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傳播學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1-02 18: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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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傳播學論文

鄉村傳播學發展論文

一、鄉村傳播學的理論基礎

鄉村傳播在西方社會的研究,并不是以學科的形式而出現,僅僅是對某一類研究對象的多層面研究而形成的。從上述對發展傳播學基本發展脈絡的梳理,可以看出,鄉村社會作為現代社會的對立面,是需要從國家發展的角度進行宏觀綜合考量的。如何促進鄉村社會(或者說傳統社會)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換,可以關注的話題很多。在發展傳播學的第一、第二階段,對鄉村社會內部的相關研究,一度成為發展傳播學關注的一個中心命題。

例如:曾經是傳播與發展的主導范式之一的“創新與擴散研究所作的大部分努力是以農民和鄉村居民為目標對象的。美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率先對此做出了努力和評估。現在,它已成為第三世界各國的大多數發展計劃中的一個特色。那些計劃不僅與農業有關,而且涉及健康、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②20世紀60年代早期,美國公立大學和農業推廣組織將其研究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發展中國家輸出。這一跨國行動的主要動力是農業發展,研究主題是農業創新的擴散。學者們力圖證明他們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國家農民中的擴散與發生在擁有更多媒體設施的環境(如美國和歐洲)中的擴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擴散過程中以及用于分析這個過程的概念和模型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③其后,在70年代早期開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評估預期和非預期結果。并逐漸轉為對環境等相關問題的關注上。

我們可以將發展傳播學對鄉村社會信息傳播系統的相關研究劃歸為早期鄉村傳播的研究先驅,但其背后所潛藏的理論含義和價值選擇則是不同的。本文所說的鄉村傳播學是在對中國社會發展現狀和傳播學在中國的本土化中提出來的。其研究視角帶有明顯的中國化色彩。鄉村傳播學的研究以中國當代社會中最突出的問題為出發點,關注在這一社會現實情境中,鄉村內部和城鄉之間的信息傳播系統,以信息為核心拓展開來,在信息已成為社會管理的核心命題時,鄉村傳播學的切入點便得日益重要起來。

在這一中國特色的社會背景下,我們將鄉村傳播學的理論界基礎界定為:傳播學理論和行動研究理論(ActionResearch)。

傳播學的興起與西方社會當時的社會情境緊密相關。從學科發展的視野出發,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工業化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換言之,工業化社會的發展促使相關的現實命題變得越來越學術化,而關注社會總體的和諧發展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學術使命和現實使命。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社會,對于戰爭中對人類本身的非理性特征的認知和運用各種手段毫無人文信念地、純粹為了戰爭目的的宣傳活動,從全方位的角度進行了反思和探討,傳播學學科在這一及其現實的社會現實和歷史背景中凸顯出現,并得益于相關社會科學的學科領域圍繞信息本身,對信息傳播模式、信息傳播渠道、信息傳播效果,以及對傳播者與受眾的相關研究而逐漸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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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鄉村發展廣告設計與傳播論文

論文摘要:以和諧發展的角度指出我國廣告設計與傳播的現狀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視鄉村群體,和諧發展廣告設計與傳播的觀點。井從農村傳統文化、廣告信息傳播、深入鄉村基層、設計理論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措施,以探討一條符合國情的廣告道路。

論文關鍵詞:鄉村;廣告傳播;鄉村文化;和諧

鄉村是與城市相對照而言的,所謂鄉村,是指由鄉(及鎮)與村兩種社區構成的社會生活范圍。本文探討的鄉村群體包括在農村地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群體和在鄉鎮從事勞動和居住的其他勞動者。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群體,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內涵和地域性。

縱觀我國廣告設計與傳播,總體發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輕鄉村,針對鄉村受眾的設計作品為數不多并缺乏鄉村文化氣息。大多數企業、傳媒、廣告公司以及學者在以城市為主位的前提下,將我國廣告設計與傳播的大眾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連接在一起,在有意和無意間將中國社會這個整體系統中的二個很重要的部分一鄉村群體遺忘在某個角落。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媒體“重城市,輕農村”的現狀仍然普遍存在,對子鄉村的關注依然很少。根據國家廣播總局有關數據顯示,面向農民、農襯和農業的廣播全國只有10套(分別是山西、江西、山東、河南、陜西以及廣西南寧、河北張家口、浙江嘉興、廣東茂名和揭陽電臺),占全國2371套廣播頻率總數的0.42%。在省級電視臺中,只有大約十五六家開辦了農村專欄,與368家注冊的各種電視媒體相比,開辦率僅有4%。因此城鄉信息流動結構嚴重不對稱。

