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科學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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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哲學 科學 關系

哲學和科學的關系是哲學理論，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傳統的哲學理論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將其概括為，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哲學是對科學的概括和總結并對科學具有指導作用。而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它不僅僅是哲學的一個“子問題”，更是涉及到哲學“何所是”的“元問題”。

一、“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的歷史回顧

（一）古希臘時期的哲學與科學

哲學與科學的淵源關系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他們對于世界本質的哲學追問總是與其關于“終極實在”的科學假設交織在一起，由此，自然哲學成為了哲學與科學的共同載體。“哲學”與“形而上學”的概念在古希臘時代就開始存在，柏拉圖曾經說，“在古希臘人看來，哲學科學一而二，二而一，初無區別。”觀念中的“無區別”使得自然哲學家不能在概念層面上界分哲學與科學，因此他們也不可能把“哲學與科學之關系”作為一個“問題”加以認識。第一個例證是，“哲學”是“愛智慧”而不是“智慧”“知識”，自然也不是什么“科學”。而“形而上學”與形而下的“科學”也是有區分的。這種語義解釋的說法流傳很廣，造成了一定的認同，然而在古希臘社會，“哲學”和“形而上學”語匯的產生是否是“哲學—科學”分化的現實反映？回答也是否定的，這是一種后天理解上的教條。其實在古希臘，獨立意義的科學概念還沒有生成。我們時下的描述，都是基于近代以后，科學逐漸形成獨立形態，并開始能夠與哲學、藝術、神話等形式之間相互審視之后的理解。

（二）近現代時期的哲學與科學

與古希臘“哲學—科學”未有分化不同，近代以來哲學思考和科學研究的分化、分離卻是事實。至近代，自然科學各學科在擺脫了歷史的“羈絆”之后迅速勃興。科學與哲學在形態上的徹底分化，標志著科學和哲學開始真正走向成熟。在概念上，哲學不再具有“總括性”特征，而是作為一個與“科學”相并列的范疇存在；在內容上，哲學不再無所不包，科學獲得了屬于自己的領地。“康德在觀念層面對哲學與科學的明確區分，是‘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化的邏輯前提。” 康德是近代以來將“哲學與科學之關系”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問題提出的第一人.

二、“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的研究現狀分析

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正如維納所說：“只要我們沒有提出正確的問題，那么我們就永遠也不會獲得對問題的正確答案。”

（一）以學術角度對“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加以分析

任何學術問題的真假都與問題自身所包含的前提預設緊密相聯。“問題的明確與否、成立與否取決于問題所包含的前提預設的明確與否、成立與否。一個問題所包含的前提預設是‘對于形成一個問題來說必須事先給定的因素’；因此問題的明確與否、成立與否也就取決于這些事先給定因素的明確與否、成立與否。” 可以說，任何問題的提法本身都包含著某種或某些前提預設，或者說任何問題都是以某種或某些前提預設為前提的。而這些前提預設的成立與否無疑與問題的成立與否直接相關。

（二）以歷時態角度對“哲學與科學關系”問題加以分析

我們對哲學和科學關系的論斷大抵是基于歷史上它們的發展狀況，但這決不僅僅為了一個所謂正確的描述而已。對于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問題，我們通過一種歷時態的大致考察來發現，在歷史上兩種概念或是混沌未分，或是交相錯綜，不僅僅在對以往的描述，還是在對未來形態的期許上都有著不同的理解。

三、“哲學與科學”問題的求解方向

從前提預設的角度考察，“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問題至少預設了兩個前提：一是就“哲學”與“科學”的關系發問，預設了“哲學”與“科學”作為問題的兩個構成因素本身具有明確性；二是就“哲學與科學之關系”發問，預設了哲學與科學之間必定存在某種關系，而發問的目的正是為了解答這種關系。

（一）“哲學”與“科學”

在以往對這一問題的解答中，學者們并沒有對“哲學”和“科學”本身的所指給予說明，似乎這里的“哲學”和“科學”是清晰明確的。事實是否如此？眾所周知，“哲學”一詞，源于古希臘語（philosophy），原義為“愛智慧”。雖然哲學可以算得上是一門最古老的學問，但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一門至今仍不成熟的學問。從古希臘哲學到中世紀經院哲學，從近代哲學再到現代哲學，哲學家們從未停止過對“哲學是什么”這一元理論問題的終極追問。在人類思想史上，人們對“科學”的理解也是不斷演化的。英國著名科學學的創始人貝爾納曾經指出：“科學在全部人類歷史中確已如此地改變了它的性質，以致無法下一個適合的定義”，當我們從不同的側面去理解和認識時，“科學可作為一種建制；一種方法；一種積累的知識傳統；一種維持或發展生產的主要因素以及構成我們的諸信仰和對宇宙和人類的諸態度的最強大勢力之一。”

（二）“哲學與科學之關系”

其次，從“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問題蘊含的第二個預設看，探討“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反思這個預設，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即使我們不能明確界定什么是哲學、什么是科學，但毫無疑問，在不涉及應用哲學的情況下，這里的“哲學”指示的是一門學科，而“科學”卻指示著一個學科群。第二，從問題史的角度看，哲學發展的現實困境是“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問題化的現實基礎， “哲學與科學之關系”問題從萌芽、提出直至深入，始終伴隨著哲學的自我反思和歷史性批判。“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不同理解，對應著對哲學的地位和性質的不同理解，也對應著哲學探索不同的方向和目標。”

參考文獻：

[1]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2]柏拉圖.理想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6.

[3]勞埃德《早期希臘科學》，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年，前言部分

[4]宋寬峰，郝娟.哲學與科學之關系的問題史考察[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2（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篇2

工業文明使科技與自然的關系經歷了從巫魅到祛魅的演變。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業文明的科技價值觀、方法論乃至實踐過程都追求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導致科技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文明視域下，應對科技理性、價值觀、方法論和實踐過程進行全面反思，推動科技形態的生態化轉型，發展并促成一種“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還魅于自然。

關鍵詞:

生態文明;科技發展;親自然;哲學反思

大約在500年前開始的西方近代科學革命迅速地改變了人類的技術形態。在近代科技杠桿的撬動下，人類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革，開啟了機器大生產的工業文明時代。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人們借助現代科技和先進工具，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了顛覆性的改變:人力得到了巨大的釋放和提升，開始大肆開發、改造、征服，甚至是掠奪自然，相形之下，自然力退縮了。今天，人類面臨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及其所衍生的不可持續發展的威脅，近代科技與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工業文明都難辭其咎。然而，“沒有科技的轉向，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轉向”［1］。基于此，要克服環境問題，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基礎性的工作就是要促進科技形態的轉變，即以生態化科技引領生態文明新形態。在我國，制定科技發展戰略是引導并支撐科技發展的重要途徑，為了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發展生態化科技，需要科技發展戰略的生態化轉變。如何促進科技發展戰略的生態化轉變，則首先要探討科技發展與自然演變的關系。

1科技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變遷

討論科技發展與自然關系，有必要首先厘清“技術”、“科學”與“科學技術”3個概念的演變與內在關系，因為這3個概念之間既反映著科技形態的發展與演變，同時也內含著與自然的關系演變與發展。用一個簡化的模式呈現3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所反映的科技形態的演變:技術(與人類生存具有源始性關系)科學(始于希臘人開創的“理性科學”)科學－技術(工業文明時期受近代科學興起影響，引起科學與技術一體化的形態轉變)。科技形態的改變意味著人與自然交換方式的改變，最終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改變。

1.1前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自然的關系技術從古至今始終伴隨著人類的生產與生活。前工業文明時期，人類主要以技術作為和自然打交道的中介，借助技術，人類改變了身體受制于自然的狀態，生產方式由采集漁獵過渡到農耕畜牧，發展出能夠掌握較為穩定的生活資料來源、熟練栽培植物、馴化動物的農業文明，并伴隨著人口增長、對自然需求的增大。由于技術的發展水平還很有限，前工業文明時期它的運用雖打破了自然原有的生態平衡，但整體上看還是局部的、可恢復的，對自然尚不能形成傷筋動骨的破壞。而科學在前工業文明時期與技術融合的程度還比較低，二者的界限也較為明顯。即便在前工業文明幾千年時間里，科學的形態也不斷變化———從純邏輯思辨的理性科學演化出了基于經驗論的實驗科學和基于唯理論的數理科學，科學卻鮮有直接參與干預自然。理性科學對形而上學的執著關注反而并不重視機械技術的發展，近代數理實驗科學在工業化生產到來之前多處在實驗室或紙面階段。盡管在前工業文明時期，技術和科學都沒有對自然造成大范圍的生態破壞，卻并不代表前工業文明的技術和科學是符合生態文明的，尤其是近代科學，它的興起為科技結合和工業文明到來做了思想和物質上的鋪墊。

1.2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自然的關系18世紀，蒸汽機的發明使牛頓的力學體系和熱學理論得到了技術化應用，也意味著科學和技術結合的開始，成為“科學－技術”(下文簡稱為“科技”)，通過對自然界物質的分解、重構和再造，將科學成果不斷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煥發出了幫助人類改造自然、變革自然的巨大魔力。蒸汽機在生產領域迅速而廣泛地使用，使機械力開始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標志著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其后，近代科學武裝下的科技在距今不過300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類一步步擺脫了對自然和牲畜提供生產動力的依賴，改造自然能力空前提高，以石化燃料為動力的機器、火車、輪船將人類帶入了大機器生產的工業化社會。流水線的機器生產徹底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以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就連農業生產也同樣用的是工業化的生產模式。但是，工業文明發達的生產力背后是對自然資源需求的爆炸性增長，而對生產和效率的追求使自然的生態平衡被輕易忽視———大規模地攫取作為生產原料的自然資源投入工業生產，之后又將生產廢料“還”給自然。近代科技幫助人類更新了文明形態，也的確豐富了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內容，提升了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效率，帶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卻也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摧殘，遠遠超出了自然的環境承載能力。可以見得，工業文明是以犧牲生態換取的。

2工業文明:科技發展導致環境問題的哲學反思

從科技與自然關系的變化不難看出，科技的不斷發展在推動了人類社會文明形態變遷的同時，也大大影響著人類對自然的認識、態度和生活習慣，從而成為構建人和自然關系的重要手段與環節。近代科技追求效率和力量，這為工業文明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在工業文明的社會結構中，整個社會都把資本增值作為最高目標和行為準則，人類通過科學對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人們已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現代科技的邏輯，被納入了現在科技的“座架”之中，為獲取更多資源滿足人類的利益，從而加強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同時也對發揚這樣的科學和技術予以支持，使得其獲得更多的資源［2］。

