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藝術范文10篇
時間:2024-01-01 16: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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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探索與社會制約性透析
摘要:創新是藝術發展的動力。藝術創新受到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等社會條件的制約。對危害社會又阻礙藝術健康發展的極端的藝術探索、藝術創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是錯誤的。寬容對待藝術探索、藝術創新,展開正常的藝術批評,是藝術繁榮和發展的要求。
關鍵詞:藝術創新;社會制約性;藝術批評
創新是藝術發展的動力。藝術要發展,就要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然而,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探索和創新,探索和創新受到社會條件的制約。不顧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的制約,熱衷于展現黃色的、淫穢的主題和出格行為等等所謂的探索和創新,既不利于藝術的發展,也不利于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制約藝術探索和藝術創新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作為社會意識形式之一的藝術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藝術雖具有能動性、創造性等特點,但它必定受到社會存在的制約。藝術探索、藝術創新只能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前提下進行。人類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復合體,經濟政治文化又具有內在的聯系。一方的變化受到其它兩個方面的制約,一方的變動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變化。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政治經濟的制約而單刀直入,也不能離開政治經濟的制約而畸形發展。文化是由科技、文學、藝術、政治法律思想等因素構成的精神力量。組成文化的各因素是互相滲透互相作用的。因此,作為文化因素之一的藝術的探索和創新,不能不考慮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約。
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情況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越來越密切,相互碰幢越來越激烈。如何正確對待外來文藝思潮對我國文藝的影響,是擺在我們面前而又必須盡快解決的問題。同志早就指出,對待外來文化應本著“洋為中用”的方針,“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在藝術探索、藝術創新中,一些人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對外來文化全盤照搬,機械模仿。近幾年,對我國藝術影響較大的是西方后現代主義藝術思潮。消解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藝術作品與非藝術作品的界限、藝術與生活的界限,把藝術與非藝術、藝術作品與非藝術作品、藝術與生活等同起來,取消藝術的審美、認識、教育等功能,是后現代主義文藝的基本特征。在后現代主義理論的負面影響下,藝術領域出現了以消解民族文化、道德,甚至法律為時尚,背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現象,浮躁、刺激、自我撫摩、回避是非、消解道義、逃避責任、告別崇高、低俗化、庸俗化等有所抬頭。前幾年,行為藝術極端化比較突出,吃死孩子、烙印、植皮、把人腦制成腦漿到超市去賣、男女裸體摞在一起等行為被賦予了藝術的意義。近幾年,也出現了《@41》及把自己的女性外陰特寫照公開展出的事情。搞笑要有一定的限度,超出一定度的搞笑就會走向變態。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都能看到一些搞笑走向變態的“藝術作品”。如可口可樂廣告竟是在衛生巾上用可口可樂的顏色涂上可樂瓶的圖案;紅艷艷的雙唇張著大嘴的男性小便池;男青年戴著鑲有豐滿“乳房”的圍巾,女青年穿著織有逼真“男性生殖器”的褲子……。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一旦超出了它的“度”,就會走向反面。任何民族的藝術都有其文化積淀。脫離文化的藝術是懸空的,是沒有生命力的。中華民族有其豐富的文化基礎,有重倫理道德、重人格修養、積極向上的價值取向。而極少數行為藝術家搞的所謂“行為藝術”與我國的道德、法律相悖,實屬“垃圾文化”,丑惡行為。當某行為藝術家食死嬰、喝男性生殖器泡的酒的行為公布與世時,連外國記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前衛藝術的大膽堪稱世界之最。康德告誡人們應該從藝術中看到道德的責任。如果藝術沒有道德的責任,就會變成社會的毒素。
淺談藝術社會角色的扮演
一、藝術的“自覺”
