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歷史現狀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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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的比較新聞學研究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蹣跚起步的，而真有所發展還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其萌芽期；第二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是其成長與初步成熟期；第三階段為新世紀以來，是其繁榮與深化期。但從整體層面來看，比較新聞學的研究在整個新聞傳播學領域仍顯薄弱、稚嫩，無論從研究方法和理論運用，還是研究內容、對象、視角和深度上都有進一步展拓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關鍵詞：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現狀。

比較新聞學是20世紀初發軔于西方的一門新興學科。這門學科的確立首先應當歸功于三位美國報刊研究學者：韋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奧多·皮特森。其標志就是他們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報業的四種理論》。該書從對社會所有制的觀察出發，將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的新聞體制分成四種形態：封建社會的集權主義、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責任論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的方式。這使人們對當今世界錯綜復雜的報業現象及其歸屬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觀點，由此來看，《報業的四種理論》是西方比較新聞學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說的比較新聞學也主要是針對跨文化、跨民族、跨國界、跨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的兩種以上不同新聞現象之比較或類比的研究。

盡管比較新聞學早在20世紀的西方國家已蔚為壯觀，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開花，卻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紀90年代。從國內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較新聞學意味的論文《中美法新聞教育之比較》

1989年刊發，到第一本研究專著《比較新聞學》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較新聞的學術研究，已在中國大陸歷經了整整20個年頭。

對我國內地比較新聞學的學術研究發展軌跡，筆者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較新聞學萌動與初曙期，其作用在于為當代比較新聞學的興起積蓄力量；第二階段，20世紀90年代，是比較新聞研究的成長與成熟期，此階段創立起了比較新聞學的基本內涵與學術研究體系；第三階段，21世紀初至今，學術界與新聞實務界一道，對比較新聞學所涉各類問題展開深入、持久、卓爾不凡的梳理與探討，最終確保了比較新聞學學術研究水準的不斷提升，使得比較新聞學研究持續走向深入。

一、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比較新聞學研究的萌芽。

中國新聞業是在西方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從早年留洋的新聞學者戈公振、徐寶璜等人的著作都能看到西方新聞思想的影子，盡管那些著作中并沒有多少比較新聞學的成分。1931年，杜超彬的《最近百年中日兩國新聞事業之比較觀》為中國早期比較新聞學著作之一。1949年以后，在東西方階級、國家、政治、思想的碰撞中，中國大陸新聞學走了自己的路———以馬列主義、思想為綱領的新聞路線，對西方是批判和拒絕借鑒的。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新聞學當然不可能有所作為。

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新聞體制改革與新聞觀念更新的步伐不斷加快，突破了中國新聞學學術研究的一個個盲區、禁區。比較新聞學研究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漸進入人們的視界的。1982年第5期《新聞大學》第34頁的補白文章對“比較新聞學”給出了這樣的界定：

比較新聞學是對各國新聞現象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并從中引出一些規律性結論的學科。如同“比較文學”、“比較語言學、”比較法學“一樣，它是新聞學科學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外有不少新聞院校的新聞專業設有”比較新聞學“這門必修課。

比較新聞學并不是簡單地把各國報紙的產生與發展過程按年代排列，也不是簡單地對比某一種新聞或評論的文體的差異。比較新聞學是綜合性的比較考察，首先要比較各國的新聞現象，通過比較發現其中的類似點與不同點，然后是對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分析上述類似性與不同點形成的原因，研究不同國家報紙產生前的新聞現象，研究報紙產生、發展的過程及當代新聞事業的概況，從而分析各國的新聞事業的本質及其對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乃至國際范圍的影響。

但遺憾的是，理論觀念認知與研究行動付諸之間，在中國學界又延遲了數年。到了1987年初夏，在英國牛津大學附近的一個僻靜的鄉村里，中英兩國的一批新聞界代表，就新聞媒介的作用問題，召開了主題為”新聞媒介與公民“研討會，這在中國比較新聞領域可謂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雖然該研討會影響有限，并未引起學界的太多矚目。但是，在新聞傳播領域，中西之間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差異，畢竟引起了圖強思變的中國新聞業界的較大關注，并繼而也引來了具備業界經驗又身兼新聞學者身份人士的重視。從現在可供查找的資料看，原中國新聞學院副院長周鴻書教授1989年4月在《中國記者》雜志上發表的《中美法新聞教育之比較》一文，可謂初具比較新聞學研究意蘊的學術論文。本篇文章盡管讀起來不夠緊湊、嚴謹，像是作者的出訪隨筆，但其所著力表陳的中美法新聞教育的現狀、特點、短長及對今后中國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可謂零星展現出了比較新聞研究的志趣、底色、視野與路徑。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國的比較新聞研究似乎只能稱得上是萌芽階段，因為此階段既沒有一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或專著出現，更看不到獻身于此的專門學術人才的登堂入室。歷史的重擔留給了下一個十年———20世紀90年代。

