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自由化范文10篇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過15年的艱苦談判，終于在2001年12月11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正式成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進行貿易改革。90年代，為了適應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要求，中國曾多次大幅度削減關稅，1993年12月，中國的平均關稅率從43%下降到36%，1996年4月，又下降到23%，1997年10月，進一步下降到17%。2000年，中國的平均關稅率為15.6%，2001年的平均關稅率為15.3%，2002年為12.7%。

在對外開放進一步加大、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之時，中國經濟和社會出現的一大問題就是嚴重的失業問題。200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2.66億人；全國從業人員年末數為7.12億人；城鎮從業人員年末數為2.13億人，其中單位從業人數為1.16億人，包括采掘業、制造業和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內的工業就業人數占單位從業人數的36%；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59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但實際上，中國存在著三種失業人員，一是登記失業人員，這是最明顯的失業；二是下崗無業人員，是轉軌時期失業從隱性狀態走向顯性狀態的一種過渡；三是在崗的隱性失業人員，表現為部分國有部門富裕人員過多但仍難于在短期內解決的狀態。從統計上看，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不高，但這并不反映真實情況。據1995年國際勞工組織和中國勞動部調查，城鎮各類企業的隱性失業率為18.8%，農村失業率高達31%，總體失業率達27.7%；國內學者胡鞍鋼估算，中國1998年城鎮失業率為7-9%。由于對失業定義的標準不一致，導致測算結果不同。無論如何，中國的實際失業率比統計年鑒的數字要大得多。

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對就業的影響到底多大，貿易開放與失業問題到底有多大關系，這是很多公眾和政策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有些公眾擔心中國加入WTO會對中國的就業問題產生巨大沖擊。本文試圖定量分析中國貿易自由化對工業就業的影響，并將貿易自由化對就業的影響與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就業的影響分離開來，從而說明到底什么是影響中國目前就業和失業的主要原因。

二、貿易自由化對就業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自由化是一國根據本國條件逐步消除貿易壁壘，減少政府對貿易活動的直接干預，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從一種保護的貿易體制向自由貿易體制轉變的過程。從廣義的角度講，貿易自由化的范圍，不僅包括商品貿易市場的開放，而且包括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限制的減少，還包括服務領域的開放等；貿易自由化不僅體現在進口限制的減少，而且對于出口也應減少直至取消補貼；政府在貿易中的干預應該越來越小。從狹義的角度講，貿易自由化主要指進口貿易限制措施的減少。

內容摘要：自加入WTO以來，我國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斷加深，而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會進一步促進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的步伐，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國成為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的核心國家，并最終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本文分析了金融自由化水平對金融服務貿易及其收斂性的影響，以期為有關方面發展決策提供依據。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金融服務貿易收斂性

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得到迅速發展，雖然近年來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貿易量明顯萎縮，且金融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但總的來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度從2003年開始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這應該得益于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和“走出去”戰略思想的推動。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將保險服務與金融服務作為兩個不同的統計項目分列出來，使得統計數據更加具有針對性。中國歷年的金融進出口貿易數據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存在著巨大的貿易逆差，從2003年到2008年，在華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幅度達247.7%，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占我國銀行業機構總資產比例上升至3.75%。有鑒于此種情況，我國金融機構也在積極奉行“走出去”的戰略思想。我國銀行業正在積極通過并購、設立新機構等方法，深度拓展海外市場。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一）金融自由化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

摘要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的加強，世界各國貿易不斷走向自由化。但是，在貿易自由化的總體背景下，各國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而且這些貿易保護呈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和特征，不同程度影響世界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貿易保護新趨勢

戰后半個多世紀的世界貿易發展逐步趨向自由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高新技術迅猛發展，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更是把國際貿易自由化視為其基本貿易規則和主要目標。國際貿易自由化發展進程中興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很多方面有別于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的貿易保護，在發達國家多表現為關稅壁壘，在發展中國家則多表現為政府對進口貿易及外匯的管制；近年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則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關稅壁壘方式，運用更加難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護手段。為了便于區別，我們稱現時的貿易保護主義為“新貿易保護主義”。具體說來，國際貿易自由化背景下貿易保護呈現以下的新趨勢和新特征。

