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價值范文10篇

自從C.P.斯諾、薩頓諸人倡言科學與人文已形成兩種文化以來，幾十年倏爾過去，論者自論之，科學與人文的歧異，卻似乎有增無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稱：“研究自然體系而形成的世界觀，與人文學術和社會生活中的價值觀之間，呈現重大歧異，對人類生存已構成威脅。”

此種分歧與危機，不僅表現在外部，即科學共同體與人文共同體之間難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現在內部，即科學作為求知體系，其客觀基礎與主觀的人文歷史因素之間的張力已經表面化，而使科學的理性基礎受到質疑。盡管近年來人類的技術力量呈空前的膨脹式發展，然而科學的自信，科學在學術中的尊嚴，卻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紀詩人頗普所謂“上帝說要有牛頓，于是有了光。”的那種對科學的崇敬，十九世紀對科學文明進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紀中期以前對科學可靠基礎的信心，皆已受到種種批判而發生動搖。

科學的概念更迭

雖然對基礎主義的批判發韌于科學哲學家如卡爾·波帕，然而科學內部的理論概念發生重大更迭，則屬先行。1905年愛因斯坦已完成狹義相對論。1915年他發表的數學理論已將相對論推廣到引力加速運動。量子力學的基本完成時期約在1900至1927年之間。哥德爾定理發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諸如此類的理論所提出的新觀念，已足以擾亂既有的科學秩序。

本來，就物理科學而言，新理論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學概念，如：絕對時空、以太、引力即時效應、歐幾里德空間普遍有效、光按直線投向空間、物體無最大限度速度，諸如此類。而且新理論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學在一般領域里的應用。比如海森伯格測不準原理的方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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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科學價值/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正文】

關于全球化肇端的時間，迄今并無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卻沒有人能夠否定近二十年來、尤其是冷戰終結以來全球化浪潮對人類社會所造就的巨大影響。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發展、電腦的普及和信息時代的驟臨，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因此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主導地位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經濟全球化加速本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面對兩種社會制度之間更加隱蔽、間接和復雜的矛盾和斗爭，必須做到既要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吸收人類一切先進文化的成果，又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的社會分層和利益調整，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方式日趨多樣化，人們的政治觀念、政治覺悟發生深刻變化、政治需求與政治參與擴大的情況下，執政黨必須做到對社會民眾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強的維護社會穩定和進行社會整合的能力。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這些新的變化，對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容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驗。能否與時俱進地不斷進行理論創新，關系到黨能否堅持先進性和增強創造力。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論基礎，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因此，充分認識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就顯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變化，導致一些人對誕生于革命年代的思想的當代價值產生困惑甚至懷疑。對此，我們固然可以從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的指導意義或獨創性的內容來回應前述的困惑。譬如說，從關于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活的靈魂”，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于政策和策略，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于黨的建設等方面，來闡述思想的價值，這種回應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夠的。由于這個問題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變遷帶來的，因此，還必須把握變動中的現實，理解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關聯度，找準全面理解思想的切入點，在觀照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正確把握衡量思想的價值尺度，并在理論上厘清思想與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間一脈相承之聯系，從而明確思想的科學價值與現實意義，使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旗幟上永不褪色的內容。

一、現實與思想的生命力：開放的理論與變動的實踐

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顯著特征的當代中國現實，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以及經濟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面對這些深刻變動中的現實，思想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恒久的指導意義。

1醫學人文精神醫學人文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在醫學衛生實踐中的應用與體現。醫學實踐的特點決定了醫學人文精神集中體現在對病人的價值，即對病人的生命與健康、病人的權利和需求、人格和尊嚴的關心與關注。醫學人文精神是一種以尊重為核心的人道倫理意識和精神。醫學的本質特點最能體現人文精神。醫學與人文精神具有內在的、必然的聯系。醫務工作者要通過自己的醫學實踐活動更好地提高人的生命價值，使人的人格受到尊重，個性得以全面發展，使醫學的科學價值與人的價值相統一。這正是醫學人文精神的精華所在。醫學不僅僅要把病人當作一個生物體進行治療，更重要的是把病人當作一個社會的人進行治療。醫學這種人為和為人的顯現事業是與人性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醫學是愛人、救人、幫助人解除痛苦的科學。要實現這一目標，醫學必須具備關愛人的品格。醫學既具有科學技術的一般屬性，又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醫學是一門直接面對人的科學，即以人為研究客體，又直接服務于人。醫學比任何別的學科更強調人文關懷。以人為本，服務于人是醫學的最終價值目標。醫學人文精神不僅表現在人文文化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對于人的生存、發展，而且對于人的自由和解放具有意義和價值。