思考藝術社會角色的扮演,既要追蹤藝術起源與本質的問題,又要關注藝術與社會制度以及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關于藝術的起源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既古老又新穎的話題,不同時代的人們都有對藝術起源進行過相關思考。上古時期,人們習慣于將某種藝術形式的創造歸功于某位英雄或神人,比如中國古代的“倉頡造字”“伏羲創畫八卦”“女媧摶土造人”(遠古制陶業的反應)等神話傳說即是如此。后來,人們逐漸本能地認識到,藝術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種情感表達或情緒釋放的需要。中國古代對其最經典的一段敘述是漢代《毛詩序》里面的一段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古代中國的書畫家也常講:“寫者,瀉也”,“書者,抒也”,認為中國古代的書畫是借以抒情達意的,尤其是寫意畫,明顯帶有畫家的主觀情感色彩。即使以今天的觀點看來,藝術區分于其他學科門類的一個重要特點依然在于它對情感的依賴性,不管這種情感是社會性的還是個體性的,是宗教性的還是政治性的。中國古代關于藝術本質的思考,相對缺乏系統性和邏輯性,因為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不太習慣過于形而上的思考。而西方在這方面卻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傳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說。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自然是由聯合對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諧,而不是由聯合同樣的東西。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顯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繪畫在畫面上混合著白色和黑色、黃色和紅色的部分,從而造成和原物相似的形象。音樂混合著不同音調的高音和低音、長音和短音,從而造成一個和諧的曲調”的論點。②這種模仿說是從人們對動物行為的模仿上立論的,因而具有樸素色彩。緊接著,德謨克利特將社會的“人”加入了“自然”這一模仿對象中,他說:“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們是模仿禽獸,做禽獸的小學生的。我們從蜘蛛學會了織布和縫補;從燕子學會了造房子;從天鵝和黃鶯等歌唱的鳥學會了唱歌。”③蘇格拉底則認為藝術不僅要模仿人的外形,更要描繪出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質。再后來,人們主要在人對事物形象的模擬上來立論,認為藝術源于人對“自然”(世界)的模仿。如柏拉圖就認為“藝術是對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對理式的模仿”。“理式”是第一性的,“自然”是第二性的,“藝術”由此就變成了“第三性”。它就像影子的影子,和理式的“真實世界”之間隔著三層,因此它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和“影像”,而不能表現事物的“本質”。因此,柏拉圖認為藝術是不真實的。他還試圖用政治的標準來抹殺藝術的獨立價值,主張將詩人逐出他的“理想國”。模仿說始終把藝術放在第二性甚至第三性的角色中,藝術的自足性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只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文明進步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情感價值才逐漸得到重視,藝術才會慢慢獲得獨立的社會地位。在西方社會,藝術走向自足要等到神學籠罩的漫長中世紀結束之后。隨著人文意識的覺醒,藝術的主體價值在文藝復興時期才得到燦爛釋放。中國文化由于具有早熟性,藝術的獨立也要提前一些,如學界一般認為中國的繪畫藝術(文學亦是如此)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走向獨立。陸機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④,即是將文學的語言美提到一個很高的層面上來,這與老子曾經講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好相反。中國書法藝術的成熟也是這一時期,以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的書法家為后世書法樹立了高山仰止的藝術標桿。藝術從他律走向自律的過程,似乎帶有某種進化論的意義。但有的學者選擇更為直觀的方式來描述藝術的這一過程。如中國近代繪畫史學家鄭午昌在《中國畫學全史》中將中國古代的繪畫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即實用時期、禮教時期、宗教化時期,以及文學化時期,這一看似并列的四個階段劃分,其實勾勒出了中國古代繪畫從不自由到自由的線性發展過程,其間繪畫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在不同歷史時期各有側重,并在整體上呈現出越來越自由的發展趨勢。
二、藝術的“覺他”
