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范文10篇

摘要：城市博物館進行宣教活動具有傳播歷史文化知識、引導參觀者正確思想導向、輿論導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重功能。也正是由于文化傳媒載體紛雜，很多城市博物館在文化傳媒功能的使用上并沒有深刻的認識，忽略了傳媒載體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功能的發揮，這也是近年來博物館文化傳媒載體使用的不完美之處。文章基于文化傳媒理念對博物館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發揮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索研究。

關鍵詞：博物館傳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發揮；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技術的開發，大量傳媒軟件、社交工具涌入人們的視野。傳媒已經占據大多數人的工作、學習和娛樂生活，成為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博物館，文化傳媒已逐漸成為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成為對參觀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平臺和有效途徑。將傳媒引用到博物館教育中，將文化傳媒作為對參觀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臺，是城市博物館進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和必然趨勢。這也是現代教育中將傳統教育結合現代信息技術的又一種形式。因此，要對它的發展嚴格把關，盡可能排除那些影響因素，進而發揮文化傳媒在參觀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什么是文化傳媒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傳媒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博物館借助各媒體平臺（文化廣播、文化報刊、宣傳欄、文化微博、微信等）來傳播各種歷史古跡、歷代重大發現，同時開展各種理論討論或娛樂活動，以此激發廣大參觀人員共同參與的熱情。通過文化傳媒傳播一系列政治文化歷史事件和開展相關活動，來啟發參觀者愛國愛家的精神，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通過文化傳媒進行文化傳播，以此建立和諧文明的城市文化，并有效推薦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傳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優點在于能夠以群眾樂于接受的形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城市博物館的思政引導宣教活動效果更有成效。此外，微信、微博等網絡平臺在互聯網的作用下，能以最快的速度對參觀人員進行博物館方面的知識傳播，做到知識的及時更新。除此之外，文化媒體還能更多引起參觀者對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重視，積極地參與其中，因而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館與參觀者之間的距離。

2影響博物館文化傳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發揮的因素

摘要：本文探討的中國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和今后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對國家權力權威性地配置社會利益這一特殊社會現象的基本態度、信仰和感情等的總和。由于這一時期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一階段是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因此，與之相適應的中國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中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屬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眾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稱之為“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實際上，它是占主導地位的“初級形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與其非主導政治文化的復合體。因此，其內容豐富而獨特，可謂同質與異質共存，傳統與現代相雜，且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淵源，對中國社會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行為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一

初級形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中國政治文化的主導內容。這種政治文化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學性、民主性、大眾性為基本特征，外化為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向全社會進行灌輸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統、過程和政策等各個方面確立了全社會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價值選擇和心理調適標準。

系統方面，主導政治文化極力論證現行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黨和政府權威、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明確主張社會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雖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可以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條是確定無疑的，即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破壞這一制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頁。

《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頁。)不僅如此，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還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全社會的權威性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們思想意識的指導，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政治以及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這三條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注：《鄧小平文遜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頁。)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體能夠認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樣是主導政治文化非常關注的問題。對此，主導政治文化的基本傾向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即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對于相關的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問題，則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決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別是我們中國，一般都是少數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問題最多。我們要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必須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頁；《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在國家的結構形式上，主導政治文化認為，中國只能采取單一制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式，國家的統一是中國社會發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證，“是全中國人民的愿望，……是整個民族的愿望。”(注：《鄧小平文遜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

過程方面，主導政治文化極力強調人們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諧度。政治過程歸根結底是國家權力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配置過程，其基本環節是利益表達、利益綜合及決策。社會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中各群體在現行政治機制中所得到的好處，或者說，是各群體對自身在現行政治機制中具有的潛在好處的期盼，具體表現為他們各自的利益訴求。所謂人們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諧度，從根本上講，即他們各自利益訴求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實現程度及其利益實現過程中對他方利益的損益程度。在這方面，主導政治文化認為，中國社會各利益群體雖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們的利益在整體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城鄉基層民主制度等政治機制，可以在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下，由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干部、解放軍指戰員、各派、無黨派人士、各少數民族、各新興階層的代表等，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在這里，他們都能夠充分和有效地參與現行政治機制，在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上，保證為本利益群體爭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夠達成與其他利益群體的和諧。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中國社會的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起初一段時期內，社會上對這些階層的政治地位及相應的政治權利看法不一，使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疏離于現行的政治機制，并對自身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評價低下，與其他政治角色各關系也相對緊張。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別是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后，這個問題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上基本明確，即認定這些群體“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

