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方法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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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從傳播學方法論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劃分為三個學派，分別對它們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點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三個方法論學派的任何一個，都難以充分闡釋如此豐富和復雜的傳播現象，需要在方法論上相互補充，因為組合的整體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關鍵詞傳播學經驗－功能學派技術控制論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

我們歷來把傳播學劃分為兩大派：經驗主義學派和批判學派。近來讀了陳衛星和胡翼青的書《傳播的觀念》、《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很受啟發。我贊同他們將傳播學劃分為三個學派，雖然表述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總的看法相同。陳衛星劃分為經驗－功能、控制論、結構主義方法論三個學派；胡翼青劃分為經驗主義、技術主義、批判主義三種研究范式。

這樣的劃分對于深刻理解傳播學很有必要。過去把技術主義控制論方向的傳播研究大多歸到經驗主義學派，也有的被歸到批判學派。其實，它與這兩個學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術急遽發展的當前，這種獨特的研究視角到了應當獨立看待的時候了。

斟酌用詞，“批判學派”之說，難以顯示出所指學派的方法論特征，概括得過于籠統；“結構主義方法論”，體現不出該學派的另一個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權力因素。“經驗主義”亦沒有完整地表現出這個學派的方法論特征。技術主義的理論來源可以追溯到“三論”，特別是控制論。出于以上的考慮，我使用“經驗－功能”、“技術控制論”、“結構主義符號－權力”這樣的表述，從方法論角度將傳播學研究劃分三個學派，與陳、胡的劃分依據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傳播學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理論條件

為說明學派的劃分，需要討論傳播學得以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理論條件。自從人類文明以來，信息的傳播并沒有被當作一種專門學科的研究對象。任何學科的發軔都源于社會關注，而任何社會關注來源于重大的社會變遷。

傳播得以成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只能追溯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從照相術、電報、電話、電影的發明和普及，到20世紀廣播、電視的發明和普及，傳播科技的急遽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對世界的感知。人的關系相當程度上變成了如何使用新傳媒的問題。

與此相聯系的另一個情景幾乎同時浮出水面，即工業國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長。這類人口的增加，意味著讀和寫的傳播成為必需，因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鄉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復雜的信息需求，他們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信息，以滿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實現的需要。

工業化激起的傳播科技的急遽發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們必須關注傳播。因為一系列新的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形態、內容、方式等等，均已明顯地影響到社會結構、社會心理、社會經濟形態和創新模式的發展與變化。

如果從古代學者那里找尋關于傳播現象的論述，總會有一些。但是作為現代傳播學的較為直接的學科思想先驅者，應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Dewey，1859－1952）、庫利（Charles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er,1857－1913）。還有一位優秀的記者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紀初為后來的傳播學提供了豐富的思想。

杜威是庫利、帕克的老師，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只有通過有機系統內循環的信息分享，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科學最終要匯集到能夠產生相互理解、允許產生合作行為的傳播當中。他把大眾傳媒看作是社會變遷的工具。

庫利的“鏡中我”理論，把人通過別人認識自己視為人的社會化過程，而傳播是這個過程的惟一關鍵要素。新的傳媒修改了傳統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反應，改變了個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會組織》一書，是第一本關于社會傳播的專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米德（GeorgeMead）共同創立了關于社會信息交換的“象征互動論”。

帕克是最早研究報紙的理論家，他在20多年中通過報紙持續考察不同種族背景的社會群體在美國社會的同化、移民整合問題。他認為傳播是人類社會關系的本質所在，它創造著和維持著社會。他提出了傳媒與輿論如何相互影響、人際網絡如何與傳媒連接、媒體如何促進社會變遷等后來傳播學的前沿問題。

他們三人將對傳播的研究，建立在社會統計和現象觀察（行為科學）的基礎上，把理論探討與應用研究相融合，不僅把傳播視為信息傳遞的過程，而且看作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符號象征過程。他們深信傳媒技術革命對社會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他們為后來形成的傳播學“經驗－功能學派”提供了較為直接的學科方法論，也為后來形成的“技術控制論學派”提供了認識前提。

語言是任何傳播的基本符號體系。索緒爾創立的結構主義的語言學，打破了以前語言學從歷史根據上探索意義的研究傳統，把具體的語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制度和傳統的表意規范，人的思維和信息的傳播，受制于抽象的語言系統，而這個系統通過教育而內化在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當中。這種認識框架成為后來“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的認識前提。