二、20世紀90年代，比較新聞研究的成長與初步成熟。

與80年代萌芽狀態相比，伴隨著新聞宣傳領域思想解放運動的日益深化，90年代的比較新聞學研究迅速呈現出持續化、規模化、成熟化的發展態勢，實現了學術成果的有無到有、由弱變強、從”星星之火“到”星火燎原“的一次質的躍進。

1.期刊學術論文逐年增加，研究范疇不斷擴大。

本文以復旦大學圖書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為依據進行檢索統計發現，從學術期刊論文數量看，80年代研究成果為零，到90年代年均3篇，比較新聞研究日漸升溫的情勢非常明顯從比較研究范疇看，國別從中西到中韓、中澳，再到美日；內容從抽象觀念研究到結合具體案例；選材從新聞標題到新聞寫作，再到新聞法規，復到災難報道……幾乎涵蓋比較新聞學研究的所有方面。

2.研究專著呈井噴現象，學科體系建構走向初步成熟。

經過80年代至90年代最初幾年的力量儲備與積蓄，至90年代中后期，比較新聞學研究終于迎來了收獲的季節，一批有分量的專著次第問世，宣告了中國比較新聞學學術研究已走向初步成熟：

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員陶涵主編的《比較新聞學》出版，該書對西方新聞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作了較系統的簡介，就媒介所有權、管理、世界新聞史、新聞法、新聞自由等問題在若干個國家間做了橫向對比，具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重大影響。1994年，武漢大學樊凡與單波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出版，該著作從多學科多側面交叉研究法出發，從文化和哲學的角度來探討中西不同的新聞現象，擺脫了那種”河對漢，綠對紅“的簡單類比，引導人們從更深層次來把握不同社會的新聞現象。1997年，江西財經大學劉夏塘主編的《比較新聞學》出版，該書以”中外新聞的概念“、”中外新聞的價值觀“、”中外新聞的自由觀“、”中外新聞的輿論觀“、”中外新聞的客觀性“為篇章，加以平行異同評析，行文簡白樸實，觀點鮮明，有很多作者自身體認隱在其中。1999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教授童兵主編的《中西新聞比較論綱》出版，該書詳細、周全地對中西新聞的歷史、編輯方針、傳媒組織架構、傳媒的社會調控、新聞法制、新聞倫理、新聞觀念作了比較。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項目，本論著以其資料翔實、體例全面、謀篇布局科學有致，堪稱比較新聞學走向初步成熟的典范之作。

3.研究隊伍從無到有，各方貢獻精彩紛呈。

20世紀90年代比較新聞研究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一批有實力的新聞學研究者長期致力于此。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有童兵、單波、張威、秦志希、顧潛等。

具有深厚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學養的童兵教授窮其多年辛勞撰寫出體例完備、條分縷析的《中西新聞比較論綱》，為中國比較新聞學的教學與科研提供了難得的參考資料，可謂比較新聞學的主要開拓著作之一。

哲學博士、武漢大學青年教師單波憑借自己精深的學術功底，深耕細耙，從政治、文化、哲學觀念等諸方面考辨中西新聞思維不同面相及其成因，為比較新聞學的由”器“至”道“的轉變與登上大雅堂奧，奉獻出了殷實的智力支撐。留澳學者張威，以其對西方新聞業界、學界發展狀況的熟稔，不斷嘗試拓展比較研究的新領地，其在中澳新聞比較、中西正面報道與負面報道比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2]。另外，武漢大學的秦志希，復旦大學顧潛等學者從文化視角，辨析中西新聞的不同表征，也實屬難能可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隨著香港與內地聯系的日益密切，香港新聞傳播學者陳韜文的比較新聞研究成果也開始在大陸得到關注與刊發，1997年其發表在《國際新聞界》上的《權力結構、經濟發展與新聞體制：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較》一文，以其新銳、深刻的政治傳播學研究取向，為中國比較新聞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窗，助推了大陸比較研究走向”深水區“。

