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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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共思政課的課堂秩序和效果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問題，學生上課時睡覺、看手機、說話、甚至打鬧的在課堂上并不少見；也有上課不帶課本或者帶了其他專業課本的；遲到、早退、曠課在公共思政課上也經常發生；甚至有的學生上了一學期課不知道老師是誰，去辦公室交作業都不知道哪個是自己的老師。作為一名公共思政課的教師筆者在教學之余也聽過很多老師的課幾乎都存在上述某一種或多種課堂亂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此類課程大都是大班教學，人數多教室大，教師與學生距離較遠交流受到一定限制，也很難關照到每個學生甚至只能照顧到一小部分學生，課堂參與度和一些教學環節的實施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學生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或者角落位置，離老師較遠很難與老師有目光與表情的交流，在聽課過程中容易走神或者干脆不聽課找個“安全”的角落干自己的“私活兒”。第二，公共思政課教學內容本身具有一定的說教性，教材內容也比較簡單學生在高中階段有了一定的基礎缺乏對教材內容的重視，加上一些教師不注重引導或是照本宣科或是偏離教材，不但不能引起學生的重視和興趣反而令很多學生產生反感和厭倦心理。第三，一些公共思政課老師并不是專門從事公共課教學的而是在專業思政課教學之余肩負公共課教學任務，本身就重視程度不夠。甚至有些專門從事公共思政課教學的老師也妄自菲薄認為自己所授課程并不重要既不能突出學校特色又不像專業課那樣實用。教師的這些想法難免會無意間傳遞給學生使學生更加不注重此類課程的學習。針對這一情況筆者在課下與學生交流過程中了解到學生的一些想法：有的說，公共思政類的課混一下就好了考試一般都是論文的形式在網上查一些資料拼湊一下就完成了，跟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內容關系并不大，所以上課時可以看看小說打打游戲什么的或者干脆吃點東西再睡一覺，不想上課就不去教室，點名就找人答到，反正老師離得遠人又多看不到的；也有學生說，本來感覺這類課對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幫助的，可是看看課本內容感覺真的枯燥乏味，老師講課時間長了就聽不下去了，感覺也沒什么意思，慢慢的也就從希望到失望再到不想學了；還有一部分學生表示由于考研要考公共政治理論所以希望老師能結合考研多講一些實用性的。但大部分同學都表示希望這類課程能多一點互動，多與老師和同學交流。

二、加強公共思政課課堂管理的重要性

公共思政課的課堂現狀及教學效果令老師和學生都深表擔憂，所以加強課堂管理就變得尤為重要。近年來，課堂管理也不再是一味強調規章制度，而是由剛性管理向柔性管理轉化，更加注重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更加注重教學規律與學生身心特點相結合。在實際教學中取得了不錯的現實成果，展現出了有效課堂管理對教與學的重要作用和意義。第一，有效的課堂管理能夠引起學生對此類課程的足夠重視。在教學過程中加強課堂管理會使學生意識到課堂上是有規范和要求的不是可以隨心所欲的，進一步形成一種良好的課堂氛圍。第二，有效的課堂管理能增進師生間的有效交流與溝通。通過課堂互動的有效開展與管理能增進師生間的彼此了解建立起良性的師生關系，同時增加學生對課堂內容的重視與學習的興趣。第三，有助于教學內容的開展。公共思政課本身就包含了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進行有效的課堂管理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本身就是教育內容的一部分，并且能夠進一步促進教學目標的實現。

三、公共思政課課堂管理的策略與方法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教育研究領域就興起了對有效課堂管理行為的研究，從理論研究與實踐的總體走向看，主要是朝著靈活而民主的方向邁進，呈現出由剛性向柔性的轉變。公共思政課的課堂管理也是在朝著這一趨勢發展，而且更加注重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結合公共思政課課堂教學的特點及筆者的課堂教學經驗總結出以下幾種策略僅供公共思政課老師參考。

（一）結合學校規定與課程特點制定教師本人特色的管理制度并堅決執行目前學校都有自己的課堂管理規定對學生和教師的行為做了一定的要求，但是針對有些學生并不了解學校的規定而且學校的規定并沒有具體到課堂中的一些具體行為或者教學中的具體要求。所以作為公共思政課老師要管理好一兩百人的大課堂，針對課堂或教學過程中的一些不良行為制定出自己的課堂管理要求就變得尤為重要。首先，在上第一次課之前結合自己對課堂效果的預期針對影響教學效果的因素制定出相應的規定和要求并提出獎懲方法。如學生的最終成績除了考試之外還有一定比例的平時成績，我們教師就可以利用這一權利，將平時成績的加分和扣分作為獎懲手段。針對上課說話、戴耳機、看手機、沒帶課本等不同情況扣除不同的平時分，對積極參與課堂互動的、經常坐在前排聽課比較認真的給予一定的加分獎勵。然后，在第一次課上課時明確提出自己的課堂要求和獎懲計劃，作為以后課堂管理的依據，使學生明白什么情況下是獎勵的什么情況下是有懲罰的。最后，在平時上課時一定嚴格按照標準去執行。如果發現了違反課堂紀律的情況就按照標準去懲罰，如果有積極的表現就按照標準去獎勵。需要注意的是，標準一旦提出對同一個班不可輕易更改。

（二）良好的教學設計促進有效的課堂管理。教學設計主要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和時間分配。良好的教學設計使整堂課內容充實環節緊湊而又能很好的把握時間。同時利用好多媒體，除播放課件之外也可播放相關的音視頻，但時間要把握好。公共思政課尤其是《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與學生的生活和思想道德的發展息息相關但內容并不難，學生通過看書也能理解，要上好這類課就需要以學生為中心科學合理的安排教學活動，留出一定時間給學生思考和討論，傾聽學生觀點和想法，將課本上的知識點落實到學生實際。可以留出固定的時間開展小課堂給學生一些鍛煉的機會，這樣學生們就會積極的自學并準備相關資料。事實證明這一形式不僅鍛煉主講學生的能力而且下面學生對小課堂的參與度也很高會積極回答“小老師”的提問，或主動提出一些問題。另外也可以設置一個時間段和學生一起把相關內容的考研真題做一做并做適當講解。此外還可以設置辯論內容、討論內容或表演等內容。

（三）重視情感在課堂管理中的作用。古語有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教師不僅僅是傳道授業解惑者，在教學過程中師生情誼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生的主體地位受到普遍重視，而師生之間的關系卻慢慢淡化，尤其是公共思政課，教室大、人數多，很多學生一學期下來還不知道老師的名字，走在路上不認識老師，更別說建立師生情誼了。針對這一情況我們建議公共課老師在課堂上利用學生看書的時間在教室里轉一圈了解學生的狀態，課間走到學生中間去聊聊天拉近師生間的距離。講課的時候結合公共思政課的內容特點舉一些與學校和學生相關的例子，引發學生的情感共鳴，或者可以舉教師本人的一些經歷和見聞，使學生能更加立體的了解老師增進師生感情。無論課堂上人數有多少我們都應該一視同仁，用真誠和關愛之心開展課堂管理，當學生對教師產生了情感認同，他們才能正確的對待老師的夸贊與懲罰，才能自覺自發的保持適宜的課堂秩序。也更有利于教師傳授思想政治課的內容避免反感心理。

（四）維持良好課堂秩序的一些簡易方法。在課堂管理過程中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我們結合教學經驗及聽課學習做了總結，主要有以下幾種：

1、在第一次上課就講明公共思政課的重要性，比如考研要考，或者期末閉卷考試而且平時成績占一定比例。

2、在學生說話聲音較大的時候，教師可以停下來，一兩分鐘之后學生會自動安靜下來。

3、針對課堂秩序混亂的大教室上課可以指出一兩個具體的學生，以一儆百。

4、適時的走到學生中間轉一轉，有睡覺、看手機等情況的及時制止，情節嚴重的進行適當教育或懲罰。

5、在講課過程中設置幾個相關問題，隨時點名提問。

6、不定具體時間的抽查點名或者全部點名。當然這些方法不一定適合所有情況，教師可以參考借鑒或改進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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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計算機考試軟件系統的開發、試題庫的準備和及時更新、計算機硬件設備的配備與調適、考場和場務人員的安排與協調等工作,需要教學單位(一般為思政部或學院)、教務部門、設備處及計算機中心等相關部門密切合作才能順利實施。南京林業大學率先對面廣量大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施機考模式試點,進行了初步的實踐與探索。具體來說,這一過程包括以下環節:

    1.前期充分調研。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研究部專門成立了以主管教學的副主任為組長的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具體負責組織實施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機考模式的實施在我校尚屬首次,但全國兄弟院校已經開始了先期探索。為了充分了解機考這一新的考試模式,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先后對已經實施機考模式的淮海工學院和常熟理工學院兩所院校進行了實地調研,對兩所院校機考模式的機考系統、試題庫構成、考試成績分布、學生成績構成比例、具體組織實施步驟、經驗與體會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調研,掌握了大量一手的數據資料,摸清了現有機考模式的基本情況,掌握了機考模式的實施運行情況及其中存在著的問題,為我校進行機考模式的改革提供了詳實的資料和有益的經驗借鑒。

    2.申請教改項目立項。在全校推行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必須取得學校各相關職能部門的支持,特別是教務部門的大力支持與配合。為此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首先積極與教務處和計算機中心進行協調,取得了教務處的首肯,并得到計算機中心的軟硬件支持,為機考模式的實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次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以“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的建構與實踐”為題,成功申請了學校教務處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的立項支持,得到首批立項啟動經費,為后續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3.開發機考軟件系統與試題庫。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項目立項后,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立即啟動了項目的研發工作。首先,經過分析綜合,制定了適合我校具體情況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改革整體實施方案,對機考軟件系統的開發要求、試題庫的開發與構成、總評成績的構成、考試的組織實施等進行了詳細周密的設計。其次,在比較直接購買機考軟件系統與自主研發機考軟件系統利弊之后,認為直接購買機考軟件系統成本較高,且受制于人。而自主研究機考軟件系統靈活自主性強,成本較低,因而選擇了自主研發機考軟件系統。我校選擇了一個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公司,并與之簽訂了機考軟件系統開發協議,確保按時開發出符合要求的機考軟件系統。再次,將部里教師按任課情況進行分組,組成了四門公共必修課試題庫開發小組,按照試題庫開發要求,具體負責試題庫開發工作。

