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問題范文10篇

一、農民貧困問題長久存在的原因

在貧困成因上，龔振認為貧困產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六個方面：思想的貧困、組織的貧困、資金的貧困、產業的貧困、人才的貧困和政策的貧困[1]。但從近年來中國社會轉型、體制轉軌所造成影響，農民貧困問題也可以從發展戰略、社會政策、農村基本建設能力三方面更深層次來探討。

首先，中國長期以來在城鄉實行二元制管理，這種管理制度造成了城市與農村發展兩條路、兩種經濟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發展的目標首先是完成工業化的資金積累，而當時中國的工業基礎相當的落后，要靠工業自身的力量快速發展起來是相當困難，資金與原材料的缺乏就使得工業發展不得向更加落后的農業提要求，用“剪刀差”的方法從農村獲得資源來滿足工業需求。而工業化的發展卻并沒有給農村帶來多大的利益，相反，工業化的結果就是城市化。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盡如人意，他們成為城市中的“弱勢群體”，被社會排斥，成為了“‘新貧困’群體”[2]。

其次，中國實行的社會政策從來都是以城市為重點，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對城市實行的“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國家—單位保障制度，只要有城市戶口，一個人從生到死都享受到了一種國家全方位的福利保障。而農村基本上只有一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形式，在各個大隊設立由赤腳醫生為主打的醫療服務，盡管在1956年頒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章程》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對于缺乏勞動力或者完全喪失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廢的社員在生產和生活上給予一定的安排與照顧，保證年幼的受到限制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這對于生產力極端低下的農村這些只是一個美好的愿望，至多在農村產生了一個“五保”制度。農村的社會保障范圍太低、待遇太少。

再次，農村由于種種原因在生產建設、自我發展方面缺乏基本建設能力，許多人認為與農村自然條件差、農民素質低下、農業發展的速度趕不上工業發展的速度有關。似乎農民的貧困原因是農民自身原因造成的，但總觀中國發展的歷程來看，導致農民至今依然貧困的原因恰恰是社會客觀條件造成的。農民有著強烈的擺脫貧困的意愿，從目前許多農民不得不離開鄉土到對農民具有歧視的城市尋找生存機會可以看出，農民不僅有意愿改變目前的生存狀態，他們也有能力去改變農村的面貌，只是社會有了過多的對農村發展的限制造成了他們的能力得不到發揮。

二、賦權對解決農民貧困問題的意義

1、農民貧困問題概述

（一）貧困的定義

貧困首先被看作是一種經濟現象。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貧困是由于收入不足而導致的生活匱乏狀態。因而，有人把貧困界定為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也有人把貧困界定為個人或家庭的經濟收入不能達到社會可接受的生活標準那種狀況。

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SEN)認為，貧困的真正含義是貧困人口創造收入能力和機會的貧困，貧困意味著貧困人口缺少獲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1]

社會學界定的貧困與經濟學界定的貧困不同。從社會學角度來講，貧困是以人為主體的概念，是人或社會群體的貧困。貧困是人的發展權利實現不足或未能得到實現。我們認為貧困是與發展相對應的概念。貧困就其本質而言就是發展不足。即經濟與人文發展指數都低于一定的標準。

(二)貧困的類型

*口市地處*中上游，是*平原與*山區的結合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調水源頭。*自西向東橫貫市境百余公里，是集老區、山區、庫區于一體的貧困縣（市）。2002年被列入國家新一輪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市）。全市國土面積3121平方公里，總人口50.24萬人，其中農村人口33.6萬人。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市目前尚有相對集中的三個貧困帶，即*以北秦嶺余脈石灰巖地區貧困帶、*以南大巴山武當山高寒山區貧困帶和*口水庫庫區貧困帶。農村貧困人口達12.2萬人。

這是一塊紅色的土地，這里曾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鄂西北均房蘇區的核心區域，是抗日戰爭時期革命力量聚集地區，有“小延安”之稱。老一輩無產階段革命家、李先念、王樹聲等在這里留下深深的足跡。我市現有15個老區鄉鎮，區域面積2645平方公里，總人口41.8萬人，占全市總面積和總人口的79%、83%。其中有3個鄉鎮列入省重點老區鄉鎮，區域面積865平方公里，人口8.9萬人。占全市總面積的28%，總人口的18%。