2.1人類中心主義的科技理性近代哲學使人的主體性得到彰顯，成為了世界的中心和價值的唯一尺度，這也將人從自然的整體中抽離，成為宰制自然的主人;加之人類長期以來希望擺脫自然束縛的樸素愿望，必然地要求有一種服務于人類的科技理性和與之對應的科技形態。而科技發展到工業文明時期，解釋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客觀上也有了顯著的提升，于是相互作用下衍化產生了“親人類”的科技理性。近代科技理性奉行人類中心主義，把擺脫自然束縛、征服自然視作對人類的造福，在這種科技的理性支配下，近代科技放大了對力量和效用追求，正如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在滿足人類自身利益和追求社會“進步”的旗幟下，近代科技理性對待自然的態度已從順應變成了控制、利用和征服，探索自然的奧秘不過是為了更好地駕馭自然。

2.2科學主義的科技方法論實證科學和數理科學是近代科學的兩大重要組成，機器化則是近代技術的鮮明特征。實證科學倡導經驗的方法，認為了解自然需要通過觀察實驗，將所研究的自然物置于實驗室的極端條件下進行反復刺激，以“嚴刑拷打”的方式逼問自然，當考察物在非自然干預下的反應以規律的方式呈現，自然的奧秘就被解開了，科學也就有了預測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數理科學的方法則是對世界進行數學化解析，通過建立了貫通幾何和代數的直角坐標系，將物質和空間置于其坐標系內實現了世界的普遍數學化。同時，近代科技還推崇機械自然觀，認為自然世界和人造的機器并無本質差別，世界可以像機器設備一樣被拆分。近代科技的方法論即是用擠壓和拆解的方法來解釋和改造世界，還將其認定的研究方法擴張到了自然以外的方方面面，使得科學成了真理的代名詞，科技成了解決一切問題的唯一正確方案，凡是不能被實證的或不能用數學的方式量化分析的都是非科學的，都會遭到科學的拒斥。近代科技的獨尊地位停滯了其對自身的反思，就好比缺乏制動系統的車，在反自然的歧途上越滑越遠。

2.3單一維度的科技價值觀近代科技把自然當作一個可計算、可拆解的對象，以不斷精確的尺度對其進行解構、細分和還原，使“自然本身在新的數學的指導下被理念化了”［3］。但每一次解構也都是一次對自然去質化的過程，當自然被表述成符號化的等式、模型或是部分的加總，它的整體性、內在性等其他價值維度卻被遮蔽，自然的價值被縮減為只剩下物質和材料。科技消弭了自然的神秘感，“宇宙被視為一臺由死物質(至少是無聲無息的物質)上演的戲劇”［4］。它打消了人對自然的敬畏，使人改造和掠奪自然變得更加心安理得。近代科技的價值觀也充滿了對自然環境的挑戰，往往以人工化再造改變自然環境展示自身的強大。在效率邏輯的推波助瀾下，科技的適用性和自然的生態平衡常常被忽視甚至無視，導致科技對自然的侵略和破壞也是高效率的。

2.4與自然對立的科技實踐近代科技在與自然互動中將自然看作可任意擺置的持存物。“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5］932自然被科技效用化為提供滿足人類需要的能源庫，是被置于股掌之間的擺弄對象———“空氣為著氮料的出產而被擺置，土地為著礦石而被擺置，礦石為著鈾之類的材料而被擺置，鈾又為著原子能而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5］933科技的濫用也導致了人的異化。技術理性“對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與所支配的客體的異化為代價的，隨著精神的物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身，甚至個人之間的關系也異化了。”［6］人被卷入科技發展進程，獨立性被漸漸消解，成了科技發展特殊的能源、工具和持存物，膨脹的欲望和異化的事實使人與自然的關系陷入惡性循環。

3生態文明:實現生態拯救的科技發展之路

工業文明的科技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整體及內在聯系，并在工業資本的推波助瀾下導致一個反諷的結果:以對抗自然的方式滿足人類利益，最終導致人類利益難以為繼和人類文明不可持續。生態文明的要義與價值精髓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視域下為實現生態拯救，需要全局性、有步驟地摒棄過去一味“求力”、“逐利”的科技發展道路，戰略性地引導科技發展從觀念到實踐進行生態化轉向，尋求可持續的生態化科技發展。

3.1樹立親自然的科技理性環境危機的教訓已經證明了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人并不能脫離自然獨立存在。自然是內在性的領域，它按照固有的規律運行。科技并非萬能，它雖能幫助人類更好地認識自然、把握和利用自然的規律，卻也無法改造這些規律，能夠改造的實際上只是自然與人的相處方式。工業文明時期追求“改造”和“征服”的科技理性已經顯露出了其不可持續的局限性，實現科技生態化轉型首當其沖的是要扭轉這種局限。生態文明的科技理性需要在承認并尊重自然生態整體性的前提下建構，是一種順應自然規律的、生態整體主義的親自然理性。親自然的科技理性倡導“傾聽自然，對自然保持一種虔誠的態度，認為人類的一切真知識本質上都來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來自實驗室中的自然切片，不是實驗室中遭到＇拷打＇和＇拷問＇的自然。”［7］正如自然的動態平衡是依靠物種的多樣性來維系，親自然的科技理性反對近代科技對“人類中心”及科學確定性的偏執追求，更注重多元性和適應性，主動放棄挑釁性的思維而以適應性取而代之，主張適應自然的科技才是可持續的、有意義的。

3.2建構親自然的科技方法論應該承認，借助量化、分解、實驗等近代科技方法的祛魅，人類擺脫了巫魅的狀態，對自然的理解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因此，雖然工業化造成的嚴重生態惡果印證了工業文明時期科技與生態自然的不相適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因噎廢食，徹底否定科技的方法和工業文明的成果，而是要在近代科技的基礎上批判地探索出一種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科技方法論，“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術文明的成果，以達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將科學精神從為剝削服務的毀滅性濫用中解放出來。”［8］科技解釋自然的能力越強，未知的領域也越寬，莫測的自然能給人類和科技的發展無限的啟迪。親自然的科技方法論尊重并且認可自然，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不是以自然為敵，而是以自然為師。工業文明帶來的物質繁榮是由單向度的生產———消費模式締造的，它最終必然走向自然能源的消耗殆盡，地球也將變成大垃圾廠。而生態文明的科技以“仿生態”為方法，摒棄對生產數量的刻意追求和資源的一次利用，以效仿自然的循環模式取而代之。自然是一個系統，它不能只由單一的物種構成。生態文明的科技方法論并不自恃為唯一真理，對其他科學形態和非科學的智慧表達都能以寬容的態度吸收或欣賞，人文和自然科學在生態化科技這里不僅并不對立，而且努力促成二者的有機融合。類比生態系統需要借助物種的多樣性維持其平衡，生態科技也將在多樣化智慧的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對世界愈發全面的認識。

3.3引導科技價值觀還魅自然工業文明的科技價值觀強調科技改造自然的效率，卻不幸造成了環境的迅速惡化，欠下了大筆的“生態債”，可以說片面效率邏輯的價值觀是一種短視，贏得當下，輸掉未來。科技、自然和人三者并非是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而是共生共榮的。生態文明的科技價值觀不否認效率，但也不忽視整體，是兼顧“數量上多”和“質量上好”的價值觀，通過強調整體性的和諧穩定為科技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贏得前提。生態化的科技價值觀對自然是博愛的，破除普遍科技化對自然價值的抹殺。通過培養人和科技與自然萬物付諸情感的平等交流還魅與自然，是一種親人類、也親自然的科技觀。“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個有待挖掘的資源庫，也不是一個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個有待照料、關心、收獲和愛護的大花園。”［9］作為生態系統的自然具有一種內在的秩序，它本就不應是人類征服剝削的對象，而是生命萬物無私的孕育者和養育者，是人類情感的依托。“我們將不再只滿足于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機械地操縱世界，而會對它懷有發自內心的愛。我們將像對待自己的至愛之人一樣呵護它，使它包含在我們之中，成為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生態文明的科技價值觀會引導科技發展也還魅自然，回歸生活世界和生活技術。

3.4引導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實踐親自然的科技實踐秉承生態化的思想，在與自然的互動過程中自覺踐行親自然的科技觀，進而引導科技模式朝著親自然、生態化的方向轉型。科技生態化轉型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個需要著眼未來、著手當下過程。科技生態轉型需要循序漸進，但這并不能成為逃避現實的借口，反倒提醒人們在科技轉型的過程中更需要注重科技行為的親自然標準，將其貫徹到生產循環的始終，實現全過程的親自然。警惕不成熟的“所謂”生態技術埋下的未來生態隱患，例如，雖然開發風能、潮汐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以減小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帶來的嚴重污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措施確實不失為當下緩解環境危機的有效手段，但當因耗損被更換的設備不能被有效降解或人工貯藏的能源不慎泄漏，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深度和廣度甚至遠超工業化的生產。親自然的生態實踐也要求科技要主動作為，應主動、深入地探索能源多層次利用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轉變資源的“高效利用”為“生態化利用”，最大化地實現全過程無污染的“真正生態化”。為讓被人化的自然物能夠回到有序的自然循環秩序中，生態化的科技實踐還可更進一步地致力于對自然進行主動優化，要在“未來不欠自然生態債”目的的基礎上盡可能償還過去對自然的虧欠，如借助生物技術的治理，恢復因人類活動遭到破壞的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觀，對可能影響整體平衡的局部環境主動介入優化，以達到科技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互利互惠的目的。

