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思想范文10篇

[摘要]作為二十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第一位偉大人物，孫中山對社會主義進行了一系列的評述，并大力主張和倡導社會主義，這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

早在十九世紀末，孫中山第一個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始終不渝繼承孫中山偉大事業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無數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為之犧牲、不懈奮斗的祈盼和夢想。孫中山的偉大思想無疑是照耀中華民族沖破漫長專制和黑暗的第一縷陽光。就明確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繼承。作為二十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第一位偉大人物，孫中山的偉大思想顯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汲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就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啟迪。

在十月革命前，孫中山就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進步的歷史潮流，一再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表示要實行社會主義。1912年，他發表題為《社會革命說》的演說，宣稱“今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總部發表《社會主義之發生與派別》的演講，更是盛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正是因為在孫中山這樣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領袖的極力倡導下，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為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注入新鮮血液，從而為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準備了充分的思想認識條件。

孫中山認識到“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2]為之，他提出“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愿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3]辛亥革命后，孫中山一度認為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經完成，今后應大力開展以民生主義為重點的社會革命。這也是孫中山多次論及和大力稱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的歸宿。1919年孫中山在《論三民主義》一文中，詳細闡述了民生主義的內涵。孫中山痛感“為資本家者，只知機器之為利，而不恤社會之被害也”，中國之行民生主義，即所以“消弭社會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5]1924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關于民生主義之說明》，針對黨內外一些人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傾向，他指出：“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6]，本黨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沖突，不過范圍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孫中山在演講中說：“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8]孫中山說，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9]孫中山認為，推翻滿清政府，民族主義已達，改良專制政治，民權主義已伸，“至于民生主義，非以社會主義行之，不能完全。”我們“實行民生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則仆之素志也。”[10]

[摘要]作為二十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第一位偉大人物，孫中山對社會主義進行了一系列的評述，并大力主張和倡導社會主義，這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到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

早在十九世紀末，孫中山第一個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始終不渝繼承孫中山偉大事業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無數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為之犧牲、不懈奮斗的祈盼和夢想。孫中山的偉大思想無疑是照耀中華民族沖破漫長專制和黑暗的第一縷陽光。就明確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繼承。作為二十世紀站在時代前列的第一位偉大人物，孫中山的偉大思想顯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汲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就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啟迪。

在十月革命前，孫中山就以寬廣的眼界觀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進步的歷史潮流，一再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表示要實行社會主義。1912年，他發表題為《社會革命說》的演說，宣稱“今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孫中山在上海中國社會黨總部發表《社會主義之發生與派別》的演講，更是盛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正是因為在孫中山這樣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領袖的極力倡導下，社會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為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注入新鮮血液，從而為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準備了充分的思想認識條件。

孫中山認識到“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2]為之，他提出“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愿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3]辛亥革命后，孫中山一度認為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為中心內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經完成，今后應大力開展以民生主義為重點的社會革命。這也是孫中山多次論及和大力稱頌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的歸宿。1919年孫中山在《論三民主義》一文中，詳細闡述了民生主義的內涵。孫中山痛感“為資本家者，只知機器之為利，而不恤社會之被害也”，中國之行民生主義，即所以“消弭社會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5]1924年1月，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關于民生主義之說明》，針對黨內外一些人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傾向，他指出：“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6]，本黨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沖突，不過范圍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孫中山在演講中說：“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外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8]孫中山說，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9]孫中山認為，推翻滿清政府，民族主義已達，改良專制政治，民權主義已伸，“至于民生主義，非以社會主義行之，不能完全。”我們“實行民生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則仆之素志也。”[10]

社會主義一詞最早見于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英、法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一些著作中，它由“社會的”一詞衍生而來。該詞源出于拉丁文socialis，意思是“同輩的”、“同伙的”，體現著一種集體主義思想。

集體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雖然人是以個體存在和發展為價值取向，但個體人必需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和發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發展同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聯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發展就成為集體主義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類存在的先決條件。原始社會是一種形式上典型的集體主義社會，因為自然環境的險惡，生產能力低下，生活資料的短缺，迫使他們要過集體生活，否則就會葬送自己，葬送群體。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時期，其集體主義思想都是相當濃烈的。

