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學論文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本文從對美國“新法律現實主義”的評介入手，簡要分析了當代法與社會研究中的現實主義立場和方法及其在世界范圍的發展與意義，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當代法治理念及法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以提倡一種以經驗（實證）研究為基本方法、從事實和具體問題出發、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現實主義法學研究方法和立場。

Thisthesisstartsatgivinganevaluationtothe“NewLegalRealism”oftheUnitedStates，andanalyzedtherealismpositionandempiricalresearchmethodofthe“LawandSociety”studying，andit‘sdevelopingandmeaninginthescopeofworld.Basisonthatstudying，thisthesisthenanalyzedtheproblemsinsidetheideasofruleoflawandjurisprudenceofcontemporaryChina，inordertopromoteakindofrealismresearchapproachandpositionwhichbasesontheempiricalresearchmethod，studyingfactsandconcreteproblems，anditstargetistosolvingactualityproblem.

關鍵詞：法律現實主義法與社會研究中國法學

從法學與法治理念的關聯上看，當代中國法學的問題不僅關乎其學術價值和品位，也關系到我國法律制度的建構、實踐和改革以及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的方向。在學派林立的情況下，毫無疑問，無論是作為指導理念或是學術立場，對待各種學說、流派和方法論，均不能只執一端，不及其余，因而多元化的標準顯然最為合理。然而，在基本理念的把握上，這些方法之間畢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沖突和選擇，不僅很難不偏不倚地將其加以中和，而且每一種方法也只有在堅守其本質的前提下才能體現其價值所在。本文在不否定其他法學方法的基本價值的同時，著重評介美國新法律現實主義及其背景，倡導法律現實主義的立場和經驗性的研究方法，并據此對中國法學進行反思，以確立一種分析、研究和建構中國法學的理論框架。

一、美國“新法律現實主義”辨析

從2003年開始，一個稱之為“新法律現實主義”的法學流派從美國法與社會研究陣營中祭起了他們的旗幟，[1]2005年，該學派的一次高峰專題研討會和一個網站相繼登場[2]，這個學派的領軍人物麥考利教授則發表了一篇堪稱宣言的重要論文。[3]2006年伊始，在美國法學院協會盛大的年會上，麥考利教授又對此進一步進行了詳細的論證。[4]眾所周知，20世紀前期曾在美國風光一時的法律現實主義似已成為明日黃花，[5]那么“新法律現實主義”與原有的“法律現實主義”流派有何淵源？其勃興的背景何在？

一、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選題導向的轉換

第一法科論文的寫作價值目標從立法建議導向到司法適用導向。所謂立法建議導向指論文的論述結論是建議法律的立改廢。由于我國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法律體系基本完備，法律研究的主要問題已經從研究法律的立改廢進入研究法律的解釋適用規律應法建議導向的論文寫作，難有價值。第二法科論文的訓練能力目標從訓練學生的理論思辨能力到訓練學生的法律適用方法。從培養法律適用能力導向上看，司法適用中找法、解釋法律、事實辨認和法律說服能力等才是學生最為急缺進行系統訓練的能力。第三法科論文的成果形式從著書立說到案例研判。要求僅僅進行了四年法學初步訓練的法學本科生進行著書立說式的論文寫作不僅高估了學生的寫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學研究的專業性和嚴肅性。要求學生進行案例研析式的寫作才更加符合法學本科畢業生的知識結構和培養目標。

二、法學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步驟

本文主張的案例研析型學術論文寫作訓練，是大陸法系法科學生的傳統做法德國、日本、韓國的法學本科教育中教授將具體案例交給學生由學生根據該案例寫出分析報告報告要求學生找法準確、解釋合理、論證深入、符合司法習慣并且要考慮案件解決的其他社會影響因素。因此，論文寫作不僅要求學生翻閱查找大量法律法規、學術文獻，還要求學生根據本案調查法官和律師的司法心理和判決習慣。本文主張在我國法學本科畢業論文訓練中引入這種培養方式并就該方式具體的運作流程設計如下。

1.第一個環節案例材料的選取。

案例材料應該盡量遵循實例原則在教師自己從業的判例中選取適例為佳，因為這種案例第一手材料最為豐富不僅能夠為學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經過池能為學生提供案件的各種證據和訴訟文書肩利于訓練學生從最原始的材料中認定事實發現問題查找證據等能力。

法學本科教育在我國的整個法學教育體系中處于基礎性的地位，擔負著培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民主法制建設高層次法律人才的任務，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也產生著重大的影響，是關乎法學教育成敗的關鍵。自從2001年以來，中國法學本科教育的規模得到了巨大的發展。2001年，我國設置本科專業的高等院校有229所，這一數字到2005年急劇增加到559個，這還不包括本科院校下設獨立學院開辦的法學本科專業。截至2006年8月，共有620所高校設置了法學本科專業。在讀法學本科學生人數已達20多萬人，每年畢業的法學本科畢業生大約有三、四萬人，[1]且這種發展勢頭仍在延續。法學教育的跨越式發展，促進了對法學教育目標定位的討論。在2001年9月召開的《21世紀中國法學教育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重大課題研討會上大家似乎形成了“共識”：中國大學法學教育本科階段的基本目標是為培養各級法律人才提供毛坯，只能是一種素質教育，而非專才教育；是一種通才教育，而非職業教育。[2]

要實行法學的素質化教育，法學學位論文的寫作訓練是檢驗這種教育成功與否的最好的標志。以下筆者從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法學論文寫作的重要性和意義、法學論文的作用，以及如何完善我國現有的法學學位論文制度等方面入手探討法學學位論文在法學本科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

綜觀我國高等法學本科教育的發展歷程，走過了一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常規發展到跨越式大發展的道路。在艱辛曲折的發展歷程中，法學本科教育為我國的法制建設培養了大批的法律人才，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傳統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模式單一，培養口徑過窄，培養目標趨向“專才”，而且在人才服務方面僅僅定位于法律實務部門。當然，單一的專業性法律人才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曾起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21世紀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沖擊，這種人才培養目標已經很難適應法律全球化、技術化、信息化和法律服務市場的要求。因此，法學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的更新已迫在眉睫，單一專業性人才向通用復合型、應用性人才培養轉變已成為時展的現實需要，也是許多法學界學者和教育家的共同呼聲。[3]

