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交流，社會心理意識的互匯交融，培育成更為恢宏的盛唐氣質。這樣，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社會意識以至遠古記憶特別是那種欣欣向榮的時代情緒，必然會滲透在每一位藝術家、詩人的內心。作為開元詩壇的領軍人物，王維自然會受到整個時代風貌、社會意識的審美心靈啟迪，進而形成積極進取、昂揚向上的心態。這種心態影響到他的詩歌風格，在他的詩中，那種昂揚的精神風貌與壯闊的襟懷抱負在邊塞詩里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在他的筆下，我們可以感受到“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須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老將行》）的壯懷激烈，“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

與邊塞相關的前期送別詩也同樣極富盛唐氣。王維有送別詩70余首，占其現存全部詩作的五分之一。其送別的對象主要是兩種人：一是同鄉，一是同僚。送別事由多是友朋赴邊、遷謫、落第和歸隱之類，其詩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祝愿的常規和常境，借機發表對時事的看法，開明政治的向往，表現出積極入世的建功理想。他的送別詩一般都能別開生面，境界奇高，表現出踔厲奇發、壯亢激昂的風格特征。

我們也能在王維早期的山水田園詩里感受到盛唐時代人們自信樂觀的氣概、浩然開闊的胸懷，這種氣概與胸懷投射到詩人筆下的風景物貌，掩抑不住一股強烈的壯逸之氣。如：

論文關鍵詞:歐陽修儒學思想詩歌創作詩歌風格

論文摘要:采用文獻分析、比較互證等方法,探究歐陽修的儒學思想與其詩歌風格形成的關系,結論認為:歐陽修經世致用的獨到儒學見解,為其詩歌創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實作用。他以政治家與文學家的雙重身份進行創作,令詩歌表現出內容的擴展性,風格的議論性及以文為詩、平易流暢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詩歌的面貌,也為宋詩風格的逐步形成,創造出自由縱橫之廣闊天地。本文由中國論文聯盟

蘇軾對歐陽修評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這正可說明歐陽氏深刻精辟之儒學見解和獨具特色的儒學思想。對中國傳統學術史而言,文史哲本為一體,那么歐陽修的儒學思想與他的詩歌創作之間又有哪些關系呢?思考這個問題,更能深刻把握歐陽修詩歌創作逐漸深化和豐富的過程,以及對宋代詩風產生的深遠詩學意義。

一、對“人”的關注與詩歌內容的擴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來鞏固新生帝國,以加強集權統治。但這時的儒家思想隨著隋唐時期佛、道的發展,已日漸式微,它的作用和影響也遭受了巨大沖擊。這種思想上出現的混亂狀況,令有識之士有所警覺。恢復儒家道統,復興儒學,成為這些人首當其沖的任務。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中,歐陽修身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負起了對儒家思想價值重新認識和闡釋的艱巨任務。在他看來,儒家之道不僅僅只是維護封建社會的一套具體制度和道德規則,它除了講究禮樂刑政和道德仁義之外,還應該經世致用,關注現實、關注社會。他認為儒家之道決不是玄之又玄,無法追求的東西,它蘊藏于百姓日用之間,社會政事之中,包含了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與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戚戚相關。不難看出,歐陽修是一個儒學的實踐家而非純粹的書齋學者,在主張貼近現實生活與實踐的基礎上,他對儒學關注的落腳點,在以往對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關注人,以人之常情為出發點,以人事為歸宿。他不僅對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體察,也將圣人拉下神壇。在歐陽修看來,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遠。”圣人之道蘊藏于百姓日用之間,正是:“教人樹桑麻,蓄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規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習性,是人類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態與認識方式。

