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學范文10篇

摘要:中國對外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實踐為中國跨文化傳播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契機，尤其為理論構建提供了實踐的基礎和現實的訴求。人是傳播關系的總和，人的存在體現了交往的本質，交往思想與跨文化傳播的契合性從學理上為跨文化傳播學的理論構建提供了依據，而構建以交往思想為核心的“交往話語權”范疇可以消解中國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存在的單向灌輸所產生的疑慮和緊張感問題。實現“交往話語權”的路徑包括傳播者和傳播對象的話語權，其所強調的雙主體地位有助于構建文化融合，提升跨文化傳播的有效性。

關鍵詞:交往思想;中國跨文化傳播學;交往話語權;范疇構建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跨文化傳播基于一系列與文化相關的范疇(如“文化”“文化與認知”“文化與傳播”等)，構建了“一維時間觀”“多維時間觀”“高語境”“低語境”“跨文化適應”“跨文化沖突”等新范疇，奠定了該學科的發展基礎。20世紀70年代后期，跨文化傳播經歷了對自我的反思，重新定義了“跨文化傳播學”范疇，引入“道德倫理”范疇，旨在解決該學科的身份認定問題。隨著跨文化傳播學從民族志研究方法向民族主義中心傳統和公平問題的轉換，該學科又出現了諸如“他者”“濡化”“涵化”“公平”“平等”“認同管理”以及“本土文化”等范疇(羅雯，2006:141;張美倫，2012:163;戴曉東，2012:A06;安然，2013:55)。這些范疇試圖解決跨文化傳播實踐中文化帝國主義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支配與公平問題，探索民族國家如何促進跨文化間非壟斷化市場和多元化新聞傳播空間的原則，從而使新聞傳媒成為文化傳播的論壇(羅雯，2006:142)。從全球的視角來看，跨文化傳播學長期以來一直堅持“歐美中心”的理論和方法。目前，國外學者提出了“非洲視野”和“亞洲視野”來挑戰“歐洲中心”。中國近年來的迅速崛起以及圍繞“中國模式”展開的爭議為中國學者參與這一挑戰提供了歷史機遇(施安斌，2011:41)。其中，中國學者對中國跨文化傳播的實踐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學界論述了“他信力”“在場”“交流力”等范疇(單波，2011:105;李建軍，2013:84)，強調了跨文化傳播的交往性以及對話關系中他者對促進跨文化傳播的作用。這些研究將交往思想納入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中，抓住了跨文化傳播的本質，為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這也符合當前中國跨文化傳播的實際需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導下，國家對軟實力建設的重視和投入不斷強化，中國對外文化傳播與交流呈現出新的內容和形式，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為跨文化傳播學的發展創造了最佳契機。跨文化傳播研究成為中國學界關注的熱門話題(李永杰，2014:A02)。與此同時，中國對外文化傳播也存在一些問題，在傳播內容上較多關注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較少注重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的融合;在傳播方式上，多強調文化輸出和單向宣傳，其強烈的傳播者主體性難免造成傳播對象的抵觸心理，甚至是疑慮和緊張感(李建軍，2013:81)。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學者急需做進一步的理論思考，尤其是如何實現從“作為材料的中國”到“作為方法論的中國”再到“作為主體間性的中國”的轉化(阿拉達日吐，2016)。本研究將立足于交往思想，指出問題的根本在于能否正確處理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傳播者及傳播對象的關系，并從傳播者與傳播對象雙主體出發，通過構建“交往話語權”范疇進一步豐富中國跨文化傳播學的理論探討，也借此闡述如何解決中國跨文化傳播中存在的問題。