對法學本科教育培養目標的認識，是進行法學高等教育的起點，也是開展法學學位論文寫作工作的前提。眾所周知，在我國現階段的教育模式中，法學本科教育的對象主要是沒有社會工作經驗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剛剛結束高中階段的教育來到大學校園，初次接觸專門化的法律知識的教育，面對這樣的青年學生群體，我們該如何樹立本科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呢？進一步說，我們該如何定位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呢？法學本科教育是法學研究生教育和法學職業繼續教育的基礎，法學本科畢業生也是組成未來我國立法、司法、執法以及法律服務等各個法律職業部門的基本力量。因此，對于法學本科教育階段培養目標的定位不僅關系到法學專業的畢業生在受到四年的法學本科教育以后對實際法律問題的處理能力，而且也關系到改革目前法學本科教育中出現的一些弊端、完善法學本科教育制度的成敗。從法學教育的整體方面來看，我國的法學本科教育的目標定位在滿足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滿足我國高等教育的既定方針政策的要求。進入21世紀，我國的法學教育肩負著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實踐“依法治國”方略的雙重歷史使命，這就對法學本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吨腥A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4條明確規定我國的高等教育方針是“必須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狈▽W本科教育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必須貫徹落實我國的高等教育方針政策?！耙婪ㄖ螄ㄔO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觀大背景以及國家既定的教育方針都要求我們的法學本科畢業生需要具備扎實的基礎、全面的專業知識、良好的法律人素質等等各方面的綜合素質。據此，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應該定位在培養具有綜合性、高素質的專門法律人才上。

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在本世紀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社會的整體目標仍然是建設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建設依然是我們整個工作的重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那么，法學教育就要為經濟建設服務，要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服務。隨著學校招生規模的持續擴大，本科法學專業人數也不斷增加。面對目前的發展形勢，在對我國法學本科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上應該充分考慮我國目前的國情和法學教育的實際狀況，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外國的模式。在我國法學教育資源還比較缺乏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將素質教育、專業教育和職業教育等各種教育的優點有機地結合起來，培養出既掌握全面的法律理論知識，又熟練掌握法律的實踐技能及操作技巧，能處理各種錯綜復雜的法律問題的綜合性法律人才。法學本科教育要使法學專業的學生不但具有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了解中外法律思想家的各種法律理論，還要熟悉中外法律制度的概況，精通各種法律實用技術，更要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和忠于法律、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因此，法學本科教育應當把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始終放在首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綜合素質為基礎，專業素質為重點，在此基礎上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加強對法學本科學位論文寫作的訓練，使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得到落實。

一、檢索國際法學教材和專著的數據庫

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是檢索國際法學教材和專著的很好的平臺，目前自建數字資源內容涉及中文電子圖書、博士論文、期刊、報紙、音像資源等，包括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多種類型。我們可以在線檢索相關的國際法學資源。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檢索文獻資料，只需要在線注冊申請就可以分享海量的資料。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檢索國際法學教材和專著，在進入首頁后點擊“圖書”的標簽，其首頁顯示“圖書.數據庫”的標簽，點擊進入到“館藏中文圖書”的界面，在其界面選擇“D政治、法律”的標簽，只需要所知道的信息就可以在線閱讀該數目。

二、檢索國內國際法學期刊論文的數據庫

中國知網是全球領先的數字出版平臺，是國家知識基礎設施的概念，由清華大學、清華同方發起。中國知網是集期刊、博碩士論文、報紙、外文文獻、年鑒等于一身的廣大的數據庫，但是對我們最有作用的是其海量的期刊論文。中國知網的期刊論文全面、更新快。在該數據庫檢索期刊論文，你只需輸入關鍵字就可以檢索到你需要的論文，你可以篩選出最符合要求的論文進行下載。以檢索“國際能源合作”為例，登陸中國知網，鍵入“國際能源合作”點擊“文獻搜索”就會出現于關鍵詞相關的期刊論文。

三、檢索國際法學外文文獻的數據庫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為法律研究提供全文檢索的聯機服務系統之一，現在的信息資料已經包括：第一，原始法律文獻信息主要有美國聯邦和各州的判例法、美國聯邦和各州的立法和法律法規。第二，全球性二次法律文獻信息主要有約900種法律期刊評論、法律專業書籍和法律百科全書、辭典。在登陸后，點擊進入“首頁”，進入“legal”主頁。該主頁的文件夾包括：其一，二次法律文獻，在此文件夾內我們可以檢索到法律評論、期刊論文、法律書籍等各類專家學者著述資料；其二，美國案例,該文件夾包含所有案例、聯邦案例、最高法院案例等資源分類，我們可以更方便的確定檢索的案例的范圍。其三，美國聯邦法律包含了美國法典、聯邦法規、美國法律公報等各類信息，檢索國會立法或政府法規規章一般在此項目下尋找資源。其四，美國各州法律在各州的目錄下，我們可以根據分類找到所需的資源作為檢索的范圍。在中，除了想上述通過文件夾一級一級的檢索到相關的資源外，還可以通過直接檢索的方式來找到所需的文獻資源。在主頁中點擊“Findasource”的標簽，在“option1”中輸入你所需要查找的關鍵詞，點擊“Find”進行檢索。你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文獻資料。SSRN擁有海量的外文期刊論文，而且SSRN較之好操作，在檢索國外期刊論文時，使用SSRN比較方便。

摘要：國際法學問題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種研究方法是比較研究、實證研究、文獻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運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誤區：比較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為了拼湊字數而選取重復比較對象的情況；實證研究中，定性分析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況也值得關注；而這兩個問題均與缺乏扎實的文獻研究有關。在以上三種方法之外，法社會學、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鑒、引入國際法學的研究中。

關鍵詞：國際法；比較研究；實證研究；文獻研究

翻開任何一份國際法領域的科研項目申報書，在“研究方法”這一欄幾乎都能見到這樣的方法羅列：比較研究、文獻研究、實證研究。以上三種方法是在國際法學學科的問題研究中，甚至是整個法學領域的科學研究中，都是得到廣泛接受和運用的主流研究方法。雖然是老生常談，寫各種報告、申請時總掛在嘴邊、寫在紙上，但是對于這三種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內涵和實際使用，事實上還存在一定的誤區和盲區。本文旨趣在于在筆者日常的研究學習的體會之基礎上，討論國際法學問題研究中常用的三種方法———比較研究、實證研究、文獻研究在研究及寫作過程中的運用可能遇到的問題和誤區，并探究是否還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鑒、引入國際法學的研究中。