以上專著以及一些論文都對我國的比較新聞學研究做出了貢獻。但問題還是明顯的。主要表現為與國際學術研究的規范尚有一定距離，具體地說就是在資料來源的注釋方面不夠規范化；引用的西方資料相當陳舊，并且多為間接引用；沒有文獻述評；漠視甚至略去對方法論的介紹；缺乏原創性……一句話，比較新聞學在中國仍然處于有限成熟階段。

三、21世紀比較新聞研究的繁榮與深化。

進入2000年，比較新聞學研究承接新世紀東風，展示出繼往開來、欣欣向榮的可喜局面。與上一個十年相比，2000-2009年，比較新聞學研究可謂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1.從論文、論著數量看，不但數量劇增，而且研究生畢業論文對此選題也時有關注。

2000-2009年，有關比較新聞學的期刊論文展示出穩定、勻速的提升局面，280篇總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個十年提高了10近倍。

研究專著也大量出版。《比較新聞傳播學》（童兵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無冕國度的對舞：中外新聞比較研究》（郝明工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比較新聞學方法與考證》（張威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年版），《中西方新聞傳播：沖突·交融·共存》（顧潛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外網絡新聞業比較》（張詠華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比較新聞傳播學導論》（孔正毅著，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中美新聞傳媒比較：生態·產業·實務》（薛中軍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外新聞制度比較》（徐琴媛著，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中美新聞教育傳承與流變》（陳昌鳳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傳播：中美新聞文化概要》（高金萍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大洋兩岸中美新聞傳媒研究》（康化夷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等10余部專著的陸續出版為比較新聞學的學科建設、專業設置的日臻完善進一步打下良好根基。

從2002年鄭州大學研究生張鴻勛發表第一篇有關比較新聞學研究的碩士畢業論文《中美兩國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分析比較研究———AHCHOR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從美國到中國》至今，不過短短八年時間，碩士學位論文總數已達50余篇，且比較研究選題之科學、深度之精微都是一般期刊論文難以企及的。更值得關注的是，已有部分博士論文，如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博士張西明的《張力與限制———新聞法治與自律的比較研究》、2007年武漢大學新聞學博士朱清河的《中美新聞報道觀念比較研究》，也已開始把比較新聞學作為主修方向。以上數據只是筆者通過”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論文全文數據庫“簡單檢索所得，實際的碩博論文以比較新聞學為選題的應該比此更多。

2.研究力量不斷壯大，研究深度進一步拓寬。

首先是研究實力的不斷擴大。從隊伍的構成看，新世紀10年比較新聞學研究人員越來越體現出專業化、年輕化、高校化特點。除了童兵、單波、張威、顧潛等老資格比較新聞學領軍人物仍然在此領地深耕外，郭可、高金萍、張詠華、陳昌鳳、李希光、朱穎、朱清河、庹繼光、鐘瑛等一批學界新秀逐漸步入比較新聞學研究梯隊，為新世界比較新聞學研究的持續繁榮夯實了人力基礎。隨著比較新聞學學科體系與專業教材的完備、研究隊伍及研究水準的提升與優化，比較新聞學專業課程教育也在很多高校新聞院系陸續開設起來，像武漢大學設置了比較新聞學的研究生專業方向。

新世紀比較新聞學學術研究熱潮迭起，一個個高質量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般展現出來：經過數年的積淀，2002年童兵教授出版了新世紀大陸第一本比較新聞學專著《比較新聞傳播學》。該書不但用巨量文字就中西（德、美、英、法、日、俄）新聞傳播史、中西新聞傳播觀念（新聞功能觀、性質觀、真實觀、價值觀、宣傳觀、輿論觀、權利觀、受眾觀等）、中西新聞傳播體制、中西新聞傳播控制、中西新聞傳播法制、中西新聞傳播實務與中西新聞傳播教育等諸方面存在的異同給予了粗細有致、點面結合的科學梳理與邏輯歸納，而且更對比較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目的、對象、方法進行了充分、理性的研討與辨析。因此，本書不失為迄今為止大陸出版的最權威、最系統比較新聞學專論。重慶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郝明工2002年出版的《無冕國度的對舞（中外新聞比較研究）》分上、中、下三篇對中外新聞事業、新聞理論、新聞傳播以及它們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展開寬領域梳理。同年，華中科技大學姚里軍的《中西新聞寫作比較》將中美新聞寫作中所呈現出的種種差異的根本原因取宏用精地直揭本質，令人豁然開朗。

