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范文10篇

摘要：“契約精神”是當代經濟學的靈魂之一，人與人之間的經濟生活都是在這一精神的保證下發展起來的，目前已經形成了一門叫做“契約經濟學”的學科。審計制度做為當代經濟制度中重要的一環，遵循契約精神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對審計制度進行了解析，希望能夠對審計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起到自己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審計制度；契約；經濟學

2012年4月，要求審計行業緊緊抓住服務國家建設這個主題和誠信建設這條主線，推進行業科學發展，中注協以批示精神為指導在2013年開展了“誠信文化建設年”活動以深化行業誠信作風，加強行業戰略實施。借著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為契機，大力發展和完善我國審計制度，規范審計市場，對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捌跫s精神”作為現代經濟學的靈魂，在審計制度的形成與審計市場的運行過程中都起到指導性的作用。再審計制度中體現契約經濟學的格局，具體表現在下面三個層次。

一、審計契約自我履行的機制

自我履行是現代人的誠信品質的幾種表現之一，同時也是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必須要做到的義務與責任，因為只有自我的誠信得到了保障，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才不會遭到浪費。從審計的目的出發，良好審計制度的建立和公平公正的審計工作的進行，對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以及社會持續協調健康的發展是一種強有力的保障。經濟審計面向的是社會的經濟組成單位，背對的是整個社會的良知與信任。根據契約經濟學的精神，審計契約由事務所、社會公眾和被審計單位三方構成，審計契約自我履行要求在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中構建由懲罰、激勵和擔保機制組成的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的審計制度。作為監督制度中的一種，審計是利用公權力，運用專業的經濟學知識對政府和企業的財政狀況進行監督，對于不合理或則違法亂紀的經濟行為進行揭露，交予先關執法部門進行相應力度的懲罰，對于表現良好和優秀的集體和個人，交予相關部門進行政策或則經濟上的獎勵。這一過程類似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權分立，審計制度和審計工作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剩下的靠的是社會其他部門的相互協調和配合。當然，審計工作最重要的作用還遠不止此，對于經濟生活中不合理的方面進行審查，然后督促其進行改善，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起到指導性的作用。審計契約自我履行機制不僅是審計機關依靠公權力與被審計單位發生聯系，對后者進行監督，同時也要求在審計團隊的內部，每個工作人員要有良好的“契約精神”。每一個審計小組的成員，在進入審計團隊的同時，實際上就是與公眾之間產生了一個勞動契約，那么公平公正地進行審計工作就成為審計小組的任務，這一點是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的。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審計市場來看，很多審計人員的專業性、基本素質和精神都是值得懷疑的，建設公平公正的審計團隊，目前正在努力進行，但仍然任重而道遠。

二、對市場契約履約機制進行實證驗證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一、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缺陷與制度主義的興起

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誕生，被認為是由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理論假定與它的形式論證的范圍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為主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通常由一系列與理性、知識、邊際、均衡和人類當事者有關的思想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經濟當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為。這是因為這些當事者被假定為根據外部給定的偏好最優化。

2、沒有嚴重的信息問題[1]。包括與未來有關的根本不確定性、對復雜世界的結構和參數的廣泛無知、以及個人對普遍現象認識的分歧。

3、理論的焦點為趨向或達到了的靜止均衡狀態，而不是整個歷史時期中的連續的轉變過程。

但是，關于個人選擇和理性最大化這些核心的新古典結構，以及信息問題易于處理的連續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經濟理論發展的很大影響，如斯科特、威廉森、阿爾欽、西蒙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思想，盡管他們在對待主流經濟理論的態度和與主流經濟理論的距離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還是存在許多共同的主題，他們普遍觀點包括：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1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方法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边@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一、制度主義的興起及流派劃分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經濟學在經濟理論上陷入持久的危機，自19世紀70年代興起后一直占統治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自發平衡的市場理論與經濟現實嚴重脫節，正統經濟學日益喪失解釋力。造成這種脫節的主要原因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大缺陷，一是孤立的個人主義假設，一是完美的市場假設。在這樣的假設之下，新古典經濟學運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對有機的經濟過程加以處理，隨機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體系之外，使得經濟理論發展為一門類似于數學、物理學的學科。凱恩斯主義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確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綜合派通過形式化處理凱恩斯的宏觀分析方法，綜合了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思想，卻丟棄了凱恩斯關于風險、不確定性與預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綜合的這種理論范式在后來很長時間里都作為經濟學的主流得以保持與鞏固，使得整個經濟理論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觸動。（注：參閱貝爾和克里斯托爾主編《經濟理論的危機》，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制度經濟學就是在批判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創始人凡勃侖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早期實用主義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經濟學、人類學、文化學、生物學等多種視角漫談經濟和社會問題，將經濟分析的核心轉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制度主義方法。20世紀初，凡勃侖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國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爭論。凡勃侖所開創的制度分析學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進一步發展與光大。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制度經濟學成為美國經濟學界的一大學派，不僅成為經濟學界的主要力量，也對政府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經濟思想史上這一時期發生的這一事件被稱為“制度主義運動”。

