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范文10篇

一、借鑒美國法律文化，從美國法律電影開始

現實生活中，當人們說美國人"好打官司"或"權利意識強"時，他們便是在評價美國法律文化[1]。所謂法律電影視域下的美國法律文化，通俗一點說，就是"通過法律電影看美國法律文化"。其實，法律電影也就是法律文化，許多好萊塢法律電影正是通過法律個案的通俗分析以闡釋美國的法律文化。它不但在情感上撫慰著一般觀眾，甚至在理念上也吸引著專業的法學人士。美國的一些著名法學院中（如ColombiaUniversityUCLA等），專門開設有法律電影的課程與講座，由著名教授探討有關法律與通俗文化（LawAndPopCulture）的關系。他們把美國電影呈現的案例一一剖析，生動地展示出美國法律文化的要義。在這里，我想表達的是：借鑒美國法律文化，請從美國法律電影開始。之所以選擇法律電影這樣一個視角來借鑒美國法律文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好萊塢"法庭片"（courtroomdrama）為那些對法庭審判類電影有經久不衰的愛好的人們提供了一種相當獨特的"閱讀快感"--求知欲和自主判斷欲，并以更娛樂的方式達到這一效果；二是許多有社會影響力的法律電影題材總是關注美國社會和民眾日常生活中最嚴肅與最實際的問題，必將對法律職業者以及對社會大眾的法律觀念產生漣漪影響。

“任何審判（尤其是在電影中的審判）都潛在有某種可能，即它對構成我們社會文明的基石，諸如法律、正義、道德以及將我們彼此聚合的習俗慣例，提出一系列艱難的質詢。"[2]在《殺死一只知更鳥》（TOKILLAMOCKINGBIRD）、《斷鎖怒潮》（AMISTAD）等電影中，我們看到的是正義在種族觀念中的傲慢與偏見中苦苦煎熬；在《公民行動》（ACIVILACTION）、《追魂交易》（DEVIL''''SAADVOCATE）等電影中，我們看到的是法律信仰和生活現實之間的兩難抉擇；在《紐倫堡審判中》（JUDGMENTATNUREMBERG）、《極度重罪》（HIGHCRIMES）等電影中，我們看到的是責任和良心的磨難；而在《左拉傳》（THELIFEOFEMILEZOLA）、《公正的人》（AMANFORALLSEASONS）等電影中，我們又看到了政治壓力下的司法體制其實是多么的脆弱……法律電影就這樣將多元的人性和人類沖突濃縮在法庭辯論和審判中，除具有一種內在的懸念因素外，還不斷激發著我們內心的同情、正直與憤怒。

美國法律電影之所以引人入勝，還在于它們提供了一種彼此當面對抗的戲劇效果：律師精心地設計詢問技巧，機敏地揭露證人言詞的自相矛盾之處，或者通過歸謬法讓作偽的人陷于難以自圓其說的窘境之中，所有這些，都是一個法庭律師的基本功，也是法律電影著力表現之處。實際上，司法體系能夠使糾紛和案件得以公正地解決并進而妥帖地保護人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賴法庭程序的設計，尤其是兩造之間唇槍舌劍的辯論，有助于證詞謬誤的揭露，有助于冤獄的避免。不僅僅事實方面的爭議，法律條文含義的解釋方面的爭議也經常需要通過辯論而獲得解決。

此外，那些令人難忘的電影中的審判，都力圖刻劃諸如謀殺、背叛以及愛情這些魅力永存的主題。"法律題材的電影還能將最具爭議的法律和道德問題涂抹上一層糖衣，讓我們毫無怨言地吞進肚里去。"[3]霍姆斯說："法律反映人們基本的情感"，法律電影更是如此。許多好萊塢法律電影就是通過運用法律來守護和見證那些感同身受的美國大眾的正義感和公正之心。一些優秀的美國法律題材電影至少實現了一項職責，將某些社會體制內在的藝術潛力開掘出來，將它們提升至人性的高度加以表現，并最終反饋于社會，對世態民生做出負責的闡釋，并能夠影響普通人的價值觀念[4]。