一、我市革命老區發生了較大變化

解放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市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關于老區貧困地區的扶持政策，帶領全市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全面實施新階段扶貧開發規劃，深入貫徹《湖北省老區建設條例》，扶持老區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老區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脫貧產業、基礎設施和社會發展事業有了長足進展，老區群眾的收入逐步增長，困擾老區人民發展的行路、飲水、用電等問題得到初步解決或緩解，老區人民的生產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1、以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為突破口，為改變老區面貌夯實基礎。以老區貧困鄉鎮、村為單位，從老區貧困群眾要求最迫切的生產生活困難入手，加強基本農田、基礎設施、環境改造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八七”扶貧攻堅以來，堅持大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因地制宜實施“坡改梯”工程，改造中低產田10萬畝，使老區貧困農戶當家地由10萬畝增加到20萬畝，為他們解決溫飽問題奠定了基礎；維修庫塘堰480多口，新修維修渠道250公里，加固河堤8萬米，解決了9萬畝的農田灌溉問題,共鋪設人飲主管道180公里，修井窖池7500口，4.8萬人的飲水困難得到解決或緩解；共新修維修村組道路1280公里，加快了老區村組路網建設；全面實施了農網改造，老區貧困群眾用電條件大為改善。80%以上的老區村實現了通郵、通電話、通廣播電視；老區鄉鎮衛生院、村級衛生室建設得到加強，基本改變了缺醫少藥的狀況，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82%以上，老區貧困群眾就醫難的問題到初步緩解；老區鄉鎮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8%以上，掃盲工作扎實推進，基本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掃除了青壯年文盲。老區貧困群眾生存環境大為改善，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涼水河鎮是重點老區鄉鎮,近年來,該鎮狠抓老區人民最為關切的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全鎮農村實施了農網改造工程，新修、維修村組公路150公里，維修加固塘堰50多口，解決了800畝的農田灌溉問題，鋪設人飲管道18公里，3000人的飲水困難得到了緩解。由于基礎設施的改善，大大提高了農民的勞動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僅交通改善一項當年就直接增加農民人平純收入150元。

2、以產業開發為載體，奠定老區群眾增收基礎。繼續把發展種養業作為老區開發的重點，對具有資源優勢和市場需求的農產品生產按照產業化發展方向，連片規劃建設，形成了有特色的區域性主導產業，為老區貧困農民增收開辟了渠道。我市*以北重點老區鄉鎮習家店鎮依托庫區優勢發展柑桔產業3萬畝，成為群眾脫貧致富的主要來源；*以南重點老區鄉鎮鹽池河鎮發展壯大傳統優勢產業——菌特產業，家家戶戶種植香菇木耳，成為遠近聞名的菌特之鄉，菌特產品收入占農民家庭收入的30%以上。目前我市大部分老區村都已初步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主導產業，以柑桔、小雜果、茶葉、中藥材、水產養殖、畜牧養殖業為主，部分老區群眾基本奠定了脫貧基礎。

摘要：本文在闡述心理和諧內涵廈價值的基礎上，分析了貧困大學生心理貧困的特點有其產生的原因，從加大經濟扶持力度，引導認知貧困、營造優良文化環境和提高自身修養等方面提出了促進貧困大學生心理和諧的對策。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和諧校園建設；心理和諧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注重促進人的心理和諧”，提出這一命題，是對我們黨強調的以人為本理念內涵的進一步豐富。將這一命題應用到高等學校的和諧校園建設工作中，要求我們注重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和諧，特別要關注高校中的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問題，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他們從心理貧困走向心理和諧，保證他們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一、心理和諧的內涵及其價值

人的心理和諧，是指人的認知、情感、意志等內心活動處于平衡自然、協調統一的狀態，并對外界事務持有平靜適度、熱情友善的態度。這種社會心態，是人們在處理利益關系特別是表達個人利益訴求時，在對待自己的生活和學習時，在看待整個社會的矛盾和問題時所應有的心理狀態，是心理和諧在特定條件下的具體表現。

當今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工作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加劇，社會矛盾錯綜復雜，人們的精神壓力隨之加大。當代大學生學習、就業壓力大，家長、社會對他們的期望值高，貧困大學生更是承受著雙重的壓力。在此情況下，很容易產生急功近利，心浮氣躁的心態。保持心理和諧，是大學生身體健康的重要標志，是充分發揮大學生個人潛力的重要條件，也是他們今后在服務社會中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基礎。和諧的心理狀態，對于促進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和諧相處，形成人人促進和諧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和諧的心理向社會釋放的是向心力、親和力：不和諧的心理向社會釋放的是離心力、破壞力。心理和諧的人越多，校園的和諧程度就越高。