其次,長期以來,設計界忽視了鄉村地區的弱勢消費群設計在趨于城市化、大同化。盡管中國處于城市化的進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億的鄉村人口。加強對中國鄉村廣鉀究的重今科考麟勢群體的媒獻懷有利子解決藝術設計全面發展的粗頸問題,對于我們的廣告創意、廣告的有效傳播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也會潛移默化的推動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新農村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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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歷史現狀與問題

摘要:中國的比較新聞學研究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蹣跚起步的,而真有所發展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其萌芽期;第二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是其成長與初步成熟期;第三階段為新世紀以來,是其繁榮與深化期。但從整體層面來看,比較新聞學的研究在整個新聞傳播學領域仍顯薄弱、稚嫩,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理論運用,還是研究內容、對象、視角和深度上都有進一步展拓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關鍵詞: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現狀。

比較新聞學是20世紀初發軔于西方的一門新興學科。這門學科的確立首先應當歸功于三位美國報刊研究學者:韋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奧多·皮特森。其標志就是他們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報業的四種理論》。該書從對社會所有制的觀察出發,將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的新聞體制分成四種形態:封建社會的集權主義、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責任論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的方式。這使人們對當今世界錯綜復雜的報業現象及其歸屬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觀點,由此來看,《報業的四種理論》是西方比較新聞學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說的比較新聞學也主要是針對跨文化、跨民族、跨國界、跨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的兩種以上不同新聞現象之比較或類比的研究。

盡管比較新聞學早在20世紀的西方國家已蔚為壯觀,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開花,卻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紀90年代。從國內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較新聞學意味的論文《中美法新聞教育之比較》

1989年刊發,到第一本研究專著《比較新聞學》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較新聞的學術研究,已在中國大陸歷經了整整20個年頭。

對我國內地比較新聞學的學術研究發展軌跡,筆者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較新聞學萌動與初曙期,其作用在于為當代比較新聞學的興起積蓄力量;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是比較新聞研究的成長與成熟期,此階段創立起了比較新聞學的基本內涵與學術研究體系;第三階段,21世紀初至今,學術界與新聞實務界一道,對比較新聞學所涉各類問題展開深入、持久、卓爾不凡的梳理與探討,最終確保了比較新聞學學術研究水準的不斷提升,使得比較新聞學研究持續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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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方法論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本文從傳播學方法論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劃分為三個學派,分別對它們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點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三個方法論學派的任何一個,都難以充分闡釋如此豐富和復雜的傳播現象,需要在方法論上相互補充,因為組合的整體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關鍵詞傳播學經驗-功能學派技術控制論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

我們歷來把傳播學劃分為兩大派:經驗主義學派和批判學派。近來讀了陳衛星和胡翼青的書《傳播的觀念》、《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很受啟發。我贊同他們將傳播學劃分為三個學派,雖然表述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總的看法相同。陳衛星劃分為經驗-功能、控制論、結構主義方法論三個學派;胡翼青劃分為經驗主義、技術主義、批判主義三種研究范式。

這樣的劃分對于深刻理解傳播學很有必要。過去把技術主義控制論方向的傳播研究大多歸到經驗主義學派,也有的被歸到批判學派。其實,它與這兩個學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術急遽發展的當前,這種獨特的研究視角到了應當獨立看待的時候了。

斟酌用詞,“批判學派”之說,難以顯示出所指學派的方法論特征,概括得過于籠統;“結構主義方法論”,體現不出該學派的另一個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權力因素。“經驗主義”亦沒有完整地表現出這個學派的方法論特征。技術主義的理論來源可以追溯到“三論”,特別是控制論。出于以上的考慮,我使用“經驗-功能”、“技術控制論”、“結構主義符號-權力”這樣的表述,從方法論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劃分三個學派,與陳、胡的劃分依據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傳播學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理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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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方法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本文從傳播學方法論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劃分為三個學派,分別對它們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點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三個方法論學派的任何一個,都難以充分闡釋如此豐富和復雜的傳播現象,需要在方法論上相互補充,因為組合的整體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關鍵詞傳播學經驗-功能學派技術控制論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