一、借用"文化"一詞而產生的理解差異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對"文化"一詞的借用。阿爾蒙德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強調此處的"文化"與社會文化是有區別的，僅僅能夠用來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文化是一個具有多重含義的概念，這就直接導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會出現意義混亂的現象，形成對政治文化范圍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爾蒙德使用"文化"的時代背景和適用范圍

20世紀，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給傳統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導致了傳統政治學的一系列危機。例如它無法回答科學主義的挑戰、不能解釋國家之外的非正式組織的存在和作用。這一趨勢的發展使行為主義學派在20世紀40年代占據了美國政治學領域的主導地位。他們的創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對宏觀的政治思想、政治體制和政治運行進行抽象的分析，而是著重于政治行為的研究。他們認為政治行為是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因此對政治行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聯系整個社會的、文化的、心理和個人的多種因素進行考察。

阿爾蒙德是20世紀美國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他認為，既然研究的重點是人們在政治體系中的行動，即行為，那么必須挖掘出深藏于人們行為背后的動機因素，即引導與驅動人們政治行為的動因--導向；每一個政治體系都植根于對政治行為的一類特定導向中，這種導向可以概括為"政治文化"。為了明確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圍，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對"政治文化"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學的概念性詞匯里，就面臨著在引進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時也摻雜了它的意義不準確的缺點和危險。所以他著重指出："在這里，我們只能強調我們使用文化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種含義中的一種，即社會目標的心理取向。當我們提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時，我們所指的是在其國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中被內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論界對"文化"的不同認識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幾十年的過程中，東西方理論界從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研究角度出發形成了不同的認識。為了促進政治文化研究、加強政治文明有必要對研究中產生的不同觀點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關鍵字：政治文化理性選擇主義

政治文化研究是當代政治科學領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各個派別之間的觀點差異導致了研究的多角度發展。從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統一影響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和國際間學術觀點的交流與合作，因此為了形成對政治文化清晰、準確的認識，加速我國政治文明、政治現代化的建設有必要對這些存在的差異及成因進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導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將從三個主要方面來理解對政治文化的不同認識。

一、借用"文化"一詞而產生的理解差異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對"文化"一詞的借用。阿爾蒙德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強調此處的"文化"與社會文化是有區別的，僅僅能夠用來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文化是一個具有多重含義的概念，這就直接導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會出現意義混亂的現象，形成對政治文化范圍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爾蒙德使用"文化"的時代背景和適用范圍

本文探討的中國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和今后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對國家權力權威性地配置社會利益這一特殊社會現象的基本態度、信仰和感情等的總和。由于這一時期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這一階段是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因此，與之相適應的中國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中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屬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眾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稱之為“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實際上，它是占主導地位的“初級形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與其非主導政治文化的復合體。因此，其內容豐富而獨特，可謂同質與異質共存，傳統與現代相雜，且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淵源，對中國社會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行為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政治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一

初級形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始階段中國政治文化的主導內容。這種政治文化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學性、民主性、大眾性為基本特征，外化為強大的政治意識形態，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向全社會進行灌輸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統、過程和政策等各個方面確立了全社會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價值選擇和心理調適標準。

系統方面，主導政治文化極力論證現行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黨和政府權威、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進程指導思想的鄧小平理論，明確主張社會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雖然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可以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條是確定無疑的，即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破壞這一制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頁。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頁。)不僅如此，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還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全社會的權威性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們思想意識的指導，不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政治以及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這三條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注：《鄧小平文選》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頁。)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體能夠認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樣是主導政治文化非常關注的問題。對此，主導政治文化的基本傾向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即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對于相關的少數民族宗教信仰問題，則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決民族問題，中國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為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別是我們中國，一般都是少數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問題最多。我們要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必須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頁；《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在國家的結構形式上，主導政治文化認為，中國只能采取單一制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式，國家的統一是中國社會發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證，“是全中國人民的愿望，……是整個民族的愿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頁。)

