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庫烏霧漢語詩歌承載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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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庫烏霧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隊伍中用漢語進行詩歌寫作的杰出人物，成績斐然。其中以漢語創作的代表作品有《走出巫界》《神巫的祝咒》《阿庫烏霧詩歌選》《混血時代》等。從他的詩作中，后人可以探析當代彝族文學的發展歷程。有關記憶的研究由來已久，最早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論集體記憶》一書。哈布瓦赫就歷史記憶和文化批評者如何對待歷史記憶的問題展開闡述。20世紀80年代，文化記憶的研究在德國蓬勃發展，學者揚·阿斯曼在《論集體記憶》的研究基礎對文化記憶理論進行了細化，他提出：“文化記憶包括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時間內必不可少且反復使用的文本、圖畫、儀式等內容，其核心是所有成員分享的有關政治身份的傳統，相關的人群借助它確定和確立自我形象，基于它，該集體的成員們意識到他們共同的屬性和與眾不同之處。”揚·阿斯曼對記憶的研究為阿萊達·阿斯曼在記憶研究上的批判性繼承與發展提供了研究基礎，阿萊達·阿斯曼將記憶在心理學、文化學、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重審與批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記憶觀。從此，對記憶的研究已然從個體記憶到集體記憶與社會記憶的研究，演變為對文化記憶的研究。文化記憶主要包括了對時空的認知記憶、對自我及他人的認知記憶、對社會人際及情感認知記憶。對于普通人來說，記憶不僅僅是人腦的一種重要功能，它甚至是對現實夢境的補償，或者說是心理治療，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藝術性的。與普通人不同，詩人可以用文字藝術地表達記憶。新時期以來，眾多涼山彝族詩人進行漢語詩歌創作時，在語言表述、敘事風格、審美取向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承載著本民族的歷史文化記憶，又顯現出現代文明的因子，彰顯出少數民族漢語詩歌寫作的獨特魅力。詩人的詩歌中對彝族古老文明進行再現，真實地反映了彝族的生存發展狀況。筆者基于文化記憶理論闡釋阿庫烏霧漢語詩歌承載的文化記憶，進而探賾詩人對彝族個體生命的關注以及對彝族傳統文化在當下走向的哲學思考。

對彝族歷史文化的記憶

一個民族如果想讓其文化基因得以延續，就離不開民族記憶的傳承，民族記憶的歷史性延續[論壇]Forum23是民族文化之根基。民族文化的品格特征依賴于民族記憶，民族記憶也在建構民族文化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彝族神話傳說和創世史詩是彝族族源的歷史溯源和民族文化追憶，詩人的漢語詩歌寫作中，不乏對此類文化基因的注入，如他在《記憶》中寫的：“那是女人跟動物私奔的世界/那是男人被任意放逐/成為獸中之獸的世界/那是生子不見父的世界”。涼山彝族先民對于生命的起源有著獨特的想象與認知，在彝族創世史詩《勒俄特依》中“猴世的家譜”部分就記載了有關推翻人類是由猴子演變而成的說法。在該創世史詩中天地始于混沌，水是萬物的本源，人類是由雪水幻化而成，詩人在《雪史》中講述了彝族先民雪變的神話，如“多么奇特的雪人啊/頭上有喜鵲做窩/腰間有蜜蜂筑巢/鼻中有絲絲蟲鳴唱/腋下有覺別鼠奔突/臍里有吉紫鳥建巢/腿間有阿爾鳥穿梭/腳背上蟻穴如野果”。這種水是萬物本源的自然觀是彝族先民生活實踐的產物，蘊含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精神內核。詩人在發現世界之美和體驗生命之美的基礎上，把彝族先民的生活實踐和生存智慧作為其詩歌的審美取向，希望能再現彝族古老的歷史文化記憶。彝族宗教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彝族先民對客觀世界的虛幻反映，集中展示了彝族的文化內涵，對調節彝族社會矛盾具有強有力的作用，在彝族社會生活中宗教文化是不可忽視的。在揚·阿斯曼看來：“文化記憶的保持有兩種方式：儀式關聯和文本關聯。”宗教文化浸染著彝族悠久的歷史，卷帙浩繁的畢摩經書與代代相傳的圣潔儀式見證著這個民族的傳統。如詩人在《行咒》中寫的：“巫師把玩著語言的魔方/在日月的鼓沿上/在女人的頭帕上/在掃帚的哀鳴里/在斷蒿的傷痕里/面對時流面對浩宇/用低沉而悲愴的節奏/獨自行咒”。詩歌運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和起興的表現手法，吟唱出了一曲神巫的祝咒，表達了詩人對彝族宗教文化的崇敬和熱愛。宗教文化是一種包容性較強的文化，總是以祭祀儀式的形態呈現在日常生活中，祭祀儀式又是文化記憶的活態表現形式。詩人對彝族宗教文化的書寫實際上是對彝族文化記憶的書寫，再如《巫唱》寫的“雙目微閉造就一面土墻的罅漏/生與死的氈葉從此處切開/流出鬼怪與神靈的混血/全被眼前癱軟的禽獸吸食/只有一根柔韌的青柳/成為長在禽獸身上的綠竹”。“綠竹”代表彝族的一種圖騰崇拜，他們認為竹子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祖先就是從竹子里長出來的，人逝世后靈魂也將化為竹子。詩歌通過“綠竹”體現了詩人對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視和對彝族同胞的關懷，飽含著細膩的個人情感和強烈的民族情懷，同時也對宗教文化的際遇做出冷靜和客觀的思考。彝族最早的文化印記、最早的文化象征與宗教意義的建構來源于其始祖文化記憶、這種記憶從根源上來說，是一種集體記憶，是由于民眾共同喚醒的歷史。它以符號的形式表達，是對神圣化儀式的模擬。它的文化內涵與審美價值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值得少數民族學者注意。詩人把彝族民間文學的藝術樣式作為詩歌創作的主題，期冀激活彝族深層記憶里的集體無意識原型。

