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范文10篇

【論文關鍵詞】翻譯；語言；文化；文化負載詞

論文摘要】翻譯是將一種語言文化承載的意義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文化中的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語言與文化的共性使翻譯成為可能，語言與文化的個性給翻譯帶來重重障礙。本文試以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為切入點，從語言與文化，語言與翻譯及文化與翻譯三個方面來闡述翻譯實際上是翻譯文化這一概念。

翻譯是將一種語言文化承載的意義轉換到另一種語言文化中的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意義的交流必須通過語言來實現，而每種語言都是一個獨特文化的部分載體。在轉換一個文本中的語言信息時，也在傳達其蘊涵的文化意義。漢譯英是譯者將作者為漢語讀者所寫的漢語文本轉換成功能相似、意義相符、供英文讀者閱讀的英語文本的活動。詞匯是文化信息的積淀，各民族的文化觀、價值觀等文化的各個層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詞匯系統中，并形成帶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內涵的文化詞匯。由于負載著特殊的民族文化內涵，文化詞匯往往構成了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的翻譯的難點和重點，文化負載詞的英譯對于中西文化交流和傳播中國文化起著重要的作用。

1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語言是什么？各國學者定義不一。八十年代，我國學者對語言作了這樣的界定：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是符號系統（劉伶，1984）。后又有學者指出：語言是一種作為社會交際工具的符號系統（刑福義，1993）。西方語言學家一般把語言視為“人類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號系統”。筆者傾向于這樣一種較為全面的界定：“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符號系統，當它作用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時候，它是表達相互反應的中介；當它作用于人和客觀世界的關系的時候，它是認知的工具；當它作用于文化的時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和容器。”（許國璋，1987）

1.1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過社會習得的知識,而語言則是人類特殊的語言能力通過后天社會語言環境的觸發而習得的一套知識體系。陳宏薇和李亞丹主編的《新編漢英翻譯教程》一書中給文化下的定義為：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并根據《文化語言學》的文化分類法把文化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語言是人類最杰出的創造物之一，語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出現的功能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應該根據翻譯目的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方法，即“目的決定論”。譯文的好壞不僅僅取決于譯文是否準確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意圖和信息，也取決于譯文是否達到了譯者本人想達到的交際目的。不同的翻譯目的甚至可能導致同一譯者對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譯。因此譯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圖，而且要非常明確自己翻譯活動的目的，才能決定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翻譯方法。

但是這一理論是否適合文學作品的翻譯呢?目前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存在不少爭議。“語言學派”認為文學翻譯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準確傳達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潛在含義，在文學作品翻譯中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譯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認為功能翻譯理論不適用于文學作品的翻譯。

本文經過研究發現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同是文學作品的翻譯，詩歌、散文和小說等的翻譯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對同一體裁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同譯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這種不同除了由譯者的風格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外，還往往源于譯者所希望達到的不同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翻譯目的可以導致對文學作品的不同的翻譯。本文采用龐德(EzraPound)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楊憲益夫婦(YangXianyiandGladysYang)的英譯《紅樓夢》和林語堂的英譯《浮生六記》為例，探討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作品翻譯中的應用。

一、功能翻譯理論和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

20世紀初龐德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1915年《華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聲大作。但是龐德翻譯中國詩歌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把中國詩歌介紹給英語讀者或者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化。作為20世紀初美國“意象派運動”(imagismmovement)的創始人和代表人，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國古典詩歌豐富、清新的意象來沖擊當時在美國詩壇上充斥著的在龐德看來矯揉造作甚至無病呻吟的維多利亞詩歌風格。帶著這樣的目的，龐德在進行詩歌翻譯時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過分追求在字面上盡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風格，而是進行大膽的再創作。他往往改動，甚至刪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詩句，而只保留在他看來最閃光的細節和意象以及詩篇蘊含的內在意義。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翻譯為:

"Thejeweledstepsarealreadyquitewhiteanddew,Itissolatethatthedewssoaksmygauzestockings,andwatchthethroughtheclearautumn"。

