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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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用"文化"一詞而產生的理解差異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對"文化"一詞的借用。阿爾蒙德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強調此處的"文化"與社會文化是有區別的，僅僅能夠用來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現實生活中的文化是一個具有多重含義的概念，這就直接導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會出現意義混亂的現象，形成對政治文化范圍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爾蒙德使用"文化"的時代背景和適用范圍

20世紀，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給傳統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導致了傳統政治學的一系列危機。例如它無法回答科學主義的挑戰、不能解釋國家之外的非正式組織的存在和作用。這一趨勢的發展使行為主義學派在20世紀40年代占據了美國政治學領域的主導地位。他們的創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對宏觀的政治思想、政治體制和政治運行進行抽象的分析，而是著重于政治行為的研究。他們認為政治行為是社會行為的一部分，因此對政治行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聯系整個社會的、文化的、心理和個人的多種因素進行考察。

阿爾蒙德是20世紀美國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他認為，既然研究的重點是人們在政治體系中的行動，即行為，那么必須挖掘出深藏于人們行為背后的動機因素，即引導與驅動人們政治行為的動因--導向；每一個政治體系都植根于對政治行為的一類特定導向中，這種導向可以概括為"政治文化"。為了明確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圍，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對"政治文化"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學的概念性詞匯里，就面臨著在引進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時也摻雜了它的意義不準確的缺點和危險。所以他著重指出："在這里，我們只能強調我們使用文化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種含義中的一種，即社會目標的心理取向。當我們提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時，我們所指的是在其國民的認知、情感和評價中被內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論界對"文化"的不同認識

長久以來，文化的范圍、文化與文明的關系一直是人們討論的對象，政治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層面一旦產生必然要卷入到這場爭論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層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認識差異。

古往今來中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為文化做了定義，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觀點認為文化包括有廣闊的領域，涉及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羨林就曾提出最廣義的文化可以是人類歷史上所創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成果。第二類觀點著重從文化與物質的區別的角度來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現象的一種混合體。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認為文化或文明是一種復雜從結的全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獲得的才能和習慣。除了以上兩類以外，還有一些從具體的微觀領域諸如人類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解決問題的方法等方面來認識文化的觀點。

3、文化的不同理解導致對政治文化的認識差異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幫助之后超越了傳統政治學的研究范圍，開創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實現了宏觀政治體系和微觀行為現象之間的溝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參與，政治文化的概念卻又變得模糊不清。我國學者在接觸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從不同的角度、領域開展研究產生了多種理論成果，按照對內容界定的寬廣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類。第一，主張政治文化應該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認為它就是人類政治領域建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個概念。這種看法明顯是"大文化"觀念的影響的結果。所謂"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現象。在這種觀點影響下，一部分人認為一國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過程，也是一個政治實踐的作用過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對公民政治意識水平的分析同對社會的政治體制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觀領域認為政治文化只是主觀領域內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兩個層次是其中的主要內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論界的觀點，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們的政治心理傾向。他們認為阿爾蒙德當初使用這一概念就是為了與其他的政治學范疇相區別，如果擴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圍就會導致失去獨特的研究意義。

綜合看來，在我國的研究中第二種觀點是為人們普遍接受的。他們一方面反對第一種觀點把政治文化的范圍擴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觀性領域，認為那樣會失去存在的意義；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這一單一的層面，認為政治文化應該是一個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價值和政治心理等三個層次的綜合體。因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統中只是一種不系統的、不定性的、自發的政治反映形態，是一種低水平的政治意識。它的發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制約，拋開這兩者就無法完整的說明人們的政治現象和政治行為，所以政治文化應該是三者的統一體。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導致的認識差異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為主義政治學發展的產物，它實現了從普遍采用歷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實際政治行為和制約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轉變。作為當時的一個新興學科，政治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評價，從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論的不同而產生了對政治文化的認識差異。

1、從不同的方法論角度出發產生的對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選擇主義。隨著行為主義向后行為主義轉變，理性選擇主義開始在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導地位，這意味著政治學從與社會學的結合轉變到與經濟學的相結合。理性選擇主義所堅持的基本理論觀點是：政治結構和政治行為可以通過政治行為者對自身眼前利益的考慮來說明。這種觀點假定政治行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慮價值、情感和更加復雜的認知上的因素，只需通過假設行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獲得充分的解釋。因此他們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結論。

