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論文范文10篇

一

要想了解一位教授究竟偏愛哲學還是大陸哲學，最容易的是看看他書架上的圖書雜志。如果他有相當多的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以及關于他們的著作，而沒有戴維森和羅爾斯的書，那他也許情愿被描繪成偏愛大陸哲學的，至少不愿意被說成是偏愛分析哲學的。如果他的書桌上堆滿了寫有大量標記的抽印本，都是選自《哲學雜志》、《哲學季刊》和《哲學評論》等期刊的文章，那么他便可以被當作分析哲學家的典型。

不過，有時候你會遇到這樣一位哲學教授，他既參加由上述雜志舉辦的討論會，也能夠就諸如哈貝馬斯對海德格爾"轉向"的動機的解釋是否恰切的談得頭頭是道。還真有不少人，既包括以為母語的，也包括非英語母語的，能夠在羅爾斯與卡爾·施密特、德里達與維特根斯坦、福柯與C.考斯佳德（ChristineKorsgaard）①之間游刃有余。不過，本書各位撰稿人的大作中體現出的這種左右開弓的本領（ambidexterity），在全世界的哲學家中仍屬相對較少的一小部分。不妨做一個無法證實的猜想(雖然它以對許多國家的許多哲學系的訪問為基礎)我認為這部分哲學家的比例大約在百分之十左右。

左右開弓的本領之所以比較少見，其主要原因是：生為了找到哲學教職，先得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可靠的職業候選人，但他們的時間只允許他們涉足某一個領域，而他們能夠取悅的潛在雇主也只有那么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爭這樣的教職的候選人在進入市場之前，必須大量的思想史，因為他們不能讓自己在被問及這樣的問題時一臉茫然：霍布斯與馬基雅維利的關系如何？尼采何以偏愛索福克勒斯而不是蘇格拉底?而在英語國家，他們就不必操這個心。但他們卻必須能夠回答這樣的問題：主流英語哲學雜志(至少也得是其中特別重要的)最近幾期討論的問題都有哪些？

克爾凱郭爾與克里普克，D.劉易斯與謝林，無論一個學生具有多大思想的好奇心，也不管他想對他們持有多少見解，時間總是不夠。因此，如果他想這種左右開弓的本領，那通常都是以后的事情，即在他取得教職資格之后。然后他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來研究而不是為了取悅于面試者或資深的同事。

只要在如何看好各個國家的職業市場這個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學上的差異，哲學就將繼續大體上"分裂"為分析哲學和大陸哲學兩大陣營。不過這種分裂是否值得憂慮尚未可知。哲學領域的學術研究，類似于文學領域而不是領域，總是有地域之分的。就像文學領域內的研究生所受到的訓練就是典型的對單個國家的文學的研究一樣，哲學領域內的研究生所受的訓練也是典型的對該國哲學系正在討論的著作和問題的研究。

一、哲學是實踐哲學

一是實踐是認識的來源。人是認識的主體，人的認識來源于實踐，客觀世界是認識的對象，一切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都是從社會實踐中得來的。有一句比喻生動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須親口嘗一嘗。可見，哲學思想是十分重視實踐的基礎作用。

二是實踐是推動認識發展的真正動力。把在實踐推動下的認識分為認識的感性階段與運用概念進行判斷與推理階段即理性階段。人們的實踐水平，制約著人們智力的開發與思維能力的提高。

三是實踐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標準。一種認識是否正確，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認識本身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最后確定。為此，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段話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四是實踐是認識的最終目的。哲學思想認為，實踐不僅是認識的出發點，而且是認識的歸宿。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正確認識和解釋世界，而且在于能夠運用正確的認識去指導人的實踐，能動地改造世界”。總之，哲學思想不僅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具有決定作用，同時又認為，認識具有相對獨立性，對實踐具有巨大的指導作用。