1交往思想與跨文化傳播的契合性

1．1交往思想的歷史發展脈絡。縱觀交往研究的歷史，我們發現，關于交往的討論不是西方獨有的，也不是近現代的專利。古今中外思想家們對交往的論述充分反映了交往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模式。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對交往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天人合一”的自然發展說。其中，儒家提倡的“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就是通過交往有序化制度，即禮制來規約人與人交往的行為規范，其中以禮治國的理念強調，如果每個人都具備了完美的社會理性，并依照交往規則行事，那么社會一定是和諧有序的。儒家交往思想從人的本體角度關注了實現人與人和諧交往的道德標準，倡導人與人之間的親情以及禮儀制度，對后代中國人的交往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丁大同，1997:56)。與中國古代交往思想相比較，西方關于交往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將交往上升為概念和范疇，從本體論角度分析交往主客體的變化及其活動機制。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倫理學等領域。在哲學史上，從洛克的認識論到休謨的情感論，從霍爾馬赫的功利主義交往觀到康德的辯證對立統一交往原則，從費爾巴哈的感性回歸到馬克思的交往社會實踐性本質，這些論述無不展現了早期西方哲學家對交往思想立體和深入的探索。現代交往思想則以同處于后工業化時代的雅思貝爾斯和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為代表，二者都超越了交往的客觀性和物質性，用主體間觀念代替主客體觀念，從精神、思想層面探索交往的意義。同樣對現代交往思想做出貢獻的是巴赫金，他的交往對話理論對個體獨立性和個體間交往對話關系的論述充分體現了“存在就意味著進行對話的交往”的思想(巴赫金，1998:340)。1．2現代交往思想的核心內涵。現代交往思想產生于人對自身的深切關懷，反映了人的主體性及主體間性的交往特點和交往的本質。首先，由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成為人的社會本性的體現，又確證和實現著人的本質。交往思想以人的主體性為出發點，以人的獨立、自由、平等為最終目標，對主體性的尊重體現了人對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訴求，是對人的自由、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張揚。正是出于對人的主體性的重視，哈貝馬斯(1989:35)力圖建構交往理性，以對抗舊的工具理性對人的主體意志的壓迫。與此同時，他賦予話語新的交往意義，認為話語作為交往的語言符號工具，具有協調人類交往和相互理解、達成行為一致和共識的功能，是一種交往資源。他進而主張，為了促進人的交往，解放人的主體性，人的交往應該在話語方式上實現從控制式和勸導式話語向對話式話語的轉變，在話語內容上貼近人的生活世界，在話語之中融入人的情感。哈貝馬斯作為一名從事社會批判理論的學者，他的交往行為理論立足于現實社會，從宏觀社會學視角探索人的生活世界，指出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與生活世界的嚴重脫節，技術、科學以及金錢、權力等中性媒介侵入和強占了人作為主體的生活世界，抵消了生活世界對于社會整合應起的作用(傅永軍，2003:9)。交往思想同時也強調主體間性的意義。主體間性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反映了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環境、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交往關系。如果說主體性是人相對于自然和社會對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主體間性則突破了傳統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實現了從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的轉化，為探索我與他者、我與環境的交往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石。巴赫金在論述交往對話語言觀時指出，形式主義語言學的缺陷在于隔絕了語言與人的關系，隔絕了說話人與受話人兩個主體之間的聯系，因而只是主體－客體的、靜態的、非交往動態的關系，而他的語言哲學觀則“超越了形式與內容這個僵死的二分法”，運用文化闡釋模式，將文化看作是由多重話語構成的、擁有各種獨立主體即“自我”和“他者”的東西，“從而開拓了一條融符號意識、話語理論和交往精神為一體的語言哲學道路”(托多羅夫，2001:173)。1．3交往思想與跨文化傳播的契合性。跨文化傳播是人類悠久的歷史中長期存在的交往方式，這是由文化的交往性所決定的。交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獨特發展規律只有通過交往互動才能被感知，由此決定了文化傳播的交往性(霍爾，1991:206)。同時，人作為傳播關系的總和，其地位是第一位的，人的交往本質自然也成為文化傳播的本質特征(單波，2011:108)。跨文化傳播是來自不同文化的社會群體間的傳播，由此決定了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跨文化傳播研究必須以文化與人的交往為基礎，體現交往的本質。交往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重要活動，交往促進了文明的流通，促進不同文化間的借鑒與吸收，在漫長的人類交往活動中形成了許許多多的交往智慧，這些智慧應當成為中國跨文化傳播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因此，交往思想既體現了人的本質特征，也反映了文化傳播的本質，二者的契合性決定了交往思想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學理意義。與此同時，中國跨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實踐成果也證明了交往思想與跨文化傳播的契合性。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本質上就是交往，這種交往既是國際的又是區域的，既是雙邊的又是多邊的，既是陸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國的又是跨洲的，是跨文明跨文化的交往。“一帶一路”倡議正是遵循著交往思想，在共建共享中不斷加深經貿、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安全和生態建設、科技、教育、文化、衛生、民間交往等各領域的廣泛交往和合作，合作共贏理念已經轉化為行動，愿景正在轉變為現實。這種美好的未來需要建立在交往互動、共同發展的基礎上，不僅是中國的項目和工程在沿線國家落地生根，沿線國家人民也有了越來越多的實際收益。上海洋山港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正在實現“東方大港”的百年夢想，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作為地中海地區重要的集裝箱中轉港、海陸聯運橋頭堡、國際物流分撥中心，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重新煥發活力，成為希臘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內通力合作的結晶(新華網，2108)。作為全球發展合作的交往新平臺，“一帶一路”倡議不僅促進了中國走向世界、重構對外開放，而且在交往中與世界各國分享了中國的發展機遇，讓各方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和“便車”。