3.5促進親自然的生態化科技形成當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已經被嚴重生態危機困擾，并且已經意識到生態危機的科技根源和生態文明本質上的優越性之后，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它而坐等生態破壞終將帶來的毀滅，而更應該促進這種擁有“善性”的、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良性調和，對人的自由發展和詩意棲居起促進作用的生態化科技更快、更好地完成轉型和普及。但這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畢竟工業文明的科技在過去的幾百年里為人類社會作出過卓越貢獻，而生態文明的科技還處在探索的階段，許多并不完全成熟。科技也具有社會性，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建構。從現狀上看，工業化的科技對社會的影響還未散去，表現為普遍推崇技治主義的管理思維:工程師領導、科學家決策、量化管理、數據化考核等，而社會領域這種缺乏多樣性的工業科技思維正是生態科技所反對的也是生態科技出場的阻礙。促進生態化科技的形成，要先讓生態文明的理念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內心，使其成為人們的信仰和自覺的行動，并在與生態科技的互動中加深對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其次還要治理好社會環境。生態科技認為追求“整體”、“適度”、“博愛”是維持生態可持續的方法，這恰也是政治、經濟等社會諸領域永葆發展活力的方法。因此，推動社會的和科技的生態化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最后，生態化的科技有一定的自我隱匿性，猶如自然處于動態平衡的狀態時，其和諧之美卻常被人忽視，只有當平衡被打破、環境問題出現以后，和諧的可貴才被人察覺。從這個角度說，生態化科技也如同一個“理念”，需要人類不斷體驗、不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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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 自然科學提供了科學化的運動員選材標準

運動員選材是否得當、是否具有很大的潛力, 對培養優秀的競技體育運動員, 提高競技體育水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不同的競技體育運動項目對運動員具有的生理特點、心理特點有不同的要求, 如舉重項目要求運動員身高不能太高, 腰部柔韌性好、肩關節靈活、身體協調性好等。不同的人因為生理特點的不同, 造成發展的潛力也不同, 適合練習跳水的不一定適合練習跳高, 適合跨欄的不一定適合100米, 所以運動員的選材是非常重要的。及早地對有潛力的運動員因材施教、科學培養, 既能避免優秀選手的埋沒, 又能節約訓練成本, 總結選材和訓練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形成經驗, 從而促進我國競技體育運動的發展。

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 基因技術逐漸成熟, 人類基因組序列草圖也基本完成, 該技術在競技體育領域中運動員的選材上應用日趨廣泛。由于生物學家已經從基因的角度研究出某些基因能顯著影響人類的運動能力, 而且還從分子水平的角度總結出人體在長期運動的變化規律。這樣, 在對運動員進行選材時, 就能提前根據科學的經驗對其運動潛力進行評估, 綜合評定選材運動員是否適合所從事的競技體育運動項目, 并能夠達到所從事的競技體育運動項目的競技水平。例如, 可以通過自然科學中的基因診斷技術, 對運動員的運動能力、運動協調性、身體柔韌性以及身體機能等進行測試分析。因此, 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讓運動員的選材更加科學化、準確化、具體化。

2. 自然科學對競技體育運動訓練的影響

自然科學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技術應用于體育運動訓練中來。在當今的國際形勢下, 競技體育的發展水平主要取決于科技水平。因為當今各項競技體育項目經過多年的發展, 競技水平已經基本上要求運動員接近或達到生理和心理極限, 如果想要在競技水平上有進一步的突破, 只有通過科技手段來提高訓練成績和效果。因此, 自然科學的發展是提高競技體育成績的必要條件, 主要通過體育運動器械的改善及高科技手段輔助訓練等手段來實現。當自然科學的先進成果, 如高敏度傳感器、計算機模擬技術、高速攝像機等技術在體育訓練中普及和應用時, 競技體育便進入了飛速發展期, 成績的突破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自然科學技術使得訓練更科學、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率, 加速了人們對如何提高競技體育運動訓練規律的認識與掌握, 這樣就會一定程度地縮短運動員培養周期, 降低運動員的培養成本, 提高運動員的培養效率, 更有利于培養出高水平的優秀運動員。[]

自然科學對競技體育運動訓練的影響還表現在對運動員裝備的改變上。由于競技體育是一種高水平的競技運動, 各運動員的運動潛力差別并不大, 運動訓練的設備與方法手段也因為國際交流變得基本相同。所以運動裝備科技含量的高低, 會一定程度上影響競技體育的成績。比如說鯊魚皮泳裝, 可以減少游泳時水的阻力;而對于田徑比賽, 跑鞋的舒適度甚至是鞋釘的數量和長度、鞋釘之間的距離和分布都對競賽成績影響很明顯。田徑賽場上, 冠軍和亞軍之間, 差別往往是零點幾秒。而這差別產生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運動員運動競技水平的差別, 也可能是臨場時的心理狀態, 當然, 也有可能是跑鞋、服裝的科技含量的高低。高科技的跑鞋, 可以更貼合運動員的腳掌與腳踝, 其合理的外形設計, 能最大程度地減小比賽中的空氣阻力, 把運動員的技術特點最大化地表現出來。據資料報道, 亞洲飛人劉翔, 其所穿的跑鞋, 為NIKE公司專門為其定制的。通過科學技術手段, 運用計算機, 模擬分析了劉翔跨欄過程中的動作特點, 并結合劉翔腳部基本數據特制而成。劉翔比賽所穿跑鞋, 相比其它一般跑鞋, 質量更輕, 而且鞋子底部的鞋釘僅設計了10顆, 這樣可以有效減少比賽時賽道上遇到的阻力。鞋釘位置分布和一般跑鞋差別也很大, 是根據其跨欄時腳掌落地點的習慣量身制作。由此可見, 自然科學對競技體育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對于成績的提升也是顯而易見的。

隨著自然科學技術越來越多地應用于競技體育運動, 競技體育的競爭也越來越依靠科技實力。從這個角度來看, 近幾屆的奧運會在運動員競技水平處于同一水平線時, 哪個國家的選手在訓練時選用的設備越好、裝備越先進, 這個國家獲勝的可能性就越大。

3. 自然科學的發展可以更有效地保證競技體育的公平性

在競技體育中, 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科技手段應用在競技比賽中, 比如高清攝像頭、全自動電子計時器、全程監視器、終點攝影設備、數據傳輸設備等, 可以有效地減少人為因素對成績的判定, 從而保證競技比賽的公平性。例如, 有些運動員為了取得好成績, 私自服用興奮劑, 這在自然科學發展水平較低的年代, 很難被檢測出。而現在, 隨著興奮劑檢測技術的發展, 可以比較準確地查出參賽運動員是否服用興奮劑, 服用何種類型的興奮劑, 從而保證競技比賽的公平性。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百米比賽時冠軍的準確判定由于各位參賽選手實力基本相當, 時間差距并不長, 甚至只有零點零幾秒, 這時僅僅憑著裁判或者觀眾的眼睛以及手動計時難免會出現判別的錯誤。自然科學的發展, 出現了終點攝像機設備和全自動電子計時設備, 這樣, 就能清晰地記錄終點的每一個細節, 準確判定出參賽運動員的終點名次, 從而有效地保證競技比賽的公平性。

4. 自然科學的發展擴大了競技體育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

眾所周知, 競技體育的比賽盛會多種多樣, 這為人類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其中, 最大規模的競技體育當屬法國教育家顧拜旦提倡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強的現代奧運會。每屆奧運會都吸引著全球的體育愛好者的關注, 自然科學的發展, 促使奧運會的吸引力越來越強。比如傳播途徑越來越多, 由最初的廣播、報紙等媒介, 逐漸變為電視同步直播、網絡同步直播。傳播媒介的改變, 使觀眾對奧運會的進程, 由滯后性知道比賽結果發展到同步參與。而且自然科學的發展, 讓交通工具變得更快速, 使得地球變得越來越小, 人們可以方便快捷地到達比賽現場, 感受運動會的激情。同時, 人們可以通過網絡進行互動, 讓觀眾感覺融入到賽場。自然科學發展帶來的這些變化, 都無形地擴大了競技體育的魅力和吸引力。

二、自然科學對競技體育的負面影響

1. 自然科學的發展擴大了興奮劑的使用范圍

自然科學的發展, 雖然對競技體育運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但是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隨著人類的發展, 競技體育的極限越來越難被打破, 每提高0.1秒或0.1厘米都是非常困難的。常規的訓練方法對運動成績的提高已經非常困難, 而新的訓練方法和手段是需要逐漸地去摸索、去驗證的, 從而才能最終形成體系與模式。這就使利用科技手段為運動成績突破極限提供了土壤, 但如果體育比賽中過多的科技手段, 競技體育就會逐漸丟失最初的比賽精神, 甚至可能變為科技的附庸品。[4]例如, 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 利用科學技術, 研發更難被檢測出的興奮劑, 會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人體的健康, 嚴重破壞競技體育的公平和公正性。

興奮劑最初都是以快速恢復體能增強身體機能等具有偽科學功能的藥品形式出現的, 而檢測設備及手段的滯后性又使這類藥品具有對教練員和運動員的迷惑性。檢測手段的落后必然是對這種藥品研究的不確定性, 這就使藥品對運動員的危害性了解甚少, 從而使運動員的過度濫用造成不可逆的身體上的損傷。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 使興奮劑的種類和隱蔽性更多、更強了, 現有的檢測手段始終處于追趕的角色。興奮劑的服用劑量、服用周期等規避檢測的服用方法也使檢測的難度系數加大了, 這些都使興奮劑對運動員的危害性達到最大。

競技體育的宗旨與精神就是公平與公正, 是利用體育來教育人、發展人, 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興奮劑的出現嚴重違反了這一思想, 嚴重地破壞了人類的和諧發展, 這是我們所要絕對禁止出現的。

2. 自然科學的發展使競技體育的參與程度減少

現在的競技體育越來越接近人體的極限, 高強度的運動訓練使運動損傷出現的概率增大。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創始人, 法國教育家顧拜旦提出的現代奧林匹克的口號是更高、更快、更強, 并且在1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一直是沿著這一方向發展的。奧林匹克主義是根據《奧林匹克》的基本原則提出的關于奧林匹克精神的核心, 是對人類社會公平公正、更高更快的美好追求。它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 想要利用競技體育來改變社會、發展人類。

競技體育發展到現在這種程度, 越來越變成金字塔的塔尖的運動, 越來越多的人因為無法達到很高的競技水平而失去了參與的樂趣。同時, 更高的競技運動水平也加大了運動損傷的出現概率, 為了提高競技水平必然會加大運動負荷, 而運動負荷大到超過了運動員的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范圍, 就會出現運動性疾病和運動性損傷。比如出現運動性高血壓、運動性低血糖、運動性貧血、運動性蛋白尿, 甚至出現運動性猝死、運動性心肌梗塞等嚴重的后果。運動性猝死在我國這幾年的有關報道很多, 最近的一起就是2015年10月24日南京大學一名大三的學生在1000米體能測試中的猝死, 可見運動性的損傷離我們并不遙遠。我國學者任玉衡等對6810名優秀的運動員進行了調查, 出現運動性損傷的運動員占調查人數的59.37%。由此可見, 競技運動員出現運動性損傷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 具有高發性、多樣性的特點,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體的健康, 降低了人們參與競技體育項目的積極性。

