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政策范文10篇

一、經濟周期與國際貿易周期

可以說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那么,經濟周期和國際貿易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呢?學術界有兩種說法:一是經濟周期影響國際貿易;二是國際貿易影響經濟周期。經濟周期與國際貿易相互影響。那么,國際貿易周期與經濟周期之間有著怎樣的關系呢?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周期實質上是經濟周期的反映。這里所說的經濟周期,既包含個體國家經濟周期,也包含世界經濟周期。一個完整的國際貿易周期分為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一個國家經濟運行的波動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個國家對外貿易的規律,經濟運行順暢了,對外貿易也就不成問題。事實上,經濟周期是一種客觀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循環往復、螺旋上升的。當然,由于各個國家的開放程度、經濟依存度、經濟結構的差異等原因的存在,導致國際貿易周期和經濟周期也可能不盡相同。

二、國際貿易周期與貿易政策周期

從本質上講,每個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都是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的。傳統的外貿政策主要有兩種:即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自由貿易政策就是國家取消對進出口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限制、障礙、各種特權和優待,使商品自由進出口,服務貿易自由經營。簡單地說,就是國家對貿易活動不加或少加干預,任憑商品、服務等要素在國內外市場公平、自由的競爭。反之,保護貿易政策則指國家利用各種措施對進口和經營領域及范圍進行干預、限制,保護本國的產品和服務在本國市場上免受他國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并對本國出口的產品和服務給予優待或補貼。西方國家認為,自由貿易政策可以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效果,提高貿易各國的福利水平,自由貿易政策會對收入分配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自由貿易是他們的貿易政策取向。從長期趨勢來看,多邊貿易協定和雙邊貿易協定越來越多,促使貿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是從短期看,由于經濟周期的存在,在經濟衰退時,各國為了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而實行保護性的貿易政策,只有當經濟運行處于周期的擴張階段時,貿易保護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由于經濟周期與國際貿易周期的存在,各貿易國的保護主義僅僅是對貿易自由化的階段性沖擊,而不能中斷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三、經濟周期與國際貿易政策周期

根據以上解析,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周期是影響國際貿易周期和貿易政策的一大前提因素。盡管國際貿易政策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經濟周期,但這種周期性政策的目標始終是保護國內的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盡可能使經濟運行在穩定路徑上。因此貿易政策出臺的時間直接影響到實施的效果,政策出臺的時間是否恰當則取決于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否準確。因此,正確分析和判斷經濟周期及國際貿易周期,一方面有助于在恰當的時間出臺合適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判斷貿易合作國的貿易政策取向,為國內制定正確有效的貿易政策提供依據。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周期和國際貿易周期的分析判斷是制定貿易政策的重要依據。四、結語本文通過分析表明,經濟周期與國際貿易周期、貿易政策周期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經濟周期影響國際貿易周期,制約貿易政策周期,同時經濟周期和國際貿易周期影響著國際貿易政策取向,是制定貿易政策的重要依據。

從國際貿易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考察，對外貿易政策可歸納為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兩大類型。所謂自由貿易政策是指國家放寬或是取消對進出口貿易的限制，對本國進口商品不給予特權或優惠，使商品能自由進口和出口，在國內外市場上自由競爭。保護貿易政策是指國家采取各種限制進口的措施，以保護本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免受國外商品競爭，并對本國出口商品給予優惠和補貼，以鼓勵商品出口，即獎出限入。一個國家選擇哪一種對外貿易政策，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其在國際經濟中所處的地位。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歷史時期實行的貿易政策會不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實行的貿易政策也不會相同。

一、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保護貿易政策的演變

從建國到1978年期間，根據當時的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我國實行的是國家管制的封閉型的保護貿易政策。這種封閉型貿易政策實質上也就是過度的保護貿易政策，對保護的對象不加正確選擇，沒有明確的保護期限，因此，這種政策存在不少弊端：(1)不利于我國工業的進步。在高度保護政策上成長的民族工業，猶如溫室中的花朵，成本較高，享受特殊的優惠待遇，無競爭壓力，難以形成技術革新、提高產品質量的動力；(2)容易致國內資源的低效率配置。由于受保護的產業或企業享受各種優惠，國內資源會爭相流入這些低效率的部門。(3)失去了參與國際分工，獲取比較利益，充分利用國際生產力的機會。總之，這種政策使經濟的內向程度加深，經濟結構與國外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大，延緩了工業化的速度。

