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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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具體科學與哲學研究對象之比較

哲學是人類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知識進行概括、總結和反思的一門學問。具體科學揭示的是自然、社會和思維某一具體領域的規律和奧秘，哲學則對其進行概括和升華，從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本質和最普遍的規律。

這一段話把具體科學與哲學作了比較，主要從研究對象這一方面進行了比較。其中，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世界，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世界的某一具體領域和方面。如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自然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思維科學是研究人類思維活動規律和形式的科學，其研究對象是人的思維。

二、誤區

在正誤判斷上，同學們往往認為具體科學與哲學有著共同的研究領域，即二者的研究領域有重合的地方。

在進行論證時，同學們往往是這樣分析這個命題的：具體科學與哲學有著共同的研究領域，不言而喻就是具體科學與哲學在研究對象上有著相同的研究領域，有重復的地方。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世界，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世界的某一具體領域和方面。如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思維科學是研究人類思維活動規律和形式的科學，其研究對象是人的思維。因此，二者有著共同的研究領域，其可以是自然界，也可以是人類社會，還可以是人的思維。

三、如何走出這一認識誤區

1.“具體科學與哲學有著共同的研究領域”這一認識錯誤的實質

從上述的解析過程中可以看出，同學們犯錯的實質是把哲學的研究對象與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看作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把哲學的研究對象――整個世界看作整體，把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世界的某一具體領域和方面看作部分。根據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可以得出：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部分是整體中的部分。因此，可以得出哲學的研究對象包含著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也就是具體科學與哲學有著共同的研究領域。

從這一錯誤認識出發，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整體從數量上看它是一，部分從數量上看它是多，由此哲學與具體科學有著至少三個相同的研究領域：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

但由此就可理解為哲學的研究對象為多，而不是一，這樣哲學就變為具體科學之和了。顯然，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2.科學分析，走出誤區

（1）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世界某一特殊的領域和方面。我們可以在它們各自的研究對象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它們的研究任務分別是什么。具體科學的研究任務是揭示世界某一特殊領域的特殊規律。這些領域十分廣泛，大致分為自然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和思維科學領域。具體科學一般有比較明確的分工，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領域。如自然科學的研究領域（對象）是自然界，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對象）是人類社會，思維科學的研究領域（對象）是人的思維。

（2）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世界。其研究任務是揭示整個世界變化發展的一般規律。顯然，哲學的研究對象與具體科學相比具有一般概括性和抽象性，因為其研究任務是揭示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是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運動的一般規律。正因為哲學是探究這種普遍的、一般的規律的科學，所以哲學往往是建立在具體科學基礎之上的，是對具體科學的總結、概括、抽象。從這個角度來看，哲學具有“反思”的特性，是對具體知識的“再認識”、“再反思”。

黑格爾曾經用“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中起飛”來說明哲學具有“反思”的特點。在黃昏中起飛的貓頭鷹，可以看到整個白天所發生的一切，可以追尋其他鳥兒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跡。在他看來，如果把“認識”和“思想”比作鳥兒在藍天中翱翔，那么在夜幕降臨時起飛的貓頭鷹（哲學）的使命，就是認識“思想”，認識“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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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研究視域中，更多的是強調恩格斯對理論全面而系統的貢獻；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在恩格斯對理論體系的貢獻中，更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體結論與設想，而是他所堅持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強調離開了歷史辯證法的哲學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科學基礎，科學社會主義便無“科學性”可言。第二，強調哲學不是一種抽象的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哲學(杜林)，也不是一種狹義的僅僅關注人生問題的道德哲學、愛的哲學(費爾巴哈)，而是一種科學的歷史的思維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決了一個重大而基本的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夠從“空想走向科學”，社會主義作為“科學”究竟怎樣才是可能的?他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科學社會主義之區別于空想社會主義，其科學性在內容上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形式上則表現為對德國古典哲學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國和法國的機械論與經驗論的唯物主義，而是建立在德國古典哲學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來，近代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及其變種(不可知論)不可能產生出科學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它們是合乎常識的科學，但實際上是一種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常識在日常應用的范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人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即知性的實證科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出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很難贊同這種觀點：只有英語國家的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唯物主義，才是通向科學的康莊大道，起源于英法經驗論的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從空想走向科學的歷史就是從德國的理想主義走向英國的經驗主義的過程。我們認為，的科學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種總體的歷史科學。我們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復雜多變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就必須依靠從總體聯系出發的辯證與歷史的唯物主義方法，而不是那種“從個別經驗事實出發”、“從El常生活的常識出發”或“從專業知識出發”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是：與哲學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哲學”?答案也很明確而簡單，有自己的哲學，但主要不是一種哲學體系，而是一種科學的歷史的思維方法。

從歷史上來看，關于與哲學的關系問題先后被提出過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紀七八十年代提出的。當時德國古典哲學已經終結，西方進入一個以“反認識論”和“不可知論”為標志的“后黑格爾”的哲學時代，而則在這個時候蓬勃發展，與哲學之間的關系于是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第二次則出現在2O世紀初第二國際的理論破產之際，以列寧為首的蘇聯為一方，以盧卡奇等人為首的西方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國際理論家所遺忘的的“哲學向度”問題。第三次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直到今天，當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瓦解之后，與哲學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的“哲學”究竟是什么?這又成了一個基本問題。這場爭論已經進行了20多年，現在回過頭來看，一個重要的工作還需要我們做。

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問題的原初意義，這也是我們今天對理論體系進行創新的出發點。恩格斯實際上指出了，理解與哲學之關系的關鍵，就在于從本質上區別知識論的、本體論的形而上學哲學體系與辯證法的、歷史的科學方法這兩種哲學形態。哲學的革命意義與當代意義均在于此。在這一點上，恩格斯還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說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科學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與辯證法。”我們不要誤以為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方案，恩格斯的這個說法與黑格爾將哲學表述成為一門科學的觀點具有相似性。黑格爾說每一門真正的科學必然是哲學的；而恩格斯則說要把哲學變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要求，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都是要克服具體科學與凌駕于具體科學之上的哲學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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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科內教材內容的整合

（1）框題內教材內容的整合。在教學實踐中，要熟悉課本內容，敢于調整教學內容，按教學內容內在聯系大膽調整，讓學生更易于接受。如在《關于世界關的學說》這一框題教學過程中，我對教材的內容作了一個先后秩序的小調整：課本原來先介紹什么是世界觀，然后是什么是哲學，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包括聯系與區別）。但我教學中是介紹完世界觀后，接著講授什么是方法論，順勢也把“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體現世界觀，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的關系講了。我覺得這樣學生更容易理解并記憶相關內容。因為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關系密不可分。回頭再講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講清世界觀與哲學的關系，“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觀點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這節課對另一個知識點“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也作了個小調整：先介紹具體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對哲學發展有推動作用；然后再講授哲學是具體科學的總結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對具體科學具有指導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學原理與相應方法論并不對應，盡管世界觀和方法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畢竟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我們不能讓學生把世界觀與方法論混為一談。應該讓學生把不同的世界觀與相應的方法論對照著學習。如教材講“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講方法論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方法”。我認為，雖然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盡管同屬于兩點論和重點論，但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它們有自己相應的方法論。在這節課，我是做了調整和補充：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原理對應抓主要矛盾，統籌兼顧的方法論先講，然后再講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質，不可忽視支流，最后才講兩點論和重點論。因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這兩個原理及其方法論是學生最容易混淆的，我們應該讓學生能區分。

（2）框題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邏輯為基礎進行編寫。以生活邏輯為主取代過去的理論邏輯為主，這一新課標的理念在平時的教學上我們應該按要求認真落實。但在日常的教學中，我們又要靈活處理好生活邏輯與理論邏輯的關系。首先，我們不難發現有的框題內容偏多，一課時講不完；有的上一框題的部分內容與下一框題的部分內容是緊密相連的，此時我覺得應靈活調整教學進度和內容。如在《第九課 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有兩個問題，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爭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學內容既是重點又是難點，內容偏多，一課時難以完成。同時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緊密相關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這一問題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起講，而《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則單獨用一課時講。

（3）課與課之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課改理念下教學活動要求教師視教材為學習資料，在遵循教材處理“源于教材，以不拘泥于教材，要靈活地、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不能成為教材的奴隸”的總原則前提下，主張因地制宜，因生制宜地對教材資源進行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為此，我在重新審視教材的基礎上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如講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哲學講的“物質”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我們教材沒有在這里介紹什么是物質和意識，因而不利于學生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為了讓學生更好的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我在教學過程中對這個知識點作了處理，就是把第四課第一框題中“物質和物質具體形態”的內容提前到這課來講。通過列舉“水果和蘋果、香蕉、西瓜”、“動物和貓、狗、牛羊”等的關系，讓學生通過具體的例子來理解哲學抽象的物質概念和具體物質形態的關系。這一處理，既有利于吸引學生的興趣，又有利于形象、生動的理解抽象的知識點。

