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品范文10篇

黑格爾曾經講過：“意蘊總是比直接顯現的形象更為深遠的一種東西，藝術作品應該具有意蘊。”黑格爾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要通過媒介，如色彩、線條、音響、動作、文字等來表現，通過整體的藝術形象，來“顯現出一種內在的生氣，情感、靈魂，風骨和精神，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作品的意蘊”。

在世界藝術發展史上，還有很多藝術家、美學家有著類似的觀點。“藝術乃是有意味的形式”這個在世界美學界廣為流傳的觀點，是英國形式主義美學家、當代西方形式主義藝術的理論代言人克萊夫•貝爾在《藝術》一書中提出的。貝爾認為：美術時空“藝術品中必定存在著某種特性：離開它，藝術品就不能作為藝術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會一點價值也沒有。這是一種什么性質呢?……可做解釋的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貝爾強調，這種“形式”是指藝術作品中的線條、色彩等以某種特殊方式組成某種形式或形式間的關系，“意味”就是被激起的人們的審美情感。在中國美學史上，歷代的藝術家、美學家對意蘊這一概念也有過大量精辟的論述。很多中國畫論、書論都對藝術作品中“形”與“神”的關系作過全面的闡述。“以形寫神”是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繪畫思想的精髓與核心。南朝宋畫家宗炳主張“神暢”之說，強調山水畫創作是畫家借助自然形象以抒寫意境的一個過程。南朝齊梁間繪畫理論家謝赫，提出中國繪畫上的“六法”，這成為后世畫家、批評家、鑒賞家們所遵循的原則。南朝齊書法家王僧虔在《筆意贊》中提出“神采”論，稱“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唐代書法家張懷璀把書法藝術分為“神”、“妙”、“能”三品，認為“風骨神氣者居上”。中國的文論、詩論中對意蘊這一概念也有許多論述。晚唐詩人、詩論家司空圖注重含蓄蘊藉的韻味與清遠醇美的意境，提倡“味外之旨”、“韻外之致”，講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的《二十四詩品》是唐詩藝術高度發展在理論上的一種反映，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南宋詩論家嚴羽立足于詩“吟詠性情”的基本性質，對詩歌的形象思維特征和藝術性進行探討，主張詩有別才、別趣之說，這也可以說是對司空圖美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唐代文學家陳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臺歌》，是他隨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時候寫的：“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人俯仰今古，瞻望未來，深刻地體會到生不逢時、理想無法實現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體會了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士在困厄境遇中激憤不平的感情。這首短詩中既沒有描寫人物形象，也沒有描繪生活場景，但卻能夠千古傳誦，贏得無數讀者的共鳴，主要是由于它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意蘊。藝術作品中的藝術意蘊有時是含蓄和模糊的，不同的欣賞者解讀的含義各不相同。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繪畫家、雕塑家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的四件大理石雕刻《晨》、《暮》、《晝》、《夜》，被保存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美蒂奇教堂內。關于這四件雕刻作品的真正含義有許多種說法，各種說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相比之下，或許米開朗基羅的學生、著名美術史家瓦薩里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瓦薩里認為，這四件雕刻作品寓意深刻，雕塑構圖具有強烈的不穩定感，人物輾轉反側，顯得憂心忡忡，似乎是為世事所擾，既象征著光陰的流逝，也代表著受時辰支配的生與死的命運。雕塑體現出的正是米開朗基羅心靈深處真實寫照，蘊含著米開朗基羅對人生、對歷史、對社會的深刻思索。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現代詩人艾略特于1922年發表的長詩《荒原》，描寫了西方現代社會極度的精神危機，被視為象征主義詩歌的里程碑。這首詩以“一位少年英雄尋找圣杯”的宗教傳說及大量典故為緯，以“荒原”、“水”、“火”等一系列鮮明的意象為經，編織了一幅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社會生活的畫面，表達了西方傳統文明遭遇的危機和人們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緒。全詩始終采用象征主義表現手法，既沒有對客觀事物的描繪，甚至也沒有主觀感情的抒發，只是把詩人的所有感覺和情緒化成意象來貫穿全詩。在詩中，失去宗教信仰的歐洲成了“荒原”，無節制的情緒成了燃燒的“火”，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的關系成了“對弈”，社會的丑惡和腐敗成了“尸首”，等等。而且，詩中許多意象是被扭曲了的，以此來表現詩人在荒誕社會里的荒誕情緒。這首詩實際上包含著好幾個層次，從對西方社會現實的否定，發展到對人類文化和文明價值的懷疑，直到對人類存在意義的詰難。該詩因大量采用典故和象征，而非常晦澀難讀。藝術作品中的藝術意蘊是一種“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境界，只有通過對藝術作品的完整領悟和體味才能把握其內在意蘊。人們可以詮釋它，卻無法窮盡它。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是德國文學最杰出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學不朽的名著，作者花費近6O年時間才將其最終完成。故事取材于德國中世紀的民間傳說，以德國和歐洲18世紀到19世紀的社會現實為背景，劇本通過書齋、愛情、宮廷、夢幻等方面的場景，展示了浮士德在學業、感情、仕途、藝術多方面追求不息的歷程。這部作品具有非常復雜的思想內涵和藝術意蘊，l0。多年來，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曾經對它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寫出了上百部專著和無數篇論文，不斷探索和發掘深藏在這部作品中的藝術意蘊。有的從時代特征出發，認為這部作品反映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為美好理想不斷追求的進取精神；有的從作者出發，認為浮士德性格上的深刻矛盾恰恰是歌德本人性格矛盾的深刻體現；有的從結構出發，認為浮士德與魔鬼靡菲斯特的形象對比，體現出美與丑、善與惡的對立統一和尖銳斗爭；有的從哲學高度來探討，認為這是一部探索人類前途命運的史詩，在浮士德身上寄托著作者探求人生真諦，探求崇高理想的執著精神。

