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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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政治文化的概念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民數量大幅增加，網絡為網民提供了政治表達的渠道，但網絡政治的形成不僅需要政治型網民還需要網上政府。而當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民眾參與不足。目前，通過地方政府門戶網站，公民只能了解網絡政治信息，參與網絡問政，尚未參與決策。正如學者所言，雖然地方政府門戶網站建立了調查、咨詢、投訴等政府與公民互動欄目，但這些欄目主要是幫助政府收集信息，了解民眾對特定問題的態度以完善政府決策［1］。可以說，我國尚未產生網絡政治，網絡政治文化的客體是虛擬的現實政治信息。網絡政治文化是處于現實政治信息虛擬化階段下網民與網絡政治信息互動的結果，它是現實政治實踐而不是網絡政治實踐的產物，是現實政治文化的網絡化。俞可平認為政治文化是一種取向模式，它包括五個基本組成部分，即人們的政治認知取向、政治態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價值取向［2］。基于此，我們可以對網絡政治文化進行如下界定：網絡政治文化是指在虛擬網絡環境下，政治型網民在與網絡政治信息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等取向的總和。

二、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的錯位

基于網絡政治文化的定義可以看出，在應然層面，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①之間是反映與決定的關系：一方面，現實政治是網絡政治信息的來源，為網絡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客體；另一方面，網絡政治文化是網民對來源于現實政治實踐的網絡文化認知，因此，它是現實政治的產物，是對現實政治的反映，它們之間是反映與決定關系。然而，在實際中，網民對網絡政治信息的認知存在偏差，導致最終形成的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的反映與決定關系被破壞，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產生錯位。（一）反映內容的錯位：正負向網絡政治信息不平衡。網絡政治信息是網絡政治文化形成的客觀基礎，它來源于現實政治實踐。通過網民對網絡政治信息的關注內容、關注程度可以看出網民對現實政治實踐的關注點與關注度。現實中，我國政治發展成健康向上的狀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格局下，我國正在不斷深化改革，雖仍存在官員腐敗、經濟發展放緩等問題，但從嚴治黨，加強黨建以及供給側改革等工作正在深入開展。政治生態系統中的正向政治要素大于負向政治要素，處于正向利好發展的趨勢。基于此，結合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的反映與決定關系，網絡中的政治所處生態系統也應處于健康狀態。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除了中央的重大政治事件，網絡中能夠引起網民高度關注的往往是負向政治信息，這表明網絡中的信息生態系統存在不平衡狀態。這可以從網民對負向政治信息的跟帖量看出。在現實中，負面的政治新聞一經，在兩到三個小時內就有上萬條跟帖，如慶安槍擊案件公布后，新浪網相關跟帖在20分鐘內即超過5000條，而近期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在今日頭條中的視頻播放量更是達到21萬。而有些正面的政治新聞在后的幾個月內可能只有幾百條跟帖。不僅如此，正向政治信息在傳播過程中還有被娛樂化的趨勢，如2014年在澳大利亞舉辦G20峰會時媒體和網民對普京的調侃和惡搞。從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網民對正向政治信息的重視度不夠。可見，在網絡中，正負向政治信息存在不平衡風險，這意味著網民對正負向現實政治實踐的反映存在不平衡狀態。有學者指出：“在注意力為王、眼球經濟、顛覆權威的網絡時代特質下，心理學中的否定效應被放大，負面消息更容易被傳播，主流信息或關于政府的正面信息極易遭遇解構。”［3］因此，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網民對網絡政治信息存在選擇性是必然的。但是，在當下，網民對政治信息卻存在過度選擇問題，部分主題的正負向政治信息有較高的失衡風險，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二）反映方式的錯位：背離客觀理性的先入為主思維。在現實中，網絡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正向政治實踐，將注意力集中于負向政治實踐，從而使網絡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現實。對負向政治實踐的反映先入為主導致對負向政治實踐的反映與客觀現實不一致，使本就與現實存在偏差的網絡政治文化最終背離現實，與現實嚴重錯位。在應然層面，網民對現實政治實踐的反映應是客觀理性的，其網絡政治言論是在客觀分析基礎上的理性發言。然而，在實際中，網民不僅不能客觀理性地分析現實政治事件，而且還存在先入為主的定勢化思維。這種定勢化思維會導致政治偏見，使得網民從自己的政治偏見出發來看待網絡政治信息，其結果是扭曲政治現實。在我國，這種先入為主的定勢化思維表現為網民存在“一談官員全是貪官，一談政治全是內幕”的觀念。這可以從網民定勢化政治言論中看出。如黑龍江慶安槍擊案，網民在不清楚事件來龍去脈的情況下，先入為主，只憑警察開槍擊斃當事人這一負面信息，就開始質疑民警開槍的合法性，其前提性假設是民警一定有問題，里面一定有內幕，而隨后就有“截訪”謠言在網上傳播。（三）反映結果的錯位：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相脫離。根據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之間的反映與決定關系，在應然層面，網絡政治文化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然而，在錯位的反映內容和錯位的反映方式影響下，最終的反映結果必然與現實政治不一致。反映內容集中于負向政治信息會使網民難以形成對事實的客觀認識，容易產生片面的政治認知，使得網絡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實政治存在偏差。而這一負面政治信息，在碎片化網絡信息影響下最終導致負面政治認知。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在信息碎片化—信息負面化—協同過濾—負面信息擴大化的網絡背景下，網民對網絡上大量散播的碎片化、負面化信息迅速做出反應，難以對事件形成全面客觀的了解，對執政者的各種負面情緒急促匯聚，使網民不經深思熟慮即對一些與政府相關的錯誤信息進行自動默認，形成政府形象負面認知。”［3］而先入為主的定勢化反映方式使網民在面對負向政治信息時往往不加以理性思考，而是用自己原有的認知裁剪事實，從自身偏見出發，最終導致現實被扭曲，反映結果與現實政治相脫離。因此，在錯位的反映內容與錯位的反映方式的雙重作用下，最終產生片面的負面的網絡政治文化。而由于網絡政治文化是網民長期政治言論積淀的結果，因此，其一經產生就會脫離網民個體，不受網民個體控制，并對其他網民個體產生強烈影響。當前有些網民已經認識到網絡中存在的片面政治認知和負面政治情感等問題，卻無法扭轉網絡政治文化的整體發展態勢，使網絡政治文化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從而導致文化悲劇。