1.引言

美學思想源遠流長，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才只有兩百多年。1750年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和美學家鮑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學（Aesthetics）為名，出版了他的美學著作，并用這個術語把美學規定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學。本書被看作是美學成為正式學科的標志。在中國，盡管美學思想歷史也很久遠，千百年來門類派別也很多，但卻一直沒有美學這樣的學科，美學這門學科，還是從西方美學傳入中國的。典型的中國傳統譯論是以中國傳統哲學、人學、文學、美學、文章學、文藝學、語言學為其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譯理論，其發展可歸結為：佛經序翻譯理論、正名論翻譯理論、哲學化理論、文藝學理論（王宏印，2003：220-221）。中國譯論從理論命題到方法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劉宓慶，2005：59）。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提出了翻譯“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譯論，而且“美”與“信”、“文”與“質”的統一協調始終貫穿于中國美學譯論的主流。此外中國傳統譯論還呈現出其他美學命題，而中國傳統譯論發展到目前，可以說已經進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對蘊涵濃厚美學思想的譯論終結，我們的譯論路在何方呢？中國翻譯美學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結合的譯論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針對這些問題，回顧和探索近十年中國翻譯美學研究的新發展。

2.中國傳統翻譯美學的終結

王秉欽（2005：4）總結出中國傳統翻譯思想發展史以十大學說為重要標志：古代的“文質說”（以支謙為代表），近代的“信達雅說”（嚴復），現代的“信順說”（魯迅），“翻譯創作論”（郭沫若），“翻譯美學論”（林語堂），“翻譯藝術論”（朱光潛），“藝術創造性翻譯論”（茅盾），“神似說”（傅雷），“化境說”（錢鐘書），“整體論（焦菊隱）。馬建忠在其《馬氏文通》中提出“善譯”之說：“必先將所譯者與所以譯者兩國之文字深嗜篤好，字櫛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異之故。所有當相之實義，委曲推究，務審其聲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簡，盡其文體之變態，及其義理精深奧折之所由然”（王秉欽，2005：36）。這段話的義蘊是相當豐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風格學、文法學、修辭學，以至進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領域。馬建忠的“善譯”力求與原文在意思上無一毫出入，而且使讀者讀了譯文后能達到與原文讀者相同的感受。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里說：“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則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也就是說既要通順，又要忠實。茅盾還是迄今所知中國譯論史上最早又最明確地提出翻譯不可失卻“神氣句調”，即強調“神韻”這一重要觀點的。可見，“神韻”這一中國傳統美學中的重要觀念是在新文學運動開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譯理論的。郭沫若曾創造性地提出了“風韻譯”和“氣韻”的說法。如：詩的生命，全在它那種不可捕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于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郭沫若所強調的“風韻”與“氣韻”，與茅盾當時強調的“神韻”是一個意思。可見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都對翻譯美學作出了貢獻。傅雷畢生從事翻譯工作，他在翻譯理論方面的“神似”說與錢鐘書先生的“化境”說都很典型，是對文學翻譯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標和最高美學理想。陳西瀅則借鑒美術創作的實踐和理論，提出了翻譯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說，這在中國譯論史上帶有創見意義。在翻譯美學和風格的研究上，劉宓慶也有獨到之處，如他的藝術觀賞中的“超脫”、審美認識轉化中的時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現審美體驗規律的三種手段等。再如黃龍把“神韻”這個抽象范疇分成風雅、韻律、情操、靈感四個要素，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此外，還有林語堂、朱生豪、艾思奇、賀麟、陳康、朱光潛、金岳霖等，他們在翻譯理論上都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縱觀我國的翻譯史，從文化視角考察中國傳統翻譯思想，其主要特點有三：儒學色彩濃厚；強調實踐技能；與中國古典美學范疇緊密相關。從整個翻譯理論歷史可以看出，翻譯理論從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質樸，輕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來的“善譯”，和嚴復著名的“信、達、雅”，“直譯、意譯”，“信、達、切”以及魯迅等人的“忠實、通順、美”和揉合其它多種因素而形成的一種最高的翻譯境界的“神韻”、“神似”、“化境”，到當前我國譯界普遍認為比較恰切的標準“忠實、通順”。據此，羅新璋在他的《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中指出“我國的譯論，原作為古典文論和傳統美學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離獨立，正在形成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翻譯學。而事實上，一千多年來，經過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譯家、理論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這四個概念，既是各自獨立，又是相互聯系，逐漸發展，構成一個整體的；而這個整體，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識見超卓的前輩翻譯應當開創新局面，在虛心學習外國先進譯論，善于總結自身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實踐，不斷探索，發展我國獨具特色的翻譯論，建立卓然獨立于世界譯壇的翻譯理論體系！”。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翻譯理論大致是沿著這樣一條軌跡發展的：從最初一絲不茍模仿原文句法的“質”（直譯）發展成允許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譯），最后在“信”的基礎上，演變成充滿創造精神的“化”，其翻譯理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翻譯美學的發展過程。但王宏印認為，中國傳統譯論經過反復磨合，多方結合，已經進入一個綜合得不能再綜合的階段了。