總之，我們從《浮士德》這部著作可以看到，藝術意蘊往往超越作品自身特定的歷史內容，具有更加深刻的精神內涵，需要欣賞者全身心地探究和領悟，它也是作品具有不朽的藝術魅力的根本原因。相對于藝術語言和藝術形象，藝術意蘊并不是在所有的藝術作品中都存在，某些偏重于紀實性或娛樂性的作品，常常就不存在意蘊。藝術語言、藝術形象和藝術意蘊構成了藝術作品的層次，其中每一層次都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和自身的審美價值，或者是藝術作品中突出表現的、生動的藝術語言，或者是鮮明的藝術形象，或者是深邃的藝術意蘊。但是，在藝術創作中，只有這三個層次有機地融合為一個整體，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優秀的藝術作品。

一

海德格爾在這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就說道：“本源一詞在這里指的是，一件東西從何而來，通過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件東西的本源乃是這東西的本質之源”；并提出，既然藝術作品和藝術家互為本源，那就必須為雙方尋求一個“第三者”，即“藝術”，作為兩者的共同本源，“藝術以另一種方式確鑿無疑地成為藝術家和作品的本源”（第1頁）。但由于“藝術”這個詞太抽象，它的意思“恐怕也只能在作品和藝術家的現實性的基礎上存在”（同上），他又許諾說，他將“在藝術無可置疑地起現實作用的地方尋找藝術的本質”（第2頁）。由此觀之，讀者一定會以為他將從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兩個方面來討論藝術本身的本質問題。然而接下來，他一直講的只是藝術作品是什么的問題，而對藝術家如何體現藝術這個本源的問題置之不顧。在他看來，藝術作品是一獨立自存的“純然物”，作為“物”（Ding），它“物著”（dingt，或譯“物起來”）；固然，“作品要通過藝術家進入自身而純粹自立”，但“正是在偉大的藝術中（本文只談論這種藝術），藝術家與作品相比才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作品的產生，他就像一條在創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第24頁）。這種“沒有藝術家的藝術作品”的觀點對后來的現象學美學和解釋學美學的影響巨大，但實際上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上的問題，即對作品的藝術價值的評價問題和這種藝術價值的來源問題。評價作品時我們可以把藝術家撇在一邊，但被評價的作品（及其價值）是如何造成的，即所謂“被創作存在”（Ggschaffensein，亦可譯作“被創作”），畢竟也是一個撇不開的重要問題。海德格爾此后也勉強承認：“甚至看來幾乎是，在我們追求盡可能純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時，我們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終是作品——寧可說是一個被創造的東西”（第40頁），“無論我們多么熱誠地追問作品的自立，如果我們不領會藝術作品是一個制成品，就不會找到它的現實性……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的由藝術家所賦予的被創作存在之中”，“在這一事實的強迫下，我們不得不深入領會藝術家的活動，以便達到藝術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據作品自身來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這種做法已證明是行不通的”（第41—42頁）。

但海德格爾的一切論證都說明，他仍然是立足于藝術作品的立場來附帶地討論藝術家的問題。“創作的本質卻是由作品的本質決定的”（第44頁）。他不是問：誰創作了藝術品？而只是以被動態的方式問：藝術品是如何被創作的？他輕描淡寫地說：“從作品中浮現出來的被創作存在并不能表明這作品一定出自名家大師之手。創作品是否能被當作大師的杰作，其創作者是否因此而為眾目所望，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并非要查清姓名不詳的作者。……正是在藝術家和這作品問世的過程、條件都尚無人知曉的時候，這一沖力，被創作存在的這件‘事’（注：即Daβ，中譯本作“此一”，意思不明確，似可譯為“事”或“情況”。）就已在作品中最純粹地出現了”（第49頁）。似乎問題只涉及作者的“名聲”這種不重要的小事。但其實，藝術家之成為藝術家，并不在于他是否有名，而在于他憑什么及如何創作出他的作品來。歸根結底，即使藝術家并不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甚至是“匿名”的，我們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不是藝術家本人又是什么呢？海德格爾在文章中通篇致力于一方面把藝術品與“器具”的制作區分開來，另方面把作品中所生發的真理（“解蔽”或“去蔽”）與通常的“真理”概念（“符合”）區分開來。但什么是“好”的（偉大的）藝術品與“拙劣的”藝術品的區別呢？況且，他選中梵高和荷爾德林作他的“偉大藝術家”的例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的名氣的緣故？梵高的“農鞋”和任何別人畫的一雙鞋、甚至和一雙鞋的照片到底有什么區別？

顯然，當海德格爾為了把自己和人本主義（及與此相連的“存在主義”、“浪漫主義”）區別開來，而從現象學的立場上把藝術家和主體都放到“括號”里去時，他已經堵塞了回答上述問題的道路。藝術的標準（包括藝術和非藝術的標準及好藝術和差藝術的標準）只能是人性的標準，離開人來談藝術（藝術品）必然會落入空談。海德格爾當然也沒有完全拋開人，他也談到在他的藝術的本質定義“藝術是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中，“誰”或者以何種方式“設置”是一個“始終未曾規定但可規定的”問題，因而其中“隱含著存在和人之本質的關聯”（第70頁）；但他把人（藝術家）僅僅看作藝術品本身實現自己的“作品性”的工具（正如“此在”僅僅是窺視那個絕對“存在”的“窗口”）；藝術作品的存在雖然是借助于藝術家而“被創作存在”，但根本說來卻并不在藝術家身上，也不在別的人身上，而是獨立地另有所在。這是一種超于人的“存在”、超于人的“真理”和超于人的“歷史”：“藝術乃是根本性意義上的歷史”（第61頁），即“真理”本身的“歷史”。把握這一點，是從總體上領會海德格爾美學思想的入口。