摘要：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出現了高校貧困大學生就業問題。多年來，相關部門和各高校采取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幫助和扶持家庭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貧困大學生就業情況沒有得到改善，所以，解決貧困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已經成為了高校大學生就業指導部門的重點工作之一。提高高校貧困大學生就業率對推進高校的健康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就業問題；就業觀念；就業態度

高等教育是由精英教育逐步向大眾化教育轉型的。相關數據顯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學生數量越來越多，他們的就業壓力也會越來越大。貧困生作為高校中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他們在就業過程中明顯處于弱勢，他們的就業情況不僅關系著千萬個家庭，還關系著高校與教育的使命和社會的穩定、國家的未來。“不能讓一名學生因貧困而輟學”是教育部多次向中央直屬高校和地方政府下達的命令，是實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因此，要高度重視貧困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1貧困大學生就業現狀和面臨的問題

1.1就業態度

大多貧困大學生來自經濟較為落后的城鎮，由于社會資源短缺或經濟落后，在找工作時，他們有2種不同的態度：①一部分學生因為自身條件不好在求職時會更加積極，在各種招聘活動中努力地推銷自己，只要有招聘單位接收，就會立即簽約，不放棄任何一次機會；②一部分學生因為自身條件不好而產生了盲目和自卑的心理，他們認為成功就業是很困難的，常常感嘆自己沒有家庭的幫助，并對高額的就業成本望而卻步，進而在長吁短嘆中錯過了最佳就業時間。

