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系統范文10篇

一、國際貨幣體系簡史

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金本位制時代。在金本位制下，英鎊是最重要的貨幣，各國間的貿易都用英鎊來進行支付和結算。當時的英格蘭銀行則相當于世界的中央銀行，其貼現率的調整影響了國際資本的流量和流向。其它國家通過利率政策來應對英格蘭銀行貼現率的調整。對那些金融系統完善的國家來說，能夠通過利率調整獲得政策空間，但金融系統脆弱的國家則只能被動應付外部的貨幣沖擊。另外，金本位制受到黃金產量及分布不均的極大限制。黃金在世界上的存量已經趕不上20世紀初世界經濟的發展，金本位制無法擺脫被放棄的命運。隨后，國際貨幣體系向金匯兌制過渡。在金匯兌制下，由于英美兩國的經濟是當時最強勁的，貨幣最為穩定，故只有這兩種貨幣能夠與黃金兌換。由于其它國家通過降低本國的匯率以獲得出口貿易的增加累積了大量外匯，然后把大量外匯兌換成黃金，就給英鎊帶來很大的壓力。英格蘭銀行被迫提高貼現率。其它國家又繼續將英鎊兌換成美元后兌換黃金，僅1931年9月到10月美國就損失了7.55億美元的黃金。①美國不得不提升貼現率，加深了1929年以來的經濟情況的惡化。金匯兌制被認為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過渡性階段。

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出現使國際貨幣體系走向穩定。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實行的是黃金———美元本位制，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其它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二者的匯率在一個固定的范圍內浮動。居民也不能再兌換黃金，只有各國政府才能對黃金進行兌換。布雷頓森林體系還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辦銀行的出現，使全球貨幣管理逐漸走向有組織領導與協商的方向。這一體系由于70年代石油危機對美元的沖擊，美元宣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了瓦解。②1976年1月，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金斯頓簽署了《牙買加協定》，由此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結束，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正式確立。牙買加體系下，各會員國可以根據自己國內的情況選擇實行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同時，黃金實行非貨幣化，只是作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任由私人或政府買賣。牙買加體系下美元仍然擁有霸主的地位。美元占了各國官方外匯儲備的64%，在國際債券的發行中比例約為50%，全球外匯交易和貿易結算則高達70%。美元充當國際儲備貨幣使其在對外債務問題上不受任何約束。同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最后貸款人，不能保證國際貨幣的流動性處于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水平上。這些矛盾也就為經濟動蕩埋下了禍根。③

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

1．特里芬難題仍然是國際貨幣體系發展中的一個根本矛盾。如果一國貨幣作為世界上各國的儲備貨幣，則這一貨幣會被要求向外輸出，這樣就會造成該國貿易的進出口不平衡，產生巨額的貿易赤字。貿易赤字則又會降低該國貨幣的信用。但是它國對該貨幣的需求又繼續再增加，貿易赤字難以避免。如此，矛盾循環往返難以解決。目前的牙買加體系下，美元就是充當了這樣一種貨幣角色。美元是目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與結算支付貨幣。美元以這樣一種國際貨幣的身份出現在國際金融中，就天然地具有了全球范圍內的鑄幣稅。所以美國可以根據自己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來印刷美元，如果美國不加以自我約束，以自己的利益為上，則會對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一旦美元大量流入市場，則會造成流動性過勝，美元會貶值，而大量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是以美元計價，這就會造成巨額的損失。

2．國際收支平衡是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另一重大缺陷。自90年代以來，隨著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新興經濟體的出現，國際收支就一直處于一個不平衡的狀態。各新興經濟體通過調整產業促成發達的國際貿易出口，創造了巨額的國際貿易順差值。如中國，2008年的國際收支盈余占到了GDP的9.4%。而反觀美國，國際貿易一直都是巨額的赤字，國際收支亦然。美國的國際收支一直在其GDP的比重中以負值出現。對于一個國際貨幣體系來說，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本位制并沒有創造一個有效的調節機制。美元作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結算貨幣、支付貨幣，使大量國家選擇美元以防范金融風險和作為外匯儲備，這些對美元的需求又使美國可以保持貿易赤字和資本赤字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因此，國際貿易收支的不平衡難以消除。