不難發現，海德格爾這種立場與黑格爾的立場是何其相似！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學派的話也完全可以適用于海德格爾：“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擁有任何無窮盡的豐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戰斗中作戰’！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注：《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頁。）的確，海德格爾的“藝術”和“藝術作品”、“存在”、“歷史”（“歷史性民族”）和“真理”，正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一樣，都已經是“人格化”了的；不同的只是，它們并沒有像黑格爾那樣引向純粹抽象的邏輯理念，而是被歸屬于“大地”（Erd），即某種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海德格爾把“大地”稱為“人在其上和其中賴以筑居的東西”、“一切涌現者的返身隱匿之所”和“庇護者”，它“作為家園般的基地而露面”（第26頁），在它之上，世界建立起來，就像一場戲劇在舞臺上演出一樣。但把世界建立為世界、使世界（Welt）“世界著”（weltet，中譯本作“世界化”）的是作品（第28頁），也就是藝術。所以，“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歷史性的人類建立了他們在世界之中的棲居。由于建立一個世界，作品制造（herstellen）大地”，即“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個世界的敞開領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讓大地成為大地”（第30頁）。值得注意的是，與黑格爾的這一區別倒是恰好使海德格爾與馬克思接近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

當站在牢固平穩的地球［大地］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現實的、有形體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作為異己的對象創立出來時，這種創立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而這些本質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對象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對象地活動著，而只要它的本質規定中沒有包含著對象性的東西，那么它就不能對象地活動。它所以能創造或創立對象，只是因為它本身是為對象所創立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創立活動中從自己的“純粹的活動”轉向對象之創造，而是它的對象性的產物僅僅證實了它的對象性的活動，證實了它的活動是對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動。（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頁。）

一、手繪藝術在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如英國的博物館內旅游紀念品的銷售是博物館收入來源之一。而這些商店內出售的旅游紀念品種類十分豐富，很多商品都被設計成了帶有景區元素的藝術旅游紀念品。

二、手繪作品商品化對文化傳播的重要性

桂林有壯、瑤、回、苗族等十幾個少數民族，文化底蘊深厚。這里有浩瀚蒼翠的原始森林、雄奇險峻的峰巒幽谷、激流奔騰的溪泉瀑布、天下奇絕的高山田梯，可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總有著旅客不太常去、沒有發現的地方。而我們就可以充當文化傳播使者，去深入發現它，用藝術的表現手法把它們描繪出來。這時，手繪藝術就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把具有桂林特色的景物用手繪的方式表現出來，把它們印在服飾、明信片上傳播出去，一定會給桂林的旅游業增添民族色彩，推動桂林旅游業向前發展。

三、手繪作品在商品中的應用

桂林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桂林山水甲天下，“山青、水秀、洞奇、石美”這是桂林“四絕”，這些自然風景就成為了手繪作品必不可少的條件和因素。我們將桂林景點用景觀速寫的方式進行寫生創作，所描繪的風景應用于明信片、書簽、記事本等旅游紀念品上，輕巧便捷，給旅游者帶來便利，更具實用性，使藝術作品有了經濟價值。由于藝術作品的應用性較強，還可將色彩構成作品轉化為圖案，應用到服裝和手提包上，以便達到更好的效果。運用熟練的手繪技巧和方法，把想要表達的意境表現出來，這是藝術品質和價值的體現，更是對生活的追求。手繪作品在商品中的應用數不勝數，而我們藝術作品的創新實踐，是把寫生創新的手繪作品應用到一些較小的商品和常用的商品中，把靜態的作品變成動態的商品，從點到線再到面，讓更多的人認識我們的作品，當然也使手繪商品更輕巧便捷，具有實用性和美觀性。

內容摘要

試圖探討藝術的意義問題，首先要從否定“藝術是什么”這一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提問方式開始；在中止這一提問的前提下，才能追問藝術之所以存在的意義；這種追問必須要建基于人的藝術活動之上，進而才能對藝術家、藝術作品、藝術活動等傳統的問題進行探討，最后從人的心靈出發，將藝術的意義問題歸結到對心靈的思考。

關鍵詞藝術意義藝術家藝術作品藝術活動

談到藝術，我們毫不猶豫地可以說出一系列藝術作品，同時我們可以舉出無數的藝術家。但是，當我們真正追問是什么使他們（它們）成為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問題，藝術的內在本質究竟是什么時，我們又變得茫然起來。藝術是什么？對于此，前人已經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回答，而且接著他們的思考，我們仍可以繼續回答下去。在前人已經提出的所有解釋中，任何一種解釋都不是沒有道理，但是任何一種解釋也并不是有道理，我們即使將所有的解釋加在一起也還無法說明什么是藝術。

“藝術是什么？”這一藝術定義問題本身作為一個傳統的形而上學的命題，與“美”的定義等問題一道，在西方現當代美學尤其是英美分析哲學美學中成為一個主要的問題，并且已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實體的自我循環的假命題而多被詬病。此前從狄爾泰已經開始對藝術的本體問題不作追尋，他的探討退出了本體問題而討論藝術的意義。他認為藝術在上下文中才有意義；藝術在特定的歷史中才有意義；藝術在人們的興趣（關注）中才有意義，因此不存在沒有前提（先決條件）的藝術。分析哲學的先驅喬治·E·摩爾認為，“美”不是一個自然客體，故不能采用像自然科學下定義的方式來加以界定，而只能采用直覺來把握；早期維特根斯坦也認為美屬于不可言說的東西，對不可言說的東西，人們只能保持沉默。著名分析哲學家艾耶爾則斷定，由于美學的命題基本上沒有實指，所以都是“妄命題”。因此，美國美學家莫里斯·韋茲和肯尼克，都根本否定給藝術下定義的做法，宣稱藝術是不可定義的。所以，在這些理論來看，藝術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是的就是藝術，藝術的本體在它的賓詞后沒有成立的可能性。