詩歌是文學作品中的一種，有人稱之為“文學藝術中的皇冠”，是比較獨特的、高雅的語言藝術和情感藝術。在優秀詩歌作品的學習、鑒賞和詩歌創作中，可以讓人陶冶情操、鍛煉寫作、開發發散性思維，從而在提高想象能力、創造能力、駕馭語言文字的能力、組織社團活動能力以及進行社會調查和采風能力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和學生，如果有了這方面的文學素養，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詩歌藝術的學習與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勞動。這種創造，能使人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開闊視野，增強想象力，容易產生出創造性成果或獨特而新穎的思想火花。想象，是詩歌藝術騰飛的翅膀，我們讀詩、寫詩，都離不開想象。這與生產土的技術革新、發明創造時的想象有相通之處。因此，有專家認為:科技與藝術本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詩歌藝術對語言的表達和鍛煉有著獨特的要求，即采用形象化語言，講究意象和意境的創造。詩歌是眾多文學藝術中文字最少、語言最精煉、時空跨度最大、觸及人們心靈最形象迅速、最自由靈活的文學形式。詩歌語言本身帶有藝術性，也就有了生動性。論情感，有抒情性;論力量，有號召性;論節奏與音韻，有音樂感;論結構，有建筑性;論表現，可明朗或朦朧;論傳播，有廣泛性;論時效，有長期性。人們在口頭、書面乃至影視、網絡通過詩歌表達思想情感，其效果比起干巴巴的說教，模式化乃至假大空的報告與文章，可謂天壤之別。

詩歌藝術的魅力并不亞于其它形式的藝術，且與眾多藝術和非藝術領域有著密切的聯系。諸如與同屬文學范疇的小說、散文、雜文，與影視、戲劇、音樂、美術、舞蹈、書法、攝影、建筑、廣告、時裝、哲學、宗教都有姻緣，都可融匯貫通。只要注人詩的成份，或取其詩的營養，都可能使手中的作品熠熠生輝。有一定形象思維能力的人，隨時都可從人們熟視無睹的生活中捕捉到詩意，從而起到美化生活、提高生活質量的作用。

詩歌藝術教育在現行教育教學中的淡化是顯而易見的。窺一斑見個豹地反映了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長期冷峻的對峙。詩歌多年來在教材選用卜所占比例很小，學生大考小考都難考詩歌，即或試題中出現一點基本常識，也僅僅是點綴。詩歌藝術教育很難在教學中有立足之地。是詩歌藝術的難度使教師望而生畏，還是教材編寫者本來就不當一回事呢?是人們只用”平常人”眼光對待詩歌，還是用偏執而猜隘的政治標尺來衡量詩人及其作品呢?

詩歌藝術的發展，是推行素質教育的一個良機。縱觀中國歷史，凡遇國盛民倡時期，詩歌都有一個飛躍與發展。即或國家遇到災難，詩歌如冬天的草木，冰雪下也要孕育一個新的春大。“”期間，“天安門詩歌”的出現就是例子。更何況，在新中ly]誕生后，中國詩歌在國家領導人的鼓勵下，己經或正在廣泛而深遠地影響廣大詩歌愛好者—中國革命的人民領袖，是一位杰出的詩人，、董必武、、等國家領導人都有詩集或詩文集問世;主席參加聆聽“中華唐宋名篇音樂朗誦會”，并發表了兩首絕句，也為詩歌藝術發展伸出熱情之手。河南“中國詩歌林”和湖南“中國常德詩墻”的誕生，《全唐詩》、《個宋詞》最完整的新問世，《詩學大辭典》的出版發行，個國各地詩歌社團組織的誕生與發展，中外詩歌藝術頻繁的交流，中學語文新教材突出審美性、情感性以及閱讀內容的充實和篇幅的增強，都為詩歌藝術教育鋪展了廣闊的天地。

論文關鍵詞:曹操英雄情結詩歌風格

論文摘要:曹操是漢末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他的一生都蘊育著濃烈的英雄情結，反映到詩歌創作上，則形成了“慷慨悲涼”的總體風格。

晉人陳壽《三國志·武帝紀》中評價曹操:“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認為曹操是漢末三國時代政治和軍事上的一個真正英雄。這與后世許多的文人斥之為“奸臣”、“漢賊”有些矛盾，這可歸結為是中國歷史上不同時代的價值判斷標準和倫理道德取向存在著很大不同，以及不同評價者之間也有差異造成的。盡管這樣，但不可否認的是，總結曹操“人生幾何”的一生，他的身上始終都蘊育著非常濃烈的英雄情結。這是由于漢魏時期特殊的社會氛圍和曹操個人的獨特經歷，以及他內心世界對生命價值的不斷追求所造成，當反映到曹操的詩歌創作上，也就形成了“慷慨悲涼”的總體風格。

