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本體的節奏詩學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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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節奏與中國現代詩歌》一書立足于中國現代詩歌的本體研究,從“中國現代詩歌節奏”這個重要的詩學概念出發,廓清以往“節奏”和“格律”概念的含混狀況,闡明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性質、形態和功能,并對“自然音節節奏論”、“情緒節奏論”、“諧和節奏論”三種詩歌節奏理論進行闡釋和辨析,最后,從比較詩學的視野出發,考察中國現代詩歌節奏與古代詩歌節奏以及西方詩歌節奏的互動與轉化。通過一系列的梳理、論述與探究,作者基本構建了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研究體系和研究框架,嘗試搭建了各種節奏理論交流與對話的平臺。

關鍵詞:中國現代詩歌;節奏;標點;虛詞;比較詩學

一、廓清“節奏”和“格律”概念的含混狀況

在古典詩歌的現代化轉型進程中,“節奏”和“格律”的概念一直含混不清。作者在緒論中指出:“回顧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歷程,我們會發現,節奏與格律的關系最為夾纏,節奏原理的解析最為感性”,“現代詩歌節奏研究首先要理清‘節奏’與‘格律’的關系,最起碼應該先把‘節奏’從‘格律’的挾持下解救出來。”[1]13-14作者從“節奏”一詞的詞源學辨析出發,從術語層面梳理了其意義流變,試圖溝通古今和中外節奏詩學。通過對“節奏”與“Rhythm”的辨析,“中國古代的‘節奏’與西方的‘Rhythm’交匯在現代中國語境中,語義發生了疊合變異,‘節奏’的外延擴大,在廣義上,現代中西方的節奏觀取得了一致”[1]22,使中國現代詩歌從傳統格律的桎梏中解放開來,現代詩歌創作獲得了更大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詩歌節奏又是一個專門的概念,胡適、鄭振鐸、郭沫若、聞一多、陳夢家等學者早已關注到節奏對于詩歌的特殊作用,但他們對于節奏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如何界定“節奏”這個詩學概念,是我們在進行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過程中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節奏與格律并非是兩個完全不相關的概念,廓清二者之間的含混狀況,是為了探究中國現代詩歌文體建設的規律。面對語言工具的革新,古典格律的種種束縛越來越不適用于現代詩歌,因此,現代詩歌節奏成為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和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詩歌節奏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其中,語音、語體、語形、語意要素形成的節奏側重于詩歌本體意義,情緒(情感)和生理要素形成的節奏側重詩歌的功能意義。”[1]36就節奏系統的構成來說,“語音、語體、語形要素形成的節奏屬于外節奏,語意、情緒(情感)、生理要素形成的節奏屬于內節奏,以上諸方面的綜合運用,就構成了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系統。”[1]36節奏內涵的豐富,無疑擴大了中國現代詩歌的表達空間和表達容量。詩歌節奏是由音節、音步、詩行、詩節、詩篇構成的層級結構,詩行的長短,語形的整齊與錯落,節奏呈現的外在形態和詩歌的形式同構。但同時,詩歌節奏不僅僅是形式問題,詩歌意義的傳達與情感的抒發同樣可以形成節奏。對詩歌節奏的考察,不能忽視詩歌的內容。形式和內容是一種辯證關系,即形式不僅為表達內容服務,形式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意義,形式本身就是一種表達。如果說作者對語音、語體、語形等外節奏形態的關注是一種對現代詩歌常態形式的關注,那么對“標點符號”和“虛詞”的關注則是從現代語言層面關注現代新詩的特殊節奏形式。