2010年初,為應對金融危機,希臘政府出臺了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導致其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大幅上升,引發市場恐慌。特別是在希臘加入歐元區的時候,在赤字問題上做了一些手腳,在市場上暴露出來后影響了希臘政府信譽,希臘債務危機正式爆發。2010年9月底,愛爾蘭宣布由于救助本國五大銀行耗資巨大,財政赤字將大幅攀升。到11月,愛爾蘭債務形勢急劇惡化,正式請求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救助,引爆了新一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到2011年下半年,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著手系統解決歐債危機,因為歐債危機出現了向法國等核心國家蔓延的勢頭,法國現有AAA評級存在下調可能,歐洲銀行業受到了嚴重威脅。德國2011年11月23日發行總值約60億歐元的政府債券,結果僅有39億歐元被市場投資者認購,此次發行是歐元問世以來德國最不成功的一次國債發售。德國作為歐元區的核心國家和世界經濟強國,其長期國債一直是全球各國熱捧的優質資產,此次遭受冷遇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悲觀。

一、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歐債危機對外需的沖擊歐盟是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我國對歐洲的出口約占出口總量的20%,而本次危機拖累歐元區經濟復蘇,對我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外需下降,出口受到抑制。此外,歐債危機導致歐元持續貶值,人民幣因此被動升值,這就削弱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企業方面,來自浙江、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家們有的已經感受到了債務危機的影響。對浙江的紡織服裝企業來說,歐美市場一直是企業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隨著危機的進一步蔓延,這些外貿企業的“脆弱性”逐漸顯露出來。此外,歐債危機給世界經濟蒙上陰影,從而間接地影響中國的對外貿易。這種機制主要表現在危機對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如美國、日本的影響,進而間接地影響了我國的出口。

(二)歐元表現不穩定,會影響我國儲備資產安全近幾年伴隨著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的改革,有相當一部分外匯儲備投向了歐洲。在金融危機之前,全球經濟仍享受著增長的快樂,歐元作為一種新的國際性貨幣,對美元表現得十分強勢,被視為有朝一日可能替代美元的強勢貨幣。這些因素使得中國在外匯儲備多元化的進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轉向了歐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加大了對歐洲的戰略性投資,先后購買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國債,資產種類從基礎設施到金融資產。截至2011年6月底,我國的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接近3•2萬億美元,持有歐債達6000億歐元。雖然目前中國持有的歐洲各“問題國家”國債和金融機構的資產有限,受到的直接影響不大,但如果危機持續蔓延,中國面臨的風險敞口勢必擴大。[1]相對于疲弱的美元、信用評級被降的美債,歐債更不能讓人放心。靠歐元串起來的歐元區經濟比美國經濟有更強的復蘇動力嗎?面對金融動蕩,歐洲各國五花八門的債券比美債更有價值嗎?目前看起來情況并不樂觀。

(三)由歐債危機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將顯著影響我國跨境資金的流動2011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普遍以緊縮為主,利率水平處于高位,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差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再加上目前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受阻,流入中國的短期資本將大量增加,加大了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

(四)本次歐債危機可能產生新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形成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極有可能推出QE3,危機中的歐洲也只能跟隨,其結果是全球流動性會因此而長期保持“過剩”,石油、煤炭、鐵礦石、糧食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將長期在高位運行,全球通脹壓力會因此而居高不下,國際大宗商品會因美元貶值而不斷走高,屆時我國輸入型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增大。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所引起的改革呼聲早已沉寂，本輪全球金融危機再一次掀起對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強烈拷問，各國政要學者紛紛建言。國際貨幣體系的實然（現實狀況）與應然（理想設計）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迫使我們從“不得不然”中尋找二者割裂的原因。雖然本輪危機已漸行漸遠，但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案例以供考察，本文擬在后危機背景下、從國際貨幣體系的決定因素作為分析起點，來探究其改革的出路。