從歷史來看,自在、自足、自由、自律的精神和意志,應該是藝術生命中最為核心最為基礎的部分,雖然它得到社會全面承認的時間相對較晚,但一些先知先覺的古人,還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如孔子曾經說過:“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⑤,間接地道出藝術的主要價值在于使人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藝術活動應該表現為一種“游”的狀態,也就是不受種種外在的約束,自由自在、活潑生動的理想狀態。南朝畫家王微在《敘畫》中所說的“望秋云,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⑥亦是如此,后人稱之為“暢神論”,即它特別突出藝術給人精神上帶來暢快感與自由感。西方也有類似的理解,正如黑格爾所說:“審美帶有某種令人解放的性質”⑦,這里的解放即可以理解為一種精神上的自由。藝術越往后發展,它的這種主體性價值就會越加凸顯出來。20世紀初,中國近代教育家、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神州學會演講時,曾經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觀點,他說:“宗教是靠著自然美而維持著它們的實力存在。現在要以純粹的美來喚醒人心,就是以藝術來代宗教”,“使以后的人都轉移其迷信的心為愛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們的生活”⑧。簡單來講,蔡元培就是提倡以藝術教育(美育)來破除對宗教的迷信。他認為宗教起源于人的三種精神性需要,即知識的需要、意志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知識和意志逐漸與宗教脫離走向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只有宗教與藝術還是自始至終地緊密結合在一起(表現為宗教建筑、宗教繪畫、宗教雕塑、宗教音樂、宗教舞蹈等各種具體形態),并通過感性手段對人的精神世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他還說:“在宗教的儀式中,就丟掉了智、德、體三育,剩下的只有美育,成為宗教的唯一元素。”⑨宗教之所以“不忍心”丟掉藝術,因為藝術是最為直接有效的宗教闡釋和傳播手段。不過,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宗教在利用藝術為自己開路的同時,藝術也借由宗教的力量不斷完善自我的發展。當藝術足夠成熟之后,就不再必須依附于宗教而存在。當藝術獲得獨立自足之后,它的社會角色扮演也就變得非常主動了。所以,由純粹的藝術教育(美育)所達成的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設作用,就要比宗教對人精神世界的約束與統治積極得多也健康得多。所以,蔡元培說:“應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⑩通過藝術和審美教育活動建構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世界,這一思想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實踐和理論的雙重指導意義。
三、當下的“藝術”問題
當代中國,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政策的多年導向下,市場經濟的很多商業規則在各種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全面滲透,可謂“無所不入”,“遍地開花”。本來位居人類意識形態上層的藝術也開始走下神壇、跳出象牙塔,紛紛加入市場經濟的各種游戲規則中來。由此,當前的中國藝術領域中便出現了種種看似非常熱鬧卻非常堪憂的局面。嚴重點講,其實是一種違背藝術發展一般規律的不良局面。雖然藝術史意義上的“藝術的自覺”早已完成,不過在當下社會環境中,藝術似乎并沒有很好地繼續完成“美育代宗教”的歷史任務,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淪為私人沽名釣譽或企業偷稅漏稅的工具,甚至成為政界、商界、學界中進行“雅賄”的犧牲品。對于今日中國藝術所應該扮演的社會角色,我們應該從專業和大眾兩個角度來加以審視。其一,對于一般的國民大眾來說,藝術的主要使命與社會責任依然體現在它的某種類似“美育代宗教”的“靈魂救贖”功能上。通俗來講,就是培養大眾人群的審美能力,提升其審美境界,陶冶其靈魂和性情。這些尤其對于未成年人心智模式的完善與發展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然而,受“為人生而藝術”的功利主義的近現代思潮影響,尤其是在中國現行高考制度的影響下,藝術對于提升國民審美水平的作用在現實語境中一直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蔡元培在20世紀初所提出的“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在現實中也出現了嚴重偏差:宗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退隱了,然而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美育,而是種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如在當今中國很多中小學的課程體系中,藝術課程依然是被忽視的,尤其是在一些農村地區,藝術課程甚至被完全取消。相反,中國高校的藝術教育反而持續出現熱潮。尤其是在1999—2012年間持續14年的中國高考擴招大潮的沖擊下,藝術教育構成了高等教育系統中一道獨特的風景。這一風景中有好看的一面,但更多恐怕是不好看的一面。眾所周知,高校藝考為很多文化課成績不好的學生實現大學夢提供了相對容易的旁門。雖然我們不能否認一部分學生選擇藝術專業是出于對藝術的熱愛,但事實上有大半學生是被動選擇藝術專業的,這樣就為他們以后的學習就業乃至人生規劃埋下了不良的伏筆。其背后的功利主義動機和對藝術的偏見,一方面損害了藝術在國民心中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造成國民審美教育的普遍錯位,使得藝術發揮不了應有的社會作用。因此,我們急切需要轉變對藝術的偏見和功利主義的態度,將藝術與現實人生聯系起來,發掘藝術對人生和社會積極的價值和意義,以實現國民的藝術化生存作為終極目標。其二,對于少數專業藝術人群來說,藝術在當今中國依然呈現出嚴重的功利化趨勢。