二、探究“標點符號”和“虛詞”特殊的節奏意義

現代漢語的生成,是一個由文言到白話、由“歐化”到“化歐”的過程。對于中國現代詩歌來說,標點符號的使用和虛詞的大量涌入,是這個過程的生動顯現。“標點符號和虛詞,本身參與節奏單元的建構,成為節奏形態的一部分,又由于其語法功能的特殊性,在節奏體系中起著協調各種節奏形態的作用。”[1]112新詩創建之初,對于是否使用標點,引起過很大的爭論。比較有代表性的如穆木天主張“廢句讀”,追求詩歌的朦朧性和暗示性;聞一多則主張使用標點符號,認為標點符號不但可以劃分句子,而且有助于詩歌節奏的生成。總的來說,標點符號進入現代詩歌,使詩歌的語意表達更為明晰,更有助于語意節奏和情緒節奏的生成與識別。不同的標點符號有不同的作用,“逗號、分號、句號、問號、破折號的運用,標示出不同的停頓和延時,節奏十分鮮明,倘若去掉,則意思不清,語句夾繞。”[1]122同時,作者注意到標點符號如若使用不當,會對詩歌節奏的生成產生不良影響,極具反思精神。比如新詩對于感嘆號的使用,大有泛濫化的不良趨勢,作者以徐志摩的《自然與人生》一詩為例,指出“標點使用過度,會成為碾碎語音節奏和語形節奏的幫兇”[1]126,因此,在標點符號的使用上,“在達意的前提下,要注意停頓時值上的搭配,語氣情緒上的配合,不可過頻過濫,盡量在情緒節奏、語意節奏、語音節奏、語形節奏中尋找平衡。”[1]127這些,都是作者在細致考察標點符號功用后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客觀評價了標點符號進入現代詩歌的歷史作用,對當下的創作也有借鑒價值。在詩歌的現代化轉型中,虛詞的大量涌入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現代漢語虛詞的普遍運用,成為現代漢語詩歌形式區別于古典詩歌形式的重要特征,它直接參與并影響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形成。”[2]古典詩歌由于平仄的考量,虛詞極少入詩,但以現代漢語為語言工具的現代詩歌,虛詞的使用在詩歌創作中不可或缺,這其實反映了歐式語法對現代漢語的滲透,“各種定語、狀語、補語徑直掛靠在主謂賓上,成分完備而句子變長,影響著現代漢語詩歌節奏的建構。”[1]127音步作為節奏的基本單元,虛詞的使用首先影響到音步的劃分,例如“的”、“和”等虛詞的音步歸屬問題,是劃分在上一個音步,還是劃分到下一個音步,作者梳理了孫大雨、羅念生、朱光潛、卞之琳、何其芳等人對此類問題的看法,指出劃分音步的幾個原則,即“意義完備性原則、自律性原則、自然性原則”[1]131,兼具指導性和操作性,說明了作者不僅僅具有發現問題的眼光,還具有解決問題的思量。虛詞的涌入,對現代詩歌的韻式建構也提出了挑戰。現代詩歌并沒有放棄對韻律的追求,作者考察了現代詩歌“陰韻”的演化和建構。早在《詩經》中,便有“陰韻”這種韻式的使用,但在古典詩歌由古體詩向近體詩的演變過程中,虛詞的使用逐漸減少,以虛詞做韻腳更是少之又少,“陰韻”的使用因此逐漸減少。在中國現代詩歌中,面對現代漢語的變革,“陰韻”這種韻式又重新煥發了生機。“陰韻”是雙音節押韻,一般前一個音節為實詞,后一個音節為虛詞,在實際的詩歌創作中,有的是實詞虛詞分別相押,有的是實詞虛詞互押,哪一種押韻方式更為合理,目前尚無定論。