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公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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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公益責任
傳統經濟學認為企業存在的價值只在于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而現代社會經濟學提出企業應承擔其社會責任。按照利益相關人理論解釋:企業的生存依賴于與企業相關的利益相關者,因此企業對各種類型的利益相關者負有社會責任。Freeman(1984)將“利益相關人”定義為:“能影響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或目標的個人或團體,或者受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或目標影響的人或團體。”利益相關人具體包括: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競爭者、政府、當地社區、環境、及整個社會關系等。
利益相關人理論雖然清楚的解釋了企業社會責任產生的原因(企業不是獨立創造利潤,而是依賴于利益相關人),但是其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是非常寬泛的,有必要分類認識。Carroll(1979)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四類: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公益責任。經濟責任指企業必須進行經營活動,通過生產、銷售、服務等創造財富,獲得利潤以獲得市場生存;法律責任指企業必須遵守法律、制度的約束;倫理責任指企業在法律責任之外,要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對企業的期望;Carroll解釋的公益責任是社會對企業“酌情而定的期望”,可以理解企業承擔公益責任是一種量力而行的自發行為。本文探討的公益責任即是企業按照自身意愿,主動承擔超出外部的要求的社會責任。企業承擔公益責任的主要行為是以慈善捐助、設立基金、義務工作等方式從事有利于大眾的公益事業。
比較公益責任同其它的企業社會責任,其存在顯著的差異特征:
1.公益責任是企業的主動意愿。企業承擔“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時都有來自外部的壓力,“經濟責任”本身是企業生存的基本條件,有來自市場壓力;“法律責任”的壓力來自政府監管的強制力;“倫理責任”的壓力來自社會輿論、消費者選擇等方面。而企業承擔公益責任應屬于一種主動意愿,來自外部的壓力較小。
2.公益責任的內容不確定,具有差異性。公益事業是從整個社會角度幫扶弱勢群體、改善社會福利,涉及教育、醫療、救災、扶貧、環保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同其它的企業社會責任相比,公益責任的內容同企業自身的經營活動的關聯性不大。應該說任何一項公益事業都不可能由單一的企業完成,也不可能對應為哪個具體企業的社會責任。在眾多公益事業中,企業一般是根據自身的價值觀,選擇投入一些自己比較關注的社會公益事業。既使在同一項公益事業的投入中,企業選擇的方式、投入的多少也是各自不同。因此,承擔公益責任,一家企業可以選擇為零,也可以是無窮大,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
二、企業負擔公益責任的邏輯性
由于公益責任是自愿性和差異性的,那么“要不要承擔公益責任,承擔多少公益責任”便成為企業倫理思考的問題。Friedman認為企業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將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而這些成本又帶來股東、消費者、供應商等利益的損失,既違背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又降低整體經濟效率。國內學者張維迎也認為“在一個完美無缺的制度下追求利潤就是企業擔負的社會責任”。如果要劃分一個企業基本社會責任的邊界,公益責任顯然可以不在其列。增加企業成本,不能產出利潤,企業為什么還要選擇負擔公益責任呢?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是具有層次的,低層次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后將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低層次的需求主要是生存的物質需要,高層次的需求是社會關系、尊重、自我實現等精神需要。從兩個方面看,這個理論可以借鑒為企業行為的分析。第一,企業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家的個人決策,如果企業家個人的需求層次符合馬斯洛的理論,那么企業行為應該具有相似性。第二,如果企業行為被理解為群體共同決策的行為,可以認為企業的需求是內部個體需求意愿的累加,同樣也可以認為需求層次理論對企業適用。
借用馬斯洛的理論分析,企業在已經建立穩定的盈利模式后,其對單一經濟利潤的需求將會有所減弱,而對獲得社會尊重,社會地位,贏得社會權力的需求會有所增加。戴維斯(1960)認為:“商人的社會責任必須同他們的社會權力相稱,對社會責任的回避將導致社會賦予權力的逐步喪失。”可見,自愿負擔公益責任,正是企業滿足社會尊重、社會地位、社會權力等高層需要的基本途徑。
另外,企業負擔公益責任能夠提高公眾形象,對企業品牌具有潛在的價值。受儒家思想中:“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等觀點影響,社會價值觀念中都認同強者承擔更多責任的道理。一方面基本的社會責任是企業應該普遍承擔的,比如納稅、保護勞動者權益、誠信等。另一方面,各個企業發展程度不同,生存難易不同,在市場中所處的強弱地位也有差異,優秀企業自愿承擔更多的公益責任更符合大眾的道德倫理。優秀企業在資金、人力、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優勢,對公益活動也能發揮較好效率,不會給企業經營帶來影響,還可以改善公共關系。“現代公關之父”艾維·李就提出:“凡是有利公眾的事,最終必將有利于企業和組織。”可見,投入公益對企業長遠發展也是有利的。
三、企業承擔公益責任的現狀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產生了一批的優秀的企業,據《財富》雜志2008年的統計,進入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已經有26家(不含港臺地區),而最新的中國500強企業的年營業都已達到70億元以上。企業在經營上成功的同時承擔公益責任的狀況如何?
1.企業負擔公益責任數量增加。根據2006年對企業作的抽樣調查顯示,83.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本企業“積極參與社會、社區公益活動”,77.7%的受調查企業捐助了慈善事業,90%以上的企業在最近一年里不同程度參加了社會公益行動。這個數據顯示大部分企業已經具有公益責任意識,并且已經有實際的行為。從內容上看,企業對承擔公益責任內容的認同度不同,依次為“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救助弱勢群體”、“參與社會社區公益活動”、“捐助慈善事業”,這說明企業認識公益責任也是由身邊向社會逐漸滲透的。不同類型和經營狀況的企業,在進行社會捐贈上也存在差異,大型企業、上市企業、國有企業、盈利企業、處于成熟的企業捐贈相對較多。由此可以看出,企業性質對企業承擔公益責任存在影響,而企業經營依然是企業的首要社會責任。
2.企業公益事業提升空間很大。雖然我國企業已經廣泛地開始承擔公益責任,但在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貢獻還很小。《胡潤2006中國慈善企業榜》共有50家上榜企業和基金,共捐贈41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家8000萬。上榜企業平均將其年銷售收入的0.15%用作了慈善事業,而根據胡潤百富介紹,國外前十大企業將其年銷售收入的0.5%捐獻給公益事業。美國富裕階層的企業和個人,每年通過各類基金會提供慈善公益捐助達6700多億美元,亦即通過第三次分配的財富,占到了美國GDP的9%,而我國只占到0.1%。中國自古就有樂善好施,熱心公益的傳統,在5.12汶川地震后,一個月內民政部就收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捐贈超過了290億元,一些企業的捐贈額甚至接近企業一年的利潤。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公益事業發展還有很大提升空間。3.企業對公益責任管理不成熟。目前,大部分企業的公益活動還屬于臨時性的,沒有納入計劃性的管理,沒有考慮到承擔公益責任與公司的長遠目標相結合,一些企業公益活動效率很低甚至適得其反。現代公益事業,已經成為一項企業、政府、非盈利組織、公眾多方協作的系統性工作,企業必須學習掌握其中的運作方法。部分企業認為公益活動只要捐贈或贊助了財物就完成了,對于財物的去向、使用和管理情況并不了解。另外還有一些企業只關注公益活動的新聞效應,甚至出現承諾之后不作為現象,嚴重影響了企業形象。
四、完善機制,提升企業公益責任
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同時,更多的支持社會公益,這既是企業義不容辭的責任,又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現實需要。提升企業公益責任,不僅僅是企業或者企業家的意識提高的問題,而在于整個社會相應機制的完善,就此而言,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
1.社會對企業公益責任的激勵機制。公益責任基本的特點是出于自愿,沒有人會喜歡“被迫的捐款”,對于公益責任不能以法律、行政、輿論的壓力來要求,而應該以激勵的方式來引導鼓勵。由于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拉大,在社會公眾中有些潛在的“仇富”心態,認為企業有錢就應該多捐款,否則就是為富不仁。一些輿論也迎合公眾的心態,對企業負面的報道比較多,比如:“我國企業99%沒有參加過慈善捐款”“社會捐款70%來自港臺地區,國內捐款僅占15%”等。不論這些數據是否準確,但是這樣的批評反而造成了企業以及企業家不敢露富,更加不愿從事公益活動,制約了企業承擔公益責任。心理行為學上認為贊美比批評更能改變行為,企業從事公益是就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同和美譽,只要強化激勵,企業自然會做得更好。
企業公益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需要和企業可持續發展相平衡。如果一個企業投入過多,必然會影響企業再生產,從而影響就業、稅收和社會福利的增長。企業的公益責任不能是按照公益需要期望而增長的,必須保留企業自主決策的空間,社會應該鼓勵更多的企業根據自身條件適度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而不是鞭笞少數企業捐贈數量。
稅收鼓勵政策是提升公益責任的重要激勵機制。在美國,稅收制度就是公益事業的重要推手,一方面美國的稅收制度極為完善,逃稅幾乎是不可能;另一方面,政府對企業、個人的公益投入都予以免稅和抵稅,這樣大大加強了企業個人參與公益的意愿。
2.建立有效的公益事業運作機制。完成公益事業根本上是社會的工作,但是由于企業具有財力、物力、人力等條件,我們希望企業負擔部分的公益責任。公益事業產生的效果如何,是企業選擇公益責任的重要考慮,只有整個社會建立有效的公益事業運作機制,企業的公益投入才能產生切實的成果。
在我國,公益事業基本上還是政府工作的延伸部分。從一定角度上看,這樣做十分有效,可以借用到一些政府資源和行政手段,也有利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優越性;但另一方面,這種體制一定程度上挫傷了企業和其它組織參與從事公益事業的積極性。
一些發達國家公益事業運作比較成熟,其機制值得我們借鑒。非營利組織是一些國家公益事業的主要承擔者,其受大企業或者大企業家的資助,從事眾多社會公益事業,扮演著捐助方同受助者之間的橋梁作用。非營利組織在公益事業中優勢在于,它與企業捐贈方的委托關系使得其更加關心企業在捐贈時的要求,另一方面,其專業的定位使其在公益工作中的效率比企業和政府更高。要發揮非營利組織的作用,需要建立相應的立法、監督等管理機制。
3.建立企業自身的公益管理機制。伴隨公益責任的提升,企業自身對公益事業的管理機制也必須完善。從宏觀上看,企業公益意識源自企業對自身使命和社會關系的認識,負擔公益責任關系到企業的公共關系,從而影響到企業的長期發展。對此波特提出過企業戰略慈善行為的觀點,按照這個觀點企業要從企業戰略的角度選擇慈善項目,對負擔公益責任要結合自身情況做長期計劃性的安排。從微觀上看,具體公益工作中要提高效率,達到預期的效果,也需要建立起管理機制。現代公益事業管理已經日趨繁瑣復雜,包括篩選項目、籌集資金、制定方案、追蹤效果等等環節。企業要利用公益活動樹立企業形象,還需要對開展公益活動時對傳播的范圍、媒介的選擇、受眾的特點等等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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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公平貿易是一種基于對話、透明及互相尊重基礎之上的貿易伙伴關系,它旨在追求國際交易的更大公平性,以提供更公平的交易條件、確保被邊緣化的勞動工人及生產者的權益(特別是南半球)為基礎,致力于永續發展。公平貿易的原則和做法與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的眾多指標相一致。本文將基于企業社會責任視角,通過案例分析的形式,借由兩個不同業態,研究“公平貿易”這一在國內新興的商業與公益相結合的經營模式,啟發企業關注公平貿易這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演繹行為。