2醫學學科的人文向度

艾鋼陽在<醫學論>一書中強調：“無論科學性如何強的醫生，如果沒有藝術之光的啟示，也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醫生。”醫學專家黃家泗教授說：“人的健康與疾病，不僅受物質環境的支配，也受社會制度、經濟條件、精神狀態的影響。因此，醫學又是與社會科學密切相關的。”因此，不能把醫學簡單地看作純自然科學，而忽略它的濃郁的人文性。把醫學與技術的界限區別開來，將人文精神納入到醫學范疇內，這樣才能夠完整地認識醫學。

由于人是有意識的，是社會性的人，所以在研究人的生理病理的過程中不能不考慮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多種關系的協調。大量實踐證明，心理因素、社會因素、環境變化對人體疾病有越來越多的影響。世界衛生組織把健康定義為“一種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上完滿狀態而不只是沒有疾病和虛弱的現象”。這就表明了社會、心理因素對健康的影響。醫學的人文性基礎是醫學的“為人”的目的，其豐富的文化內涵，體現了醫學的社會功利價值與人類生命價值。在醫學認識中只有將醫學知識、醫學研究及操作的態度與方法，協同于人文知識、態度與方法，才能實現醫學認識的道德責任，才能實現醫學“為人”的完整意義。祖國醫學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上，形成了辯證施治、脈診、針灸等一系列重要的診治方法，將人的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綜合考慮在內，從而達到診治病人生理、心理疾患的目的。因此，忽視人文價值導向，醫學就不會達到其初始的治病救人的目的。

3醫學目的與醫學宗旨

生命對于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機會只有一次。每個人的生命旅程都是單程票。而且，在歷史的長河中，個體生命的時間又顯得那樣的短暫。熱愛生命是醫學的核心，救死扶傷是醫學人道主義的目的，是醫學職業精神的精髓。醫學目的追求的是廣大人群的健康。而不只是減少患病人群的痛苦。醫學就其社會職能與研究對象而言，必須兼顧人的生物、心理、社會及環境等諸方面因素的影響，構成大醫學觀，向整體醫學的方向發展。因此，醫學應當追求人的生理、心理、社會及環境等全方位的良好狀態與舒適。而不單純是沒有病痛。中醫歷來以“治病必求于本”和“養生莫若知本”為其實踐宗旨。在科學與文明均高度發展的21世紀，以健康為目標，努力發掘和發展人的健康動力，謀求人的身心在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相互作用中的和諧發展，應是現代醫學為人類服務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

【內容提要】人學思想是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實際，圍繞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和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形成了以人的本質為基礎，以人的價值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核心的人學思想，在人的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晚年在人學思想上雖然發生過一些迷誤，但其基本方面仍然是正確的，具有科學價值和當代意義。人學思想把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對于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堅定共產主義信念、不忘“人的全面發展”的大目標，又立足于積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現階段實踐，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人學思想/人的全面發展

人學思想是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研究和評價的人學思想，對于哲學思想的發展，對于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人學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晚年的迷誤

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實際，圍繞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和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問題，形成了以人的本質為基礎，以人的價值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核心的人學思想，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表現出對勞苦大眾、社會底層命運的特別關注；對社會公平的執著追求；對主體觀念的改造和重建的高度重視；對個性解放和集體主義精神的大力推崇的中國特色，體現了中國哲學人本主義傳統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文精神，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現簡要分述如下：