但是這種沒有可能的可能性，恰恰是我們思考的起點。對藝術的本質問題的追問的不可置否性，在現代藝術中顯示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顯示著并不具有實體的藝術，也就是這種無有的存在，如何在人的心靈中變現為實體的藝術活動、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很顯然，面對“什么是藝術”這類問題，我們并不是要放棄對藝術的追問，而是要改變這種本質主義的追問方式，必須首先思考藝術之為藝術的心靈特質，放在對人的藝術活動的考察上，使我們的思考直接從“什么是藝術”的問題前的問題開始。通過藝術活動的分析，進而從藝術作品、藝術家、藝術接受等所有的藝術活動的相互關系，也就是藝術與心靈的關系中去尋求藝術的意義。

對于藝術傳播的方式和類型有很多不同的概括角度。從歷史形態發展角度看，傳播方式可分為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和電子傳播等；從橫向邏輯角度看，傳播又可以分為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在傳播學里，常將傳播者稱之為“控制分析”，這體現了傳播者在藝術傳播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藝術創作者既是藝術信息的組織者又是藝術信息的傳播者。但傳播者的外延又要大于此，它包括非創作性的傳播參與者。他們共同構成藝術傳播活動的主體，是傳播過程的第一個環節，他們根據自己的審美理想、審美經驗和社會需求等，創造和傳送信息。在大眾傳播時代的今天，藝術創作與傳播之間的分工愈來愈明顯，而且傳播者不單是個體角色與個人行為，更包括群體化的組織與機構。在當代大眾傳播方式中，傳播者呈顯出社會組織模式，具有構成上的整體性、分工上的復雜性和技術上的專業性等主要特征。正是在藝術傳播的視野中，非直接藝術創作者的傳播才在藝術活動中的隱性存在及潛在作用下得以揭示。傳播手段的進步對藝術發展有著兩個方面的影響。在積極方面，它拓寬了藝術影響的廣度和深度，催生出新的藝術符號誕生。藝術所達到的傳播效果是使傳播出去的信息受到關注、留下記憶，甚至影響，從而改變受眾者的態度，達到公共化和社會化的目的。但我們必須注意到，藝術傳播相對于其他信息的傳播是有一定限制的，這主要表現在受眾者是否是有一定藝術素養的人。然而隨著傳播手段的發展，如電視、網絡的不斷進步，藝術信息的局限性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傳播媒體廣泛的影響力使得藝術更加普及，藝術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而網絡時代的到來，引起藝術傳播環境的巨大變化，它作為極具影響力的一種藝術傳播形式，不僅帶來了藝術傳播的模式，也加劇了藝術傳播的擴張，使藝術信息的傳播、理解、閱讀呈現出全新的世界，為藝術的傳播環境提供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在消極方面，網絡作為大眾傳媒的當代領軍人物，是近十年來興起的傳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對藝術的傳播與影響力的擴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居功至偉的媒介，藝術對網絡的心態卻是憂喜參半的。越發火熱的網絡速食文化將傳統藝術理念大規模顛覆，這使得藝術的地位不斷地在下降。傳統理念與現代觀念的沖擊，使得藝術魅力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神秘光環，在大眾像探照燈光一樣的注視下不斷“貶值”。

藝術作品為什么需要展示，因為藝術作品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需要觀眾的參與和互動才有存在的社會價值和意義。某個很好的藝術靈感，如果不經過藝術家創作出來，那就只能是無意義的“空想”。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藝術作品的展示環境不理想或者是和藝術作品不相稱，那么也會對觀眾在理解和感悟藝術作品上造成影響。所以藝術作品存在的價值首先應該表現在作品的有效展示上。藝術作品的傳播架設了藝術作品與觀眾之間的橋梁，使藝術作品得以與觀眾相見，從而使藝術活動完整順暢地進行。當代藝術作品的價值更是不僅僅在于藝術水平的高低，而且與傳播狀況息息相關。有效的傳播方式能擴大作品的影響力，使其社會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同時幫助藝術家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認同；對藝術作品的傳播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回饋功能”。英國當代著名的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曾就二十世紀以來藝術文化發展做出過概括和預測。藝術問題方面，第一個階段不僅強調藝術的獨立價值，也強調所體現的特質對共同生活的重要性；隨之而來的是反抗的放逐者成分進人第二個階段，重點在于強調藝術自身的價值，甚至提供把這種價值從共同生活中分離出來；第三個階段在我們這個時代，“考慮的重點是試圖把藝術與共同的社會生活重新結合起來：這種努力以‘傳播’這個詞為中心。”這是“由于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和大規模組織的普遍成長而出現的新問題。”這表明正是大眾傳播這一信息組織傳遞方式從深層意義上扭轉了藝術發展的社會文化走向。我們知道從古至今，人們在對藝術品的看法和理解力上各不相同，是因為各個時期在藝術品的展示和傳播方式上有所不同。我們之前對整個藝術史的分析和總結，針對傳播的目的和動機，分析了藝術傳播的效果。得出展示是傳播的條件和手段，傳播是展示的目的和結果及藝術作品的展示與傳播應協同發展的結論。從而使我們今后的藝術創作過程變得更有章法、條理和計劃。

本文作者：張弦工作單位：重慶工商職業學院

(一)

海德格爾在其著名的《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載《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中，提出了一個既是美學的、在他看來根本上又是哲學的最深層次的問題，即什么是藝術作品的本源？然而，經過繞圈子的一場討論，他在文末的“后記”中卻承認這個問題是一個“藝術之謎”，“這里絕沒有想要解開這個謎。我們的任務在于認識這個謎”（第63頁）；而在“附錄”中也談到：“藝術是什么的問題，是本文中沒有給出答案的諸種問題之一。其中仿佛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而其實乃是對追問的指示”（第69頁）。在這里，我試圖通過將海德格爾的觀點與馬克思的觀點作一個比較，來說明海德格爾為什么最終未能解開這個藝術之謎，并對海德格爾的一般美學的思路作出一個初步的分析和評價。