企業社會責任視角下的公平貿易
基于企業社會責任框架的公平貿易――以咖啡行業為例
作為公平貿易最早興起的行業之一,公平貿易咖啡的發展已經頗具規模。以星巴克公平貿易咖啡為例,自2000年4月,星巴克與美國公平貿易組織簽署協議開始在北美售賣整包的公平貿易咖啡起,星巴克的公平貿易咖啡已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僅2007年度,星巴克共購公平貿易咖啡3.52億磅,平均價格每磅1.43美元,高出ICO(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平均價格0.29美元。高于價值的價格溢價,不僅實現了星巴克公司的經濟效益,同時還體現了其道德責任,尤為體現在其對消費者、咖啡豆種植者的責任。
企業內部社會責任
公平貿易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星巴克自身的發展,為其實現企業的經濟責任起到了推動作用,實現經濟利潤的飛速增長,自2008年開始的數據顯示,在2009、2010年間,其凈利潤同比分別增加23.87%與141.97%。同時,公平貿易咖啡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星巴克企業的社會形象。根據英國《泰晤士報》對于英國咖啡店和快餐業所作調查,54%的消費者希望咖啡店能夠關注社會責任,這個比例比去年提高了6個百分點,消費者最希望咖啡店重視的社會問題就是確保發展中國家種植咖啡的農民能夠獲得較好的收人。而星巴克公司公平貿易咖啡的實施,恰好迎合了消費者的這一消費心理,為其企業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同時,通過公平貿易這一載體,可以促進城市消費人群關心弱勢生產者的處境,以購買行動來支持生產者自力更生,改善生活,以達到可持續發展并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我們認為星巴克公平貿易咖啡帶來的引申意義遠遠大于其表現出的經濟利益,英國公平貿易基金(Fairtrade Foundation UK)的執行董事哈里特?蘭姆(Harriet Lamb)稱:“對種植者和咖啡愛好者來說,公平貿易與星巴克的合作關系是個好消息,并將喚醒整個產業。”作為行業的領導者和創新者,星巴克公司的行為對全社會是一個引領、示范效應,它以公平貿易的形式呼吁全社會關注咖啡種植者的生活狀況,將道德倫理消費的觀念引入人們的生活,將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們的傳統消費觀,吸引社會目光注意到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種植業者,為他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幫助。
企業的外部社會責任
對于消費者,公平貿易的實施提高了消費者的購買價格,而倫理消費觀的產生使得這種價格溢價成為可能。基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它將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價值實現這五大層次,而自我價值實現的基本是道德,對于公平貿易而言,自我價值的實現更多地體現為對于公平貿易倫理消費觀的產生。從傳統的供需模型來看,對于完全競爭市場,只有當供需達到平衡時社會才能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此時的價格等于其原始價值。隨著倫理消費觀的產生,人們逐漸在產品原始價值的基礎上加入倫理溢價,即為了實現大部分咖啡農(小土地所有者)在收獲時節獲得公平合理的價格以達到最低生活工資,保證其基本利益實現而愿意多支付的金額。高于原始均衡價格的倫理溢價使得企業所愿意提供的產品增加,而供過于求的市場機制又使得企業通過提高產品質量等其他方式吸引消費者,增強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為企業的進步提供了原始動力。高支付也為消費者帶來了高回報,經過公平認證的咖啡為消費者帶來了更綠色環保、更健康的質量品質,切實維護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公平貿易的倡導者們呼吁美國人多喝經過認證的平均1.26美元一磅的“公平貿易咖啡”,主要是以“公平貿易”的概念與品質去吸引支持者購買,因為公平貿易咖啡不會有剝削勞工、破壞環境與健康疑慮。其目的就是為了可持續性發展和減緩貧窮。以英國為首的一些歐洲國家“公平貿易咖啡”的認知度有90%以上。
企業在供應鏈中體現的社會責任
對于咖啡豆生產者而言,公平貿易咖啡的實施他們可以說是最大的受益者。
星巴克進入公平貿易網絡后,不斷調整咖啡供應鏈,通過減少中間商層數,極大地提高了咖啡豆種植者得到的利潤。星巴克通過公平貿易咖啡,省去了原本進出口商、消費國再加工的供應鏈程序,有效縮短了供應鏈流程,實現了效率和利潤的雙提高。此外,星巴克還通過高于市場價格的價格購買咖啡,實現了在ICO基礎上的價格加成,而作為價格加成的條件,咖啡豆種植者則為企業提供了更為優質的產品,即要達到星巴克公司所指定的要求。
這樣的供求機制,正是建立了一種星巴克與非洲生產者之間的一種公平合理的伙伴關系,以透明的管理模式和商業形式,保證生產者的勞動環境和相關利益。它通過始終支付高于ICO平均價格的金額購買咖啡豆,保證大部分的世界咖啡農(小土地所有者)在收獲時節獲得公平合理的價格以達到最低生活工資。按照星巴克公司的利潤分成方式,其咖啡豆購買價格僅有3.65%支付出口商,其余的96.35%支付咖啡豆種植者,通過減少中間商層數,極大地提高了咖啡豆種植者得到的利潤。通過這部分利潤使他們的生活獲得了保障,同時,這也意味著他們不必用剝削環境的生產方式,不必大量使用農藥、化學肥料做集約生產,在照顧到環境生態的同時,也照顧到消費者的健康。而他們也能從增長的收入中,改善村莊或者社區的公共服務條件,比如,醫療站、教育工作的完善等。對他們的生產生活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商業與公益結合模式下的公平貿易――以“樂創益”為例
公平貿易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益行為。其特征相對于強調自由競爭、效益第一的市場經濟,更注重社會公平和對勞動者利益的保護,同時消費者通過購買來參與公益,使公益大眾化。而這種形式,相較于傳統的扶貧,具有顯著的優勢和創新性。在此以中國“樂創益”組織為例,探討這種新型扶貧模式的優越性。
樂創益項目為中國原創設計師和一些被邊緣化的生產 者建立起生產合作平臺。利用自己豐富的設計師資源組建志愿者團隊,對NGO組織和欠發達地區的手工生產者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制作能力和設計水平,生產出構思巧妙、做工精美的手工藝品進行義賣,與此同時大力倡導“公平貿易”和“責任消費”的理念,讓消費者通過購買行動支持原創和生產者自力更生,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根據樂創益幫扶公平貿易產品的試行原則,為生產者提供每件產品不低于零售價10%的加工費,同時提取部分利潤成立社區發展金,以協助生產者所在地區的社區設施建設。(如圖)
公平貿易不僅能夠靶向幫扶弱勢群體和邊緣化的生產者,而且能夠帶來多方共贏,增加整個社會的福利。
首先,通過對“公平貿易”和“創意市集”相結合,有利于保障創作者和生產者的權益,同時保護傳統手工藝品和少數民族文化,從而促進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助推具有自主品牌和知識產權的產品擴大市場份額,逐步推出中國的創意類的公平貿易產品。
其次,樂創益的公平貿易鏈條關注的多為邊緣生產者等弱勢群體,被政府或其他社會組織所忽視。此外,他們能夠通過勞動來獲得生存空間,而非單純依靠慈善捐款救助。參與到生產加工的貧困群體能夠直接從項目中獲得超出市場配置下的經濟收益。此外,這些貧困群體所在的社區可以獲得社區發展金,改善他們的生活生產條件,使社區居民得到間接利益。
再次,該項目能夠匯集中國原創設計師的力量,根據市場的需求來設計產品,讓公眾通過責任消費幫助生產者獲得保障價格的收入,實現設計、生產和銷售環節的整合。
相較于傳統的扶貧模式,基于公平貿易理論的“樂創益”,是通過商業化運作打造一個新型產業鏈條,并創造性地結合了“創意市集”的理念。不僅有助于克服政府資助效率低下、企業采購存在利益剪刀差、公益組織缺乏持久穩定性的缺點,有利于在增加生產者收入、提高其社會福利的基礎上,提供給他們有尊嚴的勞動機會。而對于貿易鏈條的兩端:設計師能夠打開市場,從而鼓勵原創和藝術的發展,而消費者通過責任消費,提高在道德方面的效用滿意度,并通過購買行動支持原創和生產者自力更生。由此,行政力量可以弱化,而自覺可持續的公平貿易行為,則能夠給執行的企業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
啟示
公平貿易是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延伸
隨著經濟一體化向縱深發展,國際市場競爭不斷加劇,公平貿易已有了新的內涵和外延,從商品或服務的提供延伸到產品或服務的供應和生產過程,進而觸及其背后的勞工權益、環境保護以及產品終端的消費者權益等,這些共同借助法律的約束構成公平貿易的基礎和條件,也形成了企業的社會責任。
公平貿易是一種扶貧機制和社會改革
公平貿易運動不僅是一種新型貿易方式,更是一場世界范圍自發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運動。其目標不止在于保護弱勢群體,在公平貿易持續推進的數十年中,越來越多的主流商業企業受到消費者道德購買、責任消費的壓力,加入公平貿易,并通過公平采購等途徑,積極履行自身社會責任。在此基礎上,商品開始成為消費者表達自我,建設生活的媒介與橋梁,成為個性化品位與生活方式的標識,同時,企業也開始從自身運營環節思考如何在實現自身盈利的基礎上,追求交易的更大公平性,以提供更公平的交易條件及確保那些被邊緣化的勞工及生產者的權益,致力于永續發展。
公平貿易是對現有商業體系的修正
篇3
諾貝爾獎獲得者尤努斯和他的鄉村銀行
什么是社會企業?讓我們從一個故事說起。
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尤努斯及其創立的鄉村銀行。?尤努斯1974年形成關于小額信貸的想法,當時他剛剛留學歸國,在與一個孟加拉鄉村婦女的談話中,得知這個婦女每做一個竹凳要從高利貸者手中借5個塔卡(約合9美分)。竹凳賣掉后,婦女只能掙2個塔卡,其他的收入都要被高利貸者收走。而那個村子里還有43戶的人有類似情況,他們共欠高利貸者856塔卡(約合27美元)。
尤努斯感到非常憤怒,于是他拿出27美元給這些村民,并告訴他們,錢可以在任何時候歸還。這樣經過大概―年,村民們就把欠他的錢基本還清了。后來這種做法開始在孟加拉國迅速流行起來。
198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尤努斯自建的鄉村銀行成為獨立的銀行。自成立后,鄉村銀行向孟加拉全國7萬多個鄉村的650萬貧困人口提供了總計57億美元的貸款,其中絕大部分提供給了婦女。尤努斯所作的這些工作使他獲得了2006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尤努斯的鄉村銀行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企業,它不是純粹的企業,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機構。社會企業雖然通過商業手法運作,但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是著力追求扶助弱勢社群等社會效益,概括地說,就是重視社會價值多于追求企業盈利。
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之后,尤努斯表示,他將把獎金的―部分拿出來為孟加拉國的窮人建一個低成本生產高營養食品的工廠。其余的則用來建設一個眼科醫院來幫助窮苦患者,而這又是兩個典型的社會企業。
英國社會企業的發端和發展
社會企業的概念最早大概于上世紀70年代被提出,英國是社會企業興起較早的國家,其將社會企業定義為:“企業主要追求的是社會目的,其盈10主要用來投資于企業本身或社會,而非為了替股東或企業持有人謀取最大利益。”
上世紀80至90年代,英國政府為了解決高失業率問題,采取了由非政府組織與當地政府合作的社區方案模式,提供低工資及兼職的機會,讓弱勢失業者進入其中工作,并藉此進行職業訓練,協助弱勢者能夠在以后進入一般勞動市場就業。而這類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通常是合作社、社區企業。
在1997年以前,當時社會企業的運作對英國經濟和社區的發展仍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作用。但直至2000年,英國政府開始追隨美國和其他國家先例,宣布支持由地方行動發起社會企業。2002年,英國政府頒布《社會企業:成功的策略》報告。此報告概述了透過社會企業滿足社區需求,創造有利環境等議題。
同年,英國政府在工商部(DTI)設立社會企業單位,以作為社會企業發起運動的聯絡窗口和協調者,并解決不利于其發展的障礙,廣為宣傳社會企業中的成功案例。
2006年5月,英國首相宣布:合并附屬于內政部的行動社區理事會(ActiveCommunities D1rectorate,ACD)及附屬于工商部的社會企業單位,同時提出社會企業行動方案,希望促使社會企業良好發展。
從2000年到2006年,英國政府一直在努力創建一個促進社會企業持續發展的環境。因此,現在英國的慈善領域反而是非營利組織的成分較少,社會企業的成分較多,現今英國大約有超過10000家的社會企業。