2構建“交往話語權”范疇的必要性

摘要：以鄉村文化傳播為需求導向的傳媒人才培養，不僅可以改善對農傳播人才缺失和缺乏專業素養的局面，還可以在課程設置、實踐實訓、教學改革、專業學習方法、職業素養、就業創業等六個方面，借力高校服務鄉村實踐，獲得有效培養模式。在此基礎上地方農業院校探尋具備自身優勢的新型辦學模式，才能夠使傳播學教育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良性發展體系中。

關鍵詞：鄉村文化傳播；傳播學教學；模式

隨著傳媒相關專業在地方高等院校逐步確立，傳媒人才的培養規模不斷擴大。生源人數增長也給畢業生就業帶來了一定壓力，從傳媒人才的就業行情來看，部分傳統主流媒體出現供大于求的過熱狀況，而新興媒介和基層媒介還存在較大的人才缺口。無論是從媒介系統還是從受眾主體的角度，受眾研究關注的問題都是媒介與人的行為變化之間的關系問題[1]。雖然，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職業教育，不需要在短期內定向面對就業市場，但是，不可回避的是，高等教育對人才培養定位的確立是要以人才的社會服務走向為參考的。所以，依托媒介系統理論，可以在鄉村文化傳播生態系統重建中，賦能傳播學教育，使人才培養順應社會需求。