美國法律類型電影根植于美國的司法體制，并與美國法律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關于"訴訟程序中的公正"有兩條金科玉律：一是"任何人不能自己審理自己或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案件"；二是"任何一方的訴詞都要被聽取"。發展到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分別禁止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至此，形成了一種新觀念，"不論是從實體還是從程序的觀點看，個人的權利都是由正當程序保護的"。程序性，不僅成為個人權利的保護神，成為政府權力限制的重要原則，而且也提升了每個人的人格尊嚴。在西部牛仔電影里常?？梢砸姷揭恍┬℃偩用裼盟叫烫幹脡娜说膱雒?，這種做法英文是"Lynching"，是憲法所不允許的，理由是沒有"正當的法律程序"。由于法庭審判是程式化色彩最重的社會活動，沒有正當程序就沒有司法正義。因此，許多好萊塢法律電影也就基本上照顧到了美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問題，如電影《殺戮時刻》（ATIMETOKILL），從法院的管轄權、引用案例一直到陪審團審判，就比較多地表現了法庭審判的流程。如果沒有這樣的類型化人物與結構設計，好萊塢的法律題材電影也不可能有這種獨特的藝術魅力。

【摘要】國際交流與涉外法律事務的日趨頻繁，社會對通曉英語和法律且具備中西方法律文化修養的復合型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法律英語課程教學方興未艾。本文在分析我國法律英語課程法律文化教學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法律英語課程法律文化教學的必要途徑。

【關鍵詞】法律英語；法律文化；教學

隨著國際交流與涉外法律事務的日趨頻繁，社會對通曉英語和法律且具備中西方法律文化修養的復合型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一些高校的法律和外國語院系也相繼開設法律英語（LegalEnglish、LegalLanguage）課程，有些高校甚至還增設了法律英語專業，法律英語課程教學方興未艾。但至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國高校法律英語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少。

一、法律英語課程中法律文化教學的現狀分析

（一）法律英語課程中的法律文化教學師資緊缺。法律英語應屬交叉學科，本課程開展法律文化教學能否取得實效，師資力量是基礎。目前，各高校法律英語教師主要分為如下幾類：一是通過自學或進修掌握一定法律知識的英語專業教師；二是有一定英語基礎的法學專業教師；三是少量的具有一定國外法律知識的外籍教師。此外，少數條件較差的高校甚至還有硬著頭皮上的英語或法律專業教師。至于既具有嫻熟的英語和法律專業功底又具備扎實的中外法律文化修養的復合型教師卻并不多見。在法律英語課程教學實踐中，英語專業教師由于受自身專業視野的局限，往往運用國內高校傳統的英語課程教學法，側重于法學專業詞匯、句型語法結構和中英文翻譯技巧等展開課堂教學，至于法學理論與法律文化教學只能聽之任之；與上述情形相反的是，法律專業教師卻采用法律專業課程教學方法開展法律英語課程教學，其教學實效也可想而知；一些外籍教師在法律英語課堂教學中，要么就象教英語似的的開展法律英語教學，要么就用英語給學生講些英美經典案例了事。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我國目前的法律文化教學師資現狀，與培養通曉英語和法律且具備中西方法律文化修養的復合型人才教學目標尚存在差距。（二）法律英語教材中涉及的法律文化內容有限。法律英語是一門新興學科，在引進國外相關的原版法律教材的同時，國內學者根據專業特點及自己的學科領域相繼編寫出版了一些教材。譬如英文原版法學教材法律英語:法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版）、郭義貴主編法律英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朱羿錕著中國法律雙語教材中國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陳忠誠著《民法通則》AAA譯本評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齊筠主編法律英語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版）、楊俊峰主編法律英語綜合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等。值得肯定的是，以上教材在培養社會急需的法律英語復合型人才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教材多數以介紹英美國家的法律制度為主，側重于培養學生的法律英語語言表達能力，所涉及的中西方國家法律文化內容較少，甚至根本不介紹我國法律文化現象。殊不知，語言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形成和使用的。因此，在法律英語課程中開展法律文化教學受到一定的局限；還有一些教材雖然在介紹我國法律制度的同時注重與西方一些國家的法律制度作出相應的比較分析，但很少涉及制度差異背后所隱藏的文化差異，于法律文化教學而言也意義有限。一些高校教師也自編了一些講義復印后供教學使用，但由于受教師自身文化修養限制，類似講義在中西法律文化介紹方面隨意性較大，并不利于學生法律文化素質的均衡養成。此外，從法律英語課程教學的目的和要求而言，在于通過教學幫助學生在今后的工作和交往中順利消除國際法律交往中的制度與語言文化障礙。但由于上述原因，法律英語課堂教學中，無論是對于目的語法律文化還是母語法律文化的理解與掌握，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法律文化培養的缺失。