一、理論回顧

金本位瓦解之后，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理想設計的討論始終存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伊始，便伴隨著對其的批評和質疑；以危機頻發為特征的牙買加體系更是引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呼聲。回顧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相關理論分析與建議，我們發現，幾十年來的探索并沒有在理論上取得實質進展。回顧以往的理論，皆沒有超出“復古”、“改良”和“激進”這三大設計方向。我們把所有倡議以某種方式恢復金本位制以及倡議建立其他商品本位制的設想，稱為復古方案。改良方案的意見只是對現有體系的明顯不足進行修補，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其思想實質是維持現狀。一些以建立超國家的世界貨幣和世界中央銀行或類似國際金融機構為目的方案都屬于激進方案。在這個大方向下，不同國家的學者、政要以及不同利益階層的代言人，紛紛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設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仍是美國經濟學家庫珀（R.Cooper）的設想。他建議設立一個國際權力機構，發行一種用于國際貿易的特殊貨幣，各國執行獨立、統一的貨幣政策，這才是穩定匯率的唯一方法。庫珀主張，用循序漸進的辦法，使國際貨幣改革走向世界貨幣體系，即在數年內，先實行匯率目標區制，10年后再實行美、日、歐三級的單一通貨制，最后過渡到全世界都參加的單一通貨制。庫珀的設想是一個包括方法、步驟及目標的完整思想體系，后世的激進方案也都沒有脫離其窠臼。在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今天，“復古”方案已經基本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改良”方案在本質上是反對改革的，是既得利益者提出的或者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的，在這次危機之后也失去了市場；就改革方案而言，唯一可以選擇的就只剩下了“激進”方案。庫珀的設想就方向性而言應該是正確的，無論耗時多久，我們都應該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終目標設定為建立超國家的、統一的世界貨幣和世界中央銀行。然而針對達到目標的步驟和方法仍存在著許多值得商榷之處。設想美、日、歐“穩定三島”的局面以某種方式實現，那也只是三國集團代替了單極的美國而形成新的西方權力壟斷，根本沒有向超主權貨幣或世界統一貨幣過渡的傾向和可能。2009年20國首腦會議前，中國等方面提出的建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提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成為本次危機以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主要訴求。這應該也是“激進”方案的一種現實體現。但這一提議與庫珀思想的本質區別在于在步驟上繞過“穩定三島”，直接建立超主權貨幣。在本質上各種“激進”方案均屬于“理想設計”，而改革的關鍵并不在于體系的設計，就設計的內容而言應該是最簡單的環節，我們完全可以比照一國中央銀行體制來設計國際中央銀行體系。其實質問題在于“激進”方案如何實施？實施的主體是誰？實施的權力如何形成？讓我們首先從歷史追溯中尋找答案。

二、回顧歷史———國際貨幣體系是浴血奮戰的結果

目前我們所討論的國際貨幣體系始于歐洲金本位的建立，當我們用一個相對較長的視距檢索其建立至今的歷史，就發現國際貨幣體系從最初就和戰爭與國際政治格局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浴血奮戰的結果。

（一）滑鐵盧戰役、維也納體系與英國的金本位制

論文關鍵詞：貨幣危機;銀行危機;早期預警模型

論文提要：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強化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信息交換、區域經濟監測和政策對話,對于維護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經濟金融穩定至關重要。而在眾多倡議之中,一個引起政府、多邊組織、投資機構和學術界關注的倡議是早期預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對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機發出信號。早期預警系統模型為系統研究危機事件和相關因素提供了一個有用框架。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不一致性會危害金融體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體系反過來又可以很容易地損害宏觀經濟基礎。隨著全球化和國際資本流動的深入發展,一個經濟體的脆弱性能夠很快溢出并影響到另一個經濟體。明智的政策選擇和制度改革不僅會使本國受益,還會使與其有緊密經濟聯系的鄰國受益。因此,自從危機以來,各國家、地區一級全球層面上對加強經濟金融風險管理的興趣不斷提高。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貨幣體系;牙買加體系

內容摘要：本文在回顧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發展進程基礎上，深入剖析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以探索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之路。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不能適應世界的變化與各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制度缺陷。