一、定位：對接鄉村服務，順應行業需求

從2000年以來，新聞、傳播相關本科專業相繼擴招，而近60%的辦學力量來自地方院校，此類地方院校的性質有醫學、師范、農業、語言、財經、理工類等等，新聞傳媒專業在這類院校尚屬新辦專業，關于人才培養的宗旨尚未明晰[1]。開宗方才能夠明義，而傳媒專業在地方院校的人才培養還面臨著較多問題，諸如院系歸屬問題、因人設課、借鑒傳統培養方式、混同原有相關專業模式等等方面，都表明對傳媒人才辦學特色的探索實踐在地方院校中意義非同一般。如果只用趨同的模式實現人才培養規模的擴大，同類培養的結果只能造成學科發展和人才就業的惡性競爭，因此，特色辦學的模式探索實踐無疑是傳媒學科長久發展的基礎。在傳媒人才擴招的初期發展階段，地方院校的辦學思路主要是依托自身原有資源，先從儲備本校的師資力量開始，在課程體系確定過程中實現專業設置的構建，在此期間人才培養的方向大體呈現該校原有資源與傳媒專業結合的特點。比如理工科院校將信息科學背景植入、外語院校將語言資源加入等，當然，這也是突出人才培養目標的方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高等院校培養人才的周期性過程逐步體現出這種簡單做加法的方法并不一定能夠適應社會，當畢業生走向社會就業時，仍然與其他院校一樣充斥在就業集中熱點地區，證明特色辦學之路仍要探索。從傳媒行業當前的發展態勢來看：新媒體層出不窮、傳統媒介延伸、多媒介重組的特征越來越明顯[2]；傳播對經濟、生活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社會和民眾的認可，基層政府和私人傳媒公司對專業性的傳媒人才需求量也逐步增加。在“十一五”以來，地方農業院校的傳媒人才培養應該將目標的確立建立在社會需求和媒介變化的基礎上，將適應多元化社會需求的具有創新意識的高級復合型人才作為傳媒人才培養目標。對吉林農業大學傳播學專業2004級本科生畢業情況進行了數據統計，在接受調查的44人中，在大眾媒體工作有32人，占55%；考取碩士研究生有4人，占7%；與傳播學專業不相關的單位有6人，占11%；自主創業（自謀職業）有2人，占3%。從事媒體相關工作的人員中處于一、二級主流傳媒媒體的寥寥無幾，大多集中在三、四級層次的基層媒體，有效地填補了地方基層媒體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對2005級的畢業生統計中，除體現與上屆趨同特征外，更突出體現在有9人（共50人）選擇網絡媒介和影視傳媒、廣告公司等就業去向，這其中3人這也體現出人才培養目標逐步適應社會需求的調整。從學生的主觀來看，他們大多將就業意向集中在中等以上的主流媒體，而在競爭中并沒有專業傳媒院校和211類綜合院校具有優勢，因此，在學校教師指導和人才培養中進行適應性疏導，逐步確立了合理的發展規劃，在服務社會中也體現出這樣的特色探索的實效性。

二、配置：優化課程體系，體現競爭優勢

摘要：傳播實踐以實現最優傳播效果為目的。提升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效果，需要構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體系，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對象等方面多維度協同推進。要提升傳播主體的專業性、權威性和媒介素養；要把內容建設放在首位，凝練文化內涵、彰顯價值追求；要在立足傳統媒體、善用新興媒體的基礎上，統籌創新傳播渠道；要科學分析傳播對象，貼近受眾接受心理、滿足受眾美好文化需求。

關鍵詞：優秀傳統文化；傳播效果；傳播體系

安徽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體系，講好安徽故事、樹立安徽形象，在推動安徽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展示其獨特魅力，是一項緊迫的戰略任務。傳播學原理認為，傳播效果問題是與傳播實踐結合最密切的一條主線，傳播實踐活動都以能取得最優傳播效果為目的，構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體系，達到良好傳播效果，需要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對象等方面多維度協同推進。