許多畫家將主要精力花在如何炒作畫價、提高知名度等方面,忽視對自身文化底蘊的修養,致使畫作的藝術水準和格調不高,難登大雅之堂,這幾乎成為當前中國畫壇的普遍現象。更有甚者不惜使用各種手段弄虛作假,哄抬畫價,雇托兒購買以掩人耳目,實在是對藝術的莫大玷污。中國古代畫家常說:“功夫在畫外”,!又云:“人品高于畫品”,“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即說,真正決定了藝術作品格調高下的,往往并不是藝術技法層面的東西,而是藝術家的人格、修為,以及人生經驗等綜合性素質。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了深厚的文化積淀、豐富的人生閱歷,以及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創作出真正有水平的藝術作品來。反觀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優秀的藝術作品,無不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對以藝術為人生職業的人群來說,藝術不能成為發財牟利、沽名釣譽的工具,而應成為人生信念的支撐和終身奮斗的目標。在某種程度上說,“藝術”應該成為“藝術家們”的“宗教”,是需要他們為之奮斗終生的崇高事業,這在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等中國老一輩的藝術家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實踐,至今仍是藝術家們應該效仿的榜樣。
領導者社會互動藝術研究
【摘要】信息的迅速傳播使得組織負面事件的傳播速度極快、關注人群極廣、延伸異化極易、影響效力極強。想要消解事件的負面影響,領導者就必須確保回應的及時性、立場的客觀性、策略的透明性、措施的針對性。具體而言,領導者應做到擺正心態而不護短,端正取向而不糊弄,及時表態而不拖延,妥善解決而不敷衍。
【關鍵詞】組織負面事件;社會互動;領導者;主動權
通信工具的快速發展實現了信息的迅速、大范圍傳播,這就使得事件從發生到處理結束的整個過程完全呈現于大眾視野。若突發事件屬于激勵人心的正面事件固然可以迅速引起公眾共鳴,從而積極傳播正能量;但若突發事件屬于負面事件,則容易激起民憤,從而使涉事組織陷入遭受輿論譴責的被動境地。對于領導者而言,須通過迅速且合理的社會互動而引導公眾形成客觀理性的思維,并為組織爭取一定的處置時間,以降低事件的負面影響。在信息時代,領導者應對組織負面事件的技能水平與藝術策略,已成為其強化個人綜合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一、信息時代組織負面事件的新特征
1.傳播速度極快。在通信工具尚不發達的時代,從事件發生到為公眾所知曉的間隔時間往往很長,且必須借助權威新聞媒體進行報道方能實現有限范圍的傳播。但當下社會以微信、微博、抖音等為代表的通信工具的急速發展,極大提升了事件傳播的速度,其無須等待特定時間進行播報,而是可隨時隨地報道。以目前傳播速度來看,從事件發生到信息廣泛傳播,其間隔時間往往不超過10分鐘,以抖音為代表的小視頻傳播工具更是能夠進行事件直播,實現了事件發生與信息傳播的同步性。這就意味著一旦組織負面事件發生,其負向影響就會隨之迅速傳播,給予領導者的反應時間已大大減少,很多時候領導者知曉與公眾知曉基本同步,這就必然影響組織應對負面事件時的主動性與自主性。2.關注人群極廣。伴隨信息傳播速度提升的是閱讀、參與人群的增多,在通信設備不斷更新的當下社會,信息傳播不僅已完全實現了速度的高效性,更兼顧了聲音與視頻等傳播內容的豐富性與全面性。這就使得事件本身可以被完整記錄,只要大眾打開相關通信工具就可隨時了解整個發生過程與處理流程,且還可針對事件與處置結果實時發聲,以點評或參與討論的方式闡述個人意見態度。這就必然導致組織負面事件的關注人數急速增多,其不僅可以第一時間知曉整個處理過程,還可針對組織處理態度與方式實時評論。這一言論自由性的提升也將進一步引致大眾參與激情與行為的同步強化,導致領導者在處理過程中所需要注意的情緒態度不斷增多,自主決策范圍被顯著壓縮。3.延伸異化極易。綜上所述,公眾參與激情與行為的不斷強化,所引致的直接后果正是事件本身評價視角的多樣性與意見態度的多元化,不同立場之人有著彼此各異的利益訴求,其態度意見往往也相差巨大,甚至完全對立[1];不同教育背景之人對于問題深度把握的差異,也會引致彼此關注焦點的差異。這就會進一步導致社會對組織負面事件評價產生多種聲音,可能原本只是發生于特定領域的突發現象,在被多層次、多角度地不斷解讀后就會完全上升為更為嚴重的社會性問題。若分析延伸能保證合理性與客觀性,尚能使領導者確保應對措施的正確性;但若解讀片面極端而形成一邊倒態勢,則會嚴重影響領導者思維,加大理性、正確決策的難度。4.影響效力極強。信息傳遞速度的加快必然導致負面事件負向影響的同步擴大,再加上公眾參與熱情和參與行為的高度積極,更無形中放大了事件本身的影響效力,且公眾參與范圍越廣、回應越迅速,說明其關注度越高,對于事件處理結果的合理性訴求也越強烈。對于組織領導者而言,這無疑加重了自身的責任。此時,作為組織的決策者和掌權者,領導者若無法兼顧公眾意愿與態度,而僅立足個人立場進行決策,就可能招來護短的質疑;若處置不及時或解決問題不徹底,又會使公眾感覺處理過程中存在遮掩的投機行為。迅速合理地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同時又全面深刻地剖析解決問題,就成為當下領導者必須掌握的管理新技能。
二、及時妥善消除負面影響的關鍵點
藝術社會轉向管理論文
和“卡通一代”用“一代”淘汰前一代一樣,“社會學轉型”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領跑者。在比賽場上,跑在最后的運動員最聰明的競賽策略,是宣布掉頭轉向,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冠軍變成了最后一名。不過,我們先要問藝術有沒有方向,需不需要方向。如果原來就沒有方向,轉向從何談起?如果不需要方向,轉向有什么意義?就算需要轉向,新的方向是由來制定,還是由一群批評家來撮合?如果是在總結過去15年中國當代美術的基本走向,那么按照前衛藝術的逆反原則,結論就應當是告別社會學,而不是順應社會學!