社會屬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個方面，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都不可能回避集體主義的存在。這是社會主義思想生命力強大之所在。

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一種集體主義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國》，在中國可以上述到《禮記·禮運》。對社會主義思想最明確的描述在中國是《禮記·禮運》，在西方是托馬斯·莫爾（1478-1535年）的《烏托邦》。不過中國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而是純集體主義思想的一種社會構思。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對立物的社會主義，它從工業革命開始，是西方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一種集體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社會主義是從托馬斯·莫爾開始，經過法國的圣西門（1760-1825年）、傅立葉（1772-1837年）、英國的歐文（1771-1858年）等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我們現在區分的各種社會主義都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流派。如果說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禮記·禮運》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最高社會道德理想，那么，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一個最大特點是它是作為資本主義初期剝削、壓迫、貧困、不平等現象的對立物對未來社會的最高道德構想。

所有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集體主義思想的衍生，是集體主義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時期的反映。社會主義思想在農業社會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為資本主義對立物的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才具有濃厚的奪取權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時代的反映。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初期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批判，它反映實行社會改造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現代社會主義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為這種生產方式基礎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競爭。它們設想將來民眾會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方式從資本家手中奪得支配生產資料和管理政府的權力。托馬斯·莫爾、意大利的康帕內拉（1568-1639年）、法國的梅葉（1664-1729年）、法國的摩萊里（1720-1780年）、馬布利（1709-1785年）等等與農業社會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大都希望社會溫情脈脈，保持農業社會，共同勞動，平均分配。與工業文明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仍然主張社會溫情脈脈，共同勞動，平均分配。

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可以表述為：社會主義思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派生物，是人類共同存在和發展的需要；在人和社會的關系上，它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從屬于社會集體。作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在馬克思的學說中表述得最為充分和全面。馬克思講的人是抽象的人，群體的人，而非具體的個人。馬克思是從社會關系來論證人的本質、人性，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哲學基礎。

[摘要]精辟概括的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對傳統榮辱觀的繼承和發展,是對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果的深刻總結,旗幟鮮明地回答了當前廣大干部群眾普遍關注和關心的社會現實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大是非問題,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很強的時代氣息。要將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落到實處,首先必須要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深刻思想內涵。

[關鍵詞]社會主義榮辱觀“八榮八恥”思想內涵

精辟概括的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是對傳統榮辱觀的繼承和發展,是對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成果的深刻總結。它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完美結合與有機統一,高度概括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本質要求,涵蓋了社會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基本內容,體現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鮮明價值導向,回答了當前廣大干部群眾普遍關注和關心的社會現實問題,明確了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大是非問題,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很強的時代氣息。

一、“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是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礎,是對愛國主義傳統美德與民族精神的本質概括,是社會主義公民必須堅持的根本立場

中國傳統思想中蘊涵著豐富深刻的愛國主義思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國之不存,何以家為”“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經典名言為千秋傳唱,為萬代記誦。知榮辱之大者,乃是以國家之榮為榮,以國家之恥為恥。千百年來,愛國主義被中華民族始終奉為道德傳統的至高原則,熔鑄在中華兒女的思想深處,貫穿于中華民族的歷史之中,并成為衡量人們是否真正愛國的道德評判標準。可以說,一部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愛國史。作為一個動態的歷史范疇,愛國主義的內涵與主題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會有所不同,卻始終有著一脈相承的精神內涵。這就是:對祖國真摯的熱愛之情和恥于危害祖國的強烈愿望。在當代中國,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新時期熱愛祖國的時代主題。“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的榮辱觀是與這一時代主題緊密相連的。圍繞這一主題,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不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熱愛自己的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要積極投身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1](P3)。

二、“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是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核心問題,是對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大力弘揚。它從根本上解決了“為什么人”的問題