李普曼作為經驗豐富的記者，憑借其敏銳的觀察力，在他1922年出版的《輿論》一書中，天才地談到許多深刻的傳播問題。他談到人頭腦中的圖景與真實的世界存在差異，“每個人的行為依據都不是直接而確鑿的知識，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別人給他制作的圖像。”因而，人們已有的頭腦中的世界，影響對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還談到現代傳媒籠罩全球的情況下，人們除自己的五官接觸之外，其實生活在傳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這個世界與真實的世界是有差別的。他意識到宣傳充分利用了這種傳播現象，“在一個人創造出他認為明智而可取的虛擬環境之前，必須限制他接近真實環境。”“為了進行宣傳，就必須在公眾和事件之間設置某些障礙”。[1]現在傳播學的許多理論、模式，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當年論證的影子。

說到這里，我們實際上已經談到了傳播學的三個學派：經驗－功能學派、技術控制論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追溯這三個學派的理論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為傳播現象貫穿人類的整個歷史與現實，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門別類的研究對象，各種學科的學者，都對傳播現象有興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這種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傳播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學術合法性，經常受到質疑。但是，人們又不得不承認傳播現象確實越來越需要給予科學的解釋和把握，因為我們已經處于信息社會。

傳播學提出的概念、問題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和其它人文和社會社學一樣，傳播學的每個學派或理論之間經常明顯對立，每個學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學派的劃分、稱謂也很難統一；而且，傳播學的某些話語，經常未經適當的評估就被追捧為一種理論。例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機智的比喻、尤爾根·哈貝馬斯“傳播（交往）行動理論”的建構，在傳播學的敘述中常被等而視之，使人們難以判斷哪一個更深刻地影響了傳播學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國傳播學者馬特拉所說：“沒有任何一個學術領域像傳播學這樣被很多人認為：這里只有廣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設。”[2]

關于經驗－功能學派

所以用這樣的稱謂，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據多數人的生活經驗、感受來探索傳播現象，并且根據多數人的經驗以及某些先驗的認識，來確定傳播的社會功能。

現在的教科書上，通常談到施拉姆（WilberSchramm,1907-1987）說的“四大先驅”，即拉扎斯菲爾德（PaulLazarsfeld,1900-1976）、霍夫蘭（CarlHovland,1912-1961）、拉斯韋爾（HaroldLasswell,1902-1978）、萊文（Kurt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發音也不該譯為“盧因”）這四個人。若從學派方法論的開創性看，前三位可以視為傳統的開創者。萊文最早提出了傳播的“把關人”理論（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那就是：“什么沒有說？”），他的主要工作是社會學方面的群體動力研究。

拉扎斯菲爾德1940－1948年在美國三個縣進行關于傳播的調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縣（Erie）關于大選的調查報告《人民的選擇》發現：人們接受信息時存在選擇性注意和選擇性理解；傳媒的信息通常經過人群中的信息活躍分子（輿論領袖）再傳遞（二級傳播）；傳媒影響選民有三種模式，即活化（激發潛在的傾向）、強化（固定已有的意見）、轉化（影響缺乏主見的人）。將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的諸多因素滲透到傳播現象的研究中，從此形成傳統。

霍夫蘭在二次大戰后期和戰后，為美國軍方的戰時宣傳進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實驗，被研究對象達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條件、說服者條件、信息本身的條件、說服過程等諸多觀點，把說服過程當作日常生活經驗的重復來進行說服程序的設計。他談到，人們真正恐懼的不是已經確定的事實，而是不確定和無法知曉的事實。他的研究為后來各種社會想象的心理游戲設計提供了思想基礎。

拉斯韋爾1927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戰中宣傳所使用的符號，并且一生關注著傳播問題。二戰中他提出，其后在1948年的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完善的傳播的“五W模式”，盡管有許多缺陷，但它的意義如英國學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說：“長久以來，這一公式幫助我們限定了傳播研究的基本問題。它的價值在于，它包含了對生產、內容、傳遞和受眾的有力強調。”[3]時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導人們研究傳播活動的一種便捷的思路。

在同一篇論文里，拉斯韋爾還論證了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環境監測、社會協調、社會遺產傳承。第二年，社會學家默頓（RobertMerton）和拉扎斯菲爾德在他們的論文《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中，提出傳媒具有的三大社會功能：賦予社會地位、強化社會規范、麻醉精神。關于傳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幾位學者奠定了基礎，后來出現多種理論。