    4.分步驟實施。經過反復修改,歷時一年多,機考軟件系統和試題庫開發完成,機考模式進入具體實施階段。為了確保機考模式順利推進,減少不必要的風險,采取了分三步實施的策略。第一步,組織部分學生模擬。為了測試機考軟件系統與計算機網絡的運行情況,了解試題庫對本校學生的適應性及考試成績的分布情況,首先選擇了試題庫比較完善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兩門課程,每門課程用400名學生進行現場上機模擬考試。模擬結果證明機考軟件系統與計算機網絡運行穩定,考試成績成正態分布,區分度較高,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第二步,在部分課程中進行試點。部分學生模擬之后,針對模擬過程中試題庫存在的問題進行逐一修改完善。在充分準備、精心設計和做好預案的基礎上,于1011年底,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和《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兩門課程中正式進行機考試點,并取得了試點成功。第三步,全面推行。在前兩門課試點成功的基礎上,于1013年6月在所有四門思想政治理論課必修課中全面推行機考模式。由于參考學生量大(8000人左右)、時間長(歷時四天)、計算機中心條件有限等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機考模式改革協調小組對考試的監考教師安排、考場安排、考試時間安排、考場紀律要求等具體教務工作與教務處、計算機中心進行了周密的設計,做好預案,確保本次全校機考模式得以順利實施。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機考模式的優點

    在實施機考模式改革的過程中,與傳統書面考試相比,機考模式的優越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1.節約紙張,低碳環保。傳統的書面考試印制試卷需要大量的紙張,特別是對于作為全校公共必修課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來說,更是如此。以我校為例,每年校本部和南方學院每門課就有6000名左右的學生,共四門必修課,以每門課試卷最少需要6張16開紙計算,就需要144000張16開紙,這對森林資源將是一個不小的破壞。機考模式實行無紙化考試,可以充分利用學校計算機中心現有的網絡和計算機設備,一方面是提高現有機器設備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節約了大量的紙張,有利于保護森林資源,可以做到低碳環保。

    2.減化組織協調程序,大大節約人力資源。在原有的考試模式中,每次考試前首先需要教務部門安排考場,由于每次每門課程參加考試的學生有1000人左右,且考試時間需要兩個小時,半天時間只能進行一場考試,占用了大量的教室資源。其次需要安排大量的監考人員。以每個教室兩名監考人員計算,每門課程需要大約100位監考人員。由于本部門無法滿足監考要求,需要經過教務部門和各院系協商確定監考人員,在此過程中,難免出現矛盾和疏漏。采用機考模式以后,可以大大減化程序,減少監考人員。由于考試全部在學校計算機中心進行,毎場考試只需要1小時,一天可以安排6場考試,本部門的教師完全可以滿足監考需要,本部門完全負責安排考場和考務人員,只需要考試系統維護人員和計算機中心電腦維護人員即可,大大減化了程序,減少了監考人員。

    3.減輕了教師工作量,使教師有更多時間來鉆研教學改革和開展科研工作。在傳統的考試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僅教學任務重,而且由于是大班教學,所以閱卷的工作量也特別大,占用了教師大量的時間。實行機考模式后,學生完成答卷并提交試卷后,計算機自動閱卷、評分,完成分數統計和考試結果分析等工作,既增加了評卷過程的公平性,也省卻了教師大量的時間,大大解放了教師,使教師有更多的時間來鉆研教學和開展科研工作。

    4.使考試更加公平公正。原有的書面考試模式,雖然也制定了參考答案和評分標準,但難免沒有人情分,對于沒有關系沒有背景的學生來說,顯然很不公平。此外考試過程中,作弊現象也不少見,機考模式現場由計算機隨機從已建立的試題庫中抽取題目自動生成試卷,考生一人一機進行閉卷考試,每位考生的考題各不相同,但結構相同、難度系數保持一致。這樣一方面由于考試時間短,學生沒有時間作弊,另一方面由于每份試卷不同,學生也無法作弊,保證了考試的公平性,有利于優良考風的形成。考試結束后機考成績立即生成,避免了很多人情關系,學生十分認可。平時成績的獲得也是有據可查,主要根據課堂表現、作業、課程論文來進行評價。所以學生普遍反映機考模式更加公平公正。

    三、機考模式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及進一步改進的建議

    實踐證明,機考模式相比于傳統的考試模式,顯示出許多優勢。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1.不利于培養學生創新性思維。機考模式主要采取客觀題的形式,包括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和判斷題,有固定的標準答案,有利于實現考試的標準化和規范化,有利于加強學生對基礎知識的認知,特別是有利于學生掌握中國近現史、原理和中國化理論,但這些客觀題無法考察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利培養學生創新性思維。建議在采取機考模式的同時,增加一部分材料分析題,任課教師可在課程結束前利用上課時間通過PPT展示,學生當場做題,不需要另外安排考場,既節約了人力物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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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思想教育的領域中，思政課是高校教育的主要陣地，理論教學長期以來作為思政課主要的授課方式，占據思政課教學的大部分，而2005年方案的出臺將實踐教學已文件的形式出現，為實踐教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并引起各高校對思政課實踐教學的重視。該文選擇臨港3校的實踐教學作為研究對象，由于相同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們在實踐教學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分析比較的過程中更能突出臨港地區的主要矛盾，有利于筆者更加深入的探討實踐教學的問題。

1 思政課實踐教學內涵界定

在研究實踐教學開展的實際情況之前，我們首先必須對“何為實踐教學”這一問題做出明確的界定，目前，思政課實踐教學的定義學術界尚未統一，可以說不同的學者對于實踐教學的定義以及其包含的范圍都有自己的見解，筆者總結了目前提出較多的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理論教學時思政課教學的只要形式，與理論相對應的一種教學方式就是實踐；第二種觀點認為，實踐教學的重點在于實踐二字，所以只有真正的社會實踐活動才是實踐教學，筆者再研究這一問題過程中，比較了各個觀點，并在參考文獻期刊的基礎上，認為第一種觀點：思政課的實踐教學是與理論教學相對的一種教學形式。僅僅將社會實踐等同于實踐教學時不合理的，是片面、不全面的。

另外，根據中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中指出：“要把實踐教學與社會調查、志愿服務、公益活動、專業課實習等結合起來”。文件中是將社會調查、志愿者服務等分別視作實踐教學中的不同方式，并沒有單一的認定社會調查就是實踐教學，所以把社會實踐是實踐教學的形式之一，但顯然不是唯一的形式，任何試圖將實踐教學與社會實踐直接掛鉤劃等號的觀點都是缺乏依據的。

綜上所述，思政課實踐教學的內涵如下：思政課實踐教學是指以思政課授課學生為對象，以所有與思政課教學名義開展的的實踐活動為內容，目的是為了發揮學生的能動性與主動參與性，調整學生的認知結構，深化理論授課內容為目標，使得學生在具體的實踐中獲得思想素質提高的教學方式。

2 目前思政課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

2.1 學生方面

2.1.1 授課規模影響授課效果

為了擴大我國受教育人群的素質以及受教育水平，各高校積極響應國家的政策，在過去的幾年，大量的擴招，學生人數在短時間內迅速提升，而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作為每個大學生的大學基礎課程，即使是不同專業的學生，思政課是其必修課程，為了提高上課的效率減少教師實際的授課數量，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大班集中授課的方式統一授課。從空間角度，大班授課一般都是安排在階梯教室或者報告廳等大規模的場地，往往教師與學生的距離很遠，導致教師在講臺授課，學生在下面開小差，教學效果差；從情感角度，一般一位思政課的老師需要授課的班級數量非常多，存在一個授課班級中包含來自全校不同專業的學生，教師在授課的過程中，想要記住每一位上課的學生是不可能的，僅有少數幾位課堂表現活躍的學生教師會有印象，這就導致學生的積極性降低，思政課的授課效果變差。

2.1.2 學生實踐目的功利化

由于目前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的開展還處于一個開發與起步發展階段，實踐教學的成績也只占思政課總成績的一小部分，筆者調研發現臨港3校在實踐成績的比重不盡相同，以上海海事大學來說實踐成績占總成績比重僅30%左右，不同任課教師略有不同，而上海海洋大學近一半的成績是由實踐活動獲得的。學生對于時間的態度也存在功利化的趨向，認為實踐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一個較好的分數，拉高成績績點，有利于評級評優等。

2.2 教師方面

2.2.1 教師授課方式單一

教師的授課方式直接影響到思政課的教學效果，筆者為了清楚了解目前臨港三校主流的授課方式，采取了調研，結果發現，從2005年方案至今，雖然有不少老師轉變了授課方式，適當加入了實踐教學的環節，但是為了在一定的教學時間內上完規定的課程，理論授課依然時主流。

2.2.2 教師思想上缺乏重視，導致實施中缺乏指導

思政教師是實踐教學的主要指導者，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專業優勢與經驗，對于學生開展實踐教學中遇到的問題具有指導作用，筆者通過調查問卷，結果卻是恰恰相反的，在實際的實踐中，教師能做到全程指導的僅占13.9%，如此低的指導比例最主要的原因來自于教師本身對實踐的不重視。

2.2.3 實踐教學計劃與評價不明確

課程授課的過程中，基本上每一門課都設有明確的課程教學計劃，包含教學的目的、重點、教學方法，最后的鞏固評價等，但是目前思政課的實踐教學的開展卻不是如此，存在一定的隨意性，在筆者調研的3所高校中，只有海事大學對于明確規定了思政課中如馬原課、毛概課等在實踐開展前的計劃以及實踐結束后具體的成績評定標準，而海洋大學與電機學院尚停留在授課教師自主開展實踐教學并設定實踐計劃，最后的論文打分也是由教師自己決定，沒有統一的標準。

3 增強臨港三校思政課實踐教學實效性的對策

3.1 提高學生對思政課實踐教學的認識

學生對思政課實踐教學的認識主要還是來自于學校對實踐教學的宣傳以及學校的重視度與嚴格要求，這就要求學校在實踐的課時上做嚴格保證之外，對每一位在校學生進行統一的宣講，并嚴格要求學生在實踐過程中所需達到的目標與成果，以及活動的開展對其能力與素質的提高等效果展示，利用之前實踐的優秀案例進行榜樣示范，提高學生的認識。

3.2 豐富實踐教學內容與形式

形式是為了內容服務的，所以必須以內容為主，內容上核心必須與思政課的課程內容相關；而形式上以課內與課外做區分各自有其優勢，課內的實踐教學具有統一的上課時間，教學活動有固定的場地，更具有便利性會及時性，而課外的實踐教學鼓勵學生走出教室，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對學生的各方面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形式上，上海海洋大學可以作為優秀案例進行各校的宣傳分享，其主要采用易班這一網絡載體開展實踐教學，每一個思政班都在各自的易班群，教師可以與學生實現網上的實時互動，并在每學期設立單獨的易班討論課，學生可以在任何有網絡的地方“上課”，并參與到實際實踐授課中，這一實踐形式既沒有經費的要求又符合時下學生對于網絡時代的要求，易班不應該只作為輔導員班級管理的工具，在思政課的授課過程中也可以發揮其強大的作用。

3.3 適當的經費支持，提高教師的積極性

目前高校教師的考核主要集中在教師科研能力方面的要求，大部分在校教師除了日常的授課之外，將大量的時間花費在研究新課題，等，而實踐教學在沒有經費支持的情況下，教師對其的開展自然失去積極性，即使有部分教師有心開展實踐教學，但礙于經費這一大山的阻礙，有心無力，所以，為了提高思政課教師對實踐教學的積極性，最關鍵的一點在于高校的經費支持，在這基礎上教師才有能力開展一定的有意義的實踐活動。