一、三種傳統方法在運用中可能存在的誤區和盲區

（一）比較研究。典型的比較研究方法的使用過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體問題上，在兩類國家中分別選取幾個樣本與我國進行對比。一類是相對比較有經驗的國家（大部分情況下在英美、歐盟、德國、日本等國中選取），另一類是和中國類似的起步較晚、國情相近的國家（大部分情況下在印度、韓國等國中選?。袝r還會選取在這一問題上未有動作的國家作為比較對象（如在自貿區戰略研究中，選取未發展自貿區戰略的國家）。通過對比分析其他國家相關問題的實踐和研究，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分析中國的實踐存在的問題，借鑒他國的長處，整理出可取的發展經驗。1.比較研究方法的優點比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學研究，尤其是國際法學研究中被越來越多的運用。不可否認的是，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國際法律關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國際關系”[1]的內涵有著不可分割的重要聯系，但與此同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論文撰寫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兩大優點而受到作者歡迎。首先，充實文章內容。對于同一法律問題，不同的國家與地區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決思路，但在具體實踐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無論想寫多長篇幅的文章，亦無論作者在能力上對于每一種實踐能做到多詳細的分析，只要選取足夠數量的樣本，總是能夠在字數上達到要求。其次，豐富表現形式。兩方或多方經一番比較之后，在小結部分列出一張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論證成果，又給文章增添了圖表的表現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塊，表達方式上有所變化。2.比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問題從以上對比較研究方法的優點的描述中，我們就不難發現，在比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這樣的誤區：選取的對象缺乏代表性，或者，為了湊字數而選取多個雷同的研究對象，從而導致某一部分的比較研究缺乏學術價值。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比較研究被普遍當做一種很簡單的方法，在選取比較對象的時候，想當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傳統上認為法律制度更先進的國家的懷抱；殊不知比較研究的基礎應該是廣泛的閱讀和收集，繼而在大量比對的基礎上，最終選取一個或幾個對象。另外，在選取了合適的比較對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將二者之間的比較分析做得透徹。目前大量的比較分析都停留在表層的現象面，比如將美國的規定與中國的規定分別羅列，篇幅長者可能再附上一兩個案例，之后總結美國與中國有什么不同、中國應當向美國多多學習，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現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中國在立法時為什么沒有借鑒美國的立法模式，這與中國現今的社會條件、經濟政治環境、民眾接受程度都分別有哪些關系，對以上的問題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較研究方法雖然在國際法學論文寫作中的出鏡率頗高，但真正對其運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較研究方法不應當只是作為拼湊字數的法寶被使用，廣泛的閱讀、涉獵才是支撐比較研究的堅實基礎。（二）實證研究。1.所謂“實證研究”實證研究在近年來國際法學的研究中是一個日漸受到關注的新熱點，眾多教授學者也一再強調其重要性。宋連斌教授指出，脫離了實證研究的國際法學研究存在兩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國際法之法學性質，而更偏向于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其二，沒有實證研究作為支撐，使得研究成果之說服力欠佳[2]。有鑒于此，越來越多的國際法學研究中開始出現實證研究的影子。為什么說是實證研究的“影子”？我們來看國際法學科研項目申報書中在研究方法一欄關于“實證研究”的常見闡述：在現狀解讀、困境分析、對策思考的多個層面上，注意結合各國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發生的最新案例，從實踐角度發現問題、著手研究、解決問題。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確與實證研究致力于回答“實際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點落在對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說事實上是將實證研究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一種方法。不可否認，這的確也是一種實證研究，但這種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觀察、描述的基礎上對現象嘗試進行解剖和分析，從紙面上來到紙面上去，缺乏數據和圖表的支持。2.對白建軍教授實證研究的分析學習如果拜讀國內法學界致力于實證研究的白建軍教授的一系列實證研究作品，便不難發現，一份扎實的實證研究需要大量的樣本數據及多角度的數據分析統計結果支持，質言之，實證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軍教授的《法學博士論文選題創新性實證分析》[3]一文為例，白建軍教授以刑法學的學術論文選題為研究對象，選取了中國大陸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學、犯罪學的博士論文共351篇作為研究的數據樣本，探討的主題是論文選題與學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在一般的統計學意義上，樣本數量大于30即可被視為“大樣本”[4]；白建軍教授所選取的樣本數量已達到351個，且限制在了同一學科同一地區內在連續一段時間內取樣，可以說取樣過程考慮了多個因素，具備了一定的客觀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軍教授仍舊不厭其煩地從多個方面論證了這一取樣的科學性：（1）能否用論文題目代替選題；（2）博士論文能否作為整個學術科研界的代表；（3）對刑法學、犯罪學論文選題的研究結論，能否推廣至法學其他學科、甚至于整個社會科學。在對樣本的數據分析中，白建軍教授首先從問題類型、學科領域、問題容量三個角度對數據進行分類統計，再將三個角度兩兩組合，排列出三個新的角度再進行分類統計及排序；在基礎數據分析之后，白建軍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從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選題與創新性的關系這一主題出發，從研究傾向和出新模式兩個角度引入新的變量，對樣本數據再次進行分割和統計。暫且撇去文章的具體分析與結論不看，單就這一步一步對一個較為龐大數量的樣本的逐步切割、分類和統計而言，白建軍教授的這篇文章不僅僅是將定量分析作為一個分析方法，而事實上是將定量分析作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體，也是結論最重要的論據和論證。這可能與我們慣常的對法學論文的印象大相徑庭，但這才是實證研究應該學習和前進的方向。（三）文獻研究。無論是以上提及的比較分析、實證研究兩種研究方法，還是其他的案例分析、歷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實上都必須建立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可以說，文獻研究是國際法學研究、甚至于法學學科和整個社會科學學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對于文獻研究所給予的關注是少之又少的。畢竟，在大多數人眼里，所謂“文獻研究”等同于“閱讀文獻”；而“閱讀”這件事對于做研究的學者、研究生而言已經做了十幾甚至幾十年，又有何特別值得討論之處呢？首先應當明確，“文獻研究”不等于“閱讀文獻”，或者說，“文獻研究”之范疇應當遠遠大于“閱讀文獻”?！拔墨I研究”這一研究方法，事實上涵蓋了從檢索文獻、搜集資料開始，至閱讀文獻、摘抄筆記，再到整理匯總、提煉升華的整個過程。這一誤區導致了兩個盲區：在以往的文獻研究過程中，我們將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閱讀”上，而忽視了在檢索搜集和匯總梳理這兩個環節。也正是因為這兩個環節被忽視，才更有可能導致了前文所述的兩個問題：（1）在比較研究中，比較研究的對象選取不當，因為部分可能更適合作為比較研究對象的文獻資料并沒有被搜集整理；（2）在實證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礎———大量的數據，另一方面缺乏對數據的歸納、分類和總結。由此可見，文獻研究不僅是其他研究方法實施的重要基礎，在日常的學習和科研寫作中，也是對作者搜集整理資料、歸納匯總能力的訓練和提升；而對于國際法學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獻資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對我們的檢索能力、語言運用能力和文字表達能力都更具考驗。