一、注重培養傳播主體：聚焦專業權威、提升媒介素養

傳播學原理認為，在影響傳播效果的因素和條件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傳播主體，因為傳播主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傳播內容的取舍選擇，是“發起傳播行為的人”［1］，因而，考察作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主體的個人或者媒體，對于構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體系、提升傳播效果，尤為重要。新媒體時代，提升構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體系，需要從專業權威和媒介素養兩方面對傳播主體提出更高要求。聚焦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主體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增強可信性。從傳播效果的角度而言，同一傳播內容，如果出于不同的傳播主體，人們對它的接受程度或認可程度可能存在差異，這是因為，人們在接受傳播信息之前，會對傳播主體做一番考量。一般來說，傳播主體本身的可信度越高，傳播效果就越大，反之，傳播主體本身的可信度越低，傳播效果就越小。所以，對于傳播主體而言，爭取受眾的信任是提升傳播效果的重要前提。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把握：第一，提升傳播主體的信譽，比如作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主體的個人，他的品德修養如何，是否公正、客觀，直接影響傳播者的信譽，進而影響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效果。當傳播者通過講座或者其他媒體形式，傳播安徽優秀傳統文化時，作為聽眾或觀眾，人們就會考量具體傳播者的信譽度，進而衡量他所傳播內容的可信性。那些具有高信譽度的傳播者，比如德高望重的高等學校教師，身體力行的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的踐行者，當他們作為傳播主體時，因其本身的可信性，其所傳播的信息內容必然也會得到人們的接受和認可；第二，提升傳播主體的專業性和權威性，這里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是指具體的傳播人對安徽優秀傳統文化是否具有發言權和發言資格。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需要注重從專業權威的角度遴選和培養傳播主體，可以借用高校的師資，尤其是對安徽優秀傳統文化有精深造詣的師資，作為傳播主體，通過媒體打造品牌欄目，傳播安徽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安徽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主體的媒體，需要進一步提升其媒介素養。媒介素養是傳播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傳統的媒介素養研究主要是從受眾的角度或者國民素質的角度來討論的，比如英國學者大衛·布金漢姆將媒介素養定義為社會成員“使用和解讀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識、技巧和能力。”［2］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媒體的媒介素養的重要性也進一步凸顯，即作為傳播系統中信息的主要“生產者”“把關人”，媒體必須進一步強化傳播信息、制造信息的素養。從受眾的角度看，新媒體時代的受眾對媒體的媒介素養也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媒體及從業者需要不斷提升自己，才能適應受眾對其提出的新要求。

二、深入挖掘傳播內容：凝練文化內涵、彰顯價值追求

一、以學校發展和專業發展大局為重，有效溝通，精心組織，順利完成對外漢語教學專業劃歸國際交流學院這一院系調整工作，并統籌規劃，有序實施，順利完成整建制搬遷

二、師資建設上已建成適合教改新方向的高質量教學科研團隊

1、成功引入高學歷和國外畢業教師多名

師資建設上引進博士5名，海外留學碩士人員1人，碩士學歷管理人員2人，青年教師在職考取博士1人，獲博士學位和在讀博士師資人數繼續保持在教師總數的50%左右。

2、初步建成互補型、復合型的國際新聞專業師資團隊

培養傳媒產業市場所需的復合型人才也需要具備復合型知識結構的教師。我院新聞學（國際新聞）專業近年引入的教師均有復合型知識背景，教師本科、研究生跨專業就讀比例達到80%，有英語背景教師比例占到30%；同時引入畢業于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1名。

摘要：國家形象的主題內涵豐富，對中國國家形象的研究如日方升。文章主要梳理國家形象是詞語的基本概念，形象構成的基本要素，透析西方大國媒體妖魔化中國國家媒體形象，主張跨區域使用不同視角的媒體文化認真研究海外華人西方媒體形象，有效地解構了西方列強的政治話語權和媒體霸權，打消了中國海外國家形象過度受污名化的情況。

關鍵詞：跨文化交流；中國的國家形象；中國文化的國際交流

一、引言

與比較文學，跨文化影像學，國際政治等學科不同，其側重于文學作品中中國形象的研究路徑或其在國際決策中的意義，主要從跨文化傳播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形象。著重于大眾媒體中中國形象的展現和傳播策略。從宏觀角度看，研究中國形象傳播領域的核心問題涉及中國的媒體形象及其變化，中國形象的“另一形態”與“矛盾”，以及如何克服意識形態對立，跨文化溝通障礙，國際新聞制作系統等問題塑造了中國的形象。經過20多年的積累，已經有了一些在傳播領域具有發展意義的研究。[1]