2003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副編審顧潛的《中西方新聞傳播：沖突、交融、共存》以全球化傳播為大背景，透過理論思想視角，從歷史和現狀對中西方新聞傳播作了全面深刻的省察與評比，發人深思。

2003年2月，時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的張威出版的《比較新聞學方法與考證》通過對中西新聞學相對平衡的介紹，嘗試對傳統的無產階級新聞學在新的歷史時期向何處去的問題作出解答，并就比較新聞學的宏觀視野、中西新聞理論和實踐的趨同與悖逆作了詳細的介紹。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以良好外語教育背景與所在院所資源為平臺，把比較研究的重點放在最具新媒體代表意義的中外網絡新聞業的關照上。2004年8月，她出版的《中外網絡新聞業比較》一書，從多學科的角度探討研究中外網絡新聞業在與多種社會因素互動背景下的發展及其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應用現狀與意義、影響；尤其注重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網絡新聞業同物質經濟運作的最新發展，指出網絡新聞業發展的最為基本的動力，來自經濟運作發展的需要。這一研究成果為比較新聞學研究如何與時俱進，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經驗資鑒。

以關注美國新聞傳媒業為研究志趣的一批學者，21世紀以來開始陸續發力并結出碩果。清華大學新聞史學者陳昌鳳2006年2月出版的《中美新聞教育傳承與流變》一書，兼重實踐性和學術性，作者力圖將新聞教育放在新聞業與社會變遷的框架下加以論述，概論其歷史傳承和走向，探討其理念與潮流的發展，對于新聞教育在中國（包括大陸、港臺）的興起和本土化，對于新聞學和傳播學的關系，對于新聞教育與新聞實踐的矛盾和問題，都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中國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開始新聞教育的，而世界主流新聞教育從人文傳統起步、逐漸融會多學科背景，正在走向更廣闊的領域。中國的新聞教育如何在中外比較中既吸收西方的先進經驗又走出自己的特色，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方面而言，這本書是一項重要的開拓性成果。青年學者高金萍2001年曾就《人民日報》和《紐約時報》

第27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新聞報道進行對比研究[3],2006年她又以同樣的思考視角推出自己比較新聞學專著《跨文化傳播：中美新聞文化概要》。這本專著運用文化結構理論，從新聞文化的表現形式、體制形態、價值觀念三個層面入手，透視全球化背景下中美新聞傳媒的發展變遷、態勢、前路。

另外，清華大學教授李希光就”新聞構架“與”國家利益“的關系[4]、復旦大學青年教師孫瑋就媒體如何報道暴力事件[5]、北京外國語大學孫有中就主流新聞網站報道的”客觀性“[6]、陜西師范大學青年學者朱清河就新聞報道整體取向及其根源[7]、復旦碩士生李舒就普利策新聞獎與中國新聞獎的評獎標準[8]等所作的中美新聞比較研究都從某個方面拓展與豐富了中美（西）比較新聞學的研究范疇與學術積淀。

3.研究取向逐漸由宏觀走向中觀、微觀。

隨著傳媒技術與跨文化傳播的突飛猛進，比較新聞學近年來由過去所探討與關注的范疇、深度越來越走向細微通幽的境地，其熱點與重點追隨著時代大勢而起伏、呈現出大異既往的新面向。尤其是2007年以來，比較新聞學的學術研究最大變化就是開始把研究熱點與重點從”宏大敘事“的整體關照逐步轉向”精細入微“的具象解構。

通過對近十年280篇有關中外比較新聞研究論文的統計分析，我們發現這些論文主要集中在2007年（45篇）、2008年（55篇）、2009年（55），三年發稿量占去十年總數的一半以上。更耐人尋味的是，2000到2006年7年所發表的論文做宏觀比較研究的超過三分之一，經典論文一半以上都是”宏大敘事“，而2007年以來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圍繞中外新聞傳播領域中某個具體現象（事物、案例、理念）而展開，鮮見既往通而化之整體比較選題，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前比較新聞學的研究總體取向越來越趨向局部、具體、細節、精細的微觀選題。