海德格爾在這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就說道：“本源一詞在這里指的是，一件東西從何而來，通過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件東西的本源乃是這東西的本質之源”；并提出，既然藝術作品和藝術家互為本源，那就必須為雙方尋求一個“第三者”，即“藝術”，作為兩者的共同本源，“藝術以另一種方式確鑿無疑地成為藝術家和作品的本源”（第1頁）。但由于“藝術”這個詞太抽象，它的意思“恐怕也只能在作品和藝術家的現實性的基礎上存在”（同上），他又許諾說，他將“在藝術無可置疑地起現實作用的地方尋找藝術的本質”（第2頁）。由此觀之，讀者一定會以為他將從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兩個方面來討論藝術本身的本質問題。然而接下來，他一直講的只是藝術作品是什么的問題，而對藝術家如何體現藝術這個本源的問題置之不顧。在他看來，藝術作品是一獨立自存的“純然物”，作為“物”（Ding），它“物著”（dingt，或譯“物起來”）；固然，“作品要通過藝術家進入自身而純粹自立”，但“正是在偉大的藝術中(本文只談論這種藝術)，藝術家與作品相比才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作品的產生，他就像一條在創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第24頁）。這種“沒有藝術家的藝術作品”的觀點對后來的現象學美學和解釋學美學的?跋煬藪螅導噬匣煜肆礁霾煌憒紊系奈侍猓炊宰髕返囊帳跫壑檔鈉蘭畚侍夂駝庵忠帳跫壑檔睦叢次侍狻F蘭圩髕肥蔽頤強梢園巖帳跫移蒼諞槐擼黃蘭鄣淖髕罰捌浼壑擔┦僑綰臥斐傻模此健氨淮醋鞔嬖凇保℅eschaffensein,亦可譯作“被創作”），畢竟也是一個撇不開的重要問題。海德格爾此后也勉強承認：“甚至看來幾乎是，在我們追求盡可能純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時，我們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終是作品——寧可說是一個被創造的東西”（第40頁），“無論我們多么熱誠地追問作品的自立，如果我們不領會藝術作品是一個制成品，就不會找到它的現實性……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的由藝術家所賦予的被創作存在之中”，“在這一事實的強迫下，我們不得不深入領會藝術家的活動，以便達到藝術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據作品自身來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這種做法已證明是行不通的”（第41—42頁）。

但海德格爾的一切論證都說明，他仍然是立足于藝術作品的立場來附帶地討論藝術家的問題。“創作的本質卻是由作品的本質決定的”（第44頁）。他不是問：誰創作了藝術品？而只是以被動態的方式問：藝術品是如何被創作的？他輕描淡寫地說：“從作品中浮現出來的被創作存在并不能表明這作品一定出自名家大師之手。創作品是否能被當作大師的杰作，其創作者是否因此而為眾目所望，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并非要查清姓名不詳的作者。……正是在藝術家和這作品問世的過程、條件都尚無人知曉的時候，這一沖力，被創作存在的這件‘事’（即Daβ，中譯本作“此一”，意思不明確，似可譯為“事”或“情況”）就已在作品中最純粹地出現了”（第49頁）。似乎問題只涉及作者的“名聲”這種不重要的小事。但其實，藝術家之成為藝術家，并不在于他是否有名，而在于他憑什么及如何創作出他的作品來。歸根結底，即使藝術家并不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甚至是“匿名”的，我們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不是藝術家本人又是什么呢？海德格爾在文章中通篇致力于一方面把藝術品與“器具”的制作區分開來，另方面把作品中所生發的真理（“解蔽”或“去蔽”）與通常的“真理”概念（“符合”）區分開來。但什么是“好”的（偉大的）藝術品與“拙劣的”藝術品的區別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好”的藝術品中的“器具”因素更少，或是“真理”因素更多？如果是前者，那就僅僅是一個態度問題，越是真誠地（不帶器具性地）創作就越能出好作品，而一個兒童的信手涂鴉無疑就是最真誠（最“好”）的作品了；如果是后者，那就更加使人連態度也無所適從了，因為他并沒有給我們提供出衡量真理“多少”的標準。試問，何謂“去蔽”？如何才叫“敞開”？是否只要有決心和勇氣（里爾克所謂“秉氣勇毅”而不“貪營私利”，見海德格爾：《詩人何為？》，載《林中路》第281頁）就能生發真理？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包括海德格爾自己）曾為建立納粹的“國家”而作出“本質性的犧牲”（第45頁），后來不是都發現自己受了奧斯威辛最大的“蒙蔽”嗎？誰能擔保藝術中不會出現同樣的情況？他選中梵高和荷爾德林作他的“偉大藝術家”的例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的名氣的緣故？梵高的“農鞋”和任何別人畫的一雙鞋、甚至和一雙鞋的照片到底有什么區別？

顯然，當海德格爾為了把自己和人本主義（及與此相連的“存在主義”、“浪漫主義”）區別開來，而從現象學的立場上把藝術家和主體都放到“括號”里去時，他已經堵塞了回答上述問題的道路。藝術的標準（包括藝術和非藝術的標準及好藝術和差藝術的標準）只能是人性的標準，離開人來談藝術（藝術品）必然會落入空談。海德格爾當然也沒有完全拋開人，他也談到在他的藝術的本質定義“藝術是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中，“誰”或者以何種方式“設置”是一個“始終未曾規定但可規定的”問題，因而其中“隱含著存在和人之本質的關聯”（第70頁）；但他把人（藝術家）僅僅看作藝術品本身實現自己的“作品性”的工具（正如“此在”僅僅是窺視那個絕對“存在”的“窗口”）；藝術作品的存在雖然是借助于藝術家而“被創作存在”，但根本說來卻并不在藝術家身上，也不在別的人身上，而是獨立地另有所在。這是一種超于人的“存在”、超于人的“真理”和超于人的“歷史”：“藝術乃是根本性意義上的歷史”（第61頁），即“真理”本身的“歷史”。把握這一點，是從總體上領會海德格爾美學思想的入口。