二、國家形象的整體認知過程

由管文虎教授直接編輯的“國家形象”出版得相對較早。這是一門學術專業，其主要主題是提高整個人民的形象和文化意識，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2]在這本教科書中，他簡要地分析和組織了這個時代的國家形象的基礎知識組織的結構，并在一個系統中對中國形象更好、更準確地進行了組織。筆者分析并解釋了國家形象幾個歷史時期的具體發展和轉型方法。目前，許多國內專家學者對確定當前國家形象的理論體系和基本結構進行了深入研究，主要研究結合當前國家形象的基礎知識并對其進行深入的思考與分析。利用各種基本概念分析了各種基本憲法機制各個因素與國家形象的關系。（一）當前國家形象的具體定義。如今，整個國家的形象仍然是一個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形象詞，其確切定義是研究整個國家形象及相關問題的起點。國內許多學者將名詞的定義大致分為三大流派：一所高校將新聞國家的主題形象定義為當前國際新聞信息流系統中新聞國家的主題形象，并將新聞國家的主題形象簡化為一種國家新聞主題形象媒介；一個學者的學校堅持“作為一個國際主義社會的國家公眾的形象社會。也就是說，另一個國家的公眾及其國際公眾是對另一個國家的國家形象的認可和價值的評估的觀點”；另一個團體則認為，國家的政治形象應該得到黨和其他人的贊賞和認可。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和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認識的結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輸入和輸出的結果，是一種“結構非常清晰的信息資本”。美國政治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因此，國家形象的塑造和傳播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二）檢查國家形象的整體構成，要素和基本特征。當研究以整個國家形象的局部組成和這些要素的結構為特征時，對于某些心理學家來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更少了，而不是為新的國家形象模糊不清。總體而言，它著重于本地圖像的識別系統。在某種程度上，科學技術觀念和互操作性指標是模糊的知識，也是人們對國家形象的理解，它是一些基本概念，易于被人們所理解。該部門新的國家形象中一片空白。國家形象通過整合所有相關專家學者的基本思想和具體內容，是融入人類社會的基本形式。上述要素分為管理基本要素中的三類：物質和精神的生產、組織管理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控制的基本要素，以及系統管理的基本構成要素。身心狀態和整個人類社會組織構成了整體管理的一個要素，而適應性管理的基本要素則是關鍵。[3]是國家形象宏觀上的主要抽象屬性，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社會的國家形象意義體系，由于它是基于微觀演繹和抽象意義的主題，因此是對國家形象宏觀理解意義的重要基礎。這是一個特征，宏觀主體抽象微觀主體對于宏觀主體的抽象理解具有重要意義。

論文摘要：高校學報檔案的傳播是為了盡快地、廣泛地實現學報檔案價值，發揮其作用，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借助各種信息傳播媒介，將內容豐富的學報檔案信息傳播給廣大受眾以滿足受眾需求的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主要包括傳播的主體、內容、渠道、對象以及傳播反饋等五個方面。本文針對所涉及的這五個方面探討了高校學報檔案如何科學管理和有效開發利用。

論文關鍵詞：文化傳播學學報檔案管理與利用

一、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學報檔案

“檔案屬于一種文化現象，因為檔案既反映了上層建筑觀念形態，又反映了經濟基礎物質成功中凝聚的精神價值”。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檔案，由于“傳播”這一觀念的引進，從而將檔案的貯存信息的屬性(即原始記錄性)與傳播信息的屬性(即傳播性)并列，即檔案不僅是一種歷史、知識、文化的原始記錄，而且是一種歷史、知識、文化的傳播媒介。《普通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出版物類是高等學校文件材料的歸檔范圍之一，它“主要包括學校自行編輯出版的學報、其他學術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審稿單、原稿、樣書及出版發行記錄等”。可見，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高校學報具有重要的檔案價值，是高校檔案群中一項重要的檔案資料，應該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學報檔案的傳播是為了盡快地、廣泛地實現學報檔案價值，發揮其作用，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借助各種信息傳播媒介，將內容豐富的學報檔案信息傳播給廣大受眾以滿足受眾需求的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主要包括傳播的主體、內容、渠道、對象以及傳播反饋等五個方面。

學報檔案傳播的主體是學報檔案的管理者，通過其專業的檔案管理知識和一定的信息技術，把有保存價值的文獻傳遞給檔案信息的受眾。這考驗到檔案管理者的素質;傳播的內容主要包括自家學報、交換學報以及受眾需要的其他學報文件檔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選題計劃等);傳播的渠道主要是通過開辟閱覽室、提供原件和復印件、期刊數據查詢、信息咨詢服務及檔案編研等途徑;傳播的對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換學報單位、文摘單位、訂戶、校內外廣大師生等;傳播對象反饋涉及作者論文反饋、文摘刊物轉載索引、讀者來信來電等。