二、哲學思想的階段性

【德國古典哲學研究進展】〓1999年德國古典哲學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進展。首先，論文的數量方面比以往幾年的總和還多，大約有20余篇；其次，論文大都集中在研究康德和黑格爾哲學與現時代的關系方面，以挖掘古典哲學的現代意義。

一、關于康德哲學〓李秋零指出，安瑟爾謨以從觀念到現實的巨大跳躍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康德曾給予其徹底的批判。但康德在倫理學中提出上帝存在決不僅僅是為完善體系的需要才不得不做出的假設，更不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無神論傾向而向宗教當局故作姿態。上帝本來就是他的倫理學的應有主題。在倫理學中通過至善引入上帝的存在并不是康德思想的歷史進程，而只不過是一個思想展開的邏輯進程。但恰恰在這一邏輯進程中，康德重復了安瑟爾謨的邏輯錯誤。也許，上帝的確不是邏輯思維的對象，任何用邏輯來思維上帝的做法都不免要有邏輯上的缺陷或錯誤，這是人類力圖認識上帝所不可避免的悲劇。(《康德何以步安瑟爾謨的后塵?》，《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周祝紅認為，康德已具備辯證法基本要素的邏輯、認識論和本體論統一的哲學體系，由于其自身的深刻矛盾隨時都面臨解體的危險。因為對他來說，真正的本體，即作為存在的存在仍在這一系統之外，并未作為可認識的對象而融入體系，而能認識的存在又只是一個僅能運用于經驗和現象界的主觀范疇。另一方面，絕對的存在(物自體)雖不能進入認識的系統，卻能從這一系統外部影響和決定這一系統。這一矛盾卻使其系統關聯成為機械的、外在的聯結，隨時面臨解體的危險，以致不得不求助于某種自然合目的性來維系整體系統的統一。這也正好暗示了問題的實質及解決的惟一可能途徑，即辯證法不是主觀外在的工具或技巧，而正是整個客觀世界通過現象所表現出來的本體或本質的規律，因而也是人的認識能動地超越現象而達到本體或本質的規律，它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向人的認識乃至于向人的全面本質生成的合目的性大系統，成為一個相對于人的能動實踐活動而言的人的無機的身體或人的精神的無機自然界。正如哥德爾定理所規定的那樣，康德的純粹理性哲學無論是在哲學思辨上，還是在對自然科學的理性把握上都已被超越了。經典自然科學并不像康德認為的那樣是普遍必然的絕對真理，而且現象與物自體悲劇性的對立更使得康德對認識主觀能動性的闡發受到根本局限，歸根結底是被動的。康德沒有實現他所要的，所許諾的東西，但卻為他不曾想過的真正的能動的辯證法開辟了道路。(《追憶古典——以哥德爾定理解讀康德純粹理性》，《江漢論壇》1999年第1期)HTSS〗

張繼選指出，先驗演繹是康德全部理性批判工作的核心，康德正是在先驗演繹論證中確立其理論哲學，乃至包括實踐哲學在內的整個批判學說的基本理論框架。因此，研究先驗演繹理論對理解康德哲學具有決定性意義。現當代研究康德的專家們已認識到這個問題在康德研究中的重要性，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迄今這個問題尚未取得比較一致的結論。有鑒于此，必須從不同角度出發，特別是在堅持康德關于“一般直觀”與“特定形式的直觀”之間的區別這一前提下，通過梳理康德關于先驗演繹的文本，才有可能重建康德的先驗演繹的證明結構，確認這一結構的綜合性。(《論康德的先驗演繹證明結構的綜合性》，《安徽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韓秋紅認為，康德哲學是古典哲學的終結，又是現代哲學的開端。叔本華作為現代哲學的開山祖，是從康德出發的。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從科學方面說，康德結束了那種認為知識反映外在實在的古典意識，開辟了實在不過是人們所經驗到的世界，而科學不過是關于這個經驗世界的符號系統的現代意識。科學似乎失去了神圣性，但卻丟掉了沉重的包袱，獲得了原動力和生命力。從倫理方面說，康德挖掉了古典倫理那絕對、永恒的形而上學基礎，代之以一個所設定的基礎，使倫理學也真正地成為了以人自身為根據的學問。或者說，康德告訴人們，關于人生的問題，只有從人的自身才能找到答案。(《康德哲學的人本化啟示》，《長白學刊》1999年第3期)

