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人生論文范文10篇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大學人文教育逐漸引起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大部分高校為本科生開設了"大學語文"、"文學鑒賞"、"藝術欣賞"等課程，一些理工科大學提出了加強人文教育的計劃，有些還迅速采取了措施強化人文師資的配置。但從各大媒體的宣傳與多數高校的現狀來看，大學人文教育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許多認識和提倡還停留在較低的理論層次。有人甚至將大學人文教育僅僅看成是對中小學語文教育缺陷的補償，將大學人文教育這一重大理論問題變為一個技術化的命題。一方面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表現出淺薄的崇拜和贊美，另一方面對支撐于科學研究背后的科學真理精神表現出相當的隔膜和冷漠；一方面大聲疾呼要重視素質教育，另一方面卻在教育管理方式和考試方式上依然保留著太多的教條和"規范"。總之，無論從教育理念、教學管理還是教學時間上來看，大學人文教育的處境雖然都有所改觀，但從深層上看還相當尷尬和無奈。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本文試圖對大學人文教育的學科屬性、學科特征和教學創新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以盡拋磚引玉之力。

一人文教育的學科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獲得了飛速發展，目前已趕上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但愈是如此，高等教育所面臨的許多深層問題表現得更加明顯。大學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要想深化高考改革，提高教育質量，這一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中國大學人文教育曾出現過的虛空和偏差，不應該只歸咎于學校教育或某些人，還與我們常期缺乏對人文學科進行理論探討和合理規劃有密切關系。長期以來，對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條式理解和極"左"應用，都曾將人文學科簡單化地定位成社會政治的直接表現，使人文教育的深層空間曾受到極度的扭曲和壓抑，這種痛苦歷史所留下的"后遺癥"直到今天還會隱隱作痛。要想從深層上醫治人文教育的創傷，需要我們對現代大學教育史和現代學科發展史的歷史回顧。

二十世紀末以來，反省學科的歷史構成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以著名學者華勒斯坦（I.Wallerstein）為首的一群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出"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的口號。他們認為，學科并不是我們今日所見到的靜態知識分類，而是一種歷史化的產物，是以一定的措辭建構起來的。當前在社會科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學科體系（如歷史、政治、經濟、社會、人類學等互相分割的學科），實際起因于17、18世紀的自然科學分化。1在當代學者看來，以自然科學為樣板對社會科學的劃分實際上暗含著有利于掌權者或獲利者的理論前提和意識形態，比如科學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父權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等等。

隨著科學讓渡為非人化的利潤的手段，從十九世紀起人文學科（如哲學、文學等）與科學出現了嚴重分裂，形成了從孔德到斯金納將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化的潮流。"人文學科"這一名稱本身就是被科學所界定的，是20世紀對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的簡便總稱。現代哲學是由科學形成時清除出來的東西界定的，其他現代人文學科則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式出現，其后衍生出歷史、現代語言甚至藝術。2這意味著，自人類開始反思自然科學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開始，大多數哲學家和教育家已經認識到，不能用簡單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二分法來對知識進行范圍分割，因為還存在一門無法用"科學"方法囊括的學科（Discipline，注意：不是科學！）：即人文學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學"，在于不能以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原則和條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關注情感與信仰、意志與修養問題，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門具體的學科內部。

對于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倫理學等學科來說，許多思想只能通過個體的情感體悟或道德實踐才能被理解和傳達；文學從不需要一種絕對正確的解釋，而需要各個時代、各個國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讀者進行深入地體味、思考、交流和對話。人文學科無法將人當作一個客觀的冷冰冰的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允許對人進行化學分子構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過與人的內心需求進行直接的溝通，才能促進人性的全面健康發展。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人文教育和人文學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進人際之間對精神價值的相互理解和開放。因此，人文學科中的每一種說法和理論只能提供一種理解人類精神的視界而已，決不應該成為統轄和束縛其它思想的唯一絕對正確的話語霸權。孔子和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們的教育過程本身就充滿對話性的人文精神：讓學生們自己在老師所提供的各種思想中、依據自己對人生、對人性的理解去做認真的、與自己血肉相關的抉擇。