相比傳統NPO,社會企業在資金來源上更具有優勢,傳統NPO主要依靠籌款來運作,獨立生存的能力相對較弱,而社會企業能夠自給自足,其經營收入是主要資金來源,但是也不排除募集資金。相比商業企業,社會企業也呈現出在聚合社會資本方面的優勢,例如志愿者參與及社區的支持,這些資源一般是商業企業所無法得到的。同時,社會企業還與政府形成了伙伴關系,這為提升其自身地位也很有幫助。
社會企業的春天正在來臨
最近一則來自英國的新聞也耐人尋味。―個由英國西南部社會企業成員組織RISE設計的社會企業標志,近期開始在英國國內推行,一些知名的機構紛紛申請擁有這個全國承認的標志。一家社會企業想要獲得此標志,必須提供證據以滿足一系列標準。其中包括:它們的社會目標與成就、交易水平、收益和資產用于支持的社會目標等。
為什么一些知名機構都紛紛對該標志產生濃厚興趣呢?研究機構ICH所進行的一項調查給出了答案,該調查顯示,70%的消費者認為他們更愿意購買具有社會使命的機構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而不是那些注重股東利益的機構。
篇4
我國紡織服裝行業企業社會責任現存的問題
根據《服裝時報》、中國紡織經濟信息網、第一紡織網、中國服裝網和慧聰網紡織頻道、慧聰網服裝頻道開展的“紡織服裝企業如何看待社會責任?” 的聯合在線調查顯示:在“您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指什么?”這個問題中,“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這一選項在四家網站中的得票數都是第二。
可見,紡織服裝企業較為典型也較為普遍的社會責任問題是企業侵占職工權益。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勞動力嚴重供大于求。紡織服裝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但其對勞動資源素質要求又比較低,因而形成了經濟發展中“強資本”和“弱勞動”的現象。“強資本”和“弱勞動”即企業可以用低廉的價格、相對惡劣的條件招收到工人,而工人很難實現自己的權利主張。紡織服裝制造行業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廉的產品成本價格要有低廉的勞動力作為支持,因此紡織服裝企業與工人的利益沖突也比較多地表現在經濟利益方面。
那么,紡織服裝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存在哪些問題呢?調查顯示,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工作時間超時、薪酬與福利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健全、勞動合同不規范。矛盾主要反映為資方拖欠薪水、工傷事故屢發、嚴重的加班加點以及外來勞工其他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等。根據《2007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公布的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CSC9000T)首批9家試點企業復評結果,CSC9000T十項要素中,“有待改進”和“尚未改善”的問題所占比例較高的要素就包括工作時間(60.87%)、薪酬與福利(57.89%)、管理體系(50%)、職業健康與安全(52.08%)。
所以,勞工問題和勞資沖突等一系列反映員工利益的問題是紡織服裝制造業考慮自身社會責任的重中之重。
服裝企業對員工的責任
紡織服裝企業必須改變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在保證員工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通過人力資源管理機制、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的創新,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制度、晉級和獎勵制度,從而使員工獲得職業發展的機會,充分發揮其主動性和創造性,為企業造就一支不斷成長的、優秀的、戰斗力強的員工隊伍。這樣一支隊伍無疑會為企業創造更大的經濟利益,并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處于優勢地位。
服裝企業對雇員的基本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是企業必須履行的責任底線。筆者將其歸納為:保證雇員的安全衛生權、休息休假權、福利保險權、就業擇業權、勞動保持權、保險福利權和教育培訓權。企業在這些方面違背或忽視了員工的權利,就會構成企業嚴重的不道德行為,將受到法律、道德責任的雙重制裁。紡織服裝企業在實踐中實施對員工的責任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是企業的首要責任。員工為企業工作是為了獲得報酬,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但是,企業不應以為員工提供工作為由而忽視員工的生命和健康。一些工作環境對員工的身體健康有影響,如裁剪、繡花等工藝。裁剪車間,面料裁剪產生的布屑,會使部分人皮膚過敏,呼吸道發癢,咳嗽等,繡花機的噪音和震動也比較大。對于工作環境本身固有的傷害,企業必須嚴格執行勞動保護的有關規定。針對這種情況,企業應當給一些過敏體質的工人調換工種,噪音大的設備必須單獨隔出一個空間放置,盡量采取措施減小噪音,并減小對其他操作員工的影響。
工作環境的安排也必須符合健康標準,工人不得在陰暗潮濕的環境下長期作業,工作間要通風透氣等。據報道,福建某紡織廠女工在車間內因中暑死亡。該紡織廠車間常年溫度很高,尤其夏季高溫天氣,廠內中暑和長痱子并惡化的員工不在少數。因此,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基本條件。
從企業的角度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促進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減少工傷事故的發生幾率,避免因事故發生而造成的生產中某個工序的中斷乃至整條生產線的中斷,以及人員傷亡所引起的一系列問題。
(二)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準時發放工資。據某省勞動監察總隊的消息,在建筑、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領域,農民工遭遇欠薪問題尤為突出。企業必須按照不低于當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者工資,而且必須按月足額支付,不能只給勞動者生活費。明確工資金額,靈活對待長期與短期勞動者,并與之簽訂適宜的勞動合同。從企業利益的角度來說,準時發放工資也是穩定工人隊伍,提高操作熟練率的重要措施。
另外,在《勞動合同法》中,對企業非法用工及拖欠工資等行為,做出了嚴格的規定,一旦企業違反這些規定勢必受到法律嚴厲的制裁,這樣一來就會加大違法企業的用工成本,使得這些企業的經濟利益及無形的名譽價值蒙受損失。由此看來,依法簽訂勞動合同,準時發放工資是維護企業形象減少企業用工成本的必經之路。
(三)通過更新設備,調整流水線、工作流程和制度來提高生產效率。目前服裝行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似乎企業不通過加班加點就拿不到訂單,就不能按期交貨,就不能獲取好的經濟效益。于是每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9―10個小時是一些企業的規定,而更有甚者,一些企業還要求工人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對于這種情況,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更新設備,調整流水線、工作流程和制度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而減少企業為了完成生產而迫使工人加班加點的現象。降低生產管理、場地使用等生產成本,可以有效增加員工的實際收入并有助于提高產量,使企業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實際上,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遠比發達國家低,在這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四)為員工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升遷機會、接受教育機會。企業為員工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在職業選擇上要反對各種各樣的歧視。在就業政策中要體現男女平等。企業要為不同性別、年齡、民族、膚色和信仰的員工提供平等的職業升遷機會,不得蔑視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不得人為劃定限制。
由于服裝企業對員工素質的要求相對較低,為了能使員工在企業內,更全面地完善自己的勞動和生活技能,企業應當為員工創造良好的技能培訓和接受現代化服裝生產理念的條件,使員工在為企業工作的同時有機會提高各方面的素質,讓員工的自我發展和完善成為可能,進而為企業,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據稱,無錫某服裝企業,為了能使員工得到全面的發展,拿出一部分生產利潤,開辦了員工夜校,使員工在工作之余能夠接觸到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現代生產理念,得到了廣泛的好評,成為眾多企業學習的榜樣。
(五)為員工提供民主參與企業管理的渠道,為員工提供自我發展的機會。員工在企業中雖然處于被雇用者、被管理者的地位,但是勞動者一樣有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對企業的重大經營決策、企業的未來發展等重大問題有發表意見和建議的權利。企業應尊重員工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利,服裝企業要重視生產線操作工的意見和要求,從而調動員工的勞動熱情和工作積極性,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進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通過激勵員工自我發展的手段,來增強企業的人力資源競爭力和人才儲備。
篇5
關鍵詞:企業文化;工會;建設
中圖分類號:F272.9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020(C)-0123-01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在一定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背景下,為實現企業目標在長期的生產經營和建設中形成的,被廣大職工群眾接受的共同的行為。企業的發展既要靠有效的經營機制,同時還要用一種無形的精神去統一人們的思想,約束人們的行為。通過發展企業文化,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強企業的活力,使每一個企業員工都能感受到一種文化的氛圍、一種精神支柱的存在。
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企業中的重要組織之一,工作中工會是職工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由于其得天獨厚的群眾基礎條件,因此在企業文化建設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職工的“娘家”,其最貼近職工群眾,最了解職工的喜怒哀樂,最清楚職工群眾的所思所想,因而對職工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第二,管理著企業文化宣傳陣地的工會,通過開展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文體活動,使職工在參與活動的同時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第三,工會聯系著一大批體現企業精神的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可以通過宣傳他們的先進事跡,達到教育職工的目的;第四,工會組織通過開展勞動競賽、合理化建議、革新創新等活動來激發職工的勞動熱情;第五,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是工會組織的重要責任,工會可以采取多種形式的民主管理引導職工參與企業的管理和監督,提高職工參政議政的意識,增強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
企業文化是要靠人來實現的,職工是企業的主體,也是企業文化建設的主體,一個企業的文化建設如果沒有廣大職工的積極參與,沒有職工的共同遵守和自覺貫徹,建設企業文化也就無從談起。因此企業工會組織要充分認識、把握和運用好自身優勢,在企業文化建設方面,努力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把握輿論導向,增強企業凝聚力和向心力
工會組織一定要有強烈的陣地意識,務必做到守土有責,清醒認識并有效抵制舊的封建文化和不健康的外來文化的深透,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作為建設企業文化的綱領,大力宣傳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開展形勢任務、政策法規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科學文化知識教育和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教育,鼓舞和激勵職工發揮主人翁精神,積極投身企業改革和發展。