從語音節奏出發,虛詞對現代詩歌的押韻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情緒節奏來看,虛詞同樣參與到詩歌節奏的生成。虛詞一般是非重讀音節,“在漢語詩歌里有意安排這些成分,則會帶來節奏的輕重變化”[1]136,節奏的輕重變化,可以很好地傳達詩人的情緒,促進詩歌的表情達意。擬音詞和嘆詞在中國現代詩歌中具有重要的節奏意義和詩學意義。虛詞是一個極為綜合的詞類,下分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和擬聲詞六大亞類,因此對中國現代詩歌中虛詞的考察,不僅要關注“的”、“了”等常見的虛詞,對“擬聲詞”、“嘆詞”和“連詞”等虛詞的考察也尤為重要。作者首先注意到中國現代詩歌中“擬音詞”的使用與古典詩歌的不同,指出古典詩歌的擬音詞使用“以象征為主要特征,不以在聲效上如何逼真為旨歸,而以象征、比喻的方式為最高境界,讓讀者在想象中體會聲效”[1]138,這固然和中國古典詩學重體悟的詩學特性相關,但同時也掩蓋了擬音詞本身生動的詩學意義。在中國現代詩歌中,擬音詞獲得了獨立的詞類地位,白話新詩派主張詩歌表情達意的清楚明白,劉半農等人的民歌體實驗,郭沫若等詩人豪放的自由詩體創作,大量擬音詞被上述詩人不約而同應用到詩歌之中,擬音詞“在功能上具有獨用性,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原聲為準”[1]141,這和現代漢語詩歌中“嘆詞”的使用異曲同工,“哎呦”、“呸”、“哼”、“嗯”等詞進入中國現代詩歌,可以更加直觀地“感受現代人的語氣神態。”[1]141嘆詞和擬聲詞的獨立使用,突破了古典詩歌韻律的限制,使現代詩歌的句式更加自由,詩形更加多元,節奏更加富于變化,表情達意更加妥帖自然。連詞的使用,為中國現代詩歌增添了邏輯思辨色彩。詩歌所傳達的內容,以抒情、敘事、議論、說理四旨為要,不同主題的詩歌各有側重,如胡適便主張詩歌要用具體而非抽象的方式說理,純粹的議論不是詩;聞一多將情感作為評詩的標準,認為詩不要有太多的說理教訓;康白情主張詩是主情的文學,詩人就是宇宙的情人;俞平伯認為詩是人生的表現,郭沫若則主張詩是自我表現。總的來看,在強大抒情傳統的影響之下,抒情依舊是中國現代詩歌的主要內容。但隨著虛詞涌入現代詩歌,詩歌的表達容量大大提升,通過使用連詞,將清晰準確的邏輯關系引入詩歌,有助于詩歌的議論與說理,為現代詩歌注入更多的智性之力。同時,虛詞的使用也有助于情感的表達,作者在書中引用了艾青的《我愛這土地》一詩,指出該詩通過使用大量的連詞,顯現出詩句之間的邏輯關系,或假設,或并列,或遞進,有力抒發了詩人深沉的愛國情懷。作者很有創見地發現了“標點符號”和“虛詞”對于中國現代詩歌節奏乃至中國現代詩歌的特殊意義,標點符號的使用,有助于把握語意節奏,模擬語音節奏,表現情緒節奏;擬音詞和連詞等虛詞的使用,“為現代漢語詩歌帶來明晰性、邏輯性選擇的可能,同時也強化了表達聲氣的功能,似乎是對古代文氣的繼承,對虛詞原始功能的激發。”[1]144-145無疑,上述探究,已經觸及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語言物質和詩學精神層面,這是以往研究極其薄弱之處,在此書中,得到了深入和扎實的拓展。