1949年，施拉姆將這些關于傳播的觀點加以整理。至此，經驗－功能學派的方法和理論框架大體形成。“傳播學集大成者”的頭銜對于施拉姆來說，僅在整理的意義上可以這樣說，他主要是一位傳播學教育家，在傳播和推廣傳播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驗－功能學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對“火星人進攻地球”事件的研究為例。事后，人們希望找出導致聽眾把廣播劇作為真實的新聞加以接受的心理條件和社會情境。于是，坎垂爾（HadleyCantril）領導了這項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樣調查（前后共兩次，一次是CBS一周內的調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輿論研究所6周后的調查，數千人）、個人訪談、報紙報道的分析（全國報紙3周內的1.25萬篇報道）。

調查通過各種方法的相互驗證，確認有大約600多萬人收聽了該劇，其中100多萬人受到驚嚇和發生連帶行動。排除其他因素，受到驚嚇的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非常信任廣播；他們中的多數屬于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們都相信專家；他們中的多數篤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來而認為廣播劇是真的。沒有受到驚嚇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據經驗，或與其他信息對照從而確認廣播的內容不是新聞。

通過抽樣調查，從少數被調查者推論整體，其中設定一系列社會學的分類，諸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加之個人訪問和對報紙報道的分析，從廣播聽眾所處的社會階層、信息接受差異，分析如何造成了他們對信息理解的差異，進而確定社會關系與受眾對廣播的反應之間存在著一定關系，等等，這些就是經驗－功能學派基本的、經久不變的研究方法。通過探討一個變量與另幾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幫助人們認識可以重復發生的傳播的某些規律性現象。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后，這個學派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傳媒的傳播效果展開。70年代以后，一系列更精致的關于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受傳者和傳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論假設和傳播模式出現，除了仍然注重短期傳播效應，同時也重視長期傳播效應，更多地顧及道社會環境、價值取向的動機對傳播的影響。形成了實驗（主要是控制心理實驗）、調查（主要是抽樣調查）、文獻分析、實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過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實證的。

經驗－功能學派的認識前提是：確信整個世界是有序的；存在個人規律和社會規律；行為規律可以觀察和測量；任何行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為可以匯總統計；經過科學論證的抽樣樣本可以推斷總體和依此預測未來。基于這樣的觀念，實證研究成為經驗－功能學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點是：研究對象必須是可以感知的傳播現象、對象可以被精確測量用以說明規律、規律性的現象可以重復、研究中嚴格保持價值中立，不先入為主。因而，這個學派得出的規律性“事實”來自被試者多數的經驗或體驗，或者如陳衛星所說：“事實是經驗的囚徒”。[4]

實證研究對于分析具體的傳播現象是很有效的，能夠得出較明確的結論，也有助于處理現實的問題。這種方法是從牛頓的傳統物理學那里，經過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紀引介到傳播學的。但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物，人具有復雜的思維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學的研究方法用于與人的思維和情感相關的事物，就把復雜的東西不可避免地簡單化了。

經驗－功能學派具有杜威實用主義的明顯特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們認為，人類傳播學知識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來源于多數人經驗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觀的，形式上價值中立，但是被調查對象不會是客觀的，是有觀點和有情感的。

鑒于這種研究方法的實證特點，經驗－功能學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業或政府的贊助，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利益、商業利益相結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過實證研究找到社會管理傳播的技術，或經營傳播業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現為客觀的話語，但是同時無形中塑造著通過傳播的社會認同、制度性秩序。它實際上尋找的不是客觀真理（規律），而是不同傳媒的受眾某種共同認同的東西，以便更充分利用這種資源，達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場開發的目的。

技術控制論學派

工業革命之初，伴隨著機器的產生，人們對機器的神奇想象就開始了。18世紀法國哲學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機器》便是這種意識的哲學反映。20世紀40年代，工業國家的報紙進入成熟的大眾化時代，電報、電話、廣播普及，兩次世界大戰中電子信息戰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設備發展的基礎上，借助神經生物學剛剛取得的染色體遺傳信息的許多概念，“信息”轉變成為一種可計算的通訊符號，一種專門的信息數理理論得以誕生。如果說芝加哥學派關于傳媒形態對社會的影響還僅僅是一種假設的話，信息通訊理論則是傳播學技術控制論學派的直接理論來源。