過程方面，主導政治文化極力強調人們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諧度。政治過程歸根結底是國家權力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配置過程，其基本環節是利益表達、利益綜合及決策。社會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中各群體在現行政治機制中所得到的好處，或者說，是各群體對自身在現行政治機制中具有的潛在好處的期盼，具體表現為他們各自的利益訴求。所謂人們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諧度，從根本上講，即他們各自利益訴求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實現程度及其利益實現過程中對他方利益的損益程度。在這方面，主導政治文化認為，中國社會各利益群體雖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們的利益在整體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現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城鄉基層民主制度等政治機制，可以在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下，由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干部、解放軍指戰員、各派、無黨派人士、各少數民族、各新興階層的代表等，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在這里，他們都能夠充分和有效地參與現行政治機制，在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上，保證為本利益群體爭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夠達成與其他利益群體的和諧。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中國社會的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起初一段時期內，社會上對這些階層的政治地位及相應的政治權利看法不一，使得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疏離于現行的政治機制，并對自身在現行政治機制中的效能感評價低下，與其他政治角色各關系也相對緊張。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別是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中共建黨8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后，這個問題在主導政治文化的價值取向上基本明確，即認定這些群體“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中共也應該把他們中間“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吸納到黨內來(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頁。)。這很有助于滿足這些群體的政治效能感，并緩解了他們與其他群體的關系。

【摘要】本文在通過分析利益分化對當前政治文化建設和變革所產生影響的基礎上，嘗試探索如何創建我國主流政治文化和豐富政治文化新內容，使之成為利益調節的重要手段。

【關鍵詞】利益分化；政治文化；影響；對策

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從整體上來看，當前我國社會的政治基本上是穩定的，各種矛盾和沖突處于可控制的限度內，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也越來越深刻、復雜，如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趨勢等利益矛盾已成了改革繼續前進的瓶頸，且各種潛在性的利益矛盾越來越尖銳和顯性化。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利益差別、利益矛盾和沖突范圍更廣，協調更加趨向復雜。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會結構性的變革而使得一種既定的利益關系發生重組，并進而使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發生急劇變化的過程。①i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具有利益平衡被打破、博弈再平衡的特征，并表現出一種逐步擴大的趨勢。利益分化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適當的利益分化是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之一，它鼓勵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利益過度分化又會在特定條件下，造成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不穩定，甚至是歷史性的倒退，例如被宗教黑暗統治的中世紀。利益分化把穩定因素和變革因素同時變成了人類社會的內在屬性。

1．新時期政治文化變革的緊迫性

一個政府賴以存在的法理基礎和現實依據是一個歷史過程。基于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完全依賴于經濟的發展或者統治手段的強度是不能長久的，因為經濟績效具有時效性和峰谷的客觀性存在特征，而統治手段過強則容易陷入恐怖政府的泥沼。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的因素很多，但一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主張先進性與否則直接會影響到該政治體系的政治穩定。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與民主》一書中主張文化的沖突是社會不穩定的深層動因，雖有些片面但也不乏借鑒之處。我國當前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政治文化的發展一直滯后于經濟的發展。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進一步加深，政治文化領域面臨著外來文化的沖擊，激烈的碰撞催生著政治思潮的多元化。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鞏固和發展也面臨著本土文化的傳承和外來文化的本土化兩大課題。如何構建先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顯得尤為緊迫，使之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不僅僅是理論界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命題。

2.利益分化對政治文化的影響

一、專制的起源

中國文明起源于黃河流域的黃土地，黃土地土質松軟、林木稀疏，是比較容易開墾的土地。依據蒙古人種最早生活在現在是寒冷地區的西伯利亞東北部這一情況，結合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的傳說，推斷古時黃河流域氣候炎熱，后來才逐漸變冷，雨水也應該比現在多。隨著氣候變冷，在西伯利亞過著漁獵生活的蒙古種人，逐步南遷，有些部落到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后，發明了種養技術，開墾土地，進入農耕。由于以農戶為單位的農業經營模式能夠達到農業生產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農耕的生產方式加快了漁獵生產時期原始共產制的解體，形成以家庭為主體、以血緣為聯結的氏族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生產模式，促生了父權和家族觀念。在漁獵生產向農耕生產轉化過程中，以集體生產協作為主的社會聯結，逐漸讓位于以血緣為主的社會聯結。隨著集體協作生產活動的減少，血緣關系對協調社會秩序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宗法制度因應生產方式的變化而自發生成。