本文作者：趙春花何英李維希工作單位：吉林大學

體育貧困人口的判定標準及產生原因

休育貧困人口的判定標準在我國對體育人口的判定提出了十分具體的標準即:每周身體活動頻度3次(含3次)以上;每次身體活動時間30分鐘以上;每次身體活動強度中等強度以上。“國際上一般把每周參加7次體育活動、每次活動時間20－30分，為適宜運動強度，稱為經常參加體育人口。把以健康、身心娛樂或以提高運動成績為目標的每周參加3次體育活動、每次活動時間20－30分鐘，適宜運動強度，(中等以上運動強度)稱為積極主動參加體育人口。”［9］根據這個標準我們把每周參加體育活動不足一次的統稱為體育貧苦人口。其中將每年參加體育活動在26次以上或52次以下的統稱為邊緣體育貧困人口，將每年參加體育活動不足26次的稱為絕對的體育貧苦人口。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邊緣體育人口有轉化為經常參加體育人口的可能與需要。因此在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中應著重考慮邊緣體育貧困人口的轉化問題。但受我國當代國情的影響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產生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其組成成分也體現出多樣性及復雜性。由于產生的原因不同導致不同類型的人成為體育貧困人口。在我國由于物質的飛速發展精神的相對滯后，體育貧困人口問題的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其產生原因可以說受方方面面的影響，但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體育資源分布與分配不均、傳統思想觀念、教育不平衡、生理因素等原因造成。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我國由于受地理環境及政策的影響導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經濟及沿海和內陸經濟差距十分大。據統計，“2007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31241元，西部僅為13073元，東部是西部地區的2139倍，雙方的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也都差距懸殊。”［10］反映出明顯的不平衡。據第3次全國體育現狀調查顯示“經濟不發達的農村人群構成了不鍛煉人群的主體。占63．0%。而參加體育鍛煉的城鎮人數(64．2%)要比鄉村人數(35．8%)多28．4%。由此可見，在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鄉村人數顯著大于城鎮人數。無疑與城鄉之間的經濟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生活方面的差異所導致。”［1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體育參與更多的體現的是一種精神文化。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及欠發達的城鎮，由于受經濟發展的制約體育場地、器材嚴重不足，像在農村一般是關注與糧食生產有關的灌溉設施、住房問題及修路等，只有這些都發展上去才會去關心農民的業余生活方面，在農村體育發展中國家做了很大努力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只要農民收入水平沒有實質性的提高，農民對體育的參與就會大打折扣。其次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由于我國一直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們的經濟水平差別大占有的體育資源也就不同，因而對體育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導致社會體育水準不斷的變化提高。最終導致越來越多經濟差的人口成為體育貧困人口。體育資源分布與分配不均體育資源的分布與經濟發展程度有直接關系，在經濟發達地區各種體育場館\俱樂部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而經濟欠發達或落后地區體育場館及俱樂部等很少甚至沒有。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結果顯示，體育場地數量最多是廣東省，有77589個，占全國體育場地總數的9．1%;最少的是西藏自治區，有1057個，占全國體育場地總數的0．12%。另外我國長期以來一直貫徹競技體育優先發展的體育戰略方針，將有限的資金大量投入到競技體育中，因此導致競技體育、學校體育大眾體育發展的結構嚴重不平衡，而且據“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結果顯示，我國體育場地大多數屬于教育系統，占總量的65．6%，而對外開放率較低，僅為29．2$，開放體育場地利用率也不高。”［12］因此廣大農民及很多處于社會邊緣的人如農民工、下崗職工、來年人日、殘疾人，由于受體育資源的限制很難參與真正的體育運動中，因而使得他們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出現不均和不足的現象。基于此體育資源的分布與分配不均是我國體育貧困人口出現的一個基本原因。傳統思想觀念的束縛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成了一種中庸的思想，人們追求一種平穩與世界無爭的狀態，另外受:“重文輕武”“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等傳統價值觀念的影響，人們把體育一般理解為野蠻的代名詞。因此，在意識中存在一種對體育的排斥。尤其在中小學由于學生的自我意識還不成熟，一方面受家長傳統觀念的影響，降低了其對體育參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受應試壓力及體育教師的影響，對體育產生一些偏見，導致學生體育參與的權利受限，最終導致一些中小學生成為體育貧困人口的組成部分。正是受這些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我國居民的體育意識及體育消費觀念普遍較差，因而在我國呈現出一些中青年的知識分子及工人很少進行體育鍛煉，進而也成為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一分子。教育不平衡科教興國一直作為我國的重要戰略，只有人們的科學文化知識素質得到提高，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水平才會提高，只有人們學習了某種文化知識才會具有某種能力。教育平等一直是我們社會所追求的，但由于受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制約，我國教育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狀況。正是由于教育的不平衡導致一些人的體育知識掌握豐富，技術、技能比較強，而另一些人的體育知識較為貧乏，技術、技能較差。“在針對居民受教育程度的調查中，發現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通常受教育程度較低，高中(含中專)及以上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均明顯低于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初中及以下學歷水平的人群占到了不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的75．1%。”［13］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是影響體育參與的一重要因素。一般來說受教育好的體育參與途徑與機會較多，體育能力強其體育參與意識較強而體育消費一般較高，受教育差的則相反，使得受教育差的對體育產生一種躲避心理，進而與受教育好的差距越來越大，最終達不到社會體育參與水平而成為體育貧困人口。受生理因素的限制受生理因素影響而出現的體育貧困人口在這里主要指兩種，一種是由于受一些先天或后天因素的影響而導致身體殘疾進而參與體育的能力受限的人;另一種是隨年齡的增加其運動能力減退的老年人。由于這兩種人的身體條件限制導致其體育能力較差，雖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一直堅持“以人為本”加大對其關懷，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地區差異大導致很多體育中的弱勢群體難以達到社會體育的水準，進而成為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組成部分。