二、新方法引入之討論

摘要:傳統的法學教學方式重視教師的主體地位，忽視學生的參與性和積極性，只是單向的理論灌輸，教學成果不理想。多元化教學模式立足法學實踐，提出全新的、啟發式的、體驗式的教學方式，注重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是案例教學法、發問式、討論式教學法、系統歸納法、實踐教學法和多媒體教學手段的一種結合，可以更好的活躍課堂氣氛、調動學習熱情、內化法學專業知識和技能，顯著提高學生綜合能力和素質，為培養真正的“法律人”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圓桌”教學法;實踐教學法;多媒體教學法

就業難問題是這些年高校教育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法學專業更是如此。一方面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市場有選擇的需要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外加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優勝劣汰成為自然。而另一方面傳統的、單一的教學模式又極大的削減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單向的理論灌輸忽視了對學生綜合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從傳統課堂走出來的法學專業學生根本無法適應紛繁復雜，千頭萬緒的法律實務，甚至其競爭力遠不如一些職業技術類院校學生。最終導致畢業即失業，大學生這些曾經的天之驕子而今卻大打折扣，成為輿論所調侃的對象。因此高校教育也再次置于風口浪尖，我們需要反思如何突破現有的傳統法學教育模式，擺脫線性理論教育的桎梏，面向司法實踐，培養理論型、應用型“雙料”法學人才。

一、法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教學內容陳舊、狹窄

基于法學專業本身的特點，使得既定的法律法規與實際生活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而法學專業本身又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從目前法學教學方式來看，我們大多是緊緊圍繞法學教材和法律法規展開，而忽視了這種法律的滯后性和實踐性，割斷了教學和現實一脈相承的聯系，使得課堂教學顯得陳舊而狹窄，教學嚴重落后于司法實踐。我們總是習慣于用陳舊的案例對應僵化的法條，忽視法律應植根于現實的精神，忽略了培養法學專業學生最應倚重的，用法律思維方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自1997年擔任綜合科長以來，彈指一揮間，14載春秋飛度?，F根據要求，簡要述職如下：

主要從四個方面報告：

一、立足崗位，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概要有以下三點：

1、認真開展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隨著《監督法》和江蘇省人大相關法規的出臺，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工作已成為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行使法律監督職能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社會事業委員會工作期間，自2008年以來，每年或多或少都會面臨這樣的審查工作。每次在接受審查工作任務后，我都認真研讀相關法律法規（有時一次就涉及十幾部法律法規），對照政府出臺的文件，查找問題。有時還前往有關政府部門共同研究，向市、省乃至中央機關咨詢有關情況，請求相關解釋和具體說明，以期求得更為準確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收到更好的審查效果。前年在政法大學學習之際，還利用學余時間，前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就法規提請審查，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專門負責此項工作的領導稱為“中國人大系統內人士提請審查第一例”。此外，我還結合《選舉法》、《預算法》等多年實施的存在的問題，積極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

2、力求提供較為優質的文字服務。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最經常的工作?？v觀這些文字主要有三方面：即為人大及其常委會自身有效運轉提供的文字、對外擴大人大宣傳提供的文字，以及為進一步做好今后工作開展研究、探討的文字。應該說，這些年撰寫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大家一起較好地完成了科室和個人的文字任務。其中，許多文章被市、省乃至國家級報刊等錄用。由于時間關系，這里僅摘要說幾篇：《請聽這日益走近的民主腳步聲》被《中國人大》雜志兩個整版刊載；7000字左右的理論文章《對提高人代會審議質量的思考》被《人大研究》雜志刊載；《依法治市重在嚴格執法》等兩篇6000—7000字左右的文章分別獲得市地方人大工作兩年度年會文章一等獎；10000多字的理論文章《地方國家權力機關行使決定權的問題和對策》被《中國選舉與治理網》、《領導者》雜志官方網站《共識網》等錄用；近8000字的理論文章《進一步提升人大依法履職水平》被《海南人大》網站錄用等，其他不少理論、調研、通訊文章（諸如：《運用多種方式，加大法律監督力度》、《對產生新屆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思考》、《淺談人大工作的與時俱進》、《略論向監督方式要效益》等）也分別被市、省級報刊刊載或獲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結合自己多年人大工作實踐和在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在法學博士班憲法和行政法專業的學習研究，撰寫了5萬字左右的論文——《論人大選舉制度的革新》。

川有峨眉山，巍峨磅礴;鄂有神農架，鐘靈毓秀。2017年湖北省法學會刑法研究會年會暨“靈秀湖北與生態刑法”學術研討會于8月10日———12日在湖北省神農架林區木魚鎮召開。本屆年會由湖北省法學會刑法研究會主辦，湖北省神農架林區人民檢察院和湖北省神農架林區人民法院聯合承辦。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對生態文明建設做出了頂層設計和總體部署。由此，中央層面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還相繼制定了相關文件，進一步突出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以及落實新的“綠色化發展”的前進道路。在系列國家政策的宏觀指導下，自1979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制定了32部有關環境資源的法律。201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更是審議通過了修改后的新《環境保護法》，不但使這部法律更具可操作性，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環境違法成本低，難以發揮阻遏破壞生態的環境犯罪的作用以及容易逃避法律制裁尤其是刑事處罰的問題。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檢了新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加強了對非法處置危險廢物、在環境檢測數據上弄虛作假、無證排污行為的打擊力度。2017年1月，環境保護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環境保護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辦法》，為進一步有效解決有案不立、有案難移、以罰代刑等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重大難題提供了合法依據。但如何加強立法與實務的對接，消解理論與實務的隔閡，夯平理論與實務的鴻溝，使理論研討適用新形勢和新要求，使兩者在防控與打擊日益凸顯的生態環境犯罪上協同并進、齊心一致，仍舊是刑事理論界與實務界探究的重點，也是本次刑法學研究會年會探討的核心。