二、法律英語課程中法律文化教學的必要途徑

摘要:仲裁作為一種法律調解制度，從西方植入我國只有短暫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國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卻為仲裁在我國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理學為基礎，闡述了中國國情下民族文化與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關鍵詞:仲裁民族文化尚和心態

仲裁是一種法律制度，更是一種文化現象。圍繞著該法律制度的產生、推行、應用必然會引發一系列的文化效應，形成特定的文化類別。法律制度的發展，始終與該環境下的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形態相關聯，是特定社會文化價值理念的集中體現。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傳人我國大約才有10年左右的時間，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單從制度來講，仲裁是一個舶來品，在我國推行帶有很強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華民族的特有心理，卻為仲裁在中國的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提供了深厚而滋潤的土壤。

一、特定社會歷史鑄造的中國人尚和心態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典型的農耕型社會。農耕離不開土地，而土地是不動的，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夠長久穩定在居住地而有較少流動。只有在自然災害或戰亂時，人們才會被迫背井離鄉，尋找新的土地。正如費孝通所說:“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徙是變態。在穩定的生存空間中，生于斯，長與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對穩定的人際關系。人們之間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個熟人的社會。而熟人社會又必是一個重人情的社會。在群體規范的壓力之下，每個人都遵循著以和為貴的社會規則，這為中國人民的尚和心態的養成制造一個了良好的溫床。另一方面，農業的生產完全依賴著氣候的變化，旱災水災的整治以及因時令限制而導致的高強度勞動，這些都是個人或少數人無法完成的，所以必須依靠多個人的齊心協力來共同完成。同時，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強化了人們的農本思想，輕視財富利益，并把安貧樂道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狀態。這種經濟背景還使中國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態，使得中國人更加注重人際關系的和諧，以“尚和”作為平衡人我關系和群我關系的根本準則。

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很早便確定了一個人的觀念，由人的觀念中分出己與群。但己與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觀念中，因己與群全屬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則全賴所謂大道，即人相處之道。中華文化一貫主張社會重于個人，提倡群體內部的團結與和諧的社會取向成為中國人社會生存與適應的基本方式?！吧泻汀毙膽B也就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而影響著中國人千百年來的處世之道。

摘要：古地名作為傳承文化的精神生態符號，法律是保護它的有力措施。本文分析沂蒙地區古地名的現狀及法律保護問題，提出保護沂蒙地區古地名的法律措施，以促進沂蒙地區古地名的長足發展。

關鍵詞：沂蒙地區;古地名文化;法律保護

地名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歷經時間打磨的古地名，其形成、演變和發展是歷史的見證，具有濃厚的文化底蘊?！肮诺孛麛y帶文化基因，既可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又具有直接、間接的經濟價值”。[1]p219但受各種因素影響，一些古地名消失在大眾的視野，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因此，加大對古地名的保護，發揮其價值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一、沂蒙地區古地名文化資源保護的現狀