我國體育貧困人口反貧困的基本措施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出現不是由單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觀念、教育、環境等因素綜合造成的。因此只解決一方面的問題無法全面實現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問題，在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中有必要建立一套系統的工程。既要有針對性又要有綜合性，既相互獨立又互相配合，這里筆者主要從物質層面、意識層面、制度層面來討論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措施。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高貧困人口的經濟收入在我國由于經濟貧困而導致的體育貧困人口是我國貧困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這些人應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加大扶持力度，協調區域發展，擴寬就業渠道，保證這些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參與競爭的公平權利，提高工資水平，切實做到縮小貧困差距，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在其經濟收入提高的同時對其進行引導教育，使其認識到體育的功能與作用，增強其健康意識，進而促進其對體育的參與及體育消費，最終走出體育貧困。加大對體育場地、器材的建設、開發及體育資金投入，以保證體育貧困人口參與體育的物質基礎從我國兩次體育場地普查情況的比較分析來看，“調查顯示，‘四普’我國人均體育場地建設資金為31．06元，‘五普’僅增加了117．09元，‘四普’萬人擁有場地基數為5個，‘五普’僅增加了1．58個;‘四普’人均體育場地面積0．65m2，‘五普’僅增加了0．38m2。”體育場地設施不足仍是當前導致我國體育貧困人口出現的一重要原因。從地區分布來看，西部地區是加強體育場地建設的重點。當地政府應抓住機遇積極加強西部地區體育場地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從城鄉分布來看，農村是加強體育場地建設的重點。有必要在政策和融資渠道上向農村給予傾斜，也就是說在農村體育場地經費投入上要提供一定的政策優惠。”［14］針對我國社會上體育場館、器材短缺及功能單一的現狀，國家、當地政府與社會各體育組織應相互配合，根據實地情況合理開發當地體育資源，加大資金投入進行體育場館及器材建設，同時繼續深入開展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的開放，保證人們參與體育的物質需要。針對學校體育場地器材的不足，當地政府及有關教育部門應相互協調加大體育經費的支出，根據《中學體育器材設施配備目錄》和《小學體育器材設施配備目錄》等進行配備，從物質上給予保障，各級各類學校也應大力開發體育校本資源，提高對體育資源的利用。加強體育師資隊伍建設，提高學生對體育的認識及參與水平學生是未來社會的主體，只有其在學校期間對體育有一正確的認識，在其走向社會時才會從整體上提高人們對體育的認識和參與，因而通過全面提高體育教師的素質，進而將體育的先進知識、技術、技能等更好的傳授給學生，提高學生對體育的認識，培養其體育的興趣，最終以養成學生終身體育的意識和習慣，尤其應加強貧困地區的體育師資隊伍建設，據有關資料顯示。“1999年我國中小學體育教師有35萬人，其學歷達標率小學為80．68%，初中為64．08，高中為39．48%，而貧困地區中小學體育教師數量不足，質量也遠未達到這一比例。”［15］因此應加強體育教師的繼續教育與培訓機制的建設，使部分教師的、學歷、職稱、能力等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并定期對體育教師進行集中培訓與學習，使體育教師及時掌握先進的體育知識、技術、技能，以及交流教學經驗與技巧進而提高教師的的教學技術和紀念，最終將先進的體育知識、技術、技能傳授給形式，使學生這一群體騶從體育貧困的行列。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建設，提高居民對體育的認識及參與水平在我國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人們參與活動表現出很強的保守性、集群性、從眾性，因此要使人們參與到體育運動只，社會體育指導員應起到帶頭模范作用。既要做好組織宣傳工作，又要在人們參與體育運動中給予正確及時的指導，提高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保證人們參與體育的熱情以及安全性與科學性。但是由于受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我國的社會體育指導員只是擺設，基本處于一種“名存實無”的狀態。因此應與國家政策為導向，實現社會體育指導員的職業化，加強社會體育指導員建設而提高我國居民對體育的認識，提高運動能力，養成體育鍛煉的意識從而消除體育貧困。強大眾傳媒對體育的宣傳性，使人們認識到體育的功能及價值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人們獲得信息更加便捷，途徑更加多樣。“社會調查證明;經常看體育節目的人，其體育參與意識也較強，其體育行為的頻度也明顯高于一般人。”［16］由此可以看出有效運用大眾傳煤有利于提高人們的體育意識及體育行為，進而使人們認識到健康的本質，認識到體育參與是一種健康投資，進而加大對體育的投入，促進其進行體育消費，有利于引導體育貧困人口走出體育貧困。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我國居民的收入基本都用在了看病、入學、買房子等方面，體育消費意識低下，只有解決了居民的后顧之憂，人才會有參與體育的動機和可能，尤其對體育弱勢群體在制度上給予保障的同時加強人文關懷。進一不加強和晚上農民參與體育的法律法規，只有積極建立農民參與體育的補償機制幾鼓勵機制。切實保障農民對體育的參與權利及機會。在國家《全民健身計劃條例》的指導下，各級各地政府制定符合各地體育參與實際的法規文件各級各地政府在制定體育的法規文件時應盡量考慮全面、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等，同時立足本地經濟發展加大對體育資源的開發，切實保障人們對體育參與的權利和機會。各級各地政府應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加強學校及機關體育場地對外開放的力度。另外由于我國研究體育法的人數較少，提出質疑及批評的更少，這不利于我國體育法的發展和完善。因此政府應積極組織相關人員加強對體育法的修改和完善，并加大實施監管力度，切實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教育主管部門應加強監督管理教育主管部門應定期對學校體育工作進行抽查，對未能達到學校體育要求的追究其管理責任，切實保證學生對體育的權利。對學校師資、體育資源不足的學校，加大體育經費投入的同時加大對經費利用監督，而且要協調社會各階層力量及當地政府加大學校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師資隊伍建設以保證學校體育的順利進行。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探索著反貧困的道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整體生活水平已基本達到小康，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地區差異大等特點導致我國社會發展出現不平衡現象。在我國體育發展過程中，一直以來注重競技體育的發展而對學校體育、大眾體育的關注較少，而學校體育與大眾體育的發展好壞才是衡量我國體育發展好壞的標尺。另外受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環境等的影響各地體育發展也不平衡，因而體育貧困人口問題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通過上文的分析在我國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應以體育資源開發與豐富為基礎，以提高人們的體育意識及體育能力為關鍵，以國家政策法律為保障。但體育貧困人口的反貧困道路還很長，在體育發展中會出現更好的解決辦法，同時也可能會產生新的體育貧困人口問題。總之，體育貧困人口問題是在體育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也應在體育發展過程中解決。