一、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源流及主張

梁啟超是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的中國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讀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最早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制定了一條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路線。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的源流主要有兩個，也就是康有為的大同思想與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康有為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會主義學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書》中有他對中國古代社會主義萌芽的全面總結與理解，闡釋了近代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纏縛之苦，實現極樂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這樣論述人人平等，“既無帝王、君長，又無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為榮，所獎勵者唯智與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議”［1］。這些反映了康有為具有樸素的社會主義觀念，但在《大同書》中康有為并沒有就中國如何實現社會主義進行論述，因而從本質上仍然屬于一部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著作。作為康有為的高徒，梁啟超自小就隨康有為學習，朝夕相處直到失敗，二人相繼逃亡日本。十數年的朝夕相處讓梁啟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對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901年梁啟超發表的《南海康先生傳》一文中明顯看出來，梁啟超說“先生之哲學，社會主義哲學也。泰西社會主義，原于希臘之柏拉圖，有共產之論。及十八世紀，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組織漸完備，隱然為政治上一潛力。先生未嘗讀諸士之書，而其理想與之暗合者甚多，其論據之本，在《戴記•禮運篇》孔子告子由之語”。［2］除了康有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之外，西方社會主義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在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國飽受帝國主義的凌辱，從十九世紀中期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一直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尤其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的這一段時間，帝國主義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如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一步步將中國拉進了亡國的邊緣。為了使中國免遭滅國的危險，這個社會階層先后開始探索強國之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迫于自己的統治壓力首先開始了探索活動，在西學東進、師夷長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響下，將西方社會民主與平等思想、憲政思想、社會主義思想逐漸傳播到我國。這其中有嚴復的《天演論》，魏源的《海國圖志》等等，這些包含社會主義因素的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對當時的梁啟超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在這一時期梁啟超開始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尤其是在失敗以后，梁啟超在思考變法失敗原因時，運用社會主義思想對變法進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說:“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3］從擁護君主立憲制，到開始思考通過賦予人民平等自由權利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集中體現了他運用社會主義思想剖析變法的深入思考。梁啟超首先肯定了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干涉與放任》一文，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于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于20世紀也明矣。故曰:20世紀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4］雖然梁啟超看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并不認為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適合發展社會主義，梁啟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的一些論斷，對當時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的分析與考察，并通過在西方社會的游歷經歷將西方國家國情與當時中國國情做了全面的對比比較，并得出了當時中國不適合發展社會主義的結論，這一點與早期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中國適合通過革命的方式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主張是明顯不同的。梁啟超的理由很簡單，當時的中國不具備發展社會主義的階級基礎。梁啟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過程中發現，社會主義只能誕生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足夠數量的工人階級，并且這些工人階級在知識、思想覺悟上的水平都比較高，這能夠使工人階級團結來，產生巨大的社會革命動力。這就是梁啟超所說的“吾所見社會主義黨員，其熱誠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謂強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進一步印證了梁啟超的看法，無論是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都發生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觀中國，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封建經濟，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在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地主階級、帝國主義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經濟無論數量還是質量上都難以和自給自足的封建主義經濟相提并論。梁啟超認為，西方社會那些具有現代、較高知識水平和思想覺悟的工人階級在中國還沒有產生，因為中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作的勞動階級，絕大多數人沒有權利、民主的意識，因此在這個時候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很容易為“為蠢國之徒資利用”，既然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基礎，那么社會主義革命就無從談起。中國要想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必須先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不斷發展壯大工人階級，然后一步步走上社會主義，否則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動蕩不安，這就是梁啟超所說“進步有等級，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將不可勝言。”