隨著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出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英明決策，原來的封閉型的保護貿易政策已不能適應這種變化的形勢，改革勢在必行，由國家統制下的封閉型保護貿易政策轉變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的保護貿易政策。開放型的保護貿易政策是對外貿易活動由國家統一領導、控制和調節，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使對外貿易高速發展，促進我國生產力的提高。在進口方面，把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大力吸收外資作為戰略重點，同時，適當進口滿足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資。在出口方面，根據我國的情況和國際市場的需要，利用我國自然資源的優勢，擴大礦產品、耐用消費品和農副產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級產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業制成品出口。總之，這一時期的對外貿易政策是與改革開放的政策相一致的。隨著出口貿易政策開始走向自由化，高度，這種高度保護的進口貿易政策已不能適應我國參與多邊貿易活動和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形勢。因此，從1992年以來，對進口貿易政策進行了改革，使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業的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良性發展，提高了我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

二、適度保護

貿易政策是符合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選擇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分析其實是把貿易政策當成了國家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工具，是外生的，而新政治經濟學在分析貿易理論時，考慮到公眾等方面的因素，其實根本上來說是內生的。因此我們在做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時候要考慮到公共選擇，也就是要從政府自身的目標，利益集團等方面著手。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公共的利益表達相對于以前更加突出，但是我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和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是不一樣的。貿易政治決策主要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在發達國家各種利益集團游說要進行注冊登記，是合法的行為，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體，對政策的制定實施很有影響力。雖然有各種利益團體存在，利益表達并不是非常明顯，主要通過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間進行聯系。相對來說中央政府在服務貿易的決策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關于政治決策對貿易政策影響的模型有阿蘭•希爾曼（ALHillman）構建了政治支持模型，以斯蒂格勒（Stigler）與皮斯曼（Peltzman）提出的經濟管制理論為基礎，將關稅稅率視為政府在政策抉擇上的最優化問題。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1]。芬德利（Findlay）與威爾士（Wellisz）提出游說支出模型，構造了一個對立利益集團之間的游說競爭模型。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Helpman）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與動機便是通過捐獻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為實現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賴于獲得的總的捐助和選民的福利。許多經濟學家基于上述模型對利益集團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做了研究。格羅斯曼與赫爾普曼通過1995年的游說揭露法案第一個收集了關于利益集團聯合游說花費的數據，建立數據系統來來記錄美國行業部門政治性組織游說的程度。指出行業競爭越激烈，更傾向于一起游說。有更高集中度和產品差別的行業則傾向于獨立游說。在最近文獻中，特定利益集團也被用來加入模型中，作為一個影響因素使模型更全面。莫妮卡•興法爾（MonicaSinghal）關于財政聯邦主義提出了一個新的理性模型[2]，加入了特定利益集團的潛在作用來影響公共基金的分配。巴勃羅•斯皮勒和桑尼•廖）（PabloT.Spiller，SannyLiao（2006）在調查中提供一個框架來理解特定利益集團參加公共政策決定。發現立法者有重要政策制定角色的情況下更傾向于發展更多明顯和直接的利益集團行為。競爭貢獻，游說和訴訟之間的權衡也被體制環境的性質影響。強調公共機構環境的作用來理解利益集團策略。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運用了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許多國際和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了合理和全面的分析。高建從小布什上臺執政后美國現行貿易政策的特點入手，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指出美國貿易政策帶有重商主義，針對美國的貿易政策中國采取的相應對策，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3]。胡海波在《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綜述了貿易政策決定的政治經濟學模型，并對國內進行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文獻進行概括[4],仝娜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對產生保護貿易政治原因進行分析，并進行數學化推導[5]。