我們歷來把傳播學劃分為兩大派:經驗主義學派和批判學派。近來讀了陳衛星和胡翼青的書《傳播的觀念》、《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很受啟發。我贊同他們將傳播學劃分為三個學派,雖然表述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總的看法相同。陳衛星劃分為經驗-功能、控制論、結構主義方法論三個學派;胡翼青劃分為經驗主義、技術主義、批判主義三種研究范式。

這樣的劃分對于深刻理解傳播學很有必要。過去把技術主義控制論方向的傳播研究大多歸到經驗主義學派,也有的被歸到批判學派。其實,它與這兩個學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術急遽發展的當前,這種獨特的研究視角到了應當獨立看待的時候了。

斟酌用詞,“批判學派”之說,難以顯示出所指學派的方法論特征,概括得過于籠統;“結構主義方法論”,體現不出該學派的另一個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權力因素。“經驗主義”亦沒有完整地表現出這個學派的方法論特征。技術主義的理論來源可以追溯到“三論”,特別是控制論。出于以上的考慮,我使用“經驗-功能”、“技術控制論”、“結構主義符號-權力”這樣的表述,從方法論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劃分三個學派,與陳、胡的劃分依據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傳播學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理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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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習俗的廣告傳播透視論文

論文摘要:節日習俗是人們在長期的傳播活動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習尚和風俗。在節日期間,廣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費者獨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費心理,有針對性地設計廣告訴求的內容。本文針對節日期間廣告傳播習俗現象展開了具體的文化分析,并從中得出了一定的結論。

論文關鍵詞:節日習俗民俗文化廣告傳播

節日習俗,是長期相沿積久成俗的社會風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類物質和文化成果的總和,它既是人類自身活動在一定社會層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著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重大的風俗習慣和傳播活動。同時,從文化形態的構成方面來說,節日習俗的種種廣告行為和傳播方式也有著宗教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思想基礎和文化基礎。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礎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內涵,這也使得它在基礎文化形態領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從傳播學角度研究民間習俗,得出其中潛在的社會心理和文脈關系無疑是相當重要而且具有現實意義的。

近年來,隨著傳播學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以此為基礎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也被拓展開來,并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雖然傳播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但傳播活動卻是由來已久的,并且始終伴隨著漫長的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人們在長期的傳播活動中形成了比較穩定的傾向和習慣—傳播習俗形成了。”從傳播學的意義上來說,傳播習俗也是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有習慣性、風尚性特征的傳播現象。也可以說,在整個社會傳播活動中,傳播習俗是具有著基因性意義的。

節日習俗及其傳播活動也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們將采用學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來對節日習俗進行傳播學意義上的解讀和闡釋,從而也對蘊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進行重新評價與定位。事實上,節日習俗的產生和發展始終是伴隨著節日廣告的形式出現的,因為節日習俗乃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其具體形式的確立和內容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體的傳播手段和傳播方式來實現的,也就是說,其整個的操作過程和民俗內容都是在節日廣告的運作范疇中實現的。

節日廣告其實就是指在各種節日期間(包括傳統節日和其他由官方確定的慶典日、紀念日等)針對某一節日特有的習俗而的有針對性的各類廣告。在這個過程中,廣告主利用消費者在節日特殊氛圍中的消費心理大做廣告,就會有眾多的受眾被打動,其所取得的傳播效果當然也是驚人的。并且,眾多的節日廣告業主還根據這一商機的特點專門設計廣告訴求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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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傳播學教學的理論與實踐

[摘要]互聯網與數字媒體技術的飛速進步,使圖像與媒介的關聯性日益緊密,藝術創作開始介入社會生活及生產的各個領域。作為“十四五”期間“大美育”建設的重要推動力,藝術傳播學科建設與專業教學應當積極響應國家文化發展戰略,通過對豐富的藝術現象與藝術問題的研究,引導學生從傳播的視角不斷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為社會進步、經濟增效和產業優化提供文化動能。

[關鍵詞]藝術傳播學學科發展專業建設課程教學

隨著圖像要素與媒介要素關聯度的不斷緊密,藝術學與傳播學融合發展的趨勢逐步深入,單一的觀看行為在互聯網+時代藝術消費市場中的占比越來越低,而虛擬仿真多元審美體驗日益成為視覺文化中心力量。藝術行為與傳播行為的相互介入和滲透,使藝術商品化潮流和“總體藝術”創作觀念在當代社會語境中具備了一定的運行基礎,這也契合了當下大美育教學體系的建設,為高等美術院校探索藝術如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動力。