一是從勞動（實踐）和社會關系的角度闡明了人的基本特性和本質。馬克思曾經說過：勞動即“自由的自覺的活動”[1]（第96頁）是人的類特性，又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第56頁）根據馬克思的思想進一步指出：“自覺的能動性”是人區別于物的特點。[3]（第477頁）自覺的能動性包括思想等等主觀的東西和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實踐（做或行動），而生產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因此，人的基本特性表現為“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4]（第81頁）也就是說，實踐、特別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為特征的生產勞動，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然而，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階級的人又如何區分呢？指出，要從社會關系即“人的社會性”和“人的歷史發展”上加以區分，[5]（第282頁）因為人要實踐、要勞動，就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而社會關系又是具體的、歷史的。奴隸和奴隸主、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他們在社會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即“人的社會性”不同；現代人和原始人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關系處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即“人的歷史發展”情況不同。而社會關系在階級社會中主要表現為階級關系，所以強調在階級社會里要從人的階級性上了解人的特性和人的本質。這是對人的特性和本質深刻而獨到的見解。

提要：本文探討了有關科學與價值的幾個問題：(1)什么是科學與什么是價值?(2)科學與價值有三方面關系值得探討：a.科學價值；b．科學與社會價值觀念的互動；c．科學中的價值。(3)對科學中的價值從科學的內涵所包括的三個方面來分述：a．科學知識體系中的價值；b.科學研究活動中的價值，c．科學社會建制中的價值。(4)科學和人的價值。

科學與價值問題，是國外科學哲學界近年來議論的一個重要課題。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必須了解：什么是科學?什么是價值?關于科學，雖然學術界至今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但是人們對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研究活動和社會建制的內涵則是沒有多少疑問的。至于價值，可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了。

一、什么是價值

在中國古代和古希臘的哲學中，在談論人生的意義、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行為的評價標準時，就已經涉及價值問題。在漫長的歐洲中世紀，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被看作是最高的價值，是一切價值的源泉和歸宿。例如，圣•奧古斯丁就告訴人們，價值應該建立在上帝意志的基礎上，而不是基于其他東西。近代西方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念，則是隨著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來到這個世界上的。18世紀的一些著名哲學家，已開始探討價值本身。戴維•休謨認為，價值判斷以人性為基礎，以利己的同情心為基礎；伊曼努爾•康德強調，價值是或者應該是借助于他所謂的“絕對命令”而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杰米里•邊沁則指出，價值以其在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中的有用性的計算結果為基礎。19世紀，在一些思想家的努力下，價值的意義被延伸至哲學方面更為廣闊的領域。

真正的價值哲學(axio1ogy，或譯為“價值學”)，即對價值概念的深入闡述和對價值理論(valuetheory)的系統探討，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形成的。一批哲學家和研究者對價值的含義，基礎和性質，各執一詞。他們或者認為價值是愿望的滿足，是快樂，是引人感興趣的任何東西，是經過選擇的所好，是以某種方式被享受或可享受的質；或者認為價值是有助于提高生活的任何經驗，是人格統一體的對照經驗；或者認為價值是純粹理性的意志，是手段和實際達到目的之關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里，價值被看作是客體的屬性和主體的需要之間的特定關系。馬克思主義強調價值的客觀性(價值的客觀基礎和源泉在于客體的屬性)、實踐性(通過社會實踐才能發現價值和實現價值)和歷史性(價值本質上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范疇，人們的價值標準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并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主體和動力、衡量發展的根本標準等問題都做出了科學的回答，蘊涵著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思維方式。價值思維是指在現實社會關系和實踐活動中，思維者依照主體自身的尺度，選擇、對待和評價客體，使客體主體化從而產生價值的運思活動。在科學發展觀中，處處體現著這種價值思維。其突出特征有三個。