20世紀4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制度學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學派被忽視，直到60年代，制度主義重新興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個“新”制度經濟學，分別是以加爾布雷斯、繆爾達爾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及以科斯、諾斯等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ECconomics”。為了區分這兩支制度學派，國內一般將以加爾布雷斯等人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之為后制度經濟學，而將以科斯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新制度經濟學。也有學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據其理論關聯，將前者稱為“新制度經濟學”，而將后者稱之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注：參閱張林《兩種新制度經濟學：語義區分與理論淵源》，《經濟學家》2001年第5期.）?？紤]到新制度經濟學的稱謂已為大多數人所習慣，本文仍采用前一種分法，將這兩支制度學派分別稱為“后制度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

后制度經濟學派較多地繼承了早期制度學派傳統。這一學派中的經濟學家大多數都受過主流經濟學的熏陶，但隨著深入接觸大量現實，對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前提、研究方法產生不滿，從而轉向制度主義分析。最典型的是繆爾達爾，根據其學術信仰由新古典主義向制度主義的轉變，有“老繆爾達爾”和“新繆爾達爾”之分。他們認為，正統經濟學狹隘的方法論使得經濟學變成了供經濟學家玩樂的枯燥無味的游戲；毫不客氣地批評正統經濟學“缺乏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斷定它是失敗的，并且“在方法論的門堂的臺階上，這種失敗就已經開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經濟學則屬于新自由主義思想中的一支，與早期的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聯系相對較少。新制度經濟學同樣把新古典經濟學忽視的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且長期被新古典主義忽視的現實，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視這些現實前提的經濟學是沒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者科斯尖銳地指出，新古典經濟學不過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沒有軀體的血液循環”。他更在獲諾貝爾獎時所作的演講中對新古典主義作了這樣的評價：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見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扑狗Q之為“黑板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所運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論依據和工具之一，經過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創新之后，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這一方面是因為其他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強有力的挑戰和轉軌過程中經濟現象的日趨復雜；另一方面則是和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狹隘視野有關。本文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范疇這個似乎人所共知的問題著手，分別討論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某個特定對象時內部出現的分野及相對的局限條件，著重指出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和局限條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要走出低谷，和國際接軌，必須和國外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站到同一個起點上，中國豐富的制度實驗資料正是這一目標的保證。

一．邊際成本的引入與作為經驗科學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按照科斯的說法，新制度經濟學這個名稱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與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經濟學相區別。2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政治、法律、貨幣、習俗等制度形式對經濟體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認可，但是，這些傳統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如新古典經濟學；要么假定制度可以無成本地運行，或者沒有專門的分析制度運行成本，如斯密、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倫、米切爾、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經濟學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無成本地生產與選擇，所以，不需要專門的制度理論。

科斯在評價新制度經濟學出現以前的經濟理論時說得非常中肯，他在獲諾貝爾獎時所作的講演中提到，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見的手"，"被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我曾稱之為''''黑板經濟學''''。企業和市場似乎都有名無實。------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關注定價體系時，竟忽略了市場，或者說忽略了制約交換過程的制度安排3他進一步提到，"我在''''社會成本問題''''中說明，在市場中交易的東西不是像經濟學家經常認為的那樣，是物理實體，而是采取確定行動的權利和個人擁有的、由法律體系創立的權利。"4科斯的確不是第一個正視交易背后的權利關系的人，斯密、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經很關注這些問題，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過邊際分析方法解釋了現實的制度的內生化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

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創新上，但其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卻被很容易被人們忽視。5從科斯的論文中可以發現，其研究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6；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著手?？扑蛊駷橹拱l表的論文數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細小的問題，比如燈塔制度、電訊產品生產和消費出現的糾紛、農夫和養牛者的利益糾紛、環境污染等，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些細小的經濟現象都是熟視無睹，但科斯顯然不這么認為，他發現，所有這些糾紛的背后其實是產權的界定和變遷，而產權結構的重要性又要取決于利益關系人之間相互協調和影響的成本。糾紛的解決有很多的機制，人們選擇某一種機制的標準是每一種機制所內生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訴訟和私下協商，當兩者的邊際交易成本相等時，制度均衡出現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現實的世界會存在多樣化的制度安排；同時，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小于后者，那么當事人就會選擇法律訴訟，這就可以解釋不同狀態下當事人會選擇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種制度就是多余的，現實的經濟中制度的顯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現實性，而這些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時被忽視的。