在進行進一步討論之前,讓我們先把社會學與藝術創作、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的關系搞個明白。首先是藝術創作與社會學的關系:社會學能夠向藝術家提供對社會的理性認識,藝術創作則能夠向社會學家提供反映社會的圖像和代表社會趣味和審美價值觀的藝術方式。社會學對社會現象進行概念的描述與界定,藝術對社會現象進行圖像的描述與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藝術,也只是圖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圖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藝術的方式,而成了文學或哲學的方式。
藝術批評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與界定藝術作品,就像批評家戴上一塊濾色鏡,過濾掉所有非社會學因素,只考慮作品的社會學屬性,而非套用社會學或社會學概念(在英語文章或標題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會學角度)。比如從社會學角度看齊白石的蝦,蝦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眾”,看文人畫的“四君子”,這四種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貴族”,而色彩、構圖、筆法等形式要素則被忽略不計。
藝術理論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前者成為后者的一個分支,一個專門研究藝術與社會關系的分支,如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各種相互影響,藝術在不同社會形態與歷史時期的作用,藝術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等等。這是社會學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說,社會學必須解釋屬于其研究領域的一切社會現象及其內在關系,包括人與藝術的各種關系,否則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說明的是,西方學科建設中通常把社會學與人類學放在一個系,因此,藝術社會學與藝術人類學是兩個相鄰學科。
從以上關系上看,即便中國當代藝術是有方向的,社會學轉型也不成立,因為1、藝術不能轉化為社會學。2、藝術批評的社會學角度只是藝術批評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與之并存和還有心理學方法、符號方法、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女性主義方法,等等,而這些方法經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來,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國當代藝術批評之中,如果說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批評中有社會學的影子,那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轉向。3、藝術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只能是轉向藝術社會學及藝術人類學,但如果這樣的轉向是存在的,那么藝術理論的符號學轉向、女性主義轉向、語言學轉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這么多的轉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轉向,不是“暈頭轉向”才怪!
對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關系的人來說,進一步的解釋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讀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學生,估計還有和他們一樣的對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讀者,因此舉例說明一下這些方法的交叉關系。以女性主義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體現的社會學的階級劃分與階級關系。女性主義理論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論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個隱喻的男權符號,菲勒斯的派生物筆和炮,則分別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與武力征服的隱喻符號,這又是符號學的東西;同時女性主義對男性和女性本質的界定又與弗洛伊德心理學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與之像對應的他者則具有《第二性》和與之對應的“第一性”相同的社會學視角。最后,作為他者的女性和作為中心的男性又與結構主義的“標注說”結緣,“標注的”(marked,相當于傳統哲學中所說的特殊的)和“不標注”(unmarked,相當于傳統哲學中所說的普遍的),man(不標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無視、貶低women(標注的)的意味。
公民社會構建中的藝術維度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公民社會建設在積極地向前推進中。藝術在公民社會中是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也是提升公民美育層次的重要途徑。文章闡述了公民社會和公民文化的概念,分析了藝術維度發展以人為本、大眾參與、情景交融、繼承與創新以及可持續發展的五大原則,并以武漢市的公共藝術發展為例,從加強法制建設、編制公共藝術規劃、加強職能化管理、加強公眾參與和突出科技性等方面提出了公民社會藝術維度構建的發展建議。
【關鍵詞】公民社會;藝術維度;美育
公民社會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目前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社會建設理論。隨著我國國力的增強,國家正積極推進公民社會的建設。公民社會的構建具有多種結構性要素和維度。從藝術維度出發,其能為公民社會的文化建設提供良好條件,推動人類社會的文化發展和生活建設,提高公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因此,藝術維度構建對公民社會的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一、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
公民社會,又叫市民社會(CivilSociety),是指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該概念源于西方社會變革歷程,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等特點。公民社會理論在早期較為復雜,且觀點并不統一。德國19世紀唯心論哲學的代表人物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正式提出了公民社會的概念,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卡爾•馬克思對其加以完善,最終形成了現在的公民社會的概念。公民社會屬于一個獨立的社會領域,具有一定的結構性要素,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價值原則。其結構性要素包括私人領域、志愿性社團、公共領域和社會運動,基本價值與原則有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和開放性、參與性和法治原則。公民是指具有一個國家國籍的人,公民性是指公民應具備的基本可能性和規定,如從事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應承擔的責任與能力,具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素質和價值認同。公民文化是指公民在參與公民性活動中應具備的文化素質,是公民性的重要組成。我國推進公民社會建設,應加強公民文化的建設,提升公民的精神水平和文化素養。藝術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藝術在公眾生活中的影響不斷深化,增強公民對藝術的理解力,將有利于公民社會的構建。
二、藝術維度構建的基本原則
幼兒社會藝術教育的途徑和對策