2.科際間教學資源的整合

所謂科際資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與語文、歷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關聯來提高政治教學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學質量。

（1）政治學科與語文學科的資源整合。在政治課教學中，經常使用語文知識，如經常使用文學修辭語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體化、把深奧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澀的理論形象化，以烘托課堂的氣氛。如我講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時，用“指南針”“發動機”“風帆”“燈塔”“路標”來形容，這是比喻法。講“理想”時，我針對班上少數同學提出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的觀點，我朗誦了著名詩人流沙河的現代詩《理想》。在教學中，若能適度加入唐詩、宋詞、文言、警句、成語、俗語等文學鑒賞，并把文學與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巧妙地融為一體，能提高審美情趣，烘托課堂氣氛，增強感染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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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首次明確提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1]以此為依據，我國現行教科書將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具體內容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哲學派別的根本標準；另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有無同一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標準。可見，在哲學的理論體系中，哲學基本問題具有硬性的規范性作用，它是劃分哲學派別的重要標準，影響著哲學其他問題的解決方向和方法。鑒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學基本問題一直是我國哲學界爭論的重要問題。

一、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爭論及其理由

哲學不是教條，需要不斷的豐富和完善，所以對哲學要采取既堅持又發展的態度。但是。改革和發展哲學絕不是將其正確的、本質的東西拋棄，而是在結合實踐的基礎上辨明是非、修正錯誤、不斷完善。

近年來，我國關于哲學基本問題出現了不少爭論，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兩個方面，即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問題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哲學界對傳統僵化的教科書體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學者認為原有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的內容沒有充分的反映哲學能動性和革命性特點。因此。哲學基本問題的這兩個方面不夠全面，還應包含其他方面的內容。例如有學者提出“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學基本問題中不加上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只堅持存在對思維的制約作用，不承認人在客觀世界面前的能動作用，也就是只堅持人能認識客觀世界，而不承認人在認識的指導下，通過實踐能動的改造世界，這就使哲學基本問題無法體現辯證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其二，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本體論、認識論講的都是怎樣認識世界的問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因此，原有的兩個方面沒有強調改造世界，突出實踐的作用；其三，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即實踐論方面，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能為認識提供手段，從而提高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思維能力，使我們能更好的認識世界。在此基礎上，有人提出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

第二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其具體形式會不斷變化。面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質疑，有學者提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3]因為，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對象決定的，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哲學存在于多種多樣的具體理論中，但這些具體的哲學理論是在“統一性”基礎上表現出“多樣性”。哲學的對象決定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哲學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也有學者提出，要用“歷史的觀點”[4]對待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即在總體上肯定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全部哲學史的基本問題”，但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即在遠古時代表現為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問題、在古代哲學中表現為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問題、在中世紀表現為神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在近代哲學中表現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第三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永恒的哲學基本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因為哲學從屬于現代哲學，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例如，有學者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實踐問題”。[5]認為我們必須把哲學與哲學的具體類型區分開來，哲學是唯一的，與它對應的問題是哲學的元問題，即什么是哲學的問題。哲學有許許多多的具體類型，所謂“哲學基本問題”不是對應哲學而言的，而是對應于具體的哲學類型而言，有一種哲學類型，就有一個哲學基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黑格爾等為代表的知識論哲學類型的基本問題，現代哲學從根本上超越了知識論哲學傳統，馬克思哲學從屬于現代西方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所以它的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此外，也有些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將“實踐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合規律性與和目的性的關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和“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第四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已經過時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隨著馬克思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和哲學的產生，哲學基本問題被終結了或被超越了，馬克思哲學不再是什么思維存在何為第一性，有無同一性、主客體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例如有學者提出“人的實踐和人道評價的關系問題或實踐和人道的雙向批判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6]

可見，上述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這些觀點大多是針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針對教科書中傳統的解釋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筆者認為對待哲學基本問題，不僅要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學的創始人馬克思那里，去挖掘馬克思本人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一些思想，特別是其思考哲學基本問題時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繼承和發展哲學基本問題的思想。

二、我國哲學界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時思維方式的缺失

哲學是從總體上研究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人與世界最本質的關系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時代的哲學之中。因為，人作為實踐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對的是外在客觀的世界，這就促使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按照某種思維方式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屬性賦予客觀世界以改變世界，這就必然發生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以正確的回答兩者的關系是人在處理人與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它不是任何哲學家臆造出來的，也不是任何哲學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貫穿全部哲學史的一條線，它規定和制約著解決其他一切哲學問題的基本方向。雖然，有人認為哲學研究不能采取帖標簽的方式，不能把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即哲學陣營的劃分問題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活動內容，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面對如此繁雜的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抓住哲學基本問題這條線索有利于考察其發展軌跡和脈絡。

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終結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從實踐出發科學的、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傳統觀點看來，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思維與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問題，二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但僅有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于體現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特性。因為馬克思的哲學不是要去引導人們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因此，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應該成為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三個方面。此外，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還能夠揭示思維與存在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即它們的辯證關系，這就科學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樣存在的問題。因此，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也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但是，哲學基本問題要體現馬克思哲學的實踐本性，就不能將視野僅僅局限在抽象的層面來探討思維與存在的一般關系及其所包含的內容。因為，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類實踐活動，隨著人類實踐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及哲學研究的深入，我們還可以在抽象的層面上揭示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內容，會出現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四個方面，第五個方面甚至更多，這就會使我們在抽象層面上就哲學基本問題一般的關系及其內容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導人們改變世界。因此，我們不應該將視野局限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一般層面上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應該由抽象上升到具體，返回到馬克思哲學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去，依據馬克思哲學的內在規定，去尋找哲學基本問題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或表現形態。

隨著近年來我國哲學界對現代西方哲學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哲學基本問題，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不再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似乎這樣哲學基本問題就不會“過時”或“落伍”。實質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是恩格斯在總結全部哲學史的基礎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結果。這也就是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形態或形式。在這不同的具體形態或形式下面。思維與存在關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著。在當前的一些學者看來，恩格斯或傳統教科書體系中的哲學基本問題不能夠體現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視現實的、具體的人，進而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出發，在早期的馬克思哲學著作中尋找理論支撐來建立哲學基本問題的新形態或形式。我認為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為，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在于科學合理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因此，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是我們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學基本問題的重要前提。

三、馬克思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哲學基本問題

首先應當明確，馬克思在論哲學基本問題時，是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人思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的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8]

從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學家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解決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上的不同缺點。黑格爾強調思維對存在的能動性、主觀對客觀的改造。以此強調思維與存在的辨證關系。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世界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9]從對思維內容的理解上看，馬克思和黑格爾正好相反，在馬克思看來思維內容是移人人的頭腦而被改造過的感性的東西，即物質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他只是“抽象的發展了”思維的能動性。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觀，反映在哲學基本問題中也就是強調思維要通過“直觀”的方式認識存在，但是“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其原因就在于費爾巴哈僅將理論活動看作實踐活動，將真正的人的活動，即物質實踐活動，看作是“卑污的猶太人活動”，所以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因此，單純的通過依靠感覺的直觀方式雖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觀現實性，但卻抹煞了思維的能動性。可見，以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國哲學的問題在于思維與存在的能動性與感性基礎統一不起來。在此問題根源在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處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時所采取的思維方式就是從思維和存在的兩極對立出發，用一極去統一另一極的思維方式，沒能很好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篇5

    關鍵詞:生活世界哲學危機回歸路徑

    任何一種哲學理論,都凝聚著哲學家所捕捉到的該時代人類對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自我意識,都貫穿著哲學家用以說明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獨特解釋原則和概念框架,都熔鑄著哲學家用以關照人與世界相互關系的價值觀念、審美意義和終極關懷。因此,任何一種哲學理論都是黑格爾所說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都是馬克思所說的“時代精神的精華”。那么,哲學所把握到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又來源于何處?我認為這種時代精神的精華來源于哲學對時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義”的理論把握。