科斯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那種"黑板經濟學"式的研究，同時也不贊成老制度經濟學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種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經濟學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在過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從總體上來把握制度變量，比如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國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為一個整體的性質、演化及其對經濟體系的影響。這種所謂方法論整體主義除了對各種經濟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實際上并沒有告訴人們關于制度的詳細故事，這些分析僅僅留下了一堆有待證明的猜想而已。例如，過去的制度分析把企業和市場處理成不同利益集團解決利益糾紛的場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習慣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是作為決定當事人行動的社會整體出現的，當事人的行為反映了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從一些具體的企業活動中發現，企業和市場本身就是協調利益關系的制度，企業和市場的共存說明了兩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當事人根據具體環境自由選擇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科斯所運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選擇模型。所以我們才說，科斯重視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但不放棄演繹推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純粹歸納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則在于，通過引入邊際分析，使得各種具體制度的起源、性質、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個人為基礎的比較精確的實證分析上。

內容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自科斯以來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設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為主的經驗實證分析，這是因為制度本身的復雜性導致的。但是，國內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建立在對理性選擇模型的簡單理解的基礎上，再加上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簡單兩分法，不僅沒有提煉出自己的想法，而且無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國內新制度經濟學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實際上阻礙了研究本身。

關鍵詞：新制度分析、經驗實證、理性選擇模型。

新制度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所運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論依據和工具之一，經過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創新之后，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這一方面是因為其他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強有力的挑戰和轉軌過程中經濟現象的日趨復雜；另一方面則是和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狹隘視野有關。本文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范疇這個似乎人所共知的問題著手，分別討論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某個特定對象時內部出現的分野及相對的局限條件，著重指出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和局限條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要走出低谷，和國際接軌，必須和國外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站到同一個起點上，中國豐富的制度實驗資料正是這一目標的保證。

一．邊際成本的引入與作為經驗科學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按照科斯的說法，新制度經濟學這個名稱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與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經濟學相區別。2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政治、法律、貨幣、習俗等制度形式對經濟體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認可，但是，這些傳統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如新古典經濟學；要么假定制度可以無成本地運行，或者沒有專門的分析制度運行成本，如斯密、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倫、米切爾、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經濟學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無成本地生產與選擇，所以，不需要專門的制度理論。

科斯在評價新制度經濟學出現以前的經濟理論時說得非常中肯，他在獲諾貝爾獎時所作的講演中提到，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見的手"，"被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我曾稱之為''''黑板經濟學''''。企業和市場似乎都有名無實。------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關注定價體系時，竟忽略了市場，或者說忽略了制約交換過程的制度安排3他進一步提到，"我在''''社會成本問題''''中說明，在市場中交易的東西不是像經濟學家經常認為的那樣，是物理實體，而是采取確定行動的權利和個人擁有的、由法律體系創立的權利。"4科斯的確不是第一個正視交易背后的權利關系的人，斯密、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經很關注這些問題，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過邊際分析方法解釋了現實的制度的內生化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

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渴望新理論的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已經掃除了大多學術上的禁區，市場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經濟學研究出現了幾個中心。一些中青年學者與他們的前輩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詢的行列。向政府高層提供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機構勢成競爭。農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著人們對它的解釋，鄉鎮企業的崛起又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市場化的主要內容——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正在艱難中前進，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還在辯論之中。經濟學家們在如饑似渴地探求著新的理論資源。就在這時，新制度經濟學與許多其它經濟理論一起，進入了中國。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初次來到中國，應該說是在不經意之間。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文書，是1985年出版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個叫作勒帕日的法國人寫的。在其中，新制度經濟學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簡潔的介紹。1987年，奧利佛·威廉森教授應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講學，系統地闡述了他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引起了更大的反響。后來他又于1989年到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研究所作了演講。大約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被翻譯成中文，首次在《中國：發展與改革》雜志上發表。1990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科斯的《企業、市場與法律》，后來這本書又以《論生產的制度結構》為名，于1992年出了修訂版。1988年，張五常教授在他的隨筆集《賣桔者言》中，以通暢易懂的語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為高斯）超越了經濟學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來過大陸，宣講產權經濟學?？扑褂?990年，諾斯于1993年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諾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和《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譯成中文。同一時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外國文獻還有德姆賽茲的《競爭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維度》，多人的論文集《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等等。經過若干年的沉寂，經濟科學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經濟學名著譯叢》。2001年又有張五常教授的兩本著作的中文版，《佃農理論》和《經濟解釋》出版。此外還有兩種新制度經濟學的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