1保護手段的多樣性

關稅不再是單一的保護手段，保護主義措施日趨多樣化。傳統的關稅措施已日漸被“自愿”出口限制、數量限制、許可證制度、最低限價制度、海關行政程序、技術衛生檢疫與安全標準、包裝標簽規定等非關稅壁壘（NTB）所代替。據統計，在20世紀60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非關稅措施共計350多項，到70年代達到900多項，到80年代末則進一步增加到1000多項。而且涉及的商品范圍也不斷擴大，目前大約已有2000多種。非關稅壁壘限制貿易的作用日益加強，比較典型且使用頻繁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1以環保為名筑起“綠色”壁壘

一、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可能產生的影響

《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簽署與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有經濟方面的，也有非經濟方面的。它的經濟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偟膩碚f，服務貿易自由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效率的提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由于外國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能夠有更多的機會選擇質優價廉的服務，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2)發展中國家能夠進口經濟發展急需，而本國又不能滿足需求的生產性服務，從而有利于解決生產發展與服務業落后的矛盾。(3)外國企業的競爭將迫使發展中國家的服務企業向國際先進水平看齊，吸收國外先進服務技術與經驗，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和競爭能力，走向世界市場。(4)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自己具有優勢的服務業，進口不具有相對優勢的服務，從而促進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為發展中國家有優勢的服務業出口創造更多的機會。

2.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減少對服務進口的限制，短期內可能導致進口大量增加，造成國際收支惡化;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自由化的國際環境設法擴大自己的服務出口。由于能夠采用優質價廉的進口服務，發展中國家有可能降低其物質產品的成本，提高質量，增強貨物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增加收入。同時，適度開放金融服務市場還將有利于外資的流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3.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1)服務貿易本身可以成為技術轉讓的渠道。由于技術進步往往首先發生在服務領域，這樣就可以使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引進、咨詢、培訓及其他技術服務形式獲得先進技術和其他信息。同時，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技術投資也往往伴隨著某些技術轉讓。(2)國際競爭的壓力會迫使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加快技術進步，以提高競爭力，并由此帶動其他部門的技術進步。當然服務貿易自由化也可能對技術進步產生消極影響，例如，一國過分依賴于外國的高技術服務就可能抑制本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與開發。但一般來說，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技術進步影響是積極的。

4.對勞動就業的影響。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勞動密集程度高，勞動力素質差，向其他部門轉移較困難。因此，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使本國服務業和與之相關的物質生產部門的就業狀況惡化，而且對發展中國家尚未成長起來的高新技術服務部門，如遠程通信服務、法律專業服務、金融保險服務、信息咨詢服務等等可能造成損害，從而影響這些服務業的發展與國內就業。但是隨著服務進口與出口的擴大也可能增加一部分就業，特別是通過擴大勞務出口，能夠緩解國內就業的一些壓力。

一、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總是伴隨著研究視角的轉變。從傳統貿易理論到新新貿易理論，研究視角上的一個重大轉變就在于研究的重點和前沿已經從國家和產業的層面轉移到企業和產品的層面。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各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差異和各自產業的技術差別形成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從而成為國際貿易的動因。20世紀70年代末，以Krugman為代表的學者們提出了新的貿易思想，即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可以成為國際貿易產生的獨立動因。然而，這兩種貿易理論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企業是同質的。進入90年代，企業作為國際貿易的行為主體，其自身的特質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F實中，企業之間的差異十分顯著，同質化企業的假設顯然越來越不能符合實際。研究的視角轉移到企業差異性的層面，繼而產生了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

企業異質性理論著從微觀層面來考察企業的差異與國際貿易行為之間存在的關系，重新闡釋了國際貿易的動因和福利影響。趙永亮等（2011）指出企業異質性的證據表現兩個方面：1、出口企業相對稀缺性。即使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行業，并非所有的企業都從事出口，而從事出口經營的公司只占很小的比重；2、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存在差異。大量基于企業層面的經驗研究發現，相較于非出口企業，出口企業表現出生產率和工資水平更高、生產規模更大、技術和資本更加密集等顯著特征。這類經驗研究主要包括BernardandJensen(1995)和Helpman等(2004)先后對于美國企業的分析、Wagner(1997)對德國企業的研究。這些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企業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其是國際貿易行為的決定因素。企業異質性包括很多方面，但是生產率無疑是最突出而且最重要的特征。該理論也更多以生產率作為異質性的指標。

