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政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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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依存市場的權威主義”和“國家戰略主義”的制度下，政府目標和國家利益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所考慮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貿易發展規劃、貿易控制、貿易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說，政府通過貿易發展規劃引導貿易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并注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則；通過審批外貿經營權和核定商品目錄的“氣塞”效應實現對貿易的控制，但這種特別而嚴厲的限制的程度正在減緩；貿易發展戰略已經從最初計劃體制下的進口替代演變成為目前的貿易自由化階段，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在過渡時期政府采取了“受保護的出口導向”戰略以減少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今后在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適時適度地采取戰略貿易政策以發展重點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可能是較好的選擇；在“非中性”的產業政策體系中，貿易政策扮演著重要的保護支柱產業和幼稚產業發展的功能，但這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扭曲；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官方在貿易政策決策時考慮的因素，前者特別針對競

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官僚主義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五）利用中國36個工業行業三個年度的實際數據對貿易保護率的計量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促進和發展戰略產業的“國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國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決定因素，而“利益影響模型”的效果是“邊際”性的，維護社會公平、減少調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適用于中國的現實情況。應用“向后法”和截面與時間序列合并數據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證了這些結果。實證檢驗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較優勢大、對產業需求關聯強、勞動密集型生產、創造利潤和稅收多、國有企業作用較小、反對勢力薄弱的行業越能夠獲得更高的保護率，同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貿易保護措施之間呈現出顯著性的互補而非替代關系。

總之，本文的研究說明中國未來貿易自由化改革的成功不但要取決于最高決策層在貿易政策的經濟哲學思想上向市場導向的根本轉變，而且還取決于在改革的進程中能否通過形成優勢性的政治聯盟和適當的補償和結構調整機制克服某些利益集團在政治上的阻礙。國際貿易制度和規則既可以為中國的貿易改革提供目標和參照，也能顯著地推動這一進程的實施。

在理論方法上，論文在以經濟學分析為主的基礎上吸收了政治學的某些研究范示；在實證方法上，注意了將理論框架與中國現實情況的盡可能結合；在研究方式上，既包括18個部門、政策和機構案例的描述性分析，也應用了統計和計量經濟工具的科學檢驗。由于政策信息和數據資料的有限性，本文的研究仍然是嘗試性的，面對結構復雜的中國社會，對中國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有待于豐富和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