二、充分利用現有設施,建設好企業文化的載體
企業文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必須通過一定的物質實體和手段,在生產經營實踐中表現出來。這種物質實體和手段,就是企業文化的載體。企業文化的載體,雖然是企業文化的表層現象,但它卻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完善而切合實際的企業文化載體,能增進友誼、溝通感情,還能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三、精心操作企業文化,提高職工綜合素質
企業文化不是職工自發行成的,而是企業經營管理者根據企業經營管理發展的需要而有意創造、貫徹、精心操作的結果。企業的工會要協助、配合黨政組織,操作好企業文化,首先要做好觀念轉變工作,在職工中培育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建立現代企業的新觀念。加強職工政治思想教育,強化職業道德建設,不斷提高職工的思想道德素質,其次是;協助有關部門加強對職工的崗位技能教育和培訓,催發人才健康成長,用新知識、新技術武裝職工,不斷提高職工的技術業務素質;再次是發揮工會的特點,廣泛開展群眾性的經濟、技術活動,最大限度地挖掘職工的聰明才智,充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四、培育企業精神,打造企業之魂
培育企業精神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企業精神是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職業理想、敬業精神和職工道德,是企業先進思想、進取精神的概括和升華,是企業和職工價值觀的集中表現,是企業群體意識的精神風貌,它既能激勵職工積極向上,有能規范和約束企業和職工的行為,不但是企業之魂,也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源動力。
五、塑造企業形象,促進企業文明、和諧、穩定發展
企業形象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外在表現。它所反映的是社會群眾和企業職工對企業的總體評價與信任程度。這由企業產品形象、經營服務形象、管理者形象、員工形象、公共關系形象等綜合因素組成的。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是每一個企業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一個長期系統的工程。工會組織在這方面有著廣泛的工作領域。
企業文化是企業形象的內容。塑造企業形象的過程就是建設企業文化的過程。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對企業職工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注意行為管理,又必須注意思想管理或稱文化管理。
篇6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 C931;F2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5)03―0071―08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petition of supply chain has replaced the brand competition among modern enterprises. Undertak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exact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s' competitive edge and the conformity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guidelines. However, the complexity, causal ambiguity and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o pose certain obstacles in practical level. To realize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e have to launch cogovernance standards which exert risk assessment,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ustainable supply chain;risk assessment;evaluation index
一 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21世紀的最大競爭是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Christopher,2005)[1],企業的管理注意力應從企業間的競爭轉向供應鏈間的競爭。特別又是全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社會問題頻頻出現,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需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2]。從三重底線(Elkington?J,1998)角度來看,企業應從供應鏈內外部整合功能向可持續供應鏈發展,實現供應鏈“上”“下”游企業與經濟、社會、環境的整體和諧發展。
1970年代學者們對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簡稱SCM)就進行了研究,但是研究的問題具有片面性,直到2002年對SCM的研究還是集中在“上”鏈或“下”鏈,或者從SCM的某一個方面加以研究[3]。進入21世紀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國內外學者對基于社會責任的供應鏈風險問題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4]。Julien Levis指出越來越多的國際企業在其供應鏈視角下推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以保證企業自身的競爭優勢,并在供應鏈視角內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其戰略采購與管理的重要內容。CheFu Hsueh 和 MeiShang Chang 研究了由生產商、中間商和零售商組成的具有 CSR 的網狀供應鏈,提出了一個競爭戰略,即生產商之間基于CSR的協作模式[5]。Lewis,B.M等研究了全球供應鏈中確保CSR行為的安全措施以及如何管理采購商與供應商之間的行為規則[6]。Sawik?T等認為供應鏈中的采購商在實施采購計劃時應確保其供應商就勞工和環境等方面履行社會責任[7]。Kytle和Ruggie認為,基于社會責任的企業供應鏈風險產生于企業的自利,或其它組織的行為不確定性。Panayiotou等建立了社會責任指標拓展體系,以便有針對性地進行風險分析。Vallaster等指出,企業應將關于社會責任的供應鏈風險管理全面深入地融入到戰略管理中。Hallikas從風險事件的概率和結果的角度,對社會責任下的供應鏈風險評估進行半定量化研究。Pater提出了利用評分方法去建立社會責任下的供應鏈風險識別指標體系。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副理事長陳英女士提出:作為一個完整的可持續供應鏈,每個企業都得貫徹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只有所有供應鏈相關方都負責任,才可以建立一個有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陶菁、顧慶良研究了供應鏈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指出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強制性要求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最重要的驅動力。毛太田,周丹從采購、庫存、配送、銷售和售后5個風險視角構建了社會責任下零售供應鏈風險評估指標體系,進而對企業供應鏈風險進行定量評價[8]。雷勛平從供應風險、需求風險、物流風險等7個方面構建了汽車制造業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9]。郭毅,豐樂明利用logit和probit二元選擇模型探討了企業規模、資本結構與供應鏈社會責任風險的關系。賈敬全認為,由于社會責任履行不當會給公司帶來戰略風險、經營風險、環境保護風險和財務風險等等,進而影響公司可持續發展。顏波,石平提出基于社會責任的供應鏈風險主要來源于供應鏈內外部的不確定性[10]。張秀敏,楊連星建立了風險評估模型, 認為解決供應鏈企業最關鍵的因素是供應源問題[11]。龍靜從供應的集中度,供應商的可見性,設計信息的可替代性,設計信息的可轉移性等社會責任方面識別供應鏈脆弱性去最大限度地減少企業風險[12]。
湖 南 大 學 學 報( 社 會 科 學 版 )2015年第3期許 建,田 宇: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以汽車行業為例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基于企業社會責任下供應鏈風險的研究可以概括為三個部分:供應商問題的研究、供應鏈風險類型的研究、供應鏈風險指標體系建立的研究。[13]本文在界定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內涵基礎上,利用相關理論,探討基于企業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管理體系結構;基于實證調研和統計分析法構建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對其進行綜合評價,并從企業內部責任風險、外部環境責任風險、合作伙伴責任風險等角度探討可持續供應鏈風險。本文融合了企業社會責任[14]、可持續供應鏈管理、風險評價等元素,為可持續供應鏈上社會責任實踐提供理論依據,同時有利于供應鏈企業結合自身特點、切實承擔社會責任,也有利于降低供應鏈上企業的合作風險。
通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與總結,筆者認為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是指供應鏈上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存在的風險,即由于企業不承擔或不合理承擔社會責任,在特定客觀條件下,由風險因素引起社會事件的發生,導致影響企業品牌的聲譽、員工的士氣和道德凝聚力、消費者的認同力,影響供應鏈可持續整體安全運行,造成供應鏈條上整體成本增加、供應鏈效率下降和無法達到可持續供應鏈管理預定目標,對供應鏈條上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損失的不確定性。因此,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企業承受的社會責任壓力不斷加大,利益關系更加復雜,為了確保企業可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企業必須加強社會責任方面的供應鏈風險管理。
二 相關理論分析
(一)供應鏈管理
關于供應鏈管理的概念,國內外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還沒有達成一致,但是其主要內容是差不多的。在對相關文獻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供應鏈是圍繞核心企業,通過對物流、服務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控制,從供應商的供應商開始,制成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最后由銷售渠道把產品送到需求者手中的將供應商、生產商、中間商、零售商、直到直接客戶和間接客戶連成一個系統的、完整的功能網鏈結構模式,如圖1所示。它不僅是一條連接供應商的供應商到客戶的物料鏈、信息鏈、資金鏈,而且是一條增值鏈[15]。SCM就是對從供應商的供應商到直間接客戶的整條網鏈結構上發生的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進行計劃、控制、協調和反饋的一種供應鏈中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SCM 作為一種集成創新的理念思想,指導供應鏈參與者在目標和行為統一的基礎上,將企業間的資源進行整合,形成一種獨特的供應鏈資源和能力,以致使企業獲得可持續的、穩定的競爭優勢。