二、關于黑格爾哲學〓章忠民指出，從古希臘哲學開始，由于對目的所包含的各種矛盾關系的不同的理解和把握，便有了外在目的與內在目的之分。黑格爾批判、克服前人在目的觀念上的外在、“應當”之僵硬和虛幻，抓住人類行為活動的目的性這一根本特性，深刻揭示、呈現出目的的內在環節，并對目的與工具的辯證矛盾加以精辟論述，從而將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與客體的客觀制約性的矛盾統一于“目的理性”，為切實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矛盾關系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對黑格爾“目的理性”的批判及運用，有助于理解和闡明現當代西方哲學中價值學說與工具主義所人為設置的目的與工具的對立僵局。(《黑格爾“目的理性”的確定及其意義》，《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關鍵字:韋伯論文

在古典社會學家當中，只有馬克斯·韋伯擺脫了歷史哲學思想的前提和進化論的基本

立場，而且把歐洲的現代化理解為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合理化過程的結果。韋伯用一般的

經驗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過程，但他并沒有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曲解合理化過程，沒有使合

理性內容在社會學習過程中消失殆盡。韋伯留下來的著作都是一些斷片；但合理化理論是

其中的一條主線，我們可以用它把韋伯的理論全貌建構起來；這些解釋視角在20世紀20年

近十年來各層次、各專題的中國哲學學術會議比較多，學界也發表、出版了大量學術論文、專著，學術爭鳴、研討、交流日益頻繁，中國哲學研究的從業人員，特別是新生力量逐漸增加。這些都表明中國哲學研究的形勢日益“走高”，這是思想繁榮的表現，也是學術繁榮的必然。

近十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新態勢，總的說來有：方法論的檢討、中國經典的詮釋、出土簡帛的哲學思想研究、從政治哲學的視域研究中國思想、探索中國哲學的內涵及致力于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建構等。在這些方面已取得豐碩成果。此外，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與道教、宋明理學、明清之際與清代學術、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等，已成為熱門或顯學；三《禮》之學、名家與漢語語言邏輯哲學、中國政治法律哲學、生態環境哲學、和諧思想、身體觀、身心平衡論與心理調節學說等，正進入重新探討的階段并不斷深入。

從學界最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當前國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前沿、重點與熱點問題或領域有：

第一，關于方法論的檢討或反思。許多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從不同視角，積極檢視以西方現代化理論、啟蒙理性、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等來研究東方歷史文化傳統及學術文本的局限性，借鑒海外中國學家（或漢學家）研究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經驗并檢討其得失，總結中國哲學學科創建百年來從依傍、模仿西方哲學到逐步建立起學科自主性的經驗，研究哲學與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路數的區別與聯系，試圖摸索、建構更切合東方、東亞或中國哲學的方法學系統。

第二，中國經典的詮釋成為主潮。“經典文本—思想學術”兩者之間，有一定的思想空間和語言張力，關鍵是時代背景及學者們的學術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國典籍的豐富、深刻與遠久，由于時代性問題的凸顯和學者的理論自覺，由于中西之間的學術、學者的交流與對話，經典詮釋的問題是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哲學研究的焦點之一。

學界引進伽達默爾詮釋學方法或胡塞爾現象學方法等，同時思考自身的詮釋傳統，加強了中國經典詮釋的方法學研究。而當前大家關注的經典詮釋問題不僅包括經典詮釋的方法或方式問題，也包括經典詮釋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僅包括現代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也包括古代中國學者與近代西方學者對中國經典的詮釋；不僅包括西方經典詮釋學與中國現代學術的結合，也包括中國固有之經典詮釋的歷史與內在理路。