企業生產率和出口之間的作用機制。第一，自我選擇機制。其重要的理論基礎是企業生產率的差異和沉淀成本。進入出口市場，意味著企業要承擔相應的固定成本如國外的銷售網絡的建設等，這就形成了成本門檻，通過市場競爭只有生產率高的企業能夠承擔沉淀成本，選擇出口并獲得利潤。因此根據自我選擇機制，只有生產率高的企業從事出口，生產率低的企業被市場淘汰。第二，從出口中學習效應。該觀點認為，參與國際貿易的企業能夠從中獲取有益的知識，促進了企業生產率的提高。依據先前的研究，學習促進效應有三個來源：1、通過與國外廠商和消費者接觸，獲得關于產品生產和設計的重要信息；2、出口活動擴大了生產規模，獲得規模經濟；3、通過參與國際競爭，推動了技術創新。但是，從出口中學習效應在理論界仍存在廣發的爭議，實證研究也沒能提供證據支持。一些學者認為，目前只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才存在顯著的學習效應。

二、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

Melitz2003年提出的動態產業均衡模型是目前不斷發展起來的企業異質性理論的堅實基礎。后來，helpman等對Melitz模型進行了擴展，考察了企業在出口與FDI之間的選擇行為。模型假定同一行業中異質性企業生產差異化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根據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為C.E.S型，推出廠商i的需求函數為qi=Api-,A是需求水平的度量，=1/(1-)是不變的需求彈性且>1。廠商只需投入一種要素勞動L，勞動的成本為S。廠商i進入該行業后的生產率為i，那么其可變成本為S/i。廠商進入市場需要支付固定成本F，進入國內市場、出口市場以及在國外FDI的固定成本分別是FD,FX與FI。首先考慮進入國內市場的情況，廠商i的成本C=qi(s/i)+FD。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廠商i的均衡價格為pi=s/(i),則其最大利潤為D=Bi-1-FD，其中B=(1-)A(s/)1-。顯然只有當D>0時，企業才進入國內市場。因此存在生產率臨界點D=｛i：D=0｝，只有企業的生產率高于D時，企業才進入市場，否則將退出該市場。其次考慮出口市場，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價格同樣為pi=s/(i)，但是由于存在冰山貿易成本T>1,企業從事出口的最大化利潤為X=T1-Bi-1-FX。出口的生產率臨界點為X=｛i：X=0｝。最后在國外FDI時，企業的最大利潤I=Bi-1-FI，生產率臨界點記為I。根據helpman的假設國內市場與出口市場以及FDI的固定成本不同且FI>T-1FX>FD，可以推算出I>X>D。該模型表明出口的生產率臨界值大于進入國內市場的生產率臨界值，因此生產率高的企業才會選擇出口，生產率中等的企業只服務于國內市場，生產率低的企業被淘汰退出該行業。而且在參與國際市場的企業中，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選擇FDI方式為國外市場服務，而生產率次之的企業選擇出口經營。

認識國情是制定正確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基礎。從國際角度看，認識國情的重要內容是了解一國各類經濟資源在國際市場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國際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發揮比較優勢，提高競爭優勢，最大限度發揮自身發展的潛力。

一.比較優勢與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的含義

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之間生產技術的絕對差別，各國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后來，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每個國家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獲得“比較利益”。

衡量各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一般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用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于產品A的人均產量與其他產品的人均產量之比，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越高，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其二是用產品的相對成本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生產成本等于產品A的單位生產成本與其他產品的單位成本之比，產品相對成本越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

實際上，用以上兩種方法衡量各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通常引入“顯示比較優勢系數”（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來衡量比較優勢。〔2〕該系數定義為：i國k產品貿易量占i國貿易總量比重與世界k產品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該系數大于1，視為i國k產品具有“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視為具有“比較劣勢”。從動態觀點看，該系數上升，視為i國k產品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若該系數下降，則視為動態“比較優勢”下降。

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1980～1994年）

論文關鍵詞：所得稅；服務貿易；稅收協定

論文摘要：所得稅領域的稅收歧視和雙重征稅能夠對服務貿易產生扭曲作用。所得稅的國際協調和貿易自由化是分別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和WTO來實現的。但是，WTO體制本身不解決雙重征稅，也無法有效處理稅收歧視問題；而稅收協定對稅收歧視和雙重征稅的消除也是不徹底的。同時，WTO體制和稅收協定也無法解決多邊的稅收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貿易內涵從傳統的貨物貿易擴展到了服務貿易。特定的所得稅措施也能夠對服務貿易產生扭曲作用。但是，在國際層面上，所得稅的國際協調和貿易自由化是分別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和WTO來實現的。本文擬在探討所得稅與國際服務貿易之關系的基礎上，對現行模式進行初步的評析。