論文摘要：文學人類學批評是文學批評的一種，它從人類學的視野出發對文學進行闡釋。神話原型批評和原始主義批評是文學人類學批評的兩個方面。介紹了神話原型批評和原始主義批評的源流與發展，闡述了文學人類學批評的研究方法。

論文關鍵詞：文學批評；文學人類學；原型批評；原始主義批評

站在人類本位的立場上對文學現象作跨文化的探究．稱之為文學人類學批評。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文學人類學批評是著眼于探索人類的共同文化精神的文學批評方法的統稱。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神話原型批評和原始主義批評

一、神話原型批評

原型批評是20世紀五六t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批評流派。其產生和發展曾受益于三個不同的學科，即以弗雷澤為代表的文化人類學、以榮格為代表的分析心理學和以卡西爾為代表的象征哲學。

在早期人類學家中，對20世紀的文學和文學批評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英國的弗雷澤。弗雷澤在其巨著《金枝》中確立了交感巫術原理．并運用于原始人類文化現象的研究。他認為，古代神話和祭祀儀式與舂夏秋冬四季的循環變化有關原始人類見植物的春華秋實、冬枯夏榮，聯想到人與萬物的生死繁衍，便創造出每年死一次然后再復活的神。關于神祗死亡而復活的神話儀式，實際上就是對自然節律和萬物更替的模仿。

第一篇

一、醫學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與醫學人文教育相結合的必要性

近年來，醫患糾紛呈逐年上升趨勢，因為服務態度、敬業精神等醫德醫風問題引起的糾紛遠遠高于因為技術原因引起的糾紛。這和我們醫學教育中“專業至上”的思維相關，長期以來，側重于技術層面的訓練，“見病不見人”，相對忽視學生關愛病人、關愛生命之人文精神的培育。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第七部分“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中強調“病有所醫”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并用較大篇幅闡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認為“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堅持為人民健康服務的方向。”同時，社會和諧的構建和老百姓“中國夢”的實現都要求我們加強醫學生的醫學人文教育，而且思想政治教育是醫學人文教育的基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優勢，能促進醫學生醫學人文精神的內化與提升，培養醫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二、思想政治教育與醫學人文教育相結合的可行性

1.共同的教育目標。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就明確指出，“緊密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際，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重點，以思想道德建設為基礎，以大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對于醫學職業特點來說，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以培養醫學生的職業道德素質為中心，全面提高醫學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醫學人文教育強調對生命的尊重，倡導人文關懷，提倡“關心病人比關心疾病本身更重要”。2001年7月，衛生部、教育部印發《中國醫學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醫學研究與服務的對象是人，在醫學教育過程中必須加強文、理、醫滲透和多學科交叉融合，把醫德與醫術的培養結合起來，加強綜合素質培養”。2010年1月，衛生部等六部門聯合《關于加強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強調“加強醫德和職業素質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醫學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醫學人文教育的培養目標共同指向全面提升醫學生的能力和素質，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且思想政治理論能夠有效的指導醫學人文教育。

2.共同的師資隊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是全員育人，主體是全體教職工，醫學人文教育方面的教師是思想政治教育師資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高等學校各門課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師都負有育人職責。廣大教師要以高度負責的態度，率先垂范、言傳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和人格給大學生以潛移默化的影響。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學生專業學習的各個環節，滲透到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各個方面。”正所謂“學高為師，德高為范”。醫學人文教育也不僅僅由相關課程教師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為了增強實效性，也必須融入醫學人文教育內容，貼近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客觀上也在進行醫學人文教育。當前，醫學院校在思想政治專業和醫學人文專業方面配備的師資數量不足，充分利用現有師資也成為現實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和醫學人文教育的共通性也為師資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提供了前提條件。（本文來自于《遼寧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遼寧醫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隨著社會的現代化和醫學的社會化，20世紀以來，醫學模式逐漸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把人作為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在內的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從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的水平來防治疾病，以增進人類健康。今天的醫學生作為引領明天醫學發展的中堅力量，不僅應該掌握現代化的預防和診療技術，更應該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對患者和國家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高等醫學院校作為培育醫學生的搖籃，既要傳授深厚的醫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還要傳授廣博的人文社會知識。為了準確了解醫學院校人文課程設置現狀，本課題從2016年9月—2017年6月以江蘇省8所高等醫學院校為研究對象，調研這8所高校目前五年制臨床醫學專業醫學人文課程情況，為醫學人文課程教學改革提供建議和對策。