    一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爾在其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哲學引論》提出的。他認為,生活世界是一個永遠事先給予的、永遠事先存在的世界,我們屬于它。另一位哲學家伽·達瑪則認為,生活世界是與主體性相關的世界,是由直接經驗構成的周圍世界,是科學與形而上學的基礎和根源。海德格爾則認為,生活世界是一個具有生存論旨趣和詩意性質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開并構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有三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即人與自然事物關系構成的“客觀世界”、人與他人和社會的關系構成的“社會世界”、人與自我的關系構成的“主觀世界”,他認為三者分別對應著關于自然事物的知識及其對人的意義。國內學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認為生活世界是自然態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認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觀性、主觀的世界。張祥龍認為胡塞爾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現成在先的“社會環境”、“人文背景”或“歷史條件”,而是將具有絕對自明性的意向結構中的構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結果。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的概念,絕不是指“生活環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而是指對人生有意義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過程、生活著人的心物統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個實體的世界,又是一個關系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人是能動的主體,人不依附于自然、社會、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學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向“人”的回歸。哲學所要回歸的生活世界是一個包含著人文意蘊的意義的世界,是一個意義積淀的文化與歷史的世界。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就是對生活世界的“意義”的把握,這一“意義”包含了時代主題、人生目的、意義、人們對人生與世界的理解等。

    二

    哲學為什么要回歸生活世界呢?這是由于哲學所面臨的危機決定的。

    首先,哲學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學產生的初期,作為一門尋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學,從它誕生之日起便試圖尋找一種萬物都由他構成,最初從它產生、消滅后又復歸于它的終極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識的基礎”,在這一時期,哲學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學科,但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各門具體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離出去,成為獨立的學科,哲學則變的支離破碎,科學的發展,世界變的透明簡單,不再是那種神秘的、詩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學不管從宏觀還是微觀上幾乎解釋了世界的各個方面,這樣哲學的研究領域越來越窄,研究也越來越沒有說服力。于是,一些哲學家試圖把哲學科學化,努力去證明哲學也是一門科學,比如,現代哲學中出現的“科學主義思潮”就試圖以實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哲學,把哲學從凌駕于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變成從屬于科學的“關于科學的哲學”,即把哲學變成科學的附庸。但哲學和科學研究的對象、思維方式、語言體系都是不同的,哲學無法科學化。佳佳網

    其次,由于自然科學的發展和工具理性的擴張導致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緊張。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圖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與外部世界被割裂開來,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義上被理解,人的世界變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豐富性、鮮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必須回歸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學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狀態之中。舊哲學的局限性不僅在于用有限的思維去把握無限的存在者,更為重要的是把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對世界的某種關系絕對化,把人的某種屬性抽象出來,轉變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實體。這就使哲學脫離開它的真實基礎,即人的存在,相反,成為外在力量對人進行統治的理論。所以,克服舊哲學的缺陷,唯一的途徑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復歸,使哲學由彼岸的天國向人的生活世界復歸。舊哲學的抽象本體論的性質,使哲學的研究對象始終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驗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這就使哲學脫離了生活世界,以一種虛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閉門構造現實,從而把哲學史變成神或類神的歷史,把哲學思維變成宗教或準宗教的意識,這又必然帶來哲學研究內容的非現實化。這種非現實化的哲學越來越遠離人,遠離現實、遠離人所處的生活世界。

    三

    哲學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實現向生活世界的回歸:

    首先,哲學不應只是解釋世界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給出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服務于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學應少構造抽象思辨的哲學體系,多關注時代和社會實踐提出的重大現實問題,注重以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帶動和促進哲學理論的創新。面對當今世界存在的非正義與不平等、貧富懸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機等威脅人類文明與歷史進步的全球性問題,哲學應關注這些問題并來克服與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間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論智慧與創造性的新意義,這是哲學的歷史使命和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就需要大力發展應用哲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哲學界就開始了建立應用哲學的嘗試,其主要意圖就是要使哲學直接面對社會現實問題,在應用哲學的研究領域,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經濟哲學,強調經濟學與哲學的結合,主張對社會經濟運動開展哲學研究。但是,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哲學并不是一門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學問,哲學作為一種把對智慧的追求作為自己目標的學問,它所追求智慧是人類全體的“大智慧”,它所關心的應該是整個人類的命運,它要為人們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為人們的生活提供“意義”的支持,為人們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園。

    其次,在思維方式上哲學也需要改變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傳統的本體論的思維方式用認識物的方式去認識人,否認人的創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這就要求我們從生活的人出發,以人的方式來理解人。舊哲學作為人的本質的虛幻、顛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現實之中,顛倒了的世界才產生了顛倒了的哲學,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現實,“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才能鏟除舊哲學的根基,使哲學真正成為‘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按著這樣思路,人的現實存在就是人的活動,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這樣,馬克思就最終走上了用實踐尤其是人的生產勞動去說明人的存在和歷史發展的道路。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確立,為人轉向真實生活世界找到了現實的基礎和道路,為哲學把握生動鮮活的人的具體本性開創了更加寬廣的理論視野,正是通過這種思維方式人才從抽象走向具體、從分裂走向完整、從虛幻走向現實。這種思維方式給哲學指出了一條重新回到人類實際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徑和方向,也為哲學的自我更新提供動力。

    再次,從哲學所應用的表達世界的語言看,近代哲學出現“語言學轉向”,即要求哲學在建立關于人類的“認識”及其所表達的“世界”理論之前必須先有關于“語言”的理論,“沒有語言學的認識論和本體論為無效”。語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存在,語言則是存儲歷史文化的“水庫”。人作為歷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語言,而是人被作為歷史文化“水庫”的語言所占有,人從屬于歷史也就從屬于語言。人只有從屬于語言才能實現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語言總是從生活當中產生的,語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維特根斯坦看來,語言游戲就是一種生活形式,“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在羅素看來,語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結構,我們可以借助于分析語言的結構來把握世界的結構,哲學的“語言轉向”其實就是轉向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從人們在生活世界中所創造的語言入手來分析人們的生活世界,當然這種語言必須有堅實的實踐論基礎,只有從實踐出發的語言才具有真正的邏輯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實現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佳佳網

    哲學只有回歸到人們的生活世界之中,去親近人,親近人們的生活,去思考人們在這個時代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可能遇到的問題,哲學才真正體現出它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特質。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現象學概念通釋[M].上海:三聯書店,1999.

    [4]俞吾金.實踐論釋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篇6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贏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三)勿失批判精神

哲學的理論批判與實踐批判是不可分離的，前者拓展理論的論域，使理論更具現實針對性，更深刻更具群眾基礎；后者則是合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使現實世界與思維世界進一步通達。理論批判是實踐批判的指針和導向，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掌握群眾源自理論批判；實踐的批判是理論批判的繼續與深化。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沒有實踐批判的理論批判是空洞的批判，沒有理論批判的實踐批判是無根的批判。批判不能滯留于理論層面，必須推進到實踐的批判。沒有自我批判的實踐批判和理論批判是不徹底的批判。理論批判、實踐批判和自我批判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分別賦予哲學革命性、現實性和發展性的品格。科學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設，是在“批判舊世界中創造新的世界”，堅持哲學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學走出困境。

摘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是最重要的理論品質。完善自我、發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學的辯證本性和實踐品格的要求。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要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將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結合起來，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哲學創新要注意開放性和批判性的原則。

篇7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贏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篇8

〔關鍵詞〕 詮釋學，科學，實踐，科學哲學，后經驗主義

〔中圖分類號〕N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簡介〕 楊秀菊（1981-），女，遼寧營口人，太原科技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

亞里士多德曾經就實踐智慧和應用科學作出區分并進行了詳細論述，這種區分使我們明辨了科學技術的應用與實踐智慧。哲學也旗幟鮮明地指出，實踐是行為主體所特有的對象性活動，只有在人類繁衍和實踐同步的基礎上，人們才可以深刻與全面地把握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以及世界的物質性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縱觀科學發展歷史，近、現代科學的發展特征表現出忽視實踐智慧的趨勢，以實踐智慧為本質內容的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幾乎喪失其科學合理性，而詮釋學作為精神科學獨立的方法論也面臨著消失殆盡的危險。于此，伽達默爾提出了重新恢復以實踐理性為核心的精神科學模式。之后，越來越多科學哲學家們認識到，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詮釋學不僅適用于精神科學，也完全可以適用于自然科學。

一、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的思想溯源

德語中詮釋學Hermeneutik一詞的詞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與實踐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詮釋學中，特別是在神學與法學領域，詮釋學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釋與應用，詮釋的技藝就是一項實踐的活動。

19世紀，狄爾泰的詮釋學思想著重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他將人的生存特征描述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動的客體，是生命意欲與生命關系的復合體。由于人類與生命之間的關系是內在的，生命是聯系人類與世界的內在紐帶。因此，二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看作是一種實踐關系，〔1 〕 （P31 ）狄爾泰的詮釋學觀點探討了科學與實踐生活的關系，認為理解是從人的實踐關懷中產生的。

之后，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進行的關于此在的詮釋學分析更是直接針對人類日常實踐的，他認為只有在日常實踐意義上的科學實踐才是詮釋學的。人們在世之存在的方式體現了對世界和對人類自身的解釋，在對科學進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們從對人類日常實踐和科學研究的解釋中領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學研究中解釋實際應用的意義與實踐應用本身都是詮釋學的。從本體論的角度上來看，實踐與應用具有同一性。