何謂“英雄，’?三國時劉邵《人物志·英雄》日:“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換言之，英與雄也就是智與勇，是既有遠見卓識又勇武過人的人物。中國古代英雄是指那些在現實社會中不重天命，僅憑個人的高度創造才能與后天奮斗努力而建功立業的杰出人物，并最終成為封建政治體制中杰出的文臣武將與創業帝王。

中國古典英雄概念孕育于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有著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其生成過程也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歷史時期。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則在漢末三國時代。東漢桓、靈帝兩次黨錮之禁，加深了皇綱不振、宦官與外戚專權的黑暗政治局面，而代表社會良心與政治監督力量的清流，其以儒林清議方式參政也宣告徹底失敗。這些不但引發了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也使西漢以來以儒家封建綱常倫理為核心的道德價值觀念系統趨于崩潰，君權神授的天命觀嚴重衰落。整個社會層面的道德意識空前淡薄，圣賢觀念衰微，圣賢不再成為社會崇尚的對象。而被人們寄以厚望能撥亂反正的英雄人物，就成為當時社會上世人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

當圣賢所代表的天命、道德不能撥亂救世，強調個人才智至上的曹操等漢末英雄應運崛起，英雄崇拜遂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文化思潮，英雄概念也就取代圣賢而成為時代的核心概念。故“以曹操為典型的漢末英雄群體的崛起，不但直接影響到中華民族歷史上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也標志著漢末三國英雄時代的開始。

【摘要】在現代社會發展理念的影響之下，教育工作者在對教育工作進行部署和安排的過程中，也積極注重理念、方法、制度等各方面內容的創新，通過學科屬性的了解，進一步的注重學生學習潛力的開發，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具體到高中語文詩歌語言教學中美育策略的分析中來，主要是通過詩歌教學與語文教學的結合，進一步的在課程開展中對美育的詩歌教學實踐活動進行穿插，這樣可以為課程教學增色添彩的同時，不斷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

【關鍵詞】高中語文；詩歌教學；語言教學；美育策略

注重高中階段學生詩歌鑒賞能力的有效提升，并把握詩詞欣賞能力的挖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握學生未來的學習方向，不僅可以構建更為科學的人文素養，也可以在人文關懷等相關理念的影響之下，使得語文教師更加重視詩歌語言教學存在的主要價值。所以，本文在對這一課題的重點內容進行探究的過程中，將重點分析高中語文詩歌語言教學美譽策略創新與優化的重要價值，通過教學成效的進一步工作，不斷把握學生具體的學習情況。

一、高中語文詩歌語言教學美譽策略實施的重要意義

從古展進程的角度來分析，我國詩歌就已經有著較早的發展歷史。比如，在春秋時期的《論語》中這樣記載，“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這也說明詩歌教學是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價值的，而在現代教學理念的影響之下，教育工作者更加注重學生學習素養的提升，也就認識到了高中語文詩歌語言教學美育策略采取的重要價值。首先，積極把握詩歌語言教學，可以更好的強化高中語文這門學科的學科地位，通過學生創新思維的培養，使學生可以在美好詩歌佳作的影響之下，進一步的了解其具體的思想意識情感體驗，在唯美詩歌意境之下感悟詩歌的美好。第二，中國詩歌語言教學美育方法的創新，可以從實踐的的角度入手，重點強調詩歌單元講解的科學與合理性，其作為初中語文與高中語文學習的紐帶，可以更好的幫助學生構建完善的思維體系，學生可以積極主動健康向上的把握知識內容，才能夠及獨立自主的利用自身掌握的技巧解決相關的問題。第三，注重詩歌語言教學，也可以彰顯我國傳統文化的魅力，通過知識精髓的進一步傳授了解詩歌知識存在的背景區和歷史發展進程，對于現代與古代知識內容的有效銜接也具有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