【摘要】隨著當今社會科技的發展，大量的科技術語不斷出現。這些科技術語來自不同的領域，如醫學、地質學、電力學等。科技術語較之于其他詞匯而言更具有專業性、系統性。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下，把這些科技術語背后的含義搞清楚，正確理解這些科技術語的含義，是每個科技翻譯工作者面臨的一大難題。因此，本文以目的論為基礎，分析不同領域、不同語境下科技術語的翻譯，并提出一些翻譯方法，希望對科技翻譯工作者的翻譯教學以及研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目的論；科技術語；翻譯方法

目前，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新階段，對世界做出了很大貢獻。其中大部分貢獻主要來自科技領域。因此，對待科技類文本的翻譯，譯者一定要在頭腦中有個清晰的認知，要想翻譯好科技類文本，首先要對科技術語有個明確界定，要準確把握科技術語的特點以及翻譯方法，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科技術語種類繁多，更新速度又快，如何準確理解其內涵是每個科技翻譯工作者都應該關注的問題。本文以目的論為指導，分析了科技術語的翻譯方法，希望能夠為譯者的翻譯及研究工作帶來一定啟示。

1翻譯目的論概述

翻譯目的論由德國功能學家尤金•奈達提出，他認為在翻譯過程中我們應該首先確定文本目的，并且還要考慮受眾需求。不同的文本具有不同的風格特點，比如有些文本注重向讀者傳遞實用性的信息，而有些文本則注重向受眾傳達某種感情，以引起讀者情感共鳴。根據尤金•奈達提出的這一翻譯理論，“翻譯是一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是譯者根據委托人的要求，結合目的語文本的目的以及目的語文本閱讀者的特點，對源語文本進行有選擇的翻譯”[1]。科技類文本注重向大眾傳遞科技領域的知識，這些領域一般包括醫學、電力學、機械制造等。這類文本具有一定的實用性，能夠給讀者提供某些實用性信息，使讀者看了以后受益匪淺。而科技文本的最小組成單位是科技術語，譯者要想最大限度的讓讀者明白其所要表達的內容，想在最短時間內帶給讀者最有效的信息，就必須在目的論的指導下準確把握語境這一基本要素，而且要考慮受眾需求，在可行的范圍內將源語合理地轉換為外國受眾所能理解與接受的目標語。此外，譯者還應把握目的論的三大原則：“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忠實原則”[2]。在遇到一些外國受眾不明白的源語時，譯者應最先考慮讀者的思維方式以及文化背景，在忠于原文的基礎上適當性地對譯文進行修改，以符合受眾認知度，進而達到傳遞信息的目的。

2科技術語的介紹

一、關于翻譯研究

翻譯的學術研究之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讓人很自然地想起學術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寫的社會各階層強加給學術的悲哀在我們的傳統學術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學術要關注什么？學術研究要引領何種潮流？學術如何突破世俗樊籬修成正果？這是真正鐘情于學術的人們所注目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此次講習班的過程中，被中國譯界的同仁們作了一種別出心裁的詮釋。