3.4 過程性評價與結果性評價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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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材運輸管理政策思考及建議

木材出口運輸證管理上的問題當前的出口運輸證原則上是要到省一級林業主管部門辦理的,后來通過爭取，到市一級林業部門也可以辦理。但是對于木材經營者來說,這仍然是件費時又費錢的事情,往往一份出口手續辦下來至少需要三天以上。這與高效、簡潔的時代要求和便民服務的宗旨有所沖突,也增加了木材經營者不必要的開支，影響了發展。因此建議,將木材出口手續辦理權限下放到縣一級,以提高辦事效率、降低辦事成本,同時也是政府務實的一種體現。

二、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政策思考及建議

(一)野生動物保護管理上的問題按當前的政策，對野生動物馴養的管理主體和管理幅度等方面都是模棱兩可、不夠明確的，以至于當前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力度十分有限。自從2003年“非典”發生以來，各級林業部門基本上停止了對野生動物馴養繁殖的審批工作。從現實來看，野生動物的成功馴養是對野生動物間接卻又十分有效的保。因此建議適當放寬對野生動物馴養的政策，明確審批主體和權限，加大支持力度，間接保護野生動物。

(二)天然林保護管理上的問題當前國家實施了生態公益林補償政策，卻沒有實施天然林補償政策。但實際上天然林與公益林一樣，都是嚴禁采伐的。只不過現存的天然林往往地處高、遠、偏、險，而未被劃為生態公益林罷了。但林農們為增加收入、擴大造林，就必需要開辟新的土地進行造林，而國家對天然林的保護政策又不容質疑地擺在那里，因此十分矛盾。這實際也說明了當前天然林的保護政策是在犧牲林農利益的基礎上保護公眾利益的，理應進行補償。因此，建議國家對已經明令禁止、界線已經明確、生長保護良好的天然林參照生態公益林標準進行補償；而對立地條件良好、土質肥沃但只有一些殘次林的天然林放寬政策，允許進行開發造林，以求最佳效益。

(三)古樹名木保護管理上的問題古樹名木有的是屬集體所有，有的是屬個人所有。按當下保護政策，除國家級保護植物外，凡是直徑超過30厘米的野生樹木一律不得砍伐和采挖。許多農家房前屋后的樹木由于光照條件良好，土質也比較好，加之主人長期呵護，往往長勢良好，樹形優美，深得各中大城市園林綠化者的喜愛，因而近幾年價格不斷攀升，每一棵樹木都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但是按當前名木古樹的保護政策，那多數是不能采挖移栽的，因此許多農家便無法得到真實的利益，導致他們對古樹名木的保護、管理熱情大減，甚至出現了一些暗中采挖、破壞和清除幼苗的行為。事實上，如果每戶農家的房前屋后都能開發利用起來，種上幾株名貴的樹木，既美化了農村環境，在一定的時間后，也為農家積累了一筆不小的財富。而保護政策的存在，在現在部分古樹名木得到保護的同時，嚴重了影響新生名貴樹木的增加。從法律角度看，屬個人部分的古樹名木，按當今《物權法》規定，既然擁有所有權，便擁有處置權。國家從保護的角度取得了對古樹名木的處置權，理當對其所有權者進行補償。因此建議，國家對已經掛牌保護的古樹名木進行適當補償。而對一些并不十分特殊的野生樹木適當放寬經營政策，鼓勵農家全方位、見縫插針式地多栽種各類名貴樹木，既美化了農村環境，又美化了城市環境，同時還搞活、拓寬了林業經濟。

三、林業扶持政策上思考與建議

(一)對少數民族地區扶持上的問題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多數都是崇山峻嶺、艱苦邊遠的地方，經濟、文化特別是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按國家的民族政策，應當享有一定的扶持、優惠政策。但從當前的實際來看，每年上繳各項稅費的比例并未有所優惠，而每年下拔的各項資金、物質等也并未有所增加，甚至在林政管理政策上也未有更多一點的自。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地區要發展，需要許多方面的關心支持和照顧。因此建議，減免少數民族地區的各項林業稅費，減輕林農負擔，增加林農收入；加大少數民族地區的林業基礎設施投入，改良營林、資源保護等基礎條件，以更好地、更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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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型跨國公司自身優勢對我國的影響

1、融資能力強

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在融資方面具有渠道多、方式多等獨到優勢。大型跨國公司既可以使用公司體系內的內部資金，也可以在母國、東道國或第三國的資金市場上融資。大型跨國公司的融資方式有國際銀行信貸、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國際貿易融資以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融資。總之，大型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基礎、全球的分支機構和自身良好的信譽，以最佳的方式籌集到最低成本的資金。大型跨國公司強大的融資能力如果應用到其對我國分支機構的投資，則在本地融資有利于調動我國的儲蓄，在我國上市有利于我國的投資者直接分享其利益，最重要的還是非本地融資有利于擴大對我國的投資。

2、技術水平先進

一些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大型跨國公司向我國投資的速度明顯加快，同時，對我國的技術貢獻越來越大，成為新產品和新技術的重要提供者，主要表現為：在高新技術產業的增加值中約占55％，申請的發明專利約占高新技術產業申請專利數的2／3，在高新產品出口額中約占81％，在高新技術產業利潤額中約占79％。據統計，多數大型跨國公司提供了其最先進和比較先進的產品和技術，多數企業提供了填補我國國內空白的技術，使用一般技術的很少。

3、研究開發本土化

與中小型跨國公司不同，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具有長期性，而且后備力量雄厚。近年來，他們在我國建立的研發機構增加較快。到2001年8月底，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的獨立研發機構至少有100家，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訊、生物制藥、精細化工和運輸設備等先進行業。早期主要以適應型、專用型技術研發為主，最近兩年，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研發機構的檔次不斷提高，主要表現為：（1）研發機構規模較大，投入了較多的人力和物力資源。（2）研發的內容從適應型技術發展到基礎型和創新型技術。研發機構的增加說明了大型跨國公司高度重視我國市場，真正融入了我國經濟，成為我國經濟有機整體的一部分，同時，跨國公司把我國全面納入其全球網絡，加快了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步伐。

二、我國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必要性

1、融入國際分工的需要

在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國際分工也發生了變化，已經從產品分工過渡到要素分工，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也處于動態調整之中，根據比較優勢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全球產業結構開始了新一輪的動態調整。在這種環境下，我國要想加強融入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就必須加大引進大型跨國公司的力度，因為他們具有中小型跨國公司所沒有的優勢，而且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主體。我國以融入大型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體系為載體，不僅可以更快地參與到國際分工中去，而且可以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2、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大型跨國公司進入我國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出于長遠的戰略考慮。事實證明，具有長遠投資戰略的大型跨國公司要么較早進入我國，搶占先機，要么逐漸擴大其在我國的投資和經營規模。大型跨國公司于1993年提出建立投資性公司的要求，并從1994年開始建立了大量的投資性公司。這是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系統化、長期性投資和對其投資企業進行系統性管理的標志。大型跨國公司長遠的戰略方針和積極的態度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在特殊情況下，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有利于維護我國的經濟安全。

3、特殊社會責任的需要

由于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具有長期性，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具體承擔了以下幾方面的特殊社會責任：

（1）大型跨國公司致力于技術知識的傳播，積極參與東道國的信息、

科技和教育基礎設施項目，由于大型跨國公司面對全球激烈的競爭，要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把各種工序放到最有優勢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在此基礎上，只有提高各個工序的比較優勢，才能進一步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

（2）大型跨國公司在人力資源的培養和管理上承擔了較多的社會責任，這是因為企業當地化趨勢加強，全球競爭加劇，人才成為獲得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3）大型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經濟安全與穩定負有特殊的社會責任，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各個國家、各個企業處于相互聯系之中，當東道國的經濟安全與穩定受到威脅時，跨國公司本身的利益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4）大型跨國公司對改善東道國的環境質量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是由于產品的國際環境標準越來越高，世界對環境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

4、外資政策的需要

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一般都以最具競爭力的核心業務、拳頭產品先進入我國，然后，其他業務和產品跟進，形成全部或大部分業務進入我國的投資局面。這樣的行為方式與我國的引資政策具有一致性：

（l）現有企業向上下游產品和相關產業延伸。大型跨國公司以單個項目進入我國，在我國運行一段時間后，對我國的投資前景看好，就會產生新的投資，企業規模越大，增資的規模就越大。這與我國的引資政策要求擴大引資規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推出新的產品和技術。隨著大型跨國公司的不斷增加，其在我國市場上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我國市場潛力巨大，為了獲得這一市場，許多企業不得不主動加快產品和技術的更新速度，從而保持和獲得競爭優勢，這與我國的引資政策要求提高引資質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本地采購增加，也與我國的引資政策要求提高國產含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5、綜合能力的需要

隨著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我國利用外資已不僅僅是利用資本本身，更重要的是利用外資所帶來的外部和內部效應。與中小型跨國公司相比，大型跨國公司的進人，不僅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新型的管理模式和科學的組織形式，還帶來了全新的市場經濟觀念，對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和提高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大型跨國公司主動或者不自覺的行為，不僅與我國的外資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政策具有高度的內在一致性，而且可以加快我國融入國際分工的速度，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三、積極引進大型跨國公司的對策

1、引資方式問題-拓展外商投資渠道，大力引進并購投資方式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大型跨國公司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需對其企業具有絕對或相對的支配權和控股權，同時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科技、產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縮短，大型跨國公司更傾向于以并購的方式進行投資。只有緊跟國際潮流，才能達到最大的引資效果，才能把大型跨國公司引到我國來。跨國并購作為國際上通行的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有其自身的優勢，跨國并購能使產權多元化，有利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國企改革。進行跨國并購的多是一些有實力的大公司，有助于改善企業的經營效率。另一方面，大型跨國公司并購我國企業以后，就成為外商獨資或控股企業了，最終都是外商企業，只是實現形式不同。并購不僅引進了外資，而且有利于國有企業的改造、重組，對外資達到了雙重利用的效果，對我國十分有利。

面對各國對外資的激烈爭奪，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借鑒國際并購的經驗和做法，結合我國經濟體制的特點和企業的具體情況，加緊完善和制定外商以并購方式投資的可操作性政策和規定，鼓勵大型跨國公司通過受讓股權、買斷資產等不同方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

2、引資環境問題-以改善外商投資軟環境為重點

大型跨國公司由于其目標利益具有長遠性，因此格外注重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市場規模和政策的穩定性與透明度等對其長遠經營活動影響較大的因素。對東道國的優惠政策他們卻缺乏興趣，因為一般說來優惠政策越多，東道國政策的穩定性和透明度越差，越不利于他們的發展。針對這一問題，為了吸引大型跨國公司，我國應以改善外商投資軟環境為重點，努力為外商投資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

