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社會轉向管理論文

導語：藝術社會轉向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和“卡通一代”用“一代”淘汰前一代一樣，“社會學轉型”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領跑者。在比賽場上，跑在最后的運動員最聰明的競賽策略，是宣布掉頭轉向，這樣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冠軍變成了最后一名。不過，我們先要問藝術有沒有方向，需不需要方向。如果原來就沒有方向，轉向從何談起？如果不需要方向，轉向有什么意義？就算需要轉向，新的方向是由來制定，還是由一群批評家來撮合？如果是在總結過去15年中國當代美術的基本走向，那么按照前衛藝術的逆反原則，結論就應當是告別社會學，而不是順應社會學！

在進行進一步討論之前，讓我們先把社會學與藝術創作、藝術批評和藝術理論的關系搞個明白。首先是藝術創作與社會學的關系：社會學能夠向藝術家提供對社會的理性認識，藝術創作則能夠向社會學家提供反映社會的圖像和代表社會趣味和審美價值觀的藝術方式。社會學對社會現象進行概念的描述與界定，藝術對社會現象進行圖像的描述與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藝術，也只是圖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圖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藝術的方式，而成了文學或哲學的方式。

藝術批評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與界定藝術作品，就像批評家戴上一塊濾色鏡，過濾掉所有非社會學因素，只考慮作品的社會學屬性，而非套用社會學或社會學概念(在英語文章或標題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會學角度)。比如從社會學角度看齊白石的蝦，蝦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眾”，看文人畫的“四君子”，這四種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貴族”，而色彩、構圖、筆法等形式要素則被忽略不計。

藝術理論與社會學的關系是前者成為后者的一個分支，一個專門研究藝術與社會關系的分支，如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各種相互影響，藝術在不同社會形態與歷史時期的作用，藝術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等等。這是社會學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說，社會學必須解釋屬于其研究領域的一切社會現象及其內在關系，包括人與藝術的各種關系，否則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說明的是，西方學科建設中通常把社會學與人類學放在一個系，因此，藝術社會學與藝術人類學是兩個相鄰學科。

從以上關系上看，即便中國當代藝術是有方向的，社會學轉型也不成立，因為1、藝術不能轉化為社會學。2、藝術批評的社會學角度只是藝術批評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與之并存和還有心理學方法、符號方法、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女性主義方法，等等，而這些方法經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來，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國當代藝術批評之中，如果說女性主義批評、符號學批評中有社會學的影子，那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轉向。3、藝術理論的社會學轉向只能是轉向藝術社會學及藝術人類學，但如果這樣的轉向是存在的，那么藝術理論的符號學轉向、女性主義轉向、語言學轉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這么多的轉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轉向，不是“暈頭轉向”才怪！

對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關系的人來說，進一步的解釋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讀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學生，估計還有和他們一樣的對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讀者，因此舉例說明一下這些方法的交叉關系。以女性主義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體現的社會學的階級劃分與階級關系。女性主義理論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論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個隱喻的男權符號，菲勒斯的派生物筆和炮，則分別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與武力征服的隱喻符號，這又是符號學的東西；同時女性主義對男性和女性本質的界定又與弗洛伊德心理學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與之像對應的他者則具有《第二性》和與之對應的“第一性”相同的社會學視角。最后，作為他者的女性和作為中心的男性又與結構主義的“標注說”結緣，“標注的”(marked，相當于傳統哲學中所說的特殊的)和“不標注”(unmarked，相當于傳統哲學中所說的普遍的)，man(不標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無視、貶低women(標注的)的意味。

