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與非貧困學生心理健康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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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討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與積極心理健康關系的差異。方法采用積極心理品質量表和心理健康連續體量表對1295名貧困大學生和1207名非貧困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1）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總體狀況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在知識與智慧、勇氣和自制三個維度得分均顯著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且在好學、判斷力、堅持、真誠、謙虛、寬容、自律、友善、感恩等9個因子上得分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2）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健康總體狀況與非貧困大學生無顯著差異（P>0.05）；但貧困大學生的情緒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顯著低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3）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六個維度與其積極心理健康總分及各因子均呈顯著正相關（P<0.01）；結論對貧困與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健康正向預測力最高的均為“精神卓越”這一維度，不同的是，能單獨正向預測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健康的為“正義”維度，而能單獨正向預測非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健康的為“仁愛”維度。

關鍵詞：貧困大學生；非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積極心理健康

貧困大學生是高校的一支特殊群體，并長期被標簽為“弱勢群體”。貧困大學生是指家庭經濟困難、基本生活費用和教育費用難以得到保障的學生。以往諸多研究表明，貧困大學生比普通大學生有更多的心理健康問題，他們表現出更多的軀體化、強迫、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和精神病性等心理癥狀[1-3]。長期以來，研究者更多的是從“癥狀”和“問題”視角出發來了解與研究貧困生群體的心理健康狀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扶貧政策的顯著成效，貧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與非貧困生的差異逐漸縮小[4]。與消極的癥狀健康概念對應的是積極心理健康的概念。該概念由美國心理學家Keyes提出，他認為心理健康是一種完滿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個體沒有心理疾病，且獲得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5]。因此，跳出消極的視角，轉而從積極的意義來研究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對于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發展有著積極的教育與實踐意義。積極心理品質，是積極心理學的重要研究主題，由美國心理學家Seligman發起并提出了24項積極人格品質，我國學者孟萬金教授在國內進行了廣泛推廣與本土化改造，影響了一大批學者有關不同群體積極心理品質的研究。與傳統人格特質心理學不同的是，積極心理品質關注的是與美好生活有關的人格特質。積極心理品質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它涵蓋了個體的思想、情感、行為等一系列積極品質，與積極心理健康的概念遙相呼應。國內早期研究表明，貧困生在個性特征上表現出更多的劣勢。如陳道明的研究表明，貧困生在個性上更加保守、沉默、自我壓抑、不能自我克制、情緒易激動、易緊張困擾、多疑慮和煩惱[6]；宋傳穎等研究表明，貧困生表現出性格內向、情緒不穩定、敏感多疑、自主性差、依賴性強、缺乏主動性和自信心[7]。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貧困生的人格特征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相關研究表明，他們的個性更加成熟、穩定、自律、容易適應、容易成長和成功[8]。國內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研究也表明，他們的積極心理品質良好，甚至在諸多品質上優于非貧困生[9-10]。然而貧困生積極心理品質的應用研究不足，其相關結論也尚未取得一致認同。Seligman的研究表明，積極心理品質的提升有助于降低抑郁水平并促進主觀幸福感[11]。國內研究也顯示，積極心理品質能顯著預測心理健康水平[12-13]，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護因子。目前國內有關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健康研究幾乎為空白，且積極心理品質與積極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不足，兩者關系在貧困生與非貧困生群體的比較也未有涉及。本研究從積極心理學視角出發，研究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貧困生的積極心理品質和積極心理健康狀況，以及兩者的關系，并與非貧困生群體比較兩者關系之間的異同，進一步明確貧困與否對積極心理品質和心理健康關系的影響。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采用系統抽樣和隨機抽樣的方法，于2021年10—11月期間對廣東省四所大學進行調查，通過問卷星的方式發放電子問卷。四所大學涵蓋了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本科層次與專科層次學校。共回收了2711份電子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2502份，回收有效率為92.29%。其中，民辦學校1270人，公辦學校1232人；專科886人，本科1616人；男生1213人，女生1289人；大一841人，大二608人，大三664人，大四389人；農村1768人，城鎮734人；貧困生1295人，非貧困生1207人。本研究中的貧困生屬于國家認定的貧困生對象，在學校的貧困生數據庫中有案可查，非貧困生是自我評估家庭經濟為非貧困狀態且不在學校貧困生數據庫中備案的對象。