藝術傳播學科的發展現狀

藝術傳播學科在國內專業院校中的起步較晚,2011年中國美術學院曹增節教授創立了第一個藝術傳播學博士學位點,并在2013年編寫完成了藝術傳播學教材,被列入文化部教育司主持編寫的中國藝術教育大系叢書,2014年正式出版。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從2018年起增設了藝術傳播學碩士研究生學位點,負責人為詹琰教授、王浩教授、于潤生副教授,其中詹琰教授作為從西安走出去的國內跨學科傳播的領軍人物,曾在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工藝美術大學藝術史專業學習,現為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科學傳播系教授。而中央美術學院藝術傳播學科建設在藝科融合大背景下走在了國內專業院校的前沿。西安美術學院藝術傳播學課程建設始于2014年,在國內與上述學校幾乎同時起步,最早由藝術理論與批評教研室開設。筆者作為藝術傳播學課程的主講教師,從2015年年底接受課程策劃和講授任務之后,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在2016年2月正式開課,首批授課對象是美術史論系2013級學生,涵蓋美術學、藝術史論、藝術設計學、藝術管理四個專業。2017年4月藝術傳播學課程正式列入學校培養方案與課程大綱,課程編號為17611215。后來由于教研室調整合并,課程教學主要由美術學教研室負責實施,其后隨著專業建設的深入發展,課程教學最終由藝術管理教研室負責實施。除了各專業學生自由選課的系內跨專業課程之外,藝術傳播學也正式成為藝術管理教研室大三年級學生的專業必修課,課程編號為130102T0144315。經過四個學年的授課實踐,藝術傳播學課程形成了具有鮮明風格特點的教學理念。同時,藝術傳播學課程的本科教學內容進行拓展深化之后,形成了全校公共課“藝術概論”的主要教學模塊。在研究生課程“美術理論”中也同步設置了“藝術傳播理論”教學單元,兩者截至目前都已完成四個學年的教學。2020年筆者以藝術管理教研室為依托,申請碩士研究生導師資格,在藝術教育與管理方向之下,以藝術傳播學為碩士研究生培養專題,計劃從2022年開始招生,并完成全系列整合教學與研究建制。目前各院校使用的藝術傳播學教材主要有三種:孔正毅的《藝術傳播概論》,陳鳴的《藝術傳播原理》,曹增節的《藝術傳播學——文獻計量學方向》。前兩種分別為傳播學、文學領域的學者撰寫,各自從傳播學和文藝理論的角度進行闡釋,在描述藝術傳播行為的時候比較偏向于藝術本體論,藝術與傳播兩個學科的結合還不夠緊密,其中陳鳴的《藝術傳播原理》從符號、媒介、文本、交流、市場等多方面探討了學科基本原理,脈絡清晰,材料豐富,但對文本媒介、傳媒媒介的劃分還不是特別清晰,未觸及深層的理論。曹增節的《藝術傳播學——文獻計量學方向》是中國美術學院的自編教材,理論精深,涵蓋面廣。不過對本科生來說有一定難度,其在總體上仍沿襲傳播學單元與藝術傳播單元兩個模塊分開闡述的傳統,未從根本上解決學科交叉融合的老問題。在兩個模塊之后又加了文獻計量學單元,注重對藝術研究文獻進行實證分析,而非闡述藝術媒體的本質與功能,以及不同類型媒體的傳播特色、路徑與效果,且研究資料的時間是截至2013年,在教學應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中國由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轉變的過程中,通過改進傳播手段最大限度地發揮藝術工作者的作用,既能對國民進行心靈塑形,又能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傳播學科建設是提升藝術生產力的能量倍增器,原創藝術品及其復制品、衍生品和影像記錄等,共同構成了特定的媒介傳播網絡。而基于藝術市場規律、創意產業規律的商業傳播機制,可以更好地弘揚民族精神,展現國家形象,凝聚人心。此外,我們還應精準[摘要]互聯網與數字媒體技術的飛速進步,使圖像與媒介的關聯性日益緊密,藝術創作開始介入社會生活及生產的各個領調控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的匹配度,全面提升媒體審美判斷力,推動中國藝術形成高原、高峰,積極探索有效的全球藝術傳播模式,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播。同時,我們也要重視把握好藝術與鄉村、藝術與城市的發展關系,實現中國與西方、全球與當地、傳統與當代、理論與產業、文化與生態相融合的大美之境。藝術傳播學科是開展美育教學的重要路徑,涉及美學與藝術學、教育與社會學、管理與傳播學三大模塊,它的建構與完善,能夠有效提高審美與藝術信息的傳播力度、廣度、效度,與“五四”時期提出的美育思想有著一種跨時代的聯系,既可以助力“十四五”期間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同時又能有效踐行西安美術學院一貫秉承的美術救國、美術興國、美術強國。