二、高中語文詩歌語言教學中美育策略等內容分析

內容摘要：古代詩歌是我國悠久歷史文化的剪影，也是我國文化發展歷程中濃墨重彩的一幅畫卷。朗朗上口的韻律、情景豐富的采寫、深刻入微的哲理、濃重飽滿的情感都使得古代詩歌長久不衰，時至今日，古代詩歌仍顯得十分精致雋永。作為我國語文教育體系中固有的一部分，大多數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于古代詩歌的音樂美、形式美與畫面美都有著深刻的體悟。而對于我國古代詩歌中所蘊含的哲理，部分學生則沒有進行細致的考究。本文主要就中國古代詩歌藝術中的哲學智慧進行了鑒賞，以期為相關人員提供一定啟發。

關鍵詞：中國古代詩歌;哲學智慧;分析鑒賞

隨著時代的更迭，社會主流藝術形式將發生一定的轉變。但無論在什么時代，文學藝術都將在藝術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這與民眾的精神追求具有密切聯系。在民眾物質生活日漸富足的當下社會，其精神需求則顯得愈發強烈。作為文學藝術中的重要分支，詩歌藝術之于民眾生活的影響十分細致全面。從學習到思想，從談吐到性格都可以窺見詩歌藝術的影子。而探究這一現象的根本，詩歌的哲學內涵則是其強大影響力的重要推動因素。鑒于此，對我國古代詩歌藝術中的哲學智慧進行深度發掘便具備了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古代詩歌所映射出來的生活哲理

哲學是人類生活中精神智慧的集中體現，其不僅反映了人類的思想還反映了人類的價值與終極關懷，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類的行為方式。蘇格拉底將哲學比喻成最高的詩，在我國古代文化當中，詩是一種主流的文學形式。其具備韻律美、意境美與情感美，且其韻律、意境與情感均不拘泥于特定的表達形式，在我國古代詩歌當中韻律、意境與情感的種類及其表達方式呈現出了豐富多樣的特性。鑒于此，詩歌成為了表達文人自身思想的優良載體。透過詩歌文字的表象，我們可以窺見其深遠的哲學內涵，從而引領我們準確地體悟生活。我國古代詩歌的哲學思想寄寓在故事之上，由此達到深入淺出的效果。例如在李白的《贈汪倫》、《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詩中都對朋友送別的場景進行了細致的描寫，雖與友人的身份有別，但朋友之間的情誼仍難能可貴。而這之間的哲學意味在于詩中所折射出來的“朋友之間理應肝膽相照、坦誠相待而不被境遇所左右”的道理。將這一道理引申至現代生活當中，這類詩歌中所折射出來的哲學道理就教會了我們如何處理朋友之間的關系。通過這類事例可以看出，我國古代詩歌的哲學智慧具有一定的現實作用，其中的哲理能在潛移默化之中轉變大眾的思維方式，從而改變其為人處事的態度。

二.古代詩歌對于事物關系的理性分析

［摘要］詩歌與電影分屬不同的藝術門類，有著不同的美學范式和構成要素。但詩歌與電影都是包容性非常強的藝術，一方面，詩歌進入電影，給電影帶來了無盡的意蘊生成空間，電影借助詩歌的因素豐富自身;另一方面，電影進入詩歌，也以自身的方式重構了詩歌。詩歌“脫離”紙媒，走進光影的世界，通過影像載體得以重新呈現、闡釋，獲得了新的詩學生命。本文對詩歌與電影的雙向互動做一個大致的觀照和描述，以期對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關鍵詞］詩歌;電影;雙向互動;影響

電影發展之初，在我國被稱為“影像的戲”，“影戲”傳統使人們習慣了從戲劇和小說的角度言說電影，許多小說戲劇作品也常常成為電影改編的資源。事實上，百年影史上每一次思潮涌動，背后都有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影子，以至于在新時期“回到電影本身”的歷史語境下，有論者提出要讓電影“丟掉戲劇的拐杖”。對社會歷史事件的統攝、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和鮮活的形象塑造，使小說戲劇作品的電影改編具有天然的優勢。在學界，有關小說與電影、戲劇與電影關系的論述也是屢現書章，各具新意。相對而言，關于詩歌與電影關系的探討則是比較薄弱的。藝術是相通的，詩歌與電影概莫能外。詩歌與電影的不期而遇，不止是創作關于詩的電影，抑或吟詠出關于電影的詩歌，而是在于二者互相照亮，在藝術精神的雙向互動中使更多意味的審美風格與存在方式成為可能。