沂蒙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發祥地之一，早在五十萬前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在長時間的發展之中，沂蒙地區留下了燦爛悠久的古代文化。不僅如此，沂蒙地區有著感天動地的紅色文化。在兩戰時期，沂蒙作為重要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被譽為：“兩站圣地，紅色沂蒙”。2013年11月，到臨沂考察時對沂蒙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沂蒙精神與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西柏坡精神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可見沂蒙地區的歷史文化和當代資源都十分豐富，而這種文化底蘊孕育出來的古地名文化也十分繁盛。（1）古地名文化資源豐富，一些古地名至今沿用?！耙拭傻貐^借助豐富的文化資源和歷史底蘊留下了數不清的古老地名。據不完全統計，臨沂古成都有20多個，古鎮有80個，古村落有460多個……”[1]p8而現存的古村落較多，一些古地名沿用至今。光緒二十五年《費縣志•山川》曾有記載：“祊水，源出大匡固下，東流至白彥集，又東至石門村……”因流經祊邑而得名的祊河依然緩緩流淌；漢代為侯國，后來為縣的費縣也依舊沿用；唐代已經初具規模的馬頭鎮至今游客絡繹不絕；臨沭縣曹莊鎮朱村現還保留有30余間結構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這些古地名歷經滄桑仍保持著歷史的韻味，并在當今的社會中發揮作用（2）古地名資源利用不充分、不合理。沂蒙地區具有豐富的古地名文化資源。目前沂蒙古地名的文化效益已被各行業所關注，但經濟效益還未引起重視[1]p254，一些資源還被封閉的環境阻擋在人們視野之外。沂蒙地區古地名的旅游價值還未被完全開發。費縣的南坡村受交通限制，現還藏身于費縣縣城西南方向的大山里，再多的文化價值、再優美的自然環境都無可施展。銀雀山漢墓也只是把它在馬路中間圈出來，之后并未做處理和開發，至今獨特的區域特色也只停留在當地人眼中。（3）古地名存在較多更改、消失現象。隨著時代和人們觀念的變化，一些古地名為符合時宜便進行了變更。如：原長任鎮后因草寫或書寫印刻之誤而將“任”改為“汪”。后因其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人們也希望此鎮可以祥瑞安順并常常興旺發達，因此長汪鎮改為常旺鎮。在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中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的蒼山也更名為蘭陵，以此來促進本地的發展。隨著時代的進步和新城鎮的發展，一些不合時宜的古地名便逐漸退出當今的舞臺，“成為死亡的古地名，沂蒙地區大約有四十多個”。[1]p91如原華縣后入費縣而不復存在，東安縣、晉省縣亦是如此。一些新增的地名也加劇了古地名的消亡。《國務院關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暫行規定》明確指出：一般不以人名做地名。禁止用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地名。并且地名命名要簡明確切。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因此，一些不合適的地名便消失不見了。

二、沂蒙地區古地名文化法律保護的缺陷

一、法律文化沖突出現的原因

(一)經濟全球化是出現法律文化沖突的根本原因

英國學者赫爾德說，當今時代的全球化是有所創新的，這就是，它匯聚了跨人類的各種活動———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通訊的和環境的各種變化。因此，經濟全球化也就必要的影響著法律文化。全球民族眾多，任何一個民族或是國家的法律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產生背景和生產的土壤、根基，不同類型、不同模式的法律文化，價值觀念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法律文化類型內部，也會因主體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不同的法律文化碰撞到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彼此之間發生沖突。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中國這幾年的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同時也有許多外來的法律文化的進入，這就使得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不再適應現有的經濟。在新的法律文化沒有形成之間，傳統的法律文化中不再適合的部分就會產生沖突。