(二)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最早由Oliver Sheldon于1924年提出。至今為止,學者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各有各的看法,但最重要的一點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企業的高科技化,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外延不斷在變化[16]。本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最大限度地承擔對員工、合作伙伴、債權人、消費者、社區、政府、競爭者、環境和弱勢群體等方面的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責任。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又是近年來,社會責任風險不斷在供應鏈上涌現[17],例如,2012年新聞媒體所披露的針對肯德基的“問題雞肉”事件,2013年中國石化“青島輸油管道爆炸”事件、哈藥集團“銷售假冒保健品”事件,給肯德基、中國石化和哈藥集團公司造成重大不良影響,其原因都與公司未對其供應鏈企業提供的產品進行嚴格的監管或企業內部管理有關。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消除社會不安定隱患,有利于提高員工道德凝聚力、樹立企業良好形象,有利于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降低成本、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18]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注重核心企業與其上下游企業間資源的整合與能力的形成,我們就不能只單單關心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還應采取與上下游企業供應鏈溝通與合作等方式,使供應鏈上的企業共同遵守社會責任,使各企業間合作風險減少到零[19]。
可持續供應鏈管理與綠色供應鏈管理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不僅僅考慮生態環境方面的影響,而是系統地整體地協調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追求三重底線的最大化平衡[20]。可持續供應鏈管理(SSCM,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在供應鏈管理中的體現,是核心企業與其上下游企業從戰略高度系統地協調經濟效益、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三重底線,在每個環節將企業與自然、企業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貫穿于整個供應鏈[21],并有效管理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以及供應鏈上企業間合作所進行的管理。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管理體系結構如圖2所示。
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管理體系結構是在付磊提出的綠色供應鏈管理體系結構基礎上提出來的。付磊主要是從綠色供應鏈管理的對象、目標、集成創新和內容上進行探討。筆者主要是從企業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的角度去探討這幾個方面的,對象、目標、技術與付磊提出的有所不同。筆者最大的創新是在社會責任下對可持續供應鏈在企業內部責任風險、外部環境責任風險和合作伙伴責任風險利用信息流、資金流、物流去探討如何降低供應鏈上企業合作風險和實現企業可持續性發展。
(三)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設計
本文主要采取對企業和專家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數據資料收集,并參考調查數據信息確定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及其權重。
1.調查對象的選擇與問卷設計
由于調查的問題涉及到供應鏈企業多方面情況,所以調查對象主要選定為上海大眾、上海通用、北京現代和廣汽本田等企業中從事供應鏈業務活動(如采購、物流、銷售、品質和環保等)的相關人員、中、高層管理者和供應鏈專家。本文問卷設計以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的確定為目標,針對不同指標層獲取兩兩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比較信息,以便構建對比矩陣進行層次分析。問卷發放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種是與專家面對面進行溝通與交流,讓專家填寫問卷并對問卷中列出的指標進行刪減或補充;一種是直接到企業進行調查,現場回收問卷;另一種是郵寄給被調查的企業和供應鏈專家。共發放問卷150份,回收問卷122份,回收率為81.3%,經分析整理后,有效問卷106份,有效問卷率為70.7%。通過問卷調查方式確定各級指標權重的原始數據,由此建立判斷矩陣,分別計算一級、二級、三級指標的權重及其相應特征向量,隨后計算CI值,將計算結果和隨機一致性指標RI值進行一致性檢驗。最后,106份問卷有95份通過了檢驗。
2.選取指標的主要控制措施
為了達到構建一套合理、全面、系統、科學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的目的,本文調查采取了如下控制措施。
(1)填寫問卷對象的控制。由于調查的專業性較強,這就要求調查對象必須是對企業供應鏈業務十分熟悉的人員或是物流方面專家,以此來提高問卷調查的可靠性。本研究調查中93%的受訪者在目前企業服務了3年以上,非常熟悉企業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本研究問卷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2)調查過程的控制。本研究調查所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多數企業人員都很繁忙,對于工作繁忙的企業工作者我們是主動上門去調查,現場完成調查工作;對于供應鏈專家我們主要是采取郵寄的方式,以保證專家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填寫問卷。
3.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設計
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供應鏈企業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然而在利潤的驅使下,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環境的污染、虛假廣告、不正當競爭、產品質量等,嚴重影響了企業可持續發展和消費者權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供應鏈風險評價越來越受到關注[22]。本文在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專家意見以及實際情況,并結合問卷調查數據統計,將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從企業內部責任風險、外部環境責任風險和合作伙伴責任風險三個維度進行測量,并在廣泛搜集國內外學者關于企業社會責任下供應鏈風險評價測量題項的基礎上整理出如表1所示的評價指標體系。
(1)企業內部責任風險。企業內部責任風險是指由于供應鏈上核心企業在企業內部運營管理過程中人為因素、資源配置等所產生的風險。主要包括由于生產能力與生產事故導致的生產風險,由于研發技術的先進性、模仿性、產品周期性引發的技術風險,由于物流基礎設施與成本產生的物流風險,由于人才儲備等原因產生的人力資源風險。
(2)外部環境責任風險。外部環境責任風險是指由于企業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對整個供應鏈產生的不利影響。主要包括生態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環境、市場環境。
(3)合作伙伴責任風險。合作伙伴責任風險是指供應鏈企業間在運行操作過程中獨立決策、道德準則、文化差異、利益分配不一致等不同而導致供應鏈的不確定性增加。主要包括供應風險、信息風險、文化風險、利益風險。(四)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實證研究
在我國,汽車制造業規模大,產業關聯度高,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2013年,我國汽車銷量突破2100萬輛,早已超越美國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汽車企業的產值比較高,涉及面比較廣,產業鏈條比較長,所以汽車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狀況對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有助于社會的和諧,同時也是企業服務社會的重要體現。汽車制造業可持續供應鏈包括從零部件采購到整車交付的全部過程,是最復雜的供應鏈系統之一,是典型的全球供應鏈競爭。它是以整車制造企業為核心,通過上游汽車零部件供應企業和下游汽車銷售企業等一系列企業的協同作業。主要是以整車制造企業為中心,通過對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控制,從原材料采購開始,經過中間生產到最終產品制成,最后由銷售網絡把產品銷售給消費者,形成了從供應商的供應商、供應商、制造商、中間商、零售商,最后到客戶手中的一個整體的可持續供應鏈網絡結構,在整個供應鏈系統中具有代表性。
以上海大眾、上海通用和廣汽本田等汽車制造企業為例,運用上述評價指標體系進行調查和度量,對其可持續供應鏈風險進行研究,對汽車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同時這幾家制造企業主要生產系列轎車、商務車和越野車,在汽車行業具有代表性和普適性。因此,選取的這幾家汽車制造企業基本能代表我國汽車制造業整體供應鏈風險狀況,通過評價與分析這幾家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供應鏈風險,可為我國汽車制造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供應鏈風險預警與防范提供決策參考。
1.樣本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把上海大眾、上海通用和廣汽本田汽車制造企業作為樣本進行實證分析。數據來源主要是邀請汽車制造業供應鏈風險評價專家、企業相關管理人員(許群芳等)和高等院校供應鏈風險研究人員(董堅峰等)等11人組成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專家小組。獲取數據方式主要是通過現場調查、網絡在線調查和問卷郵寄等方式獲得表1中各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相關數據,運用的是SPSS17統計分析軟件,通過AHP分析法獲得企業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各級指標的權重,模糊評價法獲得各級指標的綜合得分,再通過歸一化處理得到一級指標的權重與總體得分。
2.量表的信度與效度分析
筆者采用SPSS17進行數據分析。第一步,可靠性檢驗。用一致性指標Cronbach’系數來檢驗量表的信度,如果因子的Cronbach’值超過0.7,表示具有較好信度,0.5~0.7,被認為可靠性一般。通過檢驗,企業內部責任風險、外部環境責任風險、合作伙伴責任風險三個變量的信度分別為0.736、0.752、0.689,除了合作伙伴責任風險少于0.7外,其它的均大于0.7。第二步,進行主成分分析來檢驗量表的效度。筆者用巴特立球體檢驗并觀察,結果顯示企業內部責任風險、外部環境責任風險、合作伙伴責任風險三個變量的KMO值分別為0.857、0.839、0.764,均超過0.7
馬慶國(2002)認為KMO樣本測度和巴特利球體檢驗可判斷樣本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以上,非常適合;0.8-0.9,很適合;0.7-0.8,適合;0.6-0.7,不太適合;0.5-0.6,很勉強;0.5以下,不適合。。說明所調查的問卷是有效的、可信的。
3.風險評價指標權重及綜合得分計算
表1所列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中,指標層各指標權重的確定非常重要,因為它關系到評價結果的準確與否。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指標權重,然后用模糊評價法確定可持續供應鏈風險的評價等級與分數。
(1)風險評價指標權重計算限于篇幅的要求,具體計算過程略。
邀請多位專家分別對評價指標體系的各個指標逐層進行成對比較,直到各位專家的意見趨于一致,得到各位專家的均值判斷矩陣:
(五)風險值測定模式
核心企業選擇與供應鏈上企業合作的風險價值是由風險程度決定的。因此,核心企業在選擇供應鏈上企業合作時要了解風險價值,首先就要對合作企業的風險度進行評價,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性供應鏈。因為風險是由于決策實施的結果對有關社會責任存在各種可能性而派生的,所以在評價風險度時,就要把各種可能都考慮進去,其辦法就是利用權重來評價與企業合作的風險。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的步驟如下:(1)權重的計算。評價指標權重通過層次分析法能夠算出來(上文中已闡述);(2)指標的綜合得分。指標的得分通過模糊評價集能夠算出來(上文中已闡述);(3)計算指標的平均期望值。由于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存在著多項指標,各項指標的權重不一樣,評價風險度時先要把平均期望值算出來,平均期望值E-:E-=∑ni=1XiPi;(4)用標準差來判斷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度的大小。風險度的大小通常用各種指標值與平均期望值之間的標準差δ來評價,公式為δ=∑ni=1(Xi-E-)2Pi,A企業標準差小于B企業標準差,則認為A企業的風險小,但是得有個前提,那就是A企業平均期望值同時要大于或等于B企業平均期望值,如果A企業平均期望值小于B企業,我們就得用標準差系數來評價風險度大小;(5)計算標準差系數。標準差系數又稱為標準離差率δ/,計算公式為δ/=δE-×100%,標準差系數小,就認為風險度小。