“靈秀湖北”的誕生始于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旅游形象主題口號、形象標識的過程，并最終于2011年由省政府審定通過成形?！办`秀”二字，取自“鐘靈毓秀”，寓涵“靈韻雅致，山明水秀，人杰地靈、德才兼具、學養深厚”之境意，又有“天然去雕飾，清水出芙蓉般行云如水，渾然天成”之美意。如明朝張居正的《宮殿紀》:“二大都在寰宇間，皆據百二之雄勝，萃岳瀆之靈秀，鴻圖華構，鼎峙於南北?！庇秩缜宄懸詼彽摹独鋸]雜識?神缸》:“天臺為仙境，為佛地，無怪鐘靈毓秀，甲於他邑?！薄办`秀湖北”，山川秀美之湖北，鸞翔鳳集之湖北，含義雋永，言簡意賅，既有對湖北自然山水的贊美(如三峽人家、清江畫廊、武漢東湖、神農架、西陵峽口等景區，富有地域特色)，也有人文歷史的含量(因華夏始祖炎帝神農氏架木為梯，采嘗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穡的神農架;荊州古城三國時期的楚文王、屈原等。古隆中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和劉備;因蘇軾《赤壁賦》而得名的文赤壁和東漢末年的赤壁之戰的武赤壁。元末明初，開創成為我國中華武術流派之一的武當派道人張三豐;近現代的才人有李先念、董必武等)，可以說是對湖北多姿多彩旅游產品的點睛之筆。“生態”一詞，現在通常是指生物的生活狀態，也包括它們之間以及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在日常生活中，許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諧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態”修飾?！吧鷳B犯罪”是指違反國家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侵犯生態環境法益，其行為導致生態環境受損或者陷入受損之風險，嚴重危害生態安全的行為。生態犯罪的本質是行為人侵害了生態環境利益，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性。作為對生態犯罪認識升華的“生態刑法”，它是指保護生態法益的罪刑規范。廣義的生態刑法不僅包括刑法典中保護生態法益的法律規范，而且包括行政法律法規中保護生態法益的罪刑規范。狹義的生態刑法，也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刑法典中保護生態法益的罪刑規范，另一種是特別生態刑法。隨著人類對生活品質高標準的追求，綠色化發展的生態觀也逐漸成為了普遍共識，在刑事法律上，就要求刑法“生態化”?！靶谭ㄉ鷳B化”，是按照21世紀環境時代的要求，逐漸將生態原理引入刑事立法領域，對現行刑法進行全方位的調整、改進和創新。其具體途徑是重新界定環境犯罪，完善相應的刑事處置措施，使刑事立法更加符合生態規律的要求。刑法生態化以“實現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的目標、在法律上充分體現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與經濟價值”為立法原則。這既是符合生態學的公平性、持續性、協調性、循環性、生態平衡性的基本原則和原理，也是體現了將環境保護思想和可持續發展觀融入刑法制定和實施的全過程，使刑法制度朝著環境友好與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改革的環境時代客觀要求。

神農架林區，1970年經國務院批準建制，直屬湖北省管轄，是中國唯一以“林區”命名的縣級行政區。林區內生物礦產土地資源極為豐富，自然景觀密集且秀麗多奇可觀性極強，更具有許多林區獨特的動植物品種，因此，林區享有最美中國目的地景區、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等多個國家級品牌稱號，還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網成員、亞洲生物多樣性永久性示范基地、世界地質公園、國際重要濕地名錄等多個世界級品牌稱號，更是在創建“全域旅游”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長江經濟帶戰略、湖北“一元多層次”戰略和林區“一園一地一區”戰略發展中具有重要政治經濟地位。由于在對林區進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對原生態環境的保護不足，林區內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嚴重破壞，動植物物種種類的減少;林區內的香溪河、沿渡河、南河、堵河四大主要河流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魚類明顯減少，對居民飲用水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交通等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小水電過度開發、礦山大量開采、旅游開發，造成大量植被被破壞，地質災害時有發生，存在嚴重的隱患;日常生活垃圾也影響整個生態環境質量。再加上態保護資金投入少與投入渠道單一，科研力量有限導致生態保護能力建設滯后，生態監測處于起步階段導致信息不足，渠道不暢，這些都是林區生態環境保護面臨的現實重大威脅。所以，以保護環境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充分發揮“環境保護”參與宏觀調控的倒逼先導作用;加強宣傳教育，擴大公民環境權利，建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新機制;建立政府監管與引導居民清潔公共空間環境的長效機制;完善刑事立法與實務在防控與打進生態犯罪上的有效對接等舉措，應是有效解決包括林區在內的生態環境破壞與污染的較好路徑。本屆年會主題定為“靈秀湖北與生態刑法”，并擬定四個子題，即“生態刑法的一般問題”、“生態刑法中的具體個罪制度”、“生態環境保護執法中的“兩法”銜接問題”以及““一圈兩帶”與神農架生態、安全與反恐之刑法規制問題”。按照年會的慣例在會前進行了論文征集。截止2017年7月20日，會議共收到投稿論文150余篇，經論文集編委會多次研究討論，最終審議決定編輯收錄論文140篇，分為上下兩冊印行發送讀者。古有西晉文學家左思《三都賦》之千古佳作的“洛陽紙貴”，今有湖北省刑法學年會《會議集》之“班馬文章”的“爭相傳閱”。在不勝枚舉與浩如煙海的學術機構中，在汗牛充棟，左圖右史的世界書庫中，湖北省刑法學年會及其文集的弦歌不輟與薪火相傳，無不是“不積跬步，不至千里;不積小流，不成江海;鍥而不舍，金石可鏤”的全心致力于刑事理論與實務研究的治學格物精神的碩果?！渡袝?大禹謨》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是危險難測的，道心是幽微難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誠懇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國家。那么，在通過刑法的律法之治規范民眾的言行，懲治犯罪行為，以助力于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之時，求真務實，不偏不倚，公正廉明，允執厥中亦是諸位法律人員的座右銘。

作者:康均心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內容摘要：經濟法律責任在經濟法基礎理論體系中是一個獨立的問題，同時又受到涉及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問題的其他理論的影響，雖然不像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那樣備受學者關注，甚至在整個理論體系的完善中屬于被冷落的行列，但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責任理論的發展是對經濟法在實踐中的性質和地位的認識不斷加深的結果，同時反過來也促進了經濟法其他理論問題的深化。