對彝族精神的禮贊

涼山彝族詩人擅長通過詩歌喚起彝族的自信，進而重塑民族精神形象與現代民族精神。作為彝人之子，阿庫烏霧在詩歌寫作中自然不缺關于彝族的民族精神歌頌，他在詩歌寫作中多次對神人支格阿龍射日的英勇事跡進行重現，以彰顯彝族勤勞、果敢的精神樣態。彝族是一個崇尚和平、果敢堅毅的民族，在歷史的漫漫征途中，不僅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做斗爭，還要與統治階級的壓迫和摧殘搏斗，造就了大量民族英雄，因此從古至今都持有英雄崇拜情節。民族英雄和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記憶和價值傳承的核心源泉，民族英雄反映了一個民族的人格尊嚴、驕傲和自豪，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和精神財富。支格阿龍是彝族歷史上的一位重要英雄人物，云、貴、川、桂等省區的廣大彝族地區皆流傳著與他有關的英雄史詩、神話、傳說、故事及典故等民間文學作品。詩人在詩歌《圖爾博里》中就寫下了彝族英雄支格阿龍的英雄事跡，旨在對民族精神的彰顯，如“淚證求生的肝膽/莫非你只是神人支格阿龍的神箭/射出去的一把土一塊石一粒沙/由此/生命之河早已淵遠而流長”。民族的文化基因總是孕育于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時期，先民們對大自然認識能力淺薄，生產力低下，生活物質匱乏，由此對民族英雄產生渴慕以及崇拜。支格阿龍射日、定疆界，或者是斬殺惡龍，無不凝結著現實生活中彝族先民戰勝惡劣自然環境的美好愿景，人們將這種愿望寄托于某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或人物，支格阿龍正好承載了這種愿望。民族節操、民族氣度、民族風范等都是民族精神的表征，民族在面對困境時表現出的勇往直前、堅韌不拔、英勇頑強、至死不屈等氣節和情操則是民族精神內核的體現。且看《神人之弓》。“神人/你將那把罕見的木弓/隨意壓在你淵深的腳印上/這個民族的洪荒歷史/未能再挪動半步”。支格阿龍不僅僅是彝族中有射日本領的神人，更是民族精神的表征，他的英勇形象在彝族人心中永存不朽，對于建構民族精神和民族價值觀具有著重要作用。支格阿龍承載著彝族的生存精神和文化精神，具體表現為敢于斗爭、勇于進取、不畏強暴、同情弱者。民族英雄符號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記憶書寫的重要元素，對于民族認同的建構過程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成為神話傳說和英雄史詩是彝族文化中彌足珍貴的成分、是彝族的根脈、是彝族的血液、是彝族的精神。詩歌中對神人支格阿龍射日的回顧，是對彝族歷史文化記憶的還原，折射出彝族剛毅、果敢、頑強的民族精神，是對英雄崇拜時代的彝族文化進行歌頌和傳承，有利于弘揚民族精神。