(六)汽車制造業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值計算
利用4.3 風險評價指標權重及綜合得分公式計算三家汽車制造企業基于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權重及綜合得分,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利用表4中的數據,再根據(五)風險值測定模式計算三家企業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的標準差系數,計算結果如下:
(七)基于社會責任的汽車制造業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結果分析
從3家汽車制造業企業的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標準差系數來看,均處于低風險狀態,表明汽車制造業企業可持續供應鏈總體上來說運行狀況良好,與汽車供應鏈上企業的合作在社會責任方面的風險是很低的。但是上述3家企業上海大眾的標準差系數最小,說明上海大眾的企業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最小,與它合作更值得信任。
三 結論與未來研究展望
本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實際,設計了一種更為合理、客觀、全面、系統、科學、實用的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同時,運用層次分析法對各指標的權重進行判定,運用模糊綜合評價法對各指標進行打分,運用風險測定法對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度進行評價,從而可以得到較為客觀的評價結果,較為有效地對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度進行評價,進而有助于為企業選擇合作伙伴提供可靠的依據。通過對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度的評價,根據風險度的大小可以給合作企業設計紅、黃、綠三種顏色( 紅色:高風險的合作企業; 黃色:中風險的合作企業; 綠色:低風險的合作企業)。進而對紅、黃、綠合作企業采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必須注意,對合作企業的分類是動態的,要根據在不同時期的表現調整等次。
紅色合作企業:采取強有力措施,直接與這些企業對話,持續監督和改進表現或放棄與這些企業的合作;
黃色合作企業:積極地介入可持續供應鏈管理。比如:對每個合作企業應該經常要求報告社會責任績效;
綠色合作企業:通過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和訂購單等限制性條款要求履行,不必積極溝通。
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及其管理是一個企業從優秀走向卓越的必要過程。為了使本文設計的評價指標體系能夠真正幫助到供應鏈上企業,切實可行地對可持續供應鏈上企業進行風險度評價。未來還需要在以下幾方面進行研究與完善:一是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的數據搜集與積累,即如何建立企業數據信息共享機制;二是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中存在大量的定性成分和不確定因子,再加上不同行業的可持續供應鏈的影響指標側重點又各不相同,所以要加強對評價指標體系的驗證,以便在不同行業中增加評價指標體系的通用性;三是可持續供應鏈風險評價強調的是社會責任績效,而企業的經營目標又是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如何真正對企業社會責任下可持續供應鏈風險度進行評價將是學術界今后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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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根據市人民政府蘇府[2002]62號《關于進一步推進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保障轉變的意見》精神,為積極穩妥地推進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和市場就業轉變,加快建立獨立于企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保障體系,解除企業下崗職工中年齡偏大的原固定制職工出中心后基本養老、醫療保險的后顧之憂,市勞動保障局結合我市實際情況,印發了蘇勞社險[2002]16號文,就企業下崗職工協議保留社會保險關系提出如下處理意見:
(1)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前參加工作、已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原固定制工身份的下崗職工,協議期滿、再就業困難、距法定退休年齡超過5年,男48周歲以上(含48周歲)、女40周歲以上(含40周歲)的,在解除或終止勞動關系的同時,經本人申請,企業審核批準后可以選擇由企業辦理協議保留社會保險關系(以下簡稱協保),由企業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費,下同);其經濟補償金或生活補助費用于企業為其一次性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協保人員辦妥協保手續后,按規定申領失業保險金,并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2)符合協保條件的人員,由本人書面申請,經企業同意后雙方簽訂協保協議.協保期限一律簽到職工法定退休年齡之月止。
協保人員檔案在核準基本養老、醫療保險視同繳費年限等情況后,由企業交市就業管理服務中心保管,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免收檔案代管費。到達法定退休年齡或達到規定條件后,按照自謀職業人員退休辦法,由市就業管理服務中心負責辦理退休等手續。
(3)協保人員應繳的社會保險費,2002結算年度中繳納的協保期間的繳費基數,在2001年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60%(即618元)的基礎上,以每年10%的比例逐年遞增,如:2002結算的年度為618元,2003結算年度為680元(618×110%),2004結算年度為748元(680×110%),其余年度以此類推。繳費比例,基本養老保險費目前為27%,從2003年月1月1日起調整為28%;基本醫療保險費為11%.大額醫療費用社會共濟基金按每人每月5元繳納。
(4)協保人員協保期間應繳的社會保險費,由企業一次性預繳至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為每位協保人員設立協保資金賬戶,并按上年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60%為繳費基數及規定的統籌和個人記賬比例,按月(年)劃入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基金和職工本人個人賬戶(以下簡稱劃賬)。職工到達法定退休年齡或規定條件辦理相關手續時,一次性預繳費用仍有余額的,按規定將余額一次性劃賬;一次性預繳費用不足劃賬的,其不足月份可視作繳費年限但不記個人賬戶,或由個人一次性補足。
(5)企業按規定為協保人員一次性繳清社會保險費后,應同時辦理協保人員的《醫療保險病歷》和《社會保險卡》(IC卡),并負責發放給協保人員,其工本費由企業支付。協保人員自繳費次月起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6)協保人員在領取失業保險金期間發生的醫療費用,除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外,門診醫療費用補助仍按失業保險有關規定執行。
(7)到達法定退休年齡并符合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的協保人員,醫療保險繳費年限(含2002年4月1日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視同繳費年限和實際繳費年限)男不足30年、女不足25年,由本人一次性補繳不足年限的基本醫療保險費后,享受退休人員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8)協保人員在協保期間重新就業的,可以不重復繳納社會保險費。如企業和個人愿意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原協保資金賬戶可封存,待再次失業停保時,可恢復扣繳或到達法定退休年齡時按規定一次性劃賬。
(9)協保人員在協保期間因病或非因工負傷,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可委托市就業管理服務中心申請勞動能力鑒定,符合一至四級的,可辦理退休或按月領取生活費手續。
協保人員在協保期間死亡的,其喪葬費、一次性撫恤費和供屬救濟費等按蘇勞社險[2001]20號文件規定執行,由市就業管理服務中心負責辦理,其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和醫療保險個人賬戶實際結余金額可依法繼承。
(10)協議保留社會保險關系、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辦理程序:
① 企業提出書面申請(其中區屬企業需經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初審),報市再就業辦公室審定協保對象資格。
② 經審定符合協保資格的對象,由企業填寫《代管檔案人員視作繳費年限情況審核表》(以下簡稱《審核表》)、《蘇州市區企業協議繳納基本養老、醫療保險費人員花名冊》(以下簡稱《花名冊》),報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
③ 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會同市再就業辦公室、市就業管理服務中心等部門聯合辦公,根據企業填寫的《審核表》和《花名冊》、協保人員個人檔案及身份證復印件,審核并確定協保年限,企業據此與協保人員簽訂協保協議,并辦理職工退工和委托代管檔案手續。
④ 企業將核定的協保人員應繳的社會保險費,一次性繳至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
⑤ 辦理協保時尚未參加我市基本醫療保險的單位,負責做好收取照片及醫療保險證、卡的購領、填寫、核對、發放等基本工作。
篇8
一、當前,企業文化建設的現狀及成效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以企業精神和經營管理理念為核心,凝聚、激勵企業各級管理者和員工的歸屬感、積極性、創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論,是企業的靈魂和精神支柱。20世紀80年代,企業文化作為一個比較系統、全面、科學的管理理論從西方傳到中國,經過近三十多年的發展,在國內企業中逐步得到認可、重視、推行,期間涌現出眾多具有獨特企業文化的優秀企業如海爾、華為、聯想等。國內企業通過多年的改革發展,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管理方式實現了由傳統管理、科學管理、人本管理的逐步轉型升級,企業文化建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局部到全面的發展歷程,對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推動企業科學發展,促進員工全面提升素質,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2005年,國資委出臺《關于加強中央企業文化建設的指導意見》,標志著國有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同年,中國企業文化促進會頒發《2006——2020年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發展規劃綱要》,對企業文化建設做出全面規劃和指導,進一步推動企業文化建設的全面實施。2012年,國資委開展了以“強基固本、控制風險,轉型升級、保值增值,做強做優、科學發展”為主題的管理提升活動,更為深入推行企業文化建設注入強勁的發展動力。神華準能公司作為一家成立36年的大型煤電路一體化經營的國有企業,在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以企業精神為引領,經歷了三次創業的艱難發展歷程,開創了“準格爾模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發展奇跡,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準能”文化,追根溯源,企業飛速發展的根源就是找到了一條推動企業發展的“文化之路”。