三、在比較視野下構建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美學

中國現代詩歌從來不是一座孤島,中國現代詩歌的發生與發展,既有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批判性繼承,也有對西方詩歌資源的借鑒、吸收與轉化。作者從比較視野出發,考察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生成過程,揭示了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形成的鮮明的“中國”底色和“現代”特征,以期為新詩創作提供參照。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對古代詩歌節奏的批判性繼承,表現為“由‘格律’系統向‘節奏’系統的轉變。”[1]324作者指出,在古典詩歌向現代詩歌的轉換過程中,以“‘音數律’、‘押韻律’、‘音調律’為核心的古代‘韻律’轉變為以‘音節數’、‘韻’、‘平仄’為核心的現代‘節奏’系統。”[1]324-325在這個變革的過程中,語言的發展使平仄難以統攝聲律,平仄律解體,平仄已經不適用于大多數的詩歌創作,但是如果有意識地使用平仄,還是會形成獨特的美學風格。“當平仄失去統治力之后,韻起到了適當的補償作用”[1]328,現代詩歌雖然有押韻和不押韻的自由,但押韻所帶來的形式上的整飭,朗讀時的流利和諧,依然是很多詩人追求的目標,這從側面反映出形式美學對于中國文學根深蒂固的影響。在“韻”的現代性轉換中,主要的變化在于韻目和韻式,以“十三轍”和“十八韻”為主的現代用韻標準,“規則趨于簡化,與現代語音同步,使得韻在中國現代詩歌中極具活力。”[1]328在音節方面,由于漢語音節的“音節等時性”、“音節界限的明晰性”、“音節與漢字的對應性”等特質,和西方的音節概念有很大的差別,“在節奏齊整化的追求中,以音節數還是音步數為標準”[1]329-333,依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顯然,這些思考是有益的,預示著該課題繼續延展的空間。在“中國現代詩歌對傳統節奏形式與技巧的借鑒”方面,作者完整梳理了林庚的“半逗律”詩歌建行策略以及卞之琳提出的“頓數的規律化”和“參差均衡律”,這些建構詩歌節奏的形式和技巧,在以往的詩歌創作和詩歌批評中雖有所嘗試和總結,但都并未納入到一個系統中討論,本書進行了系統性的梳理和總結工作,但如何將其更好地運用于建構中國現代詩歌節奏,還需要大量的理論探索和創作實踐,這也是本書留下的有待深耕的領域。在繼承中國古代節奏理論的同時,中國現代詩歌對西方詩歌節奏理論的借鑒與轉化,同樣不可忽視。在中國現代詩歌中,語形節奏開始受到重視。在中國古典詩學中,“音數律”有著嚴格的規定,五言詩每句五個音節,七言詩每句七個音節,在視覺上力求齊整,這是不成文的規定。但在經過詩體大解放之后,這種嚴格的限制失效了,詩歌的“視覺形態”獲得了獨立的審美意義。作者考察了新詩發生期詩歌“視覺呈現方式”的變化,包括“外形、字體、版式等。”[1]343無論是詩歌的分行,還是橫排取代豎排,抑或是“回文詩”、“寶塔詩”等先鋒性的詩歌實驗,都標志著中國現代詩歌形體的自覺以及由編輯排版所凸顯的強烈的文體意識。“跨行和默行”作為中國現代詩歌的新形式,對詩歌的表情達意有著特殊的功能。作者指出,“‘跨行’顯然是歐化的產物”[1]345,由于歐式語法的繁雜,較之于簡短的文言,現代漢語的句子大有增長的趨勢,而句子太長,對中國現代詩歌的語形建構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阻礙,因此,將一個句子拆分成多行,避免詩句的冗長,無疑是一個有效的辦法。同時,“跨行”對于詩歌的抒情達意,也具有特殊的效果,“在勾連詩行、組織詩體、突出語詞方面往往可以起到奇警效果。”[1]348在默行方面,這種特殊的節奏形式“是對原有節奏的一種改變,增強了詩歌與讀者的交流,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戲劇化效果。”[1]350當然,跨行和默行也應該審慎使用,不能損害詩體節奏的統一。對于中國現代詩歌的形式建設,作者擺脫了圖像思維的束縛,轉而從形式本體的自我確認和建構入手,探究了新詩形式本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這種研究思路對形式研究也頗具啟發性。

四、結語

總的來說,《節奏與中國現代詩歌》一書,作者的研究視野是開闊的。在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理論框架的構建過程中,既關注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對古代詩歌節奏的批判性繼承,又關注到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對西方詩歌節奏的借鑒與吸收;在中國現代詩歌節奏形態的詮釋方面,注意到現代詩歌節奏具有心理節奏和生理節奏的特點,運用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相關理論進行獨到的分析,同時,詩歌是一種語言現象,在分析詩歌時,作者對相關語言學理論的運用很貼切實用。總之,作者這種跨學科的研究視角,不單是一種論述技巧,而是為了更好地剖析問題、解決問題。誠如作者所言,該書的重點工作是“建立了一個節奏研究的框架,使之成為各種節奏理論和實踐對話交流的平臺。”[1]367從比較視野的研究路徑出發,無論是中國現代詩歌節奏概念的闡釋,還是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的形態和功能的梳理,以及“自然音節節奏論”、“情緒節奏論”、“諧和節奏論”三種節奏范式的歸納總結,可以看出作者所言非虛。諸如“作為一種節奏學說,‘情緒節奏’豐富了詩歌節奏理論;作為一種節奏現象,‘情緒’與‘節奏’之間的互動和轉換機制值得深究”[3],而該著則從“情緒節奏”的理論內涵、“情緒”與“節奏”之互動機制與其創作實踐展開探賾。可以說,《節奏與中國現代詩歌》一書所做的工作,便是對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與總結,該書所建立的節奏研究框架,為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的方向之一。當然,中國現代詩歌節奏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詩學問題,特別在“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經過三次討論熱潮后,新時期以來走向相對沉寂”[4]的形勢下,作者行文中也提出很多值得思考但尚未解決的問題,且現代漢語詩歌依然處于不斷發展的進程中,不時會出現一些新現象和新問題。因此本書的論述不可避免地會有缺漏或不當之處,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筆者認為,本書的作者一定樂于看到后來者在本書所形成的理論框架基礎上,為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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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澤龍,王雪松:中國現代詩歌節奏研究的歷程與困惑[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1(2):94-98.

作者：吳銳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