更廣義地看，制度經濟學不僅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歷史地看，還有在它之前的所謂舊制度經濟學和后制度經濟學。橫向看，則有公共選擇理論，法與經濟學，“集體行動的邏輯”等相近理論。早在六十年代，一些舊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紹到了中國，如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1962），凡伯倫的《有閑階級論》（1964）；后來后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爾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譯成中文，如前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和《經濟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師，布坎南的《自由、市場與國家》，《民主過程中的財政》，《同意的計算》等，利益集團理論的先驅，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國家興衰探源》，以及“法和經濟學”的著作，等等，也出現了中譯本。

這樣一個翻譯運動并不是說明這個理論趨勢只是外來的，它恰恰說明當時中國內在的理論需求。與翻譯運動并行的，是中國學者對制度經濟學理論的介紹。在八十年代末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中青年學者經濟論壇》，《中國：發展與改革》和《經濟研究》中，都出現了一些對這一理論的最初的介紹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經濟研究》和《經濟學動態》中出現了兩個專門的系列，是專門討論制度經濟學問題的?！督洕芯俊返南盗写蟾艣]有專門的名稱，《經濟學動態》中的則冠名為“新政治經濟學”討論。這時也出現了中國學者專門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的書籍，如張軍的《現代產權經濟學》。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地從介紹轉向評論與批評，再到應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在他們的著述中，也包含著越來越多的獨創性。如林毅夫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汪新波的“對企業性質的重新思考”等等。在這前后，又出現了以制度經濟學為主要分析方法的專著，如盛洪的《分工與交易》和張宇燕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

在整個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經濟學幾成一種理論時尚。尤其是有影響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多與制度經濟學沾邊。1992年，《經濟研究》召開了以制度經濟學為主題的研討會；從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聯書店一年一度的經濟學研討會多是以制度經濟學為主題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公開宣稱，它是以制度經濟學為理論背景的，并開始了對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強調以研究過渡經濟學為已任。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新制度經濟學最初引起的興奮開始消退，中國經濟學界代之以低調但穩健的前進。在這期間，周其仁、汪丁丁和張維迎等人都發表過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天則研究所的“中國制度變遷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兩個論文集。天則所還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天則論叢）為題出版了一本制度經濟學的論文集。2001年9月，由天則所發起的中國制度經濟學學會（籌備組）又召開了第一次年會。但總體來看，發展的速度低于人們的預期。

克拉倫斯•艾爾斯的名字在國內學界鮮為人知，但他在經濟思想史上卻是制度主義中的一位重要經濟學家。美國制度主義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凡伯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義在美國學界曾取得過支配性的地位。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制度主義逐漸被堅持新古典傳統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所取代。在制度主義銷聲匿跡的時期，正是艾爾斯一直堅持著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并將其系統化，建立了一個明晰的理論體系，為后來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因為此，艾爾斯被視為制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代表人物。

國內學界之所以對艾爾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對制度主義的后續理論缺乏介紹，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新古典制度經濟學（注：本文將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稱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以區別于堅持凡伯倫傳統、至盡仍活躍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另一個“新制度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當提到“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時，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們相信過去的制度主義傳統中已經沒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內容，從而忽視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將艾爾斯的制度經濟學思想介紹給國內同仁，使人們了解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爾斯、以及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體系和思想中有著諸多值得借鑒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紹能有助于國內經濟學者在當前的制度經濟學熱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艾爾斯理論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爾斯的理論體系，必須先對制度主義的歷史作一回顧。

美國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驅是凡伯倫(1857-1929)。凡伯倫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早期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制度主義方法。在凡伯倫的理論中，他將經濟視為一個進化的系統，經濟系統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經濟系統的性質由它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經濟系統中的個人是文化的產物，個人行為由社會環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倫，索爾斯坦：《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凡伯倫認為人的本能由兩類相反的要素構成：一類是建設性的本能，包括作業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隨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類是破壞性的本能，包括競賽(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運動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奪(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這兩類本能何時對人的行為發生決定性作用，取決于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

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被凡伯倫定義為制度。既然是一種思維習慣，那么制度就總是過去經驗的產物，它就總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滯后于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技術發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個這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在競賽本能等破壞性本能的驅使下，這個集團傾向于用身份、階級、財產等帶有明顯歧視性差別的指標來衡量人的能力和價值。這些指標顯然不利于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是靠技術進步來實現，人的建設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業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總是滯后于技術進步的要求，因此，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技術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的過程，社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沖突中向前發展。制度的力量總是很強大，當制度結構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術進步的因素更多時，社會進步也就更明顯，反之反是。凡伯倫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經濟體系就是由兩種相抗衡的力量組成：一種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不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工業巨頭、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種是代表著技術進步要求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普通大眾。資本主義一切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儀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體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