(二)傳統的法律觀念是法律文化沖突的另一原因

新事物的產生、舊事物的滅亡是事物發展的必要規律。當法律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需要產生質的飛躍的情況下，新的法律觀念的發展必定會受到阻礙。傳統的法律觀念在人民的思想中已經根深蒂固，對新的法律觀念在接受起來是有一定困難的，同時新的法律文化也會受到人民的質疑。這個質疑的過程就使得傳統的法律觀念和新的法律觀念出現了碰撞，碰撞的結果就是新的法律觀念和傳統的法律觀念之間出現了沖突。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現在的經濟制度和發展程度上看，不是都能發揮積極作用的，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幾千年，在人們的大腦里已經是根深蒂固，讓人們摒棄掉一些儒家思想去接受其他的思想是有一定困難的。

(三)外國法律文化導致了法律沖突的出現

【論文關鍵詞】傳統法律文化；禮法；和諧；人情

【論文摘要】傳統法律文化在清末變法之際，制度層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實質卻仍在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傳統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釋法律實施的實然和應然的沖突，有利于深刻把握當今法治社會建設實踐。文章從禮法關系變化、法與和諧、息訟、德禮、人情的關系等角度考察、探析傳統法律文化。

文化的概念有廣狹義之分，最廣義指人類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包括物態的、制度層面的、行為層次以及心態思想層面，而狹義的則僅指心態思想層面。物態層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創造的各種器物，物化的知識力量”。制度層面的文化是“各種規范體系”，隨著清末變法、西學東進的熱潮而消逝。但行為文化方面，“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卻隨處可見，如農村結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家產繼承中的出嫁女幾無份額，拒訟，被譽為東方司法獨創的調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為什么是五種而不是更多，甚至“和諧社會”的提倡，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當然古今對和諧的理解有質的區別）。

但清末至今，眾人對古代法律文化卻大多持批駁的態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標準的社會才是至善完美的。近十余年法學家熱衷于探討中國法學何去何從，選擇本土化還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鑒今。

一、中國法律文化概述

文化是在比較中產生的，如果沒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會有東方文化，中國法律文化的對稱?！懊恳环N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種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為文化整體下的子系統，從最狹義的定義看，是指一系列行為、風俗中所含的穩定的觀念、心態。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學界主流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與法律相關的行為方式組成的復合體[2]；作為人類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內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設施以及人們的行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則上引導或制約它們發展的一般觀念及價值系統[3]；法律文化既是一種用文化的眼光認識法律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種具有實體內容和對象化的文化結構，并且這兩個方面是互相聯系著的[4]。

學了刑法和民法之后，許多人都不免有這樣的感慨：中國的刑法體系如此的發達完善，而民法卻讓人抓不住脈搏，完全不象刑法那樣體系完整，這是為什么呢？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發達的成文法國家，中國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脈相承，無論是《呂刑》還是《法經》或《唐律疏議》、《宋刑統》等，都可以說是刑法典。在汗牛充棟的法典中，卻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質的法典。那么中國古代有沒有民法典，如果有，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沒有，那調整民事領域內各種社會關系的規范是什么，其性質如何認定？帶著這些問題，我翻閱了幾部中國古代法典及近現代中國學者關于這方面的論著。

在中國，雖然擁有從古代就相當發達的文明的漫長歷史，卻始終沒有從自己的傳統中生長出私法的體系來。中國所謂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則是官僚機制統治機構的組織法，由行政的執行規則以及針對違反規則行為的罰則所構成的。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可以說是公法文化。雖然其中確有關于民事、經濟、婚姻、家庭、訴訟等方面的規定，但這些規定都是刑法化的，他們在性質上可歸屬于刑法之列。公法是指行為涉及國家強制機構，亦即它服務于國家機構本身的存在、擴展以及直接貫徹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適用的目的。它調整的主要是國家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公法領域內法律主體的雙方（國家及國家與個人）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私法則是行為與國家的強制機構無涉，而是僅僅可以被國家強制機構視為通過準則調節的行為。它主要是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從本質上說，它完全是民事性的，因此法律主體的雙方（公民與公民或公民與法人、法人與法人）處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公法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刑事性（刑法化或國家化）的法律體系及其意識；私法文化則是一種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體系及其意識。