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發展進程

回顧國際貨幣體系的歷史變遷，大致經歷四個階段：

古典金本位制。從1870-1914年，英國處于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支配地位，率先通過法令規定英鎊的黃金含金，正式采用金本位制度。英鎊成為國際清算中的硬通貨，與黃金一起發揮著世界貨幣的功能。金本位制在各國經濟、政治力量對比的基礎上逐步國際化，自發形成了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體系。缺陷在于黃金無法滿足日益擴大的商品流通需要，削弱了金鑄幣流通的基礎；其運行缺乏國際監督和保障機制；體系內各國貨幣在地位上存在很大差異，是一種不對稱的貨幣關系。

金匯兌本位制。一戰之后重建了金匯兌本位制，雖然仍屬于金本位制的范疇，但金匯兌本位制和古典金本位制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其運行的穩定性和有效性遠不及古典金本位制，表現為黃金可兌換性受到威脅，短期資本流動不穩定并伴隨著全球性通貨膨脹等。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的特點；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研究；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風險研究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是管理信息系統建立及開發的目的所在、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涉及經濟管理與經濟運行的各個層次、各個環節、間接性和相關性、信息系統通常是逐步建設、成熟和完善的、信息系統的某些經濟效益是有形的、信息系統是由人—機共同構成的復雜系統、管理信息系統的財務效益、管理信息系統的管理效益、影響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的風險因素、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的風險管理、編制系統效益風險管理計劃、系統效益風險應對計劃編制、系統效益風險監控等，具體請詳見。

一、引言

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是管理信息系統建立及開發的目的所在。客觀準確地分析企業經濟效益將促進企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概括地說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是信息系統帶來的貨幣成果同為此所付出的資源費用的比值(或差值)。

二、管理信息系統經濟效益的特點

1、廣泛性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涉及經濟管理與經濟運行的各個層次、各個環節，從操作層、結構化的中層管理到高層的戰略管理；從最具體的事務處理到深層次的管理思想、觀念和方法都產生著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帶來的經濟效益產生于整個經濟系統內的各個層次。

2、間接性和相關性信息系統對經濟管理與經濟運行活動的支持，通常要通過中間媒介，如優化決策、合理的生產計劃、提高管理效率、加快資金周轉等來實現信息系統的效益；或通過服務質量和水平的提高，來體現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因此，與一般工程項目帶來的趨勢經濟效益相比，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往往是間接地產生的。

一、引言

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多樣化是否需要多種調控工具與其匹配？這是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相關理論研究中長期存在的爭議之處。