【摘要】在構建和諧社會、提升國民審美能力、夯實豐厚的民族精神底蘊方面,藝術教育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在我國,要推崇和發展國民藝術教育必須從幼兒抓起。本文針對目前藝術教育在全社會推廣存在的若干問題,提出了五個方面的途徑和對策。
【關鍵詞】社會藝術教育;途徑;對策
隨著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和人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藝術教育在構建和諧社會、夯實豐厚的民族精神底蘊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而得到大力的推崇和發展。幼兒處在教育的起始階段,因此推崇和發展藝術教育必須從幼兒抓起。然而,現階段藝術教育要在全社會推廣仍存在若干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有以下途徑和對策:
一、健全社會藝術教育規章制度,層層分工貫徹落實
國家文化部、藝術教育委員會指出,要把建立健全社會藝術教育規章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工作抓緊、抓好,每年應給地方政府撥款從經濟上給以支持,推動社會藝術教育的發展。各省、市、縣(區)、鄉鎮農村也應成立藝術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切實執行上級相關法規、制度,還應制訂相應的細則和配套規章,把藝術教育工作納入政府對教育行政部門、督導評估范圍,完善藝術教育督導評估機制。上下級互相銜接管理,工作落到實處,有利于促進社會藝術教育整體發展,形成良好的教育發展環境。
二、全社會關注藝術教育,遵循“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原則
社會藝術教育功利化現象分析
【摘要】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對藝術教育的重視程度明顯增強。在21世紀素質教育理念的實施下,不僅僅依靠學校藝術教育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表現機會,社會藝術教育也要努力滿足更多人的體驗需要,因而將社會藝術教育推到了一個十分活躍的階段。社會藝術教育作為我國藝術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一些發展和巨大成果,而一些問題也隨之顯露。本文就社會藝術教育中的功利化現象進行簡單分析。
【關鍵詞】社會藝術教育;功利化
社會藝術教育不僅與每個人關系密切,而且還與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民族傳統文化緊密聯系。每個國家社會形態可以不同,但民族文化傳統不能割裂,各個國家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活動形式和雅俗共賞的藝術作品,都需要得到政府的保護和扶持。因此,社會藝術教育事業能體現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以及國家和政府發展文化、繁榮藝術、提高全民審美文化水平的基本思想。當今世界,所有國家都以不同程度和方式設置了大量公益性、服務性的文化藝術部門和設施,以適應社會藝術發展的需要,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樹立國家整體形象。[1]藝術音樂教育是指學校以外的文藝單位、團體或者個人對社會成員所進行的有關藝術方面的教育。通俗來講,就是各級各類社會力量辦學的藝校、興趣班,培訓中心所進行的藝術教育活動。社會教育因其在教育對象的廣泛性、業余性以及開放性等方面的優勢,為國家的精神建設和民族的文化素質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其顯露的問題我們更應該認真對待。社會藝術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受教育者進行藝術教育目的的功利性
受教育者從開始便有極強的功利性目的進行社會藝術教育,而并非真正的興趣愛好。很多人之所以去學習,主要是為以后升學加分做準備。為了考級而考級的現象隨處可見,他們不會考慮藝術教育審美、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價值功能,更不會去體會藝術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獨特的、內在的情感,而僅僅是像拿到某類考級證書或者水平等級證書一樣,當作一種職業的技能。從開始他們把社會藝術教育當成了一種工具,為了賺取更高的收入或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而改變了藝術教育最根本的性質。
二、社會藝術教育教育者的功利化致使社會藝術教育內容的技藝化
藝術與社會運動研究論文
本文研究的課題應介于藝術社會學范疇,然而我既無意按照“藝術社會學探討的是藝術和社會生活過程之間的互動關系”(霍克海默語)這樣的宏大定義來切入討論,也不想囿于“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藝術”(讓·瑪利亞·紀堯語)。我試圖在近年來較多思考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問題的基礎上,①把社會運動、激進主義以及階級分析等問題作為評析當代藝術的視點,通過重溫和反思藝術與政治的關系,探討在中國當代生活語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構性的藝術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國內關于藝術與社會學關系的研究中,筆者尚未讀到過呈現出類似的視點和思維路徑的文獻,因此申明其為筆者研究所得,并祈請讀者不吝指教。
一、藝術社會學如何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
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行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在莫里斯等主編的《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社會運動研究的范式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從占統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導向的資源動員理論向以意義建構和象征斗爭為主要切入點的社會建構論的轉變”。在這種轉變的背后,不難發現跨學科研究的多重性質及其活力。這對于藝術與社會政治關系的研究而言,實際上具有同樣的范式轉變意義。過去的左翼文藝史較為側重從動員民眾、整合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藝術在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而現在的研究角度不僅應該有著更為開闊的視野,而且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
最近讀到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西德尼·塔羅的《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一書對我的研究很有啟發,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研究可以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首先,塔羅把社會運動研究興盛的原因與新一代學者大都經歷過60年代的運動聯系起來,而我也必須承認,對本文論題的關注的精神動機來源于一種思想背景,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羅在書中寫道:“對一些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不僅僅是他們生命的形成期,還給他們留下了積極的回憶,并使他們產生了永久的激進主義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們都熱切地閱讀和討論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中則是這樣寫的:“六十年代在我們身上,在那些對其有過最強烈體驗的人身上幸存下來。……六十年代的流亡者們(他們也背離了自己豐富多彩的青年時代)應當在各自的工作中繼續實現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烏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卻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說,對于校園學生激進思想與運動的緬懷之情同樣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磨滅的精神印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學術研究的動機——更為重要的是,決定了研究者的立場。關于激進主義與烏托邦精神的重溫和反思,正是目前我進行的當代藝術與社會學轉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羅對于社會運動研究范式的變化作了理論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頗有影響的資源動員理論得益于經濟學的研究,但忽略了倫理價值觀念和運動親歷者的體驗;而這種理論中對于領導權的強調則與列寧的理論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體行為范式理論中對社會怨恨的強調使人想到了馬克思的學說,對于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角度則與葛蘭西理論有所聯系。類似這種思想影響研究的思路在我們的藝術社會學研究領域中還是比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術史研究中,思想影響與研究框架的簡單化尤為明顯。