藝術傳播學專業建設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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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視角儀式傳播研究

隨著目標的提出,怎樣實現鄉村振興擺在了全黨工作的重要位置,鄉村振興也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因此,本文嘗試從鄉村振興視角出發,對玉林市鵬垌村進行實地考察,將儀式傳播相關理論嵌入這一案例,選擇從兩個方向進行研究,即“作為傳播現象的儀式”和“作為儀式現象的傳播”,剖析儀式傳播在鄉村建設中的表現和作用。

理論基礎

儀式傳播的概念是美國傳播學者羅森布爾在1998年于其著作《ritualcommunication》中提出的,他將儀式傳播分為“作為傳播現象的儀式”和“作為儀式現象的傳播”兩個方面。“作為傳播現象的儀式”主要強調儀式,指的是具有傳播特性的儀式活動,包括正式儀式和非正式儀式;正式儀式如宗教儀式、加冕儀式,非正式儀式如鞠躬、握手。“作為儀式現象的傳播”則主要強調傳播,是大眾傳播活動的儀式化。羅森布爾認為,“作為儀式現象的傳播”是就傳播的儀式性而言的,并非指傳播所具備的儀式本身成立所要求的嚴格規則限定,而僅僅因為其具備儀式在形式或功能上的某些特征,如表演、象征、程序、重復、游戲等。總之,儀式傳播強調形式在傳播中的意義,注重儀式的象征意義對某種特定世界觀價值觀的描述和強化。而學者樊水科在其論文《從“傳播的儀式觀”到“儀式傳播”:詹姆斯·凱瑞如何被誤讀》中說道:“傳播的儀式觀的提出,主要是為了抵制美國傳統的過于功利化的傳遞觀。”基于此可以得出結論,“儀式傳播”和“傳播的儀式觀”最大的區別在于,“儀式傳播”不像“傳播的儀式觀”那樣抵制提倡功利主義的“傳播的傳遞觀”。考慮到鄉村振興的內涵,在后脫貧時代,作為有效銜接脫貧攻堅、鞏固發展成果的戰略,它的任務是實現鄉村經濟與精神文化的同步繁榮,因此不排除功能主義宣揚的功利因素。所以本文選取“儀式傳播”的概念,從“作為傳播現象的儀式”和“作為儀式現象的傳播”兩大方向出發,論述儀式傳播在鵬垌村的主要表現和作用,反思儀式傳播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鵬垌村的“儀式”表現鵬垌村作為鄉村振興的一個示范村,儀式化傳播在其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選擇鵬垌村作為本篇論文的研究對象,主要原因是鵬垌村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小村莊發展成一個典型村,必然有其成功的經驗;該村有較為深厚的歷史積淀、飲食、民俗文化;媒介長期對該村進行報道,形成了媒介儀式。本文的研究方法涉及田野調查,筆者生活的玉林市距離鵬垌村約7千米,交通方便,具有研究的可行性。