關鍵字:中國哲學史研究范例論析論文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學術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上重建傳統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意識形態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來說，則應加強“內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在是很堂皇的學術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構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只有經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及經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就是顯學，現代繼續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如何為“中國哲學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哲學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1.當前國內文化哲學研究面臨的基本問題

總的說來，國內學術界將近20年的文化哲學研究，迄今為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為文化哲學研究進一步實現實質性的理論突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準備了比較充分的條件。但是，當前欣欣向榮的研究狀態背后，也隱藏著難以回避的深層次理論難題；毋庸諱言，當前文化哲學研究的繁榮局面也包含著不少虛假的成分，以至于難以取得真正能夠指導當今社會實踐的理論研究成果。

概略說來，這些深層次理論難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難以真正從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發，對作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對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經得起嚴格的學術推敲、而又富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解釋力的定義。綜合觀之，無論國內目前進行文化哲學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種“獨特”的文化定義，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視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處只在于具體的表述方式而已。而這樣一來，不僅素以學術研究的嚴格性和深刻性著稱的“文化哲學”研究，必然會因為無法確切界定其研究對象的獨特本質特征、存在方式和發揮社會作用的具體形式和途徑，而處于非常尷尬的學術研究境地，難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學理論高度的、系統全面的理論體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為它主要是沿襲以往的、早在時期就已經出現的“大而全”的文化定義，試圖把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各個方面都當作文化現象來加以研究，而沒有加以更準確的界定。所以，它在具體進行各項研究的過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沖擊其他學科的研究領域，而不是真正發揮自己的理論優勢和指導作用。

第二，從理論創新的角度來看，難以真正從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發，進行面對現實的、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和深刻徹底的哲學批判反思。真正實現對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義傳統思維方式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立場，研究模式和方法論視角的突破和徹底變革。找到既符合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基本精神，又適合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之本質特征的哲學研究框架、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有進行這樣的扎實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過不斷擴大研究對象的范圍，不斷探究研究對象的細枝末節而維持表面繁榮的不斷“發展”局面。從嚴格的學術研究角度來看，這樣的研究雖然得出了不少具體研究結論，但由于沒有找到真正適合于對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進行哲學研究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學的理論深度和高屋建瓴視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說建立相應的、系統全面的文化哲學理論體系了。

最后，從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角度來看，由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基本理論難題所導致的根本性理論研究缺陷的存在，國內迄今為止的文化哲學研究雖然各種專著、論文不斷涌現，研究領域也不斷擴大和細化，但從根本上說，文化哲學研究實際上仍然處于嚴重滯后于現實要求的狀態。這既表現在它作為哲學的一個理論分支，沒有為當今蓬勃發展的各種文化研究和文化產業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時也表現在，它對一些具有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往往束手無策，甚至避而不答：諸如“文化在現實社會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進文化”，“評價文化先進與否的標準是什么”，“是否科學技術發展了、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著文化一定是先進的”，“先進文化與先進生產力的關系是什么”，等等。顯然，這樣的研究狀況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學所應當肩負的現實重任和歷史使命的。

一學科制度

學科制度是當代中國哲學的首要問題，即現行學科制度中的一、二級學科劃分不合理。哲學被納入現代教育與社會分工，哲學研究成為一種職業而不再是學者的業余愛好，既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也使哲學的學術發展與學科建設在很大程度上為學科制度所左右。