一、所得稅與國際服務貿易的關系

WTO框架下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界定了服務貿易的四種交易模式：(1)在一個成員境內將服務提供至任何其他成員境內(跨境交付)；(2)在一個成員境內，向其他成員在該成員境內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境外消費)；(3)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在其他成員境內的商業存在提供服務(商業存在)；(4)一個成員的服務提供者通過其派往其他成員的自然人提供服務(自然人流動)。

所得稅措施能夠對上述服務產生影響，主要問題在雙重征稅和稅收歧視兩方面：

摘要:2000年以來，尤其在坎昆會議失敗后，區域貿易自由化在全球迅速發展進步。對區域貿易自由化在全球的情況下進行觀看，發現了區域貿易自由化在世貿組織制度下能夠飛快進步發展的各種因素。在解讀國際貿易有著巨大影響的前提下，列出了中國對區域貿易自由化所采取的措施。在全球化的大情況下，區域主義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各地所聚焦之地。

關鍵詞:區域貿易;貿易安排;應對對策

區域貿易自由化的理論內容的發展與其實際情況息息相關，尤其與貿易自由化制度及其實施與成員國的利益更是分不開。產生的利益有按照比較利益原則產生的各方面變化，包括生產和效率及經濟方面的增長等。貿易自由化理論集中于研究國際貿易變化所帶來的福利效應，探討貿易所帶來的經濟后果。

一、區域貿易自由化發展的趨勢

(一)以美國為首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就和以色列和加拿大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后來墨西哥參加后改為北美自由貿易區。2005年以前建立一個從阿拉斯加到火地島、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國家都參加的自由貿易區的“布什倡議”?！安际渤h”受到拉美國家大部分地區的贊同。美國加快了與中南美洲等地區的合作，希望能夠與這些地區成為一個整體的美洲自由貿易區。除了這些，美國還在積極主動加入亞太地區的關于雙邊自由貿易的協商。美國的這些做法，表明了以美國為首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在全球已經初步完成。

一、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效應具有貿易、環境和發展的“三贏”性

可持續發展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追求，也是WTO要實現的根本目標。早在WTO建立之初，《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議》就規定了WTO要依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利用世界資源，保護生態平衡和維護環境。隨著WTO多哈回合談判正式將貿易與環境列為八大議題之一，其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又一次得到了重申。WTO及其成員在保護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最具體、最直接的貢獻就是削減環境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是解決貿易與環境沖突、改善全球環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其一會增加全球環境產品貿易額，同時也推進了全球環境產業的發展;其二會使各國以低成本獲得高質量的環境產品，激勵各國企業使用更清潔的技術，提升各國環境友好型產品的生產和貿易能力;其三，可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獲得解決環境問題的必要技術設備，推進技術創新，提高發展中國家應對環境問題的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因此，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效應可以說是貿易、環境和發展“三贏”。

二、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推動力的多樣性

WTO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起著重要推動作用。為了促進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2001年，WTO第四次部長會議正式啟動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將環境產品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削減議題納入談判進程，要求WTO成員盡快完成環境產品的定義及市場開放的工作。自此，WTO組織了長達十多年的有關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談判。盡管這個談判還沒有取得最終成果，但越來越多的成員接受了WTO的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理念和原則，一些成員在談判中不同程度上就不同類別的環境產品削減了關稅，逐步開放了國內一些環境產品市場，促進了環境產品、環境技術、信息等在各成員間的自由流動，推動了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和區域貿易安排(RTAs)也是推動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2001年生效的美國—約旦自由貿易協定旨在10年內取消許多環境產品的關稅壁壘，并對具體的環境服務取消貿易障礙。2002年10月生效的加拿大—哥斯達黎加自由貿易協定立即為多數環境產品免除關稅。亞太經合組織(APEC)長期以來都是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先行者和驅動者。APEC自20世紀90年代就把環境產品與服務部門列為APEC加速貿易自由化的特定產業，作為自愿自由化計劃的主要開放部門和優先進行自由化的部門。雖后因成員對于如何執行部門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倡議的立場有重大分歧，導致APEC決定將EVSL倡議提交WTO推行，但APEC致力于實現環境產品貿易在區域內的自由發展的努力一直不斷。在WTO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停滯不前時，APEC推動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步伐加快。如提出環境產品清單，通過APEC環境產品計劃框架(APECEGSProgrammeFramework)，《環境產品與服務領域的貿易和投資》，建立APEC環境產品與服務業數據庫并于2009年正式啟用了APEC環境產品與服務業信息網站(EnvironmentalGoodsandServicesInformationExchange，EGSIE)，提供相關信息服務。再如從2007年開始，APEC每年的領導人宣言和部長聲明都將發展環境產品與服務、推動環境產品與服務貿易作為促進可持續增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和途徑。