正如中國譯協的領導黃友義、孫承唐和《中國翻譯》雜志常務副主編楊平在開幕式上所倡導的那樣：這次研討，重在“全面地提高廣大翻譯工作者的素質”，重在“思維模式的改革”，重在“拋磚引玉”！這種理念，很快就在開講人許鈞先生的報告中得到印證。許先生對他的譯著《紅與黑》中的詞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闡述，而是從“傳統與創新”的角度，對翻譯、翻譯學和翻譯批評等問題進行了宏觀的解剖。這位來自南京大學的博導還以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作為一處翻譯學的導師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和學界進入高層次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的種種途徑。許鈞教授是主要從事法漢翻譯研究與教學的專家，此次與他的同行劉和平教授一同出現在以英漢翻譯為主的講臺上，這種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長：作為組織者的中國譯協《中國翻譯》編輯部，旨在打破學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種“殊途同歸”的學術效應。

“殊途同歸”，還體現在此次講習班對教師和講題的選擇上。從教師來看，主講人當中有八十多歲的譯壇名宿程鎮球、許淵沖，有年富力強的翻譯家孫致禮、莊繹傳、徐亞男，也有許多三、四十歲的著名中青年學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觀點精彩紛呈。演講的課題從宏觀到微觀，從理論到實踐，從筆譯到口譯，從文學翻譯到外交翻譯、政論翻譯、法律翻譯、呈現出多層次、多視角和高品位的學術研究特色。

在宏觀方面，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代表了主流。來自北京大學的辜正坤教授以“點到為止”的方法，向學員們介紹了他的《翻譯學通論》的理路構成，意在引導學生進入宏觀翻譯學與微觀翻譯學的主要層面。同是講翻譯學，香港浸會大學的潭載喜教授則是從西方翻譯模式談起，分析了西方翻譯模式的強與弱，并對翻譯學發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華大學的王寧教授則基于對目前翻譯及其研究之現狀的思考，試圖對全球化時代的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和定位，并對全球化進程中翻譯的作用做出描繪。王寧認為：“翻譯現在正經歷著一種轉折：從屬于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辶多譯逐步轉向文化層面的闡釋和再現。”這與西方文化學派的觀點遙相呼應。對于西方譯論給譯者的啟示，香港嶺南大學的張南峰教授則以Vermeer的目的論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統論為引線，深入線出、由此及彼地介紹了有益于翻譯理論研究或實踐研究的多種理論；張先生并結合“英漢文學翻譯中的三個問題：戲劇語言、文化專有項和雙關語”這一課題，為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問題作了全新的注釋和演繹。在跨學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學的博導申丹為學員們展示了她在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從西方文體學的發展概況入手，對文學翻譯中對語域的處理和故事層次上的假象等值等問題作了理論與實踐的分析，說明了文學文體學在小說翻譯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東風則通過對文學翻譯中的文體變形處的分析，指出了文學翻譯中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譯家與作家的意識沖突。王教授認為，“無論是翻譯文本中的譯例，還是譯家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譯家的語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語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則是詩學取向。”據此，他在文中對傳統的信息或語義取向的翻譯策略提出了質疑。這種多視角的研究路向為廣大學員進行多元的、多層面的學術探索提供了樣板，這也是此次研討會的目標之一。

在學術研究方面體現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資源共享、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為質疑學術傳統和挑戰學術權威提供溫床和土壤。這次講習班打破了傳統的10分鐘宣讀論文的模式。每位主講人花2-4小時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講義、板書或投影和講解相結合的方法向學員展示，穿插提問、發言、演示等模式進行探討。學員們不但可以與教師共享這些科學研究的成果，同時還培養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這樣的討論中，新的學術觀點不斷生長。比如說，對于翻譯的“異化”與“歸化”的問題，南開大學的劉士聰教授就提出了一個頗為獨特的觀點。劉先生認為，就英譯漢而言，應提倡“歸化”，這與英、漢文化的強弱無關，并不代表漢語文化要遷就英語文化，亦與政治、經濟無關，而是象征著我們對英語標準語言的一種追求，是純粹的語言處理。這一觀點令學員們困惑不解：如果是純粹的語言處理，為什么英譯漢的策略要與漢譯英有所不同？在翻譯的文化轉向問題上，香港嶺南大學的孫藝風博士認為，翻譯的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魯·勒弗菲爾夸大了意識形態（ideology）對翻譯重寫過程的作用。他認為，對待不同理論的吸納應持全面審慎的態度。孫藝風對內地的許多學生在學術研究中表現出的“師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現象持否定態度，因此他主張：學術與教育的牽引應以培養獨立的思維方式為重。在這次大研討的過程，最“火爆”的一場“爭鳴”來自詩歌翻譯的兩大名家——許淵沖和江楓。許先生以二十世紀可能改造未來人類面目的偉大成就克隆技術為切入點，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文學翻譯克隆論——信達優論”。許先生堅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譯文就是“信達優”的譯文。而江楓先生則以“譯詩，形似與神似：一點必要的常識”為主題，對許淵沖先生的“新譯論”提出了批評。這種沸騰的場面讓廣大譯界同仁有機會目睹學術界的另一種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學術研究的表現形式不總是“溫情脈脈的面紗”，有時也會“硝煙彌漫”！問題是，學術界將以怎樣的一種學術態度來詮釋和審視學術之種種。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香港學者周兆祥關于“翻譯與人生”的報告中得到一些啟示。