關鍵詞：經濟法責任歸責原則獨立性

正文：

一、責任理論發展史上呈現的基本特征

我國的經濟法制建設從七十年代開始，經歷了兩個十年直至今天，經過了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的過程，經濟法理論也隨基本研究素材的豐富而日益成熟。對于我國經濟法制發展的過程，一般認為分為三個階段：1985年以前為興起階段，1985年到1992年十四大為發展階段，1992年以后至今為逐漸成熟階段。但也有人認為真正的有關經濟法的研究是從1992年之后才開始的。

作為經濟法基本理論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責任理論也有一個由興起到發展的過程，在每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在經濟法制建立的最初階段，作為一個新出現的法學領域，經濟法引起了法學界的廣泛關注，經濟法理論從無到有，逐步建立興起。在這一階段關于經濟法學基本理論問題的學術活動集中于經濟法的概念、調整對象，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的關系等方面。[1]這是由于每一門學科產生之初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本學科的立身之本上，也即從本學科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原理入手，并關注本學科與相鄰學科的關系，包括在研究對象方面的差異與聯系，這種特點在經濟法領域也得到了極為明顯的體現。這一階段“經濟法律責任”雖然偶爾會被作為一個獨有的概念術語提及[2]但從整體上來看，更多的是將一般法律責任理論運用到經濟法律部門中，對違反經濟合同的法律責任進行論述；同時對于將刑事罰則規定入經濟法規中的現象以及經濟制裁有所論及。[3]經濟法律責任理論尚不能在經濟法基礎理論中占據一席之地。在1985年以后到1992年之間經濟法的初步發展時期，作為這一法律部門的理論研究來說，調整對象仍然處于總論研究的核心地位，但研究范圍在此基礎上也有了更多的拓展，如關于調整方法和經濟法主體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4]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對于經濟法責任的研究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5]通過對這一時期有關論文的檢索可以看出，所謂的“經濟法律責任”在概念上尚不甚明晰，尤其與“經濟責任”相混用，而在現在我們已經將“經濟責任”作為具有財產內容的責任形式的統稱。但在當時的發展階段，學者試圖建立起一個以“經濟責任”為核心的經濟法律責任理論體系，也有人對之進行了一定總結。[6]總的來說，這個努力并未成功，由于相關其他理論進展緩慢，隨后的經濟法責任理論研究也日漸停滯下來，于是在無論是作為經濟法研究素材的日漸豐富還是理論研究得到巨大發展的第三個階段，經濟法的責任理論卻相反地進入了一個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有關的表述大部分是以教材中總論的一部分出現的，研究者通常是以自己的理解對這一理論加以或繁或簡的詮釋，整體上來說難以形成較為統一的觀點。而且由于教材式論述的局限，這種闡釋也是難以深入的。盡管如此，并不是說經濟法責任理論的研究在這一階段無人問津，恰恰相反，也有人進行了有益的嘗試，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論述也有其獨到之處。[7]在此基礎上，到最近四五年來，有學者開始意識到過去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上的畸重與畸輕，提出要以一種更為務實的態度來對待經濟法律規范中的責任問題，不是拿原有的理論來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更為靈活的方法[8]同時，也有人在新的視角下對經濟法責任進行了重新定位。在這樣一個思路的指引下，對從第二階段中后期開始、特別是90以來有關經濟法責任理論的研究狀況加以總結，對于認清已有的理論成果同時在此基礎上開展進一步的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學術意義的。

