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中國新制度經濟學
時間:2022-12-11 11: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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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所運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論依據和工具之一,經過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創新之后,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這一方面是因為其他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強有力的挑戰和轉軌過程中經濟現象的日趨復雜;另一方面則是和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狹隘視野有關。本文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范疇這個似乎人所共知的問題著手,分別討論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某個特定對象時內部出現的分野及相對的局限條件,著重指出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和局限條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要走出低谷,和國際接軌,必須和國外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站到同一個起點上,中國豐富的制度實驗資料正是這一目標的保證。
一.邊際成本的引入與作為經驗科學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按照科斯的說法,新制度經濟學這個名稱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與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經濟學相區別。2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政治、法律、貨幣、習俗等制度形式對經濟體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認可,但是,這些傳統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如新古典經濟學;要么假定制度可以無成本地運行,或者沒有專門的分析制度運行成本,如斯密、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倫、米切爾、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經濟學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無成本地生產與選擇,所以,不需要專門的制度理論。
科斯在評價新制度經濟學出現以前的經濟理論時說得非常中肯,他在獲諾貝爾獎時所作的講演中提到,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見的手","被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我曾稱之為''''黑板經濟學''''。企業和市場似乎都有名無實。------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關注定價體系時,竟忽略了市場,或者說忽略了制約交換過程的制度安排3他進一步提到,"我在''''社會成本問題''''中說明,在市場中交易的東西不是像經濟學家經常認為的那樣,是物理實體,而是采取確定行動的權利和個人擁有的、由法律體系創立的權利。"4科斯的確不是第一個正視交易背后的權利關系的人,斯密、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經很關注這些問題,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過邊際分析方法解釋了現實的制度的內生化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
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創新上,但其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卻被很容易被人們忽視。5從科斯的論文中可以發現,其研究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6;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著手。科斯迄今為止發表的論文數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細小的問題,比如燈塔制度、電訊產品生產和消費出現的糾紛、農夫和養牛者的利益糾紛、環境污染等,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些細小的經濟現象都是熟視無睹,但科斯顯然不這么認為,他發現,所有這些糾紛的背后其實是產權的界定和變遷,而產權結構的重要性又要取決于利益關系人之間相互協調和影響的成本。糾紛的解決有很多的機制,人們選擇某一種機制的標準是每一種機制所內生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訴訟和私下協商,當兩者的邊際交易成本相等時,制度均衡出現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現實的世界會存在多樣化的制度安排;同時,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小于后者,那么當事人就會選擇法律訴訟,這就可以解釋不同狀態下當事人會選擇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種制度就是多余的,現實的經濟中制度的顯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現實性,而這些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時被忽視的。
科斯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那種"黑板經濟學"式的研究,同時也不贊成老制度經濟學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種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經濟學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在過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從總體上來把握制度變量,比如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國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為一個整體的性質、演化及其對經濟體系的影響。這種所謂方法論整體主義除了對各種經濟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實際上并沒有告訴人們關于制度的詳細故事,這些分析僅僅留下了一堆有待證明的猜想而已。例如,過去的制度分析把企業和市場處理成不同利益集團解決利益糾紛的場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習慣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是作為決定當事人行動的社會整體出現的,當事人的行為反映了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從一些具體的企業活動中發現,企業和市場本身就是協調利益關系的制度,企業和市場的共存說明了兩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當事人根據具體環境自由選擇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科斯所運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選擇模型。所以我們才說,科斯重視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但不放棄演繹推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純粹歸納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則在于,通過引入邊際分析,使得各種具體制度的起源、性質、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個人為基礎的比較精確的實證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邊際交易成本的意義在那兒呢?從張五常(1969)當年寫作《佃農理論》開始,新制度經濟學就表現出過去的制度分析所從未有過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經驗實證層面上進行了7。這恰恰滿足了波譜爾關于科學的可證偽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來,科斯論文的意義并不在于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而是通過邊際交易成本的引入,創立了可以經驗實證的制度分析,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論所無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僅僅停留在價值觀的討論上或一般性的規范分析上,那么人們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對制度的性質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開創性研究導致了制度分析的復興,這一復興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們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會了人們如何接近科學的研究制度問題。后來諾斯等人的經濟史研究、張五常等人的契約探討、威廉姆森等人關于組織的理解等等都是從現實的經濟形態出發,檢驗理論的合理性,如果理論不符和現實,就需要修正理論模型本身。這種強調經驗實證的制度分析沒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從實際發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論,所以,這種新制度經濟學特別重視案例和歷史9。
由于實際經濟過程的復雜性,導致經驗實證的制度分析必然從細節處著手,試圖在講故事中解釋制度的演化,從這一點來看,這種制度分析既沒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經濟學那種宏大的框架,也沒有新古典經濟學那種精致的演繹。因為注重實際制度安排運行中的細節,難免一葉障目,這就給新制度經濟學范疇本身的界定帶來很大困難。但是,科斯所引發的新制度經濟學運動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開,在后來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等均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眾多的子分支構成了作為一個整體的新制度經濟學。由于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別,導致國內的研究出現方法上的混亂,這一點在最后一節討論。
二.經驗實證的新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選擇模型基礎之上,但他用于證偽的論據卻不是大樣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樣本(或稱為小故事)特征值,這就難免使人疑惑。事實上,科斯的這種處理的確對后續的研究帶來了巨大影響,簡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選擇模型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樣本為基礎的經驗實證分支之間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歷史的看,各種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實際上來自相應的理論淵源,按照其理論內核來整理,可以得到三個大類:一是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一是交易成本經濟學;一是制度演化理論10。契約經濟學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對企業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的討論使得人們注意到經濟活動的協調機制的自我實施性,也就是說,如果經濟當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過契約的談判、制訂、修改和違約懲罰等來解決,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預,因此,對當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設計出這種可以對當事人形成自我約束的契約,這些契約就構成制度安排。科斯對邊際交易成本的處理在這里得到直接應用,交易成本在契約活動中就體現為契約成本,邊際契約成本和收益決定了一項最優契約安排的選擇。此時,當事人面對的不再是復雜環境的約束,而是契約成本的約束,給定某個水平的契約成本,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競爭市場假定仍然適用。所以,契約經濟學本質上是一個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選擇理論模型。通過對邊際契約成本的認識,新制度經濟學可以和新古典經濟學一樣運用純粹的演繹方法,從一些基本假定條件來推理復雜制度的產生和變遷。諾斯等人早期發展的制度變遷理論實際上就是關于制度選擇的動態優化問題,在諾斯那兒,制度變遷通常也是從邊際上開始的,邊際制度安排的變化則是當事人的跨期最優選擇結果。公共選擇理論不過是關于社會契約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試圖尋找的是一個社會中選民如何通過理性選擇來實現自身權益的最優保障。盡管布坎南和諾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們自己和眾多的繼承者發展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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