1資料與方法

1.1調查對象。隨機抽取江蘇省8所高等醫學院校（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江南大學、江蘇大學、揚州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徐州醫科大學、南通大學）作為研究對象，統計其醫學人文課程開設情況和相關資料，并對比不同醫學院校在人文課程設置上的異同點，了解醫學人文課程設置及其研究現況。1.2調查方法。采用官方網絡下載、電話咨詢等方式收集8所高等醫學院校臨床醫學專業的教學計劃，統計醫學導論、醫學倫理學、醫學心理學、醫患溝通學、醫學與哲學、醫學人文學概論、醫學前沿、衛生法學等醫學人文課程的開設情況，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處理，根據結果分析當前我國醫學人文課程設置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結合先進經驗和自身特點進行相關的理論研究，為課程改革提供有效的建議和對策。

2結果

2.1醫學人文課程總體分布情況。調查結果顯示：8所醫學院校五年制臨床醫學專業中醫學人文課程必修課開設最多的為5門，最少的為0門；選修課最多的為10門，最少的為1門。見表1。2.2醫學人文課程在必修課中設置情況。調查結果顯示：8所醫學院校五年制臨床醫學專業中醫學人文課程必修課總學時最多的為104，占必修課總學時的3.86%；最少的為0。見表2。2.3醫學人文課程在選修課中設置情況。調查結果顯示：8所醫學院校五年制臨床醫學專業中醫學人文課程選修課總學時最多的為160，占選修課總學時的12.42%；最少的為32，占選修課總學時的2.22%。見表3。

3討論

一、思想政治教育與醫學人文教育相結合的可行性

1.共同的教育目標。

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就明確指出，“緊密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際，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以愛國主義教育為重點，以思想道德建設為基礎，以大學生全面發展為目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對于醫學職業特點來說，思想政治教育即是以培養醫學生的職業道德素質為中心，全面提高醫學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醫學人文教育強調對生命的尊重，倡導人文關懷，提倡“關心病人比關心疾病本身更重要”。2001年7月，衛生部、教育部印發《中國醫學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醫學研究與服務的對象是人，在醫學教育過程中必須加強文、理、醫滲透和多學科交叉融合，把醫德與醫術的培養結合起來，加強綜合素質培養”。2010年1月，衛生部等六部門聯合《關于加強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強調“加強醫德和職業素質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醫學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和醫學人文教育的培養目標共同指向全面提升醫學生的能力和素質，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而且思想政治理論能夠有效的指導醫學人文教育。

2.共同的師資隊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是全員育人，主體是全體教職工，醫學人文教育方面的教師是思想政治教育師資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中明確指出，“高等學校各門課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師都負有育人職責。廣大教師要以高度負責的態度，率先垂范、言傳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和人格給大學生以潛移默化的影響。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學生專業學習的各個環節，滲透到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各個方面。”正所謂“學高為師，德高為范”。醫學人文教育也不僅僅由相關課程教師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為了增強實效性，也必須融入醫學人文教育內容，貼近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客觀上也在進行醫學人文教育。當前，醫學院校在思想政治專業和醫學人文專業方面配備的師資數量不足，充分利用現有師資也成為現實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和醫學人文教育的共通性也為師資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與醫學人文教育相結合的方法和途徑

中國首先出現的是比較哲學，在比較哲學的預設中才產生了中國哲學。歷史上出現的第一批以哲學的眼光審視中西方哲學的中國人，都是具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的知識分子。這一時期，輸入西方文化的意義在于引進一股新鮮的思想空氣，為中國的思想注入新的活力。正因如此，這些西學的譯介者的主要任務，就在于用一種中國人可以輕而易舉地接受的語言把西方文化的觀點表示出來。所以在介紹西方思想的時候，中國學人就往往用中國人慣用的詞語，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專業術語去翻譯、解釋西方思想。