當媒介（機器）作為信息的載體越來越強大時，社會機器化，把人的行為按照機器活動的原理來理解或者努力讓機器擬人化，像人一樣思維和傳遞信息，人與機器對話，等等，這些暢想導致科學上的一些成果，諸如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等，它們從自然科學角度論證傳播現象，不僅為經驗－功能學派提供了傳媒功能的認識模式，也啟發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關注媒介（機器）本身如何影響社會和人的發展，構成了傳播學的又一個方法論學派。

從字面上看，當然首先是信息論與傳播學研究肯定相關。1949年，申農（Claude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論文《通訊的數學理論》中，論證當時美國正在試驗的計算機原理。這篇論文被視為信息論的奠基之作。他從通信的角度定義傳播，寫道：“通訊的基本問題是通信的一端精確地或近似地復現另一端所挑選的消息。”[5]通信的數學理論對于從精確科學向傳播學領域的模式轉型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從通信的角度定義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夠用來消除或減少不確定性的東西。他為此提出一個機器對機器或人－機－人通信的傳播模式，即著名的從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傳播模式”。

這個傳播模式給人的啟發在于，傳播不是一個偶然的過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傳遞、信道、編碼、解碼、再編碼、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問題，在傳播的雙方或多方之間，存在由信道和噪音決定的制度性調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為權力的工具，一旦實現對其的獨占，他人的沉默無聲將可能變成為一種制度性規范。

技術控制論學派的理論中，控制論思想起著核心作用。就在申農發表他的著名論文的前一年，他的老師維納（NorbertWiener，1894－1964）發表了《控制論或動物和機器的控制與通信》。這篇論文和他1949年發表的《人有人的用處》，奠定了控制論的理論基礎。

控制論重視的是原因對結果的決定作用。維納寫道：“只能通過消息的研究和社會傳播設備的研究來理解社會。”[6]他把傳播看作是社會的神經系統，一種結果的原因。從一個人到一個社會都是一種系統，系統的存在和維系，在于信息的流動。他用“反饋”的概念說明信息流動的特點，即通過不斷的信息“接受－反饋－接受”調整自身，保持人或社會的存在與發展。如果一個系統與其外在環境不能或很少發生交換關系，這個系統就可能處在內部混亂、解體的境地。因而，開放的系統肯定有積極的信息交換，不斷注入原來沒有儲備的信息。他的這個觀點補充了申農傳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饋”這一環節。他采用了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RudolphClausius）研究熱力學時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現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丟失、噪音、誤差或失真。只有通過信息的交流，獲得負熵，消除無序，才能夠克服熵的破壞趨勢。因而，熵是對一個系統的信息組織水平的度量標準。

控制論的另一個概念是“系統平衡”。如果一個系統由于環境變化而導致正常狀態的嚴重偏離，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對一個社會而言，社會反饋是社會控制的要義。傾向于穩定的社會其實正是信息交流豐富的社會。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傳播者要對反饋做出積極的反應和調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這種不斷的反映和調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7]馬特拉在描述控制論對信息的認識時寫道：“信息必須能夠流通。信息社會只有在信息交換無障礙的情況下才能存在。這個定義與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變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8]

系統論最早是由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統論給予了控制論和信息論以整體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對象視為有動態反應的整體。找尋一種從整體上的理解，比僅僅從物理或智力現象上簡單分解更重要。在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研究中，系統論思想發揮了顯著的整合傳播現象的作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索勒普爾（IthieldeSolaPool）通過分析有線電視技術對組織社會政治生活的影響，進一步發展了系統理論。

隨著傳播科技突飛猛進的發展，作為一種方法論學派，技術控制論的思想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傳播學研究方面顯示出后繼勃發的態勢。從信息論出發，從40年代起出現了傳播通道理論，產生這種研究興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眾傳媒和技術意義上的通信對時空跨越所產生的多樣化現象。傳播中時空關系和形式移位，通過申農的傳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現。一位學者談到申農的這個傳播模式時說：“媒體有助于改變時空關系的程度并不依從于它所攜帶的內容或‘信息’，而是依從于其形式和可再生產性。”[9]

循著這個思路，傳播學發展起來一個很大的研究領域，即傳媒形態的變化發展，如何影響社會和人。這是從傳播媒介技術形態的角度研究傳播現象。這個思路從芝加哥學派到“三論”的闡發者，還只是作為一種認識被論及，它的第一位專題研究者是加拿大學者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他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帕克曾是他的老師。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兩本著作《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采用經濟史和文明史的角度，從縱向的歷史談到橫向的現實，反復論證了一個基本觀點：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0]他把傳播技術視為政治和經濟進步的基礎。