本文作者：呂偉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

法學派———體育法方法論的向度研究

法學派———“部門法問題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法學派研究體育法多以規范分析為路徑，以三段論(大前提—規范、小前提—事實、結論)的邏輯推演進行所謂的法規范分析，這樣的研究被界定為規范法學下的方法論研究，其諸多流派中以奧斯汀、哈特、凱爾森、麥考密克等人構建的分析法學奠定了規范法分析的根基。其中，以凱爾森的最為極端、最為“純粹”。其理論核心最具特色的是“提出的一般理論旨在從結構上去分析實在法，而不是從心理上或經濟上去理解它的條件，或從道德上或政治上對它的目的進行評價?！保?］概言之，凱爾森的純粹法以法規范為前提，是從規范到規范的分析，僅在規范內部進行邏輯循環論證，是一個封閉、自洽的內部循環論證構造。我國法律體系自清末民初學習借鑒大陸法系成文法以來，基本的法律體系框架屬于大陸法系一派，而大陸成文法系學術研究注重概念的界定，邏輯的推演，從法條出發，逐一對法條進行解釋，力圖構筑邏輯嚴謹，體系完整，內容自洽的法體系。以我國法的體系為例，“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劃分為七個主要的法律部門，即憲法及憲法相關法律部門、民事法律部門、行政法法律部門、經濟法法律部門、社會法法律部門、刑法法律部門、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法律部門?！保?］同時，在這些部門法之下還可以根據調整內容的不同再具體進行劃分。我國體育法學研究較多受到這種研究路徑的影響，諸多學者以成文法學術路徑構建體育法的學科體系，一系列典型代表著作開始形成，例如董小龍、郭春玲《體育法學》、張厚?！扼w育法理》、閆旭峰《體育法學與法理基礎》、韓勇《體育法的理論與實踐》、張揚《體育法學概論》、湯衛東《體育法學》等著作。其中董著與韓著參照部門法的法律體系劃分模式進行體育法體系構筑，張厚福等四位學者以傳統的“競技體育、學校體育、社會體育”三分法為路徑，以體育分類理論劃分體育法學學科體系，并依照1995年頒布的《體育法》的邏輯結構進行路徑研究。董著與張著為代表的兩種體系模式，雖然在分類框架下存在不同，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無實質差異，都是采以“邏輯”為中心的法規范分析為進路。受此進路影響，我國學術論文的撰寫也多采用用此種模式，例如周青山《體育法的概念與范圍》、童憲明《體育法學的學科研究》等論文。部門法與三分法模式的比較分析對比兩種模式，筆者認為以部門法問題中心為進路劃分體育法學學科體系是一個不錯的研究進路，但相較而言，體育理論三分法的“社會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模式(以下稱三分法)則更為有利于學科體系的定位與發展。原因有三:第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的文本來看，體育法立法設置為七章五十六條(現為五十五條)，其主體結構是以體育分類理論進行的法條歸類。因此，以三分法的模式研究體育法，相較之下更為符合體育法研究的文本邏輯。再者，關于相關配套立法的研究，也多采用體育三分法為中心進行的相關立法。我國體育法著名學者于善旭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中，對體育法的學科體系有過精深的論述，其提出“以《體育法》為核心，建立體育法規體系，并將體育法規體系劃分為兩個層次10個部門法規的內容結構。［5］第二，從體育行政管理機構設置看，體育部門基本是以三分法進行的行政機構劃分，實施行政管理活動，其行政行為中，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問題，但其發生的領域仍在社會、學校、競技這一場域之內，仍為該場域的主管機關負責協調處理。第三，體育法是體育共同體的法，制定體育法的目的是為體育共同體服務。體育社會領域內的規范對體育共同體最為有效力，相對而言，三分法的領域劃分是已然事實層面的問題，部門問題中心主義卻是應然層面的理論構想。從實踐角度而言，“部門法問題中心”路徑研究，是法學派圍繞“法律定性”所設計的運行機制。申言之，是法官對于發生的案件，做法律性質的診斷，屬于法律的“先決問題”，即屬于民事、行政亦或是刑事哪一類的問題。經過定性后，再從事“找法”的工作。然而，法律定性的“先決問題”，僅僅是法官處理案件時遵循的邏輯推理和分類處理的思維進路，對于體育實踐問題并無多大的實質意義。反觀“體育三分法”的路徑研究，從形式來看其也為一種歸類研究，但三分法是以領域屬性為“先決問題”的研究路徑，而不存在法律定性問題，其制度設計主旨在于體育實踐問題的分類管理，所處理之問題即便存在法律適用的情形，其首先做的也是一種直接“找法”的工作，即從社會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領域找具體法律規定的思維路徑。就此而言，以體育領域問題為中心，無論從實然層面和應然層面，還是從實踐操作角度而言，其都更為有利于體育法的學術研究。“部門法”模式與“體育實踐”模式的體系差異就目前體育法的學術研究來看，利用法理論移植來觀照體育實踐問題之研究，現是學術研究的主要階段。從1995年體育法頒布后，圍繞體育法條文的法解釋，到法學部門理論的全盤移植，被認為是體育法的實質所在。周青山在其博士論文《體育領域反歧視法律問題研究》中說到“我們要讓體育法更像”法。［6］言下之意，現在的體育法還不能稱作法，還缺少法學理論的根基，而這個根基可能指的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規范法學”方法論。周青山在其碩士論文《體育法的概念與范圍》中，富有前瞻性的以“部門法問題”為中心，構建體育法研究的范疇，其主旨以體育與部門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展開問題研究［7］。簡言之，如果體育領域內涉及到民事法律部門問題，就應適用民法及相關理論進行規范分析，對于體育特殊性的問題，可以進行新的理論創造，以此來豐富法學理論，但體育法涉及的民事問題，僅是特殊主體產生的民事問題，總體而言仍是民事問題，其他部門法問題以此類推。如按其構建的“體育實體法與程序法”模式，實踐中起主要規范作用的體育規則，則沒有立足之地，換言之即否定體育規則的法意義，但實踐中真正起到法規范作用的卻又是這些體育規則，周著等于將體育規則排除在了“體育法”之外，但頗為有意思的是周著對于體育法的定義則采多元化、廣義性的定義，由此來看周著劃分的體育法體系與其定義的體育法概念實質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偽命題，其所討論的體育法僅是國家制定之法，排除了體育規則的存在。學者韓勇在其《體育法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也以“問題中心”為走向，對體育法的學術進路做出了富有建樹的探討，但該文的“問題中心”不是部門法問題中心，而是以“體育實踐問題”為中心，例如書的構架“體育與侵權、知識產權、傷害、糾紛解決等”［8］。其進路恰好與周青山相反，韓勇以“體育實踐問題”為中心，不以部門法為前提，探討具體問題中可能會涉及某一部門領域的法律問題，但不對問題框定范圍。韓勇的“體育實踐問題”為中心的進路，同時在法律技術層面上解決了周青山構建的“體育實體法與程序法”命題困境，即體育規則的法律性問題。如果按照“部門法問題”中心的模式，其前提必然是部門法內的制定法，這樣做的后果使許多真正起到規范體育秩序的“體育規則”無法涵蓋在其之列。因為體育規則不具有法的形式特征，不能稱其為法，所以自然也就排除在體育法之外。而韓勇以廣義的體育法為前提，認為“體育法既包括國家制定或認可的體育法律規則，又包括體育各項目長期形成的規則(包括項目的競賽規則、技術規則、管理規則、處罰規則);既包括成文的規則，又包括不成文的規則;既包括各國國內的體育規則，又包括國際體育規則;既包括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規則，又包括依靠行業自律行使的規則”［9］。關于體育法的廣義定義，學者郭樹理在對體育規則與法律規則進行比較后，總結認為應采取廣義、多元的“體育法”概念。其將體育法界定為“由體育運動的當事人自己創造的用以調整他們彼此之間的體育關系的習慣和慣例的總稱，這類規則具有自治性、專業性、國際性、文化性、傳統性以及非公力強制性的特點，但其中的一部分經過國家的體育立法程序，成為國家體育法律法規的一部分，則具有了公力強制力?！保?0］韓勇采用的大體育法的定義，涵攝基本的研究范疇，其不同于以“部門法”為前提的體育法研究進路。應該說，韓勇的大體育法是一個涵蓋范圍更廣，涉及內容更全面的定義。就體育法的研究內容來看，狹義的制定法并非是體育法研究的主要內容所在，反觀體育項目長期形成的規則，由于對體育領域的影響力和實際規范效力，其則才是實然意義上真正的“體育法”?！绑w育實踐問題”為中心，以“規范－規則”的二元路徑，很好的解決了體育規則的屬性問題，更有利于體育法學的學科發展。關于這個問題的探討，荷蘭ASEER國際體育法研究中心曾專門進行“Haguejointproposalonthedefinitionofsportslaw”學術主題研討會。對于體育法上的“法”，國際體育法學界從公法(publiclaw)與私法(privatelaw)的角度進行了闡述，認為體育法的研究兼具公私兩面性，公法部分涉及與國家和國際立法相關的部分，包括法律、條約和國際組織的決定、習慣法、判例法等。私法部分涉及國家和國際體育組織制定的規則、規章、體育習慣、體育紀律處罰、體育仲裁等內容。［11］我國學者賈文彤也提出“我國體育法體系應該包括軟法和硬法兩大板塊，它們按照法規范的公共性高低和剛性強弱順序排列進行組合，實質上形成了一個譜系結構。［12］學者譚小勇、姜熙在《全球體育法引論》中也提出了法的多元創制催生全球體育法，并引證尤根•埃利希的“活法”來論證全球法的合理性。［13］2法學派———“普通法”判例問題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普通法是指發源于英格蘭，由擁有高級裁判權的王室法院依據古老的地方習慣或是理性、自然公正、常理、公共政策等原則，通過“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在不同時期的判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具備司法連貫性特征并在一定的司法共同體內普遍適用的各種原則、規則的總稱。［14］其與大陸法的主要不同是大陸法主要是由大學教授完成的，“professor－made－law”(法學家法)，而普通法則是從法院對形形色色的案件所作的一系列判決中不間斷地抽出的“judge－made－law”(法官法)。［15］體育法的方法論研究受到判例法問題中心的較大影響。以郭樹理和黃世席兩位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兩位學者以“國際體育仲裁”研究為視角，以北京奧運會為契機，利用比較法的研究方法，對我國即將舉辦北京奧運會遇到的法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法律實證研究。郭樹理在其著作《體育糾紛的多元化救濟機制探討———比較法與國際法的視野》內，對一個個鮮活的司法案件進行解讀和分析，不斷歸納出體育法所具有的獨特原則，以此在“體育實踐”問題中涵蓋體育法的研究內容和體系范圍。［16］黃世席在其著作《國際體育爭議解決機制研究》中，對國際體育仲裁院的多個代表性經典案例進行歸納分析，也對體育法的基本原則、體育法的學科性質等問題，從比較法的層面給予了一定的分析。［17］兩位學者的研究，具備一定的高度和水準，豐富和開闊了學術研究的視野。他們的著作讓我們了解到體育法的形成、成長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讓我們清楚的在具體鮮活的案例里，了解國際體育仲裁院仲裁庭的仲裁員在無先例可供選擇而處于不確定的狀態時，是以什么原則指導其對處理案件的原則進行的選擇，是什么力量迫使仲裁員必須遵循先例。具體來看，兩者的研究是從案件事實出發，以問題為中心，利用案例、判決書、統計數據、體育機構政策的改革和效果等事實進行分析，有別于大陸法系，從“法條”出發，以概念為前提，進行法體系內部邏輯的推演。相較部門法問題中心的大陸法研究路徑，判例法問題中心的研究更具體、更真實，更有利于體育法的現實發展。