三、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錯位的原因

網絡政治文化是政治型網民在與網絡政治信息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網民與網絡政治信息之間是一種雙向度關系，即網絡政治信息在影響網民的同時，也受到網民的影響［4］。網絡政治文化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個閉合循環圈，“政治信息輸入、網民政治心理轉化、政治情感、態度輸出，經過長期積淀形成網絡政治文化，并通過反饋環節影響政治信息輸入”［4］，并由此循環往復。因此，從網絡政治文化的內在發展邏輯入手，通過重點考察輸入環節和轉化環節，就可剖析當前我國網絡政治文化為何會處于錯位狀態這一間距。（一）“輸入”環節的錯位：政治信息的選擇性。當前“片面的、負面的”網絡政治文化，如果從“輸入”環節來看，可歸結為政治信息的選擇性。在現實中，媒體受利益驅使，迎合網民的心理需求，有選擇性地提供政治信息。在我國，這主要表現為：網絡媒體大量報道負面政治信息，而對正面政治信息的報道則呈娛樂化趨勢。一方面，媒體大量報道負面政治信息。在百度搜索欄中輸入“官員”二字，緊跟在搜索欄下面的十條選擇中有8條與“不雅、情婦、失信、辭職、自殺”相關，輸入“官員腐敗”可搜索到734715條結果。可見，媒體報道政治信息時具有選擇性。在具體報道某一事件時，往往刻意突出某些細節，如報道官員腐敗案件，“網絡媒體非常注重有關落馬官員情婦以及有關諸如圈子、財產等新聞的發掘，在關于落馬官員的報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5］，媒體往往用大篇幅報道官員私生活，刻意放大官員污點，以獲得更多點擊量，這可從與官員相關的詞匯中看出。另一方面，媒體對于正面政治信息的報道呈娛樂化趨勢。這是指媒體在報道正面新聞時主次不分，淡化核心事實，大量報道與事件相關度不大的花絮內容，以迎合網民需求，如2014年澳大利亞舉辦G20峰會時，媒體大肆報道普京受冷遇，各方調侃和惡搞引網民關注。媒體選擇性報道影響轉化環節中網民的政治認知，從而導致片面的政治輸出。（二）“轉化”環節的錯位：網民政治心理的失衡。從轉化環節看，“片面、負面”的政治輸出主要是由于網民政治心理處于“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狀態。在媒體迎合的情況下，這種失衡心理影響輸入環節信息的提供及轉化環節中網民對政治信息的認知角度，最終影響輸出環節。1.“私民”狀態與負面政治輸出私民指過于個體化，過度強調個體利益，以私利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它是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市場經濟共同作用的產物。在傳統農業社會下，家庭是生產生活的單位，個體無需與他人聯系就可以獨立生存，這種環境使人們形成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農耕思維”，并延續至今。而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個體利益意識更加強烈，由此造就了私民這一群體。當前，我國民眾處于私民狀態。雖然人們的權利意識、民主法治意識提高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就處于公民狀態，就有了公民意識。因為權利意識、民主法治意識只是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公民不僅意味著權利意識，還意味著責任意識，是權利與義務的統一體。反觀私民，雖有民主法治意識，卻是農耕思維下的民主法治意識，過度膨脹的“私利”很容易以民主法治為口號來綁架政府。在網絡政治文化形成的轉化環節中，“私民”狀態使人們易從私利角度來感知政治信息，以私利來衡量一切。私利在實現過程中的受挫必然使人們以質疑、否定的態度來審視一切與政治相關的事件，從而導致質疑否定的政治輸出。如在我國神舟十一號發射成功后，有網民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國家發展航天事業沒意義，解決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才有價值。可以看出，私民只看得見個體利益而看不見公共利益，只看得見權利而看不見責任與義務，這必然導致其認為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就是民主的法治的，反之就是不正當的和沒有意義的。這種過度膨脹的私利，侵犯了公利，超出了政府服務范圍，因而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而這必然激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導致負面性和否定性的政治輸出。2.“臣民”狀態與負面政治輸出此處的“臣民”主要是從人們對權力、官員的認知角度來說。人們普遍認為權力萬能，認為官員高高在上。俞可平曾指出：“官本主義的基本邏輯就是‘有權就有一切’。在官本主義體制下，只要擁有權力，就意味著擁有社會資源。這些年來官本位不但沒有淡化，反而正向社會各個領域蔓延。”［6］這既有歷史文化因素的影響，也有轉型期政治變革的影響。一方面，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官本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人們的心中，而轉型期政治層面的反腐斗爭揭露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員腐敗，這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人們對官員的負面認知。在網絡政治文化形成的轉化環節中，人們以對權力和官員的固有觀念為基礎來感知政治信息。他們認為權力就是萬能的，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因此，他們一方面追求權力，另一方面又仇視當前已經掌握權力的官員，尤其是在大量的官員腐敗被曝出來之后，人們對官員的負面認識進一步加深，官員的負面形象在人們的觀念中固化。長此以往，人們再看到與官員相關的新聞，很自然就會將這種官本位下的官員負面形象代入當前情景，將之作為認知的前提條件。而現代民主法治的發展又向人們灌輸了公民本位、民主政治等現代思想，因此，面對現實生活中大量官員腐敗等負面政治信息，人們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政治落差，于是就會出現仇官的政治情感和質疑的政治態度等負面的政治輸出。因此，輸入環節政治信息的選擇性以及由此帶來的片面和負面的政治輸入，轉化環節網民“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二者的互動直接導致前我國當前網絡政治文化“片面、負面”的政治輸出，從而產生錯位狀態。