一是科學發展觀運用主體性思維，強調人的核心地位和社會本位，把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納入發展的視野，把“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基礎，揭示了社會發展的目的與動力皆為人，要求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里，主體性思維就是人民本位思維，就是以人民利益、人民需要、人民幸福為本，能否讓最廣大民眾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成為判斷發展是否科學的重要依據。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主體，也是享有法律保障的權利主體和具有能動性、創造性的實踐主體。一切價值都是人民創造的，都是人民自我價值的表現。因此，從根本上講，社會的發展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價值追求、價值選擇、價值創造過程。發展為了人民，就是要將人的健康生存和全面發展，人的物質、文化、政治需求及其滿足，人的權益和幸福，作為發展的目標和宗旨，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發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終把人民群眾作為創造歷史的動力之本，牢固確立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激發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協商、調解等綜合手段，建立和完善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的公平公正機制、多樣化利益訴求的表達機制與實現機制，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社會權利，實現既能有效創造價值又能公平分享價值的發展，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二是科學發展觀從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的關系入手，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倡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互利、共生、共贏，堅持了主客體相互作用的全面的徹底的關系思維，在辯證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以及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的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揭示了科學發展應該是以人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整體推進的全面發展，并進一步把社會的全面發展具體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創造性地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戰略。“五個統籌”既體現了發展的空間的全面性，即從城市到鄉村、從東部到西部、從國內發展到對外開放等的空間意義的全面性，又兼顧到現在與未來的發展，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它從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等多重關系的角度來規范發展，在社會發展的動力上，堅持發展的多維性，重視社會發展動力系統諸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復雜性，關注各動力要素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綜合效應，強調應遵循系統的合力優化原則，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項具體的建設之間保持有序與緊密關聯的張力，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在社會發展的目標上，堅持發展價值取向的全面與協調，關注社會和人全面發展過程中價值關系的互補性與互動性，并確立了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社會公正、文化繁榮、生態平衡等綜合指標系統，追求社會發展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與人文價值的全面實現，進而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和諧共進。

三是科學發展觀堅持用合目的性統率合規律性，追求發展的內在和諧。把價值目標建立在真理之上，既以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為基礎，又以人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以人民利益為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根本，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與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高度地統一起來，使發展更具有親和力和凝聚力，更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為了實現規律之真與人本之善、現實實踐和理想目標的統一，創建和諧之美，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的理性設計正確的發展過程、戰略和步驟，在實踐理性層面提出了整合發展中各類利益關系的“五個統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舉措，突出了主體實踐活動的生成性和創造性特征，把整個社會發展視為一個政治與經濟、經濟與文化、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方面相互協調、全面而持續發展的過程，堅持了目的合理性與過程合理性的統一，既關注社會發展諸要素在時間上的動態連續性，又關注社會發展諸要素在空間上的結構合理性；強調社會發展應當是系統運行協調性和持續性的統一，主張以組織的、規范的、制度的和價值的方式，對社會的各種利益、動力、目標和結構進行協調，保證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以及社會系統內部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適應、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全面發展就是要追求和諧共榮，使各類價值目標在發展過程中得以平衡實現，整體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協調發展就是要追求和諧優化，使社會資源優化組合，實現社會利益主體及其關系的和諧，進而達到有秩序的、規范化的、按章辦事的運行狀態；可持續發展就是要追求和諧共生，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的統一、當代人發展與后代人發展的統一、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統一、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統一逐步成為現實。和諧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走向。

總之，科學發展觀就是提倡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互利、共生、共贏的價值思維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質上就是以這種科學的價值思維范式為指導進行的社會實踐運動。只有真正確立起科學發展觀倡導的價值思維，并落實于各項制度創新、政策制定與實施之中，全面轉化為現實生活中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實踐方式，才能實現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社會政治理想，才能使我們的社會真正成為充滿著深厚人文關懷的和諧社會。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主體和動力、衡量發展的根本標準等問題都做出了科學的回答，蘊涵著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思維方式。價值思維是指在現實社會關系和實踐活動中，思維者依照主體自身的尺度，選擇、對待和評價客體，使客體主體化從而產生價值的運思活動。在科學發展觀中，處處體現著這種價值