不難發現，海德格爾這種立場與黑格爾的立場是何其相似！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學派的話也完全可以適用于海德格爾：“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擁有任何無窮盡的豐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戰斗中作戰’！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頁。）的確，海德格爾的“藝術”和“藝術作品”、“存在”、“歷史”（“歷史性民族”）和“真理”，正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一樣，都已經是“人格化”了的；不同的只是，它們并沒有像黑格爾那樣引向純粹抽象的邏輯理念，而是被歸屬于“大地”（Erd），即某種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海德格爾把“大地”稱為“人在其上和其中賴以筑居的東西”、“一切涌現者的返身隱匿之所”和“庇護者”，它“作為家園般的基地而露面”（第26頁），在它之上，世界建立起來，就像一場戲劇在舞臺上演出一樣。但把世界建立為世界、使世界（Welt）“世界著”（weltet，中譯本作““世界化”）的是作品（第28頁），也就是藝術。所以，“立于大地之?喜⒃詿蟮刂校沸緣娜死嘟⒘慫竊謔瀾韁械鈉芫印S捎誚⒁桓鍪瀾紓髕分圃歟╤erstellen）大地”，即“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個世界的敞開領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讓大地成為大地”（第30頁）。值得注意的是，與黑格爾的這一區別倒是恰好使海德格爾與馬克思接近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

一

海德格爾在這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就說道：“本源一詞在這里指的是，一件東西從何而來，通過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件東西的本源乃是這東西的本質之源”；并提出，既然藝術作品和藝術家互為本源，那就必須為雙方尋求一個“第三者”，即“藝術”，作為兩者的共同本源，“藝術以另一種方式確鑿無疑地成為藝術家和作品的本源”（第1頁）。但由于“藝術”這個詞太抽象，它的意思“恐怕也只能在作品和藝術家的現實性的基礎上存在”（同上），他又許諾說，他將“在藝術無可置疑地起現實作用的地方尋找藝術的本質”（第2頁）。由此觀之，讀者一定會以為他將從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兩個方面來討論藝術本身的本質問題。然而接下來，他一直講的只是藝術作品是什么的問題，而對藝術家如何體現藝術這個本源的問題置之不顧。在他看來，藝術作品是一獨立自存的“純然物”，作為“物”（Ding），它“物著”（dingt，或譯“物起來”）；固然，“作品要通過藝術家進入自身而純粹自立”，但“正是在偉大的藝術中（本文只談論這種藝術），藝術家與作品相比才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作品的產生，他就像一條在創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第24頁）。這種“沒有藝術家的藝術作品”的觀點對后來的現象學美學和解釋學美學的影響巨大，但實際上混淆了兩個不同層次上的問題，即對作品的藝術價值的評價問題和這種藝術價值的來源問題。評價作品時我們可以把藝術家撇在一邊，但被評價的作品（及其價值）是如何造成的，即所謂“被創作存在”（Ggschaffensein，亦可譯作“被創作”），畢竟也是一個撇不開的重要問題。海德格爾此后也勉強承認：“甚至看來幾乎是，在我們追求盡可能純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時，我們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終是作品——寧可說是一個被創造的東西”（第40頁），“無論我們多么熱誠地追問作品的自立，如果我們不領會藝術作品是一個制成品，就不會找到它的現實性……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的由藝術家所賦予的被創作存在之中”，“在這一事實的強迫下，我們不得不深入領會藝術家的活動，以便達到藝術作品的本源。完全根據作品自身來描述作品的作品存在，這種做法已證明是行不通的”（第41—42頁）。

但海德格爾的一切論證都說明，他仍然是立足于藝術作品的立場來附帶地討論藝術家的問題。“創作的本質卻是由作品的本質決定的”（第44頁）。他不是問：誰創作了藝術品？而只是以被動態的方式問：藝術品是如何被創作的？他輕描淡寫地說：“從作品中浮現出來的被創作存在并不能表明這作品一定出自名家大師之手。創作品是否能被當作大師的杰作，其創作者是否因此而為眾目所望，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并非要查清姓名不詳的作者。……正是在藝術家和這作品問世的過程、條件都尚無人知曉的時候，這一沖力，被創作存在的這件‘事’（注：即Daβ，中譯本作“此一”，意思不明確，似可譯為“事”或“情況”。）就已在作品中最純粹地出現了”（第49頁）。似乎問題只涉及作者的“名聲”這種不重要的小事。但其實，藝術家之成為藝術家，并不在于他是否有名，而在于他憑什么及如何創作出他的作品來。歸根結底，即使藝術家并不在他的作品中出現，甚至是“匿名”的，我們在作品中所看到的不是藝術家本人又是什么呢？海德格爾在文章中通篇致力于一方面把藝術品與“器具”的制作區分開來，另方面把作品中所生發的真理（“解蔽”或“去蔽”）與通常的“真理”概念（“符合”）區分開來。但什么是“好”的（偉大的）藝術品與“拙劣的”藝術品的區別呢？況且，他選中梵高和荷爾德林作他的“偉大藝術家”的例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的名氣的緣故？梵高的“農鞋”和任何別人畫的一雙鞋、甚至和一雙鞋的照片到底有什么區別？