以上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基本符合現實情況，但是在模型設立上有很大缺陷，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國家的分權制是不同的，他們把地方政府作為分析的目標，地方政府高度自治。而且把中國內部市場按地區劃分，但是中國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國家，中央政府在政策決策過程中占的絕對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選取變量的時候都是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綜合做出判斷，并且在選取的也是按服務貿易部門來分類的，而不是按照地區來劃分。

二、中國服務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從國內外形勢來看，政府的政策導向對于企業對外投資發展至關重要。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下面分析影響我國政府制定服務貿易各部門開放度的具體影響因素，這里我們考慮比較重要的和服務貿易關系比較大的因素，按照服務貿易中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影響方面來分析。

（一）國家自身利益，實現經濟和產業發展

世界貿易組織(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以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增進世界各國經濟交往和世界人民的福利為目標，通過削減和限制關稅、非關稅壁壘為手段，來創造一個世界范圍內商品和服務自由流通的世界貿易環境。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實惠。中國加入WTO后，正確認識WTO這一多邊貿易組織的性質，以及在其機制下當今各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性質和動機，才能正確定位中國在加入WTO后，應如何在宏觀政策上制定出相應的既符合WTO原則，又能充分反映中國利益的貿易政策，才能不被加入WTO給我們在理想狀態下的期望沖昏了頭腦。

1從國際貿易政策的歷史演變看貿易政策的保護性

世界范圍國際貿易政策演變一般分為5個階段：

(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2)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自由貿易政策占主導地位，但是同一時期后起的德國和美國，則在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影響下，基于他們特定的對外競爭條件，主張運用貿易政策保護國內的幼稚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發展。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1929年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成為超保護貿易政策的催化劑。

摘要：本文在一個較長的歷史跨度和較大的空間跨度上，研究了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的變遷，通過歷史的和邏輯的方法，試圖總結出保護貿易和自由貿易理論和政策出現的規律性與客觀社會現實之間的聯系，并使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制訂有所幫助。

關鍵詞：國際貿易政策關稅貿易理論變遷

在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的今天，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采取何種的貿易政策理論作為指導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使雖然有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各個國家也經常發生貿易問題，比如正在解決中的美國對中國輪胎征收高額關稅的事件。

在回溯到歷史的長河中尋求答案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歷史在驚人的重復中劃過了一個大w型。在國際貿易發展史中，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對立統一中使世界經濟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門學科言必稱的古希臘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從l5世紀初的重商主義時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貿易組織，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國家間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強，在政府行為方面贊成政府在國際貿易中實行無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義者和贊成實行干預的經濟民族主義者之間展開了無數次的辯論，內容涉及國際貿易對國內經濟福利和產業成長的影響，日益依存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問題上的作用等。爭論的核心和焦點是政府應推行自由貿易政策還是推行保護貿易政策。爭論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沒有停止過，以至于羅伯特·吉爾平斷言說“爭論可能永遠得不到解決”。近代國際貿易始于15世紀到l7世紀，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重商主義政策要求政府加強管制力量，對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由于西歐各國自然經濟逐漸瓦解，商品經濟關系急劇發展，社會財富的重心由土地轉向了金銀貨幣，貨幣成為全社會上至國王下至農民所追求的東西。而獲取金銀的途徑只有開采和發展對外貿易。而這種使國家富有的對外貿易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只有保持對外貿易的順差，才能達到使國家富有的目的。

在這種思想下，重商主義者們極力主張政府干預對外貿易，對進口商品課以高額關稅，或禁止進口本國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樣：“各國彼此對立著，就像守財奴一樣，雙手抱住他心愛的錢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著自己的鄰居。”

