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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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分析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基因，接著從信息特性、價值等方面討論其文化信息屬性。在此基礎上提出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概念，從物質載體與知識內核兩方面揭示文化信息資源的結構，從開發目標、開發模式、開發條件、開發工具、開發場景等方面提出我國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的開發策略。

關鍵詞：地理標志 知識產權 文化信息 資源信息 資源開發 非物質文化遺產

引言：《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1]提出推動地理標志與歷史文化傳承以及鄉村振興有機融合的目標。《地理標志保護和運用“十四五”規劃》（下稱《地理標志“十四五”規劃》）指出地理標志是重要的知識產權，是保護和傳承傳統優秀文化的鮮活載體[2]。國家在把地理標志工作上升到新高度之時，對其文化價值的論斷為這一寶貴資源的開發指明了方向。文化與信息是一體兩面不可分的關系[3]，對某事物予以文化價值開發，實質是對其文化信息資源的開發。文化信息資源開發是信息資源管理（IRM）學科的研究熱點，目前研究對象集中在檔案[4]、紅色史料[5]，以及少數民族[6]、地方特色文化[7]、非物質文化遺產[8]、傳統村落[9]等方面，雖然部分內容與地理標志在客觀上形成交叉或重合，但對地理標志的專門研究尚未納入學科視野。上述事實反映了我國IRM學科與當前國家地理標志事業的戰略發展目標不協調、不匹配。另一方面，對文化信息資源的關注不能僅局限在精神層面的創造活動、表現形式與結果，還應擴展為人們具有價值和意義的生活方式[10]。地理標志正是一種兩者兼具的事物，如借助地理標志可將原住民飲食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生產力，使文化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良性互動[11]，地理標志飲食文化實質是社會政治價值觀和秩序的反映[12]。因此，它應成為IRM學科重點關注的文化信息工具和對象。然而，我國大多數地理標志未能充分挖掘自身文化資源并展現文化價值[13]。總體而言，我國地理標志領域面臨文化信息資源全貌難以概覽、文化信息資源開發缺乏模式、文化敘事挖掘缺乏整體圖景依據等短板。因此，推動地理標志文化價值的實現需要對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屬性及其信息資源概念等基本問題進行討論。筆者利用“地理標志and文化”“地理標志and人文”“地理標志and信息資源”等檢索詞在讀秀、中國知網數據庫，利用“((證明標章or地理標示)and(文化or人文))”“((證明標章or地理標示)and(資訊or訊息))”等檢索詞在我國臺灣華藝學術文獻數據庫，利用“geographicalindicationandcultureandChina”“geographicalindicationand(humanismorhumanity)andChina”“geographicalindicationandinformationresource”等檢索詞在Scopus和WebofScience數據庫進行文獻檢索，之后逐一篩選，歸納總結。本文首先分析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基因，從信息特性和價值等方面討論其文化信息屬性。在此基礎上提出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概念，并闡釋其結構，最后提出我國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的開發策略，并進行了案例分析，以為后續開發研究與產業實踐提供參考。

1我國地理標志中的文化信息

我國地理標志具有文化基因，蘊含豐富的文化信息，并以人文因素為表征，向外界傳播中華文化。本節對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基因進行分析，對地理標志人文因素與文化信息的關系進行討論，據此對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特性和價值進行總結。

1.1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基因

目前國際上對建立地理標志制度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形成普遍共識，但“地理標志”概念尚未統一界定[14]9，最有代表性的定義來源于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即：地理標志是指識別一商品來源于一成員領土或者該領土內一地區或地方的標記，該商品的特定質量、聲譽或其他特征主要歸因于其地理來源[15]8。這一定義在于強調商品（特征）與地理來源之間的聯系，但沒有對“地理來源”的內涵作出闡釋[16]，無法解讀出“地理環境”為何會影響商品的質量、聲譽等特征。我國政府在解析“地理環境”時，將“人文因素”視作其核心內涵并寫入地理標志的定義，這一舉措屬于我國地理標志制度的創新[17]1-3。“人文”即“文化”的現象[18]1064，文化才是根基。可見，我國政府在界定地理標志時，便將“文化”基因注入其中，為從文化層面開發地理標志資源埋下了伏筆。