（l）完善政策環境和法律法規環境

我國政府應不斷完善關于外商投資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環境，如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鼓勵外商到西部地區投資，并根據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清理有關利用外資的法律法規，在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清理、修訂的同時，要特別注重保持外商投資法律的相對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努力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2）維護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

我國政府應打破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執法力度，打擊侵權盜版行為，堅決制止對外商投資企業亂收費。亂檢查等行為，進一步完善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制度，依法保護外商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3）進一步簡化政府審批程序，改善行政環境

我國應該加快政府職能和工作方式的轉變，依據合理性、有效性、公開性和責任性等原則，進一步簡化外資審批程序，實施規范化、標準化的審批制度，簡化立項、可行性研究報告、合同、章程的審批，增強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法制觀念，減少隨意性，做到公開、公正、透明，努力建設廉潔、務實、高效的政府，不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努力為外商創造良好的行政環境。

（4）減少貿易保護，降低與外資有關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入世后，我國的經濟活動已經納入到國際市場中，我國的經濟利益將進行重新整合，跨國公司的投資也將面對這種利益的整合而重新定位，加快某些特定產業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步伐，這不僅有利于吸引效率尋找型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減少市場、資源尋找型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提高引資的質量，而且也符合世貿組織減少貿易保護，降低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要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定行業里（例如汽車行業），由于占主導地位的幾乎是外資企業，這樣受到保護的是外資企業，并不是我國的內資企業，保護也就發生了錯位。在這樣的行業里減少保護，對我國來講具有上述雙重意義。

（5）培育我國的要素優勢，為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做好準備

培育我國的要素優勢主要有兩種：一是勞動力優勢，我國雖然人口眾多，但是技能性勞動力缺乏，符合外商要求的高級技術人員更是緊缺。只有加大科教投資，通過各種形式對有關人員進行培訓，才能解決這一問題；二是企業優勢，企業優勢是建立在勞動力優勢基礎之上的。我國企業只有符合大型跨國公司的要求以后，才能融入其分工體系，才能吸引更多的與之相關的實施全球戰略大型跨國公司的進人，才能形成吸引大型跨國公司進入的聚集效應。

3、引資領域問題-加大服務業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服務貿易領域在吸引外商投資中的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我國應真正擴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不斷完善服務貿易領域的法律法規，建立統一規范的市場準入制度，鼓勵引進國外服務業的現代化理念和技術手段，改善我國服務業結構，提高我國服務業的水平。隨著服務業開放廣度和深度的加大，國內法律環境的改善，服務行業、制造行業等各種行業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都將達到一個階段。

四、適度控制大型跨國公司的政策

由于大型跨國公司實力雄厚，有可能在我國市場上形成壟斷，會對我國的內資企業、現有市場結構、國家經濟安全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國在積極引進大型跨國公司的同時，還應對其進行適度限制。對大型跨國公司適度控制的最好辦法是建立和維護市場的有效競爭，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

1、大型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

雖然大型跨國公司有較強的競爭力，但是，國內企業也有一定的優勢，特別是在家用電器等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其中紡織行業是國內企業的主導產業，使得大型跨國公司只能以新產品、低價格、零利潤的方式生存。但是，國內企業總體上處于明顯的劣勢。所以，要想利用這種方式，就必須培育自己的企業，也就是說，要與國有企業的改革緊緊聯系在一起。

2、外來大型跨國公司之間的直接競爭

在一些資金和技術壁壘很高的領域內，國內企業短期內還無法具備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產品領域中至少應引進兩家大型跨國公司，使不同大型跨國公司之間形成競爭，由原來的寡頭壟斷變成競爭壟斷，這時大型跨國公司的行為就會大不相同。所以，引入的大型跨國公司要多元化，不僅是同一項目的企業數目不要單一，而且在項目上也要多元化，不能只集中于某個產業，這對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利。大型跨國公司的地區來源也要多元化，不要過分集中于某國，這樣容易產生對某國的依賴性，加大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不利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3、外來大型跨國公司之間的間接競爭

篇6

在這個科學技術發達，信息技術不斷發展的的時代，隨著教育的不斷改革與發展，高校普遍把多媒體技術應用于教學中。實踐中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廣受學生和老師的歡迎，有著其自身獨特的優勢和特點。首先，教學內容豐富，拓展了大學生的認知廣度與深度。多媒體教學的一個顯著優勢是能通過畫面和超鏈接等手段把教學內容直觀、形象、生動地展現給學生，這樣教師不但能節省大量書寫時間，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學生不易理解的地方，從而提高學生的接收和理解程度，使課堂簡單化、效率化，同時恰當地在教學中引入相關的課外知識和熱點、焦點問題，擴展學生的知識和閱歷，提高其人文素養和道德修養，促進全面發展。其次，生動直觀，激發大學生的學習興趣。多媒體教學一改傳統課堂的枯燥與乏味，用精彩的畫面和悅耳的聲音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愿意主動學習和接收所學知識，一定程度上讓學生從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在這樣一個輕松、有趣、和諧的學習環境中，學生通過視、聽、說等各種感官來學習，更容易吸收和消化所學內容，課堂教學變得直觀、生動和有趣。最后，課件精煉，提升了教師教學的能力。在多媒體教學中，教師不但要具備較高的教學技巧和水平，還要具備一定的計算機操作能力。首先，在備課時，教師要掌握、吃透教材，認真鉆研教學大綱，明確教學重難點，并充分考慮學生的心理特點和接受能力，從而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其次，在制作課件時，教師要追蹤最新研究學術成果，精選素材，注意課件的技術水平、內容的精簡度、畫面及顏色的正確搭配等，制作出易于理解、精煉、生動形象的課件；最后，在教學中，教師要注意對重難點的講解和分析，恰當地把課件和講解結合，并注重與學生的課堂交流。由此可見，新興的教學模式對教師的教學水平有著很高的要求，反過來看，多媒體教學也能促進教師提高教學水平。但是隨著多媒體技術在高校的不斷推廣與運用，其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出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出現教師過分依賴多媒體技術，只是一味地照著課件念，一味地將信息灌輸給學生，教師成了播音員或講解員，全然不顧學生的理解和吸收程度，不顧與學生的交流。而學生則因課件的快速播放而手忙腳亂，只忙著埋頭抄筆記，因老師的“播音”和忽視對教學內容掌握不夠。此外，學生因可通過多媒體獲取現成知識，而產生學習的惰性，不愿思考和想象，不愿鞏固和消化課堂內容，從而又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和思考的發展空間。長此以往，學生不懂的內容會越來越多，思維和想象力的發展也會長期被限制。這樣一來，多媒體教學使教學由傳統的“人—人”模式轉變為“人—機”或“人—機—人”模式。因此，反思多媒體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應用狀況，并在此基礎上探索一個能更好使用多媒體的途徑顯得極為迫切。

二、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的異化

多媒體教學的異化，是指由于對多媒體教學手段與目的辯證關系理解的偏差，不能充分發揮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有利優勢，多媒體手段的運用與教學內容的合理性和科學性不能充分結合的一種相反狀態。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的異化，是指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由于對多媒體技術的不當運用，使教學效果和所預想的走向反方向，違背教學一般要求的情況。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的異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教學效果異化。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一些老師對多媒體的引用反而使教學效果異化。教學課件一味地強調色彩、動畫、文字、技術，而忽視了教學內容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導致學生過多地被這些花哨的形式吸引，卻忽視教學內容；在課堂中，教師只是一張一張的把大段的文字和形式展示給學生，不能在展示課件的同時，加以恰當地講解和說明，不能將教學思維融入課件中，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沒有與學生的適當交流，這樣一來，學生只能接收感性知識和表層化的信息，不能完全的把握和接收教學內容；而另一方面，對學生來說，課件播放過快，讓人目不暇接，學生只能忙著埋頭抄筆記，無法正確處理聽講與記筆記的關系，形成理解與聽講阻斷，課上對所學知識一知半解，課后對所抄內容無法理解，從而無法復習和鞏固，更不用說有自己的思考和想象。這樣，學生沒有理解和消化所學內容，只有著表層化、瞬間化、碎片化的認識，久而久之，學生的疑問會越來越多，對學習也越來越缺乏興趣。

第二，重多媒體課件演示，忽略了學生的思維培養。一些教師為了節約時間和精力，省去板書，把課本的內容大段大段的照搬到課件中，課件只是對課本的再現，沒有一個合理的、有邏輯的安排，在課堂中也只是一頁一頁的播放課件，一味地追求用直觀的圖片、音像、視頻和現有的文字去刺激學生的感官、吸引學生的注意，減少了生動的講解，以及和學生的溝通。這樣一來，沒有教師的激發與引導，學生在這些現成的內容面前，只專注于視聽，只一味地接收信息，形成懶得動腦思考和分析的壞習慣，最終喪失抽象思維能力和邏輯分析能力。

第三，過多運用多媒體課件，導致教師主導地位缺失。在多媒體技術的引入上，很多老師對其產生了嚴重的認識誤區，過分強調如何把幻燈片做得漂亮、生動、形象以吸引學生的眼球和興趣，卻忽略了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在課堂中完全依賴課件，忙于操作相關設備，沒有引導學生參與學習，沒有發揮其對學生的主導作用。學生則“坐享其成”，被動地接受著教師和課件的灌輸，沒有參與教學中，沒有主動學習，其個性的、獨立的、主體的學習沒有得到展開。

第四，媒體課件的制作水平參差不齊。作為多媒體教學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教師對多媒體技術的掌握及使用程度影響著多媒體技術在教學中的使用情況，關系到整堂課的教學質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很多教師對多媒體技術還沒有熟稔的掌握，只會一些簡單的操作，因此課件制作水平還很低，只是簡單地把課本上的內容復制和羅列到屏幕上，或是插一些不相關的圖片和視頻，課件僅僅是代替了黑板。還有一些老師雖具備一定的多媒體技術，但是思想不夠解放，創新意識不強，只是過分地追求形式，沒有對已有資源進行取舍和利用，課件花哨，信息量卻不高，價值不大。

第五，異化還表現在多媒體教學與傳統教學的沖突上。在多媒體教學與傳統教學的使用上，一直有兩種比較片面的、偏激的觀點。一種認為多媒體手段在教學中不適用，把多媒體教學的不足過分放大，認為多媒體教學的使用不斷打斷教師的思路，同時又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并且它使得教學變得松散、膚淺，讓老師和學生在課堂中產生懶惰的心理。這種觀點的持有者主要是中老年教師，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在思想上排斥多媒體教學，以阻止多媒體教學對他們傳統教學方式的威脅；而反過來，很多青年教師則過分強調多媒體教學的優勢，認為多媒體教學不僅能在教學中減少自己的勞動，還能使課堂新穎化、現代化、潮流化，而傳統教學則是無趣的、乏味的、落伍的，因此，完全忽視傳統教學手段在教學中的運用。也有對多媒體教學和傳統教學同樣重視的老師，但是，他們還是無法轉換教學觀念，在教學實踐中存在著不能將傳統教學手段與多媒體教學手段相結合的問題，把課堂從“人—人”的灌輸變為機器的灌輸。