長期重商主義政策的實行，妨害了農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價格上漲，工業成本上升，影響銷售市場的擴大，造成通貨膨脹，激化了社會矛盾。因此，從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對重農學派的主張及政策進行了猛烈抨擊。諾斯在這里對自由貿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闡述：“阻礙貿易的法律，不論是關于對外貿易或是國內貿易，不論是關于貨幣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個民族富裕、使貨幣和資本充裕的要素。……我們可以費力筑籬去為杜鵑鳥，但這是徒勞的，因為從來也沒有一個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勞和自由卻能促進貿易和財富，此外別無其他途徑”。對外貿易政策在這里開始w的第一個轉折，從干預轉為自由放任，其間經過了N·墨爾本、D·諾斯、D·休謨、J·洛克、J·馬西、J·D·司徒亞特，至亞當·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衛·李嘉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如果外國能以比我們自己制造還便宜的商品供應我們，我們最好就用我們有利地使用自己的產業生產出來的一部分向他們購買。”大衛·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亞當斯密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他談到：“如果兩個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個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一個人強一些，不過制帽時只強l／5或20％，而制鞋時只強l，3或33％，那么這個較強的人專門制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它不是對于雙方都有利么?”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國在l8世紀末至l9世紀末這個時期，大都奉行自由貿易政策，降低關稅稅率，減少了納稅商品的項目，簡化了稅法。這種自由貿易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33年大危機之前，大多數的理論和政策均相信，經濟處于不均衡狀態時，“正如線上懸著一塊石子，如果離開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將立即使它恢復均衡位置的趨勢。”而政府確實遵照這一思想在這一時期忠實地扮演著“守夜人”的角色。

韓國建國之初，經濟十分混亂落后。這一時期經濟趨于保守，主要實施的是進口替代的政策。而到了60年代以后，韓國才正式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貿易政策，隨后經歷的各種貿易政策的改變主要都是以出口為導向為基本路線而做的部分調整。本文主要介紹韓國貿易政策的演變，并探究各個階段實施各項貿易政策的原因，最后得出結論，希望能夠給我國經濟轉型提供些許借鑒。

1韓國貿易政策的演變綜述

1.150年代的進口替代內向型戰略

這一時期，韓國的貿易基本上是對美國的雙邊貿易，主要實行的是以高關稅壁壘和嚴格的進口限額而實現非耐用消費品和中間產品的進口替代策略。該策略在當時具有明顯的保護性色彩。這樣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產業的發展，內向型的進口替代策略雖然使得國內一些企業獲得了保護，但這些企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等嚴重依賴外國企業，國內購買力低下，出口不振最終導致進口大量增加，赤字擴大。因此，進口替代內向型的經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造成了很多經濟問題。為了改善當時的經濟狀況，60年代初特別是樸正熙軍人政府上臺始，韓國經濟政策經歷了進口替代內向型經濟到出口導向外向型經濟政策的轉變。

1.260年代至今的出口導向外向型政策

1.2.1樸正熙時期的貿易政策（1961～1979年）：出口增長第一的理念樸正熙時期，制訂了四個五年計劃。針對韓國60年代初的經濟現狀，確立了貿易立國、出口第一的方針。以下根據韓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為分水嶺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描述：①1961~1967年入關前的貿易政策。這一時期主要是韓國實施第一、二個五年計劃的階段，韓國正式確立了“貿易立國”、“經濟增長第一”、“輸出立國”的策略，其實質就是發展“出口導向型”外貿發展策略。②1967年入關至1979年的貿易政策。入關之前，韓國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致力于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入關之后，在堅持貿易立國的基礎上，最突出的特點在于第三個五年計劃中關于大力發展重化工業的策略，也預示著韓國要經歷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變。

摘要：通過回顧國際貿易政策基本演進過程，總結出保護性是國際貿易政策的本質屬性，同時分析了當前新形勢下國際貿易保護的新趨向，指出世界各國間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西方各國內部經濟矛盾的轉移、各國間政治斗爭是產生保護性貿易政策的原因，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在出口鼓勵、關稅手段和非關稅壁壘三個方面的保護性對外貿易政策。

關鍵詞：貿易保護；對外貿易；貿易政策；新貿易保護主義

1國際貿易政策基本演進過程

1.1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

重商主義思想是當時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1.2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

摘要:在最優跨時消費的基礎上,建立國際貨幣政策影響貿易收支的短期和長期理論模型,使用該模型對中國1979—2008年的貿易收支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美元的過度發行是造成中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因素;短期內,使用人民幣升值的辦法對平衡中國貿易收支的作用較小;消費不足不能解釋中國長期的貿易收支問題,長期的貿易收支是最優跨時貿易的結果,體現出中國與其它國家貿易的互補性、互利性。