一、詩歌對電影的影響

(一)詩歌成為電影改編的資源。眾所周知，電影改編的主要文學體裁是小說和戲劇，但這并不意味著詩歌不能成為電影改編的可用資源。縱覽國內外電影史，將詩歌搬上銀幕的事例屢見不鮮。《荷馬史詩》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高昂的英雄主義和各具神韻的人物形象，成為電影改編的熱點。在國外，《奧德賽》《特洛伊》《新木馬屠城記》等影片，都是以《荷馬史詩》為藍本，力求在銀幕上重塑經典。此外，諸如《浮士德》《葉甫蓋尼•奧涅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嚎叫》等經典詩歌作品都曾相繼在銀幕上出現。在我國，漢末樂府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也多次被改編成電影與觀眾見面。從1939年的電影《木蘭從軍》到迪士尼動畫《花木蘭》，再到2009年版電影《花木蘭》，那個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巾幗英雄的形象，無一不是源自那首北魏民歌《木蘭辭》。20世紀80年代的電影《一個和八個》則是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長詩。這些古今中外經典詩歌進入影像，并被賦予精彩的再創造和新的闡釋，從而豐富了電影的寶庫。(二)詩歌進入電影，詩歌的創作手法和表意方式被電影所用。詩歌和電影有著不同的美學范式和構成要素，給接受者不同的審美感受。另一方面，電影是包容性非常強的一門藝術，它常常敞開自身，借助詩的創作手法和表意方式，來豐富自身的多向度表達。象征是詩歌創作的基本藝術手法之一，詩人在創作時將抽象思維具體化、形象化，激發人的無限遐思。在電影中不難看到詩歌的象征手法的運用。在我國“十七年電影”中，常出現“雄雞”“紅日”“戰旗”“青松”等有著明顯象征意味的意象，這些意象往往源于詩歌。電影《黃土地》中腰鼓舞和求雨場面，象征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又如《紅高粱》中遍野的紅高粱，則象征著生命的張揚和人物激情迷蕩的愛情歷程;再如《阿甘正傳》中主人公的奔跑等，都是意味深長的象征。象征手法在這些影片中的出現，既能“托義于物”，委婉、含蓄地表達作品的思想感情，幫助觀眾更好地理解主題，還能夠增強作品的表現力。“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歌重在抒情，強調營造情景交融、虛實相生而又韻味無窮的詩意空間。電影常常利用詩歌的這一特點，使之成為凸顯自身魅力的有效手段。電影《城南舊事》以李叔同的詩歌《送別》的音調作為主題音樂，恰好烘托了影片“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之情調，又有一種空幻的氛圍，暗示了影片的主題。電影《林則徐》中林則徐和鄧廷楨的江邊一別，頗得“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之情致，而在《巴山夜雨》中，航船在三峽之中行駛，目送不斷遠去的群山，讓人頓生“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感。此外，詩歌常常成為一部電影的敘事結構、推動情節發展、塑造人物形象的必要因素。比如，在電影《人到中年》中，出現了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一詩，表達了主人公陸文婷在生命垂危時對青春愛情的回顧，對生活的憧憬和和對生命的留戀。詩人翟永明親身參加了《二十四城記》的拍攝，也使這部電影留下了深深的詩歌印跡。這部電影中出現了許多詩歌，如歐陽江河的《玻璃工廠》、葉芝的《隨時間而來的智慧》和《潑了的牛奶》、曹雪芹的《紅樓夢•葬花詞》、萬夏的《本質》等。詩歌在電影中以黑屏字幕重復出現，并以自身形式觀照人物命運和敘事進程。電影成功地融合了詩歌，二者相互闡發和照亮，使得一種“陌生化”的敘事效果成為可能。(三)詩化電影的發展。在光與影中呈現詩意。正如路易斯•布努艾爾所說:“電影的發明是為了表現已深深植入詩歌的下意識。”在詩意的感受與想象中進入電影藝術構思的現象很常見。比如，費穆的《小城之春》的創作就是從蘇軾的《蝶戀花》詞中獲得靈感和構思，這部電影也成為中國詩化電影的典范。詩化電影，或者說“詩電影”，并不是一個電影流派，而是一種電影創作方法，一種電影風格。詩歌藝術對于電影創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種影響從小處來說，可能是一種技巧形式;從大處而言，也可能是一種總體的藝術觀念和審美風格。詩電影將電影的特征等同于詩，主張用“詩的語言”拍電影，注重聯想、隱喻、象征、節奏等詩的創作方法在電影中的運用，追求電影的詩學風格。縱觀中國電影發展史，每個歷史時期都出現過將詩與影像結合得融洽與美麗的詩化電影，這使詩化電影構成了一條清晰的發展脈絡，成為貫穿中國電影百年的一個經典系列和傳統。由于時代和政治的因素，這條脈絡在發展中注定不能成為主流，但不能否認，正是由于詩化電影的實踐努力，中國百年影史雖是屢經挫折，卻總有一種溫潤和美麗流注其中，給觀眾帶來另一藝術世界和美學風格。