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西方翻譯研究進展迅速。如果說西方譯學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飛猛進主要得益于語言學的快速發展的話，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學研究、人類學、信息科學、認知科學、心和廣義上的語言學等均對翻譯學科的發展起了較大的推進作用（參見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論文。盡管翻譯研究的紛呈不一，但近年來可以說有兩大派別占據了主導地位：一派以廣義上的語言學（尤其是語篇語言學和話語）為基礎，致力于建構和發展經驗性質的翻譯科學；另一派則從歷史的角度通過描寫的方式來研究翻譯問題，意在揭示翻譯實踐與研究中蘊含的文化與因素（參見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譯學研究代表作的考察，來看西方翻譯研究新發展的一些特點。這三本著作分別為巴茲爾·哈廷姆（Basil

Hatim）所著《跨文化交際：翻譯理論與對比語篇語言學》（1997）；哈羅爾德·基特爾（HaraldKittel）與阿明·弗蘭克（Armin

Frank）主編《跨文化性與文學翻譯的歷史研究》（1991）；丁達·戈爾萊（DindaGorlee）所著《符號學與翻譯問題》（1994）。就這三本書來說，哈廷姆的著作可視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別的典型著作，基特爾與弗蘭克的書則是第二大派別的一部代表作。這兩大派別盡管大相徑庭，但有一個突出的共同點，即具有較強的經驗性。與此相對照，戈爾萊的《符號學與翻譯問題》一書則是純理論研究的代表。通過對這三本書的考察，我們不僅可以管中窺豹，看到當今西方兩個主要譯學研究派別的某些特點，而且可以對西方的純理論研究略有了解。

作為一名熱愛文學翻譯事業并愿為之貢獻一生的人，經過多年的翻譯實踐和理論閱讀，自然會產生一些感受。就我個人而言，主要是以翻譯實踐為己任的；我把翻譯理論作為對實踐的指導，自己在實踐中也不斷探索、總結，從而不斷提高譯文水平。

一、關于翻譯的一些概念

研究翻譯，首先要明確什么是翻譯。《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把一種語言文學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學表達出來；把代表語言文學的符號或數碼用語言文學表達出來。《辭海》的解釋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學表達出來。Oxford

AdvancedLearner’sDictionary的解釋是：express(sthspokenorespwritten)in

anotherlanguageorinsimplerwordstoturnintoone’sanotherlanguage

.可見，以上幾種解釋都是大同小異，即用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另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這些解釋都比較原則，也許作為詞典也只能如此。《英漢翻譯教程》（張培基先生等編）的解釋是：翻譯是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維內容準確而完整地重新表達出來的語言活動（見該書《緒論》）。這一解釋更準確、具體了一些，強調了“準確”和“完整”。

翻譯是一種信息傳遞的方式,是運用一種語言(targetlanguage)把另一種語言(sourcelanguage)所闡述的內容準確而完整地表達出來的過程。商標作為一種競爭性符號,其翻譯比起其他詞語的翻譯有更高的要求。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對等,考慮到忠實原文,還要大膽創新,從文化習慣、商標特點、大眾心理、寓意內涵等方面綜合思考,翻譯出能夠演繹內涵、傳遞神韻,同時兼顧消費者心理感受和文化風俗習慣的音意兼顧、形神皆備的商標名。但是實際上我國的商標翻譯實踐還存在很多的問題,有的方面甚至還影響到我國產品和服務的國際化流動,亟待進行研究和創新。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譯者創造性的缺失。