英尼斯之后，麥克盧漢、梅羅維茨、利文森依次成為媒介形態研究的代表人物。20世紀60年代，英尼斯的學生和同事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1911－1980）由于在《理解媒介》等幾本著作里提出一系列與眾不同的觀點而成為轟動一時的人物。他最重要的貢獻在于推翻了傳播內容高于內容載體的傳統認識，他要把人們“從對媒介影響的麻木狀態中喚醒”。[11]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訊息”等觀點，以及“地球村”的概念。除了信息傳播的媒介，交通工具也被他看作“媒介”。一般人將媒介看作是物理的或技術的，他認為媒介的形態比其傳遞的內容更重要，一種新媒介問世，不管傳遞了什么內容，媒介本身就會引發社會的某些變化。媒介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象征，不僅傳遞信息，而且告訴人們存在著什么樣的世界，通過改變我們使用傳感系統的比例來改變我們的性格。鑒于電子傳媒的普及，他認為整個地球的時空已經縮小成一個村莊，“產生一個人人參與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12]，盡管那時的傳播科技還遠沒有像現在這樣發達。

美國學者梅羅維茨（Joshua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過研究電視這種媒介形態，論證了媒介本身如何成為一種環境。例如在電視新聞中“現場”看到刺殺總統的畫面、在娛樂節目中看到“現場”采訪的某一名人，從而改變了每個人的“親身參與”對于經歷社會事件的重要程度，人們下意識地受到傳媒所建構的情境的影響。他寫道：“電子媒介將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帶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許多從前不同的社會角色特點變得模糊了。由此可見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過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來產生影響。”[13]對于公眾來說，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處在什么地點已經不重要了。

被稱為“媒介哲學家”的美國學者利文森（Paul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軟邊緣》中，多少使傳播技術決定論的觀點走向折中。他認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4]

三論”本身基本屬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范疇，它們的出發點是承認非人的生物體、計算機、人類社會和思維之間存在相似性。從這樣的認識前提出發研究傳播，看重的是人機交流的物理功能設計和傳播過程的技術特性。此后幾十年，一部分工程技術人員循著這樣的理論，進一步發展了傳播的工程技術理論。廣義上，他們的研究屬于傳播學的一個很大的領域，但與人文社會科學距離較遠。而傳播學關于媒介形態對社會影響的研究，是“三論”關于傳播的觀點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延伸。在新傳播技術急遽發展的當今，這種研究顯現出有力的生機。

這種研究開擴了一個重要的傳播學視角。但是，如果過于極端，也會導致“電子烏托邦”和諸如“因特網帶來美好世界，迎來一個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時代”等等幻想。因為這些觀點忽略了傳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對社會的影響。在贊美“媒介即訊息”這個觀點的豐富內涵時，還要想到：各種傳媒形態這些技術表現是人創造的，大多數傳播活動是人有意識的信息行為，人是傳播的主體。在這里需要引證一位傳播學者較為全面的觀點：“認識到人類傳播系統事實上是一個復雜的有適應性的系統，我們就能看見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個動態的、互相依賴的宇宙中。當外部壓力產生、新技術革命被引入以后，傳播的每一種形式會受到系統內部自然發生的自組織過程的影響。”[15]

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

這個學派論證的前提是：人的思維和信息的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換句話說，任何傳播都早已被“結構”了。于是，不論論證何種傳播話題，都可以將整體的研究對象劃分為相互制約的不同部分，強調某個部分的意義受制于其他部分。這樣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傳播中符號背后的權力（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權力）背景的居多。

這個松散的“學派”包括具體的學派有法蘭克福學派、英國文化學派和政治經濟學派、歐洲大陸的結構主義符號學派等等，以及一些很難歸納到某個的學派的著名學者。

法蘭克福學派與經驗－功能學派在1938－1939年有過一次合作，而后分道揚鑣。當時，阿多諾（TheodorAdorno，1903-1969），應邀參加由拉扎斯菲爾德主持、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項目，內容是美國商業廣播音樂的效果。他認為贊助人明顯地忽略了“誰”播出、“怎樣”和“為什么”播出，并反對將文化進行量化分析。他回憶說：“當我被要求‘度量文化’時，我第一個念頭是，文化精確化的條件可能就是排斥能夠度量它的思想。”[16]他在研究中批評廣播音樂墮落為日常生活的裝飾品，斥之為“欺騙快樂的樂觀藝術”，認為藝術已經被整合到一種權力系統中。