“作為傳播現象的儀式”——鵬垌村的生活儀式表現

1.標語儀式:國家儀式下沉為民間儀式

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需要全民參與,更需要村民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該村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使用了大量標語儀式,把國家政策下沉到民間,有效激發了村民的心理認同感。筆者走訪鵬垌村發現,鵬垌村隨處可見鄉村振興的宣傳語、鄉村規劃圖。例如,與黨的政策相關的宣傳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幸福靠奮斗,興邦靠實干”;關于鄉風文明建設的村規民約“村民防火公約”“鵬垌村村規民約”;鄉村規劃圖“鵬垌村鄉土特色試點村規劃”“玉州區鄉村振興示范點鵬垌村總規劃示意圖”。標語是國家儀式下沉為民間儀式的外在表現,其將宏大的政治敘事巧妙轉換成鄉村主體敘事,將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和鵬垌村的發展規劃融合在一起,形成鵬垌村集體奮斗記憶。此外,標語是承擔著集體記憶的物質客體,也是構建集體記憶的一種手段,承載著延續記憶的職責。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記憶具有物質客體和象征性符號的雙重性質”。在這里,“集體”強調的是在記憶被構建的過程中,個體意識和集體環境的社會化融合。鵬垌村的記憶與當下的環境產生連聯系,形成記憶再生產,這種再生產具有讓過去“重新現實化”的作用,可以讓傳統得以延續。逢年過節,城鄉標語建構的差異性,標語儀式帶給返鄉人士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再生產作用更為突出。每當鵬垌村的返鄉人看到有關中華民族的振興史和村莊發展史的村內標語時,都會精神抖擻,并燃起繼續奮斗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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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民族志研究論文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釋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類學研究的推動。傳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從文化人類學及社會語言學中演化而來的傳播學的一門新分支,在此,闡釋者試圖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體成員所采用的傳播方式。總體說來,民族志研究方法雖然已經受到包括新聞傳播學界的學者們的廣泛關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來有何轉變,目前還沒有一下定論,不過一部“好”的民族志應該有如下特點:首先,它應該通過描寫田野工作環境,解說日常生活的意義,關注微觀過程來暗示人類學者“曾身歷其境”;其次,它應該通過對異鄉他族的文化和語言進行跨越界限的翻譯,顯示民族志作者的語言功底,并表現他對土著文化的意義和主體性的掌握;第三,它應該賦予文化以整體觀的意義。

[關鍵詞]民族志文化人類學傳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ingofintegr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CultureAnthropology,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searchMethod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釋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個民族”、“一群人”或“一個文化群體”[2];而graphy是繪圖、畫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類畫像”,并且是一種同一族群當中人們“方向或生活”畫像。也就是說,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個種族或一個團體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與文化中的人、事、時、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響過程。研究者必須“長時間參與”或以“一對一的訪談”方式搜集數據。重視他們原本的真面目,敘述他們如何行動、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構意義、如何加以詮釋等問題。其目的在發現他們的信念、價值、觀點和動機等,而且要從團體中的成員觀點,來了解這些信念和價值如何發展和改變。

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發現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幾方面的內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層次的細節;2.作者非正式的敘說故事,宛如一個說書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團體中的行為;4.作者描述每一個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釋的;6.文章包含問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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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傳播研究論文

[摘要]民族志是文化人類學研究中的一種通行做法,在國外傳播研究中,最近20多年來不斷有學者進行這方面的嘗試。中文傳播研究文獻中有少量介紹介紹民族志的文章,但采用民族志進行傳播研究的成果還不多見。基于研學過程中對此進行過的嘗試,歸結了對民族志本身的理論內涵以及在操作層面上的某些問題的一些理解。并在對民族志之于傳播研究的有關問題進行耙梳的同時,結合個人研學體會,順便對實踐層面的問題進行粗淺探討。

[關鍵詞]:民族志傳播研究實踐話語

Abstract:ethnographyisanusualmethodof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Inforeignresearch,manyscholarshavetakingattemptinthisareaforrecent20years.ThereareafewarticlesintroducedethnographyinChinesecommunicationresearchdocumentaries,butfewresearchisusedthemethodofethnography.Ihaveconcernedalittleduringmyresearchwhichcouldbeconsideredasmatureexperience.Besides,duringtheattempting,Ialsofoundsomeimmatureunderstandingtothetheoryconnotationandoperationissues.Thethesistriedtohavediscussedtoempiricalissuesasthesametimeascombingtherelevantissueson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searchwithpersonalexperience.

Keywords:Ethnography,CommunicationResearch,EmpiricalLanguage

“民族志”(ethnography)源于文化人類學中對異民族文化的考察時創造出的一種方法類型。它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一種方法類型,或者說是一種研究視角。

英國文化研究的諸多經典成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這樣方法類型。“民族志是英國文化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方法之一”〔1〕(25)。最早的,或許是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接下來有威利斯的《學習勞動》。就大眾傳播媒介研究中使用“民族志”而言,莫利(DavidMorley)的《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CultureStudies)對此進行了較為全面的介紹、論述。從一些有限的資料來看,民族志在文化研究中應該是較為普遍被使用的,如莫利引用別人的說法時提到的——“誠如羅爾(Lull)的觀察,最近幾年,‘方志學’[1]這樣的字眼在閱聽人研究領域內,已經變成圖騰。霎那間,人人都是方志學家。”〔2〕(285-286)但是就國內文化研究以及傳播研究而言,使用民族志來進行的還不多見。本文結合個人的研究體會,主要從操作層面出發,對相關理論層面的問題進行介紹、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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