顯然，當海德格爾為了把自己和人本主義（及與此相連的“存在主義”、“浪漫主義”）區別開來，而從現象學的立場上把藝術家和主體都放到“括號”里去時，他已經堵塞了回答上述問題的道路。藝術的標準（包括藝術和非藝術的標準及好藝術和差藝術的標準）只能是人性的標準，離開人來談藝術（藝術品）必然會落入空談。海德格爾當然也沒有完全拋開人，他也談到在他的藝術的本質定義“藝術是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中，“誰”或者以何種方式“設置”是一個“始終未曾規定但可規定的”問題，因而其中“隱含著存在和人之本質的關聯”（第70頁）；但他把人（藝術家）僅僅看作藝術品本身實現自己的“作品性”的工具（正如“此在”僅僅是窺視那個絕對“存在”的“窗口”）；藝術作品的存在雖然是借助于藝術家而“被創作存在”，但根本說來卻并不在藝術家身上，也不在別的人身上，而是獨立地另有所在。這是一種超于人的“存在”、超于人的“真理”和超于人的“歷史”：“藝術乃是根本性意義上的歷史”（第61頁），即“真理”本身的“歷史”。把握這一點，是從總體上領會海德格爾美學思想的入口。

不難發現，海德格爾這種立場與黑格爾的立場是何其相似！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學派的話也完全可以適用于海德格爾：“歷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擁有任何無窮盡的豐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戰斗中作戰’！創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注：《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頁。）的確，海德格爾的“藝術”和“藝術作品”、“存在”、“歷史”（“歷史性民族”）和“真理”，正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一樣，都已經是“人格化”了的；不同的只是，它們并沒有像黑格爾那樣引向純粹抽象的邏輯理念，而是被歸屬于“大地”（Erd），即某種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海德格爾把“大地”稱為“人在其上和其中賴以筑居的東西”、“一切涌現者的返身隱匿之所”和“庇護者”，它“作為家園般的基地而露面”（第26頁），在它之上，世界建立起來，就像一場戲劇在舞臺上演出一樣。但把世界建立為世界、使世界（Welt）“世界著”（weltet，中譯本作“世界化”）的是作品（第28頁），也就是藝術。所以，“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歷史性的人類建立了他們在世界之中的棲居。由于建立一個世界，作品制造（herstellen）大地”，即“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個世界的敞開領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讓大地成為大地”（第30頁）。值得注意的是，與黑格爾的這一區別倒是恰好使海德格爾與馬克思接近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

當站在牢固平穩的地球［大地］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現實的、有形體的人通過自己的外化而把自己的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作為異己的對象創立出來時，這種創立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而這些本質力量的作用也必然是對象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對象地活動著，而只要它的本質規定中沒有包含著對象性的東西，那么它就不能對象地活動。它所以能創造或創立對象，只是因為它本身是為對象所創立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創立活動中從自己的“純粹的活動”轉向對象之創造，而是它的對象性的產物僅僅證實了它的對象性的活動，證實了它的活動是對象性的、自然的存在物的活動。（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頁。）

摘要：鋼琴藝術在我國發展有百年歷史，藝術水準取得巨大進步。音樂家通過鋼琴這一載體，向人們演奏鋼琴藝術作品。人們透過欣賞鋼琴作品帶來審美特征，享受鋼琴藝術的獨特魅力。本文首先闡述我國鋼琴藝術發展概述，使人們了解鋼琴在我國的發展歷程。透過了解我國傳統古典音樂特色與本土文化，與鋼琴演奏相結合，展現具有中國特色的鋼琴藝術作品。

關鍵詞：鋼琴藝術；審美；分析

鋼琴自傳入我國開始，受到眾多鋼琴家、藝術家的追捧。最初，所有熱愛鋼琴藝術作品的音樂愛好者、藝術家，欣賞西方的鋼琴藝術作品展現的審美特征，享受音樂藝術魅力。近代開始，經過鋼琴家、作曲家的創新研究。基于西方鋼琴演奏方法，加入中國的傳統音樂。將鋼琴藝術作品的展現形式，變得更為豐富。使人們既可欣賞純西方鋼琴作品的立體恢弘藝術特征，還可享受具有中國獨特韻味的鋼琴藝術作品帶來的審美特征。

一、我國鋼琴藝術發展概述

我國鋼琴藝術的發展起源于國外，世界上第一架鋼琴由意大利人創造。自世界上誕生第一架鋼琴開始，鋼琴藝術迅速風靡世界。鋼琴因具有其他樂器無法相媲美的音樂表現力等特色，被譽為樂器之王。鋼琴具有廣博音域，被眾多音樂家及音樂愛好者鐘愛，并創造出海量音樂作品。在我國，鋼琴進入較晚。鋼琴首次出現在我國是明朝明神宗時期，真正在我國得以發展是清末時期。當時清政府興辦洋式學堂，學堂樂歌由此發展而來，使鋼琴作為輔助樂器演奏學堂樂歌。20世紀40年代，在北京創立公立音樂學院，我國開始正規式音樂教育。帶動許多熱愛音樂的人們，系統化、專業化進入音樂學習中。并培養出我國第一批鋼琴演奏家，如周廣仁、傅聰等，標志著鋼琴藝術在我國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自80年代起我國學鋼琴的人迅速增長，直至今日仍有許多人刻苦學習鋼琴知識。其中部分人在世界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比如我國的鋼琴演奏家郎朗等。

二、結合我國本土文化分析鋼琴藝術作品的審美藝術特征

摘要：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梳理鄉村公共藝術類型以及國內外設計現狀，并以湖州市義皋村為例，對該村落公共藝術作品的創新設計進行探討。首先從村落形態、生產生活、社會習俗三個方面總結義皋村的特色，通過對義皋村進行走訪與調研，分析該村目前公共藝術作品設計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而后提出義皋村公共藝術作品創新設計理念和設計思路，從溇港村落的形態、水鄉建筑的裝飾特色、生產生活的器具和場景中提取設計元素，對義皋村落的公共休憩設施、照明設施、互動雕塑進行創新設計。