二、電影對詩歌的影響

【內容提要】:高中語文詩歌教學是修訂后教材中一項重要的內容，但師生卻對詩歌學習持排斥的心態。改變這一現狀，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傳統的教學習慣和方式。本文提出高中語文詩歌教學實施自然學習法，概括而言，就是不再強求學生的課前預習；課堂的齊聲朗讀；分析鑒賞中統一、明確的結論。而是用教材陌生化引起學生好奇心，創新導入激發興趣；注重自讀、涵詠；尊重學生的個體領悟來提高學生鑒賞能力。從而達到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讓詩歌教學真正成為文學教育、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高中語文、詩歌教學、自然學習法

高中語文教科書經過全面的修訂，充分詮釋了當前課改的方向。詩歌作為一項重要的教學內容，被重重的安排在03版的教科書上。從全套教材結構看：《詩經》、《離騷》、漢魏晉詩歌；唐詩、宋詞、李杜詩歌；中國現當代詩歌、外國詩歌。古今中外的詩歌全面滲入高中語文課本。但我們的詩歌教學卻陷入了尷尬。詩歌難講，知識點難落實，許多老師感到講授的深度很難把握；學生也感到非常不適應。最富有浪漫氣質的詩歌成為了教學上的一雞肋，師生對詩歌的學習產生了排斥心理。我們知道，詩歌的學習，能陶冶情操，純凈心靈，提高文學素養。無疑將詩歌大量地選入課本，方向肯定正確。那癥結何在？

從理論上分析原因：這說明新教材傳達的教育理念與我們多年習慣的教學思想發生了劇烈的沖突。高中語文教材的主編之一顧振彪先生就此分析說：以前我們的語文課本，突出的是政治性、同一性，忽視學生的個性和人文素養。這次基礎教育的教材改革正是為了糾正這種傾向，要通過文學教育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人文素質、審美能力和文學的底蘊等等。讓文學教育真正能培養人，培養個性，培養人格。（中國青年報2002年1月12日）

從教學方式來分析：詩歌的學習既具有鑒賞文學作品的基本特點，同時，又由詩的本質所決定。詩歌具有自己的特殊規律。詩歌以其凝煉性、抒情性、音樂性等特點決定了它自有的教學模式和學習方法。如果學生還只是單純地追求矛盾沖突，情節人物，只是細究字句的修辭。還不會透過詩歌整體去體味揣摩“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還沒有產生對詩歌的激情、敏感和直覺，那詩歌對他而言的確是味同嚼蠟；如果老師還是那樣把一首首優美的、空靈的、清新的詩歌肢解成字、詞、句、篇的語言知識點堆積；還不會帶領學生去涵詠，去感悟、去思索。那詩歌的教學的確將走向末路。

不難看出，師生傳統落伍的教習方式，是其癥結所在。我們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改革以往落后的教學方式，從而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本文所提高中語文詩歌教學實施自然學習法，就是指向對教與學的改革。概括而言，就是不再強求學生的課前預習；不再強求學生的齊聲朗讀；不再強求分析鑒賞中統一、明確的答案。講究自然學習法來開展詩歌教學：教材陌生化引起學生好奇心，創新導入自然激發詩歌學習興趣；注重自讀、涵詠，來體會詩人的情感和詩歌意境；以尊重學生的個體領悟來提高學生鑒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