關鍵詞:貨幣政策;貿易收支;貿易順差;最優跨時貿易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貿易收支一直保持順差。中國貿易順差問題成為國內乃至全球關注的焦點。巨額的貿易順差不僅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會引起越來越多的貿易糾紛,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絆腳石。在世界經濟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貿易保護更是集中爆發,僅美國和歐盟涉嫌中國制造的“雙反”案件就高達101起,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貿易順差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從Keynes的宏觀經濟模型出發,提出內需不足是中國貿易持續順差的根本原因,認為中國應該放棄“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通過刺激內需改變經濟發展對國外需求的過分依賴;二是遵循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理論,提出人民幣低估是中國長期保持順差的主要原因,建議通過人民幣升值調節貿易順差。這兩種觀點都有合理性,但與現實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內需不足相對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為何外需不足我國貿易仍保持順差?如果人民幣升值可以調節,為何我國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適度升值后,對外貿易仍然是順差?本文認為,中國貿易順差短期內是國際貨幣政策造成的輸入性順差,長期是最優跨時貿易的結果。

近年來,作為世界貨幣符號的美元供給量超常增長,可能是短期中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長期,中國貿易順差是平衡前期貿易逆差的跨時貿易結果,體現了國與國之間跨時貿易的互利性和互補性。

歐盟紡織服裝產業分層與貿易政策執行體制

（一）歐盟2005年前后紡織服裝產業分層狀況紡織服裝行業在歐盟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歐盟各成員國共有280萬人在紡織服裝行業從業。2004年歐盟紡織及服裝業的年產值達1888億歐元，是僅次于中國的世界第二大出口經濟體，但歐盟內部存在明顯的紡織服裝產業分層現象。從價值增值指標（表1）來看，意大利是主要的紡織品和服裝生產國，2004年意大利在紡織、服裝產業的價值增值分別為9478億歐元、7465億歐元，分別占整個歐盟27個國家部門價值增值的296％和318％。另外，德國、英國和西班牙也是歐盟的主要紡織品生產國，分別列居第2位、第3位和第4位；而法國服裝行業的價值增值占整個歐盟27個國家的133％，列居第2位，超過了德國、英國和西班牙這三個國家。紡織品價值增值排名最后5位的是東歐的幾個小國家，而服裝價值增值排名最后5位的國家還包括挪威和瑞典。從就業的角度來看，紡織品行業就業人數前5位的國家分別是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和西班牙，而羅馬利亞從事服裝產業的人數占歐盟27國的202％，位列其后的國家分別是意大利、波蘭、保加利亞和葡萄牙，排名最后5位的是丹麥、瑞典、塞浦路斯、愛爾蘭和挪威。2005年，歐盟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包含27國的集團，雖然一體化程度在世界范圍內達到了最高，但是在統一的貿易政策面前，歐盟內部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是不一致的。這不僅與成員國之間巨大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有關，而且與成員國之間的產業分層有關。如果歐盟各國在某個產業上的發展水平均等，則歐盟形成統一貿易政策的阻力就較小，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從紡織服裝產業來看，歐盟內部已經分化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陣營：一個是倡導紡織服裝貿易自由化陣營，這一陣營包括瑞典、挪威、愛爾蘭、德國及東歐等國家，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基本不存在紡織服裝產業，或者該產業的作用微不足道。因此，這些國家能從與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自由貿易中獲得自由貿易的低價實惠。另一個是倡導紡織服裝產品貿易保護的陣營，這一陣營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法國。這些國家目前還存在數量可觀的紡織服裝產業，但由于歐盟的紡織服裝行業已是夕陽產業，因此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大量涌入必將對這些國家的相應產業造成巨大沖擊。在歐盟內部的紡織服裝產業本身缺乏自然資源和勞動成本優勢的前提下，貿易保護能為這一陣營帶來更多利益。（二）歐盟紡織服裝產業分層、國家決策機制與紡織服裝貿易政策歐盟紡織服裝產業的分層分化致使歐盟各成員國在實施對中國紡織品的配額政策方面存在巨大分歧，這給歐盟委員會協調各個國家的貿易利益帶來了困難。比如，法國是歐盟紡織服裝的主要生產地，若歐盟制定統一的紡織服裝配額保護政策，則可以有效防止外來競爭對法國產業的沖擊，這顯然對法國有利，但這一政策肯定會遭到倡導紡織服裝貿易自由化陣營的反對。如果歐盟制定統一的紡織服裝自由貿易政策，則更符合歐盟內部倡導紡織服裝貿易自由化國家的訴求，但同時又會對某些國家（如法國）的紡織服裝產業造成極大的沖擊。總而言之，歐盟紡織服裝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與歐盟應對產業分化緊密相關，因此產業分化是歐盟制訂和實施紡織服裝貿易政策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在民主國家中，行政機關的談判協商必須得到國內其他政府機關（通常是國會）的認可才算有效，因此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談判通常會受到較多的國內或者區域組織的限制。歐盟是一個超國家組織（SupernationalOrganization），歐盟執委會所完成的談判協定除了要獲得歐盟理事會的認可之外，還不能引起歐洲議會的反對。另外，歐盟理事會由歐盟會員國組成，歐盟理事會需要考慮或反映歐盟會員國的個別利益，因此在決策機制上，歐盟部長理事會的表決多數情況下采用條件多數的原則（QualifiedMajority）①，當歐盟內部存在產業分層現象時，歐盟執委會提案被否決的概率比單個民主國家（如美國）要大。歐盟紡織服裝產業分化在歐盟理事會的投票機制就體現了這一原則，這就約束了歐盟執委會在國際貿易中（比如和中國的貿易）的談判行為。也就是說，歐盟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將紡織服裝貿易自由化談判與降低貿易逆差等議題聯系起來，因為這樣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損害謀求中歐紡織服裝貿易自由化成員國的利益，進而會在歐盟內部引起更大的對立。我們如果將歐盟紡織服裝產業分層和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決策體制綜合起來考慮，則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歐盟與美國對中國實施的紡織品特別保障措施存在明顯差異這一現象，也可以說明歐盟對中國實施紡織服裝配額約束政策時“心慈手軟”的原因。