權力的集中起初是出于抵御不斷南遷的部落的侵掠，或許還有治水的需要,上古的歷史傳說多與治水有關。不論是抵御外部入侵，還是治理河道、修建排水或灌溉系統，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協作。為完成這些工作，必須由少數人來指揮協調，這就是集權政體產生的原因。

夏朝是否存在爭議頗多，傳說中大禹是以領導指揮治水而獲得政權的，那一段時期，或許正是氏族部落組織向集權社會過渡的時期，夏族或許己建立了王權并成為部落聯盟的領袖。

有人說商族是來自大草原的蒙古種人游牧民族,通過間接的途徑掌握了發源于中東的青銅冶煉和戰車技術。商族依靠先進的青銅武器和戰車技術，侵入華北平原，征服了黃河中下游流域，以今河南省為中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有實際意義的王朝國家：商王朝。被商王朝征服或依附商王朝的種族集團成為臣服商王朝的屬國。

為什么推斷商族是外來的游牧民族，可能是依據己考證的商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推斷的。笫一，商族崇鬼；笫二，商族是兄弟相傳；笫三，商族婦女地位高；笫四，商族喜狩獵；笫五，商族有殺人作祭祀的習慣。這些特征有較多的母系社會和游獵社會的殘余，與華夏農耕文化有顯著不同之處。

摘要：新世紀以來，互聯網在中國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政治運作范式，客觀上出現了所謂“兩個輿論場”。此種輿論新模態對中國政治生態發揮著更新作用的同時，存在某種失序、混亂與不平衡、不和諧現象。良好的輿論場治理與政治文化生態的和諧至關重要。目前學界對于“兩個輿論場”及政治文化生態優化的研究已有一定規模，特別是在現狀描述和治理對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實證研究和專業性的政治傳播學分析等方面也有不足，需要做出持續的學術跟進與創新。

關鍵詞：兩個輿論場;政治文化生態;國家治理

新世紀以來，源于發達國家的“網絡社會的崛起”波及了中國，互聯網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已經攪動了傳統的政治運作范式，推動著整個政治發展環境悄然嬗變，為政治生態注入了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輿論領域，以互聯網為主要載體的民間輿論洶涌不已，客觀上出現了所謂“兩個輿論場”①。此種輿論新模態在對中國政治生態發揮著更新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失序、混亂與不平衡、不和諧現象。輿論場治理直接關系到中國當下政治文化生態的良性發育，增強輿論場共識度與和諧度的任務十分緊迫，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至關重要。我們有必要正視和詳細分析“兩個輿論場”發生發展的脈絡與原因，并不斷完善應對之道，消減對立，促進融合，共同構筑公共理性輿論平臺，實現更加和諧的政治文化生態與更加良善的國家治理。

一、國外研究現狀

美國學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紀中期把“生態學”一詞引入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領域。二十世紀末互聯網技術蓬勃發展和網絡政治現象層出不窮的背景下，西方學界開始關注網絡輿論和互聯網參與對政治系統和文化生態建構的影響，認為：網絡改變著官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關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網絡輿論監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點正是民主發展的時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聯網參與政治、規約公權，進而在信息時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國情不同，特別是西方輿論場的二元分立遠不如中國的典型②，因此“兩個輿論場”的研究主題并不很突出。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一、網絡政治文化的概念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民數量大幅增加，網絡為網民提供了政治表達的渠道，但網絡政治的形成不僅需要政治型網民還需要網上政府。而當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民眾參與不足。目前，通過地方政府門戶網站，公民只能了解網絡政治信息，參與網絡問政，尚未參與決策。正如學者所言，雖然地方政府門戶網站建立了調查、咨詢、投訴等政府與公民互動欄目，但這些欄目主要是幫助政府收集信息，了解民眾對特定問題的態度以完善政府決策［1］。可以說，我國尚未產生網絡政治，網絡政治文化的客體是虛擬的現實政治信息。網絡政治文化是處于現實政治信息虛擬化階段下網民與網絡政治信息互動的結果，它是現實政治實踐而不是網絡政治實踐的產物，是現實政治文化的網絡化。俞可平認為政治文化是一種取向模式，它包括五個基本組成部分，即人們的政治認知取向、政治態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價值取向［2］。基于此，我們可以對網絡政治文化進行如下界定：網絡政治文化是指在虛擬網絡環境下，政治型網民在與網絡政治信息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等取向的總和。