三、自然科學促進競技體育健康發展的對策

自然科學是一把雙刃劍, 既有其積極的一面, 也有其消極的一面。所以, 我們在利用自然科學促進競技體育健康發展的同時, 也要制定一系列的對策, 努力減小其負面影響。[]

首先, 加強競技體育精神的宣傳, 使競技體育中的運動員、教練員、管理者等都能夠深刻理解競技體育的內涵。只有提高了這些人員的素質, 才能使他們樹立正確的體育觀念, 從而在源頭上發揮積極作用, 有效杜絕自然科學在競技體育中的消極的過度使用。

其次, 組建專業的科研團隊, 重視科研人才的培養, 加大科研資金的投入, 建設高水平的科研實驗室, 研發出更快捷、更智能、成本更低的檢測方法, 提高現有的興奮劑檢測技術和手段, 加大對使用興奮劑的教練員和運動員的打擊力度, 從而減少興奮劑對競技體育整體以及運動員的損害。

最后, 加強國際合作, 根據國際主流國家對違反競技體育處罰的法律制度, 完善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 加大對違反競技體育精神的教練員、裁判員、運動員、工作人員的處罰力度。對于在競技體育運動中違反比賽精神的各種行為, 一旦發現要查清事實、明確責任人, 嚴格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處理。

篇4

【關鍵詞】 系統化干預護理； 血液內科； PICC； 院外

doi：10.14033/ki.cfmr.2017.16.040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7）16-0073-03

外周中心靜脈置管（PICC）技術是臨床用于血液惡性腫瘤化療治療患者的主要穿刺方法，可長期留置體內，減少患者的反復靜脈穿刺的痛苦[1]。臨床在PICC的推廣應用中發現，PICC的穿刺成功率高且操作簡單，幫助患者建立長期的靜脈輸液通道，但許多患者在帶管出院后由于對PICC的認知程度不高，忽略了PICC側肢體的功能鍛煉及日常管道護理，導致患者PICC置管時間明顯縮短甚至引發多種并發癥發生，對患者的臨床治療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2]。臨床有學者指出，綜合干預在加強日常護理操作的基礎上，針對性開展健康教育和心理護理，對于提高PICC帶管出院患者的自我護理意識、操作技能，延長PICC體內留置時間具有重要作用[3]。本文為探究系統化干預護理在PICC置管出院患者護理中的應用情況，在參考國內外臨床護理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擇筆者所在醫院32例PICC置管出院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取得了較好的研究成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3月-2016年10月血液內科收治的32例PICC置管化療患者，所有患者需帶管出院，患者年齡25～82歲，平均（50.2±7.9）歲，其中男13例，女19例；淋巴瘤14例，急性白血病8例，多發性骨髓瘤7例，淋巴瘤管瘤2例，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癥1例。根據臨床護理方法的不同將32例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16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情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護理，靜脈注射前后進行PICC消毒處理，告知患者院外PICC的護理方式及注意事項。觀察組患者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給予系統化干預護理，加強對患者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預，根據護理階段的不同，⑾低郴干預護理主要分為置管前、置管中及置管后，具體如下。（1）置管前，科室加大了對護理人員PICC置管各項操作的知識和業務技能的培訓，根據患者的病情針對性地制定PICC置管維護操作方案，并明確責任護士，確保護理人員明確掌握PICC護理的各項操作。置管前對患者及家屬開展健康教育，告知PICC置管的目的、操作方法及優點，使患者對整個置管過程有所了解，征得患者的同意。根據患者的檢查結果，了解患者的凝血功能情況，合理選擇置管部位和置管血管[4]。（2）置管中，在PICC置管操作中，密切觀察患者的情緒變化情況，加強與患者之間的溝通交流，了解患者的不適癥狀，置管完成后引導患者進行X線檢查，觀察患者血管內PICC置管情況，遵醫囑進行穿刺點壓迫，避免穿刺側肢大幅度的活動[5]。（3）置管后，置管后的健康教育主要包括PICC護理及院外指導，告知患者可適當進行活動鍛煉、生活注意事項及常見并發癥表現情況，使患者正確了解PICC置管的護理方式，明確識別并發癥表現癥狀，做好PICC并發癥的風險防控及風險處理[5]。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患者出院3個月后，對其進行走訪調查，觀察兩組患者的院外自我護理能力、護理依從性及護理并發癥的情況。采用ESCA表評價兩組患者的自我護理能力，ESCA評分越高表示護理能力越強。依從性評判指標：根據PICC帶管出院的臨床護理目標將32例患者院外護理依從性分為完全依從、基本依從和不能依從。完全依從：患者臨床治療及院外自我護理嚴格遵醫囑，規范遵守各項操作標準；基本依從：患者臨床治療及院外自我護理基本遵醫囑，基本遵守各項操作標準；不能依從：臨床治療及院外自我護理不能遵醫囑，不能遵守各項操作標準。護理依從率=（完全依從+基本依從）/總例數×100%。

1.4 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數據采用統計軟件SPSS 17.0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院外自我護理能力比較

觀察組患者院外自我護理技能、自我護理責任感、健康知識水平、自我護理概念等各項指標的ESCA評分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依從率比較

對照組患者完全依從5例，基本依從8例，不能依從3例，完全依從率為31.25%；觀察組患者完全依從11例，基本依從5例，不能依從0例，完全依從率為68.75%，觀察組患者完全依從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06）。

2.3 兩組患者院外護理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對照組患者出現不同程度并發癥5例，發生率為31.25%，其中導管堵塞2例，導管移位1例，導管破裂1例；觀察組患者出現導管堵塞并發癥1例，發生率為6.25%，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64）。

3 討論

目前，我國PICC帶管出院患者在PICC自我護理上存在許多問題，其臨床護理操作也受到患者文化程度、社會支持及健康認知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PICC置管院外護理依從性不高[6]。系統化干預護理作為一種新興護理模式，根據患者的護理需求提供系統化、連續性的護理服務[7]。在PICC帶管出院患者的臨床護理中，根據患者置管的各階段全程針對性地進行健康教育指導，提高患者對疾病及PICC的認知水平，并在患者院外各階段全程追蹤患者的護理情況，督促患者嚴格遵醫囑規范操作，有效提高患者院外自我護理能力，減少并發癥的發生[8]，這與本次課題研究成果相一致。本次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患者院外自我護理技能、自我護理責任感、健康知識水平、自我護理概念的ESCA評分各項指標及護理完全依從率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系統化干預護理加強了患者對疾病及護理操作的認知，加強了與患者之間的溝通交流，指導患者正視疾病，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提高治療的配合能力，提高患者院外自我護理意識及護理依從性，對于降低并l癥、提高患者生活治療具有重要作用，有效提高臨床護理質量，提高PICC使用安全性，延長體內留置使用時間，促進患者康復，值得在臨床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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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骨折；創傷；深靜脈血栓形成；同型半胱氨酸；C反應蛋白

[中圖分類號] R54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12（a）-0035-04

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是骨科創傷患者常見的并發癥之一，有研究顯示，在髖部手術或髖、膝關節置換術后患者DVT發生率可達40%～60%，而在嚴重骨科創傷患者可高達40%～80%[1]。雖DVT多無臨床癥狀，但部分會導致患肢功能障礙，一旦血栓脫落還可導致肺栓死，甚至危及生命。目前認為“血管內皮損傷、血流緩慢、血液高凝狀態”是DVT形成的病理基礎[2]。而近年來的研究顯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hyper-homocysteine，HHcy）、炎癥反應是導致血管內皮損傷，誘發DVT形成重要因素[3-4]。本研究通過檢測骨創傷患者的血清Hcy、高敏C反應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旨在探討其與骨科創傷患者DVT形成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1月～2013年5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骨科收治的圍術期發生DVT的下肢創傷性骨折患者37例為觀察組，其中男17例，女20例；年齡18～68歲，平均（39.4±14.7）歲；其中骨盆骨折7例，股骨頸骨折9例，股骨干骨折14例，脛、腓骨骨折7例。以同期收治的35例無DVT形成的下肢創傷性骨折患者作為對照組，其中男16例，女19例；年齡21～73歲，平均（38.7±13.9）歲；其中骨盆骨折5例，股骨頸骨折10例，股骨干骨折13例，脛、腓骨骨折7例。所有受試者均對本研究方案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且經醫院倫理委員會通過。兩組患者性別構成、年齡、創傷部位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患者均在發病后6 h內入院；均經手術治療。排除標準：妊娠或哺乳期婦女；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液系統疾病、結締組織疾病、惡性腫瘤等；合并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入院前1個月內有感染性疾病史。對所有懷疑DVT的患者均及時行彩色多普勒超聲探查和（或）下肢靜脈造影檢查，DVT的診斷參照中華醫學會外科學分會血管外科學組制定的《深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指南》[5]。除確診DVT的患者外，其余患者均在出院前1 d行下肢靜脈彩色多普勒超聲探查排除DVT。

1.2 方法

1.2.1 血漿Hcy水平檢測 所有受試者均在術前即刻采集靜脈血3 mL，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鈉（EDTA-Na2）抗凝管充分混勻，在1 h內分離血漿后，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美國Beckman公司，型號AU480）檢測血漿Hcy，Hcy參考值范圍為5.0～15.0 μmol/L。高于15.0 μmol/L即為HHcy，HHcy程度按Hcy水平分為：16～30 μmol/L為輕度，中度>30～100 μmol/L為中度，>100 μmol/L為重度。

1.2.2 血漿hs-CRP水平檢測 所有受試者均在術前即刻及術后24、48 h及1周后空腹時采集靜脈血3 mL，注入含枸櫞酸鈉溶液的試管內，離心機半徑r = 8 cm，轉速為=3000 r/min，離心10 min，取血漿置-70℃冰箱保存，2 h內送檢驗科行hs-CRP水平檢測。采用免疫透射比濁法檢測，檢測儀器為日本奧林巴斯-Au64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試劑盒購自Beckman公司，hs-CRP參考值范圍0～10 mg/L。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獨立樣本的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重復測量的計量資料采用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比較采用秩和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義。