但是,多年來,在企業文化建設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發,我們也看到在企業文化建設還存在整體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在企業中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種問題和偏差,主要表現為:
第一,重共性輕特性。國家在不同時期關于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規定、要求,在企業管理實踐中都得以貫徹和落實,導致企業文化在價值層面更多以反映國家主流價值觀為主,而對反映本企業特色的一些價值取向梳理、提煉、總結不足,表現在企業文化的框架構建和理念大同小異,具有很大的趨同性。
第二,重傳統輕創新。通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現有的企業大多數是大型企業集團,是國家優質管理資源,企業發展歷史相對較長。企業不同時期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都在本企業中傳承、沿革下來,形成一定的文化積淀,這些傳統文化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員工的思想、行為,一些新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引入、推廣相對緩慢。
第三,重形式輕內涵。企業文化通過企業的價值理念。制度文化、行為文化、企業形象等各個方面來表現,核心是實現企業管理的變革,通過采取各種方式調動員工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員工認同企業文化的內涵、并自覺地體現在日常管理行為中。現在,大多數企業開展企業文化建設還停留在明晰理念、應用視覺識別系統、宣傳企業精神、價值觀、各種理念等形式上,對神化企業文化建設實現管理提升方面還做得不夠。
第四,重精神輕管理。企業文化是以文化為手段,以管理為目的的一種管理理論。許多企業簡單地將企業精神等同于企業文化,使企業文化建設更關注于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而忽視員工行為規范的重塑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僅局限于黨群系統,而忽視在企業全系統推行;僅局限于少部分人參與,而忽視全體員工的參與,沒有很好地解決企業文化建設的落地生根問題。
二、工會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優勢及作用
工會是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工會組織承擔著在職工中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任,對于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協調勞資關系、推動企業科學發展、促進企業和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工會在企業中的地位、特點、作用,使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具有獨特優勢、發揮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充分發揮工會的組織優勢,強化企業文化建設。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維護職工利益的忠實代表。工會最貼近職工群眾,最了解職工的喜怒哀樂,最清楚職工的所思、所想、所求,具有較強的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企業工會的組織機構健全、覆蓋面廣,健全的組織體系能夠有效地將企業文化的理念、制度、規范宣貫到職工中,而職工能自覺、主動地接受工會組織的引導、教育和主張。工會具有得天獨厚的群眾基礎條件,在企業文化建設中能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篇9
一、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教育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內容是:在國家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個人層面,積極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在新的歷史時期,創新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維護企業和諧穩定發展,首先,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員工教育中,通過理論學習、員工培訓、主題演講等形式,利用網絡、宣傳欄、黑板報、文娛活動等平臺,唱響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旋律。堅持用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黨員、教育員工,形成企業團結奮斗的精神支柱。堅持開展理想信念教育,引導員工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員工和諧意識和責任意識,把“個人夢”“企業夢”和“中國夢”緊密結合。堅持開展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教育,增強員工的愛國精神和創新意識。堅持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樹立“愛我企業,盡我職責”的敬業愛崗精神和“企興我榮,企衰我恥”的主人翁精神。
其次,要積極開展形勢政策教育,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配合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出臺,不斷增強企業員工的全局觀念和大局意識。大力開展法紀教育,樹立法治意識,遵紀守法,認真履行法律責任。充分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體現在企業員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體、媒介、客體、工作環節當中,突出核心、關注細節、齊心協力、齊抓共管,為員工努力營造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濃厚氛圍,從而推動企業發展邁向新臺階。
二、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企業文化建設之中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領企業文化建設,需要長期堅持,循序漸進。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抓住幾個關鍵環節,扎扎實實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首先,要加強核心價值觀的教育與培育。在企業文化建設中,要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的灌輸,引導員工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樹立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樹立大局意識、奉獻意識、責任意識和協作意識。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逐步塑造具有特色的企業核心價值觀,培養員工的企業意識,增強對企業生存、發展的責任感。注意培養本企業的典型,積極選樹各類模范人物,用身邊人、身邊事教育人、感染人,激勵員工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發揚愛崗敬業、勇于奉獻的精神,自覺做企業的主人。
其次,要加強規章制度建設,強化制度的制約作用。規章制度要具體、細化,明確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能嚴格約束企業所有人。制度制定的基本著眼點必須以人為中心,突出人本管理,體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要加強企業職代會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建設,通過職代會、企務公開等民主管理形式,疏通領導與員工之間交流思想的渠道,使員工有知情權、建議權、監督權和質詢權。要努力優化用人環境,建立與企業核心價值觀相一致的用人制度,塑造高素質的員工隊伍。
最后,要加強工會建設,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從制度監督層面履行工會職責,維護職工權益,進而達到凝心聚力。
三、培養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要注重以人為本,選準載體
以人為本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核。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首先,要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切實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實處。要尊重員工權利,使員工在教育培訓和職位晉升方面享有均等機會,構建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寬松的民主環境,潛移默化地影響員工行為。要思員工之所想,做員工之所需,解員工之疾苦,使員工感受到企業大家庭的溫暖和組織的關懷,充分調動員工積極性,增強凝聚力。
其次,要發揮典型引領作用,以范示人。企業領導者要率先示范、敬業愛崗、誠信友善,弘揚新風正氣,樹立良好形象,增強核心價值觀的公信力,促進企業員工核心價值觀的養成。企業黨員、先進分子要身體力行,為踐行核心價值觀作出表率,為廣大員工的價值行為作出榜樣。要廣泛開展典型模范評選活動,樹立先進典型,讓廣大員工學有榜樣、行有方向、趕有目標,激勵廣大員工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企業又好又快發展。
篇10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利益相關者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4-0030-03
1、引 言
從三鹿毒奶粉事件,到去年的富士康十五連跳事件,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一次又一次的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同時也引發了學術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更多思考。到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是什么?什么樣的企業更青睞履行社會責任等一系列的問題都亟待解決。本文選取上證180上市公司為樣本,側重研究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試圖發現公司治理各方面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
2、文獻綜述
2.1企業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理論
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始于19世紀末,然而至今學術界和企業界尚未就其定義達成統一,但最具代表性觀點之一是以Carroll為代表的,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社會在一定時期對企業提出的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也就是說企業社會責任其實就是企業責任,包括經濟、法律、道德與倫理責任之和。雖然如此,但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利益相關者理論逐漸成為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基礎理論。該理論首次由Freeman(1984)提出,他認為利益相關者是指能“影響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或目標的人或團體,或者是受組織行為、決策、政策、活動或目標影響的人或團體”。約瑟夫?W?韋斯(2003)對利益相關者群體進行分類。他將企業所有者、客戶、員工、供應商、股東、董事會、公司高管人員歸類為一級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理論主要是關于公司治理的理論,它是從對企業社會績效評價的角度提出企業不僅僅要對股東負責,而且要對其他的利益相關者負責。因此可以說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公司的治理問題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中得到統一。