［論文關鍵詞］城市貧困社會結構

［論文摘要］社會學對城市貧困人口致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有兩種角度：一種是社會結構角度，即從社會制度與政策、轉型和流動等方面探索貧困出現的根源；另一種是個人家庭角度，即探索個人自身的素質、家庭狀況及生活處境如何影響貧困。本文從社會結構角度對城市貧困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探索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征程，開始實現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產業結構、就業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伴隨著長期計劃經濟積累下來的問題，共同促成了新時期城市貧困問題的產生。

一、產業結構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孤立與排擠，國際環境對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威脅，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國內的經濟發展帶有明顯的戰時色彩，許多軍工、重化工企業建在信息不暢、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而這種由中央政府催生的產業結構多半與當地的比較優勢相悖。總體上說，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長、計劃化、工業化為特征的、典型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使我國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導致了我國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積累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牧區基本情況

赤峰市牧民主要分布在阿魯科爾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騰旗、翁牛特旗和敖漢旗共6個旗、18個蘇木鎮、351個嘎查村中，牧民總戶數7.1萬戶、總人口27.1萬人，勞動力總數13.1萬人，從業人員12.2萬人，其中有10.1萬人從事農牧業，有2.1萬人從事二、三產業。全市牧區耕地面積140萬畝、草牧場面積4600萬畝。*年全市牧民人均現金收入3739元。*年以前，赤峰市的牧民人均純收入一直高于農區，由于近幾年牧民收入增幅減緩，從*年開始牧民人均收入已經落后于農民，*年牧民人均純收入為2625元，比農民低209元。

赤峰市牧民人均占有的草牧場資源與全區牧區平均水平差距很大。據自治區農調隊抽樣調查資料顯示：赤峰市牧民人均占有草場面積為169畝，僅為全區牧民人均1119畝的15%。由于草場面積少，限制了牧民的養畜規模，加上牧區種植業基礎差、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人數少等因素，使得目前赤峰市牧民的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全區水平。*年，赤峰市牧民人均純收入為2127元，僅相當于全區牧民平均3526元的60%，人均現金收入為2828元，僅相當于全區牧民平均6539元的43.3%，牧民人均存款為589元，僅為全區牧民平均1992元的29.6%。

二、牧民貧困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貧困現狀

由于赤峰市牧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牧民收入水平低，目前赤峰市牧區和牧民貧困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年底，全市牧區351個嘎查村中，人均純收入1500元以下的貧困嘎查村為198個；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為7.02萬人，占牧區人口總數的25.9%；大大高于全市14.3%的貧困面；牧區溫飽不穩定的低收入人口為9.22萬人，占牧區總人口的比例為34%，也高于全市21.1%的比例。另據市農牧局多經站統計資源顯示，目前全市牧區尚有9184戶牧民是無畜戶，占總戶數的13.4%，無畜戶人均純收入僅相當于全市牧民人均純收入的48.4%，絕大多數無畜戶的人均純收入低于自治區核定的牧民最低800元生活保障線。

【摘要】高職院校資助工作的有效推進落實，幫助一大批貧困學生順利完成了學業。隨之而來的受資助貧困學生感恩意識不足的問題也暴露出資助工作中感恩教育的缺失。感恩教育之于資助工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只有解決了感恩教育的缺失問題，才能不忘資助工作助學育人的初心。