2 結果

2.1 兩組血漿Hcy水平比較

觀察組血漿Hcy水平為（27.06±4.22）μmol/L，對照組為（11.51±3.83）μmol/L，觀察組血漿Hcy水平高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t = 14.466，P < 0.01）。

2.2 兩組不同程度HHcy分布情況比較

觀察組33例（89.19%）患者為HHcy，而對照組僅7例（20.00%），觀察組嚴重程度高于對照組，組間嚴重程度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Z = 5.962，P < 0.01）。見表1。

表1 兩組不同程度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癥分布情況比較[n（%）]

2.3 兩組血漿hs-CRP水平比較

觀察組患者術后24 h血漿hs-CRP水平較術前升高，術后48 h進一步升高，且超過術后24 h水平，術后1周時仍高于術前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術后24 h血漿hs-CRP水平較術前升高，術后48 h水平較術后24 h水平雖略有升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在術后1周時降至低于術前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組間比較，兩組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觀察組術后24、48 h及術后1周時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3 討論

DVT是血液在病理狀態下深靜脈腔內聚集形成血栓，阻塞靜脈管腔，導致靜脈回流障礙。骨科創傷患者由于創傷、失血致血容量減少、血流緩慢、臥床、手術、止血等多種因素影響極易發生DVT，因此早期識別DVT高危患者、采取積極有效措施有助于預防、減少DVT的發生。靜脈血管造影示診斷DVT的“金指標”，但其有創、費用高且操作不便，靜脈彩色超聲檢查診斷符合率高且為無創檢查，但不便于臨床作為常規篩查，臨床應用也受到一定限制。

Hcy是人體內的一種含硫氨基酸，由Vgeaud于1932年首次發現，在正常機體內其生成和清除保持著動態平衡，飲食習慣及營養因素是對體內Hcy水平最為直接和重要的影響因素[6]。已有研究顯示HHcy是導致DVT重要危險因素[3]。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有DVT的骨科創傷患者中，Hcy水平顯著高于無DVT的患者，合并HHcy的患者比例也高于對照組，且在觀察組中，中重度HHcy患者比例也明顯高于輕度HHcy和Hcy水平正常的患者，顯示HHcy與DVT密切相關。目前認為HHcy導致DVT的可能機制包括Hcy通過自身氧化作用誘導血管內皮細胞凋亡或直接損傷血管內皮功能[7]；Hcy引發氧化應激反應使一氧化氮（NO）、前列環素合成減少，通過形成Hcy巰基內酯導致血小板的聚集和血栓形成[8]；Hcy可增加多種凝血因子活性，促進血栓形成；并能抑制血栓調節素激活蛋白C的能力，降低活化蛋白C的抗凝作用；改變內皮細胞表型，干擾纖溶酶原激活物的結合位點，抑制內皮細胞的抗凝作用[9]等。

CRP是一種急性期非抗體性蛋白，在機體處于應激狀態或受到損傷時，其血漿水平迅速增加，起到激活補體、調理感染等作用，因此其水平增高是體內存在炎癥反應的標志[10]。近年來有研究顯示炎癥因子與凝血反應存在密切關聯。研究還表明CRP可誘導單核細胞表達組織因子（TF），從而啟動機體凝血瀑布反應，繼而產生血栓，此外CRP還能激活補體系統，損傷血管內膜，促進血栓形成[11]。本研究也顯示在觀察組術后各時間段的血漿hs-CRP水平均顯著高于對照組。此外本研究通過動態觀察兩組血漿hs-CRP水平變化，結果顯示，觀察組術后48 h內呈持續性升高，即使術后1周時仍高于術前水平，而對照組顯示其術后早期有所升高，但48 h后開始不再繼續升高，且在術后1周時已降至低于術前水平。上述結果顯示，術后hs-CRP水平均較術前升高，考慮與手術加重機體損傷所致，但經術后處理，對照組水平可逐漸降低，而觀察組仍持續升高可能原因為：①與DVT形成時期有關。宋鑫亮等[12]研究發現hs-CRP水平與深靜脈血栓形成的病情程度，發生部位及發病的急緩相關，在DVT急性期hs-CRP水平明顯高于亞急性期和慢性期。②HHcy。研究顯示，HHcy損傷血管內皮，刺激炎癥反應，引起炎癥因子IL-6水平升高，均可能使hs-CRP水平升高[13]。因此術后動態監測hs-CRP水平變化不僅有助于識別DVT高危患者，對于hs-CRP水平持續升高的患者應及時行靜脈彩色超聲檢查篩查以早期發現DVT并采取積極防治措施。

綜上所述，本研究顯示HHcy與hs-CRP水平升高與骨科創傷患者DVT發生密切相關，均是導致DVT的危險因素，血漿hs-CRP水平的動態變化可能與DVT形成時間有關，因此對骨科創傷患者檢測Hcy水平，動態觀察hs-CRP水平變化，有助于識別DVT高危患者，對早期發現DVT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具有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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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如何在發展的同時與其他交融學科共同獲得進步，是學術開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學科之間能夠得到發展，其本質是因為學科間的互溶性。即學科的對話促進了學術研究的共同進步。對于科學的發展歷程而言，學科間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興理論所成長和發展的沃土。而新興學科如何能夠獲得新發展呢？去舊存新、兼容并蓄的“拿來主義”無疑是一種有效方法。[1]對于國際關系學來講，它能快速地發展并在近年內于學術交流平臺上獲得重要地位，與它擅長與諸學科間進行互相借鑒是分不開的。正是因為對歷史學、傳統政治學甚至經濟學、物理學的充分借鑒，國際關系學才能得到快速的發展。

而目前，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它的理論性研究卻也進入了新的瓶頸階段，自國際關系學中最重要的建構主義被提出后，令人遺憾的是本該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的國際關系學卻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創新性理論。而理論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國際關系學被迫進入了蟄伏期。故而，針對國際關系學的瓶頸現象，如何進一步強化國際學的發展就成為了其中的關鍵。故而，學界現在也開始就理論層次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新的反思。例如：何為國際關系學？它的影響是什么？又該如何在研究中體現出國際關系學的科學性？等等。諸如此類的一系列問題，其實就是國際關系學獲得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基礎。

在知識的發展過程中，科學認識是以哲學為研究的一種群體，它著重探究了科學理論發展的合理之處，通過探求科學發展的合理方法，從而解決科學和非科學之間的界限。同時，正是由于科學哲學與當前國際間所可能面對的各種問題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來許多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也開始重視科學哲學的重要性，從而進一步研究科學哲學與國際關系學間內在的聯系。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要探討科學哲學對國際關系學的重要意義，那么應該從三個方面著手展開：首先是要理清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過程中究竟占據著一個怎樣的位置，弄清兩者之間的關系條目比較有利于梳理科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的內在進程。其次，要理清科學哲學對國際關系學在發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學哲學是一門能夠為國際關系學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設性思想的學科，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認識到科學哲學對國際關系學的作用，理順作用并加以利用，對我們而言，還是有著很長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是否適用，并不是所有跨學科間的聯系都會對本學科發展起到全然積極的影響，弄懂科學哲學的適用范疇，也有利于國際關系學的進一步強化和發展。

二、 科學哲學的應用

所謂科學哲學，其最早被古希臘人所提出，經過長期的演變過程從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樣。對于科學哲學而言，它著重于強調知識的起源作用，對知識的合理性與客觀性進行評判，同時，對知識的局限、作用等諸多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評價。但隨著社會的進展，科學哲學的應用范疇也開始越來越廣泛，故而，隨著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哲學已不僅僅作為一種單純的研究知識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為了一種哲學研究的新的中心問題，并且開始對其他學科的發展起到一個引領性的，新型方法論的指導。

通過科學知識來對認識論進行系統的分析過程，這種行為很早就已經有哲學家提出并進行闡釋，著名哲學家培根、笛卡爾和康德等人都曾從科學知識的角度入手，從而研究認知論可行性的問題。[2]也正是經過漫長的科學哲學思想的發展，科學哲學也開始慢慢成長為一門獨立的、可以單獨作為研究的新型學科。到了19世紀的中期，科學哲學進入了研究的頂峰時期，在這一時期內獨具慧識且富有影響力的著作紛紛涌現，科學哲學的探究也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激烈討論時期。也正是由于科學哲學在19世紀的蓬勃發展，在現代社會，科學哲學也已經成為了一門具有自己的獨特影響力的學科，它的發展對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學科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獨特的方法論的體現，對其他學科發展的優勢也越來越明顯地體現了出來。

對于科學哲學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研究知識的形成架構，從而進一步解析知識的起源和合理的發展過程，因為它能夠對其他學科提出方法論的指導，所以，科學哲學在學科構建發展的過程中，主導性的作用是我們無法否認的。同時，伴隨著社會科學進一步的發展訴求，科學哲學的作用也引起了廣泛的重視，至現在已經衍生成了社會科學的分支。

經濟學在科學的發展中素來有著“硬科學”的美譽，它對科學哲學的重視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學哲學對它發揮出的許多作用，才進一步導致了經濟學在自身學科領域的飛速發展和進步。

在這些例子的基礎上，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新出現不久的學科，就更應該加大對科學哲學的借鑒和利用，從而促進自身的發展。而事實上，由于科學哲學的介入，國際關系學的發展也確實出現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國際關系學家沃爾茲為例，他能夠在國際關系學方面取得長足進展，構架出現實主義的大體架構，就與他對科學哲學的重視是分不開的。[3]正是由于他對科學哲學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才最終在此基礎上將科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設性理論。沃爾茲強調：無論是構建主義還是其他理論，都需要從科學哲學中吸收養分，從而才能得到發展和進步。同時他還認為：由于理論是由科學哲學創造性構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深入研究科學哲學，從而抓住科學哲學的基本理論特征，那么就無法形成高度的理論性的意識，從而使研究獲得新的發展路徑。