二、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貢獻

(一)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提供了思想基礎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的學者，1899年10月25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了論強權一文，直接使用了“社會主義”一詞，此后“社會主義”一詞才開始被中國所認識、接受、傳播。在這一篇文章中，梁啟超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對康有為的公羊三世說進行了重新解釋和說明，點出了社會更替是不可逆轉的潮流。此后梁啟超先后發表了多篇文章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如《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中國之社會主義》、《南海康先生傳》、《干涉與放任》等數十篇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論叢》開啟全面介紹、宣傳、研究、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序幕。而縱觀二十世紀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間，早期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研究，都沒有形成像梁啟超那樣，前后多篇幅地介紹社會主義、研究社會主義的成果，無論是朱執信、孫中山，還是劉師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陸陸續續地提到了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系統的、在中國國情的基礎上、通過考察研究的方式詳細深入地研究社會主義理論，應該說梁啟超對待社會主義認真、實證研究的態度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所不具備的。由于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他集中闡述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看法，積極推動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于當時知識分子認識、接受、研究社會主義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經歷了以后，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得到迅速傳播和發展，這與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關，如在1916年先后發表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面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綱領》、《俄國大革命之影響》。以、陳獨秀、李達等人為首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看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對中國的巨大啟示意義，在國內大力宣傳通過革命方式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他們的主張與梁啟超等二十世紀初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在觀點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過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啟超在自己主編的《改造》雜志上，開辟了“社會主義研究專欄，先后多次發表了以他為首的藍公武、蔣百里、藍公彥、費覺天、張東蓀等人的社會主義長篇大論，駁斥以陳獨秀、李達等人為首的早期共產黨人通過社會革命使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的觀點，大肆宣揚基爾特式社會主義思想。梁啟超在《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中說道:“非對于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尚有所疑問也。正以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而在進行之途中，必經過一種事實—其事實之性質一方面為本主義之敵，一方面又為本主義之友。吾輩應付此種事實之態度友視耶了敵視耶?兩方面皆有極大的利害與之相緣。”所以始終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積思此事，腦為之炎，今勉強截斷眾流，稍有祈響，然終未敢自信也。”梁啟超等人的主張引起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強烈不滿，以陳獨秀、李達、為首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紛紛發表文章駁斥梁啟超等人的觀點。李達在1921年2月新青年雜志上連續發表《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銳地指出“中國是勞動過剩，并不是沒有勞動階級。在這一方面說來，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原則，卻無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獨異的。”“梁任公誤解社會主義為均產主義的說法，也就是因為忘記了社會主義更有很好的生產方法的緣故。”“據現時趨勢觀察起來，歐美日本的社會改造運動，已顯然向著社會主義進行，中國要想追蹤歐美和日本，勢不得不于此時開始準備實行社會主義”，“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主義。”［5］也在《新青年》雜志上駁斥梁啟超等人的觀點，堅決主張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舊政權，建立新式的國家政權。在這次論戰當中，梁啟超的社會主義思想雖然沒有直接的對以陳獨秀為首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產生影響，卻在客觀上通過爭論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更加深刻的認識到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狀，已經發展馬克思主義，通過社會革命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說梁啟超在這次論戰中，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不足，讓中國共產黨人在論戰當中不斷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對他們社會主義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通過這次論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模式，即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有社會主義“在生產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產過剩，在分配方面廢除了剩價值，才可以救濟經濟的危機及社會不安的狀況。”經歷這次論戰之后，中國共產黨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產黨人的主張也體現在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之中。除此之外，這論戰還大大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使廣大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為下一階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梁啟超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創建提供了干部準備

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20世紀的社會主義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時期，鄧小平時期。鄧小平在總結本世紀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比較肯定列寧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寧是在1924年1月過早逝世的，當時只有54歲。因此，列寧沒有年齡意義上的晚年，只有思想發展階段意義上的晚年。他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在1921年3月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后，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個飛躍和升華，這是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高峰。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三重涵義，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即：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

新經濟政策

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個層次內容體現為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領導人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為標志實行的新政策。所以強調“新”，是針對舊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以突出“經濟”，出臺的政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1.用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比余糧征集制低得多。稅額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農民提高農業產量。農民有權支配納稅后的余糧，用來交換必要的工業品和其它物資。列寧指出，余糧征集制是單純從國家方面著眼，而現在的實物稅則是“不但要從保證國家方面著眼，而且要從保證小農戶方面著眼。”（《列寧全集》第41卷第22頁）糧食稅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并從經濟上鞏固了工農聯盟。