二、多種調控目標與宏觀政策工具的匹配分析

（一）金融風險調控的宏觀政策工具類型。金融風險的積聚往往先于危機的發生，從貨幣當局作為最后貸款人這個機制來說，在危機發生時，難免需要使用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來消除金融不平衡，那么，對于貨幣當局來說，則有動機在危機未發生之時防止金融不平衡的累積，避免觸發金融危機。雖然貨幣政策傳導與金融風險積聚之間存在時間維度以及空間維度上的高度相關聯系，然而，貨幣政策并非應對金融風險積聚的唯一宏觀調控政策工具。在2018~201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宏觀經濟學界對于宏觀經濟調控工具的范疇進行了幾輪新的討論，宏觀調控工具在傳統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基礎上產生了兩類重要拓展：第一、學界認可了在金融危機時期貨幣政策非常規操作的必要性，即對于除了公開市場操作、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率和貼現窗口等傳統貨幣政策工具以外的短期流動性工具的應用；第二、學界提過了宏觀審慎工具的概念，宏觀審慎工具不同于傳統的微觀審慎工具（巴塞爾協定），微觀審慎工具僅對金融系統中的單個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情況進行監管，且較強調對于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但是2018年金融危機體現出金融風險在個體金融機構間的快速傳播，以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表外類銀行業務對金融市場產生的巨大風險，使得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宏觀層面以及空間維度上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機構類型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表現為銀行金融機構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綜合風險程度；從金融業務類型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既注重金融機構表內業務亦關注其非表內業務；從金融機構間的業務聯系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考慮了金融風險通過金融系統整體傳播后所產生的放大效應；從風險分散的角度而言，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系統的整體風險（不同于市場風險），無法在金融市場內部進行風險分散。因此，宏觀審慎工具的設計則正是針對金融市場的整體系統性風險，而并非針對單個金融機構的個體風險。現階段，宏觀審慎工具的設計和執行均由各國中央銀行進行。由以上分析可見，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對金融風險積聚均具有調控效果，但其作用的角度有所不同。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在空間維度上，貨幣流動性在金融系統中的傳導與金融風險的空間分布以及傳播有關，在時間維度上，貨幣政策的執行時點與傳導速度亦與金融風險的產生以及傳播有關。對于宏觀審慎政策，在空間維度上，宏觀審慎政策能夠控制金融系統整體杠桿程度，在時間維度上，宏觀審慎政策能夠調控金融系統的杠桿程度的變化，特別是有利于針對降杠桿時期的資產負債表負面效應。基于此，對于金融風險積聚的宏觀調控產生了多種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的匹配問題。具體而言，分為兩個方面：第一、貨幣政策本身具有其他宏觀調控目標，那么，貨幣政策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引入金融穩定目標？第二、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如何配合來調控金融風險積聚？（二）金融風險調控的宏觀政策工具匹配。文獻中對于貨幣政策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引入金融穩定目標尚無定論，根據貨幣政策引入金融風險調控的不同程度，主要觀點分為以下三類。第一、貨幣政策應當僅以宏觀穩定（價格穩定、資源分配穩定、就業穩定）作為政策目標，而應使用宏觀審慎政策來追求金融穩定，貨幣當局應當分別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來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標。這種觀點保持了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文獻對貨幣政策功能的看法。這種觀點的潛在理論假設是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的目的、工具和政策傳導效應是可以明顯分開的，即兩種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十分有限，貨幣政策并不是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積累的主要原因，而且與宏觀審慎政策相比較，短期利率調節也不是降低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有效工具。顯然，該潛在假設與眾多實證研究發現并不相符，且過度強調宏觀審慎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替代關系，忽視潛在政策合作可能性，高估宏觀審慎政策在糾正金融系統不平衡、降低金融周期波動性和風險溢價等多維度上的作用能力。第二、認為較短期的（2~3年）的價格穩定目標使得貨幣政策不能夠調整金融系統不平衡，金融穩定應當作為貨幣政策的次級目標，該觀點稱為“逆風策略”。這種觀點的潛在理論假設金融周期與經濟周期之間存在許多非線性的聯系，因此，金融周期并不能完全由宏觀審慎政策來平緩，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價格穩定作用。由于金融周期一般比經濟周期的時間跨度要長，因此，將金融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自然而然的延長了貨幣政策的政策期限。在此觀點下，貨幣當局面臨額外的取舍：其一，央行需要提高自身的政策可信度，可信度發展可以將貨幣政策在宏觀穩定和金融穩定上取舍內部化，從而從整體上提高政策效果；反之，錯誤預期產生的任何價格水平與其長期均值之間的偏離都可能與金融邊際風險相互作用，引起金融風險快速積聚。其二，引入金融穩定目標，雖然在最優貨幣政策設定上并不增加額外的困難，但是在貨幣政策的執行上增加了一定的復雜性。第三、對于貨幣政策目標提出更加激進的改變，它認為金融穩定和價格穩定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難以區分開來，因此，不論是傳統還是擴展的貨幣政策都應當以金融穩定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以解決金融市場失靈問題和暢通貨幣傳導途徑。價格、金融和財政穩定由于金融中介摩擦而相互關聯，因此，最優貨幣政策應當遠超出宏觀穩定的范圍。在經濟下行時，貨幣政策起到危機后管理的作用，應當能夠對抗流動性和通貨緊縮惡性循環的影響。在經濟上行時，貨幣政策起到危機前預防的作用，應當避免金融不平衡的形成和累積。在金融目標主導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政策之間的合作是關鍵，否則可能引起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問題。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見，貨幣政策是否應當引入金融穩定目標主要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第一、對于貨幣政策在何種程度上可能引起金融不穩定，如果貨幣政策本身可能引起金融不平衡，或者宏觀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的聯系較為緊密，則應當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第二、對于宏觀審慎政策的有效性有不同的認識，如果宏觀審慎政策對于管理金融周期并非完全有效，那么，則需額外使用引入金融穩定目標的貨幣政策來進行金融風險防控。第三、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貨幣當局應當考慮如何處理貨幣工具和其他金融穩定工具之間的政策合作問題，以及如何維持貨幣政策的宏觀穩定可信度。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傳導途徑以及宏觀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的關系與其他國家存在不同之處，中國是否應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貨幣政策維持金融穩定需要根據中國的金融結構和貨幣傳導的特性進行分析。中國貨幣政策框架正在由數量型工具（貨幣供給總量）為主向價格型工具（利率）為主的轉型，現階段，利率傳導存在較大的摩擦，利率調控機制仍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的運行機制日益復雜化。在新貨幣政策框架下，如何同時實現宏觀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是未來中國貨幣政策制定和運行的重大挑戰。本文立足于貨幣政策傳導對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論述了將金融穩定納入貨幣政策目標的理論原理與必要性，為中國貨幣政策實踐提供了理論依據。