他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5-1973）一起創立了文化工業理論，全面批判被工業流程化了的大眾文化，認為它們都是技術理性的產物，像汽車的大規模生產或都市復興計劃一樣，經過有組織的策劃和管理生產出來，而技術理性就是統治本身。他們關于文化和技術文明的分析影響了幾代人。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1964年出版的《單向度的人》，進一步指出：大眾傳媒消滅了思想的豐富性和人的多樣性，廣播、電影、電視、廣告等現代科技的產物，無孔不入地擠進公眾的內心深處，消滅了從思想上顛覆和改變現狀的文化。現在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JiirgenHabermas，1929-）寫了比城磚還厚的一系列著作，揭示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他把這個過程稱為傳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描繪了關于傳播的一種理想化的模式。

在美國，從申農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很快形成了“舊金山市郊學派”（PaloAlto）。他們反對線性通信模式，宣稱數學方法應該留給那些電信工程師，這是他們設計的，也應為他們所使用。而人類的社會傳播，應該有社會科學用自己的模式來研究。因為哪怕是最小的互動情境都是非常復雜的，不可能在一個線性模式中用兩三個變量實現。傳播研究必須意識到系統的復雜性、多條件性和循環性。后來，這一小學派重點發展了傳播空間接近性的研究。他們把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作為一種傳播因素，認為傳播內容受傳播各方關系的制約。交流的地點、時間，本身帶有一定的內在無聲信息，其代表作是愛德華·霍爾（EdwardHall）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無聲的語言》。

在英國，伯明翰大學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國文化學派。這個學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1932-）于1973年寫的《編碼/解碼》，分析了傳媒產品制作、發行、傳播/消費和再生產的每一個階段，生產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條件。他認為，傳媒扮演著意識形態的角色，傳媒產品生產的四個階段相互聯系，并受制度權力關系的制約。這個思路后來成為批判性分析電視傳播的理論前提。

1966年，英國萊斯特大學成立大眾傳播研究中心，形成英國政治經濟學派。該學派的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戈爾丁（PeterGolding）1973年發表的《呼喚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一文，被視為該派的綱領性文字。他們還于1997年合作編撰了兩卷本的《媒體政治經濟學》。他們從媒體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入手分析，認為大眾傳媒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部門，統治階級獲取了對知識、信息和社會形象傳播的控制權，因此他們要通過媒體來保障利益和帶來這種利益的社會制度。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研究傳播的還有美國、加拿大等國的一些著名學者。他們的研究視角又可以劃分為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制度經濟學三大類型。

在法國，從研究傳播符號來審視傳播成為一種傳統。阿爾都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認為，概念、詞句在不斷的復制、重組過程中貫穿著意識形態（這里指人們有意無意中共同接受的規范、傳統和對社會關系的認識）。媒介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一，促使人們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動，使話語的統治權力合法化。

法國結構主義思想家巴爾特（RolandBarthes，1915－1980）以對符號的研究，體現了這種泛意識形態的觀點。他以報刊上的照片為例，諸如一位穿著法國軍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國國旗敬禮、一位法國將軍向獨臂的塞內加爾人授勛、一位修女將杯子遞給臥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長給一群神情專注的黑人小孩上課，等等，都明顯地帶有意識形態。他稱被符號固定了的內涵為“神話”，而符號學就是要“去神話”，揭示符號的實質意義。

文化的宏觀表現形式也可以理解為廣義的符號。法國學者福柯（Michel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號學著作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知識的提取、占有、分配與保留。通過知識的制造和傳播，獲得了行使權力的權利。因而權力是具有說服效力的，人類科學產生出的知識和真理，在某種意義上是與權力聯系在一起的。這里的“權力”是指廣義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傳播中體現的權力與日常生活共存。傳播的話語規則體現了話語的社會結構，表明誰可以講話，可以講多少，可以講什么，以及在什么場合講。只要我們想想人們對于電視“上鏡”的向往，對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說“傳播”是“權力認可的儀式”了。