繼海德格爾之后，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更是對實踐的詮釋學分析做出了詳細的說明，其實踐的詮釋學觀點建立在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基礎上，但是由于亞里士多德并沒有對普遍知識和具體應用做出明顯的區分，所以造成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一種對立，這種對立使伽達默爾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做出詮釋學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從道德行為現象中的實踐智慧角度出發，分析論述了適合于科學的詮釋學之實踐智慧與實踐理性。

伽達默爾闡述到實踐哲學的對象不僅是那些永恒變化的境況以及那種因其規則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識高度的行為模式，而且這種有關典型結構的可傳授的知識具有所謂的真正知識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復運用于具體的境況之中（技術或技能的情況也如此）。因此，實踐哲學當然是一種“科學”，是一種可傳授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然而，它又是一種只有當某些條件具備時才可以成其為科學的科學。它要求學習者和傳授者都與實踐有著同樣穩定的關系。就這一點而言，它與那種適用于技術領域的專門知識反而有某些相似之處。根據他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伽達默爾關于實踐與應用的分析也將二者處于同一層面之上，伽達默爾認為浪漫主義學派的詮釋學觀點包含的理解與解釋的內在統一忽視了應用技巧，而應用與理解和解釋一樣，同屬于詮釋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且詮釋學就是理解、解釋與應用三種要素構成的，缺一不可，詮釋學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釋及應用的統一中才具有重要意義，詮釋學中關于應用的重要問題也是由理解和解釋的互通與共融所引發的。所以，伽達默爾稱之為交往實踐技藝的詮釋學，是與古代對本質沉思的理論相互對立的，詮釋學是代表著高度技巧的實踐。〔2 〕 （P4 ）

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思想可以說是詮釋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從伽達默爾開始，詮釋學產生了一個重大轉向，即從哲學詮釋學到科學詮釋學的轉向。科學詮釋學順延了伽達默爾實踐的詮釋學思想，并且詳細地分析了詮釋學在當代科學研究進程中的具體應用。

除了伽達默爾實踐的詮釋學思想基礎，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形成還得歸功于約瑟夫·勞斯。勞斯認為，在具體科學研究中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只有作為社會實踐和物質實踐的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們經常忘卻科學研究的實質就是一種實踐活動，且這種“實踐的技能和操作對于其自身所實現的成果而言是決定性的”。〔3 〕也就是說，科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現為對科學實踐的重視，它將科學活動視作人類實踐活動，而人類實踐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或環境下進行的。首先，人類日常生活實踐是科學理論的形成與進行科學實驗的基本條件，其背景預設構成科學活動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學活動依靠科學共同體的實踐智慧從而合理地實現科學研究。〔4 〕 （P169 ）

由此看來，在整個科學研究中，理解是以人類實踐經驗為基礎而發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純粹無我的主體狀態，實踐的科學詮釋學也不是數學形式上的理論科學，為了徹底把握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必須從與科學完全對立的語境中脫離出來，這種科學必須出自實踐本身，并且通過意義概括得到的意識再重返實踐中去。只有將詮釋學應用于整個科學研究與社會實踐中，科學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會功能。

二、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將詮釋學作為方法論基礎適用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是考慮到當代的科學哲學家們“將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學狹隘的思想方面——科學理論及其所需的思維程式、引導我們去相信它的各種證據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滿足。” 〔5 〕 （P35 ）事實上，科學哲學家們理應意識到，科學研究單純用任何一門單獨學科所做出論斷都是片面的。特別在復雜性科學興起之后，僅靠傳統理論的研究與邏輯證明是遠遠不夠的，而科學詮釋學強調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學蘊含在文化與歷史現象之中，在科學歷史與科學社會學角度對科學實踐及其過程做詮釋學的分析。

首先，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應用最先體現在科學研究的基礎環節——科學觀察與科學發現階段中。因為實踐性的知識通常被認為是原初經驗的獲得方式，以知覺為主的實踐性經驗的獲得與積累更是在整個科學進程，特別是科學觀察與發現的階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科學詮釋學的角度來看，知覺本身就具有詮釋學的特征，通過知覺等實踐方式逐步積累起來的“客觀性知識”荷載著文化與實踐的雙重因素。從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認識旨趣、科學素養、心理結構等個體性因素到政治、經濟因素等社會性因素，無一不對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科學詮釋學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夠補充以往人們對非客觀性因素的忽視，基于科學整體基礎上的詮釋學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幫助人們理解科學及其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為人們提供了更寬闊的思考領域。

其次，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應用體現在科學理論的生成中。例如幾何學的觀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過古埃及人的測量實踐積累而最終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應用簡單的幾何原理，他們運用一些樸素的手段來測量土地及金字塔與神廟等建筑，正是這種看似日常的重復性的測量活動構成了幾何學的實踐過程。在遠古時代，從這種實用的經驗中衍生出來的科學活動雖然沒有呈現精密化的形態，卻也不同程度地顯現出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特征。因為科學研究通過數學的計量與幾何證明等方式與觀察實驗、分析的方法及實踐的具體操作同樣重要，特別是帶有猜想性質的對客觀規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純粹性特征。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實踐性知識與客觀性知識這兩種知識形態的話，實踐性知識必優于客觀性知識，因為不僅由于客觀性知識大多都是從實踐中得來的，而且科學的客觀性知識僅以客觀性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實踐性知識則加入了主觀能動性作為考量的因素。科學的客觀性知識本質特征是主客體之間的對立，把研究主體人為地劃歸在所考察的客體的對立面，從而避免其對所考察客體產生的影響而使其失去客觀性；而實踐性知識則重視主客體之間的關聯，因為它不以靜態知識獲得為目的，而將知識置于歷史條件下動態的、變化的環境中，以此來考察主、客體之間的關聯。特別是有關自然與生命世界的體系愈發完善，科學進步的無限制與無終止性勢必產生更加精確、完善的新科學體系，這樣，自然科學便不能囿于對傳統科學研究中觀察與理論之間關系的經驗性的描述，而應該將科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趨嚴密、科學的與合理的解釋及隨之而來的科學實踐的具體應用上來。

除此之外，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應用還體現在語言的分析上。脫離了科學詮釋學的語言分析角度，人們也無法嚴格甄別日常生活實踐與科學研究實踐二者在推動科學進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是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難以把其意義來自經驗的觀察術語與猜測性的理論術語區分開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術語不是作為孤立的單位（如觀察術語可與自然實體相對應），而是作為更大的語言學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義的。既然觀察脫離它所從屬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題框架就沒有實踐意義，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構成科學知識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礎的不同類型的事實陳述。” 〔6 〕

所以，無論是科學研究的基礎階段，還是科學理論的形成、發展與應用的階段，我們都可以從科學詮釋學的角度來審視整個科學發展的歷程。科學詮釋學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等多重角度對科學主義絕對真理的批駁，從而把科學認識置于人類活動的基礎之上，以此來“努力恢復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學哲學的‘規范’功能”。〔7 〕

三、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的特征

我們知道，早期的詮釋學是作為一門關于文本理解和解釋的技藝，以一種學科的形式出現的，之后詮釋學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直到海德格爾本體論分析與伽達默爾基于詮釋學應用基礎的哲學詮釋學的思考，詮釋學進入了實踐哲學的發展階段。而建立在科學與詮釋學雙重基礎上的科學詮釋學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學詮釋學不僅僅是科學研究中關于理解與解釋的論述，更多地是強調科學詮釋學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上關于理解與解釋的辯證統一。即科學詮釋學的實踐界域同哲學詮釋學一樣，都將人類的全部生活世界作為整個研究對象，擺脫了早期詮釋學發展忽視實踐基礎這樣一種缺陷。

首先，關于科學詮釋學對綜合理論與實踐認識做出的雙重分析，是分別建立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上和詮釋學的實踐基礎上的。也就是說，科學真理的獲得既不是邏輯上前后相關的系統，也不是作為因果關系線性發展的結果，而是一組物質與認識的實踐，科學的實踐也表現出了理性與非理性相統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學分析只有從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轉向一種實踐結構，才能在協調理性與非理性因素關系的基礎上，獲得知識的進步與飛躍。〔5 〕 （P35 ） 從這個角度來講，科學詮釋學具有科學、詮釋學的雙重實踐基礎。