摘要：電子貨幣作為貨幣演進的最新形態，與傳統貨幣相比，能夠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電子貨幣取代傳統的銀行券和硬幣作為主要的交易和支付工具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世界性發展趨勢。電子貨幣除了具有貨幣的一些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其自身從發行到流通這一過程中的一些特有的屬性。本文在解析電子貨幣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分析了電子貨幣對傳統銀行業的挑戰，并就我國商業銀行如何應對電子貨幣的挑戰提出了意見。

關鍵詞：電子貨幣銀行金融

貨幣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三個階段：商品貨幣、紙張貨幣和電子貨幣。從貨幣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貨幣制度的變遷是為了提高貨幣流通速度、降低貨幣流通費用，從而降低商品交易費用。20世紀70年代以來，電子通信技術與計算機技術的一體化使經濟在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特別是以因特網為代表的網絡技術的迅速普及，使人類社會逐步向信息社會邁進。由于金融業對信息有超乎其他產業的特殊需求，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在這個網絡經濟時代，現代通信技術與計算機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業在業務處理、顧客服務、經營決策、管理拓展方面的技術環境。這些革命性的變革無疑都必須依賴于貨幣及支付手段相應的電子化。電子貨幣的出現和發展是20世紀末支付領域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它正在并將會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改變銀行的經營方式。由于在降低交易費用上的巨大優勢，電子貨幣取代傳統通貨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當然電子貨幣對傳統銀行業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戰，商業如何應對電子貨幣的沖擊就成了商業銀行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問題。

一、電子貨幣相關概念解析

20世紀以來，電子商務在世界范圍內悄然興起，作為其支付工具的電子貨幣也隨之產生和發展。電子貨幣的產生被稱為是繼中世紀法幣對鑄幣取代以來，貨幣形式發生的第二次標志性變革，并在電子商務活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的應用與發展不僅會影響到電子商務的進行，而且會影響到全球的金融體系。

（一）電子貨幣的定義

內容摘要：電子貨幣的產生與發展給我國的金融機構、法律執行機構等提出了新問題。只有對電子貨幣的法律問題給予解決，才能使其在我國得到更大的發展。由此，筆者指出電子貨幣是我國貨幣的一種形態，并提出要對電子貨幣發行主體予以監管、加強電子貨幣運行過程中的風險防范等設想。

關鍵詞：電子貨幣法律性質發行監管風險防范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作為電子商務支付手段之一的電子貨幣也得到廣泛的應用。為了使電子貨幣在我國得到健全的發展，關于電子貨幣的若干法律問題，如對電子貨幣的法律性質的認定、如何確認電子貨幣發行主體、如何防范電子貨幣運行風險等問題都是我們亟需解決的問題。