嚴復就是用中國人的觀點看西方、學習西方的典型。嚴復的一系列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地震般的震動的譯著，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而是亦譯亦著，在翻譯中注入自己的思想、見解。從解釋方法上看，嚴復常常是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西方文化思想。例如《天演論》的序言就說：“及觀西人名學，則見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乃推卷而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⑵這里嚴復就是用中國學人所熟悉的“格物致知”這樣的名詞，《易》、《春秋》這樣的典籍去比附《天演論》。

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發表了幾篇介紹西方哲學思想的文章，把盧梭、培根、笛卡爾、康德、邊沁等人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學界。梁啟超對這些外國思想的介紹，基本上接承了嚴復的解釋方法，就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看待西方哲學思想，盡可能用中國思想的術語去解釋西方哲學內容，用中國思想家去附會西方的哲人，以此使熟悉中國文化的人們可以通過這種比較大致認識西方哲人和西方思想。

說到培根的時候，梁啟超這樣解釋：

“綜論倍根（今譯“培根”——引者）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為一切智慧之根源，凡對于天然自然界至尋常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讀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然略言其理，然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談，倚虛而不征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興于中國而興于歐西也。”⑶

在梁啟超筆下，培根的“新工具”居然成為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深化和實化。梁啟超用“窮理”解釋培根方法，因為“窮理”這個詞及其內涵自朱熹注《四書》被元朝定為科舉考試的唯一參考書，便已經在中國知識人之中被廣泛認識。以“窮理”釋培根，中國讀者無疑能夠迅速在頭腦中浮現二程朱熹的格物窮理學說，并以此去理解培根。梁啟超用“窮理”解釋培根方法論的更深刻的原因緣于比較哲學中的語言問題。語言是理解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外的語言差異導致翻譯中一旦語言發生偏差，就會面目全非。梁啟超立足于中國文化，在他的知識視野（包括他所掌握的詞語，以及詞語背后的思想）里，實在找不出什么詞語比中國文化的核心詞匯之一的“窮理”更能夠闡釋培根的思想，也就是說，培根的這種被梁啟超稱為“窮理”的思想，在中國固有思想中找不出完全相對應的思想，因此也找不出完全相對應的詞語，在無法準確恰當地表述的時候，梁啟超只能用附會的辦法，也就是用中國文化大系中的“窮理”這個詞去附會培根的那種意思。在比較哲學中，幾乎一切思想移植的偏差和失誤都來自詞匯移植的錯誤。梁啟超用“窮理”介紹培根思想，中國讀者在閱讀梁啟超的文章的時候，他們看到“窮理”、“格物”這樣的詞匯，腦海里浮現的就是宋明理學的那一套知識論，緊跟著的是整個理學的基本框架，而這恰恰無法準確地理解培根的學說。人們在梁啟超的語義環境中認識的培根，已經和真正的培根相差甚遠。

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學理論批評有了明顯的變化。其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即:批判之風再起;學術史研究備受關注;“中國特色”研究得到了強化。下面分別加以考察。