其次，從科學詮釋學的角度出發來反思科學實踐，科學實踐具有開放性、社會性特征。這是由于科學實踐是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科學共同體之間的協作與交流，人類所處的外在環境、社會制度、信仰等因素都會影響或干預科學實踐活動；另外，科學實驗的產物具有社會性，即科學研究不是獨立的、抽象的邏輯推理與演算，而是科學團體之間關于科學的相關因素的協同一致；再者，科學研究者實踐活動的主觀意旨具有社會性，即科學研究者從事的科學活動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認知旨趣與個人興趣所導向；最后，科學實踐的主體具有社會性。綜上所述，科學詮釋學不僅具有實踐性的理論特征，甚至可以這樣說，實踐性就是科學詮釋學的基礎特征。

第三，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有著廣泛的理論支撐。越來越多的學派論點與學者思想中都蘊含了科學詮釋學的關于實踐性特征的因素，盡管他們對科學研究中關于實踐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盡相同。例如，新實驗主義者對實踐的肯定將研究重點從理論轉移到具體的科學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經在《表征與干預》一書中強調了實驗的基礎性地位，并通過對隱含在實驗結構中的實踐性特征的論述，呼吁從表征走向介入、從理論走向實驗。與此同時，富蘭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奧（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羅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學實踐的具體形態，進一步推進了新實驗主義的研究。〔8 〕可以說，新實驗主義者對實驗實踐的關注，反映出科學實踐本身就是一項復雜的人類參與的活動，特別是哈金批判了傳統邏輯經驗主義將實驗數據完全獨立于科學理論、科學理論的構成以實驗表象為基礎的經驗主義實驗觀、以及漢森提出的“觀察滲透理論”觀點。哈金認為實驗不只是局限在觀察的范圍內通過實驗操作得出數據，而是涉及操作過程中各種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實驗先于理論，所以，觀察滲透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沒有很好地概括理論和實驗之間的本質關系。也就是說，傳統的理論與實驗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們應該著眼于尋找特殊的實驗實踐，使其能夠促生觀察報告獲得合法性與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學詮釋學的觀點來分析，科學是作為一個整體將科學使之可知的事物帶入人類生存的背景之中，實踐的科學詮釋學任務不僅要解釋適用科學的程序，還要在科學應用之前提供一種合理的說明。〔9 〕 （P93，137 ）不僅如此，科學的詮釋學反思也是從對科學進行操作的具體實踐中歸結出來的，并且依靠實踐的幫助，人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與把握近代科學關于概念、技術等因素在自我理解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困擾。

總體來講，在科學詮釋學的視野下，“科學研究是一種尋視性的活動，它發生在技能、實踐和工具（包括理論模型）的實踐性背景下，而不是發生在系統化的理論背景下。” 〔5 〕 （P101 ）科學詮釋學的主張是科學哲學前進的方向，它對科學所做的一切發生在他控性的網絡互涉中。所以，對科學進行詮釋學的解讀除了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之外，也必須全力避免詮釋學作為方法論的普遍使用而過于寬泛。就像勞斯對其進行的科學的文化研究一樣，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涵蓋有關實踐的種種探索——通過這種探索使我們對科學的理解具體化，使之維系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轉譯和擴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詮釋學與實踐的交織使科學、詮釋學及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明朗化，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反思已經表現出詮釋學維度的恢復與傳統詮釋學的匯合。〔10 〕 （P40 ）

總之，無論科學家們如何避免，科學及科學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種因素的制約，科學亟待得到一個源自文化的、社會的、倫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規訓。這種規訓得以實現的角度，即從實踐的科學詮釋學角度去審視科學。同時，科學詮釋學的觀點也理應避免對科學進行研究分析中的過分自負，務必要意識到在實踐的——經驗的事實基礎上上升到科學理論是一個循環往復的系統，盡管像興趣、直觀性、社會因素等非客觀性因素在整個科學系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無法捍動各學科客觀知識的本體論預設在整個科學研究系統中的核心地位，過分追求科學研究中的非邏輯性與主觀因素的作用，人類繁衍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科學體系將成為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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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吳 彤.鄭金連.新實驗主義：觀點、問題與發展〔J〕.學術月刊，2007（12）.

篇9

    哲學和科學具有矛盾兩重性關系,全部問題都在于對這種關系做出辯證理解與界說。從一般或籠統的意義上說,即從哲學和科學的一般特征與聯系上說,哲學當然也是科學的一個部類,也是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系統中的一個重要部門。然而,這種認識還屬于一般認識,它只表明二者所具有的某種普遍的共同特征,而沒有深入體現二者的不同本質及其區別。如果從哲學和科學的特定含義或不同的特殊本質來看,哲學和科學的確定區別就顯示出來,哲學就不再是科學的一個部類。也就是說,哲學并不是實證性的科學系統即“實證科學”系統的一個部門,而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實證科學的具有思辨性與超驗性特征的特殊的邏輯思維體系。在一般或籠統的意義上說,哲學也是科學,但在特定或嚴格的意義上說,哲學就不是科學。由于哲學和科學分別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質,二者之間也就具有確定的本質區別。由此,在嚴格的意義上,我們也只能說,哲學不是科學,哲學就是哲學,而科學也不是哲學,科學就是科學。當然,這樣的界說又有“同義反復”之嫌。因此,我們又需考慮如何在界說二者關系時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一個既反映二者的一般聯系又體現二者本質區別的界說。在這種“矛盾”的意義上,我們就只能“辯證”地說:“哲學既是一門科學,又不是一門科學。”在這里,“辯證思維”真正體現出一種“矛盾的兩重性”,即體現出一種對矛盾雙方的復雜關系及其具體含義進行全面性認識的特征。這種辯證綜合的全面性認識在于: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哲學就是科學”。在這里,“科學”的含義就是指“知識體系”而不是指“實證科學”。這一界說,主要是就“哲學”與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的一般關系而言。在這種一般性認識中,哲學作為一門“學科”還被包含在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之中,由此哲學也就成為“科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哲學又不是科學”。在這里,“科學”的含義就不再是指一般“知識體系”而是指“實證科學”。因此,這一界說主要是著眼于“哲學”與作為“實證科學”的“科學”的本質區別。在這一界說或認識中,哲學作為“思辨的”學科或學說已不再等同于“實證性”科學而被包含在“科學”之中,由此,哲學也就不再是“科學”的一部分。事實上,說“哲學既是科學又不是科學”,無非是說,哲學作為一門特殊的思辨的學科也被一般包含在“知識體系”中,因而哲學即是“科學”,但同時,哲學作為一門特殊的思辨的學科又與作為“實證科學”的“科學”具有本質區別,因而哲學又不是“科學”,而是超越于“科學”體系之上。顯然,當我們說哲學“既是科學”時,這里的“科學”是指“知識體系”(可將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界定為“大科學”),而當我們說哲學“又不是科學”時,這里的“科學”則是指“實證科學”(也可將作為“實證科學”的科學界定為“小科學”)。由此,“哲學”就是一種“大科學”意義上的科學而并不是“小科學”意義上的科學。換言之,也只有在“科學”的廣義即非嚴格意義上,哲學才可被視為一門科學,而在“科學”的狹義即嚴格意義上,哲學就不是科學或不應被視為一門科學。因此,“哲學既是科學又不是科學”的命題就包含著理性思維的辯證矛盾,并體現出“辯證邏輯”的本質特征。在這一命題中,第一個“科學”概念和第二個“科學”概念具有不同含義,前者是指非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即“知識體系”),而后者是指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即“實證科學”)。如果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命題或界說就有偷換概念之嫌,或者有違反“不矛盾律”、“同一律”之嫌。然而,若從辯證邏輯的角度來考察,上述命題就完全合理,并且也不違反邏輯思維的規律或理性推論的規則。顯然,由于“科學”本身具有兩重含義或意義,因而說科學是“知識體系”與說科學是“實證科學”就都沒有錯,也因此,在上述命題中同時引入“科學”的兩重含義或意義而加以綜合的辯證界說也就沒有錯,相反,這種界說或界定恰好能揭示概念的矛盾本性,從而體現出辯證思維的本質特征。在這里,如果固守“形式邏輯”的“非思辨”的形式化思維規則(如“同一律”、“不矛盾律”及“排中律”等),那就只能是在“哲學”自身的本質上界定哲學,從而只能得出“哲學就是哲學”的命題,這顯然屬于“同義反復”。此外,還有兩種情況,一是在“科學”的狹義上界定二者關系而得出“哲學不是科學”的命題,二是在“科學”的廣義上界定二者關系而得出“哲學就是科學”的命題。然而,“哲學不是科學”或“哲學就是科學”的命題顯然都有簡單化的“片面界定”的缺陷,同時,兩個命題也形成外在對立。由此,上述三種界定都沒有真實地、全面地反映哲學和科學的辯證關系。因此,也只有提出“哲學既是科學又不是科學”的命題并加以辯證的解說,才能真實地、全面地揭示與把握二者關系。還應看到,在辯證邏輯的概念、判斷與推理中,包含辯證矛盾不僅無法避免,而且還完全必要,矛盾的兩重性思維也正是“思辨的”哲學思維亦即“辯證邏輯”的一種形式、一種方法、一種規則。上述“哲學既是科學又不是科學”(以及“哲學是一門特殊的思辨的科學”)的命題,也同樣具有思維的確定性,不過這種確定性已揚棄了單純的形式規定性而表現為具有真實內容的辯證的矛盾性。在這里,“辯證思維”或“思辨”已把一般和特殊、屬和種、相同和相異、相對和絕對、廣義和狹義等等事物的區別或矛盾揭示出來,從而也就在一般聯系中深入揭示出研究對象的本質區別。事實上,也只有辯證邏輯的這種矛盾性思維才能真實地、全面地反映哲學和科學的真實關系,進而深入認識二者關系的歷史演變。辯證思維所揭示的哲學和科學的“辯證關系”的“邏輯”也必然與二者關系“實際演進”的“歷史”具有統一性。由此,在二者關系上體現的“邏輯”與“歷史”的矛盾也就可望在辯證思維中達到統一。