通過沃爾茲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科學哲學在促進國際關系學發展的過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實在是無比巨大。對于研究者而言，在學科發展的初期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將學科任務形成一個完整的架構，這一過程是無比關鍵的，因為它的創造力決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會被局限，又將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學科初期，由于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還有著許多不完善，所以科學哲學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體現。但到了后來，科學哲學卻開始嶄露頭角。總體來說，它在國際關系學中的地位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即邏輯實證主義開始階段，該階段處在國際關系學發展初期，主要即是為國際關系學得到證明，在這一階段，邏輯實證主義發揮的作用巨大，而科學哲學也是由此進入了大家的視野。第二階段則是多元競爭的時代，從20世紀80年代后，國際關系學開始出現競爭態勢，在這場競爭中，其主要焦點就是國際關系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許多學者認為，由于國際關系學并沒有脫離人文學科的基本屬性，故而并不應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而此時，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這幾個關鍵詞，卻為國際關系學的獨立發展提供了辯護的關鍵詞，也正是由于科學革命的進行，國際關系學才慢慢脫離了人文社會科學范疇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門獨立的新型學科。最后，是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則是方法論間的爭端，在國際關系學的體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學實在論和后實證主義的差別引起了方法論之間的主要爭端，對于此時的國際關系學而言，如何定義它的深度已經成為了此時爭論的重點。[4]至此，也由于有關國際關系學方法論的問題開始出現，科學哲學正式作為一種要素進入了國際關系學之中，由此衍生了國際關系學方法論爭論的問題。

三、 科學哲學的應用前景

了解了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的發展歷程，在現階段，我們首先應該確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證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的重要作用得以發揮。想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那么我們必須從國際關系學的方法論入手，在認識論層面來解答科學哲學的作用。[5]因為科學哲學和自然科學間互為前提關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證出科學哲學對社會科學的關系，就必須清晰地界定出科學哲學的適用性。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不同之處在于；它們研究的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事實，自然科學以自然事實為基準，而社會科學則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又由于社會事實是以人為行為對象進而所實踐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頗為主觀的一面。

而針對社會事實與自然事實之間的界定，學界對社會科學的定義也開始逐漸分為兩派，一派以詮釋學派的思想為主，其中尤以狄爾泰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則代表了實證主義的思路，他們以涂爾干為代表，認為社會事實雖然具備著主觀性，但是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社會的既定發展過程卻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類的改變為轉移的，故而，我們完全可以拋卻認為社會事實主觀性妨礙學界進行研究的觀念，或者說，即便它具有主觀性，但是這一主觀性卻并沒有妨礙到客觀規律的發展，事物的因果關系仍然存在于社會的發展進程當中。

實證主義和詮釋學派的區別在于：詮釋學派認為社會事實具有極大的主觀性，主體和客體間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認為應該堅持住社會事實發展的獨特過程，不以其他的變化為轉移；而實證主義則認為，社會科學雖然具有客觀獨立性，但它與自然科學間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故而，這一學派強調社會科學的中立價值，認為它的發展應該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一起進步、共同發展。

從社會科學出現到現在，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后，學術界對社會科學卻始終都無法形成一個固定的理論，對于詮釋學派中的支持者來講，有許多科學家甚至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可以說永遠也無法進化到后者的標準。著名哲學家內格爾曾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即便社會研究的方面也已經形成了相當完善的研究體系，但是這些研究體系無論是在研究范圍還是在研究對象上，與自然科學間依舊不具備相等的能力。

但實證主義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存在著統一的特點，雖然他們在研究范圍、對象、價值取向等諸多方面都有著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規則卻仍然不失有著一致性，所以，自然現象也好，社會現象也罷，兩者之間固有的因果聯系都是無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實證主義的保持和發展下，結構現實主義的科學正確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實證主義的分析首先進入的是經濟領域，也正是因為這些思想的進入，經濟領域也涌現了很多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同時，經濟上的成果也從另一角度上帶動了政治的發展，使得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出現了新的氣象。這也使得新生的國際關系學的地位得到了穩固的發展，有關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甚至開始借鑒自然科學領域的科研成果，從而，國際關系學的進程迅速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社會科學的特性其實并不會影響科學哲學方面的發展，而對于科學哲學而言，因為它的新型指導方法論的出現，它在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具備著相當良好的前景。可以說，目前的學界已經基本認可了科學哲學的方法論研究過程和它對其他學科的指導作用，在學界開始紛紛將科學哲學的引領性效果付諸實踐的今天，科學哲學作用的進一步發展似乎已為時不遠。

但是，科學哲學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它在應用中已經實現了零問題的共識。事實上，有關科學哲學的爭議一直存在，爭議的焦點也在于：對科學理論的歸納整理究竟應該走向何方。科學理論事實上是一種系統化理論的集合體，也只有對研究領域等諸方面進行適時的轉向，使得科學哲學的發展過程、結果、評價標準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國際關系史發展的來源和轉變。對于現在的階段而言，科學研究的綱領性條目雖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學科發展史上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是其中卻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在現階段，因為學科發展史存在著不同階段的差異，科學哲學的研究綱領不可能在每一個階段都有著適用于社會發展的因素，面對發展的差異性，我們應當怎樣處理科學哲學作用在國際關系學中的關系？同時，于國際關系學發展的評估過程而言，它的理論評估標準又應當作何解釋？關于這幾點疑問，學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能得出一個合理的解答，但對于國際關系學史的發展而言，只有當學界能夠充分解答出這幾點疑問的時候，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層樓，同時，也只有理順了科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聯系因果，才能真正發揮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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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哲學復興的背景

然而，隨著自然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和科學哲學、自然觀的深入研究，人們發現，形而上學的幽靈是無法驅除的。在自然科學方面，相對論否定了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而以時空四維連續統以及物質消弭于幾何結構的觀念代之，量子論在微觀領域引入了不確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頓—拉普拉斯完全決定論的自然觀，表明規律在宏觀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觀層次，具有偶然性；熱力學引入了物理過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時間的方向性；系統科學探索復雜性，強調自然界的整體性，反對將整體還原為部分之和，這與牛頓自然觀強調自然的簡單性，原子構成性形成對照；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論和超循環、混沌學探索從混沌到有序的自組織過程，表明了自然過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學內部重建其形而上學基礎而言，生命科學強調層次性，堅持用物理化學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對將有機體還原為純粹的物理化學過程。生態危機與生態學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人類與其生存的環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任一環節的缺失或破壞，都將危及人類自身。傳統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理論上，受到了現代物理學的挑戰，現代物理學把人、把觀測者引入到認識自然的背景、乃至圖景中，而人與自然主客二分的認識模式在實際中誤導了人與自然的關系，把自然當作其征服和掠奪的對象。從而受到了自然界的報復，人們在痛定思痛后認識到，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主張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的思想是一種大智慧，是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準則。

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人們發現科學理論有一個本體論的承諾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表明，我們的自然圖景，是作為人的認識又包含了對人的認識，是內在于自然的對自然的認識，是一種本體論的框架又具有認識論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認識主體由于本身也是客體的一部分，也參與客體的顯現，也規定著客體的基本特征，因而與客體本質上不可截然區分。認識的這種人類學特征和內在特征，也決定了傳統科學追求終極主體地位和絕對客觀性的不可能性。科學哲學作為哲學最首要的任務是，追究科學的存在論基礎，科學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學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對此的遺忘已引起科學整體上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自然哲學的研究重新熱了起來。

二、關于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其相對獨立而又確定的研究對象，自然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學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學的研究對象又是什么呢？

吳國盛認為，自然哲學有兩種含義，第一，指一門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領域，這個學科是哲學的分支學科，是第二哲學；第二指某種哲學理論形態或哲學思考的某種趨勢和傾向，這個意義上的自然哲學不是第二哲學，而是第一哲學，如謝林的自然哲學。他本人主張第一哲學，認為不必以自然科學的目標和價值取向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取向。哲學不再是求知的事業，它不再創造關于實在的知識體系，而是透過知識與文明的厚厚積淀層，追尋人類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學不再是關于外在自然的概念體系和知識體系，而是在技術時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業。

李章印認為自然哲學的復興需要轉換“范式”——從對象到家園，舊自然哲學，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牛頓的自然哲學，還是黑格爾的自然哲學，都是把自然作為外在的對象來把握，也可以說作為存在者來認識，然而，以存在者為對象的認識早已成為科學的專利，近代以來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學成為多余的了。作為第一哲學的新自然哲學不能象作為第二哲學的舊自然哲學那樣，以自然物為對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為對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為己任的自然哲學，怎么能不把自然作為對象呢？哲學不能局限于對象性的科學認識，在對象性思維以外，還有人與自然的另外的關系，在這另外的關系中，人不是作為主體，自然也就不是作為客體，從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不是主客關系或對象性關系。非對象性的關系就是“天人合一”的關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來領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為家園。這種家園是人的寄托和歸宿，心靈對這種家園的追尋、認可、領悟和回歸就是自然哲學的事情。

胡新和認為新的自然哲學必須立足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規定、包容、依賴的關系來構筑自然觀念和圖景，也必須不僅涵蓋人類對自然的理論認識，更關注人類對自然的實踐活動，為制定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行為準則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認識上，人類作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員而與之構成對話者的關系，這種對話關系，提供了人類認識自然的一種新的視野、新的模式；在實踐中，人類與自然則是共生共榮，互相依賴的伙伴和朋友。

三、關于歷史上的形而上學理論

張華夏認為歷史上的形而上學也即自然哲學，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質及其變化的知識領域，根據其所用的表達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們大體上可以區分出四種形而上學：（1）模糊形而上學，其特點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語言來表達本體論的問題，因而它的語言是違反清晰的邏輯語法的。（2）思辨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是關于存在的最高概括，嚴格經驗主義的方法失效，此種形而上學強調思維的自由創造與想象。這種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經驗根據，同時受邏輯一貫和系統協調的約束。（3）分析的形而上學或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由于語言系統本身包含有某種本體論的承諾和本體論的預設，因此，通過語言分析，我們能夠得出有關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過語言分析來研究本體論，我們稱作語言定向的形而上學，它是分析哲學的一個新的分支。（4）綜合的形而上學。通過概括各門系統科學，建立系統哲學，首先是系統本體論，系統本體論的產生，不是直接思辨的產物，也不是一門自然科學概念的推廣，而是通過系統科學找到跨學科的共同語言，來建立描述一般物質、一般系統、一般事物的理論模型，運用這個模型綜合各種自然科學描述物質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進化圖式。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新的形而上學叫做綜合的科學的形而上學。拉茲洛的廣義綜合進化論和邦格的系統世界觀主要屬于這種形而上學，是一種更加接近數學自然科學方法的形而上學。