論文摘要：本文從當代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面臨的困境入手，將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置于電視傳播的理論語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現代社會中電視傳播價值。按照其與電視媒介特性契合程度，從功能上將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分四種類別，并從優化傳播效果角度就四種類別提出了各自適宜的電視節目形態。

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體育文化；電視傳播；節目形態

文化傳播是文化從一個系統影響另外一個系統的活動，其實質是文化價值的傳播。在體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傳統體育文化的整體發展與傳承面臨危機，而這種危機與電視傳播的缺少不無關系。目前就電視對我國傳統體育的傳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試對電視傳播視域下的中國傳統體育文化類別及節目形態作一探析。

一、中國傳統體育文化電視傳播的價值

(一)中國傳統體育文化電視傳播的社會價值

中國傳統體育文化值得電視珍視的社會價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眾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動力來自于社會基層。自古以來，中國傳統體育都在民間自由自在地生長，天然地與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連。“體育的本質功能與核心內容就是健身。體育所表現出來的強身健體的基本特征以及對身心的自我培育、鍛煉和養護過程，無不包含著健身的客觀規律。”

論文摘要：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內地學界對“中國文化傳播史”研究歷經三十年，在傳統文化傳播的主體、媒介和內容三個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論建設和成果的實踐應用方面存在不足，未來仍具備較大的拓展空間。

論文關鍵詞：文化傳播傳播主體媒介傳播內容

“中國文化傳播史研究”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課題。盡管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文學研究者對于文化傳播的相關現象早已有所關注，但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西方傳播學被引內地以來，大陸學者才開始嘗試以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中國固有文化傳播的歷程，歷經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為這一課題開辟了新的天地。

作為傳播學研究的分支，文化傳播研究有自己的邊界。所謂“文化”，指的是以觀念形態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文明體系，即錢穆所謂:“文化”是關乎人類群體生活的精神層面，由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的東西川。“傳播”則是傳播學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義，指的是信息經過社會信息系統運行而實現的交流及其影響。傳播學視域下的“文化傳播”研究把社會信息的傳遞視為文化保存、傳承、蛻變、增殖的過程，關注文化通過社會信息系統得以傳承的問題。事實上，“文化”與“傳播”關系密切，有文化則必有傳播，傳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有傳播則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動，人類正是通過文化的代代相傳，構建自己賴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質世界，文化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類型。

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完整的傳播活動需要五個基本要素:傳播者、受傳者、媒介、傳播內容和反饋，其中傳播者(主動進行信息傳遞的人)和受傳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傳播活動的主體，傳播媒介是承載信息的載體和渠道，傳播內容指的是傳播活動具體傳遞了什么性質的社會信息，它們涵蓋了傳播活動的基本方面，傳播學者在文化傳播史領域的研究也可以這三個維度來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對新時期以來大陸學者的研究情況作一總結，并例舉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中國文化傳播史研究”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課題。盡管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文學研究者對于文化傳播的相關現象早已有所關注，但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西方傳播學被引內地以來，大陸學者才開始嘗試以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中國固有文化傳播的歷程，歷經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為這一課題開辟了新的天地。

作為傳播學研究的分支，文化傳播研究有自己的邊界。所謂“文化”，指的是以觀念形態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文明體系，即錢穆所謂:“文化”是關乎人類群體生活的精神層面，由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的東西川。“傳播”則是傳播學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義，指的是信息經過社會信息系統運行而實現的交流及其影響。傳播學視域下的“文化傳播”研究把社會信息的傳遞視為文化保存、傳承、蛻變、增殖的過程，關注文化通過社會信息系統得以傳承的問題。事實上，“文化”與“傳播”關系密切，有文化則必有傳播，傳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有傳播則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動，人類正是通過文化的代代相傳，構建自己賴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質世界，文化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類型。

