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貧困問題原因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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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城市貧困社會結構

［論文摘要］社會學對城市貧困人口致貧原因的分析，主要是有兩種角度：一種是社會結構角度，即從社會制度與政策、轉型和流動等方面探索貧困出現的根源；另一種是個人家庭角度，即探索個人自身的素質、家庭狀況及生活處境如何影響貧困。本文從社會結構角度對城市貧困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探索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征程，開始實現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產業結構、就業制度等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伴隨著長期計劃經濟積累下來的問題，共同促成了新時期城市貧困問題的產生。

一、產業結構的變遷

新中國成立之初，受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孤立與排擠，國際環境對我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和威脅，出于國家安全的需要，國內的經濟發展帶有明顯的戰時色彩，許多軍工、重化工企業建在信息不暢、交通不便的深山之中，而這種由中央政府催生的產業結構多半與當地的比較優勢相悖。總體上說，1978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以追求高增長、計劃化、工業化為特征的、典型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使我國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也導致了我國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積累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有企業虧損面大，企業員工收入減少。1994年，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改革由增量改革階段轉入存量改革階段，明確提出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由于國有企業面臨制度建設滯后、社會負擔重、結構不合理、資產負債率高、虧損面大等許多矛盾和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造成一些國有企業經營更加困難，財務狀況惡化，職工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大幅度下降。國有企業為了應對市場競爭，被迫減員增效。另外，部分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或破產狀態。據全國總工會對河南、江西等16個省的調查顯示，到2001年6月，有211．8萬職工平均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據對29個省的統計，到2001年6月，共拖欠職工工資567．9億元，涉及職工1145萬人。到2001年6月底，全國有1179萬下崗職工。再加上“待崗”、“放假”、“歇崗”等名義下實際已失去崗位的“待崗”人員一保守估計也有500萬人。

第二，單位體制逐步解體，保障功能不斷弱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于計劃經濟下的單位體制受到嚴重的沖擊并開始解體。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負責企業員工的住房、醫療、養老等各種保障。而且企業辦學校、企業辦社會的現象較為普遍。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致使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發展過快，比重過大，而涉及人民生活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為提高市場競爭力，開始剝離企業的社會負擔，原體制下的保障功能不斷弱化，就業與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格局逐步被打破。一方面，企業員工要面對商品房、自費醫療、子女教育等眾多項目的高額支出，而員工的收入保持在原有的水平甚至降低；另一方面，原有的單位保障體制被打破，而新的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健全，一部分人處于保障的真空地帶，社會保障缺失，加之國有企業部分在職職工、下崗、失業人員自身抵御風險能力弱，使這一部分人在遇到意外事故時極易陷入困境，淪為城市貧困人口。

1990年代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商業、服務業、金融業、信息業以及眾多的高技術產業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例急劇上升。在產業結構急劇變遷的形勢下，很多國有、集體企業并沒能迅速適應這種變遷，反而是固守著原來的產業，沒有經受住市場經濟的沖擊，不能及時改變傳統的生產經營方式，企業包袱重，效益差，一些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導致企業員工收入銳減，有的企業甚至倒閉、破產，造成大量職工下崗、失業，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在職職工、下崗失業人員和離退休人員為主體的城市新貧困群體產生并不斷發展。這充分說明，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的轉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我國城市貧困群體的產生和發展影響較大。

二、就業體制的變遷

1980年代以來，我國的就業體制經歷了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變革。由于這種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由于結構變遷中的不協調，由于一方面舊的體制己經瓦解、另一方面新的體制還沒建立起來等等諸種因素并存，使得城市中的失業下崗人數劇增，由此引發了城市中的貧困問題。

在就業政策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為促進經濟快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并相應的實行“低工資、高就業、廣保障”的就業政策。這種就業政策的實行，社會主義似乎消滅了失業，有了較大的進步，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農業社會就業觀。因為在農業社會中，無論勞動力剩余多少，都通過“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進而“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方式來吸納，在經濟學上這種現象被稱為“工作分攤”和“收入分攤”。在這種機制下，勞動力等資源主要依靠行政力量進行配置，企業承擔了許多社會責任，在行政力量的干預下，進入企業的人員往往不是企業所需要的人員，企業中冗員較多，人浮于事，國有企業中許多員工處于隱性失業狀態。由于傳統就業制度、政策的慣性作用，一直到改革開放一段時間后，對國有企業的人員狀況依然影響嚴重。據1995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顯示，我國城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隱性失業人數約為3161萬人。另外據有關部門統計，到1995年底，我國在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就業人員為14408萬人，而在一些國有大中型企業比較集中的區域，待剝離的企業冗員要占企業職工總數的1/3。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現象被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所掩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計劃經濟體制下所積累的問題在短期內爆發，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破產、轉制與減員增效，導致企業職工大量下崗，這些企業的職工下崗后，等于失去了收入來源，便成為城市貧困人口的主體。在就業體制的改革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允許勞動力的流動，特別是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城市貧困產生的重要外部原因。1954年，W•阿瑟•劉易斯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模型。該理論認為，二元經濟結構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征。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中包括現代城市工業部門和傳統的鄉村農業部門，前者的特征是現代工業部門和商品經濟較發達，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較高，后者的特征是以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為主，以簡單工具和手工勞動為基礎，處于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態，勞動生產率和收入較低。在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期，這種二元結構表現為：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進行運作，勞動生產率較高，以先進工業為載體的現代工業部門；另一個是以傳統的勞作方式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較低，以落后農業為載體的傳統農業部門。傳統農業部門中的非熟練勞動力提供同等數量和同等質量勞動的條件下，在現代工業部門就業比在傳統農業部門就業能夠獲得更高的工資。因為我國農業部門人口眾多，資本稀缺，地有限，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非常低。因此，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現代工業部門不斷發展，規模不斷擴大，勞動者在現代工業部門就業比在傳統農業部門就業收入高。這種情況下，農業部門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會源源不斷的流向城市，城市勞動力的供給會遠大于勞動力的需求，或者說在城市現有工資的水平(高于農村)下，勞動力的供給曲線具有無限彈性。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分析表明，目前全國有流動人口超過1．25億人，其中省內遷移9146萬省遷移人口中，78%為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按此數據計算，遷移人口中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數量為7240．84萬人。2000年以來，我國勞動力供給過剩均超過l000萬。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增強了城市居民的就業壓力，使有限的就業機會變得更加稀缺，使城市居民的就業和再就業問題更為嚴峻。另一方面，在勞動力供給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一些企業甚至包括一些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利用這種形勢，在招募員工時，采取不繳納社會保險、降低工資和福利待遇等手段，降低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謀取廉價用工所帶來的利潤。導致城市中部分群體收入水平降低、社會保障缺失，使這一部分人在遇到事故時，極易陷入貧困。

研究表明，我國目前出現的大量失業、下崗人員的情況，并不是由于勞動力市場充分發展的結果，相反，恰恰是由于勞動力市場機制還很不完善所至。我國城市中的失業基本上還屬于結構型失業而不是總體需求型失業，這就說明了，解決城市失業、下崗的出路只有進一步推動勞動力市場化的改革，而不是倒退到計劃體制。

［參考文獻］

［1］王時濤：《我國城市貧困問題研究》，《學術界》1998年第2期。

［2］李強著：《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分層結構》，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