思維。其突出特征有三個。

一是科學發展觀運用主體性思維，強調人的核心地位和社會本位，把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納入發展的視野，把“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的基礎，揭示了社會發展的目的與動力皆為人，要求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里，主體性思維就是人民本位思維，就是以人民利益、人民需要、人民幸福為本，能否讓最廣大民眾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成為判斷發展是否科學的重要依據。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主體，也是享有法律保障的權利主體和具有能動性、創造性的實踐主體。一切價值都是人民創造的，都是人民自我價值的表現。因此，從根本上講，社會的發展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價值追求、價值選擇、價值創造過程。發展為了人民，就是要將人的健康生存和全面發展，人的物質、文化、政治需求及其滿足，人的權益和幸福，作為發展的目標和宗旨，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發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始終把人民群眾作為創造歷史的動力之本，牢固確立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激發人民群眾的歷史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協商、調解等綜合手段，建立和完善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的公平公正機制、多樣化利益訴求的表達機制與實現機制，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社會權利，實現既能有效創造價值又能公平分享價值的發展，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二是科學發展觀從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的關系入手，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倡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互利、共生、共贏，堅持了主客體相互作用的全面的徹底的關系思維，在辯證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以及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的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揭示了科學發展應該是以人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整體推進的全面發展，并進一步把社會的全面發展具體化、方法化和可操作化，創造性地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戰略。“五個統籌”既體現了發展的空間的全面性，即從城市到鄉村、從東部到西部、從國內發展到對外開放等的空間意義的全面性，又兼顧到現在與未來的發展，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它從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等多重關系的角度來規范發展，在社會發展的動力上，堅持發展的多維性，重視社會發展動力系統諸要素的作用及相互作用的復雜性，關注各動力要素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綜合效應，強調應遵循系統的合力優化原則，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項具體的建設之間保持有序與緊密關聯的張力，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在社會發展的目標上，堅持發展價值取向的全面與協調，關注社會和人全面發展過程中價值關系的互補性與互動性，并確立了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社會公正、文化繁榮、生態平衡等綜合指標系統，追求社會發展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與人文價值的全面實現，進而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和諧共進。

三是科學發展觀堅持用合目的性統率合規律性，追求發展的內在和諧。把價值目標建立在真理之上，既以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為基礎，又以人為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以人民利益為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根本，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與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高度地統一起來，使發展更具有親和力和凝聚力，更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為了實現規律之真與人本之善、現實實踐和理想目標的統一，創建和諧之美，科學發展觀用科學的理性設計正確的發展過程、戰略和步驟，在實踐理性層面提出了整合發展中各類利益關系的“五個統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創新型國家、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舉措，突出了主體實踐活動的生成性和創造性特征，把整個社會發展視為一個政治與經濟、經濟與文化、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方面相互協調、全面而持續發展的過程，堅持了目的合理性與過程合理性的統一，既關注社會發展諸要素在時間上的動態連續性，又關注社會發展諸要素在空間上的結構合理性；強調社會發展應當是系統運行協調性和持續性的統一，主張以組織的、規范的、制度的和價值的方式，對社會的各種利益、動力、目標和結構進行協調，保證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以及社會系統內部不同領域之間的相互適應、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全面發展就是要追求和諧共榮，使各類價值目標在發展過程中得以平衡實現，整體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協調發展就是要追求和諧優化，使社會資源優化組合，實現社會利益主體及其關系的和諧，進而達到有秩序的、規范化的、按章辦事的運行狀態；可持續發展就是要追求和諧共生，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的統一、當代人發展與后代人發展的統一、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統一、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統一逐步成為現實。和諧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走向。

總之，科學發展觀就是提倡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互利、共生、共贏的價值思維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質上就是以這種科學的價值思維范式為指導進行的社會實踐運動。只有真正確立起科學發展觀倡導的價值思維，并落實于各項制度創新、政策制定與實施之中，全面轉化為現實生活中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實踐方式，才能實現符合人民利益和要求的社會政治理想，才能使我們的社會真正成為充滿著深厚人文關懷的和諧社會。

摘要：結合國內有關地鐵項目的實例，剖析若干“可行性報告”中存在的問題及理論癥結，強調地鐵規劃必須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統一性原則，作出可供城市規劃、決策者參考的地鐵的科學價值決策程序。

關鍵詞：可行性公共項目科學決策價值決策

自1990年代起，中國各大城市就不斷掀起地鐵（含輕軌）熱。?中央政府多次行政干預，以停止審批方式給地鐵熱降溫。然而，中央降溫，地方不降溫；地鐵項目不上，地鐵規劃線路卻在增長。目前運作地鐵項目的城市，盡管一號線長度都在25公里以內，但其規劃總長卻大都已超出100公里。其中，杭州和南京更分別達到了$&''''公里和())公里。這種情況不能不使人擔憂。地鐵屬于建設成本巨大、營運成本昂貴的公建設施，其上馬需慎之又慎。上世紀末的“機場熱”已是前車之鑒：全國已建成的)''''個支線機場，)&個嚴重虧損，有的已經停航。而地鐵與機場不同：機場停航，土地資源還可利用；地鐵停運，埋在地下的資源統統報廢，毫無效益可言。這便是對地鐵“可行性研究”進行專題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筆者因工作關系，自!""#年代開始接觸地鐵項目，從而發現地鐵“可行性”研究中存在著忽視或違反社會科學規律及價值原則的現象。為此，筆者結合自己的價值學研究，圍繞地鐵規劃的可行性，以探討科學認識、價值決策的基本原則及程序，供地鐵及其它大項目的規劃者和決策者參考。