三、多元路徑：思想政治理論課多媒體教學的完善

面對多媒體技術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中運用的異化問題，如何優化、完善多媒體教學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第一，合理運用多媒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豐富，教師要選擇最合理、最有利的教學方法來教學。在對媒體技術的選擇上，教師要有一個理性的思考。多媒體技術并不適用于每一節課，它的濫用只會使教學效果本末倒置。因此，教師要根據本堂課的目標、要求及學生現有的水平等因素來決定是采用多媒體教學模式還是傳統教學模式。在使用多媒體的過程中，也要注重講授方法的合理性，充分展現多媒體教學的長處。教師首先要恰當設計教學流程。要熟悉教材，把握教學內容、目標、大綱及教學重難點，在掌握教學內容的基礎上合理設計教學流程和教學方式，把講解與課件展示、板書及課堂交流等環節相結合，使得教學流暢、緊湊；準確把握教學節奏。教師要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及理解能力調節教學節奏，改變學生埋頭抄筆記而忽略教學內容的狀況，必要的時候，可給學生思考的時間，讓學生參與教學中，在老師的指導下掌握所學內容；合理使用多種教學手段。

第二，加大對學生思維的培養。在教學中，教師不能一味地追求對學生感官的刺激和興趣的引導，只注重多媒體課件在制作上的精美化和有趣化，全然不注重講授的技巧和作用。在教學中使用多媒體技術只是一種教學方法，是為了讓教學更為生動、更為容易理解。教師要在熟悉教材的情況下，結合自己的教學風格，巧妙地運用媒體技術來吸引學生注意力和學習興趣的同時，還要充分發揮講課技巧和方法，把課件與講授相結合，以自身的魅力來帶動學生進行學習和思考，讓學生主學習和動腦，培養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分析能力。

第三，明確師生在教學中的處境。教學是一個教師“教”和學生“學”的過程，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主導學生學習，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要主動學習，這樣把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地位相結合的課堂才是一節好的課堂。在教學中，教師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導作用：在教學過程中，把多媒體課件與講授相結合，同時，設計提問、討論等環節，鼓勵、調動學生參與教學中，引導學生學習、接受新知識，啟發學生多角度、多層面的思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學生也要發揮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學會主動學習，積極參與教學環節，善于動腦思考，對在課堂中沒有完全理解的內容，要勇于探究和思考，敢于問問題，做到不懂就問，此外，還要不斷鞏固所學內容，達到進一步的、更深刻的理解。

篇7

虛擬實踐教學是傳統實踐教學的領域拓展。盡管思政課實踐教學改革實施多年，但是，對何謂實踐教學的認知依然見仁見智。黃蓉生等人將其歸納為五種主要看法，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內涵界定:思想政治理論課社會實踐教學環節，是由課堂實踐教學和社會實踐教學組成的、以實踐為中介、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建設和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內容與形式有機結合的、以研究性學習為橋梁、把大學生的動腦思考與動手實踐相互聯接的以知識和方法為紐帶的教學過程的總和。具體的實踐方法包括“社會調查”“觀察體驗”“宣傳教育”“榜樣示范”“親自體驗”“比較分析”“思想轉化”等。很顯然，這個界定把實踐教學看作一個涵蓋課堂實踐教學與課外實踐教學的教學過程，突出了實踐環節動腦與動手結合、進行研究性學習的特點，強調了課程建設與實踐環節的有機結合，很好地概括和揭示了實踐教學的構成與特點。應該肯定，這是一個合理性、適用性都很高的看法，對于本課題組界定虛擬實踐教學的內涵具有極大啟發和借鑒意義。不過，其不足之處也是明顯的。第一，過于寬泛，不夠嚴格。在我們看來，作為“第二課堂”的社會實踐是大學生以社會為師、向社會學習的過程，其操作流程和實施原則不同于和課堂教學連接緊密的實踐教學。所以，不宜并入實踐教學環節。同時，這種看法將“宣傳教育”“思想轉化”也看成實踐教學的實施方法，明顯超出了自己的界定，模糊了實踐教學與理論宣傳的界限。第二，對網絡環境下的虛擬實踐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在我們看來，應當從嚴格意義上，即與理論教學直接聯通的意義上界定實踐教學。概括地講，所謂思政課實踐教學，就是學生在預定目標牽引下，運用世界觀、方法論，獨立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理論焦點問題的一種研究性學習活動。第一，它是思政課整體教學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思政課的傳統形象是清一色“滿堂灌”、教師單一主體的理論講解，當下思政課教學的基本樣式則是“課堂教學+實踐教學”。第二，它與課堂教學是一種“分工協作”關系。課堂教學偏重于知識習得，實踐教學強調知識運用，共同服務于塑造大學生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根本目的。第三，它更加突出學生的學習主體性。課堂教學的主角是教師，實踐教學的主角則是學生。當然，實踐教學也需要教師的設計和引導，但是，教師只是導演，實踐教學的效果與成敗關鍵在于學生積極性的發揮。思政課虛擬實踐教學，是傳統實踐教學的拓展和深化，它開辟了新的空間、拓展了新的形式，將實踐教學引入了一個網上實踐與網下實踐、現實實踐與虛擬實踐交互影響、良性互動的新境界。其活動展開的空間是網絡世界、虛擬空間;其活動的展開和完成需要實踐主體具備一定的電腦操作技術和能力;其成果的呈現不再是傳統的紙質形式，而是寓時效性、思想性和藝術性于一體的多媒體作品。思政課虛擬實踐教學區別于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一種新的發展形態，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指網絡環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具體說，它是“在了解計算機網絡和多媒體知識，掌握現代傳播技術基礎上，通過制作、傳播和控制網絡信息，引導網民(或受眾)在全面客觀地接觸信息的基礎上，選擇吸收正確的信息，從而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主渠道教育之外的另一種教育形式，它通過校園網絡文化建設、網絡社區、師生網絡互動、易班(E-Class)、網絡化的日常管理和交流互動等形式，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目的。它主要由學校的特定職能部門(宣傳部、團委、學生會等部門)和特定人員(主要是輔導員)來組織實施和完成。與之不同，作為思政課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虛擬實踐教學是由思政課的任課教師基于思政課實踐教學的基本規律，制定詳細的實踐教學計劃和流程，通過激發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和能動性，依托網絡平成擬定的虛擬實踐教學任務。任課教師基于學生提交實踐成果的形式(主要有電子書、網站、網頁、視頻、電子報等形式)和質量給予合理的評價，并最終納入整個課程的總成績。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網絡伸展到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網絡參與人以年輕人居多，在大學生中尤為盛行，是吸引大學生的文化、生活陣地。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指出:“電腦網絡的建立與普及即將徹底改變人類生存及生活模式，而控制與掌握網絡的人就是人類未來命運的主宰，誰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網絡，誰將擁有整個世界。”因此，大學生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們不僅要意識到網絡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而且要主動進入網絡，了解網絡的特性，由一個游弋于網絡外的關注者迅速變成網絡運用操作的使用者。因此，高校的思政課教學必須滲透到網絡空間中，充分利用網絡空間陣地，建立思政課的教學網站，著力創建大學生思政課校園網絡實踐教學平臺。虛擬實踐教學就是這一探索的初步結晶。通過這一形式可以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理論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能動性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特征之一，反映和標志著實踐活動的“屬人性”特點。人正是通過實踐證明著自己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動物僅僅利用外部，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虛擬實踐比現實中實踐具有更大的能動性。由于網絡空間是人的創造物，是全然的人工自然，人對其擺脫了天然自然的不可預測的客觀必然性的制約，因此相比較而言，人在其中比在純客觀的物理的自然中擁有了更大的能動性，而且其電子的瞬時的反饋性和動態性又使這種能動性如虎添翼。此外超文本的流動性使人的思維處于激活狀態，也為主體的能動性奠定了基礎。在虛擬實踐中，大學生主體可以突破現實社會中的性別、身份、地位等的限制，因而可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這也是其能動性的表現。而且由于主體的匿名性和實踐范圍的全球性，很難有某個外在的力量來支配主體的實踐，也難使主體成為受外界力量任意擺布而無力掌管自己命運的木偶或奴仆，主體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可以支配自己的實踐，因而更利于能動性的發揮。在思政課中實施虛擬實踐教學，正是充分利用了大學生的這種虛擬主體身份，也正是通過這一嶄新的實踐平臺，大學生學習思政課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二、虛擬實踐教學的支持系統

根據我們的研究，虛擬實踐教學的支持系統至少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教學管理規范。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作為探索性改革舉措，虛擬實踐教學能否取得實效，關鍵在于教學管理是否規范、合理。為避免流于形式，應當從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訂制規范，加強對教師和學生的管理。我們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課前制定并動態完善教學計劃。將“分析社會問題和網絡現象、培養提升學生辯證思維能力”作為教學目的，明確實踐類型和具體形式的內涵與要求，同時為學生推薦參考選題、學習網站。該計劃在開課第一周即公告全體學生。二是制定以過程考核為主的教學文件，包括“基本原理概論實踐作業要求和評分標準”“基本原理概論虛擬實踐教學手冊”“基本原理概論期末免考細則(修訂版)”“上海政法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虛擬實踐作品比賽評分標準”等。貫穿其中的基本理念是“過程管理”“過程考核”，突出之點就是將實踐教學的成績作為重要指標納入課程總成績，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參與積極性。三是做好教學總結和檔案整理。通過舉辦大賽和實行期末免考，讓優秀學生脫穎而出;對于實踐作業、實踐手冊和獲獎作品，及時進行分類整理，遴選部分作品刻錄光盤，作為資料長久保存。同時，進行教學總結和研究，不斷探索實踐教學規律，為下一輪教學提供支撐。其次，虛擬實踐教學考評體系。考評應當做到兩個結合:過程與結果結合、思想性與技術性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具體包括:一是分類考評。校外、課外的“虛擬實踐教學”具有分散性特點，應以結果考評為主，輔之以過程管理。校內、課內“虛擬實踐教學”具有一定可控性，尤其是課內“虛擬實踐教學”集中性則更高，應當堅持過程考評為主，輔之以結果考評。二是考評指標要體現思想性與技術性相結合原則。學生提交的“虛擬實踐教學”作業，擺在第一位的是思想性，包括內容的科學性、學術性、創新性，同時還要考核其技術含量，如技術難易程度、操作的便利性等，當然還有信息量大小、資源類型的豐富性等因素。三是考評主體應當是學生互評和教師考評二者結合。由于學生是“虛擬實踐教學”活動主體，讓那些選取同一類型虛擬實踐的同學之間互相評價，既可以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又便于互相促進，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考評環節的實踐教學。又次，建設虛擬實踐教學資源庫。該資源庫不同于思政教育與研究專業網站，也不同于思政課網上課程中心，而是直接服務于課內、校內管理可控式“虛擬實踐教學”需要的一種新型資源庫。建設時應堅持以下原則:一是使用的便利性，既可以供課堂教學師生共用，也可供學生在校內任何一個網絡接口連接使用，同時也可以在不同模塊之間切換。二是共建共享性。本資源庫由師生共同開發，共同使用;共建的過程也是實踐教學的一種形式。三是實踐性，即便于師生、尤其是學生開展網絡調研型、問題研究型虛擬實踐活動(另外兩種不適宜在校內或課內完成)，而不是簡單地瀏覽信息。在內容構成上，資源庫應當包括兩個層次:一是集成單元庫，包括微教學單元、網絡經典案例庫、經典問題庫等等。本庫的功能是為師生選定虛擬實踐教學的具體問題提供幫助。在設計上，宜采用模塊化集成的方式排列，即以課程內容的若干微教學單元為軸心和統領，配置相應的案例庫和問題庫，并適時更新、補充。二是基礎素材庫，包括文本庫、圖形圖像庫、動畫庫、音頻庫、視頻庫、參考資料庫、相關網址等。本庫的作用是提供開展虛擬實踐教學所需資料、完成實踐作品必備的素材，在資料的搜集與更新上，動態對應于集成單元庫的需要。