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完整的傳播活動需要五個基本要素:傳播者、受傳者、媒介、傳播內容和反饋，其中傳播者(主動進行信息傳遞的人)和受傳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傳播活動的主體，傳播媒介是承載信息的載體和渠道，傳播內容指的是傳播活動具體傳遞了什么性質的社會信息，它們涵蓋了傳播活動的基本方面，傳播學者在文化傳播史領域的研究也可以這三個維度來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對新時期以來大陸學者的研究情況作一總結，并例舉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傳播主體研究方面，大陸學者關注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較具特色的文化傳播活動，特別是活動者的身份、在何種傳播思想的指導下如何進行，造成何種社會影響，試圖以此另辟蹊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特點重新評估。

其中，文化傳播活動主體的社會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謂關注者眾，成果也較多，不乏有意義的創見。1988年出版的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一一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一書堪稱內地最早從傳播學角度進行這一課題研究的嘗試之一。該書在運用西方傳播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文化上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為古老的農業文明，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組織如家族、鄉社、職業社團、信仰團體等等通過家教、社祭、鄉幫行會的活動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傳播和維系著傳統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成書時間亦較早，作者將目標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時的社會信息傳播分為官方、民間和士人三個層面，與它們密切相關的官方主導文化、大眾民間文化和士人經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05年出版，對中華文化獨有的精神內核與傳播方式進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總結傳統中國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設納言之官主管審查政令，三禮之官總掌祭祀，典樂之官主管全國教育學術文化，司徒之官負責敦風化俗協調人際關系，“四官”不但負責實際事務，同時都擔負著傳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領民眾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陸出版了數部中國傳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及《中國傳播史論》、周月亮的《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王醒的《中國古代傳播史》、赫樸寧與陳路等合著的《中國傳播史論》，盡管在側重點上與前幾部專著不盡相同，但大多史論結合，不但向讀者介紹了不同歷史時期文化傳播的現象，還對它們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其中在關于傳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對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現象加以特別關注，例如李敬一特別指出，中國社會向來重史，史官制度完備，史官記事對于紀錄和傳承文化具有特別的意義;王醒亦提醒讀者，中國的郵驟官員及其系統自夏商周時代即已有之，作為官方所建立的社會信息系統一直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內容提要】跨文化傳播（或跨文化交際）是人類的一個普遍現象。但，殖民主義打破了不同文化自足的進化方式后，強勢文化將強權即真理的邏輯搬到了文化領域，從根本上顛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響、融合提升的主題，而變成了文化的殖民主義。這個基本的判斷已經隨著“二戰”后殖民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瓦解成為學界反思歷史和看待今世的基本共識，更何況文化的新殖民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變幻形式，愈加乖離平等這個主題。歷史的分析有語境，文化的判斷有系數。中國的跨文化傳播的研究和實踐，更需要在深刻認識這樣的語境的基礎上，全面檢視作為“舶來品”的跨文化傳播理論，作出我們當下的思考。本文即是這樣的一個嘗試，并兼之與學界前輩童兵教授商榷。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跨國傳媒集團、話語博弈、文化生態

讀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先生發表在《新聞大學》2004年第3期的文章“試析跨文化傳播中的認識誤區”，深受啟發，尤其是童先生在文中的一個觀點引發了我的思考，即跨文化傳播并不會構成文化侵略，是否如此呢？本文擬從童先生的這個觀點出發，就國際傳媒集團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跨文化傳播的歷史、現實和文化內在邏輯，以及作為跨文化傳播精神實質的的話語博弈、世界文化的在劫難逃現實、中國在當前跨文化傳播中的生態、跨文化傳播學在中國等基本問題就教于本領域的學者，兼與童先生商榷。

一、跨文化傳播不構成文化侵略？

童先生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無數事實表明，信息就是一種戰略資源，誰在跨文化傳播中掌握制導權，誰就在制度競爭、國家競爭和人心競爭中占有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