1.2地理標志的人文因素與文化信息

地理標志是一種文化現象[19]，體現了一個區域的文脈和生活方式，代表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是區域文化的具象符號[20]序言、[21]4。保護地理標志就是對它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的保護，利用好地理標志就是對傳統文化的最好弘揚[22]123-124。從長遠視角刊，地理標志保護的文化意義超過經濟意義[23]223。文化的顯性與延續需依托于人文因素這個“接口和窗口”。人文因素本身較難發生轉變，質變所需周期較長，因而具有相對永久性[24]13。可以說，人文因素是地理標志的靈魂[25]。然而，目前地理標志領域對“人文因素”尚未有統一的界定，相關討論可以按照“概念化、具象化、活態化”3類進行歸納（表1）。從表1諸多觀點中可進一步提煉出“人文因素”的特征：一是人文因素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實踐密不可分，它從實踐中總結再回到實踐中發展；二是人文因素覆蓋地理標志的全生命周期，涵蓋生產和利用全過程；三是它是人的集體智慧結晶，但在形式上既可能呈現為無形的信息，也可能依托在有形的物品之上；四是它的誕生和獲得需要較長時間的沉淀；五是它帶有鮮明的區域特色；六是它可以分為與技術相關的（如工藝、方法、訣竅）和與技術無關的（如生活方式、審美觀念、價值取向、歷史傳統、宗教情結、文化個性、情感特征、思維方式[19]）兩類。對地理標志而言，人文因素固然重要，但它只是地理標志文化現象的外在表征。文化是作為信息而存在的，是特定信息的凝聚[3]。因此，“文化信息”是地理標志文化現象的本質。每一個地理標志都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內涵，并通過各不相同的人文因素對外呈現。

1.3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特性

一是與客體共生。地理標志制度一方面決定了其文化信息都與特定產品客體一一對應，具有鮮明的屬地性[40]；另一方面也決定了文化信息的發展和進化始終受對應產品客體的約束。這一互動關系可以用“文化因產品而流傳，產品因文化而成名[17]46”來概括。二是須史料存證。在既有制度下，地理標志在申請和認定時須有與產品相關的歷史發展證明材料，在其品牌塑造和傳播的過程中更是需要人文因素資料的存證支撐。這里既包括歷史人文證據，也包括現代人文證據。此外，對于已認定的地理標志應做好當代發展史的信息記錄與歸檔，以為后世開發文化信息資源打下基礎。三是在社會活化。地理標志文化保護的目標是成為“活文化”[41]。地理標志產品與人們的生活態度和方式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消費者選擇什么地理標志產品反映其對地理標志中蘊含的相應文化信息價值的認可。另一方面，消費者反過來也會促使地理標志產品中的信息資源內涵及其形式迭代，如產品特性概念重心調整、敘事邏輯更改、價值取向革新、行為方式改造等按照當代文明進程做出必要且適當的調整。

1.4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價值

文化具有物質、精神和交往3種價值[42]64，文化信息自然繼承了這些價值屬性。在物質價值方面，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由于對應于地理標志產品實物，以及與其生產、使用相關的服飾、裝飾、工具、道具、用品，乃至建筑、環境，因此與人們吃、喝、穿、用、行等密切相關，直接作用于人的物質需要。在精神價值方面，地理標志對保護區域文化心理至關重要[43]，對生產者和消費者具有身份認同的作用，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44]。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普遍蘊含求真、淳樸、向善、和諧等精神追求，如與茶地理標志關聯的中國茶道“七藝一心”的內涵便是典型代表。在交往價值方面，地理標志作為高品質特色產品的信號，在更大的空間范圍、更高的人際層級中流動具有獨特優勢，在親情、友情、愛情等情感交流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會制度、禮儀、風俗、倫理，甚至宗教等形成和塑造過程中顯示出獨特的能量。依托于前述3種價值，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在傳承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上扮演著五大角色：文化傳播的內容、文化傳承的依據、文化前進的根基、文化創意的源泉、文化旅游的內核。