2.2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研究綜述
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具有歷史的淵源性和發展的共生性,兩者都產生于現代大公司的出現,統一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實踐中。因此國內外許多學者就這二者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Versehoor(1998)通過的研究發現:定期公司社會責任相關報告的企業具有更優秀的金融績效,而且能夠產生更加健康和諧的公司文化和更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Adams(2002)指出將公司社會責任引入到公司治理中,將促使公司發展出更好的內部控制、成本控制和決策體系,從而更有利于公司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和長期業績的提升。Diego(2004)發現社會責任型企業具有更有效的董事會和公司治理結構。
國內的學者對于了二者的研究同樣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規范研究方面,李維安(2000)提出:公司治理不能夠只局限于股東對經營管理者的制衡,而是涉及更多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王雄元(2004)認為公司治理是聯系各利益相關者的制度安排,目的是通過這種制度安排制衡利益相關者的權責利,并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合理統一。王長義(2007)指出公司治理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不同治理模式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程度的高低;(2)股東目標的多樣化、股東結構的變化、股東權利的變化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而國內學者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的文獻還相對較少。王建瓊、何靜誼(2009)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獨立董事比例正相關,與資產規模負相關,與是否兩權分離、凈資產收益率無明顯相關性;國有控股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情況較差。因此本文試圖以經驗數據為依據,通過進行合理的指標設計,來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關系。
3、研究設計
3.1變量設計與研究假設
3.1.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
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衡量,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主要從政府、職工、供應商、投資者和社會這五個方面出發,分別選取指標衡量,其中作者借鑒了陳玉清、馬麗麗(2005),王建瓊、何靜誼(2009)的指標設計,具體如下:
(1)政府所得貢獻率:Y1=(支付的各項稅費一收到的稅費返還)/經營現金流入*100%
(2)職工所得貢獻率:Y2=(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主營業務收入*100%
(3)供應商所得貢獻率:Y3=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主營業務收入*100%
(4)投資者所得貢獻率:Y4=(支付的現金股利和現金利息支出)/主營業務收入*100%
(5)社會所得貢獻率:Y5=捐贈支出/主營業務收入*100%
3.1.2解釋變量(公司治理指標)與研究假設
本文主要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關系,而公司治理主要從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激勵和股權結構這五個方面出發,分別選取指標來衡量。
(1)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是公司內部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對于股東大會有效性的評價,作者基于統計的方便性和數據查找的可行性,選取年度股東大會與臨時股東大會次數和作為衡量指標。股東大會活動越頻繁,股東能更好的行使決策權,從而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環境,有助于企業更好的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提出假設1:股東大會次數(SHM)與企業社會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2)監事會。
大部分文獻認為監事會的規模,監事會會議召開的次數,股東代表比例,獨立監事比例等指標都能評價監事會的有效性。作者選取年度監事會會議次數作為衡量指標。由于監事會監督實現股東的利益同時兼具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保護,因此提出假設2:監事會會議次數(SUPM)與企業社會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3)董事會。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董事會。評價董事會的有效性一般會考察董事會的構成和規模、董事會成員的激勵、獨立董事比例等,作者便于量化指標選取獨立董事比例作為衡量指標。由于獨立董事的獨立性能使其完成有效的監督,使得企業兼顧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此提出假設3:獨立董事比例(IDP)與企業社會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4)經理層激勵。
對于經理層激勵的衡量指標,作者選取薪酬最高的前三大高管薪酬總和的自然對數。當對經理采取合理的報酬激勵時,經理就會更傾向于創造長遠的利益,從而更好的執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因此提出假設4:高管薪酬(LnMS)與
企業社會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5)股權結構。
股權結構是決定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股權的構成,二是股權集中度。本文只考察股權集中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采用前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平方和(HERF)來衡量股權集中度。經國內外學者們研究發現大股東可以更有效地監督經理層的行為,有助于增強接管市場運行的有效性,降低經理層的成本。因此提出假設5:股權集中度(H5)與企業社會責任呈顯著正相關。
4、控制變量
考慮到企業的規模、所屬的行業和數據所屬的年份也會影響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因此作者引入以下三個控制變量:
(1)企業規模(SIZE)。SIZE=Ln(總資產)。
(2)行業(INDU),設置了10個虛擬變量,當樣本屬于某個行業時,該樣本為1,否則為0。
(3)年份(YEAR),設置兩個虛擬變量。當樣本公司數據屬于某年時,取值為1,否則為O。
4.1模型設計
為了驗證以上假設,本文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i取值1-5,β為待估參數,ε為隨機擾動項。
4.2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上證180指數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2007-2009年我國上市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關系。在剔除金融類公司,捐贈支出數據不完整的公司后,共有381個有效觀測值。本文研究數據來自銳思金融研究數據庫,國泰安和巨潮咨詢網所公布的年報。
5、實證分析及結論
5.1描述性統計
從表1可以看出年度內股東大會的次數均大于1次,都滿足《公司法》每年至少召開一次股東大會的要求,但標準差相對較大,說明各公司間股東大會次數差異較大。同樣的,各公司監事會會議次數差別也較大,最多的13次,最少1次。樣本公司的獨董比例均值為35.58%,最小值遠小于33%,說明有個別公司沒達到獨董比例三分之一的要求。H5指數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01,說明樣本公司的股權集中程度差異較大。在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方面,Y3供應商所得貢獻率差異最大,最大值為274%,最小值僅為4.24%。而Y5社會所得貢獻率均值才0.07%,這一值較低,說明目前企業對于社會的貢獻意識還不足。
5.2相關系數檢驗
從表2可以看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很小,即不存在顯著相關性,因此模型自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5.3回歸結果與分析
從表3可以看出,企業對于政府的貢獻率與股東大會次數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與原假設不符。與股權集中度顯著在1%水平下正相關,與預期符號相符。其他變量相關性均不顯著。企業對職工的貢獻率與年度內股東大會次數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拒絕了假設3。其余變量均不顯著。但R2值很高,說明方程擬合度很好。企業對于職工的貢獻率與股東大會次數在10%水平上正相關,符合假設1,其余變量均不顯著。企業對于投資者的貢獻率與股東大會次數在10%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與假設1相符。與股權集中度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與假設5一致。R2很高,說明整個方程擬合度很好。企業對于社會的貢獻率與高管薪酬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符合假設4,與股權集中度在1%水平下顯著負相關,拒絕假設5,且R2較低,模型的解釋力較差。
以上實證結果表明,我國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還不顯著。股東大會次數對企業對政府、職工的社會責任是負相關,與供應商和投資者是正相關。說明我國當前的股東大會沒有對企業社會責任發揮較積極的影響作用且股東大會做出相關決策的時候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不夠,更多考慮的是與股東實際利益相關的決策。監事會會議次數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性均不顯著,說明現階段上市公司監事會對利益相關者的保護還未起到積極的作用,很難在董事會外部對管理者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獨董比例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也均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我國獨立董事“不獨立”,相關制度不規范以及獨董比例較低造成的,導致獨立董事沒有盡到公正、獨立、客觀的義務。高管薪酬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均不顯著,但都為正相關,說明高管層薪酬越高,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情況越好。但是也反映出現階段我國上市公司高管對企業社會責任還不夠重視,,貢獻意識還較淺薄。股權集中度與企業對政府和投資者的貢獻率顯著正相關與對社會的貢獻率負相關。這也許是因為我國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現象。且國內上市公司對為國企改制而成,自然較關注政府與投資者的利益。
6、結束語
目前日趨嚴峻的社會問題都與企業社會責任有密切關系。但現階段,企業社會責任還未引起我國企業、政府乃至整個社會的足夠重視且國內社會責任理論整體上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再加上我國資本市場有效性較弱、法制環境尚不健全、消費者選擇并不完全理性、投資者選擇利益驅動等,使得西方很多的社會責任理論還解決不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際問題。本文的研究成果在豐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文獻的同時,也為從利益相關者角度來研究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研究提供了經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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