2.工業企業非國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經濟政策改變了國內戰爭時期關于工業企業普遍國有化的做法，允許私人經營企業，并且將一部分國有化了的企業退還給原企業主，由私人經營。國家還采取了租賃制等措施，將一部分企業出租給私人經營。在農業方面，國家允許并支持小農經濟發展。在商業方面，國家支持和鼓勵私人經營中小型商業企業。在實踐中，列寧闡述了多種經濟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發展商業，包括國營商業機構和私商，建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點。列寧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是沒有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社會，并試圖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取消商品和貨幣。但是在實踐中碰了壁，于是轉而采取靈活措施，主張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充分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促進工農業生產品的流通，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寧指出：“在1921—1922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過渡形式中，商業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能緊緊‘抓住’這個環節，那么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一定能夠掌握整個鏈條。否則我們就掌握不了整個鏈條，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列寧選集》第4卷第614頁）為此，列寧號召共產黨人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

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20世紀的社會主義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寧時期，斯大林時期，時期，鄧小平時期。鄧小平在總結本世紀社會主義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出鄧小平是比較肯定列寧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寧是在1924年1月過早逝世的，當時只有54歲。因此，列寧沒有年齡意義上的晚年，只有思想發展階段意義上的晚年。他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在1921年3月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后，社會主義思想有一個飛躍和升華，這是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高峰。列寧晚年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三重涵義，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即：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構想；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

新經濟政策

列寧晚年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個層次內容體現為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領導人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從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為標志實行的新政策。所以強調“新”，是針對舊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所以突出“經濟”，出臺的政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新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

1.用糧食稅代替余糧征集制，糧食稅的稅額比余糧征集制低得多。稅額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農民提高農業產量。農民有權支配納稅后的余糧，用來交換必要的工業品和其它物資。列寧指出，余糧征集制是單純從國家方面著眼，而現在的實物稅則是“不但要從保證國家方面著眼，而且要從保證小農戶方面著眼。”（《列寧全集》第41卷第22頁）糧食稅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并從經濟上鞏固了工農聯盟。

2.工業企業非國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經濟政策改變了國內戰爭時期關于工業企業普遍國有化的做法，允許私人經營企業，并且將一部分國有化了的企業退還給原企業主，由私人經營。國家還采取了租賃制等措施，將一部分企業出租給私人經營。在農業方面，國家允許并支持小農經濟發展。在商業方面，國家支持和鼓勵私人經營中小型商業企業。在實踐中，列寧闡述了多種經濟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發展商業，包括國營商業機構和私商，建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點。列寧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認為社會主義是沒有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社會，并試圖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取消商品和貨幣。但是在實踐中碰了壁，于是轉而采取靈活措施，主張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充分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系，促進工農業生產品的流通，以滿足城鄉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寧指出：“在1921—1922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過渡形式中，商業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能緊緊‘抓住’這個環節，那么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一定能夠掌握整個鏈條。否則我們就掌握不了整個鏈條，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列寧選集》第4卷第614頁）為此，列寧號召共產黨人要學會管理經濟，學會文明經商。

緒言：研究本課題的一些認識

孫中山逝世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從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歷史學者，都一直對孫中山給予很高的評價，并對他抱有極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覺察，這種情況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對于孫中山的評價和敬意，基本上是針對他的歷史功績而發的。孫中山學說被視為珍貴的精神遺產，主要也是著眼于它的歷史作用。至于說到孫中山學說的現實意義，即在當今現實社會中的價值表現或積極作用，除卻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這一類具有超越時代美德屬性的抽象思想范疇外，則往往遭到漠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觀點所支配：孫中山是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張不脫為提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想，而在中國大陸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之后，這些思想主張較之南轅北轍，更是落伍和過時的了。