在對于學說范式的變化、轉換的梳理中,塔羅明顯地把學術研究的變化與現實中社會運動的發展結合起來,把思想梳理的研究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和現實考量結合起來。塔羅自稱,“對我來說,從系統數據分析轉向歷史性和闡釋性敘述并不是件簡單的事。”⑤他提到的幫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關于集體行動史、社會運動史和革命史的研討會,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來國內學界中對政治運動史、中國革命史的關注是否會促使古典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學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產生有益的變化?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的分梳、研究將會大大得益于社會史、革命史的研究,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還有就是,塔羅的社會運動理論在學術研究中折射出政治關懷的輝光與力量。看看這樣的一種提問,你會發現在研究較為平和的自由主義公民運動的學術工作中蘊藏著何等迫切的現實關懷:“如果抗議和斗爭已經變得易于展開,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當權者選擇與運動參與者討論策略而不是鎮壓他們,如果媒體和法庭經常解決那些曾經引起街頭爭論的問題,在這些情形下,社會運動是否會像19世紀的游行和罷工那樣,被同化和體制化為日常政治呢?”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可以從歷史上的社會運動事件中尋求對于該社會的發展、變化的理解,而對于生活在現實中并正經受著社會運動事件的人來說,對社會沖突的理解則具有事關生存的選擇行動的意義。如何認識沖突中的雙方的性質、目標、行為模式、力量對比等等因素,然后選擇介入還是旁觀、選擇支持還是反對,這是對人們的立場、智慧和勇氣的考驗。一般來說,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總是期待社會有所改善或某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因而,他們不會是關于國家與民族前途的宿命論者,而是積極的“行動改變生存”信條的信奉者。問題在于,藝術社會學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現實關懷與行動的道德勇氣?當我們鼓勵某些當代藝術家們重返十字街頭的時候,學者們是否也可以以藝術社會學的研究介入到社會生活中去?在這里,卡爾·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還有感召力呢?——“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或者說,已經從“立法者”變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懷有此等幻想?
藝術與社會運動研究論文
本文研究的課題應介于藝術社會學范疇,然而我既無意按照“藝術社會學探討的是藝術和社會生活過程之間的互動關系”(霍克海默語)這樣的宏大定義來切入討論,也不想囿于“以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待藝術”(讓·瑪利亞·紀堯語)。我試圖在近年來較多思考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學轉向問題的基礎上,①把社會運動、激進主義以及階級分析等問題作為評析當代藝術的視點,通過重溫和反思藝術與政治的關系,探討在中國當代生活語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構性的藝術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國內關于藝術與社會學關系的研究中,筆者尚未讀到過呈現出類似的視點和思維路徑的文獻,因此申明其為筆者研究所得,并祈請讀者不吝指教。
一、藝術社會學如何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
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行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在莫里斯等主編的《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社會運動研究的范式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為“從占統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導向的資源動員理論向以意義建構和象征斗爭為主要切入點的社會建構論的轉變”。在這種轉變的背后,不難發現跨學科研究的多重性質及其活力。這對于藝術與社會政治關系的研究而言,實際上具有同樣的范式轉變意義。過去的左翼文藝史較為側重從動員民眾、整合社會資源的角度研究藝術在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過程中的作用,而現在的研究角度不僅應該有著更為開闊的視野,而且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待藝術與社會政治的關系無疑更具有現實意義。
最近讀到的美國政治社會學家西德尼·塔羅的《運動中的力量——社會運動與斗爭政治》一書對我的研究很有啟發,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研究可以從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中獲益。首先,塔羅把社會運動研究興盛的原因與新一代學者大都經歷過60年代的運動聯系起來,而我也必須承認,對本文論題的關注的精神動機來源于一種思想背景,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過的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羅在書中寫道:“對一些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不僅僅是他們生命的形成期,還給他們留下了積極的回憶,并使他們產生了永久的激進主義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們都熱切地閱讀和討論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中則是這樣寫的:“六十年代在我們身上,在那些對其有過最強烈體驗的人身上幸存下來。……六十年代的流亡者們(他們也背離了自己豐富多彩的青年時代)應當在各自的工作中繼續實現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烏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卻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說,對于校園學生激進思想與運動的緬懷之情同樣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磨滅的精神印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學術研究的動機——更為重要的是,決定了研究者的立場。關于激進主義與烏托邦精神的重溫和反思,正是目前我進行的當代藝術與社會學轉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羅對于社會運動研究范式的變化作了理論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頗有影響的資源動員理論得益于經濟學的研究,但忽略了倫理價值觀念和運動親歷者的體驗;而這種理論中對于領導權的強調則與列寧的理論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體行為范式理論中對社會怨恨的強調使人想到了馬克思的學說,對于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角度則與葛蘭西理論有所聯系。類似這種思想影響研究的思路在我們的藝術社會學研究領域中還是比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術史研究中,思想影響與研究框架的簡單化尤為明顯。