2從文化信息到文化信息資源

信息資源是可利用的信息[45]17。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必須資源化才能彰顯價值，發揮效用。本節在對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屬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進行初步界定，并從物質載體和知識內核兩方面闡釋其整體特征。

2.1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概念

信息資源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經過加工處理并大量積累起來的、有用的、有序化的信息的集合[45]17，包括數據、信息、顯性知識、各種來源、各種載體和表示方式、各種傳遞方式和渠道、各種使用場合和用途[46]15-16。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作為信息資源的子集可使用該定義進行總體界定，只是其內容聚焦在地理標志人文因素這個范疇之內。數智時代，數據已成為信息資源的主要形態[47]。在這一趨勢下，數字信息資源的重要性凸顯。數字化不僅是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形態發展的重要趨勢，也將為地理標志發展，特別是人文因素的多元展現、沉浸感知、關聯體驗、多維交互等賦能。在此，對地理標志的文化數字信息資源進行界定，即：“把所有以數字化形式存在的與地理標志人文因素有關的文字、數據、圖像、聲音、動畫等類型的信息存儲在磁、光介質等載體中，通過網絡通信、計算機或其他終端設備再現出來的資源。”它包括所有以電子數據形式記載的信息，是傳統基于紙質或其他非紙質載體的信息資源在數字時代的延伸和發展。

2.2文化信息資源的物質載體

信息雖然是非物質的存在，但它必須借助物質載體來顯示自身的存在、運動變化和發揮影響[48]85。信息資源可分為口語、體語、實物和文獻4類[49]31，由于人體也是物質，而口語和體語均與人體有關，故也合稱體載信息資源。因此，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物質載體可分為3種，即文獻、體載和實物。

（1）文獻信息資源：它是與地理標志人文因素有關的一切以文字、圖形、符號、音頻、視頻等手段記錄在特定物質載體上的信息資源。它是地理標志最基本、最常見的文化信息資源形態。與地理標志歷史、文化有關的文獻信息資源主要包括詩詞歌賦、傳說、軼事、傳記、典故、方志、書法、繪畫、劇本、碑刻、題詞、新聞、報道、唱片、膠片等。

（2）體載信息資源：一部分地理標志產品與手工藝技術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密不可分。如“玉屏簫笛”、“牙舟陶”等均同時屬于地理標志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們的產品化過程中蘊含了大量的傳統手工藝技術，這些技術主要依托于技藝傳承人而延續。此外，許多與地理標志產品相關的民風、民俗、禮儀、歌謠、節慶活動、飲食習慣、烹飪方法等多以口頭的形式代代相傳，抑或以人們的生產生活行為所傳承。如“口孜大蒜”有民謠：“口孜楊樓出大蒜，給個金馬都不換”。

（3）實物信息資源：文化實物信息資源主要有地理標志產品本身，以及與其相關的傳統村落、民族服飾、民俗儀式器具、技藝工具、古跡、建筑群、遺址等。其中遺址波及的范圍更廣，影響力也最大。如地理標志“自流井精制鹽”背后是自貢地區的千年鹽都文化，現存西秦會館、燊海井、富順文廟、榮縣大佛等井鹽歷史文化遺址。這些實物信息資源與地理標志產品相伴相生，是地理標志產品發展史的物化映像。

2.3文化信息資源的知識內核

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具有知識內核，這里的知識專指傳統知識，因為任何國家（文化）知識體系的基本組成部分都是其傳統知識[50]。當傳統知識所生產的產品因某特別的地理區域而具有特定質量和聲譽時,傳統知識即與地理標志產生了聯系[51]。傳統知識與地理標志兩者的特點是高度契合的[52]，它們都保護一個特定地區累積的知識，都涉及一些傳統知識信息[53]。從某種程度上說，地理標志是某一特定傳統知識的凝聚，這是地理標志最關鍵、最核心的部分[54]。與此同時，有學者認為地理標志人文因素就是傳統知識[28]，甚至地理標志本身就是傳統知識的一部分[55]178-179。也有學者認為人文因素與傳統知識是相交關系，即一些人文因素本身是傳統知識，而一些傳統知識則構成了地理標志人文因素[38]。無論如何，人文因素通常就是通過本地區的人們運用傳統知識融入產品的制造過程之中[56]。可以說，傳統知識在人文因素呈現中占據了很重的分量，是人文因素中最精華、最有魅力的部分。所有傳統知識都具有成為地理標志人文因素的可能，而從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條件是傳統知識與地理標志有實質性的聯系，即在地理標志（產品）全生命周期的任一環節，傳統知識得到了創造、應用和延續。