關鍵詞：鄉村振興；公共藝術；義皋村；創新設計溇

港是太湖流域重要的水利工程，集水利、經濟、生態、文化于一體，具有排澇、灌溉、通航等綜合功能。湖州義皋村為太湖溇港地區的一個特色村落，近年來當地文旅發展迅速，助力鄉村振興。但是和多數村落一樣，該村目前的公共藝術作品缺乏特色，不能很好地向游人展現溇港的特色文化。因此，筆者以溇港歷史和村落特色為基礎，通過資料整理與調研分析，總結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藝術設計存在的問題及村民、游客真正的需求，以提升義皋村公共藝術作品設計的文化性、互動性，充分展示其地域文化。

一、鄉村公共藝術的類型與設計現狀

（一）公共藝術的概念與類型

公共藝術泛指公共空間中具有公共性質的藝術形態及藝術活動，是創造性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獨特藝術形式，核心價值表現為地方公眾參與的具有在地性的藝術，是公眾共同享有的文化藝術。中華文化藝術的根脈在鄉村，五千年農耕文明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國鄉村攜帶著中華文明的基因[1]。鄉村公共藝術包括傳統藝術、地景藝術和裝置藝術。傳統藝術是將文化與設計結合，展現先民的生活實踐，使人更好地了解過去人民的生產生活[2]。地景藝術是將藝術創作和大自然相結合，以大地為創作背景，水、風、土等為設計資源，在人為因素的影響下，創造出設計者想要的畫面，傳達出設計者的設計理念[3]。裝置藝術是將人類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費或未消費過的物質文化實體，進行藝術性有效選擇、利用、改造、組合，以互動的方式，讓參觀者切身進入藝術家所創造的藝術空間中，切身感受裝置藝術的魅力[4]。本文的設計結合了傳統藝術與裝置藝術，兼具文化內涵與趣味性。

摘要：本文專注于研究2019年至2020年間當代藝術作品（主要是繪畫）的交易情況。通過走訪、調研全國各地的40家畫廊，以采訪、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研究，以各家畫廊的相關負責人為主要訪談對象，著重分析線下展覽、交易的局限性以及當代藝術作品越來越容易在線上達成交易的原因。為確保本文參考數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將選取大量數據進行變量分析，這些變量參數主要為受訪畫廊的規模、類型和年限。

關鍵詞：當代藝術；藝術市場；線上交易

2011年以來，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整體一直都處于低潮態勢，今年的疫情更使其雪上加霜。由于疫情影響，許多業內人士將目光轉向線上，并在其中探索藝術品市場新的可能性。本文著重分析藝術品線上交易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方式、結果等，探究中國藝術品市場，尤其是當代藝術領域線上交易的未來前景。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和比對，自2011年以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低迷狀態持續至今。究其根本原因，不僅在于受眾所具備的美學意識和審美水平良莠不齊，更多則是因為中國國內藝術品市場的固有化，即國內的大部分畫廊基本遵循一個模式：看展—拍賣。但是由于疫情的到來，使得買家無法親臨其境、去品味畫作的藝術魅力，因此畫作的主人就需要聯合畫廊主辦者共同推進線上宣傳畫作的能力，這意味著“電子畫廊”的應運而生。盡管“電子畫廊”只是一種手段，從實質上來說，實體畫廊的地位依然穩固，而“線上”畫廊模式卻為藝術品市場整體帶來了疫情時代的全新經濟渠道。

一、疫情之下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應對策略

2019年至2020年的疫情期間，國內外近六成的畫廊因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上海知名畫廊——ARTMENGSPACE孟空間相關負責人孟祥俐就表示，疫情時期經營畫廊絕非易事。孟祥俐指出：“人們的足不出戶導致了一整年的辛苦籌備全部化為泡影，這是我個人的損失，也是許多同行的心痛所在。因為畫廊負責人都知道，畫廊的生意全在于受眾的身臨其境，去和這些不同畫家、不同流派的畫作進行精神上的溝通，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走近一幅畫，從而萌生成為其主人的想法。雖然線上畫廊的成效不錯，但其實我們整體的銷售額度還是較之往年有所虧損。”全國的藝術博覽會在疫情影響下的舉辦頻次驟減；而藝博會是藝術市場中重要的信息集合、作品展示、交易流通的平臺；因此，其數量的減少對藝術市場造成的沖擊顯而易見。但正如諸多其他行業所做的那樣，中國的藝術市場也在積極尋求新的可能性。于是，人們不可避免地把目光轉向線上，并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較為成熟的運作體系，還期望長久地發展下去。其實在互聯網時代，疫情的到來不過是對藝術品的線上交易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而線上畫廊的構想早已出現，只是還未普及，只是在疫情的風口浪尖上，畫廊的生存其實已和線上模式的推行息息相關。因為線上畫廊可以有效地規避人流量大、畫廊現場承載受眾數量有限的客觀局限，也能夠站在畫廊視角為受眾普及畫廊的展覽主題，而受眾則可以快速地從各個角度欣賞到平時可能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夠得以欣賞的名畫。正是在這種時代大潮下，絕大多數畫廊主選擇入駐已有的互聯網大平臺，而非再自建平臺。因為大型平臺的集合力量是壟斷性的，它可以提供數量龐大的客戶群體。據南京“逸空間”畫廊負責人提供數據顯示：“我們僅在線上的半年試運營期就已經達到了500萬元的營業額，而且這只是在順便兼顧的情況下，如果專注于線上運營，營業額可以達到3000萬元到5000萬元。”雖然上述營業額中還沒有減去各種成本，也是不完全統計，只是一家畫廊的數據，但從2020年的大量媒體報道和行業研究數據不難發現，藝術市場各級主體對于線上交易的前景是普遍看好的。另外，還有部分畫廊主并沒有直接表示對線上經營的積極態度，但是他們大多承認，互聯網在未來是一個確定無疑的重要角色，藝術品的線上交易會成為藝術市場的另一條腿，與線下的藝術品經營保持互助、互補發展的、并行共強的關系。

二、畫廊線下經營的成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