在對于學說范式的變化、轉換的梳理中,塔羅明顯地把學術研究的變化與現實中社會運動的發展結合起來,把思想梳理的研究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和現實考量結合起來。塔羅自稱,“對我來說,從系統數據分析轉向歷史性和闡釋性敘述并不是件簡單的事。”⑤他提到的幫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關于集體行動史、社會運動史和革命史的研討會,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來國內學界中對政治運動史、中國革命史的關注是否會促使古典人文學科乃至藝術學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產生有益的變化?我認為藝術社會學的分梳、研究將會大大得益于社會史、革命史的研究,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還有就是,塔羅的社會運動理論在學術研究中折射出政治關懷的輝光與力量。看看這樣的一種提問,你會發現在研究較為平和的自由主義公民運動的學術工作中蘊藏著何等迫切的現實關懷:“如果抗議和斗爭已經變得易于展開,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當權者選擇與運動參與者討論策略而不是鎮壓他們,如果媒體和法庭經常解決那些曾經引起街頭爭論的問題,在這些情形下,社會運動是否會像19世紀的游行和罷工那樣,被同化和體制化為日常政治呢?”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可以從歷史上的社會運動事件中尋求對于該社會的發展、變化的理解,而對于生活在現實中并正經受著社會運動事件的人來說,對社會沖突的理解則具有事關生存的選擇行動的意義。如何認識沖突中的雙方的性質、目標、行為模式、力量對比等等因素,然后選擇介入還是旁觀、選擇支持還是反對,這是對人們的立場、智慧和勇氣的考驗。一般來說,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人總是期待社會有所改善或某個問題能得到解決。因而,他們不會是關于國家與民族前途的宿命論者,而是積極的“行動改變生存”信條的信奉者。問題在于,藝術社會學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現實關懷與行動的道德勇氣?當我們鼓勵某些當代藝術家們重返十字街頭的時候,學者們是否也可以以藝術社會學的研究介入到社會生活中去?在這里,卡爾·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還有感召力呢?——“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或者說,已經從“立法者”變為“闡釋者”的知識分子不應該再懷有此等幻想?
社會轉型時期藝術教育革新
一、中國文化的特點
縱觀中國文化的思維方式,國人向來擅長辯證思維、冷落形式邏輯,這從浩瀚紛繁的經著典籍中可見一斑。“銖分毫析”、“合而觀之”,“疏通源流”、“時勢見理”,“虛會”與“實證”統一,以達到“十分之見”。而被李約瑟認為的“《墨經》已是比較完備的形式邏輯體系”也只是止步于先秦,先秦之后,形式邏輯再也沒有得到發展。而后在千余年的歷史長河中,形式邏輯火花也僅在唐朝西行取經的玄奘介紹到大唐的印度“因明”和明代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中偶露崢嶸,其幼芽沒有得到萌發便胎死腹中。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之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之二——“經學獨斷論”大行其道。中國春秋時期是一次大的社會轉型時期,奴隸制社會逐步走向崩潰,封建社會逐步形成,生產力獲得較快發展,新興地主階級開始形成,適應新經濟、新政治需要的教育開始出現。新興地主階級為維護封建統治,對人才的要求是“明人倫”,要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倫理綱常,能夠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此時期的典籍主要是闡明封建倫理關系的“四書”、“五經”。孑L子提出了六藝為內容的教育體系,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把“五經”作為全國通用教材,宋朝時又增加了“四書”。從此,“四書”、“五經”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一套完整的宣揚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其實質是:預設某個原理,賦予它自身絕對的權威,然后推斷演繹,以論證所推出的結論的絕對合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是,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推行意識形態,崇尚權威主義、提倡偶像崇拜,導致社會喪失思想自由和寬容的精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在敲開故步自封的中國大門的時候,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也開始傳人中國。伴隨著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重大變化,封建社會以培養明人倫,維護封建社會人才為中心的思想體系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在一些進步人士推動下,國人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從邏輯學的視角對固有的思維模式進行批判,啟發民智、轉換概念、確立價值導向等社會文化功能,提升社會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國民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轉型。
二、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教育轉型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三個階段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840年至1949年為第一階段。中國由一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國家淪為受制于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由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逐漸開始了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過渡。1949年至1978年為第二階段。中國的社會發展處于摸索探究階段,選擇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發展緊緊圍繞在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核心的社會建設道路上,經濟增長不規則,不時犯有急躁冒進情緒;社會發展的速度雖然緩慢,但建立了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為下一階段的發展打下了一定基礎。197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此階段的具體表現為:中國社會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包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的轉變、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轉型的速度大大加快,轉型的廣度前所未有,轉型的深度史無前例,轉型的難度前所未遇,轉型的向度十分明確。從對中國社會影響的深刻性而言,目前中國所處的第三階段社會轉型的意義更為深遠,可以認為這一轉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社會轉型與教育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