3我國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開發策略

3.1總體開發策略

信息資源開發主要是完成信息資源的發現、生成和管理工作[57]。在開發過程中，應深入資源的文化內核進行價值開發（開發目標），應抓住品牌運營這一價值升維要害進行合作開發（開發模式），應依托IRM學科實踐進行高效開發（開發條件），應運用數字人文成熟技術進行深度開發（開發工具），還應借力元宇宙先進技術進行前沿開發（開發場景）。

（1）錨定文化內核推動文化信息資源價值開發。隨著我國地理標志培育工作的推進，地理標志數量迅速增加，地理標志產品之間日益面臨同品類，甚至具有相似使用目的的跨品類產品的激烈競爭。如眾多大閘蟹地理標志，由于品牌定位上普遍缺乏文化特征，出現品牌形象重疊，難以區分，消費者精神需求難以滿足的局面[58]。應認識到，地理標志的產地信息需要在文化以及歷史的脈絡下來理解[40]。時至今日，消費者對地理標志產品的識別和區分主要依賴其文化價值及象征意義，對文化信息的消費成為地理標志產品消費的核心。未來地理標志產品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將主要依賴于自身文化信息資源的開發強度和廣度。開發強度高，地理標志產品形態可實現實物與虛擬二態相融合的狀態，可以衍生出文創產品等周邊產品。開發廣度大，地理標志產品性質可不局限在物質產品上，還可以拓展到文化旅游和創意服務領域。

（2）立足品牌運營推動文化信息資源合作開發。地理標志文化內涵在對外呈現和傳播時需要通過兩個步驟來實現：一是文化內涵的信息識別、確認及其可視化和可感知化，二是通過品牌運營使其深入人心，代代相傳。走品牌化建設道路是地理標志及產品價值升維的必由之路。打造并運營地理標志文化品牌應整合多方資源共同參與，以為將來的文化消費打下良好社會認同基礎。參與者至少應包括地理標志權利人、當地政府、地方史志專家、信息挖掘與分析專家、品牌營銷專家和消費者代表。地理標志權利人是地理標志品牌運營的管理者和組織者，通常對持有的地理標志十分熟悉，可發揮牽頭者的角色。由于地理標志對本土文化傳播和地方形象塑造意義重大，地方政府應站在更高位來思考和引導對地理標志文化信息的挖掘與應用。地方史志專家要在可供挖掘的文化文獻方面給予足夠的支撐。信息挖掘與分析專家則應完成對文化信息特征抽取、整合、凝練的任務。品牌營銷專家從市場的角度對提取到的文化信息特征進行評估，并結合市場反饋進行優化。消費者代表從消費體驗角度對地理標志文化信息特征進行感知并提供反饋，以幫助文化信息特征得到進一步確認和塑造。

（3）依托IRM實踐實現文化信息資源高效開發。IRM學科不僅提供信息資源開發理論、方法與工具，還能依托既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優勢為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開發提供實踐經驗。這是因為：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地理標志人文因素的內在屬性都有“文化性”，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傳統美術、技藝、醫藥以特定產品為載體可以成為地理標志的保護對象[59]。因此，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資源的前期研究積累，為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開發提供經驗便順理成章。此外，IRM學科針對少數民族、地方特色、傳統村落保護等方向的文化信息資源開發內容與地理標志相關內容存在交叉的情況。加強對上述資源開發研究的關注，也有利于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開發少走彎路，提升效能。