三、虛擬實踐教學的育人功能

篇8

傳統歷史成本會計是指以歷史成本作為資產計價依據的會計實務。傳統會計有兩個理論問題：

（1）費用的確認標準問題

佩頓和利特爾頓認為：費用是對努力所作的計量，收入是對成就所作的計量。其差額就是收益，是對企業所獲得成就或經營管理成果所作的計量。費用表現為企業資產的減少，或企業負債的增加，費用的確認稱為費用的配比。傳統會計所應用的費用配比原則包括以下三項確認規則：①聯系因果關系確認費用；②系統地和合理地分配費用；③成本發生時立即確認費用。第一項規則認為，費用確認的最理想的辦法，是找出收入和費用的相互關系，即費用的發生是與產生某一個會計期的營業收入相關聯。對第一項規則不能完全規定的其它費用，在第二項規則中提出兩種選擇：①在以后的各會計期中，將成本合理地和系統地分配為費用；②當成本發生時立即確認為費用。在現實情況下不可能采用第一、二兩項費用確認規則時，可采用立即確認的第三項規則。

（2）資產的確認標準問題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闡述資產的確認必須具備三個標準：①有可能提供未來經濟效益；②必須為企業單位所擁有或控制；③必須可以用貨幣進行計量。

美國會計學家布諾默特，在1970年的《會計師雜志》上發表文章說：“在公司年度報告的總經理致辭中，通常有這樣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我們的全體員工是最重要最寶貴的財富。’但是隨著這一致辭之后，人們不禁要問：作為最重要最寶貴的公司人力資本為什么沒有反映在報告中，它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這是對傳統會計較早的質疑。傳統會計觀念僅承認實物資本而不承認人力資本，會計人員在會計帳簿和會計報表所記錄和反映的也是實物資本，而不包括人力資本。直至60年代初期，會計學家才開始研究人力資本問題，以修正傳統會計中的有關缺陷。

二、人力資源會計對傳統會計的修正分析

人力資源會計或稱人力資產會計，按美國會計學會人力資源會計委員會定義為：“人力資源會計是鑒別和計量人力資源數據的一種會計程序和方法，其目的是將企業人力資源變化的信息，提供給企業和外界有關人士使用。”美國人力資源會計學家埃里克·弗蘭霍爾茨認為：“人力資源會計是把人力資源成本和價值作為組織的資源進行計量和報告”的活動。前一概念指出了人力資源會計的核算對象、核算方法和核算目標；后一概念指出了人力資源會計的核算內容和核算空間。自1964年美國赫曼森教授在《人力資源會計》中提出人力資源會計觀念以來，國際會計學界為人力資源會計的發展作出了許多貢獻，并對使用數百年的傳統會計作出以下修正：

（1）修正傳統會計對成本和費用的界限

在傳統會計中將花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支出作為一項費用來處理，可能使企業花費大量貨幣支出而獲得的人力資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因為在人力資源費用化的條件下，是基于短期成本節約觀念的設想，即假定在人力資源損耗的情況下，短期內可能產生超額利潤。因而片面地強調節約人工成本，而不注重人力投資。但正確地計量人力資源，把人力資源支出作為一項資產，將其作為一項投資，列入資本性支出，才可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生產經營決策。根據是：

首先，作為人力資源載體的人，本身不是會計資產，其資產性在于他具有取得未來收益能力的潛力，這種潛力是通過在人身上的投資而使人力資源的素質提高和生產能力增強體現出來，這種潛力的價值可以認為是資產。作為資產處理的并不是作為人力資源載體的人本身，而是提供未來經濟效益的服務能力和潛力所付出的人力資源投資構成的會計資產。由于這種人力資源投資是在作為人力資源載體的人身上發生，人只是會計資產的一種表現形式，僅能稱之為“名義資產”，只不過該名義資產與實質上由投資而形成的會計的真實資產不能截然分開，才用“人力資產”這一術語而已。以人為載體的人力資源與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共同構成生產力三要素，無疑是企業的具有未來服務潛力的經濟資源，是符合第一項確認標準的。

其次，人力資源最根本的所有權屬于人本身，人身具有自由的權力，有權接受或辭去企業的聘雇。但當某一勞動者被企業聘用時，由于勞動用工合同或契約約束，該項人力資源即被企業擁有或控制。因為勞動者為企業服務，企業要向勞動者支付工資等費用，這實質上也意味著企業擁有和控制了人力資源的使用權，并且有權以一定的方式來影響為企業取得經濟效益，發揮其服務潛力。可見，人力資源也符合資產的第二項確認標準。

最后，企業花費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如招聘費、培訓費、保險費、工資及福利費等各項支出是以貨幣形式反映的。由于傳統會計長期對人力資源不進行價值確認，不進行貨幣計量與報告，造成企業管理方面不僅低估了取得與開發人力資源所需要的投資，而且低估了人力資源本身的價值，從而給企業造成經濟上乃至其他方面的巨大損失。從這個層面上說，人力資源也符合資產的第三項確認標準。

綜上所述，企業在人力資源的載體——人身上的投資是企業付出的可以用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的預期投資，是可以取得預期收益的能力，是企業可以控制和使用的，顯然可以定義為會計資產。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將人力資源投資作為產生未來經濟效益的資產來計列，可以使會計適應社會經濟環境的新變化，向企業內部和外界有關人士提供更為有用的會計信息。

（2）修正企業內外人士對企業收益的預期

人力資源會計的基本內容可以歸納為兩點：①將有助于獲得未來收益的職工培訓支出和衛生保健、失業保險等支出作為投資，增列企業資產價值，并將企業人力資源投資分攤于每一職工；②當職工遣散或退休，分攤于每一職工的投資額就轉為費用而注銷，在傳統會計下，由于將人力資源支出作為一項費用，在迅速增加人力資源投資的狀況下，就會低估企業收益，但在人力資源損耗階段卻往往表現為超額的企業收益，這顯然與事實不符。美國西奧多·舒爾茨教授在《人力資本投資》演說中認為：“人類的未來沒有盡頭。人類的未來并不取決于空間、能源和耕地，而將取決于人類智力的開發。”世界企業興衰史也已證明，企業經濟效益的好壞更多地取決于每一職工，每一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業務水平的高低，知識結構的優劣，工作經驗的多寡等，而這些都需要企業在招聘、培訓、維護等階段投入大量資金。如果將上述投入僅僅作為費用確認，而不是能為企業帶來未來收益的資產，則企業投資者和經營人員，必然會為降低這些支出而努力，這將不利于企業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如將人力資源方面的支出作為一項投資計列入企業資產帳戶，企業當局認識到現在投入一定量的資金在人力資源上，將會為企業帶來超過該項投資的未來收益，甚至超過投資。

（3）修正傳統會計的影響范圍

篇9

一、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有機統一

歷史決定論在論證社會歷史的發展有確定不移的規律和趨勢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對偶然性的歷史作用高度重視并進行了深入研究。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話，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社會歷史“發展的加速或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

歷史決定論認為，研究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首先要承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由眾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生產力，又有生產關系；既有經濟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體方面的因素，又有主體方面的因素。各種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出種種難以預料的隨機性、偶然性，而歷史必然性作為一種總的趨勢就在這些隨機性、偶然性中跳躍、閃現。正是這種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有機統一，使得社會歷史呈現出豐富多彩、絢麗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就包含著這種理解。“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由許多不同的主體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價值取向去改造歷史客體的活動匯合而成的。每個主體的需要、動機、目的和施展出來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這種合力對于每個主體來說似乎是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和必然趨勢。在合力論中，最終的結果表現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而許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單個人的活動則表現為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它們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得豐富多彩，紛繁復雜。

其次，研究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必須對歷史事件作較長時間的、足夠充分的歷時性考察，或對較多同類歷史事件作共時性比較。社會歷史規律的實現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它表現為一種趨勢，一種最終的必然性。僅僅分析和考察一個歷史事件或僅僅局限于某一短暫的歷史時期，往往無法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即歷史必然性，甚至還會被假象所迷惑。這也是許多理論家否認社會歷史規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一種最終的要求，而不是每時每刻的現實。必須適應是在長時間的不適應之后實現的。如果在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聯系時，局限于某一短暫歷史時期，往往會更多地注意到上層建筑的作用，特別是在歷史進入世界歷史之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還受到國際環境的巨大影響，在既定生產力基礎上可能建立的生產關系具有相當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時間足夠長、范圍足夠廣，經過比較、分析，我們才能發現上層建筑的正作用和負作用、國際環境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在原則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聯系。

再如，價值決定價格的規律，并不是說價格在任何一個個別場合都與價值是一致的，而是指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看，在總的平均數中，價格近似地符合價值。“規律性只能表現為平均的、社會的、普遍的規律性，至于個別偏差情形則會相互抵銷。”

各種歷史事件都是由眾多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們之間發生的交互作用更為復雜多樣，這就使得歷史事件呈現出種種偶然性。但是，在這眾多因素中，又存在著基本的、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方面，它使歷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對社會歷史現象的考察，范圍越小，時間越短，就會發現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圍越大，時間越長，就越容易觀察到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經典作家對上述情況給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范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同經濟發展的軸線接近于平行。”

最后，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為補充的。純粹的歷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邏輯之中，它是在各種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現出來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表現和補充。所以，黑格爾說：“例外的東西證實了常例”。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并沒有否定人們在現實中進行選擇的主動性和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規律不具有直接現實性，不是既成事實，而只是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它不是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之前或之外的某種先在之物，預成之物。恩格斯在談到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的實質時指出：“它們全都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們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規律同時起的作用打亂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們作為概念的特性。”列寧也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