（一）公法文化

中國的法律文化——公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它走上與歐洲的法律文化相對極的一面？讓我們一起來尋找它的歷史淵源吧。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中國文明是在一種特殊的自然條件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又長期按著自己的文化邏輯和歷史規律獨立地發展著，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明模式。自先秦以迄晚清，其間雖有異民族入侵，或異文化進入“中國”的情形，但中國始終是一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價值所構成悠久而持續不斷的文明。所有中國歷史上的變動，傷害不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因此，中國歷史只有層層團結和步步擴展的一種綿延，很少徹底推翻與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謂的革命。在法律方面，中國古代社會創造了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獨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自夏代步入階級社會以后，中國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習俗文化的基礎上開始生長發育。經歷夏、商而至西周，中國法律文化傳統的基本格局和特點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大變革、大動亂的時期，中國文化開始了一場大裂變、多元化的運動。至兩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律傳統已經基本形成。而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正式確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地位。中國古代法律傳統經歷魏晉南北朝而至隋唐，遂進入成熟與發達狀態。唐代的永徽律代表著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礎上發展，有所損益。

我認為，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傳統有以下幾個比較穩定而又相互聯系的基本特征：

摘要：我國古代素來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所以我國古代既沒有形式意義上的民法，也沒有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更別談現代《物權法》意義上的占有制度了。其實，在傳統法律文化中有許多關于占有制度的零星規定，這些規定散見于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之中，將其從中挖掘出來，加以系統的整理，不僅能找出我國古代的固有民法，還能得出許多有益的規律，同時對豐富我國現有的《物權法》中的占有制度的內容也大有裨益。

關鍵詞：傳統法律文化；固有民法；占有制度；規律

我國古代素來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所以我國古代既沒有形式意義上的民法，也沒有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更別談現代《物權法》意義上的占有制度了。其實，在傳統法律文化中有許多關于占有制度的零星規定，這些規定散見于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之中，將其從中挖掘出來，加以系統的整理，不僅能找出我國古代的固有民法，還能得出其中許多有益的規律，同時對豐富我國現有《物權法》中占有制度的內容也大有裨益。

一、奴隸社會的占有制度

奴隸社會的民事立法雖不如刑事立法發達，但還是有可以考證的許多法律制度，而且中國民法的詞源就來自于奴隸社會?！豆盼纳袝资蟼鳌分杏小熬虇危济魍恋刂伲鳌睹骶用穹ā芬黄?，亡”的記載奴隸社會的民事立法多體現在對土地、奴隸等生產資料和生產力的規定中，奴隸社會的占有制度也集中體現在這兩個方面。