歐盟紡織服裝非對稱性貿易利益集團與配額政策

（一）歐盟紡織服裝貿易利益集團歐盟紡織服裝利益集團包括：（1）代表零售商或者進口商的對外貿易協會（theForeignTradeAssociation）、歐盟商會（EuroCommerce）和歐盟紡織品零售商國家組織協會（EuropeanAssociationofFashionRetailers）。（2）代表歐盟紡織服裝生產者利益集團的組織Euratex。（3）代表消費者利益集團的國家消費者組織（NationalConsumerOrganizations，簡稱NCO）。NCO在歐盟BEUC（theBureauEuropéendesUnionsdeConsommateurs）組織下協調各成員國在歐盟的利益。（二）歐盟紡織服裝貿易利益集團的非對稱性與代表歐盟紡織服裝生產者利益集團的組織相比，代表消費者利益集團的國家消費者組織NCO是貿易保護的反對者，其政治影響力比較弱小，這是因為：（1）零售商和消費者規模較小、數量較多，在組織中很難規避“搭便車”的行為，從而無法形成強有力的組織。（2）消費者利益集團在現實中往往缺乏資源，從而對歐盟政策的影響力有限。（3）由于消費者數量眾多，因此單個消費者反對生產者利益集團游說活動的邊際收益往往比較低，從而導致消費者缺乏游說的內在動力［6］。歐盟紡織服裝產業存在明顯的產業分層特點，其生產主要聚集在歐盟某些特定的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臘、法國等，從而導致生產者的組織成本較低，生產者的集體行動較容易實現，這有利于促進紡織生產者組織化程度的提高。歐盟貿易自由化會導致紡織服裝行業的利益受損，當歐盟的紡織服裝行業集聚在少部分國家時，紡織服裝貿易自由化導致的利益損失將直接體現為該行業利益集團的損失。從而，利益集團比單個生產者更有動力去游說政府，進而影響貿易政策走向［7］。此外，由于歐洲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成本高昂，因此這些國家很難在紡織服裝產品上獲得競爭優勢，從而企業追逐利潤的目標也難以實現。但是，通過利益集團有組織的游說來尋求貿易保護政策的實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①。同時，歐盟（甚至是世界范圍內的發達國家）長期存在的紡織服裝進口配額體制也使得歐盟紡織服裝生產者的組織性很強，因為在配額體制下經常需要以集體行動來增強談判和協商配額的能力。（三）歐盟紡織服裝非對稱性貿易利益集團的游說收益在民主政治體制下，游說是貿易利益集團干預政策制定或實施的重要手段。從理論上來說，游說的凈收益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1）貿易利益集團的組織程度；（2）游說的潛在有效性；（3）社會其他利益集團能否接受游說集團的政治結果［8］；（4）產業類型。一般來講，游說者對沒落產業游說的積極性更高，因為與新興產業相比，游說者在沒落產業保護游說成功后得到的收益更高。顯然，歐盟紡織服裝生產者集團擁有良好的組織程度、游說資源充足、游說的潛在有效性高、紡織服裝產業在歐盟已是沒落產業等優勢，故在相同的資源投入條件下，生產者集團得到的游說凈收益最大，而零售商次之，消費者最低。所以，歐盟在紡織服裝產業即將開放的關鍵時期，歐盟的非對稱貿易集團的游說收益差異將導致歐盟紡織服裝生產者比零售商和消費者更有積極性去游說政府采取貿易保護政策。按照此邏輯，歐盟紡織服裝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似乎更應該偏向于生產者利益集團，但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特定時期采取何種貿易政策是一個復雜的決策過程，這既取決于貿易集團的非均衡游說努力程度，也取決于游說結果的可接受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另一個關鍵因素的影響，那就是特定的政治事件。