以波普爾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學家認為，社會歷史不存在普適性和重復性的規律，只有根據統計規律可能算出的趨勢，而“規律和趨勢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而在新康德主義者李凱爾特、施塔姆列爾等人的著作中，“趨勢”被描繪成完全不確定的、模糊的、主要與偶然性相聯系的發展過程。把趨勢和規律絕對對立起來，從而否認對社會歷史作出預測的可能性，這是根本錯誤的。

把握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系，在認識和處理具體的歷史事件時，就可以讓我們充分考慮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機遇，有效地進行主體選擇。同時，又可以把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確定自己行動的目標、方向，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二、單義決定論的線性相互作用與或然決定論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

社會歷史規律不是某種預成的、前定的東西，而是在人們的實踐活動中生成的，是主客體相互作用、雙向運動的結果，是客體條件制約與主體對客體條件超越的統一所體現出來的趨勢。一方面，規律表現出客體條件對人的活動的制約，人們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人的創造活動不能違背條件的制約及條件自身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規律表現出人的歷史活動的主體選擇性、創造性和歷史超越性。

客體條件制約著主體活動，制約著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趨勢。但是，這種制約不是嚴格的單義決定論，它給人們的活動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來的單一的、別無選擇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種可能性組成的可能性空間。在這一可能性空間中，究竟哪一種可能性得以實現，這取決于主體的自覺選擇，取決于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一定的客體條件，總是為人們的活動規定出相應的可能性空間。客體條件作出的規定，既具有消極的含義，又具有積極的含義，就其消極含義來說，一定的客體條件總是限定著人的活動；就其積極含義來說，一定的客體條件提供了主體活動的條件和基礎，使人們能在特定的條件下進行創造性活動。

在客體條件規定的可能性空間中，主體能進行有目的性的選擇和創造活動，并不斷通過創造性活動而超越已有的客體條件，創造新的客體條件，創造出歷史發展的新的可能性。過去并不能完全決定現在，現在也并不能完全決定將來。因為客體條件雖然是人活動的基礎，但并不嚴格地限制人的活動。很顯然在同樣的客體條件下，不同的人會從事不同的活動，在不同的客體條件下，人們也可能從事同樣的活動。因此，客體條件的制約只是為人的選擇和創造規定了一定的范圍，超出了這個范圍，就違背了客體的發展規律，人的活動就失去了基礎。而在這個范圍內，人則能充分發揮主體選擇性和創造性。因而在同樣或相似的條件下，不同的人、集團、民族或國家所從事的歷史活動，所選擇的發展道路以及他們活動的結果會有差異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由于不同國家和民族的具體特點，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在同一性質的經濟基礎上，不同國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點，建立起不同的政治體制，這都是主體選擇的結果。可見，客體條件雖然對主體有制約作用，但并不排斥主體的選擇和創造，而只是將選擇和創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

客體條件對主體活動的制約都是相對的。客體條件的制約不應理解成為為主體活動設置絕對不變、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應理解為一種條件性限制，即僅僅提供了從事活動的客觀條件。如果活動離開了條件作基礎，就不可能獲得成功，但是，沒提供條件并不等于給主體活動設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礙。主體在特定的條件下從事與之相適應的活動，但活動的結果卻不僅僅是客體條件的簡單再創造。相反，從總體上，人類每一次活動都要在一定的條件的基礎上進行，而每一次活動又都可能創造出新的客體條件。正因為如此，主體的歷史活動既受客體條件的限制，卻又可能超越條件的限制。這種超越，就是主體的歷史創造。

以上論述表明，承認客體條件對主體活動的制約并不必然否定主體的選擇性和創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體制約性為理由而將社會歷史規律與人的選擇性和創造性對立起來。因此，社會歷史規律與人的活動的統一，不應理解為規律預先獨立存在、人的活動只是實現規律的手段和工具，而應理解為規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體活動與客體條件的制約和超越中形成和實現的。

三、客體性與主體性的有機統一

客體的客觀性是理解社會歷史規律客觀性的一個方面。以前，我們對社會歷史規律客觀性的理解不僅僅只局限于從客體的客觀性去理解，而且對客體的客觀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體看作是在主體之外獨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事實上，客體是納入人的對象性活動的存在物，相對于主體來說，它并不是絕對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體理解為感性現實，理解為直觀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體的客觀性，但這實際上是把客體限制在直觀范圍內，從主體中排除了它的本質——活動，把主體能動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領域。主體通過實踐活動，否定事物的現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創造出新的勞動產品。客體正是在人的活動、人的實踐中確證了自己的客觀性。

人的活動的客觀性和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不僅在于客體的客觀性，而且在于主體的客觀性、對象性和現實性。馬克思對此作了深刻論述：“當現實的、有形體的、站在穩固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這種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而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須是對象性的活動。對象性的存在物客觀地活動著，而只要它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能客觀地活動。它所以能創造或設定對象，只是因為它本身是被對象所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設定這一行動中從自己的‘純粹的活動’轉而創造對象，而是它的對象性的產物僅僅證實了它的對象性活動，證實了它的活動是對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動。”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主體——人的本質中如果不包含客觀性的東西，人就不能客觀地活動。正因為馬克思把人理解為客觀的現實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對象性的存在物客觀地活動著”。這與黑格爾把人的活動理解為抽象的精神活動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準確理解社會歷史規律，僅僅把握它的客觀性是不夠的，還必須從人的活動即歷史過程的主體方面來理解社會歷史規律的主體性，這是以前被人們所忽視的一個方面。只有把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主體性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對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會歷史，從客體方面、從外在表現來看，是社會物質條件的發展史，是生產方式的運動史，也是精神文化的發展史，但從主體方面、從其內在本質看，卻是人的活動史，社會歷史規律本質上只能是人的活動規律。但人們卻往往只從客體方面、從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運動過程來理解社會歷史，而忽視了社會歷史的活動本質。離開了現實的人及其活動，社會歷史過程就只能是一種無主體的抽象，社會歷史規律當然也就成了無主體的規律。這樣，人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殺了。

人們在說明社會歷史規律的主體時，往往將規律歸屬于某種過程，例如在具體闡述社會歷史規律時，尤其在闡釋其客觀普遍性時，雖然承認歷史過程有主體（指承擔者），但卻認為歷史過程的主體不是人，而是一些客體因素，如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某些物質因素和物質關系。這一理解忽視了“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觀點，和黑格爾等人的唯心主義歷史決定論犯了同樣的錯誤——將主體選擇排除在社會歷史規律之外。

我們知道，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歷史決定論者，沒有從“現實的人”這一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來尋找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據，而是在社會歷史之外尋找社會歷史發展根據。黑格爾認為，社會歷史之所以有內在規律，是因為潛藏在社會歷史之中，作為社會歷史發展根據的精神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經含有樹木的全部性質和果實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跡象中已經含有‘歷史’的全體。”[12]在黑格爾看來，社會歷史規律在邏輯上先于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人而存在的，人們只要遵循這種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動社會發展。這樣，黑格爾就把人及其活動看作是絕對精神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導致了人與歷史的分離。所以，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歷史觀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絕對的精神，這種精神正在以下面這種方式發展著：人類僅僅是這種精神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承擔者，即群眾。因此，思辯的、奧秘的歷史在經驗的、明顯的歷史中的發生是黑格爾一手促成的。人類的歷史變成了抽象的東西的歷史，因而對現實的人說來，也就是變成了人類彼岸精神的歷史”。黑格爾不懂得社會歷史本身是人的積極的、能動的和創造性的活動的結果，也否定了社會歷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規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動和社會歷史規律的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致力于從社會歷史本身中尋找社會歷史規律的根據。社會歷史是人的活動及其結果，而人的活動是受意識、目的和動機的支配，而動機背后還有動因。人的活動的動因，既包括客觀條件，也包括主體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結果。人們活動的動因固然要受客觀物質條件制約，但在同樣條件下，人們卻并不一定形成相應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價值取向。

社會歷史規律的主體根據，即人的需要、目的和價值取向。歷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探究歷史活動規律當然就要從目的入手。作為目的動機形成根據的因素，除了客體條件以外，就是主體因素，而從根本上決定著動機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實現的主體因素，顯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體的需要和能力，內在地驅動著人的認識和實踐，從而內在地推動著整個人類的發展。

正是從客觀性和主體性兩方面來理解社會歷史規律，馬克思唯物史觀根本區別于黑格爾思辯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只有闡明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主體性，才能理解辯證的歷史決定論和主體選擇的統一。離開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對社會歷史規律作出科學的說明，也無法回答歷史非決定論的詰難。

四、實踐基礎上的主客體的雙向運動

“現實的人”之所以是現實的，是因為他是從事實踐活動的；而實踐也就是主體和客體的雙向運動過程。社會歷史規律作為人的活動的規律，也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形成、展開和實現的。那么，要理解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要理解人的能動的創造性，就不能離開人的實踐活動。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和人的活動的能動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理解。

第一，從共時性的主客體的雙向運動來看。在同一實踐活動過程中，同時發生著主體的客體化和客體的主體化、對象化和非對象化的過程，即人和環境的雙向運動。一方面是主體的客體化，即對象化過程，它體現的是人的能動性、選擇性、主體性和創造性。馬克思指出：“正是通過對對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實際上確證自己是類的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他的能動的、類的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創造物和他的現實性。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的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象在意識中所發生的那樣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為二，而且在實踐中、在現實中把自己化分為二，并且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也就是說，人對客體的認識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動的特點，這種對象化的活動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是人對客體的強大的物質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動體現。

另一方面是客體的主體化，即非對象化，這是指客體以其客觀性、對象性和社會歷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動范圍和活動方式，并以客體的本質和各種形式的規定性以及本質之間的聯系——客觀規律制約著現實的人的活動的性質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形成。客體條件本來是人的活動的對象化，但只有重新納入人的實踐活動它才作為客體條件制約人的活動（客體主體化），并在這種實踐活動中再度物化為新的客體條件。

這種連綿不絕的主客體雙向運動過程，從主體角度看，就是主體能力不斷增強的人的發展過程；從客體角度看，則是物質條件不斷改善和更新的生產方式的運動。這兩個過程是在實踐（現實的人的活動）的基礎上統一的、同一的。

第二，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來看。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階段性）相統一的觀點和方法，在實踐的基礎上，科學地說明了人的能動性、主體性、選擇性和規律的客觀性問題。“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一方面，歷史過程是人的活動過程，歷史是世世代代人們的活動及其結果的產物；歷史過程和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只不過是人的實踐活動及其結果的產物。也就是說，從歷史的連續性來看，歷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社會歷史中的一切物質條件（包括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都是人的實踐活動創造出來的。“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并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人類本身作為自己歷史的“劇作者”，這體現了人的能動性、主體性和創造性。

另一方面，“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人們在創造自己的歷史時，要受到前人所創造的既定的歷史條件（客體）的制約，這些歷史條件預先規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這樣，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馬克思在這里說的難道不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律么？