    哲學只能是一門“思辨的科學”而不可能是一門實證科學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把哲學看做一門科學的意義僅是指哲學本身也構成一門學科亦即“思辨的科學”,因而也可被包括在科學的“知識體系”中。然而,哲學作為“思辨的科學”(亦即“思辨哲學”)仍與“實證科學”具有本質區別。從“科學”本身的角度來看,“科學”也呈現出兩種形態:一種是在科學的嚴格意義上存在的“實證科學”,另一種是在科學與哲學關系上呈現的“思辨科學”。在這里,也應注意把“科學”的這兩種形態區別開來,即把“科學”的嚴格意義(“實證科學”意義,這是科學的一種內在本質)與“科學”的非嚴格意義(“思辨科學”意義,這是科學與哲學的一種外在關聯)區別開來。事實上,“思辨科學”概念中的“科學”也并非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而只是指非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亦即“哲學”本身)。因此,界定“哲學”是一門“思辨的科學”的最終意義也仍在于把握哲學的本質特征及其與科學的區別。因此,對哲學本性及其與科學區別的辯證認識就可深化為下述命題:“哲學只能是一門特殊的思辨的科學,而不可能是一門實證的科學。”這一命題主要包含下述含義:首先,“思辨”是哲學的本質特征或特殊本質,亦即是哲學(作為一個“種”概念)的特定本質。在這里,“科學”概念也是在一般廣義上使用,即指一種“知識體系”,在此意義上,“科學”(作為一個“屬”概念)就可包含“哲學”。因此,說哲學是一門特殊的“思辨的科學”,不過是說,“哲學”作為一門思辨的學科是可以被包括在廣義的作為“知識體系”的科學系統中的。即使這樣把哲學界定為一門“思辨的科學”,也并沒有把“哲學”和嚴格意義的“科學”混同起來,“哲學”作為一門特殊的“思辨的科學”仍具有與一般狹義的“科學”亦即“實證科學”的本質區別。事實上,要把哲學與科學既相聯系又相區別開來,除了說“哲學是一門特殊的思辨的科學”之外,并沒有別的方法。在西方哲學史上,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家也都把哲學視為一門特殊的從事概念推演的純粹思辨性的科學或學科,而他們界定哲學的本意或要旨也正在于要把哲學同一切經驗科學或實證科學區別開來。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最初的科學分類思想,其中哲學(他稱為神學或第一哲學)就已具有研究“存在”的超驗、思辨的特性,哲學作為“本體之學”或“形而上學”就已和數學、物理學等專門的科學區別開來。[2](P57、P222)康德則更明確地認定哲學應是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或一種“純粹理性的思辨科學”[3](P168)。其后,黑格爾進一步把哲學界定為“思辨哲學”或“思辨的科學”而與具有認識的相對性與局限性的“實證科學”或“經驗科學”[4](P9、P58)區別開來。依據這些哲學家對哲學本質的理解與界說,我們也完全可以把哲學界定為一門特殊的“思辨的科學”或“思辨哲學”。其次,“實證”是科學的本質特征并由此與哲學區別開來。誠然,科學活動也要運用一定的理性思維或邏輯推論,也要對經驗材料進行一定的理論概括或總結,然而,科學研究的根本方法卻并非思辨或純粹的邏輯推論,而是必須依靠經驗觀察與實驗,而科學的理性思維或推論也要以現實事物為對象,要以對現實世界的經驗觀察為基礎。因此,科學也就總是具有一定的“對象性”、“經驗性”,或者說,科學最終還是以經驗觀察為基礎或依據,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經驗性與實證性的基本特征。誠如黑格爾所說:“一切科學方法總是基于直接的事實,給予的材料,或權宜的假設。在這兩種情形之下,都不能滿足必然性的形式。所以,凡是志在彌補這種缺陷以達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識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維,亦即真正的哲學思維。”[4](P48)由于哲學和科學在研究方法或認識方式上的特征恰好相反,因而二者在推進人類認識上也就具有“互異互補”的性質。再次,認識哲學與科學關系的要旨還在于把二者區別開來,而此種區別的本質又在于哲學具有“超科學性”。誠然,哲學也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哲學的“科學性”也僅是哲學的一種屬性,哲學還具有一定的“人學性”乃至“神學性”(歷史上的哲學總具有與宗教的密切聯系),然而,哲學的根本特性卻并非“科學性”或“人學性”,或者說,哲學既非“科學”亦非“人學”,哲學就是哲學,哲學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學乃是一門特殊的從事理性思維與邏輯論證的思辨的學科。哲學的思辨性或其理性批判與反思的形上本質,構成了哲學的“超科學性”,并最終將自身與科學區別開來。

篇10

在論及科學哲學的現展時，我們顯然不能夠忽視種種來自外部的沖擊或推動，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以下簡記為ssk)與科學哲學傳統立場的對立以及后現代主義對于“科學主義”的批判等，一些學者更因此提出了種種的“轉向說”或“取代說”。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待這些主張?由各種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獲得哪些啟示?什么又是科學哲學工作者在當代的使命?以下就圍繞這樣三個問題對此作出具體論述。

一、ssk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幾年在科學哲學領域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一個提法：“科學哲學的社會轉向”。這一主張的提出當然與ssk在20世紀80年代的興起直接有關，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對傳統的科學哲學研究的嚴重沖擊。由于愛丁堡學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筆者在20世紀80年代曾有機會在英國進行為期1年的學術訪問，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就有這樣的想法，即是為錯失了從一開始就與愛丁堡學派直接接觸這樣一個機會深感遺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的思想也發生了一定變化，特別是，自80年代后期開始出現的一些新的發展更引起了筆者的極大關注：在經歷了初期的迅速發展以后，ssk內部可以說很快就出現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這也就是所謂的“后ssk”；進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這一方向上工作的學者都傾向于跳出這一陣營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場，因此，從整體上說，ssk的影響就已從其巔峰衰落下來。如果將原先在ssk這一方向上工作的學者看成一個學派的話，我們就應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這一學派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說，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或領域，那么，這一方向或領域又為什么會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與傳統的科學哲學的直接對立，因此，上述問題就直接關系到科學哲學的未來發展，另外，我們并可由此而獲得關于如何開展理論研究、特別是確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啟示。

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在此可以與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作一簡單比較：盡管后者的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同樣經歷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學哲學的發展歷史已近百年，不僅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方向，更積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論成果，特別是，盡管曾出現過種種的“轉向說”或“取代說”，但最終為大多數人所遺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紅極一時、并將完全取代科學哲學的時髦學說或主張。從而，即使是作為理論研究的一個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應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具體地說，筆者以為，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質直接決定的，對此可以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眾所周知，ssk研究的一個基本目標，即是將社會學的分析視角、概念體系與研究方法等，直接應用到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這樣一個新的研究對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質，因此，作為直接的開端，ssk學者就曾花費很大力量對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論證。例如，這顯然就是布魯爾(d.bloor)等人所倡導的“對稱性原則”與“等價性原則”的一個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為這主要是一種“移植”的工作，從而就不僅相對于純粹的創造難度較小，而且就像諸多類似的工作(如將系統論應用于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創造)，在開展初期往往也會出現一個高產期，更可對那些一直在相關領域(在此指科學)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甚至產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這種工作始終停留于對現成理論工具的直接應用，卻缺乏新的創造性工作，所說的發展勢頭很快就會出現衰退。

就ssk而言，我們還應特別強調這樣一點，即其主要結論的預設性。對此，例如由所謂的“強綱領”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認為就科學知識的產生而言，社會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們暫時不去考慮這一結論的片面性和絕對性，這種預設性無疑也將極大地抑制乃至徹底扼殺人們的研究熱情，因為，如果最終結論是事先已經規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顯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義，而無非只是在已有的論據之上加上了一個新的案例。