電子貨幣的法律性質

電子貨幣目前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是指以電子設備和各種交易卡為媒介，以計算機技術和通訊技術為手段，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儲，并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流通和支付功能的非現金流通的貨幣。電子貨幣是以電子計算機技術為依托的一種新型的支付工具，具有支付適應性強、變通性好、交易成本低廉等優點。關于電子貨幣是否為貨幣的一種形態，在我國銀行法中尚無明確規定。但根據電子商務在現實中的發展來看，我國實際上已經認可其作為貨幣的一種形態。電子貨幣與現有貨幣并不相斥，實際上電子貨幣是以現金、存款等貨幣的現有價值為前提，通過其發行者將其電子信息化之后制造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子貨幣是以現有通貨為基礎的二次性貨幣。

對電子貨幣發行主體的監管問題

摘要：數字貨幣是現代金融發展的必然趨勢，為了推動數字貨幣的發展，本文運用規范的分析方法，從貨幣層次、發行數量、技術支撐、發行主體分析了數字貨幣的發行機制，最后提出了數字貨幣發行過程中的制度保障。具體是：加強法律保護、加大宏觀管理力度、利用大數據分析提升技術能力、進一步完善區塊鏈技術。

關鍵詞：數字貨幣；作用；發行機制；制度保障

隨著現代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全球范圍內的支付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數字貨幣的出現對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與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在區塊鏈視角下對數字貨幣發行機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實踐意義，可以更好地促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同時也符合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思想。未來十年間，區塊鏈技術引領的數字貨幣將對現代金融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數字貨幣的發行機制