體育學派———體育法方法論的向度研究

體育學科是一個綜合研究學科。其涉及到運動醫學、生理學、心理學等自然學科的內容，也涉及體育管理學、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法學等人文社科的研究內容。體育法學作為體育人文社會學下的二級學科，發展有其歷史必然性，使用法律的手段調整和規制體育，從法規范的嚴格意義上說，應從學校體育說起。如果從韓勇的大體育法來看，則從體育規則的起源就可以算起，但筆者這里主要擬從規范的法沿革算起。體育領域為何會出現使用法律作為調整的現象出現，而且直至今日已成為主要的手段，這與體育運動的發展密不可分。體育理念———發展與變遷的歷史沿革我們知道體育運動經歷了幾次大的發展。從顧拜旦到羅格為首的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變遷，讓我們認識了不一樣的體育，例如體育的軍事說、教育說、社會說、娛樂健身說、文化說等體育理念的認識變化。我們對體育的本質認識逐漸發生著改變。有如學者熊歡所言，“可以說體育是從身體的運動到社會的運動之嬗變，在這一變化中我們看到了體育，不僅從教育的角度所具備的功能論，還可以從體育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體育是一種政治制度，體育是一種經濟現象，體育是一種傳媒方式，體育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折射，體育是一種全球一體化的當代人類實踐活動等，所顯示出的體育作用論?！保?8］從功能論到作用論，折射體育的發展變遷。而對于體育法的研究來說，在體育法的本體“體育”的變化下，體育法的學科研究也從學校體育法令走向社會體育法令與競技體育法令之場域變遷，體育功能的擴大使得體育法的研究主體和范圍也擴大。認識體育的本質，是認識和研究體育法研究的邏輯起點，因為，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因體育而生之法，而不是制定體育之法。現許多法學派研究學者，在未認清體育發展之本質時，便從先驗之形而上開始以“法本位”構造體育法，規范體育法，這種不以體育問題為中心的“先驗概念”主義研究，往往導致理論研究與實踐相脫節。因為，再完美的理論也是要為實踐服務的，否則其永遠也只是空洞的“教條”。當下我國體育法的尷尬境地，其本本的紙面法，鮮有落地轉化為實踐法的現狀，可能就在于未能立足于實際問題，以至于被學界長期詬病。體育畢竟是一種身體社會實踐活動，一切法律應來自體育實踐活動的需要，這才是以問題為中心的學術理念提出的真實要義，而不是概念之下的問題中心。體育學派———體育法方法論的向度研究體育法的發展在體育領域內，不能逾越一個藩籬，即體育法是體育所生之法。體育問題是體育法的前提所在，沒有體育問題的法，就不是體育法，僅是臆造法。體育法應以體育問題為中心，構造體育法。體育現象是體育問題的征表，以經驗事實為出發點，對體育現象進行實證的分析是體育學派的主要研究方法。體育學派學者研究的方法注重對現象、成因、對策的分析，喜歡對歷史沿革、體育體制、成因、對策進行論證，但如此的研究，多少給人有缺乏理論邏輯分析的空洞性感覺。這種研究方法到最后，逐漸演變成了學者們倚重的價值、倫理、心理的應然分析，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體育學內常常有學者在論文中高頻率地使用“應該”二字。這種研究方法并非不可取，而是要在分析的過程中，以具體的經驗觀察和分析，實證研究主要依靠的就是經驗分析，研究不能僅現象探討，在現象背后更需要做的是本質的分析和理論的歸納。法學研究也注重現象、成因等問題的探討。例如從法學流派的研究來看，存在自然法學派、法社會學派、歷史法學派等諸多學派的學術進路研究，這些研究為豐富和提升法學研究奠定了豐厚的基礎，圍繞法的解釋提供諸多有價值的素材，各派研究之間僅存在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不同，但都是研究法的生成條件、法的起源、法的變遷、法的功能、目標。法學研究在注重現象、成因的分析下，更注重現象背后的理論構造，不論英美法系以“判例”為邏輯起點，亦或大陸法系以“法規范”的法條為起點的邏輯構造，兩派都非常注重現象背后的理論構造。以純粹法學派的凱爾森最為突出，其研究注重規范體系內邏輯自洽的推理，強調體系性的構建。從這點來看，其對體育法理論的未來研究，有較大的指引和借鑒價值。

一個屋檐下的學派對立之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