二、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的錯位

基于網絡政治文化的定義可以看出，在應然層面，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①之間是反映與決定的關系：一方面，現實政治是網絡政治信息的來源，為網絡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客體；另一方面，網絡政治文化是網民對來源于現實政治實踐的網絡文化認知，因此，它是現實政治的產物，是對現實政治的反映，它們之間是反映與決定關系。然而，在實際中，網民對網絡政治信息的認知存在偏差，導致最終形成的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的反映與決定關系被破壞，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產生錯位。（一）反映內容的錯位：正負向網絡政治信息不平衡。網絡政治信息是網絡政治文化形成的客觀基礎，它來源于現實政治實踐。通過網民對網絡政治信息的關注內容、關注程度可以看出網民對現實政治實踐的關注點與關注度。現實中，我國政治發展成健康向上的狀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格局下，我國正在不斷深化改革，雖仍存在官員腐敗、經濟發展放緩等問題，但從嚴治黨，加強黨建以及供給側改革等工作正在深入開展。政治生態系統中的正向政治要素大于負向政治要素，處于正向利好發展的趨勢。基于此，結合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的反映與決定關系，網絡中的政治所處生態系統也應處于健康狀態。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除了中央的重大政治事件，網絡中能夠引起網民高度關注的往往是負向政治信息，這表明網絡中的信息生態系統存在不平衡狀態。這可以從網民對負向政治信息的跟帖量看出。在現實中，負面的政治新聞一經，在兩到三個小時內就有上萬條跟帖，如慶安槍擊案件公布后，新浪網相關跟帖在20分鐘內即超過5000條，而近期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在今日頭條中的視頻播放量更是達到21萬。而有些正面的政治新聞在后的幾個月內可能只有幾百條跟帖。不僅如此，正向政治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還有被娛樂化的趨勢，如2014年在澳大利亞舉辦G20峰會時媒體和網民對普京的調侃和惡搞。從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網民對正向政治信息的重視度不夠。可見，在網絡中，正負向政治信息存在不平衡風險，這意味著網民對正負向現實政治實踐的反映存在不平衡狀態。有學者指出：“在注意力為王、眼球經濟、顛覆權威的網絡時代特質下，心理學中的否定效應被放大，負面消息更容易被傳播，主流信息或關于政府的正面信息極易遭遇解構。”［3］因此，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網民對網絡政治信息存在選擇性是必然的。但是，在當下，網民對政治信息卻存在過度選擇問題，部分主題的正負向政治信息有較高的失衡風險，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二）反映方式的錯位：背離客觀理性的先入為主思維。在現實中，網絡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正向政治實踐，將注意力集中于負向政治實踐，從而使網絡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現實。對負向政治實踐的反映先入為主導致對負向政治實踐的反映與客觀現實不一致，使本就與現實存在偏差的網絡政治文化最終背離現實，與現實嚴重錯位。在應然層面，網民對現實政治實踐的反映應是客觀理性的，其網絡政治言論是在客觀分析基礎上的理性發言。然而，在實際中，網民不僅不能客觀理性地分析現實政治事件，而且還存在先入為主的定勢化思維。這種定勢化思維會導致政治偏見，使得網民從自己的政治偏見出發來看待網絡政治信息，其結果是扭曲政治現實。在我國，這種先入為主的定勢化思維表現為網民存在“一談官員全是貪官，一談政治全是內幕”的觀念。這可以從網民定勢化政治言論中看出。如黑龍江慶安槍擊案，網民在不清楚事件來龍去脈的情況下，先入為主，只憑警察開槍擊斃當事人這一負面信息，就開始質疑民警開槍的合法性，其前提性假設是民警一定有問題，里面一定有內幕，而隨后就有“截訪”謠言在網上傳播。（三）反映結果的錯位：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相脫離。根據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反映與決定關系，在應然層面，網絡政治文化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然而，在錯位的反映內容和錯位的反映方式影響下，最終的反映結果必然與現實政治不一致。反映內容集中于負向政治信息會使網民難以形成對事實的客觀認識，容易產生片面的政治認知，使得網絡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實政治存在偏差。而這一負面政治信息，在碎片化網絡信息影響下最終導致負面政治認知。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信息碎片化—信息負面化—協同過濾—負面信息擴大化的網絡背景下，網民對網絡上大量散播的碎片化、負面化信息迅速做出反應，難以對事件形成全面客觀的了解，對執政者的各種負面情緒急促匯聚，使網民不經深思熟慮即對一些與政府相關的錯誤信息進行自動默認，形成政府形象負面認知。”［3］而先入為主的定勢化反映方式使網民在面對負向政治信息時往往不加以理性思考，而是用自己原有的認知裁剪事實，從自身偏見出發，最終導致現實被扭曲，反映結果與現實政治相脫離。因此，在錯位的反映內容與錯位的反映方式的雙重作用下，最終產生片面的負面的網絡政治文化。而由于網絡政治文化是網民長期政治言論積淀的結果，因此，其一經產生就會脫離網民個體，不受網民個體控制，并對其他網民個體產生強烈影響。當前有些網民已經認識到網絡中存在的片面政治認知和負面政治情感等問題，卻無法扭轉網絡政治文化的整體發展態勢，使網絡政治文化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從而導致文化悲劇。