四、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錯位的后果

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存在一定錯位，而這種錯位主要由片面的負面的“輸入”環節和“私民+臣民”的“轉化”環節所造成。總之，對網絡政治文化的錯位狀態必須予以扭轉，否則，無論是對現實政府管理和民主政治建設還是對網絡政治文化自身發展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一）社會個體的政治行為受到影響。網絡政治文化的發展會影響社會個體的政治價值觀和現實政治行為。文化對人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人們在過去經歷中所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制約作用。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政治角色者的行為……”［7］不良的網絡政治文化對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會產生負面影響。當前錯位的網絡政治文化會使人們對政府形成負面的政治認識，使人們仍持有以權力為本位的政治價值觀，從而導致人們對政治參與持消極態度，對政府政策持冷漠態度。（二）網絡政治文化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的錯位會導致網絡政治文化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狀態。網絡政治文化的形成過程實際上是“政治信息輸入—政治心理轉化—政治態度、情感輸出—政治態度情感反饋”的過程。在利益驅使下，媒體傾向于迎合網民，對政治事件進行選擇性報道，而網絡自身的隱蔽性、共享性、參與性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又為其提供了庇護所，最終導致片面性、誤導性的政治信息在網絡上泛濫。受我國歷史文化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當前網民的心理又處于失常狀態。這種失常心理，一方面影響媒體提供何種政治信息，另一方面又影響網民如何感知政治信息，其與片面政治信息進行互動的結果就是產生負面的網絡政治文化。這種負面網絡政治文化會通過“反饋”環節在循環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使得網絡政治文化的發展處于惡性循環狀態。（三）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之間的錯位，會增加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阻礙民主政治發展。一方面，網絡政治文化的錯位狀態會增加政府管理成本。一是負面的網絡政治文化，在網民與政府的關系上具體體現為網民對政府的質疑態度，對政府的政治認同度低，而這關系到政府的政策能否順利推行。可以看出，在負面網絡政治文化下，政府政策的推行成本會增加。二是網民失常的政治心理也會增加政府履行職能的成本。在私民狀態下，網民打著民主法治權利的旗號，要求實現過度膨脹的私利，要求政府滿足其不合理的政治訴求，一旦這一訴求在網上引起網民共鳴，就會迅速形成輿論大潮，集體“討伐”政府，政府迫于壓力，只好滿足其不合理要求，被其“私利”綁架，嚴重影響政府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網絡政治文化的錯位狀態會阻礙民主政治的發展。民主政治的發展需要健康的公民文化作為支撐，要求公民具有理性、責任、法治、參與等意識。在當前“片面、質疑”的網絡政治文化環境下，網民處于“私民”和“臣民”狀態，雖有權利、法治意識，但只看得見權利卻看不見責任，雖有參與意識、民主意識，但仍然存在“權力本位”觀念，嚴重阻礙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網絡政治文化的錯位狀態會增加政府管理成本，阻礙民主政治建設，使得網絡政治文化發展處于惡性循環狀態，甚至對于每一個社會個體的行為都產生影響。為此，必須扭轉網絡政治文化的錯位狀態。