1.2研究工具

2.2.1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量表

為吳九君2014年編制[14]。量表共76個項目，含6個維度，24個因子，采用5級計分，1代表“非常不像我”，5代表“非常像我”。六個維度分別為：知識與智慧、勇氣、仁愛、正義、自制和精神卓越。其中，知識與智慧維度包括創造力、好奇心、洞察力、好學、判斷力等5個因子；勇氣維度包括熱情、堅持、真誠和勇敢4個因子；自制維度包括謹慎、謙虛、寬容和自律4個因子；仁愛維度包括愛、友善和社交智力3個因子；正義包括公平、領導力和團隊精神3個因子；精神卓越包括信仰、幽默、希望、審美和感恩5個因子。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a為0.978，知識與智慧、勇氣、仁愛、正義、自制和精神卓越等六個分量表的Cronbach’a分別為0.919、0.866、0.864、0.879、0.865、0.930。

2.2.2心理健康連續體量表

采用了余冰編制的《青少年簡版心理健康連續體量表（MHC-SF）》[15]。該量表包括14道題，共三個維度，分別為情緒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心理幸福感，采用6點計分，表示一個月內被試對象的感受頻次。該量表總分越高，說明心理越健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a為0.953，情緒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等三個分量表的Cronbach’a分別為0.931、0.862、0.930。

1.3統計學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6.0進行數據分析。采用T檢驗方法對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和心理健康進行差異性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和心理健康的相關關系。采用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積極心理品質對積極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1個，首個因子能解釋34.109%的變異，小于40%的臨界標準，表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在積極心理品質、心理健康及其各維度上的差異比較

對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及其各維度與各因子得分的差異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總分顯著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在六個維度方面，貧困大學生的知識與智慧、勇氣和自制三個維度得分均顯著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貧困大學生的仁愛、正義和精神卓越三個維度與非貧困大學生無顯著差異，且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總分顯著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24個因子中，貧困大學生的好學、判斷力、堅持、真誠、謙虛、寬容、自律、友善、感恩等9個因子得分均顯著高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其他15個因子得分無顯著差異。根據各積極心理品質的平均分由大到小進行排序，發現對貧困生積極心理品質排名前五位的分別為：公平、感恩、真誠、審美、友善；而非貧困生積極心理品質排名前五位的分別為：公平、感恩、真誠、審美、愛。見表1。對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及其各維度得分的差異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總分無顯著差異，但貧困大學生的情緒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顯著低于非貧困大學生（P<0.05）。見表2。

2.3積極心理品質與心理健康的相關分析

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6個維度均與心理健康總分及各因子呈顯著相關（P<0.01），見表3。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6個維度也均與心理健康總分及各因子呈顯著相關（P<0.01），見表4。

2.4積極心理品質各維度對積極心理健康的回歸分析

根據以上相關分析結果，以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的6個維度為預測變量，分別以貧困大學生的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和積極心理健康總分為結果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對情緒幸福感而言，積極心理品質的精神卓越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貧困大學生的精神卓越可解釋情緒幸福感20.4%的變異。對心理幸福感而言，精神卓越及知識與智慧兩個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貧困大學生的精神卓越和知識與智慧可解釋心理幸福感36.8%的變異。對社會幸福感而言，精神卓越、正義和知識與智慧等三個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三者可解釋社會幸福感變異的29.3%。對整體積極心理健康而言，積極心理品質的精神卓越和正義等兩個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貧困大學生的精神卓越和正義可解釋積極心理健康水平的36.2%的變異。具體結果見表5。同樣，以非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的6個維度為預測變量，分別以非貧困大學生的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和積極心理健康總分為結果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對情緒幸福感而言，精神卓越進入了回歸方程，積極心理品質的精神卓越可解釋情緒幸福感18.6%的變異。對心理幸福感而言，精神卓越及勇氣兩個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積極心理品質的精神卓越和勇氣可解釋心理幸福感31.9%的變異。對社會幸福感而言，精神卓越和仁愛兩個維度進入了回歸方程，積極心理品質的精神卓越和仁愛可解釋社會幸福感變異的22.2%。對整體積極心理健康而言，精神卓越和仁愛兩個因子進入了回歸方程，他們可解釋積極心理健康水平的30.0%變異。具體結果見表6。