1.批判之風再起

中國思想理論界是在全國又一次“撥亂反正”的新情勢下進入9O年代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思想理論上的“亂”與“正”,盡管在一定時期與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種聯系,但它畢竟是學理范圍內的事情,必須按照思想學術的規則在深入地探討與爭鳴中,去鑒別,去矯正,而且還需經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然就會犯簡單化的錯誤,影響學理的健康發展。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一個突出的情況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間,一些占據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較敏感的學術問題政治化。并從政治的角度居高臨下地開展批判。這一時期受沖擊最大的有三個人∶李澤厚、劉再復、王蒙。批判的內容,是他們發表在80年代的有關專著和論文,主有李澤厚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美的歷程》、《答問錄》,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王蒙的《文學三元》(以及小說《堅硬的稀粥》)等。這些論著,在發表當時有的也有過不同意見,有些批評還相當尖銳,如陳涌等人對劉再復“文學主體論”的批評,但總體上還是在學術爭鳴的氛圍中進行的。然而同樣的問題,進人90年代,驟然升級,本來正常的學術爭鳴,一下子變成一邊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澤厚受力最猛。據有關統計,僅1990至1992年間即發表專題文章60多篇。50余萬字,從哲學、美學、文學、政治等多角度進行批判。除此之外,還由有關部聯合召開了兩次專項會議,分別對他的“救亡壓倒啟蒙”、“新啟蒙”、“西體中用”以及“主體性實踐哲學”、“人類學本體論哲學”等理論主張進行集中批判。會議強調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廣泛的領域加緊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和覆活動。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極為突出。⋯⋯只有從這個背景,才能理解李澤厚及其著作為什么曾一度在我國走俏。也只有從這個背景才能理解我們今天為什么必須對李澤厚的政治、哲學觀點開展嚴肅的,原則性的討論和批評。”(見《文藝理論與批評》l991年第6期)可見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為這次批判唯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于對李澤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學界進行的。這里從略。

就文學界而言,首當其沖的是劉再復,不僅文章眾多,而且抨擊相當嚴厲。1990年11月,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等十多個單位聯合舉辦的專題“討論會”,對他的“文學主體論”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論上,宣傳主觀唯心論、歷史唯心論和抽象人性論。把抽象人道主義作為文學的旗幟。用“眼淚”文學來批判社會主義現實。政治上,“文學主體性”的呼喚,直接與資本主義道路聯系了起來,根本否定了“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傳統和成就,否定了以《講話》為核心的文藝思想的歷史貢獻和理論價值。否定了“二為”方向,為“精英文藝”大造輿論;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有損黨對文藝的領導和否定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僅要消解和取消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且明顯地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直接的攻擊和根本的否定。其影響,不僅助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文藝界的泛濫,而且釀成了文藝創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認為,劉再復從反對文藝領的“機械反映論”、“庸俗社會學”和“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始,發展到比較系統、全面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學說,蔑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相當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來文藝學領域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的言論的變化軌跡。實際上是政治化學術,或打著學術旗號的政治,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見《文藝理論與批評》1991年第1期)這一判定不僅集中表達了當時批判意見的基本觀點,而且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氣勢。對劉的“批評”還涉及他的散文創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題目是《“心史”唱出“殺伐之聲”———評〈尋找的悲歌及其評論》。(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結論:劉是一個“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與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理論家”,他“逆歷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錯誤的營壘里搖旗吶喊。其心靈的異常孤獨、寂寞、痛苦,其發誓要進行絕望的尋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沒落的悲劇。這恐怕很難算是學理的批評。

論文關鍵詞：新隨筆；題材；審美特征

論文摘要：隨筆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正呈現方興未艾之勢，簡要分析了新隨筆繁榮的原因，結合新隨筆作品著重從題材分類、藝術風格、審美特征及思想內涵等方面，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征進行探索性論述。

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隨筆至今尚無一個得到多數人認可的定義，但這并未妨礙隨筆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煥發出奪目的光彩。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一股熱熱鬧鬧的“隨筆”潮占據了各類報刊，蔚為壯觀。面對這種悄然而至的“隨筆”熱，人們與二三十年代的隨筆相對應。稱之為“新隨筆”。目前，與新隨筆引人注目的創作實績相比，隨筆的理論建設卻貧乏得幾近空白。由于缺乏應有的理論關注和研究，使得新隨筆這種比較特殊的文體在基本特征、創作特色、思想深度、創作意識、發展趨向等方面的論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見于創作談一類的文字中，沒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論成果。固然，理論常常是灰色的，隨筆的創作者也會說“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規范設計所羈絆”；或者說“還不如索性讓‘隨筆精神’氤氳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無所不在。時或從作者心底流露筆端的好”。但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論探討，除卻能幫助引導讀者更好地“接受”新隨筆之外，對隨筆自身的創作和發展也是大有意義的。有鑒于此，本文作者擬就新隨筆的創作特征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和評述。