對彝族傳統文化的審視和反思

阿庫烏霧、吉狄馬加、阿蘇越爾等彝族詩人在漢語詩歌寫作中，時常帶著強烈的“生命意識”，他們在對個體生命進行細致描摹時，營構的意象往往具有某種深沉的象征意味。此類極具民族特色的詩歌意象，不僅潛藏著詩人古樸、濃厚的民族情懷，更是對古老神圣的民族精神進行了破譯和升華，從而深刻審視和反思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彝族人民在繁衍生息和生存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深受生活的自然環境、社會因素和文化形態的影響，形成了較為強烈的生死觀，因此彝族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都離不開大大小小的祭祀儀式。祭祀儀式表現的是社會的無意識象征，榮格將其稱為“原始意象”，他指出：“每一種原始意象都是關于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一塊碎片，都包含著我們祖先歷史中重復了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殘余。”人類不斷思索自我生命的源起，當未能尋求到理想答案時，總是將生命與宗教儀式相聯系，這也是民族傳統文化的呈現形式。彝族亦是如此，通過原始宗教的諸多儀式對生命的起源進行探索，從而達到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認知和傳承。以神話原型理論透視阿庫烏霧的漢語詩歌寫作，不難發現他漢語詩歌寫作的意象源于自然界中與彝族生活有關的萬事萬物，皆是對彝族古老文化記憶的沉淀，此類意象皆體現出他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詩人以《朵啵嘟》《命名》《換童裙》《老人之死》4首詩歌演述了彝人生命歷程中的4個重要節點，通過個體生命的存亡來透析民族文化命脈的存亡。“朵啵嘟”是彝族民間一種習俗，指新生嬰兒擇吉日出門見天的一種儀式，“一杯美酒/祭天神/祭日神/祭生育神……父親動手剔下與生俱來的發絲/為你開辟/重新生長的路途”。母體分娩意味著新生嬰兒生理意義上的誕生，參加彝族傳統的見天儀式之后，則完成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誕生，成為日后共同文化經驗的參與者與習得者。彝族嬰兒出生要挑選好日子剃頭發和取名，這是對彝族傳統文化的一貫傳承，體現出彝族人民對生命的渴慕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崇敬。在彝族人眼里，生命是天地間圣潔的存在，因此命名也顯得尤為神圣，如詩人在《命名》中寫的：“你的命名/帶有天空的聲音……你的命名/不能不用前人的弓箭/朝著屬于你個人的方位/有的放矢”。詩人將“前人的弓箭”隱喻為彝族傳統文化，在詩性話語中期冀彝族新生命對彝族先民智慧結晶的習得與傳承。“換童裙”是涼山地區13歲到17歲之間彝族少女的成人禮儀式，如詩人在詩中這樣寫的：“你換下的童裙/多么純美的春天呵/一個季節在你的秀發間/像獐子的蹄聲一樣/遺落/周遭依然日照充足”。“換童裙”儀式賡續了彝族社會的傳統文化，具有傳授生理知識、歷史知識、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功效，不僅傳承了彝族文化，還對后輩進行了教導與培育。出生、取名、換下童裙的過程就是對彝族生命成長歷程的描摹，如同一年當中的四季更迭，來了世間，留下存在的痕跡，又悄然離逝，如“你白色的內衣早已織好……你黑色的外氈早已搟好……子孫的熱淚/春播的蕎種/同時灑向大地/彩蝶/幸福如歌舞/祭獻的犧牲涌涌而來/團團圍困你生前的山寨……嶄新的冠冕/貧瘠的松濤走向肥沃……這年秋天/活著的子孫/再度豐收”。死亡喻示新生命的重新開始，更多表現出的是幸福和樂觀。面對生命逝世，彝族人民是如此平靜和坦然。這種豁達的生死觀正是彝族歷史文化記憶中長存的“符號”。詩人的漢語詩歌中不僅包含對個體生命的感喟，更是流露出對民族文化命脈生死的擔憂，詩歌字里行間無不流露著強烈的生命意識。如《口弦》中描寫的“口弦/彝族人將你制作得/如此精美/你卻/偷偷嬗變銅匙/彝人的每一滴眼淚/不都是一座緊鎖的木屋么”。弦是彝族人社會生活的重要器物、是彝族傳統文化的結晶，傳統文化中的竹制口弦嬗變成了銅制口弦，暗示著曾經熠熠生輝的傳統文化正悄無聲息地發生著質變，表現出詩人對傳統文化命脈的憂思與焦慮。再如《狩獵》中的“隨著那只大紅公雞的心血/裹挾著朝花似的咒詞……山神/飲下你祭獻的大碗玉米酒……一場生命與生命的游戲結束”。《行咒》中的“行咒/遠離語言的藩后/不再傷害他人/于是/不再傷害自身”。行咒是彝族儀式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上兩首詩歌都提到了彝族傳統文化中的行咒，暗示出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彝族傳統儀式逐漸消逝，這也是民族文化命脈日趨薄弱的體現。詩人注重對生命現象的思考，尤其是對個體生命“存在”的關懷，由此也影射出彝族在歷史長河中經歷的苦難與滄桑以及在困境中磨礪出的超脫生死的曠達生命意識。此外，他的漢語詩歌寫作中富有個性地體現出由個體生命上升到整個民族傳統文化的沉思，流露出詩人對民族文化命脈的關切。彝族有著獨具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彝族作家進行寫作時總是受自身民族文化的影響。阿庫烏霧熱愛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并將自己對彝族原生態的歷史文化記憶帶到漢語詩歌創作中，通過詩歌呈現彝族古老的歷史文化記憶，對彝族勇敢、智慧的精神進行禮贊，并對彝族傳統文化的走向做出審視和反思。縱觀古今中外文學史，文學實踐一再表明，文學想要發展與創新，就需在繼承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對現代文明進行一定的融會貫通，因此詩人在漢語詩歌書寫中尤其注重多元文化的借鑒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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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振莉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