三、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錯位的原因

網絡政治文化是政治型網民在與網絡政治信息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網民與網絡政治信息之間是一種雙向度關系，即網絡政治信息在影響網民的同時，也受到網民的影響［4］。網絡政治文化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個閉合循環圈，“政治信息輸入、網民政治心理轉化、政治情感、態度輸出，經過長期積淀形成網絡政治文化，并通過反饋環節影響政治信息輸入”［4］，并由此循環往復。因此，從網絡政治文化的內在發展邏輯入手，通過重點考察輸入環節和轉化環節，就可剖析當前我國網絡政治文化為何會處于錯位狀態這一間距。（一）“輸入”環節的錯位：政治信息的選擇性。當前“片面的、負面的”網絡政治文化，如果從“輸入”環節來看，可歸結為政治信息的選擇性。在現實中，媒體受利益驅使，迎合網民的心理需求，有選擇性地提供政治信息。在我國，這主要表現為：網絡媒體大量報道負面政治信息，而對正面政治信息的報道則呈娛樂化趨勢。一方面，媒體大量報道負面政治信息。在百度搜索欄中輸入“官員”二字，緊跟在搜索欄下面的十條選擇中有8條與“不雅、情婦、失信、辭職、自殺”相關，輸入“官員腐敗”可搜索到734715條結果。可見，媒體報道政治信息時具有選擇性。在具體報道某一事件時，往往刻意突出某些細節，如報道官員腐敗案件，“網絡媒體非常注重有關落馬官員情婦以及有關諸如圈子、財產等新聞的發掘，在關于落馬官員的報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5］，媒體往往用大篇幅報道官員私生活，刻意放大官員污點，以獲得更多點擊量，這可從與官員相關的詞匯中看出。另一方面，媒體對于正面政治信息的報道呈娛樂化趨勢。這是指媒體在報道正面新聞時主次不分，淡化核心事實，大量報道與事件相關度不大的花絮內容，以迎合網民需求，如2014年澳大利亞舉辦G20峰會時，媒體大肆報道普京受冷遇，各方調侃和惡搞引網民關注。媒體選擇性報道影響轉化環節中網民的政治認知，從而導致片面的政治輸出。（二）“轉化”環節的錯位：網民政治心理的失衡。從轉化環節看，“片面、負面”的政治輸出主要是由于網民政治心理處于“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狀態。在媒體迎合的情況下，這種失衡心理影響輸入環節信息的提供及轉化環節中網民對政治信息的認知角度，最終影響輸出環節。1.“私民”狀態與負面政治輸出私民指過于個體化，過度強調個體利益，以私利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它是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市場經濟共同作用的產物。在傳統農業社會下，家庭是生產生活的單位，個體無需與他人聯系就可以獨立生存，這種環境使人們形成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農耕思維”，并延續至今。而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個體利益意識更加強烈，由此造就了私民這一群體。當前，我國民眾處于私民狀態。雖然人們的權利意識、民主法治意識提高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就處于公民狀態，就有了公民意識。因為權利意識、民主法治意識只是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公民不僅意味著權利意識，還意味著責任意識，是權利與義務的統一體。反觀私民，雖有民主法治意識，卻是農耕思維下的民主法治意識，過度膨脹的“私利”很容易以民主法治為口號來綁架政府。在網絡政治文化形成的轉化環節中，“私民”狀態使人們易從私利角度來感知政治信息，以私利來衡量一切。私利在實現過程中的受挫必然使人們以質疑、否定的態度來審視一切與政治相關的事件，從而導致質疑否定的政治輸出。如在我國神舟十一號發射成功后，有網民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國家發展航天事業沒意義，解決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才有價值。可以看出，私民只看得見個體利益而看不見公共利益，只看得見權利而看不見責任與義務，這必然導致其認為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就是民主的法治的，反之就是不正當的和沒有意義的。這種過度膨脹的私利，侵犯了公利，超出了政府服務范圍，因而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而這必然激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導致負面性和否定性的政治輸出。2.