【關鍵詞】資助工作；感恩；缺失

近年來，高職院校學生資助體系的建立幫助許多貧困學生圓了大學夢。但隨之而來的受資助學生感恩意識不足的問題也暴露出資助工作中感恩教育的缺失，讓其存在的意義受到了一定的質疑。

一、感恩教育對于高職院校資助工作的重要意義

1.有助于資助育人工作內在價值的提升。高職院校貧困生的資助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經濟資助只是手段，資助的最終目的是育人。只有把資助工作與德育工作相結合，使貧困大學生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懷有一顆關愛他人、回報社會之心，才能把資助工作落到實處。當前受助貧困大學生感恩意識淡薄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表現，與德育工作的相應缺失是密切相關的。感恩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之一，感恩教育有助于提高德育實效，實現德育目標。所以，通過感恩教育對貧困大學生進行感恩意識的培養，強化德育的價值功能，提高高職院校德育工作水平，進而提升資助育人工作的內在價值。2.有助于高職院校和諧校園的構建。構建和諧校園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校園的建設主體是大學生，而貧困生是大學生中的特殊群體，他們是否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職業素養，對于和諧校園的建設有著重要影響。所以，培養貧困大學生的感恩意識，使其具備良好的道德修養是構建和諧校園的重要基礎。在資助工作中加強貧困大學生的感恩教育，可以調和高職校園中眾多片面的思想和觀念，化解許多潛在的矛盾和問題，有助于構建和諧穩定的校園環境。3.有助于貧困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通過調查分析發現，貧困大學生在日常生活學習中容易產生自卑、嫉妒和冷漠等負面心理。經濟上的資助只能在物質上幫助他們完成基本學業，對他們進行精神上的感恩引導教育，幫助他們擺脫負面心理影響，以積極樂觀的心態面對生活、以開放兼容的心態對待他人和社會，才能更加有助于他們的全面健康成長。在高校資助工作中積極發揮感恩教育的育人效果，從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對貧困大學生進行資助，將更加有助于貧困大學生的健康成長。

二、有效感恩教育對策建議

一、轉型期與城市貧困人口

新中國成立以前，城市貧困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貧困人口相當普遍。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貧困人口，存在的是與全國農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貧困”人口，全國人民都在“共同貧困”的狀態下生活著，這從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城市貧困人口面臨的問題相當嚴重。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號召，打破了“共同貧困”的局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百萬富翁，但隨之也產生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城市中貧困人口逐年上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擴展，社會轉型和城市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和調整，這使城市下崗職工迅速增加。在當前社會救濟制度和失業保險尚未健全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的失業和下崗人員在再就業之前就已經進入城市貧困人口的行列，同時，一些退休較早和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極易陷入貧困。除此以外，在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城市中還存在著大量農民工，他們往往收入較少、缺乏社會保障，也容易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根據官方統計，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國城市貧困人口有2200萬人，平均保障標準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幣。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則表明，城市貧困人口規模被低估了，實際數目約4600萬人，占總城鎮人口的8％，這個比例要高于農村。城市貧困人口的擴大，不僅會導致城市貧困家庭生活困難，而且還會引發城市社會中的一系列其他相關問題。

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個人和社會的損害

因貧困造成的后果，不僅對貧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對社會有害。

首先，對于城市貧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來說，貧困的現實對他們的健康、教育、就業、住房、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著一定程度的損害。在商業化的城市社會中，貧困人口的購買力低下，這不僅會導致他們在物質生活方面困難，而且還會導致他們難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醫療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務。城市貧困人口在這些方面的落后會使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生理素質低于非貧困人口，從而間接地導致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下降，同時，也導致“貧困代際傳遞”，使他們的下一代仍可能面臨貧困的窘境。另外，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貧困人口卻無法公平地像非貧困人口一樣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質量提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貧困人口的一種社會排斥。其次，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存在也對社會有著負面影響，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城市貧困人口勞動力資源優勢不能充分發揮，影響社會生產的增長，從而制約社會的供給水平；城市貧困人口群體由于經濟條件匱乏，消費能力和水平都低下，從而制約消費需求的擴大。第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制約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變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經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貧困人口極大地制約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第三，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貧困程度的加劇影響社會的穩定。城市貧困人口大多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社會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貧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這些人口許多最起碼的需求還是無法得到滿足，而且還面臨社會歧視、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現實生活中面臨的這些問題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會刺激他們發生越軌行為甚至犯罪，從而危害社會的安定與團結。

三、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對某些權力集團標準的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