實事求是：地鐵可行性研究的科學原則

實事求是，是自然科學也是社會科學認識的基本原則。地鐵，建在城市、服務城市，因此，把握客觀市情是可行性研究的基礎。市情包括許多內容，但對地鐵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城市經濟實力、二是城市人口規模———經濟落后、人口規模過小的城市，地鐵項目通常可免談。應該說，把握這兩條都不難。問題是，如何準確預測城市遠期人口，這是地鐵規劃的科學依據。而在目前的地鐵規劃中，城市預期人口卻幾乎是一彈性存在。

1990年代初，由北方某院編制的青島地鐵規劃，曾預測2000年青島地鐵一期（16公里）日均客流76萬人次。當時北京42公里地鐵日客運量才150萬人次，每10公里35.7萬人次；青島地鐵每10公里竟達47.5萬人次。按比例推算出來，青島的人口在2000年就該有2004萬了！2004年，南方某院編制的青島交通規劃中的軌道規劃，總長度為195公里，預測遠期日客運量382萬人次。按目前北京軌道交通總長114公里日客運量180萬人次的比例推算，青島未來城市人口也將超過2000萬。由于國內地鐵建設、運營成本大體相同，票價大體接近，因此，凡軌道規劃超過100公里的城市，所預設的城市人口也都應超過700萬，其中，杭州、南京的人口更應超過2000萬！

自牛頓力學問世以來，對于促進人類物質進步和精神文明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就把科學當成破除迷信、擺脫貧窮、實現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學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利大還是弊大，從來就有不同看法。著名法國思想家盧梭曾對科學的發出強烈質疑，到了20世紀，更有尼采、海德格爾、胡塞爾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學的負面價值，流風所及，對科學持懷疑與批判態度不但在發達的現代、后現代，而且在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也成了風尚。

中國人一方面在科學技術上奮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家否定科學的思想。看來，對科學價值的評價，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重要。探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樣，一般地談論科學的本質、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即長期落后，實現現代化是當務之急）探討科學的價值。本文側重于第二方面，梳理自上世紀初直至今天中國人，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批判性態度，說明對科學基本上應該持正面肯定態度，同時也要真正懂得科學的精神、性質及其范圍，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

東方文明古國的抗拒心理

鴉片戰爭使我們這個“中央之國”、“天朝上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國苦心構筑的海防邊防，失敗首先使中國人領教到西洋槍炮的威力，然后領悟到科學技術的價值。但是，統治集團和上層知識分子的主流認識并無根本改變，頑固派把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開明派也不過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敗再敗和對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國、文化精英發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西方，利用科學技術救國；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學，對之表示鄙夷不屑，認為固守傳統以維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從宏觀角度看，這個古老而落后的大國既驕傲、又沮喪，對科學既羨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對科學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從微觀角度看，肯定科學價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熱情有余而素養不足，當他們以科學為武器反對迷信和無知時，他們的口號和姿態似乎可以概括為這樣：“我們什么都不迷信，我們只迷信科學”，這當然是與科學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態度；而那些頑固守舊的人一方面輕視和敵視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稱贊東方傳統的片言只語視為知心話，當成抑西揚中的得力證據。

比如，辜鴻銘就最愛引用各種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贊揚來為他那抱殘守闕的立場辯護。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文中說：“著名的評論家勃納德·貝倫森先生在比較歐洲與東方藝術時曾說過：‘我們歐洲人的藝術有一個致命的、向著科學發展的趨向。而且每幅杰作幾乎都有讓人無法忍受的、為瓜分利益而斗爭的印記。’……我認為歐洲文明也是為瓜分利益而斗爭的戰場。”①

社會科學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將事實與價值分開，或有意識地排除價值判斷？這似乎是個顯而易見的簡單問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人們暗含的價值觀總是或隱或現地影響研究本身。這一問題在東方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論述當代西方哲學對這一問題的若干代表性論點，然后再對我國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傾向作針對性的評論。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