五、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錯位的應對

隨著政治現代化的推進，扭轉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的錯位狀態，推進網絡政治文化的轉型整合，構建一個與現代政治實踐相適應的網絡政治文化成為必然要求。這需要斬斷網絡政治文化的惡性循環鏈條。（一）扭轉片面的輸入環節。就輸入環節來說，其在網絡政治文化形成過程中起著前提性、引導性的作用。輸入環節迎合與否對網絡政治文化具有一定影響。為此，針對我國當前片面的、負面的政治輸入現狀，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首先，就媒體來說，媒體要明確自身定位，提高自身素養，處理好內在矛盾。具體說：一是媒體要明確自身定位，在利益與責任之間找到自己的平衡點。媒體不能為了單純追求利益，一味地迎合網民，要有自身的價值追求，找準自己的定位。二是媒體要加強自身管理，提高媒介素養。在報道內容時，要堅持全面客觀原則，發揮正確的輿論引導作用。全面原則指媒體要堅持正負面政治信息的平衡，不能為了迎合網民的需求而大量報道某一方面的信息，打破平衡狀態；同時，要堅持客觀原則，不能刻意放大或縮小某些具體信息。三是媒體報道政治信息時要分清主次，處理好自身內在的矛盾。媒體要正確處理好及時性與全面性、正確性的矛盾，盡量使報道的新聞真實準確；對正面信息的報道要分清主次，不能讓花絮性內容取代核心事實，以保持政治的嚴肅性。其次，就國家層面來說，要加強對網絡主體的管理，維護網絡秩序。此處的網絡主體主要指媒體和網民。國家要出臺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媒體的行為，加強對媒體的管理，因為單純依靠媒體自身的自律是不行的，還需要外在強制力使媒體能夠自律。同時，我國要探索新的管理制度，加強對網民的管理。由于網絡自身的隱蔽性、共享性等特點，網民在發表網絡言論時往往比較隨意，處于無規范狀態，嚴重影響了網絡環境。因此，我國一方面要探索新的網絡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強文化建設，提高國民素質，倡導文明上網。通過上述措施，最大程度地提高政治信息質量，扭轉輸入環節的片面、負面狀態。從本質上說，政治信息來源于現實政治實踐，因此，國家要不斷進行改革，積極解決現實政治問題，這是影響輸入的源頭。（二）扭轉失衡的轉化環節。就轉化環節來說，網民的政治心理狀況直接決定他們感知政治現象的角度，對于網絡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失衡的網民政治心理，導致片面、質疑的網絡政治文化，要斬斷網絡政治文化的惡性循環鏈，必須扭轉當前民眾的“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狀態，積極培育網民的主人翁意識，扭轉錯位的政治心理，構建與現代政治實踐相適應的公民心理。一方面，要推進民眾從“私民”狀態轉向“公民”狀態。私民對于政治輸出的影響主要是由過度膨脹的私利造成的。要扭轉片面、質疑的政治輸出，其關鍵就在于培育民眾的責任意識，改變農耕思維，轉變民眾以過度膨脹的私利為基礎的思維行動邏輯，這是民眾從“私民”轉向“公民”的關鍵。為此，要積極培育民眾的現代思維，讓其意識到私利與公利之間的聯系，意識到責任對于權利的重要性。這種責任意識的培育有賴于民眾在實踐中對公共規則的理解和認同。只有理解了，才會意識到其重要性，才會有捍衛規則和公利的動力，才會形成責任意識。另一方面，要推進民眾從“臣民”狀態轉向“公民”狀態。臣民對政治輸出的影響主要是由“官本位”的觀念造成的。因此，扭轉片面否定的政治輸出的關鍵就在于改變民眾心目中官員高高在上的觀念以及“權力本位”的觀念。要在民眾心中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形成權力受法律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意識，以現代思維來看待現實政治。嚴格把控輸入環節，防止信息失真，使媒體發揮正確的引導作用，推進網民心理由“失衡”向“平衡”轉變，這兩方面的措施有助于改變網絡政治文化與現實政治實踐錯位的狀態，實現網絡政治文化的轉型，構建與現代政治實踐相適應的網絡政治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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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必春 周娜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