一、譯者創造性缺失的原因及危害

1.對譯者創造性的認識偏差

在實際的商標翻譯過程中,很多人更多地強調的是對等,而抹殺了譯者的創造性,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可能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認識的偏差。首先,很多人認為翻譯就是模仿,譯作要依賴于原作,而不講求創造性。常常牢牢地抱住對等,卻機械地理解了對等,僅僅簡單地把對等和譯者創造當成了一種對立,沒有做到奈達所提倡的“動態對等”。其次,偶有譯者創造也往往是被動性地創造。譯者雖然承認翻譯是一種再創造活動,但僅僅認為創造性應該是局限于語言層面的變通,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行為,沒有深入到文化、心理以及接受觀念等層面去思考。其實我們知道翻譯本就是一個創造的過程,而且很多時候創造顯得十分必要,錢鐘書老先生在贊賞林紓的翻譯成果時就曾說過：“翻譯者運用‘歸宿語言’的本領超過原作者運用‘出發語言’的本領,那是翻譯史上每每發生的事情”[1]。

2.譯者創造性缺失帶來的商標翻譯缺陷

(1)對文化差異的忽視

摘要]

最近，翻譯界對歸化和異化的討論很多，散見于國內的各種外語類學刊，〈中國翻譯〉2002年第5期還專辟一專欄來討論這一問題，這些文章大大推動了“歸化”和“異化”的研究，但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語言研究的層面，本文將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文學翻譯中的異化現象。

[關鍵詞]歸化；異化；翻譯；跨文化；后殖民主義

一、引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國內的外語類學刊發表了不少有關歸化和異化的文章，這些文章努力將西方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理論中關于歸化和異化的討論運用于翻譯理論和實踐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從文化的角度對直譯和意譯作出概括，還有的文章運用關聯理論來尋求歸化和異化的最佳關聯點，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拓寬了歸化和異化的研究。

但歸化和異化翻譯的討論仍存在一些誤區，最明顯的是將歸化與異化翻譯等同于直譯與意譯，將文學策略和文化的意識形態同語言的策略和翻譯的技巧等同起來，從而將關于歸化和異化的討論拉回到傳統和經驗的討論之中，這樣做有礙歸化和異化翻譯研究的發展。《中國翻譯》2002年第5期有王東風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討“歸化”和“異化”翻譯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問題，是歸化和異化翻譯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將從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翻譯的歸化和異化問題，

摘要：諺語是一個民族天賦、智慧和精神的體現。本人試圖從影響諺語翻譯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剖析，提出根據具體情況采用直譯、意譯、直譯兼意譯和釋譯四種翻譯模式，以期收到良好成效。

關鍵詞：諺語；翻譯因素；翻譯方法

一、引言

英國作家和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曾經說過：“Thegenius，witandspiritofanationarediscoveredinitsproverbs.”諺語是一個民族天賦、智慧和精神的體現。諺語是語言詞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語言的民族形式和各種手段的集中體現，是語言中的某些部分經過長期反復使用后自然沉積而形成的形式固定，簡潔明快，寓意深刻的語言精品。諺語是人類語言文化大樹上碩果累累的一枝，是語言白花園中的一朵奇葩。

何為諺語呢？《諺語·歇后語概論》給諺語下了如此定義：“諺語是人民群眾生活斗爭的經驗總結，具有傳授經驗和教訓勸戒功能，流傳于人民群眾口頭的話語”。英語一則諺語告訴我們：“Proverbsarethedaughterofdailyexperience。”（諺語是日常生活的產物）英國搜集家ThomasFuller曾對諺語作過描述：“眾多的事理經過煎熬，凝練成寥寥數詞，這便是諺語。”英國首相JohnRussel認為諺語是：“眾人的智慧，一人的妙語。”

以上觀點雖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諺語的特點：1、智慧的閃光2、經驗的結晶3、精美的語言4、人生的啟迪5、無翼的飛翔6、真實的寫照。一般我們對諺語的含義理解為諺語是意義相對完整的句子，是語言中一種重要的熟語。大部分諺語是人民生活經驗的結晶。人類智慧的閃光，它啟迪人生，指導人們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