張華夏主張拒斥作為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學，贊成思辨的但卻清晰的形而上學，贊成分析的以及綜合的形而上學，后面三種形而上學的發展和整合，便是當代新形而上學或當代新自然哲學的興起。

四、國內自然哲學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論觀點

金吾倫提出了生成哲學。象系統整體論那樣的整體論雖然力圖擺脫以實體主義為基礎的構成論，但仍帶有構成論的色彩。系統只是放大了的實體，基礎還在要素的分離與結合。整體論不同于構成論的地方只是，前者考慮到了要素間的聯系與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慮這些聯系與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卻是實存的。生成論與此不同，它強調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質的地位。沒有生成就沒有要素。其自然科學依據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從無到有的過程。生成論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質特征是動態性和整體性。這兩個基本特征由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1）潛在性；（2）顯現性；（3）全域相關性；（4）隨機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論認為宇宙及宇宙間的一切都是一個生成過程；這個生成過程是整合的，即從潛存到顯現過程中將相關因素都整合在其中，從而生成具有個體性的新事物。生子論是生成論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時持續的，空間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質，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轉化成物質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組織性。這種自主性和自組織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變的。生子與原子的區別在于：（1）原子是實存的，生子則是潛存的；（2）原子是空間上定域的，它在空間中通過某種作用力而運動，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運動。（3）原子運動的改變要靠外力，它自己不會發生變化；（4）事物的變化是由組成它們的原子分離和結合的結果；生子自身具有內在的能力，事物的變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轉化的結果；（5）原子是機械論的，生子是有機性的，由原子構成的是一只機械大鐘，生子則組成一個有機整體。

宇宙萬物及我們人類自身處在不斷的生成，演化過程中，這個生成過程的機制大致為：潛在的道實在具有雙重結構，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學語言說，它是對稱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開始。生子不是實體，它在時序上先于實體。它可以生成實體。當全局存在在一定條件下“凝聚”到某一點時，實體生成了，生子就轉成實體。

朱葆偉認為20世紀科學中發生的一個根本性變化，是用機體的模型取代機械的模型作為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基礎，并廣泛采用了“關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變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種廣義的“價值”成為把萬事萬物聯結成一個有機整體的組織因素和自我發展的內在驅動力量進入世界科學圖景乃至一些學科的基本概念、假設和問題中，這直接影響了哲學價值論的研究。但所有這些不能為價值研究中的自然主義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機論科學圖景的深刻啟發意義在于提供了一個可以容納目的性、自主性、能動性、選擇、反饋等關于活動的機制和邏輯的啟發性概念框架。這一概念框架更為接近人的活動的實際，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動的實際，借助于它，我們可以更為深入地理解人類實踐的機制和邏輯。“可能性空間中的選擇”和“反饋”這兩個范疇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動和活動結果的相互作用、反饋循環，使得活動系統參與到所在的世界中，通過活動本身不斷地為自己開辟新的可能性，也通過反饋—放大機制不斷地為自身確立存在的條件和根據。這一活動結構中展示了一種類似于艾根“超循環”的特殊邏輯，也即“活動實踐的邏輯”。在這里，活動本身成為實在的要素，成為可能向現實、偶然向必然，以及實然向應然、未來、理想推移、轉化的必要環節：對于活動——參與者來說，現實實在不僅是以往活動的結果和制約我們現實選擇的可能性空間，而且是要聯系于不確定的未來，聯系于我們的目的和價值觀念才能獲得確定的意義；另一方面，未來不是給定的，人的活動、實踐參與在現在向未來的推移過程中實在地起著作用，它使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并納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軌道，理想、價值、規范等也就在此而聯系于現實事實，轉化為現實事實，這種邏輯的另一個基本內容，是兩個在邏輯上相互獨立的因素求真和趨善自我確立，又相互生發、催化。

羅嘉昌認為把時間觀念放到重要位置上，這是現代文明的顯著特征。當代哲學所以對時間問題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傳統的時間和宇宙概念業已受到相對論等現代科學的猛烈沖擊；二是急劇的社會變動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使不少哲學家把人的問題，存在的歷史真實性問題視為哲學的中心問題。分別受這兩方面的影響，當代哲學在時間問題上形成了對立的兩派和兩種觀點：一是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中心的唯科學主義觀點；另一種是直覺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和生命哲學等人本主義流派的非理性主義、非科學主義觀點。前者認為，關于時間，凡能理解的，都只能從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中去了解；后者則斷言，真正的時間是科學所無法了解的。近年來，一些物理學家提出時間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進而否定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羅嘉昌認為在時間哲學見解中，非理性主義傾向和唯科學主義傾向都是片面的。我們必須越出各個具體學科和領域的界限，走向對時間的整體理解。他主張時間是無限的、客觀的，宇宙是開放的。

胡新和認為現代物理學的基本特征是：（1）從實體論轉向關系論；（2）從基元論轉向整體論；（3）從構成論轉向生成論；（4）從決定論轉向隨機性；（5）從可逆性轉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關系特征和整體特征揭示了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本質上相互規定、相互作用的關系，關系者脫離了關系就失去其意義，部分也不可能獨立于整體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隨機性和不可逆性，則顯示出人類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過程中非常熟識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種內在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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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研究視域中，更多的是強調恩格斯對理論全面而系統的貢獻；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在恩格斯對理論體系的貢獻中，更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體結論與設想，而是他所堅持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強調離開了歷史辯證法的哲學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科學基礎，科學社會主義便無“科學性”可言。第二，強調哲學不是一種抽象的包羅萬象的知識體系哲學(杜林)，也不是一種狹義的僅僅關注人生問題的道德哲學、愛的哲學(費爾巴哈)，而是一種科學的歷史的思維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決了一個重大而基本的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夠從“空想走向科學”，社會主義作為“科學”究竟怎樣才是可能的?他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科學社會主義之區別于空想社會主義，其科學性在內容上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形式上則表現為對德國古典哲學辯證法的唯物主義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國和法國的機械論與經驗論的唯物主義，而是建立在德國古典哲學的唯心主義辯證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來，近代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及其變種(不可知論)不可能產生出科學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它們是合乎常識的科學，但實際上是一種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常識在日常應用的范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人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即知性的實證科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出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很難贊同這種觀點：只有英語國家的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唯物主義，才是通向科學的康莊大道，起源于英法經驗論的唯物主義，社會主義從空想走向科學的歷史就是從德國的理想主義走向英國的經驗主義的過程。我們認為，的科學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種總體的歷史科學。我們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復雜多變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就必須依靠從總體聯系出發的辯證與歷史的唯物主義方法，而不是那種“從個別經驗事實出發”、“從El常生活的常識出發”或“從專業知識出發”的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個重大而基本的問題是：與哲學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哲學”?答案也很明確而簡單，有自己的哲學，但主要不是一種哲學體系，而是一種科學的歷史的思維方法。

從歷史上來看，關于與哲學的關系問題先后被提出過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紀七八十年代提出的。當時德國古典哲學已經終結，西方進入一個以“反認識論”和“不可知論”為標志的“后黑格爾”的哲學時代，而則在這個時候蓬勃發展，與哲學之間的關系于是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第二次則出現在2O世紀初第二國際的理論破產之際，以列寧為首的蘇聯為一方，以盧卡奇等人為首的西方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國際理論家所遺忘的的“哲學向度”問題。第三次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直到今天，當蘇聯哲學教科書體系瓦解之后，與哲學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的“哲學”究竟是什么?這又成了一個基本問題。這場爭論已經進行了20多年，現在回過頭來看，一個重要的工作還需要我們做。

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問題的原初意義，這也是我們今天對理論體系進行創新的出發點。恩格斯實際上指出了，理解與哲學之關系的關鍵，就在于從本質上區別知識論的、本體論的形而上學哲學體系與辯證法的、歷史的科學方法這兩種哲學形態。哲學的革命意義與當代意義均在于此。在這一點上，恩格斯還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說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科學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與辯證法。”我們不要誤以為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方案，恩格斯的這個說法與黑格爾將哲學表述成為一門科學的觀點具有相似性。黑格爾說每一門真正的科學必然是哲學的；而恩格斯則說要把哲學變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要求，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處，他們都是要克服具體科學與凌駕于具體科學之上的哲學之間的矛盾。

篇9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哲學；自然科學；科學哲學；理論

[作者簡介]張媛媛，吉林大學學院2010級博士研究生，講師，吉林長春130012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辯證法究竟是什么？是一個學科，是一項事業？還是一個學派，是一種理論？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這些爭議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辯證法本身的復雜性及人們對其理解上的差異性，同時也給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筆者看來，這些爭議只是表層問題，其深層問題是：如何理解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關系？這才是爭議的關鍵之所在。若認為哲學“凌駕于”科學之上，那是近代哲學的觀點；若認為哲學“從屬于”科學之下，那是科學哲學的主張；而認為“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則是自然辯證法。本文擬對這一認識和理解，從自然辯證法的創立、自然辯證法與科學哲學的關系，以及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理論學科三個方面加以闡釋。

一、自然辯證法的產生

自然辯證法的產生，既是自然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更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從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在古代，自然科學大都是以自然哲學的形態出現的，其特點是科學和哲學渾然一體，很難區分，習慣上我們將其稱為自然哲學。到了近代，歐洲中世紀后期的、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以及近代城市化社會的興起，為近代科學的誕生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同時自然科學自身也在為爭取自己的獨立性而斗爭。16世紀中葉，一場醞釀已久的科學革命開始了，近代科學就誕生于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其標志是1543年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發表的《天體運行論》。而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的建立則是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領域中最輝煌的成就。雖然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其他部門如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基本上還是處于襁褓之中。當然，應該承認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使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經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但是由于生產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當時科學研究方法（實驗、解剖、分析、歸納等）養成的習慣，加上社會的、階級的原因，使得這一時期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不能不打上機械論、形而上學和經驗論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宇宙不變”和“物種不變”，代表人物是牛頓和林耐。進入19世紀，自然科學研究的重點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以前主要是搜集經驗事實轉向對事實材料的綜合整理，并將經驗材料概括抽象為系統的理論。自然科學也相應地由搜集材料階段過渡到整理材料階段，由經驗階段發展到理論階段，這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它。”與此同時，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特別是天文學領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說，地質學領域賴爾的漸變論，物理學領域的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和電磁理論，化學領域的原子論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學領域的細胞學說和進化論，一次又一次地打開了形而上學自然觀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客觀辯證法。這些都為自然辯證法的產生提供了自然科學的前提。恰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恩格斯則更明確地指出：“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