歐盟對中國紡織服裝配額政策的執行：以法國公投為例

歐盟在2002年2月28日的布魯塞爾會議上正式制定《歐盟憲法草案》，并于2004年6月18日在歐盟布魯塞爾首腦會議上獲得通過，2004年10月29日歐盟25個成員國的領導人在意大利首都羅馬正式簽署該條約。2005年1月，歐洲議會也批準了憲法條約，該條約規定《歐盟憲法條約》必須在歐盟所有成員國批準后方能生效。截至2005年5月27日，匈牙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亞、意大利、斯洛伐克、希臘、西班牙、奧地利、德國和比利時等10個歐盟成員國分別通過議會表決或全民公決的方式正式批準了《歐盟憲法條約》。但是，這部寄托著很多歐洲人光榮與夢想的憲法還需要法國的全民公決通過，按照當時的計劃，法國在2005年5月29日就歐盟憲法進行公投。由于法國在歐盟內部紡織服裝產業分層中處于沒落行業的領先者地位，因此法國有潛在的尋求紡織服裝貿易保護的需要。當然，紡織服裝貿易保護政策能否實施還取決于法國的生產者、零售商或進口商以及消費者利益集團的政治游說影響力。在歐盟憲法公投和全世界紡織服裝產業自由化時期，歐盟新聞媒介起到了關鍵作用。2005年1月1日到2005年5月29日（歐盟憲法公投日），歐盟報紙中關于生產者的消息占絕大多數，所占比例達到66％。2005年5月29日之后，提及紡織服裝零售商的文章增加了39％，所占比例達到73％［8］，取代了生產者消息在總數上占絕大比例的時期。但是，關于消費者的文章在這兩個時期所占的比例都很低。具體數據如表2所示。這說明在歐盟憲法公投之前，媒體圍繞生產者討論得很多，普遍關注生產者貿易利益集團的利益訴求；而在歐盟憲法公投之后，媒體將注意力轉移到零售商身上，有關紡織服裝貿易開放之后零售商的利益及政策訴求被普遍討論。在法國憲法公投之前，為了尋求法國對歐盟憲法公投的支持，歐盟政府傾向于接受有利于紡織服裝生產者的政治主張①。這不僅僅是由于生產者利益集團的組織化程度高，以及退出市場的游說努力要比進入新興市場更大等原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拉攏生產者集團以獲得對歐盟憲法投票的支持，進而使得歐盟對保護生產者利益集團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可接受性變得更強。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在法國公投（2005年5月29日）即將來臨之際，歐盟于2005年4月份要求中國自動放慢對歐盟紡織服裝的輸入，開始與中國就輸歐紡織服裝產品的“市場擾亂”問題進行調查，并提出實施配額政策的主張，這可能和這一政治事件有直接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將歐盟的這一舉措理解為歐盟在法國公投前夕為博取最具影響力的法國紡織服裝生產者利益集團的好感，獲取法國政府和民眾對歐盟憲法公投的支持而進行的一項政治活動。然而，事與愿違，法國全民公投否決了《歐盟憲法條約》。據俄新社報道，約56％的法國民眾反對歐盟憲法。歐盟憲法法國公投失敗之后，歐盟已經沒有理由再繼續極力支持保護歐盟紡織服裝產業的配額政策。大多數其他利益集團之所以在憲法公投之前接受配額的保護政策主張，原因在于他們寄希望于換取法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的生產者團體對歐盟憲法公投的支持選票。但是，在公投之后，法國全民公投拒絕接受歐盟憲法這一結果使得除生產者之外的其他貿易利益集團對紡織服裝保護政策的支持力度下降。特別是在法國公投失敗之后，雖然歐盟政府不可避免地會對紡織服裝產業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但可能會更加意識到保護零售商或消費者利益的重要性，故歐盟在配額政策執行上體現出了很大的靈活性。