1．占有的主體

本文作者：張文顯李光宇工作單位：吉林大學吉林財經大學

法律作為一種舉足輕重的上層建筑，乃是古往今來人類生產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由法律意識形態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認知、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法律體系、法治理想和法律設施等軟硬件構成的經歷、觀念、態度、評價和信仰的總和，是培植社會法治理念、引導人們合法行為的重要載體。盡管圍繞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學者們眾說紛紜，筆者認為二者內容上并沒有像有些學者們分析的那樣，有什么本質上值得必須認真加以面對和注意的區別，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就像法的淵源與法的形式通常不必作出區分一樣，法律文化與法治文化都是法治社會呈現出來的一種文化狀態和精神風貌，都是融注在人們心底和行為方式中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其價值追求，都是一個法治國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組織和法律設施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及其載體本身。都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為方式，都是法律語言、法律文學藝術作品、法律文書中反映和體現的法治內涵及其精神。①因此本文中我們只使用法律文化這一表述方式。就我國而言，法律文化是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法這種特殊社會文化現象上的映射，是中華民族長期積累起來的法律實踐經驗、智慧和洞察，是中國人從事各種法律活動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傳統和習慣。法律文化的力量無形而有質，歷久而彌新，能在潛移默化中起到教育、熏陶、引導、規范、凝聚、激勵人們社會行為的作用。②因此，大力加強法律文化的研究、教育、傳播，對于熔鑄法律人的品格、陶冶現代人的情操、塑造當代人的法治精神、全面提升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加強法律文化建設的時代性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以文化建設為主題，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今后一個階段文化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繼續打破所有束縛文化發展和文化創造的體制、機制弊端，創造一種能夠使各種文化要素自由涌流、使人的創造力充分發揮的制度環境。這使得法律文化建設在社會主義文化整體建設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當今世界正處在發展、變革和調整的關鍵時期，各種思想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相互碰撞與融合更加頻繁，法律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比甲午海戰之后更令國人重視。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肯定和認同，中華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總體上看，我們國家的法律文化要在國際舞臺站穩腳跟還存在很多障礙，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還相當薄弱，我國法律文化的競爭力與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還有不相稱的地方。①通過加快推進法律文化改革發展，在借鑒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盡快壯大我國法律文化，推動中華法律文化走出去，提高中華法律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是當今時代法律文化發展新趨勢給我們提出的緊迫課題。伴隨著中國進一步地融入世界，我們面對來自西方的各種壓力和挑戰日益嚴峻，表現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20世紀末中國首先啟動了經濟現代化，走上了一條以經濟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國家現代化道路，21世紀以來我國為了克服非經濟現代化相對滯后的問題，被迫加快非經濟現代化的步伐，特別是法律現代化，用法律和規則來維系市場經濟建設，重構一種法律主治的現代化。②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權益保障意識日益增強，期待健全公共安全文化服務體系、提高公共安全文化服務水平，人們期待中華法律文化具有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保障人民基本權益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的，通過解放和發展法律文化把社會治理好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大要求，提高中華法律文化國際影響力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只有同步推進法律文化又好又快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發展繁榮，推動中華法律文化走向世界，才能滿足各族人民群眾安定團結的新期待，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歷史機遇期，促進社會主義先進法律文化繁榮發展。法律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法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尤其應當是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法律文化是國家依法治國、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依法施法、所有社會成員依法行為的社會方式。我們知道，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們國家的治國方略。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必然要從法律制度層面深入法治精神內核，從法治體系構建升華到法律文化培育。培育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是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選擇，因為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場經濟的本質在法治，社會管理創新的關鍵也在法治，所以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培育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進步、法治昌明、文化繁榮、社會和諧具有基礎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當務之急。我們可以進一步肯定，法治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內容，堅持“三個至上”、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完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法律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離不開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培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離不開法治建設和法律文化建設。

二、加強法律文化建設的實踐理性

1.法治精神法律文化意味著法治精神得以在全社會普遍化地實踐和實現。因為實踐中的具體情況很復雜，我們就要注意從總體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實質和實踐導向，關注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現實問題，通過提供合格的規制框架。反映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壓制，這一格局的負面影響已經波及社會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倫理、社會誠信等領域。因此，法律文化建設亟須制定基本法律。該法律的核心目標是保障公民憲法上的權利，落實公民的主體性和社會參與權，追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平衡，引導社會有序發展。經驗證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成果要歸功于公眾的積極參與，而新時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同樣需要強化對公眾參與權的制度化保護，使得新時期的社會發展體現出明確的理性與科學性，形成和諧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當然，法治是否能夠深入社會、形成實效，也取決于法律文化。與30多年經濟建設相伴隨的是大規模的法律移植運動，至2010年我們已經完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構。在法律移植過程中，通過法律教育、法學研究、司法審判乃至于各種普法運動，法律文化已經具備了初步的社會基礎。法律文化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載理性的法律規則為依據，這是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疇;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嚴、塑造公民身份為目標，凸顯公民的公共意識和社會屬性，強化治理過程的開放性、公民參與性和公共責任性，是實現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本身的維度要求我們不能將法治理解成簡單的規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為本，通過打造法律文化優勢來推動文化的法治建設。因此，中央關于文化建設的決定提出了改革新階段社會建設之外的又一核心任務，即法律文化，既包括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建設，也包括制度建設中的文化培育。