第二，馬克思主義者。前蘇聯學者在批評政治文化時講到，對于政治文化美國學者過分強調是主體的心理因素、主觀態度的定義，盡管這種說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沒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質。在他們看來政治文化是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同樣也要由現實的經濟關系以及政治關系決定，針對西方學者的觀點他們主張在研究中必須明確反對兩種錯誤傾向：1、試圖用政治文化觀念性的東西來解釋或改變政治生活現象。2、把政治文化簡單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從而直接用政治文化來解釋政治現象，引導政治生活。所以他們突破了西方理論界忽視政治文化的局限，強調政治文化首先應該表現為一定階級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實質就是一定階級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統化了的政治觀點和理論。②

2、經過批判對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認識差別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義的理性選擇主義只是對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種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這種忽視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簡化為市場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來越明顯，它使研究帶有簡化論的傾向，在現實的挑戰面前理性選擇理論家不得不開始尋求與政治文化理論的妥協。他們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認人的行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認為只有理性行為才屬于理性分析的范圍之內。理性選擇理論的讓步和它對制度、文化的影響的關注，恢復了文化因素在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從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論在西方得以回歸，重新居于政治學領域的主流地位。

相對于西方國家取得的成果而言，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在研究中對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認識，兩者之間最重要的一點區別就在于對政治文化的階級性的認識。階級分析方法是貫穿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政治文化的主體是人，在階級社會中人的活動與關系都是由階級關系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體的階級性也就決定了政治文化的階級性。因此，我國的大多數學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時都拋棄了西方學者所宣揚的"價值中立"，認為每一個國家、階級的政治文化都不能離開階級性質的影響，形成了與西方國家政治文化理論的重要區別。

三、不同的歷史傳統導致的研究側重點差異

政治文化的發展受到了文化人類學的重大影響。它不但從文化人類學那里借用了"文化"、"亞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類學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別是跨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學科借鑒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會各個學科相互影響、交流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歷史背景的必然產物，其中政治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就是二戰后美國為了維護其國際地位和戰略意義的一種體現。

1、美國政治文化是比較政治學發展的產物，因此西方國家的研究比較側重于國家之間的橫向對比研究。"東方的現代化問題和東西方的相互聯系，從來都是西方思想界感興趣的問題。"③但是在美國，這種思維卻有一個從漠不關心到積極關注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二戰前，美國人持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它在政治學方面就表現為,政治學界雖然會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現象和制度開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對"民主國家"的典范的政體結構進行描述。二戰之后局面的發展卻改變了這種狀況。二戰不但打破了美國長期存在的孤立主義思潮，而且隨著美國國力的增強和勢力范圍的擴張，美國人也認識到了解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重要性。從此比較政治學家的視野開始向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轉換和聚集。

二戰后冷戰格局的形成、共產主義的發展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建立使許多西方學者從對納粹集權主義的思考中轉移到對"社會主義集權"的探討。同時他們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也看到,雖然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得到迅速、廣泛的傳播，但是他們所尊崇的民主體制卻不能得到廣泛的認同。為了達到灌輸西方的民主政治觀念以在意識形態上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目的，他們開始對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層次的決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風俗習慣、民族特質等方面進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國家對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側重對國家之間政治文化差異的橫向對比分析和研究。

2、我國悠久的民族歷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獻資料、歷史分析的傳統導致更加側重于對政治文化的縱向分析和借鑒。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重開政治學科時，政治文化在短時間內成為該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分支，總體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國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主要轉變過程：

第一，從翻譯西方國家的政治文化的學術成果到研究中國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轉變。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國興起時，理論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國家的學術流派特別是阿爾盟德學派及其觀點和著作的介紹，翻譯出版了當時美國理論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書籍。90年代，基于學術積累的充實和現實改革實踐的需要，研究方向開始轉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我國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轉變。

第二，從關注傳統政治文化轉向關注于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研究。每個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發展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與政治現代化的建設密切相關。為了實現政治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我國對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開始從側重于對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轉變到借鑒古代的傳統文化因素來加強現代政治建設。從而在研究的側重點方面形成了與西方國家的區別。

總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國仍然不是一個非常完善的領域。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因素會產生對政治文化的不同認識，這雖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學術研究的發展和科研成果的豐富，但是為了有效的促進研究的發展，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提供理論支持，我們有必要對這些認識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統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參考文獻：

[1]、阿爾蒙德、維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頁

[2]、李傳柱，《"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意義》.J.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7.2

[3]、哈吉耶夫（俄）,《比較政治學》.J.國外社會科學1997.2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