從哲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古代的哲學以“知識總匯”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呈現為一個簡單而龐雜的混合體，哲學研究的重心是本體論問題。近代的哲學則發生了“認識論轉向”，把認識論問題置于哲學的中心位置，把人們對于認識的理論考察推向了新的階段。認識論本身的這些問題雖然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但卻受本體論的制約并反過來影響本體論問題的解決。19世紀初，黑格爾批判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哲學，集德國古典哲學之大成，提出了系統的辯證法思想，他“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系”。在《自然哲學》中，黑格爾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種由各個階段組成的體系，其中一個階段是從另一個階段必然產生的”，整個自然界的發展過程表現為：無機界向有機界的發展和轉化，有機界向生命界的發展和轉化。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爾是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個廣博的辯證法綱要；但是，黑格爾的出發點是錯誤的，因為他認為“精神、思想、觀念是本原的東西，而現實世界只是觀念的摹寫”。因而在黑格爾那里，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仍然是：“自然界是一個在狹小的循環中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其中有牛頓所說的永恒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所以，恩格斯一再強調：“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

從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發展的歷史來看。科學和哲學是人類理論思維的兩種基本方式，它們是在超越神話和常識的過程中產生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科學以未分化的形態而蘊含在哲學母體之中，哲學則以“知識總匯”的形式而囊括著全部科學。人們常常在“哲學”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概念，也在“科學”的意義上使用“哲學”這個概念。然而近代以來科學的迅猛發展和日趨成熟，致使各門科學紛紛從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不斷地把哲學“驅逐”出其傳統的“世襲領地”，自然、社會和思維都成為科學的研究對象。而此時的哲學仍企圖以“科學的科學”的姿態而高居于科學之上。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恩格斯指出：“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中被驅逐出去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的話，那就只留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于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于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中的地位，關于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于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于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可見，恩格斯既反對用哲學代替具體科學的“科學之科學”，也反對把哲學“從屬于”科學之下、妄圖取消哲學的實證主義。

正是19世紀自然科學、哲學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相互關系方面出現的重大進展，為創始人研究和闡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學的辯證法提供了重要基礎，推動了自然辯證法的產生。

二、自然辯證法不同于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是以科學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學科，它主要研究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科學哲學的產生是自然科學和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科學獲得迅速發展，科學理論層出不窮，尤其是經典物理學的衰落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創立，非歐幾何學的發展，代數、算數的公理化以及命題邏輯的符號化等。這些科學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變革自然地喚起人們對科學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另外，還有一些哲學家主張要用科學來改造傳統哲學。例如，德國著名學者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指出：“本書認為，哲學思辨是一種過渡階段的產物，發生在哲學問題被提出，但還不具備邏輯手段來解答它們的時候。它認為，一種對哲學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不僅現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書想指出，從這個基礎上已經出現了一種科學哲學，這種哲學在我們的時代的科學里已經找到了工具去解決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測對象的問題。簡言之，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學已從思辨進展而為科學了。”一般認為，科學哲學是在20世紀20年代以維也納學派為代表的邏輯經驗主義形成后，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

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科學哲學是對科學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對科學的概念框架的批判與反思。科學概念框架是科學理解的工具，是科學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學哲學是一種理解科學的東西。維也納學派創始人之一、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菲利普·弗蘭克指出：“為了不僅了解科學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學在我們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倫理、政治和宗教的關系，我們就需要一個關于概念和定律的統一體，在這體系中，自然科學以及哲學和人文學科都有它們的地位。這樣一種體系可以叫做科學的哲學，也就該是科學和人文之間的‘缺少的環節’。”從這種意義上講，對科學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具體而言，科學哲學就是要探討科學的性質，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科學發現與科學證明的邏輯，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的提出、論證、檢驗和評價，科學理論的結構、解釋和更替，科學發現的模式，科學思維的形式、要素、特點和作用。同時，在進行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的過程中，科學哲學也不絕對排斥考察科學的社會本質，不絕對排斥對科學的本體論研究。進而，科學哲學強調，新哲學的出路只能是使其變為像科學那樣實證，或以實證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改造哲學，把哲學從凌駕于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變成從屬于科學之下的“關于科學的哲學”或“科學性的哲學”。

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在我國最早是從1956年開始的。這一年，國務院組織制定了中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即“十二年規劃”（1956—1967）。在這個既嚴肅又嚴謹的規劃中，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辯證法規劃草案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在二者之間存在的一門科學。草案說：“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是存在著這樣一門科學，正像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門歷史唯物主義一樣。這門學科，我們暫定為‘自然辯證法’，因為它是直接繼承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進行過的研究。”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規劃草案既沒有簡單地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哲學，也沒有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自然科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定位在兩者之間。

從這個規劃草案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我國學者開展科學技術研究是比較早的。但與西方科學哲學學者不同，我們一直是在“自然辯證法”的名義下從事這項工作的，而且始終強調要以為指導，因為“自然辯證法同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聯系”。正是基于此，龔育之在1996年就已經把“自然辯證法”描述成了“的科學技術論”。

綜上，無論從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哲學的產生、發展，還是從理論框架、學科定位來看，二者都有明顯的不同，盡管它們的研究對象有交叉或重疊之處，即都要對科學技術進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辯證法等同于科學哲學。

三、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理論學科

自然辯證法既然位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學性與非哲學性（如科學性）。向哲學靠近，它具有哲學性；向科學靠近，它具有科學性。從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在自然辯證法這個“大口袋”里只有大約“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學，偏重于對科學的哲學分析，在這個意義上，自然辯證法理應歸屬于哲學學科。但是，自然辯證法還確實具有科學性，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的邏輯與理性特征在自然辯證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那么，自然辯證法與哲學（尤其是哲學）和科學技術之間是何關系呢？我們認為自然辯證法屬于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的中間層次，是哲學與科學技術之間聯系的橋梁與紐帶。哲學、自然辯證法和各門科學技術學科之間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因此，一方面，哲學通過自然辯證法為我們認識自然界和進行科研活動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和科學技術方法的革新也通過自然辯證法充實和豐富到哲學理論體系中，使之能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因此，自然辯證法具有交叉學科性質。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然辯證法是以為指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與相互融合的、廣闊的研究領域。”自然辯證法的深入發展，必將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匯流，有助于人們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統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類社會，探索科技與自然、社會的關系，實現人與科技、自然、社會的和諧共存、共榮。我們應該正視并承認“自然辯證法”作為交叉學科的特征，發揮其交叉學科的優勢。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正像于光遠所指出的那樣：自然辯證法作為一個學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諸科學部門的總稱”，帶有哲理性質，但“其中包括許多不屬于哲學的科學部門”。這不僅體現在馬克思、恩格斯最初創立自然辯證法時，即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自然科學，分析自然科學的各種哲學問題，而且還從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自然科學的性質、作用及其發展規律，并寫下了許多札記、論文和著作；同時也表現在，隨著社會實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也在縱橫兩個維度上不斷深化和擴展，以至其中的許多內容如科學方法論、技術創新論、工程哲學以及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等都是哲學學科涵蓋不了的。譬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命題，有人強調它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哲學命題，也有人認為它是一個經濟學的命題。”將“自然辯證法”看作哲學的二級學科，勢必要用哲學的學科范式規范“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范圍和方法，而自然辯證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屬于哲學的內容，就會被認為“失職”、“不務正業”。哲學學者時常批評從事“自然辯證法”研究和教學的人“搞得太雜”，“專業性不強”，“研究的很多東西不是哲學”，這種批評意見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確，因為“自然辯證法”中的許多內容確實不屬于哲學。勉強地將“自然辯證法”的所有內容都說成是哲學，不僅在學術上不嚴格，學生也很難認可，同時對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者來說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辯證法定位于理論學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屬于哲學的內容也包括其中。這不僅尊重了我們的學術傳統，也符合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和學術發展的實際；既凸顯了本學科的特色，又體現了本學科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正因為如此，在2004年由黃順基擔任主編的《自然辯證法概論》統編教材中對自然辯證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辯證法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是自然界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在社會中的作用。”

總之，自然辯證法是存在于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具有交叉學科性質的理論學科。同時由于自然辯證法目前還是我國高校理工科碩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門公共理論課。因此，我們強烈呼吁有關部門將自然辯證法納入到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中，進而使自然辯證法能夠在新世紀、在當代中國以至當代世界重振雄風（于光遠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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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桂花，肖愛民.“自然辯證法概論”在“理論課”教學中的定位——兼論它與“基本原理概論”、“現代科技革命與”的關系[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5）.

篇10

1.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

2.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是：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

3.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精神和物質的關系問題

4.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標準是:思維和存在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

5.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不可知論

6.哲學上的兩大基本派別是：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

7.唯物主義是指主張物質(存在)第一性,思維(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派生物或反映哲學的派別(即物質在先,意識在后)

8.唯心主義是指主張思維(意識)第一性,物質(存在)第二性,意識決定物質物質是意識的派生物或反映哲學的派別(即意識在先,物質在后)

9.哲學研究的對象是：關于自然、社會、思維發展的一般規律

10.唯物主義的三種歷史形態是：樸素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1.唯心主義的基本形式是：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

12.“存在就是被感知”;陸九淵：“吾心便是宇宙”;王守仁：“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是主觀唯心主義觀點

古希臘柏拉圖：“理念世界”;中國朱熹：“理在事先”;德國黑格爾：“絕對精神”是客觀唯心主義觀點

13.哲學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4.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是:德國古典哲學(黑格爾的辯證法、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

15.產生的最主要的自然科學基礎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生物進化論

16.對待的科學態度是：堅持和發展

17.哲學區別于其他一切舊哲學的最主要、最顯著的特征是：實踐性

18.哲學與舊哲學的最主要區別是：創立了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

19.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根本對立的焦點在于：是否承認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

20.辯證法：聯系、發展、矛盾、全面;形而上學：孤立、靜止、否認矛盾、片面

21.唯物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本質區別在于：前者以唯物主義為基礎，后者以唯心主義為基礎

22.哲學同各門具體科學的關系屬于：一般和個別、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的關系

23.哲學的產生要依賴自然科學的成果，這說明：哲學以具體科學為基礎

24.在世界是否的統一性的問題上，存在著：一元論與二元論的對立

25.哲學上的二元論是：唯心主義的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