荷蘭符號學家梵·迪克（TeunvanDijk,1943-），對“新聞”這種傳媒上最常見的信息進行了文本分析和語境分析，試圖說明新聞的深層“意識形態”成份。新聞話語的多層級結構特征，決定了受眾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結構所提供的解釋框架，其他的解釋框架，會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釋中。他指出：記者在以職業的新聞價值標準制作新聞時，實際上不斷復制著社會的話語，無形中將與事實相關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價值觀內涵其中了。“我們的新聞、新聞制作和報紙已深深地被他們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聞而編織的那張網所束縛住了。”[17]

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反對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對人的傳播現象的研究上，承認傳播學研究的主體是有思想和主觀能動性的人，把傳播和傳媒置于歷史、社會、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傳媒視為有一定價值傾向的中介，因而視野廣闊，具有很強的理論思辨色彩。由于這個學派分散和個性化較強，觀點帶有較多的個人生活背景和書齋研究的特征。

這個學派的理論是頗為深刻和犀利的，它給人帶來的啟發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顯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消除某種弊病，也不是為了糾正傳播結構，而是進而懷疑現存秩序下人們所理解的所有有價值的東西，全然不相信社會由以建立起來并提供給每個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其次，他們無視大眾傳播在技術和形態上發生的重大變化，較少對傳播的新環境做出新的有力論證。第三，他們的批判本身帶有明顯的片面性。例如他們關于傳播符號意識形態屬性普遍性的結論；在如何看待傳播技術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視技術的發展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

簡單的三派比較分析

如果比較這三個學派，那么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著眼于“符號－認識－權力”之間的相互運作，關注傳播制度、傳媒意識形態性，以及傳媒對人的異化和控制。經驗－功能學派著眼于既定的政治、經濟目的，關注發現能夠切實解決具體傳播問題的方法，或能夠對傳播現象加以科學解釋的規律。技術控制論學派，著眼于媒介機器與人的交流設計，關注不同媒介之間對社會影響的比較和新媒介對社會影響的前瞻研究。

為了簡明起見，現在將胡翼青的一個表格[18]略做改動，將三個學派的特點簡單表述如下：學派理論基礎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立場

經驗－功能學派實證主義傳播效果經驗主義微觀保守

技術控制論學派技術主義傳播技術與社會文獻與思辨宏觀激進

結構主義符號－

權力學派

批判哲學傳播與社會哲學思辨宏觀激進

傳播科技發展的當今，傳播學的三大方法論學派已經開始交融，出現了后實證主義、解構主義、新傳播效果理論等等融合各種研究方法的研究；“軟媒介決定論”出現本身，也在說明技術控制論學派在變化，不再是以前了。傳播學需要跟隨社會實踐的發展而更新，充分體現當代社會的信息性特征。因為今天的人們生活在一個被傳播媒介包圍的環境中，需要尋找一種認識框架來界定人與人之間、人與傳媒之間的關系，傳播關系成為社會關系，成為人們思考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組織方式，甚至成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

我們在五官所及的空間，生活在較為實在的世界，這個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難以直接觸及的廣大領域，從看不到的地平線之外到整個地球，我們其實生活在傳媒為我們設定的世界。于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傳播被劃分為信息發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個環節。傳播學主要研究的就是實在的世界和傳媒的世界之間的關系、技術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傳播不是單純的技術過程，其中有可能存在傳播的中介被利用來操縱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所有現存的社會結構，都會致力于維護社會行動者的信息貧乏和無知，或通過媒介的異化來維護社會穩定。對此，我們應有所警覺。面對這種情形，三個方法論學派的任何一個，都難以充分闡釋如此豐富和復雜的傳播現象，需要在方法論上相互補充，因為組合的整體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注釋：

[1]李普曼《公眾輿論》，第35、1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3.

[3]博伊德－巴雷特、紐博爾德編《媒介研究的進路》第89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4]陳衛星《傳播的觀念》第64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羅杰斯《傳播學史》第449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6]維納《人有人的用處》第8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中文版。

[7]維納《人有人的用處》第9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中文版。

[8]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0.

[9]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第26頁，三聯書店1998年中文版。

[10]伊<英>尼斯《傳播的偏向》第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1]萊<利>文森《數字麥克盧漢》第28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12]埃·麥克盧漢、秦格龍編《麥克盧漢精粹》第394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3]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第6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4]利文森《軟邊緣》第2－3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5]菲德勒《媒介形態變化》第24頁，華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6]A.Mattelart:TheoriesofCommunication，BiddiesLtd1998，P59.

[17]梵迪克《作為話語的新聞》第134頁，華夏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8]參見胡翼青《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第183頁，首都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