尤其在2012年APEC各成員就降低環境產品關稅達成共識，通過了環境產品清單，并承諾2015年前關稅降低至5%或更低。2014年APEC貿易部長會議重申APEC成員在2015年年底前如期履行APEC環境產品清單的承諾。這一成果不僅將極大推動區域環境產品貿易的自由化，而且也為WTO主持的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帶來示范作用與注入新動力，從而推動全球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一些國際組織尤其是與環境和發展有關的國際組織對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也有重要的影響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貿易與環境問題，關注環保政策對貿易的影響以及貿易政策、貿易流向和貿易協定對環境的影響。OECD與歐盟統計局(Eurostat)最早對環境產品給出了明確的定義，迄今為止，這仍是國際社會最具有代表性的定義。1995年OECD與歐盟統計局為推動貿易自由化提出環境產品清單(OECDlist)，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該清單與1998年的APEC清單(APEClist)，成為2001年WTO開啟多哈回合談判，推動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談判時的共同起點。世界銀行的終極目標是終結極度貧困，促進共同繁榮。世界銀行的環境戰略目標就是促進人們把環境的改善作為發展和減少貧困戰略及行動的基本內容之一。針對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制約21世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首要環境問題，世界銀行認為，氣候變化不只是一個環境問題，而是對人類發展進程和反貧困斗爭的根本性挑戰，并采取了一些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行動措施。這些措施也直接或間接促進了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如2007年世界銀行了題為《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經濟、法律與制度視角》的報告，從經濟、法律和制度角度審視氣候變化與貿易目標之間的聯系，認為各種關稅和非關稅的壁壘妨礙了發展中國家清潔能源技術的擴散，環境產品的談判可能為解決貿易和氣候變化的問題作出重大貢獻。世界銀行還根據美國和歐盟等發達成員2007年提出的162個六位稅目的環境產品清單，甄別出43種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環境產品，這些產品主要是產生或使用太陽能、風力和水力的相關設備和零部件等，稱之為氣候友好產品(climate-friendlygoods)，供WTO成員討論。世界銀行環境產品清單一經提出，就受到各方關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領域工作的核心機制是2013年啟動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高級別政治論壇以及其前身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這也是聯合國系統內討論、審議國際環境與發展合作最重要的論壇之一。該機制有效促進了最高政治領袖們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形成共識，增進國際合作和政府間決策過程合理化，使其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被廣泛地認同和接受，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推動WTO關于貿易與環境議題和環境產品貿易自由化的談判進程。

三、發達國家的倡導者地位逐漸受到挑戰

認識國情是制定正確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基礎。從國際角度看，認識國情的重要內容是了解一國各類經濟資源在國際市場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國際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兩個方面），發揮比較優勢，提高競爭優勢，最大限度發揮自身發展的潛力。

一.比較優勢與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的含義

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之間生產技術的絕對差別，各國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后來，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每個國家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獲得“比較利益”。

衡量各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一般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用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于產品A的人均產量與其他產品的人均產量之比，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越高，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其二是用產品的相對成本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生產成本等于產品A的單位生產成本與其他產品的單位成本之比，產品相對成本越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

實際上，用以上兩種方法衡量各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通常引入“顯示比較優勢系數”（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來衡量比較優勢?！?〕該系數定義為：i國k產品貿易量占i國貿易總量比重與世界k產品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該系數大于1，視為i國k產品具有“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視為具有“比較劣勢”。從動態觀點看，該系數上升，視為i國k產品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若該系數下降，則視為動態“比較優勢”下降。

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1980～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