（4）借力數字人文支撐文化信息資源深度開發。當前人文研究已進入數字時代，地理標志人文因素屬于典型的人文研究范疇，借力數字人文提升資源開發效率恰逢其時。首先，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及其信息共享機制的建立為跨區域、跨組織、跨部門的信息交互帶來了可能。例如將各國相同品類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進行綜合研究、對比分析，找出共同之處，引發共鳴，為在全球傳播我國地理標志文化找到著力點。其次，數字化技術、數據管理技術、數據關聯技術等強化了信息資源的網絡化聯結關系，為在更寬的邊界、更大的尺度、更宏觀的視角、更立體多元的維度上開展研究與提供服務帶來了機會。如可在方志類書籍數字化基礎上，利用元數據建模、實體抽取技術進行地理標志品牌文化內涵挖掘。最后，數字人文作為方法論實現了人文研究范式的變革[60]41，對人文因素的討論擁有了更精細的顆粒度與更充分的證據。如朱鎖玲等以地方志物產數字化資料為對象，通過文本挖掘方法識別了明朝至民國時期江蘇地方稻種資源的命名文化特征[61]。此外，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通過數據化、情景化、故事化層層遞進的路徑[62]，亦可實現由淺入深的開發局面。

（5）依托元宇宙探索文化信息資源的前沿開發。數智時代正向元宇宙時代演化。元宇宙具有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生態功能[63]，地理標志也均具有，且地理標志的文化、生態和經濟價值呈現出融合發展的趨勢[64]，因此兩者功能高度契合。元宇宙的社會性本質需要文化的積累[65]，反過來地理標志的文化發展與突破也離不開元宇宙的助力。當前數字孿生可以實現人文因素本宇宙與元宇宙之間的信息流動，虛擬數字人可以助力地理標志的文化傳播，數字藏品可以推動地理標志文化產業創新，區塊鏈技術可為文化產品交易提供信用與安全保障，虛擬場景可以增加受眾對抽象文化場景的具象感知，AR/VR/MR與腦機交互技術可以為文化沉浸體驗創造新的空間……在元宇宙尚處于早期發展階段之際，對地理標志的文化信息資源進行元宇宙探索性實踐，將有可能推動地理標志領域率先打造出元宇宙應用的“示范田”和“旗艦店”。

3.2《方志·物產》中地理標志人文信息挖掘案例分析

我國方志類書籍中記載了豐富的地理標志人文信息，對其進行信息挖掘對于傳承和塑造地理標志文化十分重要。20世紀20年代，《方志·物產》由金陵大學農業圖書研究部編制，該書輯錄、整理國內8,000余種方志中的物產資料，涵蓋我國所有省份，時間跨度從宋代到民國。李濤等利用數字人文技術對《方志·物產》進行地理標志人文信息挖掘[39]，下文以此案例總結出地理標志人文信息挖掘路徑。古籍信息挖掘的前提是對古籍進行數字化。之后對地理標志進行元數據建模，包括地理標志基礎信息元數據和關聯文化元數據。接著利用信息抽取技術進行地理標志實體抽取，主要包括地理標志產品名稱、產地、貢區、時期、志書來源等基礎信息，以及名人故事、詩詞歌賦、典故等文化信息。表2是四川地理標志產品漢源花椒的信息抽取樣例。數字人文技術使漢源花椒的基礎信息和人文信息清單化、簡明化、易關聯化。表2信息既能幫助研究人員高效了解漢源花椒的人文情況，也為深度挖掘人文信息提供了線索。最后建立地理標志人文數據庫，既為全面了解地理標志文化家底提供條件，也為后續地理標志文化量化研究提供工具。

4結語

我國地理標志的文化基因決定了其要發揮傳承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2]的價值，對其進行文化信息資源開發是實現這一價值的必由之路。方向已然明確，但實施路徑仍未明晰，實踐細節仍需深入研究。本文對地理標志文化信息屬性及其信息資源結構的討論，可為下一步制定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開發方案提供線索和思路。文中提出的信息資源開發五條策略，可為后續開發實踐提供依據和側重點參考。“十四五”時期是地理標志事業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地理標志文化信息資源開發屬于剛性需求，這對IRM學科拓展研究邊界而言是一次重要契機。IRM學科應積極投入研究資源，推動地理標志實現“文化創意使能器”與“文化傳承賦能器”的雙重價值，并在這一過程中提升學科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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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釗 侯劍華 陳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