3討論

3.1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的差異

本研究發現，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品質總體狀況高于非貧困大學生，在知識與智慧、勇氣和自制三個維度得分均顯著高于非貧困大學生，且在9個因子上得分高于非貧困大學生，分別為：好學、判斷力、堅持、真誠、謙虛、寬容、自律、友善、感恩等。這與陳磊（2011）[9]、臧運洪（2017）[10]、琚長庭（2018）[16]等的研究結果類似。也有個別研究表明，高校貧困生與非貧困生的積極心理品質差異不顯著[17]。這可能與不同地區的樣本性質有關。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多年來扶貧政策的有效實施，貧困生的人格特征已經發生了較大的改變[8]，表現出更多積極的人格特征。從積極的意義來說，雖然貧困生面臨資源的匱乏，但苦難卻激發了他們與命運抗爭、追求自我實現的主體性[18]，他們好學，珍惜教育的機會，因為只有更加好學才能改變命運，對他們而言，學習幾乎成為一條通往幸福人生的唯一階梯，因為體會到生活的不易和艱辛，也更加懂事和早熟，學會克制自己，耐受性更強，更加自律，面對社會和人生，有更清楚的認識和抉擇，懂得為了長期的目標而堅持，有更高的同理心，對于他人所給予他們的，更加懂得感恩，感恩家人和社會，待人寬容、謙虛和友善。

3.2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健康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表明，貧困大學生的積極心理健康總體狀況與非貧困大學生無顯著差異，但情緒幸福感與心理幸福感顯著低于非貧困大學生。經濟發展是影響貧困生心理健康因子發展的重要因素[19]，根據張梅（2018）對18年來我國貧困大學生心理健康變化的研究結果，貧困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在緩慢提升，心理健康在逐漸變好[4]。雖然積極心理健康總體狀況與非貧困大學生無顯著差異，且以上研究表明他們有更顯著的積極品質，但成長的艱辛、資源的匱乏在塑造他們更優秀的諸多心理品質的同時給他們的情緒和心理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他們比正常大學生思想和心理都更早熟，更早接觸社會，承擔更多，成長過程中享受到的童趣、快樂要遠遠少于正常大學生，要更加努力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因此他們的情緒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要低于非貧困大學生。

3.3貧困大學生和非貧困大學生在積極心理品質對積極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上的差異

本研究還分別探索了貧困大學生與非貧困大學生積極心理品質各維度對積極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結果發現，無論是否貧困生，精神卓越都能顯著正向預測積極心理健康總體狀況，以及情緒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且其預測能力遠遠高于正義和仁愛。可見精神卓越在積極心理健康影響中的重要作用。精神卓越主要體現了個體有信仰和追求、對他人的感恩、對未來的積極期待、對美的欣賞、娛樂自己與他人等，這些美好的品質都體現了一種樂觀與熱愛生活的態度，能積極有效地調節個體的認知、情緒與行為，進而影響積極心理健康狀況。積極心理品質對積極心理健康的預測作用，除以上相同之處外，還有不同之處。積極心理品質中，貧困生群體的正義能顯著正向預測積極心理健康總體狀況，而非貧困生群體的仁愛能顯著正向預測積極心理健康總體狀況。可見，對于貧困生而言，正義品質對其影響較大，公平感以及是否具有團隊精神能較好地預測其積極心理健康水平；而對于非貧困而言，是否友善、愛以及社交智力等要素能顯著預測其積極心理健康狀況。正義的含義對于貧困生來說意義非凡，正義代表著公平公正，社會公平公正，周圍的環境是公平公正的氛圍，他們的努力才有意義和價值，他們意識到越努力得到的回報越大，他們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才能追趕他人的腳步，他們的心理就會維持一個平衡的狀態，就會更加積極，心理更加和諧健康。而正義的含義在非貧困生那里卻沒有那么重要，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和愛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影響更大。在預測心理幸福感時，除精神卓越外，貧困生的知識與智慧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不同的是，非貧困生的勇氣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在預測社會幸福感時，除精神卓越外，貧困生的正義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知識與智慧有反向的預測作用；而非貧困生是仁愛維度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可見，知識與智慧維度，對于貧困生的心理幸福感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但對社會幸福感的影響較為復雜。有研究表明，知識與智慧能反向預測普通大學生的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軀體化、精神并行、偏執等癥狀[20]。對于貧困大學生來說，知識與智慧在其心理幸福感和社會幸福感的影響中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尤其對社會幸福感的影響較為復雜，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高校要重視疏導貧困大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導致的情緒和心理問題，進一步提升貧困大學生的情緒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從提高他們的精神卓越、知識與智慧、正義等積極心理品質維度來提升他們的積極心理健康水平，做到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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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瓊 李響 李玲 于彥君 單位:東莞城市學院 吉林大學南方研究院 東莞職業技術學院 仲愷農業工程學院 廣東創新科技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