第二，我們當然不應反對由學科外部積極地去吸取各種有益成分以促進本學科的發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問題、新的概念體系等。例如，在數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中所曾出現過的積極互動，就可被看成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具體地說，數學哲學在20世紀初期曾為科學哲學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范例與重要的動力；另外，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科學哲學則又取代數學哲學在兩者中占據了主導的地位；但是，這又是數學哲學與科學哲學積極互動的關鍵所在，即在積極引進外部成分的同時，相關學科必須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不然的話，就可能造成本學科的消亡。顯然，由以上角度我們也就可以更為深刻地去理解ssk衰退的必然性，因為，按照所謂“強綱領”在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之間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區別，這樣，科學的特殊性就完全被取消了，但這事實上也就從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學作為直接研究對象的專門研究意義，后者就包括ssk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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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清楚地說明問題，在此還可以拉圖爾(b.latour)后來的工作為例來進行分析。具體地說，對于ssk基本立場的背離正是拉圖爾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與其他一些后ssk學者不同，拉圖爾更將自己的主要工作由科學轉向了社會學與一般哲學，即是力圖實現“社會學的重建”與“哲學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因為對于科學的具體考察正是拉圖爾在后一方面工作的直接基礎，因此，由仔細的考察就可看出，如果拉圖爾始終停留于科學與其他文化形式的一致性，而不是更加注重如何能由科學的考察去發展已有的理論，也即更加集中于科學的特殊性，就根本不可能在社會學與一般哲學上做出任何創造性的工作。

第三，以下的常見論點顯然也與上面的分析有著直接聯系：為了促進一門學科的發展，我們必須作好由“外推”向“內生”的轉化，這也就是指：就一個學科的深入發展而言，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外部的推動，而必須找出學科內部的相關生長點。

為了清楚地說明什么是這里所說的“內部生長點”，仍可通過與科學哲學歷史發展的對照來進行分析。具體地說，盡管科學哲學的早期發展明顯地表現出了數學哲學的影響(例如由“基礎主義的科學哲學”這一術語的使用就可清楚地看出)，但是，科學哲學又始終堅持了自身相對于數學哲學的特殊性，特別是提出了本學科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再者，如果說由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區分出不同的階段或時期，那么，研究問題的轉移又正是區分不同階段或時期的一個主要標志，特別是，基本問題上多種不同觀點的存在，甚至在相互間的劇烈對抗與沖突，更可被看成科學哲學興旺發達的標志；與此相反，正如不少學者(如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等)所指出的，研究問題的枯竭，包括觀點的高度一致，則就意味著發展的中止。由此可見，這也就是ssk研究的一個嚴重弊病，即是基本研究問題的缺乏。我們甚至可以說：缺乏相對獨立的研究問題以及基本立場的高度一致，從一開始就決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專門學科。

第四，筆者以為，無論就ssk或是任何以科學作為直接對象的專門研究而言，又都應當認真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自身的研究對實際科學活動究竟有什么作用?更為一般地說，這也就是指，我們即應很好解決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然而，這又正是ssk乃至所謂的“后ssk”(以及“科學論”，sciencestudies)的一個明顯不足之處，即是在這一方面缺乏應有的自覺性，從而就未能對實際科學活動產生較為重要的影響。顯然，這事實上也是科學哲學研究所應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對此我們將在以下聯系后ssk與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作出進一步的論述。

二、什么是后ssk為我們提供的有益啟示?

以下并非關于后ssk的全面綜述，而只是希望通過這一方面若干工作的具體分析，引出關于深入開展科學哲學研究的若干啟示。具體地說，這正是中國學者在從事科學哲學研究時所經常采取的一個立場，即是往往立足于對立觀點的分析批判與辯證整合，這也就是指，在論及西方的相關研究時，我們常常集中于對立雙方(如早期的邏輯主義與歷史主義、新近的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等)的主要特征與局限性，并以雙方的必要整合作為自身的基本主張或最終立場，但在后一方面卻又往往缺乏實質性的工作，甚至都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實現所說的整合。

上述的基本立場并沒有錯，但是，如果始終缺乏后繼的工作，這顯然就不能被看成真正的創造性研究；而且，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主張又很可能蛻化為空洞的教條，而如果我們更以追蹤國外的最新發展去完全取代對科學哲學基本問題的直接研究，則必然地會落到這樣的下場，即貌似高明但事實上卻只是永遠跟在別人后面指手畫腳，而未能對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貢獻。也正是從上述角度去分析，筆者以為，作為后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皮克林(a.picketing)的相關工作(以下將主要集中于皮克林的專著《實踐的沖撞》)就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為，這正是皮克林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基本立場，即是認為應對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研究這兩者實現適當的整合，而且，與空洞的論述不同，皮克林更在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實努力，并具體建構起了一定的理論體系，從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實現了對立雙方的適當整合(除皮克林的《實踐的沖撞》以外，著名數學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lakatos)所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也可看成對立面——在此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科學方法論與庫恩的科學哲學思想——適當整合的又一實例)。另外，還應提及的是，除了新的理論體系的建構以外，皮克林也始終沒有忘記科學哲學的各個基本問題，如科學對象的實在性問題，科學發展的合理性問題等，并就以此作為檢驗其創造性工作理論意義的重要手段，從而明顯地表現出了“問題引領”這樣一個特征。具體地說，以下就是皮克林實現對立面整合的實際途徑：如果說通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對立雙方的不同點，那么，皮克林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同時也對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共同點進行了分析，即是清楚地指明了這樣一點：盡管存在直接的對立，但在更高的抽象層面上這兩者又具有相同的性質——按照皮克林的術語，這就是指，它們事實上都可被看成屬于“表征主義”(在筆者看來，“本質主義”或許是一個更為合適的詞語)的范疇；進而，又正是這種關于兩者共同點的分析為他同時超越對立雙方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用皮克林的話來說，這也就是指，我們應當由所說的“表征主義”轉向“操作主義”：由于后者同時包括了所謂的“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因此，所說的轉變就是對于ssk與傳統科學哲學的一個適當整合。

為了清楚地說明上述工作的特征與意義，在此還可與所謂的“尋找中間道路”這一常見提法作一簡單對照。由于辯證思維的影響，除哲學以外，我們在其他各個研究領域也可經常聽到“尋找中間道路”這樣一種主張，即是認為與各種片面性的立場(如環境倫理學中的“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教育領域中的“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等)相對立，我們應當力求在對立面之間實現適當的平衡。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及的，盡管后一立場在理論上沒有什么錯，但從發展的角度看則又顯然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將原先的對立雙方看成處于同一發展水平上的兩個極端，那么，僅僅著眼于“尋找中間道路”就很可能使我們始終停留于與對立雙方的同一水平，并未能通過“超越”真正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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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與后ssk的對立而言，我們還可特別提及這樣一點：皮克林在相關的論文中曾明確提出，我們應從ssk(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這一術語之中去掉k與第一個s這樣兩個字母。顯然，前一主張即可被看成集中地表明了在后ssk與ssk之間所存在的重要區別：如果說ssk主要局限于社會學的研究框架，那么，后ssk就已擺脫了這樣一種束縛并更加重視研究工作的跨學科性質；另外，“去掉k”則就清楚地表明了皮克林及其他一些后ssk學者所采取的這樣一個基本立場，即是認為應當大力提倡所謂的“實踐轉向”。例如，就正是通過轉向實踐，皮克林發展起了自己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包括力量的沖撞、阻抗與適應、突現、開放性終結等，而這又正是后者的一個主要特征，即是其中同時包含了多種不同的力量，包括社會力量與自然力量等，以及對科學活動復雜性(異質性)與不確定性的突出強調。

應當強調的是，對實踐活動的高度重視并可被看成一個更為普遍的整體趨勢，更有一個不斷發展、逐步深化的過程。例如，這一方向上的一些早期工作主要地都可被看成具有填補空白的性質，即是集中于科學實踐活動中先前常常為研究者們所忽視的一些環節或成分，如實驗室活動、科學儀器的性質與功能等，而且，其主要內容往往也只是關于科學史上某些具體案例的“經驗性研究”；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理論分析在相關的研究中逐漸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性質也已由原先的自我辯護(包括清楚地指明“實踐轉向”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轉而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別是，由對“實踐轉向”的積極倡導轉而對“理論優位”這一傳統的研究定位進行了深入批判。