首先，有必要對新隨筆出現的社會背景和文學原因加以簡要剖析。與新時期曾經出現的“詩歌熱”、“報告文學熱”等相類似。新隨筆的興旺既有深刻的社會原因，也與隨筆自身獨特的文體特性密切相關。首先，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開放、寬容的環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種“我花開罷百花殺”的大一統局面，社會空間能給不同的“聲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這種開放的社會環境和寬容的文化氛圍里，作家們找到了“自我”，不再擔憂“我手寫我口”的作品會異化為“吾喪吾”的證明。其次，由于當今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新現象開放帶來的多元認識、多向思維增強了人們選擇的迷惘和困惑。帶來了認識判斷的渴求。這樣，隨筆正好以其輕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點，承擔起了引導人們思想開放之任，由于新隨筆的創作隊伍構成復雜。新隨筆的文體特征尚在形成演變階段，因此，要想完整、準確、全面地對新隨筆的創作特征作出總結可能為時過早。但是，在對新隨筆作品分析之后。我們認為新隨筆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個方面的藝術特征。

首先，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大到社會變革、世象管窺，小到個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為新隨筆的“關懷”對象。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對此。新隨筆敏銳地作出反應，并且以文化、哲學意義上的思考為其底蘊，對大變革大發展的社會存在迅速發言評判。對世態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現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思考。換種角度來看，這也是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階層關注社會、思考社會的一種獨特方式。如果按照題材內容來歸納，新隨筆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讀書類隨筆。由于新隨筆的創作隊伍主要是知識階層人士，特別是人文類知識分子更是隨筆創作的主要力量，而讀書寫作幾乎是中國讀書人展現自我精神世界的傳統方式，所以，讀書類隨筆就自然構成了新隨筆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視的是，這類大行其道的讀書隨筆已不再停留于傳統的“讀后感”模式，“讀”常常只是作者表達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點，以閱讀為契機來展現作者“自我”才是讀書隨筆的本質。如王蒙的(從‘話的力量’到‘不爭論》，傳達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思考和認識，而周濤的《讀(古詩源)記》，則以新的視角表達了對傳統詩歌的闡釋，對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來還有一些隨筆名家由讀書而寫出的系列作品，如費振鐘的“墮落時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錄”系列和李國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內涵的讀書類隨筆佳作。二是社會隨筆。社會隨筆以對各類社會現象的評說為主，如果說讀書隨筆的生成主要由于心靈和書本的碰撞契合，社會隨筆則是世象萬態在人們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會隨筆的內容往往是大眾都不陌生的現實話題，表達的是一種對繽紛的社會現象理論性的觀察、機智的思考和個性化的見解。從吸煙禁煙到通貨膨脹，從反貪倡廉到道德建設，上自國際風云，下到居家瑣事，都是社會隨筆述說的對象。由于社會隨筆的內容貼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關注的話題，所以更受到大眾的喜歡。如溫鐵軍的《“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通過對“三農問題”進行歷史的、理論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話題。三是思想文化類隨筆。有別于社會隨筆直接關注“問題”，思想文化隨筆則主要抒寫當代社會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對此，三聯書店《讀書》的編輯們將其稱之為“后學術”或學術性隨筆，頗為傳神和精當。思想文化隨筆展現的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精神呼喚和交流，反映著對人生、生命、理想和價值等重大問題的獨立思考，因此，本質上思想文化隨筆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爾等的“隨想錄”，從而更具有思想、文化價值和個性意義。如韓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葉秀山的《沒有時尚的時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筆記”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來思想文化隨筆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類隨筆主要展現的是作者的獨立思考和個性見解，具有濃厚的學術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類學、哲學的眼光，對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現象、性迷失進行了深刻透徹的解剖與辨析，表達了作者對“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隨筆。生活隨筆似隨手拈來的抒情性散文，或記人，或寫事，或抒寫個人喜怒哀樂，常常從我們身邊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靈，訴說生活的感慨。生活隨筆的特點是以小見大，以情入理，淺入而深出，向讀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個現實生活中真正的“我”。唐達成《頭發的悲喜劇)、王蒙(我的飲酒)和韓小惠(體驗自卑》等便是生活隨筆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隨筆突出的風格特征。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序文中說：“意之所至，隨即記錄，因其先后，無復詮次，固目之日隨筆”。新隨筆盡管有其獨特的審美特征，但這種“意之所至”的自然風格卻未完全改變。當然，不求雕琢、隨意自然決不意味信馬由韁，隨意而為，優秀的隨筆離不開厚實的思想和文學修養，古人說：“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對于隨筆的這種風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隨筆是將所見所聞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隨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無修飾之故，能見作者的才華與氣量，實為很有興味的作品。”縱觀近年來的新隨筆作品，其我手寫我心，有感而發，從心所欲，不蹈襲，不做作的創作特征可以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新隨筆自然天成的特點除了表現在藝術形式方面外，還反映在思想內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條條框框”的約束，正如隨筆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隨筆的天敵是禁錮和做作，隨筆的靈感源泉是自由與自然。”如張中行先生的隨筆集《順生論》，以娓娓道來的筆法，綿密自然的論證，條分縷析，推本溯源，運用自己厚實的人生經驗和豐富的人文知識，給讀者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教科書式”的人生見解，既沒有虛張聲勢，也絕無教條色彩，從文風到意蘊都充滿了自然和率性，開人眼界，啟人胸襟。與隨意自然的風格相伴，新隨筆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寫作風格，真正可謂文如其人，絕少干人一面現象。如汪曾祺的平實自然、張中行的嚴謹古樸、周濤的雄渾崇高、舒展的大膽潑辣等等，既無掩飾，也無矯情做作，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實、自然的靈魂，這也是新隨筆所以受到讀者厚愛的原因之一。