孫中山學說被漠視的這種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了一些改變。""結束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及有關做法，而提出了全黨全國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任務和改革開放的方針。這樣，人們在更新思想和社會實踐過程中越來越發現，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去和現在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在孫中山學說特別是他的經濟學說里已多少有所闡發或作過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見；即使今天中國的現實條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他的思想主張依然具有重要的啟迪、借鑒甚至繼承的意義。因此，孫中山的經濟學說日益成為歷史學者所矚目的研究課題，有些省區和城市甚至在制訂建設規劃時也企圖從《實業計畫》這類著作中汲取養料。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孫中山學說中那些具有現實價值的思想見解，從性質上說，僅屬于與社會主義相敵對的思想體系中某些可資利用的合理因素呢，還有和社會主義確有相通之處？

讀者們只稍瀏覽一下海峽兩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本，便不難發現，孫中山本人坦然承認自己服膺社會主義、論及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書中占據了極大的篇幅。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除歐美和日本少數學者曾對此發表一些評論外，在中國卻絕少有人進行過研究，尤其是專門的、客觀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實為中國的政治現實情況使然。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政壇壁壘分明，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兩種勢力尖銳對立，知識分子也隨之有明確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場的研究者，一貫視社會主義若洪水猛獸，故不愿讓社會主義的"異端邪說"來玷污"國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則向來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正統，也不肯承認"資產階級革命家"能有社會主義思想。盡管雙方的立場截然相反，在評價孫中山時盡量避而不談他的社會主義卻是相當一致的。似此情形，顯然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并不相容。

研究歷史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出發點，這是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觀的歷史事實，來源于對經過認真審查的歷史資料的充分占有。而當把歷史人物（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時，其本人所曾發表的言論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應予高度重視的第一手史料（雖還不只限于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時也可能發現這類史料與其本人的思想實際并不完全相符的情況，例如故意偽裝或欺騙，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這些第一手史料時，則須作出富有說服力的證明。應該承認，有不少嚴肅的史學工作者是做到了這一點的。而最難以令人信服的一種研究現象是，對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論文字不屑一顧，對其客觀具體的思想實際也視而不見，而是依憑某些先入為主的理論原則或把某些權威人士的論說當作套語，通過理論邏輯的推演，輔以剪裁史料、閹割史實來得出結論。老實說，這根本不是研究過程所需的科學抽象，而是一種變相的唯心主義研究方法。

緒言：研究本課題的一些認識

孫中山逝世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從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到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歷史學者，都一直對孫中山給予很高的評價，并對他抱有極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覺察，這種情況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即對于孫中山的評價和敬意，基本上是針對他的歷史功績而發的。孫中山學說被視為珍貴的精神遺產，主要也是著眼于它的歷史作用。至于說到孫中山學說的現實意義，即在當今現實社會中的價值表現或積極作用，除卻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這一類具有超越時代美德屬性的抽象思想范疇外，則往往遭到漠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觀點所支配：孫中山是歷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張不脫為提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構想，而在中國大陸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之后，這些思想主張較之南轅北轍，更是落伍和過時的了。

孫中山學說被漠視的這種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了一些改變。""結束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及有關做法，而提出了全黨全國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任務和改革開放的方針。這樣，人們在更新思想和社會實踐過程中越來越發現，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去和現在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在孫中山學說特別是他的經濟學說里已多少有所闡發或作過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見；即使今天中國的現實條件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他的思想主張依然具有重要的啟迪、借鑒甚至繼承的意義。因此，孫中山的經濟學說日益成為歷史學者所矚目的研究課題，有些省區和城市甚至在制訂建設規劃時也企圖從《實業計畫》這類著作中汲取養料。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孫中山學說中那些具有現實價值的思想見解，從性質上說，僅屬于與社會主義相敵對的思想體系中某些可資利用的合理因素呢，還有和社會主義確有相通之處？

讀者們只稍瀏覽一下海峽兩岸出版的孫中山全集本，便不難發現，孫中山本人坦然承認自己服膺社會主義、論及關于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書中占據了極大的篇幅。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除歐美和日本少數學者曾對此發表一些評論外，在中國卻絕少有人進行過研究，尤其是專門的、客觀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實為中國的政治現實情況使然。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政壇壁壘分明，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兩種勢力尖銳對立，知識分子也隨之有明確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場的研究者，一貫視社會主義若洪水猛獸，故不愿讓社會主義的"異端邪說"來玷污"國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則向來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正統，也不肯承認"資產階級革命家"能有社會主義思想。盡管雙方的立場截然相反，在評價孫中山時盡量避而不談他的社會主義卻是相當一致的。似此情形，顯然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并不相容。