近年來西方社會學對中國美術圈注意力的吸引，主要是由于所謂“后工業社會”決定了“后現代”藝術，對于一個習慣于愛面子、攀比、嫦娥奔月、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社會，“后工業”和“后現代”肯定比“工業”和“現代”更有面子，更值得攀比，更具有嫦娥奔月、的意義。克隆西方“后工業社會”中國沒有這個科技水平和物質條件，那就克隆它“后現代”意識形態與藝術形態，從中得到一點自我安慰。在實際運做上，不過是拿來些社會學概念給作品貼標簽，這種貼標簽的方式，連庸俗社會學的批評方法都不如。庸俗社會學的批評，好歹還有做一翻作品分析和描述，用“通過什么，反映了什么”的模式，證明作品的確反映了社會的某一方面，不能貼上“革命現實主義”、“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標簽了事，彼時的評論家都知道對事情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于藝術創作則要“具體作品，具體分析”，而且分析都盡量貼近作品本身，對作品的描述盡量用詞貼切。

實際上，“庸俗社會學”只是用扣帽子的方式來否定的詞組之一，起產生時間也是之后，或者叫后時期。這時，人們只是否定了，但思維方式還是式，而方式又是中國集體起哄臭人方式延續，的具體運做是扣個諸如“走資派”、“階級敵人”之類的帽子，然后一堆跟著哄的大字報和批斗會，于是某人就被“斗倒斗臭”了。“庸俗社會學”也是這么被搞臭和被哄下臺的，根本就沒有經過任何理性的學術審判，沒有任何人負責任地分析不庸俗的社會學方法和庸俗的社會學方法的區別何在，我們只能猜測應當是指那種被用做國家政治工具的社會學。但這并不是社會學的錯誤，而是使用者的錯誤。

其實，社會學的方法論是中國美術界應用得最好的方法論，后來引進的方法論，要么飄在空中成為洋派的玄談，要么生硬地貼到作品上，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簽，與西裝成為穿在中國農民身上洋標簽沒有任何區別，反映的都是中國農業社會為了面子往臉上貼金的集體情結。在社會學方法的應用上，栗憲庭應當是批評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有《重要的不是藝術》理論主張，還有從社會學角度對作品進行相當分析與描述的批評實踐。但他的社會學批評方法絕不是“轉型”轉出來的，而是去“庸俗”的社會學。其實，以時代的“庸俗社會學”時代和至今仍未結束的“栗憲庭時代”的不庸俗的社會學相比，85時期的哲學、文化學熱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遠不足以作為“社會學轉型”的前提條件。

作為經濟、文化的“東施”，中國對西方的“效顰”是難免的，以穿西裝、貼洋標簽為榮也是完全正常的。但咱們不是除了引進還要逐漸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嗎？總不能夠把后殖民當金往臉上貼吧？西方的各個學科雖然都是著作一大堆，但原理都非常簡單，就是用科學、邏輯的方法面對特定是現象，心理學(psychology)用邏輯的方式對待心理現象，社會學(sociology)用邏輯的方式對待社會現象，生物學(biology)用邏輯的方式對待生物現象。因此都叫-logy(邏輯)(我不知道這是中國翻譯家的誤譯還是從日本引進的錯誤)。這類學科名詞的構成基本上都是前面的詞根代表研究對象，如socio-是“社會”的意思，bio-是“生命”的意思，后面的詞綴-logy(邏輯)代表研究方法，翻譯成中文，psychology應為“心理邏輯”而不是“心理學”，sociology應為“社會邏輯”而不是“社會學”。“學”代表知識和知識量，不代表研究方法。知識量注重多少，注重“讀書破萬卷”、“博大精深”，研究方法注重成果的科學性、普遍性和結論的真實性、可靠性。

好了，再說就離題了。總之，我的意思是方法論重要，但不是貼上屬于某學科的標簽就是方法了。因此，即便真有社會學轉向這回事情，也沒有什么值得“奉告”的。實際上，方法的應用反而是不用貼標簽的，就像用顯微鏡觀察肉眼看不到的東西，直接觀察分析顯微鏡下的東西，記錄觀察分析結果就夠了，絕對不是給分析對象貼上“顯微鏡”這個標簽，以顯示我有顯微鏡這種獨特、復雜、高級的科學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