[論文關鍵詞]主體教育研究脈絡問題對策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對主體教育的研究已在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仍存在著重理論批判輕理論建設、某些命題的哲學色彩較濃、實驗或實踐的檢驗不夠等問題。為了使主體教育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必須采取努力拓寬主體教育研究的視野、充分發揮主體教育實驗的功能、大力倡導科學規范的行動研究等對策。

一、主體教育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主體教育的思想由來已久。例如，古代孔子的“啟發性原則”和蘇格拉底的“產婆術”，近代杜威的“兒童中心論”，便蘊涵著豐富的主體教育思想。但上述主體教育思想往往是零碎的，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

當代中國對主體教育的系統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1981年，顧明遠提出了“學生既是教育的客體，又是教育的主體”的命題；1982年，在顧明遠和黃濟主編的中等師范學校教材《教育學》中，對“學生的主體性”這一命題列出專節加以討論，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之后，從師生關系角度探討學生主體性問題的文章日漸增多。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教育界開始在理論層面思考如何使兒童真正成為教育主體的問題。90年代以后，“重視教育的主體性”、“樹立主體教育思想”、“建構主體教育哲學”等理論主張此消彼長。根據我們對中國學術期刊網的檢索，從1994年到2005年，在標題中含有“主體教育”的文獻為173篇。這一數據說明，主體教育作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教育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在新世紀繼續得到研究者的關注。

二、主體教育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人文精神的內涵

“人文”二字，泛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在中國，“人文”一次最早出現于《易經》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經》中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中國古代的人文，是指禮教文化，一方面強調內心修養，使人成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另一方面強調掌握禮樂儀文、琴棋書畫等文化藝術形式或技能。在西方，古希臘哲學家認為“人文”指的是教養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中，出現了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考。

現代學術界把人文精神定義為依靠社會學科的基礎知識，結合生活實際，通過內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態度、價值觀、自由、批判及超越精神。和對人生的的意義與價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對人生的價值的終極關懷和現實關切相結合為原則，以實現完整人性為基礎，以全面而自由發展為目的的一種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它對人的生存發展起著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為人文科學的歷史教育，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是通過授予受教育者的歷史知識，使其在認識自我世界，認識和適應社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發展，通過歷史熏陶的與涵化，提高其自身修養與素質。學會做人。

二、中學歷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歷史乃人文之本，作為人文精神的重要載體，歷史教學不但要傳授知識，更要從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教學中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思維能力和創新意識，使學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穩定的心理素質、良好的人文素養以及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1、從人的角度重塑歷史教學，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