一、二級學科劃分應以學科知識的合理劃分為依據。“學科是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①。屬于一級學科的知識應是學科知識體系中的“綱”，是有關學科理論核心的范式的知識；屬于二級學科的知識是學科知識體系中的“目”，是學科范式所確定的各個不同研究方向的知識。在此基礎上，學科制度將知識生產與專業人才培養融為一體：一級學科提供作為學科理論核心的范式，將本學科所有研究人員凝聚為在同一范式指導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同時通過學科教育規訓學術新人，為學術共同體輸入新鮮血液，使學科能夠持續、穩定地發展；二級學科具體展開學科范式所確定的各個方向的研究工作，不斷產出學科知識，擴展學科知識體系，同時也為學科范式的更新、發展創造條件。學科的基礎教育是學習、掌握一級學科的知識，使學術新人具備在學科范式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能力；學科的專業教育是學習、掌握各二級學科的知識，引導學術新人逐步進入學科前沿。

哲學學科建設的重點與難點在于確定哲學知識體系中的綱與目。哲學知識不同于自然科學知識，即現存哲學知識形成于多種哲學范式——中國哲學、印度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各有其范式；而且“各個‘哲學體系—原則—范式’，都是一個一個的獨特的學說，他們之間互相不可替代”②。這樣，一個國家的哲學學科建設的首要工作就是確定自己知識體系的綱與目，明確自己的哲學范式，使哲學學科基于一種哲學范式進行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而不能圍繞多種哲學范式從事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因為，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哲學學科建設都是要推進本國或本民族的世界觀的理論化與系統化建設，而不是推進所有國家或民族的世界觀的理論化、系統化建設。因此，哲學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以適合于本國或本民族的哲學范式為哲學知識體系的“綱”，以該哲學范式所確定的各個研究方向為哲學知識體系中的“目”，而其他哲學范式及相應知識則都被歸結為有利于發展本國或本民族所需要的哲學知識體系的思想資源。例如，西方哲學傳統范式有四個基本取向，即實在的性質是什么、知識是什么、思維的結構是什么和善是什么；西方國家的哲學學科通常也只設四個二級學科，即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學和價值論③；西方國家哲學學科制度中沒有“中國哲學”這個學科，并非西方哲學界看不起中國哲學，也并非西方哲學界不研究中國哲學，而是對其哲學學科建設來說，中國哲學是一種有益的思想資源，卻不是其學科研究的主要方向。這就像中國的化學學科建設需要關注美國化學、英國化學在有機化學、無機化學、高分子化學等研究方向所取得的進展，但不能將美國化學、英國化學同有機化學、無機化學、高分子化學等同起來，一并列為化學學科的研究方向與二級學科。

國內現行哲學學科制度中有“目”卻無“綱”，一級學科“哲學”并不為當代中國哲學工作者提供他們在其下從事研究的哲學范式，二級學科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外國哲學（主要是西方哲學）則作為實際上的哲學一級學科開展工作：分別向本學科哲學工作者提供哲學范式，各自發展本學科的“二級學科”，如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美學、宗教學或西方哲學的倫理學、美學、宗教學等。其結果是，在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中，根本看不到當代中國的“哲學”的學術發展，而只有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等的學術發展。這些哲學二級學科基于各自范式獨自從事知識生產與人才培養，各有各的問題意識、話語系統與學術標準，不需要也沒有必要同其他二級學科交流。中、西、馬“三足鼎立”（只是其中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影響力大大低于馬哲與西哲）成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現實形態。當代中國哲學學科內部的學科壁壘甚至超越國界：各二級學科同各自國外同行之間有說不完的共同話題，相互之間卻幾乎沒有交流的欲望，以至中國哲學界一再呼吁中、西、馬之間的對話、交流、溝通，猶如還未完全走出“冷戰”陰影卻又陷入“文明沖突”從而充滿誤讀迫切需要相互溝通的當代世界。事實上，多元化是當代世界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各國哲學界都同時在研究各種不同的哲學思想，但哲學學科內部的學科壁壘卻為我們所特有；因為其他國家的哲學學科建設都只是要推進本國或本民族的世界觀的理論化與系統化建設，唯有當代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是圍繞幾種相互獨立的世界觀體系的理論化、系統化建設而展開的。