對每一代人來說，他們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觀的前提條件下從事歷史活動。現有的生產力水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直接支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傳統、習慣、風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選擇，而只能接受下來作為自己活動的起點。這就決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歷史決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創造物。也就是說，從歷史的階段性來看，人類在創造自己的歷史時，又是自己寫就的劇作中的“劇中人”，他們在舞臺上的活動要受到自己創作的劇本的制約。

這樣，社會歷史的發展就表現為每一代人繼承前人的活動所創造的積極成果，把作為自己歷史活動的前提條件，通過自己的能動性、創造性的活動加以消化、吸收、揚棄、創新，創造出更適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條件的過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并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它的社會制度。”正是這種連綿不斷的創新過程，使社會歷史呈現出進步、發展的趨勢。如果只看到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看不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就會片面強調客觀條件的制約性和規律的客觀性，不懂得歷史過程和規律的客觀性也是前人活動的結果，看不到每一時代人們的實踐活動可以超越客體條件，創造出更適合自己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新的條件，從而陷入機械決定論和歷史宿命論；相反，如果只看到社會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不講階段性，籠統地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就會看不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性，否認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就會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會歷史發展原動力的歷史唯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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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篇10

論文關鍵詞　民事行政檢察監督　價值及現實意義　制約因素

我國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的探索已經歷了十幾個春秋，已逐漸發展成為檢察工作的新亮點。由于傳統觀念、立法層面及現實因素的制約與束縛，使得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自身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問題逐漸凸現出來，時常出現了檢察院和法院兩家認識不一、紛爭不斷的現象，理論界和實務界對此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為了維護國家法制的權威與法律正確統一的實施，確保司法公正。筆者認為，立法機關應當以此次民事訴訟法的全面修改為契機，加強和完善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使這項制度更具有實效性、可操作性，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監督職能作用。

一、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價值及現實意義

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是針對法院行使審判權過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權力不正當行使的司法現實所設定的一種訴訟監督制度，其實質而言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司法救濟制度。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是一項訴訟監督制度，符合一般的訴訟法規范所應具有的公正與效率的價值追求。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存在的目的在于監督民事行政訴訟活動符合法定程序，防止和糾正不正當行使司法權所引發的司法不公問題。但是，有些學者認為，檢察機關抗訴監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確實令人懷疑，提出了“廢除民事行政抗訴權”的觀點；也有學者認為，在現階段檢察機關的抗訴監督職能，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弱化，而應當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筆者認為，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是我國法律規定的一種監督制度，在我國民事訴訟法進行全面修改之際，應當進一步強化對法院民事行政審判工作的監督，為早日實現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提供堅強的制度性保障。

二、制約我國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工作的主要因素

（一）傳統觀念層面上的因素

民事檢察監督制度是一種法定制度，它的構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國文化傳統的影響。與西方一些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文化傳統存在著嚴重的“重刑輕民”色彩。長期以來，我國的立法者、司法者和廣大群眾都習慣于用解決刑事案件的思路來處理民事訴訟的問題。我國在1991年制定《民事訴訟法》中，只規定了一種民事檢察監督的方式，即抗訴。在實際上，這就是受到了刑事案件審判中抗訴程序的影響。然而在今天，社會形勢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努力采取多元監督方式，加大對民事行政訴訟活動的監督力度，才能適用檢察監督工作的新需要。

（二）立法層面上的因素

1．兩大訴訟法對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范圍限定過于狹窄，過于原則化。從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來看，對檢察機關的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權均規定在總則部分，但在分則中又對這種監督權進行了限制。具體表現為只能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且確有錯誤的判決、裁定以抗訴方式進行監督，這樣一種事后監督方式。對于在民事訴訟和執行中存在的問題，如何進行監督沒有明確的規定。例如：財產保全、證據保全、先予執行等。還有一些地方法院，自行制定具有司法性質的規范性文件排除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調解、執行等問題的監督。

2．現行法律對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權順利行使的保障手段非常有限。由于檢察機關行使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權的法律保障手段十分有限，導致在工作實踐中時常會出現“三難”問題。一是“調閱卷宗難”。檢察機關在決定對案件進行抗訴之前，調閱原審卷宗材料，了解原審案件的審理情況及訴訟過程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但人民法院作為被監督的機關，對檢察機關要求調取卷宗材料往往是一種不支持的態度，甚至存在一定的抵觸，這造成了檢察機關調閱卷宗材料困難的局面。我國當前立法沒有明確賦予檢察機關向原審法院調取卷宗的權利，有些地方法院對此設置了重重障礙：有的法院規定調閱原審卷宗材料必須經過該法院院長同意簽字后，方可調閱；有的法院規定只允許檢察機關查閱、復印原審卷宗材料，不允許調取卷宗材料原件等；二是“調查取證難”。辦理申訴案件時，檢察機關不僅要調閱原審案件的卷宗材料，有必要時還需要對案件當事人、訴訟參與人、相關證人等來調查取證，以便于全面了解案情。但是被申訴人往往是原審程序中的勝訴方，如果檢察機關提起抗訴，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其既得利益，這使得被申訴人在檢察機關對其調查取證時，會采取不積極、回避的態度，或是拒絕對其調查取證，甚至提供虛假的證言或者證據。最后是“證據認證難”。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所收集證據的效力，導致檢察機關所收集的證據，時常不會被法院認定為新證據，以至于不能在法庭上進行示證、質證和認證，從而使其效力得不到法院的認可。另外，檢察人員在調查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因沒有可供操作的程序性規定，致使檢察機關無法向相關人員調查取證，很難了解和掌握案件的真實情況，使案件的正常辦理受到阻礙。

3．現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和支持起訴的權利。近些年來，一些地方的檢察機關對提起公益訴訟工作進行了探索和嘗試，但仍然處于探索的初期階段。現行立法中，只是在《民事訴訟法》的第十五條對這項權利進行了一個總則性規定，且權利主體表述為“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沒有明確檢察機關在開展公益訴訟和支持起訴中的主體地位，也沒有在相關立法中明確檢察機關有開展公益訴訟、支持起訴的權利。

（三）當前面臨的現實因素

1．檢察干警的監督能力和水平有待于提高。筆者所在市的中級法院，去年共審結一審民事案件75857件、二審程序14642件，共計90499件；該市檢察院受理的民事申訴案件中，向中院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的合計87件，然而，經法院再審結后采納檢察抗訴意見的案件僅有9件。這些數字固然受到法院審判質量不斷提高，廣大群眾對民事行政檢察職能不夠了解等因素的影響，也說明檢察機關的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宣傳不到位、檢察干警的辦案水平、監督能力有限等問題，導致抗訴案件成功率較低的現實狀況。

2．檢察干警的監督意識有待于進一步強化。主要表現為：一是重視實體問題而輕視程序監督。實踐中，檢察機關工作人員在對申訴案件進行審查時，注重對原審案件實體判決的審查，而對法院在審判程序中存在的瑕疵和錯誤不夠重視。普遍性認為只要案件實體處理結果正確，就會草率結案。二是重視大案而輕視小案監督。有的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在工作中，總是會重視一些社會影響力大、標的數額大、涉案人數眾多的案件；而對于一些沒有多大社會影響力、標的數額較小的案件，往往只是輕意進行息訴處理。

3．檢、法兩家“重配合、輕制約”的關系影響了監督效果。在工作實踐中，檢、法兩家的關系是重配合、輕制約。抗訴權系程序性權力，檢察機關有權對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向法院提出抗訴，但抗訴的結果只是啟動再審程序，無權從實體上直接糾正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特別是一些地區在進行業務水平考核時，對檢察院和法院均提出了抗訴案件改判率這一指標，造成法、檢兩家在進行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時，都盡量避免受到抗訴案件改判率的考核影響，這使得檢察機關進行法律的監督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和弱化。

三、完善我國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工作的思考

（一）完善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相關立法

1．完善民事行政檢察抗訴權的立法建議。一是在立法層面上，細化抗訴權監督程序，擴大監督范圍。在程序上應當細化啟動抗訴再審的操作程序，如檢察機關是否有權調閱法院的審判卷宗，法院審查抗訴案件的期限，檢察機關出庭再審的程序、職責等。對于監督范圍，應在修訂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時，明確將在案件訴訟過程中存在的財產保全、先予執行、管轄權異議及執行程序中的裁定、決定和民事調解結案的案件納入檢察機關的監督范疇。

二是完善抗訴的層級制度，明確上下級檢察院的職能。雖然《民事訴訟法》規定了由上級檢察機關向同級人民法院提起抗訴，但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法院在接收到檢察院的抗訴后，都會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重審，這導致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出現一系列問題：從檢、法兩家的對等關系的來看，這種做法顯然與這種對等關系相違背的，具體應由哪一級檢察院派員出庭，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有不同的認識和見解。更為需要指出的是，抗訴案件如果由原審法院再審，事實中有些案件在原審程序中就是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判決結果；而當原審法院再審時，這些案件仍然會由該院審判委員會來討論決定判決結果，這導致了原審判決結果即使是錯誤的，也是很難得到糾正的，嚴重地違反了我國民事訴訟法關于回避制度的規定。可見，如果改由提起抗訴的檢察機關的同級法院來再審，既符合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84條規定，也規范了抗訴案件的審級，保證了再審的公正性。

2．明確賦予檢察機關民事行政起訴權和參與訴訟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立法中，都規定了檢察機關在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擁有起訴權和參與訴訟權，但很少單獨規定有審判監督抗訴權的。法國在這方面最具有典型性，規定了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的途徑：一是法院對法定種類案件向檢察院通報；二是檢察院認為應當參加訴訟的案件；三是法官可以依照職權自行決定向檢察院通報的案件。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抗訴這一種監督方式，沒有規定檢察機關的起訴權和參與訴訟權。故筆者建議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對公益案件的起訴權和參與訴訟權。

3．明確將再審檢察建議作為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主要方式。法律對民事行政抗訴程序規定過于原則，其不足和弊端日趨明顯。漫長的抗訴、再審程序耗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使得我們的民行檢察監督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得到充分實現。再審檢察建議雖然對于案件是否重新審理的監督力度要稍遜于抗訴，但它能使當事人早日從訴累中解脫出來，還可以有效的減輕上級檢察院、法院監督工作的壓力，盡可能地減少司法對抗與摩擦，有利于提高再審的改判率。

（二）強化監督意識，提升監督能力

加強對民行檢察人員的培訓，積極開展崗位練兵活動，要經常組織民行干警參加業務培訓。加強上、下級院之間的業務指導和業務交流，及時總結、推廣辦案經驗和辦案技巧，促使檢察機關不斷提高抗訴案件改判的成功率。特別是對媒體宣傳報道的社會矛盾激烈、影響較大、標的數額大的案件，檢察機關應及時、主動介入，對庭審全程、實體判決結果進行全方位監督。不斷強化主動監督的意識，透過現象來發現本質性問題，培養和提高檢察干警發現司法不公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