歐盟非對稱貿易利益集團政治游說凈收益狀況在法國公投前后也發生了相反的變化。雖然影響政治游說凈收益的第一個因素（利益集團的組織程度）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變化，但貿易利益集團游說的有效性在法國公投前后發生了徹底變化。法國公投之前，紡織服裝生產者集團的政治游說收益最高，零售商較低；法國公投之后，歐盟政府及其他貿易利益團體對紡織服裝貿易保護政策的支持態度發生了逆轉，這導致不同貿易利益集團政治游說的潛在有效性和可接受程度發生了方向相反的轉變。法國公投之后，紡織服裝生產者游說的有效性和結果的可接受程度都下降了，形勢轉而對紡織服裝零售商和消費者有利［8］。如圖1所示，生產者游說曲線的斜率下降，而零售商政策游說曲線的斜率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政治游說對零售商和消費者更加有利。法國就歐盟憲法公投的失敗讓歐盟各社會團體很失望，歐盟政府試圖在這個特定時期為成本高昂的貿易保護措施（配額政策）進行一些補償，具體表現為在2005年5月29日之后，政策朝著有利于歐盟零售商、進口商和消費者利益集團的方向發展。實際上，中歐紡織品貿易協定雖然在2005年6月10日就簽署了，但一直到2005年7月12日才正式開始執行實施，這段時期是歐盟紡織服裝零售商和進口商的關鍵配額緩沖期。此外，歐盟在這段時間內給了中國數量可觀的紡織服裝進口配額，大量的中國紡織服裝產品進入歐盟，甚至還發生了大批中國紡織服裝產品滯留歐盟港口的情況。其實，這些現象都受到特定歷史時期歐盟非對稱貿易集團政治游說收益的影響。

（一）在“依存市場的權威主義”和“國家戰略主義”的制度下，政府目標和國家利益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所考慮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貿易發展規劃、貿易控制、貿易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說，政府通過貿易發展規劃引導貿易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并注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則；通過審批外貿經營權和核定商品目錄的“氣塞”效應實現對貿易的控制，但這種特別而嚴厲的限制的程度正在減緩；貿易發展戰略已經從最初計劃體制下的進口替代演變成為目前的貿易自由化階段，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在過渡時期政府采取了“受保護的出口導向”戰略以減少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今后在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適時適度地采取戰略貿易政策以發展重點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可能是較好的選擇；在“非中性”的產業政策體系中，貿易政策扮演著重要的保護支柱產業和幼稚產業發展的功能，但這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扭曲；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官方在貿易政策決策時考慮的因素，前者特別針對競

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官僚主義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