也正因為此，這些工作對促進科學哲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包括努力提高我國科學哲學的研究水準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關于“理論優位”的批判即可被看成清楚地指明了傳統科學哲學在定位上的局限性，從而也就從一個角度十分清楚地表明了積極從事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必要性。當然，在作出上述肯定的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后ssk與其他一些相關工作的局限性。例如，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論性的思考與爭論，包括如何能對ssk與傳統科學哲學作出必要整合并實現整體性的超越，因此，這就是這些工作的一個普遍弊病，即是往往都未能對如何才能更好發揮相關研究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作出認真分析，甚至都未能清楚地指明什么應是自身在這一方面的合理定位。更有甚者，由于過分強調了科學實踐活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后ssk及其他一些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這樣的困境，即是作為科學的分析似乎只能提供事后的解釋，而不可能對實際科學活動起到任何的積極作用——然而，正如上面所已提及的，這事實上也就取消了自身工作的基本意義。

由此可見，這也就是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所應首先解決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去合理地去解決自身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的定位，從而也就可能真正發揮應有的促進作用。例如，在筆者看來，由“理論優位”的批判我們就可引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是應當更為深入地去認識與處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這正是關于實踐活動(包括科學實踐與其他各種專業實踐)更為恰當的一個定位，即是應當由“理論指導下自覺實踐”過渡到“反思性實踐”。

三、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

由ssk到后ssk的發展表明，簡單提倡“科學哲學的社會轉向”并不恰當，就科學哲學的未來發展而言，我們更應堅持如下的基本立場：我們既不應隨意地去倡導任何一種轉向，乃至認為應當用某種新的研究完全取代科學哲學，也不應完全無視外部的相關研究，而應積極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與啟發因素，并以此為背景更為深入地去開展新的研究。這也就是這里所說的“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的主要涵義。以下再對這方面的工作提出若干具體意見。

第一，由“外推式發展”向“內生式發展”的必要轉變。與科學哲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情況不同，自80年代以來外部的沖擊應當被看成促進科學哲學深入發展最為重要的因素。正因為此，就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而言，我們也就應當首先強調由“外推式發展”向“內生式發展”的必要轉變，這就是指，我們不僅應當充分吸取來自外部的各種有益成分與促進因素，更應認真挖掘科學哲學的內在生成點。為了清楚地說明“由內到外”的轉變可能性，在此可提及這樣一個事實：來自外部的沖擊并非與科學哲學自身的發展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正是科學哲學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例如，這就正如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基切爾(p.kitcher)所指出的，以下幾種直接源自科學哲學現代研究的思想構成了“科學的社會與文化批判”的直接出發點：(1)觀察的理論負載；(2)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性；(3)信念的多樣性；(4)“行動者范疇”與歷史的寫作。因為，這些成果清楚地表明了科學活動的不確定性，從而也就為人們在科學研究中引入其他一種成分(特別是社會和文化的成分)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種種的“轉向說”與“取代說”構成了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重要背景，我們又應特別強調科學哲學研究的哲學性質，或者說，這就應被看成“由內到外”轉變的主要涵義之一。具體地說，這正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關鍵所在，即應當清楚界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各個基本范疇，包括基于外部的沖擊而引入的一些新范疇。例如，如果說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集中于以下一些范疇：邏輯與歷史、理性與非理性、證偽與證實、理論與事實、科學革命與常規科學、(顯性的)知識與(隱性的)范式、個體與群體，等等。那么，這就是ssk與其他相關研究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即是應當通過引入一些新的范疇以更為深入地揭示科學的性質：建構與反映、(知識的)普遍性與情境相關性、(知識的)價值中立與價值負載、實在論與相對主義、理論與實踐，等等。值得指出的是，這也正是哲學思維的一個基本特征，即具有明顯的多元性與不連續性，特別是，哲學的發展往往就表現為用新的不同范疇去把握對象，也即主要表現為揭示出了更多的方面或內涵，從而積極引入新的范疇就是哲學思維的一個具體體現。

最后，又如上面所提及的，相對獨立的基本問題的存在正是一個學科獨立性的主要標志。從而，這也就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應當突出科學哲學的各個基本問題。具體地說，基本問題不僅清楚地表明了科學哲學研究的哲學性質，也集中體現了研究工作的基礎性與連續性，這就是指，科學哲學不會因一個接一個的“轉向”喪失自我，并演變成純粹“跟風式”的時尚。當然，作為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又應高度重視如何能以新的發展，包括外部的相關研究為背景積極地去開展新的研究，包括引入新的研究問題，后者即可被看成很好體現了研究工作的發展性與前沿(先進)性，并直接關系到我們能否突破已有的局限性而上升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例如，當前我們就應特別重視科學理論與科學實踐活動這兩者關系的分析，包括更為清楚地去界定“反思性實踐”這樣一種關于科學實踐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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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強科學哲學研究的反思性與開放性。上面的分析顯然表明：這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關鍵所在，即是應當努力突破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封閉性。下面再圍繞科學觀的問題對此作出進一步的論述。

首先，如果說這正是科學哲學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給予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即應努力實現由靜態科學觀向動態科學觀的必要轉變，那么，ssk等方面的研究則就表明，我們應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去揭示科學的性質。例如，除去前面所提及的“科學的實踐觀念”外，我們又應特別重視“科學的文化觀念”，而這事實上也可被看成ssk以及后現代主義這一更為廣泛的文化思潮給予我們的一個直接啟示。具體地說，作為“科學文化”的分析，我們不僅應當將分析的著眼點由“科學共同體”轉移到一般民眾，也應注意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認識科學的文化功能，這也就是指，我們不僅應當充分肯定科學在這一方面的積極作用，也應注意分析與防止其可能的消極影響。

其次，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去分析，這顯然也可被看成科學哲學研究開放性的一個基本涵義，即在堅持研究工作哲學性質的同時，我們也應十分重視科學哲學與其他方面研究的相互滲透與必要互補。例如，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研究的必要互補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與此相類似，對于科學哲學與ssk之間的關系我們也可作出如下概括：沒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科學哲學是不真實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是誤導的。

再者，以上關于傳統科學哲學“理論優位”及其可能的消極影響的論述顯然表明：深入反思(更為一般地說，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正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必要前提。例如，正如上面所提及的，這是“科學的文化價值”的一個基本涵義：科學對于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與整體性的科學觀念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由于科學哲學家也是現代社會的普通一員，他們更由于工作的性質與科學處于長期的“親密接觸”之中，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學家出身，或在后一方面受過系統訓練，從而也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學文化的巨大影響。顯然，從這一角度去分析，我們也就應當不斷增強自身在這一方面的自覺性，特別是，即是應當深入地認識與克服“科學主義”對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影響(對此可稱為科學哲學研究中的“科學主義傳統”)。例如，盡管不同的科學哲學家曾提出過多種不同的科學發展模式，如波普爾的“問題一猜想一反駁一新的問題……”庫恩的“前科學一常規科學一反常與危機一科學革命一新的常規科學……”等等，但所有這些工作又都體現了這樣一種價值取向，即是對規律性、確定性的刻意追求，從而，這事實上也就可以被看成科學哲學領域中“科學主義傳統”的一個重要表現。

最后，“反思性實踐”同樣也可被看成科學哲學研究的一個適當定位，這就是指，科學哲學工作者應當高度重視對自身工作的認真總結與反思，從而才可能通過克服缺點與新的探究不斷取得新的進步。我們在此應特別強調超越具體研究問題，并從更高層面也即在“元科學哲學”層面上進行總結與反思的重要性，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為深刻地認識已有工作的局限性，并有可能為進一步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例如，上述關于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理論優位”的立場以及關于“科學主義”傳統的反思等，就都可以被看成這一方面的實例。

由于所說的“開放性”與“反思性”都可被看成從不同角度表明了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局限性，因此，這也就更為清楚地表明了這樣一點，就科學哲學的當代重建而言，我們既應明確反對各種“取消說”或“轉向說”，同時又應積極吸取ssk及其他相關研究中的合理成分與積極因素，包括從更高層面對傳統科學哲學研究的基本立場與研究傳統等作出自覺反思與批判。

第三，大力加強與實際科學活動的聯系。前面已經提及，這正是ssk、后ssk與其他一些研究的一個共同弊病：由于這些研究主要都反映了一種理論興趣，從而就未能對實際科學活動產生重要影響，甚至都未能給予后一問題足夠的重視。當然，這事實上也是科學哲學在當前所面臨的又一主要危險，即是由于高度的專業化而造成了與實際科學活動的嚴重分離。從而，這就是科學哲學當代重建的又一重要目標，即應充分發揮科學哲學于實際科學活動的促進作用。應當強調的是，這并非是指科學哲學對于實際科學活動具有很強的規范性作用，恰恰相反，科學哲學應由傳統的“規范性立場”轉向“啟發性立場”，也即應當通過自己的研究工作促進實際科學工作者對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從而也就可能通過新的努力不斷達到新的更高水準——這事實上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反思性實踐者”的一個基本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