二問題意識

無論透過馬克思哲學本身的語境，還是透過后現代有關馬克思哲學評述的語境，馬克思哲學的生存論指向都會為我們深刻地感受。理解了馬克思哲學的這一向度，才能明白馬克思無論是在談自然還是談社會、談經濟還是談政治、談歷史還是談現實、談科學還是談藝術，一刻也沒有忘懷對人本質的哲學提問，即對人的生存處境和命運發展的深切眷戀和關注。正是如此，馬克思沒有讓自己的哲學停留在形而上學的“抽象王國”里，而是讓它徑直遭遇人的現實存在，并且以自己特有的運思深入到歷史的人的生命活動的坎陷和人的歷史的歧出，揭示了人的現實生存境遇，展望了人的理想生存樣態，從而鍛造出了自己哲學的新形態——生存論哲學。

一、馬克思哲學的生存論指向首先是通過他對傳統哲學的解構而表征的

海德格爾曾就西方哲學史作過這樣的總評：整個西方哲學就是柏拉圖哲學的展開；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是馬克思完成了對“形而上學”的顛倒；至此，哲學進入了“終結階段”。（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第59-6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我們認為，海氏的評價是中肯的。正是馬克思完成了顛倒“形而上學”的工作，哲學才由“存在”被遺忘的形而上學的歷史轉向對現代人之生存境遇的思索的非形而上學的“存在之思”，即使得現代西方哲學包括馬克思自己的哲學具有存在論之意義，亦即具有生存論的指向，那么，馬克思是如何實現對“形而上學”的顛倒的，其哲學生存論的指向又是如何得以表征的，是我們這里要涉獵的問題。

1.通過對傳統哲學的主題轉換，馬克思哲學的生存論指向得以初步表征。“傳統哲學”是相對于“現代哲學”而言的，它是指從古希臘哲學尤其是自柏拉圖以降的哲學到19世紀中葉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這一歷史階段的所有哲學形態，包括古代哲學和近代哲學。從根本上說，傳統哲學是“形而上學”，即關于超驗存在之本性的學問，它力圖從一種“終極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質和行為依據。

應當指出的是，對世界以理性的方式從總體上去把握，這本身是哲學的特征，但問題的關鍵是傳統哲學把它們探討的“本體”或“本原”抽象化了，以致在它們那里（包括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不僅“物質”或“精神”成了“抽象的存在”、“抽象的實體”，而且人也成了一種抽象的存在物，人的主體性完全失落了。

對于傳統哲學只關注宇宙本體、注目上蒼的“絕對”或“抽象的實體”，而忘卻對人類世界即現實人的生活世界的關懷，馬克思有相當清楚的認識。所以，當他在哲學研究的初始，便毅然決然地舉起了“拒斥形而上學”的大旗，并斷言：“這種形而上學將永遠屈服于現在為思辨本身的活動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1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與孔德“拒斥形而上學”有本質的不同，馬克思不是把這種“拒斥”局限于經驗和知識以及“可證實”的范圍，而是在“拒斥”后，把哲學導向關注“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感性世界”、“現存世界”、“人類世界”，并強調哲學應當“把人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同上書，第161-162頁。）