與學術研究論文成果不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08年至2009年沒見到一本比較新聞學類書籍正式出版，這從另一方面反映出比較新聞學”宏觀學術問題“研究的式微，換句話說，也許是由于比較新聞學學術體系已經完備，學者的興趣已經從”宏大敘事“建構轉向”細枝末節“的修補與完善。

四、比較新聞學研究現存的偏向與問題。

比較新聞學研究在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尚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從表面上看，在繁榮的同時，有頭緒較亂的現象，譬如簡單比附問題，結論草率問題，”視野“窄化問題，方法老套問題，推論模式化問題、資料陳舊問題等。概而言之，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1.研究隊伍知識儲備不夠多元，選題涵蓋范圍漸趨單向度。

比較新聞學的研究重在跨文化、跨制度、跨民族的不同新聞體制、各種新聞現象之間的互訂與比對，以圖同中求異，異中求同，比照優劣，揚長補短，這就需要具有”世界眼光“人才投身其中，事實上，近年來我國此類學術成果之所以一路高奏凱歌，也正是得益于很多具有外語教育背景、西方留學訪問背景的人的不斷加入。

像法國、德國、日本、俄國、意大利、韓國等國家的新聞業越來越多的被納入近年來的研究選題，也是專業人才隊伍得到充實、改善的佐證。但只要我們稍微對科研隊伍與研究成果的構成做一分析，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問題，即專業人才與研究選項太過于英語化及美國化、歐洲化。很多冠以”中西新聞某某方面比較“的論文、專著，實際上討論的還是中美之間的問題。

中西新聞比較，因為美國在西方的獨特代表性地位，以美國現象為主也不為過，但”為主“不可”唯獨“。尤其在世界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時代，我們要學會博采眾家之長，抱著多看、多聽、多了解的態度給予其他國家和地區適度關照，這是從事比較新聞學研究應有的態度與襟懷。

2.研究方法比較單一，過于傾向比較研究中平行研究。

比較新聞學是一種跨文化、跨學科的新聞學研究，它通過異質文化之間的互識、互證、互補和對話來促進彼此的溝通和理解，其目的是推動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異，互促共進。因此針對它的研究方式應該是豐富的、多樣的與鮮活的。經過長期學術研究實踐磨練，除了傳統的分析和綜合貫穿其中外，比較新聞學應主要包括以下研究方法與手段：一是影響研究；二是平行研究；三是科際研究；四是闡發研究；五是”模子—尋根“法。對照這些方法度量已有研究成果，我們會發現，目前運用最多的是平行研究方法。在少有的用創新方法研究成果中，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孔正毅教授2004年出版的《比較新聞傳播學導論》是運用影響研究的方法，作者抓住近代中西新聞傳播的幾次接觸高潮，以中、西兩種視角，從傳播者、傳播載體、傳播技術和傳播理論著作的譯介等幾個方面，全面闡釋中西新聞傳播間的相互影響，有一種試圖建構比較新聞傳播學科框架體系的努力。

3.學術爭鳴不足，學術流派沒有形成。

任何一個領域的學術研究，只有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競爭局面，才能吐故納新，不斷進步。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時間內，由于意識形態高度整齊劃一，遏制了學界求新思變的熱情，使中國大陸比較新聞學研究錯失了很多發展機會。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十幾年來，比較新聞學研究迅速步入了快車道并不斷取得豐碩成果。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目前中國比較新聞學研究所遭遇的發展瓶頸問題，比如研究選題的簡單重復、研究方式方法的老套、研究結論的不證自明與模式化等。面對文化全球化、同質化浪潮，尤其是在網絡傳播為特征的新媒體時代，要想推動比較新聞學的學術研究持續發展，就需要拿出更大理論創新勇氣，不唯書、不唯上、不畏權威，在整個比較新聞界（甚至是整個新聞傳播學界、業界）展開經久不衰的學術互動活動，形成良好的觀念爭鳴與商榷氛圍，培養一批學有專攻、關注前沿的比較新聞學研究專門人才，定期開辦豐富多彩的學術沙龍、論壇、研討會，讓不同觀點、理念、意見、建議在陽光下相互碰撞、激蕩，讓真知灼見在觀念交鋒中被各方接受，并迅速轉化為業界行動與學術實踐”增長極“。惟其如此，比較新聞學研究才能在未來發展征途上，枝繁葉茂、前程似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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