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生態優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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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紀以來，互聯網在中國的迅猛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政治運作范式，客觀上出現了所謂“兩個輿論場”。此種輿論新模態對中國政治生態發揮著更新作用的同時，存在某種失序、混亂與不平衡、不和諧現象。良好的輿論場治理與政治文化生態的和諧至關重要。目前學界對于“兩個輿論場”及政治文化生態優化的研究已有一定規模，特別是在現狀描述和治理對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實證研究和專業性的政治傳播學分析等方面也有不足，需要做出持續的學術跟進與創新。

關鍵詞：兩個輿論場;政治文化生態;國家治理

新世紀以來，源于發達國家的“網絡社會的崛起”波及了中國，互聯網在中國的迅猛發展已經攪動了傳統的政治運作范式，推動著整個政治發展環境悄然嬗變，為政治生態注入了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輿論領域，以互聯網為主要載體的民間輿論洶涌不已，客觀上出現了所謂“兩個輿論場”①。此種輿論新模態在對中國政治生態發揮著更新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某種失序、混亂與不平衡、不和諧現象。輿論場治理直接關系到中國當下政治文化生態的良性發育，增強輿論場共識度與和諧度的任務十分緊迫，對國家治理現代化至關重要。我們有必要正視和詳細分析“兩個輿論場”發生發展的脈絡與原因，并不斷完善應對之道，消減對立，促進融合，共同構筑公共理性輿論平臺，實現更加和諧的政治文化生態與更加良善的國家治理。

一、國外研究現狀

美國學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紀中期把“生態學”一詞引入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領域。二十世紀末互聯網技術蓬勃發展和網絡政治現象層出不窮的背景下，西方學界開始關注網絡輿論和互聯網參與對政治系統和文化生態建構的影響，認為：網絡改變著官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關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網絡輿論監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點正是民主發展的時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聯網參與政治、規約公權，進而在信息時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國情不同，特別是西方輿論場的二元分立遠不如中國的典型②，因此“兩個輿論場”的研究主題并不很突出。

二、國內研究現狀

（一）關于“兩個輿論場”的概念。新華社原總編輯南振中于上世紀末率先提出了“兩個輿論場”的概念，指出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著老百姓的“口頭輿論場”和主流媒體著力營造的輿論場［1］43-46?，F在，“兩個輿論場”更多地表述為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2］34-36。后者主要是指網絡輿論場。（二）關于“兩個輿論場”和政治文化生態張力的現狀描述。有人指出：“主流媒體輿論場”依賴傳統大眾媒體，傳播模式是單向的，更關注宏觀社會效應；“民間輿論場”以互聯網新媒體為代表，具有雙向通道，擁有更強大的參與能力和放大效應，往往形成超出預期和傳統控制的輿論影響力［3］2。網絡輿論場既存在積極的政治生態維度，如主動建言獻策、理性批判、對公權力的監督，又存在消極的政治生態維度，如“群體極化”、虛假信息與理性不足、網絡社群的分層與隔閡［4］50-56。有人強調，互聯網輿論的崛起產生了大量的輿論生產消費者（prosumer），帶來了輿論環境的“去中心化”與秩序的“混亂”，包括輿論引導的“總體性困境”、政治謠言流布的病毒式傳播等［5］84-90，［21］22-25。也有學者認為，網絡新輿論場的興起深刻改變著中國的政治生態，推動著政府理念與角色的轉變，促進合作治理態勢，加快了民主文化的生成［6］7-9。研究者進一步發現，網上社會話語通過構建新話語體系、獨立新聞議程設置、內容爭辯等方式，在政治輿論場域中暫居優勢地位，政府正積極地進入網絡空間，進行輿論引導和話語權爭奪［7］49-53。學者指出，公共輿論場域所展開的喧嘩的意見競爭和交鋒，并不局限于虛擬空間的公共討論，而是虛實交融的賦權過程，網絡社群由圍觀者、表達者“升級”為積極的行動者［8］5-12。有人指出，官方和民間的輿論場中亦存在著“交集”，即對大事、大勢的關注，對矛盾、沖突的關切，對理性、人性的關照［9］64-67。（三）關于“兩個輿論場”分立態勢產生的原因。較早關注并高度重視“兩個輿論場”問題的人民日報（人民網）指出：互聯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由于官方往往對突發公共事件反應遲緩，平時對群眾焦慮的問題關注不夠，再加上事態平息后不能反思漏洞等原因，民間輿論場在很多時候失去了對對方的信任［10］。有研究者認為，“兩個輿論場”出現沖突的主要原因在于，輿論場之間傳播差異（傳播者、傳播目的、傳播路徑、話語方式）導致的溝通不暢，以及官方輿論場的公信力不足和民間輿論場的非理性化［11］30-32。學者從技術層面指出，網民占據人民角色的道德優勢、“云智慧”的知識優勢、大眾參與的規模優勢、青少年活躍群體的技術/工具優勢、即時移動聚散的機動優勢等五大優勢，導致了網上的“人民戰爭”，造就了輿論格局的劇變與二元化［12］4-9。（四）關于“兩個輿論場”生態互動（博弈與融合）的實證分析。有人針對人民日報微博的開通對于對接“兩個輿論場”的過程與效果進行了分析，總結出如下經驗：官媒開博最佳時機需精準把握；從重視地域話語權和民眾重大關切事件入手，迅速融入微博輿論場；開博初期的負面情緒須容忍；需整合多方優勢資源并最大化效用；發博時間要與網民習慣契合［13］15-17。另有研究者進一步對人民日報微博在“兩會”的報道創新方面進行了觀察研究，認為官媒正積極進入民間輿論的核心平臺，話題更加貼近受眾，更加強調用戶的體驗和參與性［14］23-26。有人對《南方日報》、荊楚網等也進行了類似的分析。還有研究者分析了個案———某省“疫苗恐慌”事件，展現了“兩個輿論場”的博弈過程，發現其中輿論引導的主體變得模糊，輿論走向多次出現變焦，兩個輿論場之間的交流也逐漸增加———官方輿論場通過傳播權威信息進行輿論引導，民間輿論場通過自由表達意見進行輿論監督———雖然雙方的表達方式存在差異［15］10-13。（五）關于輿論場綜合治理和政治文化生態優化的對策探討。有學者指出，面對中國式的“兩個輿論場”，強勢群體應秉持“謙抑性原則”，保持適當的寬容度和合理的信息競爭，特別是以端正政府角色、雙向平等互動為主要內容的“政府再造”才能真正實現輿論引導提升和政治生態優化［16］62-65，31-36。須增強網絡輿論引導的“時度效”，加強與網絡意見領袖之間的溝通，注重以內容優勢贏得引導優勢，增強議程設置能力，將價值觀傳播置于輿論引領的核心地位［17］3。有觀點認為，主流媒體的官方微博兼有傳統媒體的“主流屬性”和微博的“草根屬性”，是打通“兩個輿論場”的理想媒介，需要大力發展［18］7。官媒指出：應按照“三貼近”的要求，從事實的認定到價值判斷乃至話語方式，與網民坦誠交流，同時也需民眾的理性表達和有序參與，從而打通“兩個輿論場”［10］。一方面看到網絡輿論自身的某種“對沖”與“自凈”功能，另一方面不能落入自由主義的幻想中，既要保護參與者表達的權利，又要用社會責任和治理規則加以約束［19］14。也應注意到，政治體制是政治傳播生態中的“主導因子”，須從頂層設計的角度考量，努力縮小現實空間與網絡空間的政治落差［20］24-26，［22］22-25。