一、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術哲學在我國傳播的歷程

在西方，技術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哲學學科，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但在中國，到目前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開放初期（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國技術哲學的醞釀興起階段，經過長期的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對于西方技術哲學乃至西方學術，國內存在大規模引入的現實需要。在這期間，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之后的西方哲學家的論述和著作，相繼被翻譯引進到國內。在這場傳播西方的運動中，西方技術哲學著作的翻譯是比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術哲學剛被傳入中國的這一階段，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期刊論文數量并不多，中國知網中只有寥寥可數的幾篇論文，而且幾乎都是翻譯性、介紹性的。從的先后順序來看，1978年，《哲學譯叢》吳偉翻譯了法國技術哲學家T.賽雷佐埃的《美洲的技術哲學》一文。該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圣巴爾拉民主研究所召開座談會之后，技術哲學作為一門新學科在美洲便開始出現。T.賽雷佐埃通過整理美洲技術哲學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將美洲技術哲學的討論議題概括為：技術與價值、科學與技術在價值上的中性問題、技術社會以及虛無主義等問題。1982年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志第一期對西德柏林技術大學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術哲學》（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書進行了介紹。介紹指出，弗里德里希在書中全面論述了剛剛在歐洲興起的技術哲學的歷史及近況，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評價，引起了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眾多學者的討論。弗里德里希認為，技術現象的復雜性要求人們進行多方面的考慮，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決條件以及技術推斷與技術行動的方法和結構。介紹還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將引發技術哲學、科學哲學、普通哲學、科學技術史以及社會學的學生與研究者們的興趣。同年，劉東珍發表了《技術論的形成——日本技術論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戶坂潤為首的日本唯物論研究會提出的技術論。劉東珍指出，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戶坂潤、科技史家岡邦雄、技術哲學家三枝博音為首的唯物論研究會，將日本技術論的研究與馬克思的技術觀相結合，形成了日本的技術論理論。劉東珍的文章，可以說是首次在國內概述了日本技術哲學發展的基本輪廓。陳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發表了《簡論技術哲學的研究》一文，簡要介紹了技術哲學在德國、美國、日本和蘇聯的發展狀況，還特別提到了德國技術哲學家凱普（E.Kapp）的《技術哲學綱要》和斯基默的《技術哲學》這兩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術哲學所討論的問題主要包括：技術的概念、技術進步的動力、技術進步和技術革命的關系、技術在社會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術史研究的原則與價值，等等。通過對國外技術哲學發展脈絡的梳理，陳昌曙就技術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范圍和研究思路進行了全面論述，為國內技術研究研究開辟了一條新道路。1983年，鄒珊剛在《漢江論壇》發表了《技術與技術哲學》一文，提出國外的學者已經將技術哲學研究看成是現代思維的新傾向和哲學的新潮流。他介紹到，亞歷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學與技術——現代思維新的傾向》、M•邦格的《技術的哲學輸入與哲學輸出》、E•卡普的《技術哲學導論》、Z•《技術哲學》等專著都強調了在技術思想中研究技術的哲學的重要性。鄒珊剛還指出，隨著我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興起，吸取外國技術哲學研究的優秀成果顯得尤為重要，但是這種吸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而建立起具有我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分支——技術哲學。鄒珊剛的文章概括起來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強調國外技術哲學對我國技術哲學發展的重要性；二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國外技術哲學的傳播。

二、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術哲學在我國傳播的特征

這一時期，西方技術哲學也開始抵達久違的中國文化界，并呈現出這樣三個特點：

第一，翻譯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工作開始起步。總的來說，隨著我國技術哲學的醞釀興起，國內學者開始關注西方技術哲學的經典文獻，不過還尚未開始系統的介紹，還停留著為數不多的簡單翻譯傳播上。從知網的文獻記錄來看，這一階段翻譯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研究文獻主要是《哲學譯叢》、《國外社會科學》、《世界科學》、《哲學研究》、《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等雜志的一些譯文、介紹性研究論文。可以說，這些翻譯研究成果給國內技術哲學研究開啟了一道思想啟迪之門。

第二，科學技術哲學成為自然辯證法改革開放的一扇窗。改革開放以來，被久閉的國門再一次被打開，國外的新思想、新知識、新學科蜂擁而至，許多跨學科、交叉學科、新興學科以及邊緣學科研究遍地開花。“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科學學、科技政策、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等都在國內落地發芽。西方技術哲學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論文、著作的被翻譯出版，同時研究介紹西方技術哲學的本土著作也開始出現。到70年代末，科學哲學作為自然辯證法中一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理解和批判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哲學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學愛好者的研究興趣，并使之最后成為與國內已有的自然辯證法哲學傳統相區別的另一種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