1.貨幣層次。傳統的貨幣層次劃分是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的，主要是中央銀行為了加強對貨幣供給的控制。根據IMF的規定，M0是流通于銀行體系以外的現金，包括了居民手中的現金和企業間的備用金；M1即狹義貨幣，包括了M0和活期存款；M2即廣義貨幣，包括了M1和定期存款、儲備存款、外幣存款、各類國庫券和銀行承兌匯票。中國根據1994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供應量統計和公布暫行方法》，對貨幣層次也做出了規定，與IMF不同的是將M2做了進一步的細分，增加了M3，包括了M2和金融債券、商業票據、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中央銀行通過利率等標桿來調節全社會的貨幣供應量，從而在宏觀上干預經濟的發展。對于數字貨幣的界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能將其簡單地歸納為M0、M1或M2，在中央銀行尚未做出官方權威的解釋之前，我們先就數字貨幣與M0、M1、M2的差異來進行分析。第一，數字貨幣發行流通以后，過去的現金就不再存在（或者只充當補充使用的角色），M2自然的也就不再包括流通現金，M0和M1的投放量依舊按照現有的模式進行[1]。商業銀行使用數字貨幣從事借貸融資業務，所不同的是原來是以實物的形式體現，數字貨幣的出現就可以使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間的賬戶資金周轉更加便利；第二，數字貨幣的出現，使商業銀行不再受居民擠兌現金的影響，因為居民在購買商品及服務時，通過數字貨幣的劃撥只是從一家銀行轉移至另一家銀行的賬戶，現金依然存在于銀行系統之中，中央銀行對于資金的管控更加有利[2]。2.發行數量。傳統的貨幣發行數量理論認為，M表示貨幣需求數量，其需要多少是根據社會價格總水平（P）、社會總產出（Y）和貨幣流通速度（V）來決定的。即M＝P*Y/V，中央銀行根據社會總需求以及政策需要來決定廣義貨幣的發行量。在數字貨幣體系下，社會企業和居民已經不再需要持有現金，中央銀行在制定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時候也不再需要考慮社會的現金漏損率，公眾對于持有貨幣的形式已經開始淡然，只是法定的一個數字而已，而且這個數字受到法律的保護[3]。當然，在數字貨幣體系下，其貨幣乘數也是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因素。現行的貨幣乘數計算公式為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別代表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率和現金漏損率。中央銀行實際投放的貨幣數量，可以根據貨幣乘數來計算。中國2014年末、2015年末的貨幣乘數分別是4.18和5.04，在保證M2每年增速的情況下，貨幣乘數不能輕易下降，必要時還需要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實現[4]。數據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資料整理而得。中國在2000年貨幣發行量M2的數值僅為13.249萬億元，當年的GDP產值為9.92萬億元，M2與GDP的比值為1.36。到了2016年M2的發行量達到了151.950萬億元，GDP產值為74.4萬億元，M2與GDP的比值為2.04，比率不斷提高，詳見圖2。數據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方資料整理而得。在數字貨幣體系下，由于現金漏損率為零，所以貨幣乘數k=1/（Rd+Re）。中央銀行只需要考慮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就可以設定貨幣乘數，進而對全社會的貨幣數量進行宏觀調控[5]。與現行的貨幣乘數相比，中央銀行設立同樣的存款準備率會產生更大的貨幣乘數，因此，如果在全社會發行相同的貨幣數量，就需要適當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控制全社會的數字貨幣供給。這對于我國一直以來儲蓄率過高具有一定的作用，加快資金流通，也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的條件，最終有效抑制通貨膨脹的加劇。3.技術支撐。未來的央行數字貨幣將可能是基于區塊鏈技術、具有分散式賬簿特點的本位幣，并涉及包括移動支付、可信可控云計算、密碼算法、安全芯片等在內的其他相關技術。在區塊鏈技術下，可實現“點對點”的支付結算，不需要借助第三方中心化機構[6]。這將有助于我國建設全新的金融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我國支付體系，提升支付結算效率，詳見圖3。利用區塊鏈技術發行的數字貨幣，完全依賴現代密碼學的價值傳遞，這就使得可編程性將成為數字貨幣的主要技術支撐，通過嵌入相應的編程腳本，用智能合約的方式去處理一些無法預見的交易模式，保證數字貨幣在正常的金融交易中能夠快速運行。可編程腳本本質上是眾多指令匯總的列表，實現價值交換時的針對性和篩選性，即交易對手的限制。數字貨幣是運行在區塊鏈上、擁有獨立的生命周期、通過智能合約編程的方式來實現的一段業務邏輯代碼，利用此技術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監管成本[7]。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任何金融交易行為都可通過智能編程的方式對其用途、方向和各種限制條件等做到硬控制，省去了以法律或者合同約束的成本。以通過數字貨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為例，包括票據開立、流轉、貼現、再貼現、回購等一系列業務類型，都可以通過智能合約編程的方式來實現。這一切都只需要數據貨幣的合約代碼來完成，銀行在處理的時候無需再審核貿易合同，使得結算真正成為不基于貿易合同而獨立存在，避免違約情況發生，并可根據業務需求變化靈活變更升級[8]。4.發行主體。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除了承擔著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的職能，還肩負著全國反洗錢工作的組織協調和監督管理，負責涉嫌洗錢及恐怖活動的資金監測。在支付體系環節，維護支付、清算系統正常運行等法定職責，建設運行了第二代支付系統、中央銀行會計核算數據集中系統、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境內外幣支付系統等重要業務系統，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清算平臺。數字貨幣一旦推出其發行主體必須是中央銀行，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貨幣體系也同樣適用于數字貨幣，并且對于數字貨幣來講，其貨幣的本質依舊沒有改變，同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貯藏手段、世界貨幣的職能。與民間私自流通的數字貨幣相比，其發行流通模式完全不同，由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會采用一系列的技術手段、機制設計和法律法規，來確保發行體系的安全。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具有國家信用的支撐，其數量也是有限的，由央行擔保并簽名發行，只不過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需要遵循現有的貨幣體系，即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二元體系的發行、流通、交易和回籠機制。中央銀行擔任著數字貨幣發行、監管職能，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宏觀管理下，從事數字貨幣借貸的中介行為，其業務依然主要包括了資產業務、負債業務和中間業務，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在使用數字貨幣的過程中進行宏觀調控。因此，數字貨幣技術將提升中央銀行對貨幣發行和流通的控制力，使貨幣政策的運作和傳導更有效，也能使貨幣政策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穩定與發展。

二、數字貨幣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