三、簡評

在當今中國，“兩個輿論場”的存在既顯示了政治“新常態”及政治生態平衡的挑戰與機遇，又凸顯了中國特色政治文化生態再平衡努力的必要性所在。到目前為止，學界對于“兩個輿論場”的研究已有一定規模，特別是在現狀描述和治理對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礎和借鑒。同時我們也看到，理論性探討已相對較多而實證研究較為匱乏，針對輿論博弈過程的研究和調查統計研究明顯偏少；在相關的研究中急需更加專業性的政治傳播學分析而非泛泛而談，需要進一步應用和檢驗相關傳播學理論（如“議程設置”理論、“多級傳播”理論、“沉沒的螺旋”理論、“群體極化”理論、“公共領域”理論等）；在用宏觀視角探討“兩個輿論場”的同時，也不可忽視“兩個輿論場”內部尤其是民間輿論內部的區隔（如“五毛”與“美分”，“帶路黨”與“自干五”、“小粉紅”等的對立），需要進一步細化；此外，我們可能需要跳出輿論政治看現實政治，不局限于輿論文化生態（狹義政治生態）治理探討，而是上升到整個政治生態優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的討論，兩者不可分割，應做擴展性分析。

總之，在相關研究于近兩年明顯減少而現實發展仍在加速的當下，嚴肅的學術跟進不可或缺，重點須分析輿論文化生態優化的內在機理，進而尋求構建平衡而健康的政治生態的有效路徑。這正響應了中央“高度重視互聯網等新型傳媒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形成正面輿論的強勢……建設網絡良好生態”的呼吁。這是我們的學術責任與時代責任———既豐富政治傳播和政治生態領域的理論研究，又助益于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實踐。注釋：①學者指出：“輿論場不僅包括輿論的條件和環境，還包括輿論的內容、結構、輿論形成中的相互作用，以及這種相互作用的強度和方向，亦即指的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人們的意見、態度及表達行為、方式、過程的總和。”見支庭榮：《集合傳播權與謙抑性原則———解析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兩個輿論場”》，《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②當然，我們也注意到，西方的輿論格局也正在發生變化，雖然傳統媒體（報刊、廣電）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也正在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比如近期美國發生的“黑天鵝事件”———特朗普總統當選。他在競選前后就充分運用了新媒體（包括自己的社交平臺“twit-ter”和競選團隊辦的新銳網站）來對抗傳統媒體的“圍剿”———后者大多支持另一位候選人希拉里，并且在任職前后均公開表達了傳統大紙媒都是“騙子”的驚世駭俗的觀點，“兩個輿論場”似乎有對立加劇之勢，值得進一步跟蹤研究。

作者:王蒙 單位:南京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