[論文關鍵詞]法治傳統法律文化借鑒

[論文摘要]推進中國法治進程，不僅需要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經驗，也要重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在價值取向、內容和形式方面都蘊含著現代法治的資源。

如何設計和建設當代中國的法治大廈，無疑是一個政府和民眾都非常關注的問題。達成共識的一點是必須要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經驗，因為盡管各個國家法律產生的歷史條件不同，但作為法律制度則有共同之處。正如當代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說:“我以為，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在這些價值中，較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盡管社會秩序會因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特定性質不則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卻依然相信，一種完全無視或根本忽視上述基本價值中任何一個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雹俚拇_，學習和借鑒是非常必要的，但似乎另一點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那就是如何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吸收養分。筆者認為，建設當代中國的法治社會，要充分吸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這不僅是因為傳統法律文化已內化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無論在思想層面，還是在制度層面，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們汲取的法治資源。

一、在法律價值取向上，整體、系統的法律價值觀具有借鑒價值

在思維方式上，強調整體性、和諧性、統一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從先秦諸子的天人之辨，到漢代董仲舒“天人合而為一”命題的明確提出，再到宋明理學家“萬物一體”論的形成，整體觀鮮明地貫穿于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全過程?！吨杏埂氛f:“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種整體思維方式對中國傳統法律的價值取向和運轉模式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傳統法律的運作模式是，實現太平盛世，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禮樂政刑”交相使用才是合理可行的選擇?！抖Y記·樂記》稱:“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薄端鍟贩Q:“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日法令，四曰刑罰?！雹诤髞?，白居易，朱熹、丘浚等人也有類似的論述。明丘浚說:“禮樂者，政刑之本;刑政者，禮樂之輔。”③“德禮政刑四者，王道之治理之具也。”④可以看出，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眼中，禮、樂、政、刑各有其功能和作用，禮樂啟人向善，政刑懲奸止暴，四者各司其職，交相為用，形成一于運動的、系統的整體，從而使自然、社會、人生得以和諧，法律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在價值取向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強調“集體本位”。中國古代以家庭和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和國家政權的社會基礎，個人是家族的縮影，國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確立和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在確認社會總體利益的前提下來規定個人的權利義務。

不可否認，這種系統的法律價值觀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倫道德對法的精神的閹割和整體性對個體性的淹沒。但蘊含其中的“以整體的觀點發揮法在治國和維持社會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對于推進我國的法治進程仍有借鑒意義。其一，法治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由法治原則、法治制度、法治組織、法治觀念、法治過程共同構成的整體，是一個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共同構成的整體，甚至是法治內部各要素及其整體與社會協調統一的整體。只有單項發展，沒有全面推進，是不能建成現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實踐中，應注意防止單純懲罰主義，既重視依法審判，也要重視思想教育，勸人悔過自新，導人向善。其三，就法治的驅動模式而言，中國法治化應當走政府推進型與社會推進型相結合的道路，既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方向的時代責任，也需要社會民眾的廣泛參與，使依法治國擁有牢固的社會群眾基礎，進而保證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動力來源。其四，當前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時，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仍須把社會的安全和秩序擺在重要地位，而不是只強調個人權利與自由?，F代法治已形成了一套普適性的價值體系，包括正義、安全、權利、自由、秩序等等。然而，在不同的法治模式中，體現這套價值體系的具體內容卻可以有所不同。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具有獨特性，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的是群體、親情、和諧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法律所要實現的首要價值不是別的，而是社會秩序。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傳統的群體本位的價值取向和心理慣性的影響，以及體現這種價值取向的習慣法或民間法在調整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要求我們在推進法治的進程中，不能一味地追究排他性的個人本位，而是要同時高度重視社會的秩序和安全，以保障社會的穩定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