“臣民”狀態與負面政治輸出此處的“臣民”主要是從人們對權力、官員的認知角度來說。人們普遍認為權力萬能，認為官員高高在上。俞可平曾指出：“官本主義的基本邏輯就是‘有權就有一切’。在官本主義體制下，只要擁有權力，就意味著擁有社會資源。這些年來官本位不但沒有淡化，反而正向社會各個領域蔓延。”［6］這既有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也有轉型期政治變革的影響。一方面，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官本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人們的心中，而轉型期政治層面的反腐斗爭揭露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員腐敗，這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人們對官員的負面認知。在網絡政治文化形成的轉化環節中，人們以對權力和官員的固有觀念為基礎來感知政治信息。他們認為權力就是萬能的，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因此，他們一方面追求權力，另一方面又仇視當前已經掌握權力的官員，尤其是在大量的官員腐敗被曝出來之后，人們對官員的負面認識進一步加深，官員的負面形象在人們的觀念中固化。長此以往，人們再看到與官員相關的新聞，很自然就會將這種官本位下的官員負面形象代入當前情景，將之作為認知的前提條件。而現代民主法治的發展又向人們灌輸了公民本位、民主政治等現代思想，因此，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官員腐敗等負面政治信息，人們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政治落差，于是就會出現仇官的政治情感和質疑的政治態度等負面的政治輸出。因此，輸入環節政治信息的選擇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片面和負面的政治輸入，轉化環節網民“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二者的互動直接導致前我國當前網絡政治文化“片面、負面”的政治輸出，從而產生錯位狀態。

論文關鍵詞：農民工；農民工政治文化；政治發展；公民文化

論文摘要：農民工現象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特殊的政治現象。在農民工歷史的和現實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反映他們精神世界的農民工政治文化直接影響著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源于農民的農民工政治文化具有雙重性，對政治發展的影響也有積極與消極之分。當前要努力消除農民工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消極影響，塑造農民工現代政治文化，推動我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上個世紀8O年代后期以來，農民工及其大規模流動成為當代中國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農民工是中國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農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農民工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是國家經濟建設不可忽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其身份地位的特殊性以及相關制度安排，使農民工問題成為當代中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農民工群體和農民工問題的產生影響并改變著他們原有的政治文化，影響著我國政治發展的進程。

一農民工問題的由來

(一)農民工：一個帶有歧視性的尷尬的稱謂

農民工是指具有農村戶口，有承包土地，但不從事農業生產，主要在非農產業就業，依靠工資收入維持生活的人員。其中，“農民”是指其戶籍和社會身份，“工”是指他們從事的職業，可見，農民工既是農民又是工人，既不是農民又不是工人。由于農民的身份，他們履行著農民的各種義務，雖然職業是工人，卻享受不到真正的工人享有的各種保障與權利；他們生活在城市，戶籍在農村，身份是農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和權利；他們是現代城市的建設者，國民財富的創造者，卻承受著城市居民的歧視和與他們的收入不相符合的城市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