研究歷史必須以客觀事實為出發點，這是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觀的歷史事實，來源于對經過認真審查的歷史資料的充分占有。而當把歷史人物（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思想作為研究對象時，其本人所曾發表的言論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應予高度重視的第一手史料（雖還不只限于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時也可能發現這類史料與其本人的思想實際并不完全相符的情況，例如故意偽裝或欺騙，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這些第一手史料時，則須作出富有說服力的證明。應該承認，有不少嚴肅的史學工作者是做到了這一點的。而最難以令人信服的一種研究現象是，對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論文字不屑一顧，對其客觀具體的思想實際也視而不見，而是依憑某些先入為主的理論原則或把某些權威人士的論說當作套語，通過理論邏輯的推演，輔以剪裁史料、閹割史實來得出結論。老實說，這根本不是研究過程所需的科學抽象，而是一種變相的唯心主義研究方法。

第一節莫爾的農業烏托邦

莫爾（1478—1535）是十六世紀英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思想家。作為資產階級活動家的莫爾卻以其闡發的社會主義思想而名垂史冊，這恐怕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事情。

托馬斯·莫爾屬于英國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一員，他于1478年2月7日誕生在倫敦一個富人家庭，父親約翰·莫爾曾擔任過英國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國法律的專家。莫爾兒童時代就學于倫敦的圣安托尼學校，掌握了當時學者們的國際語言——拉丁語。十三歲時，老莫爾將其托付給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當時英國著名的開明政治家，對科學、藝術和文學很有修養，使莫爾得以擴大知識面。1492年，莫爾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古典文學。牛津大學是當時英國研究人文主義的中心，許多人文主義者均產生于此。莫爾在人文主義思想熏陶下，成為一個著名的人文主義者。與此同時，莫爾也受到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的思想影響，他把柏拉圖關于建立奴隸主貴族財產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勞動人民的平等要求，從中吸取了改造社會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爾的父親卻希望他去當法官，反對莫爾愛好古典東西。1494年，根據父親的意見，莫爾從牛津大學退學，轉入新法學院，攻讀法律。畢業后，莫爾進入了倫敦的律師界當律師。莫爾為人正直，處處為受害的訟者著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倫敦法律界享有頭等律師的名聲，嶄露頭角。1504年，年僅二十六歲的莫爾被選為國會議員。不久莫爾因在國會中反對英王亨利七世為公主婚禮向國會索取巨額補助款項，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脫離政治活動。他回到律師界，進一步研究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

1510年，莫爾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為倫敦市副執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爾才能出眾，辦事公正，博得了倫敦市民、商人的擁戴。1515和1516年，在英國商人的一再敦請下，英王先后委派莫爾出使尼德蘭和加來，調解英國同當地之間的商業糾紛。莫爾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經過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寫作了名著《烏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時的盧文城出版。《烏托邦》一書的問世，轟動了整個英國社會以至歐洲各國，不久陸續被譯成歐洲許多種文字。

莫爾的博學和政績，特別是《烏托邦》一書的出版，使他獲得很高的聲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爾為王室請愿裁判長。以后，莫爾擔任過副財務大臣、下議院議長，并獲得爵士稱號。1529年莫爾被任命為大法官（類似首相的職務）。莫爾雖然已經成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沒有改變在《烏托邦》中所表達的政治觀點。莫爾反對亨利八世為了擴大王權、掠奪教會財產所推行的英國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辭去大法官的職務，以示對抗。1534年，莫爾堅決拒絕宣誓承認英王在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倫敦塔。英王還利用總檢察官做假證人，檢舉莫爾說過“國會無權宣布亨利八世為教會最高首腦”的話。法庭根據這個誣告，判決莫爾死刑。1535年7月6日，莫爾在倫敦塔監獄被處死，終年五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