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譯概念與文學翻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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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出現的功能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應該根據翻譯目的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方法，即“目的決定論”。譯文的好壞不僅僅取決于譯文是否準確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意圖和信息，也取決于譯文是否達到了譯者本人想達到的交際目的。不同的翻譯目的甚至可能導致同一譯者對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譯。因此譯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圖，而且要非常明確自己翻譯活動的目的，才能決定在翻譯過程中采用什么樣的翻譯方法。

但是這一理論是否適合文學作品的翻譯呢?目前理論界對這個問題存在不少爭議。“語言學派”認為文學翻譯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準確傳達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潛在含義，在文學作品翻譯中不應該也不可能存在譯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認為功能翻譯理論不適用于文學作品的翻譯。

本文經過研究發現這種說法過于絕對，同是文學作品的翻譯，詩歌、散文和小說等的翻譯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對同一體裁文學作品的翻譯，不同譯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譯方法。這種不同除了由譯者的風格和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外，還往往源于譯者所希望達到的不同的翻譯目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翻譯目的可以導致對文學作品的不同的翻譯。本文采用龐德(EzraPound)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楊憲益夫婦(YangXianyiandGladysYang)的英譯《紅樓夢》和林語堂的英譯《浮生六記》為例，探討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作品翻譯中的應用。

一、功能翻譯理論和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

20世紀初龐德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詩歌，1915年《華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聲大作。但是龐德翻譯中國詩歌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把中國詩歌介紹給英語讀者或者向英語讀者介紹中國文化。作為20世紀初美國“意象派運動”(imagismmovement)的創始人和代表人，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國古典詩歌豐富、清新的意象來沖擊當時在美國詩壇上充斥著的在龐德看來矯揉造作甚至無病呻吟的維多利亞詩歌風格。帶著這樣的目的，龐德在進行詩歌翻譯時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過分追求在字面上盡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風格，而是進行大膽的再創作。他往往改動，甚至刪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詩句，而只保留在他看來最閃光的細節和意象以及詩篇蘊含的內在意義。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翻譯為:

"Thejeweledstepsarealreadyquitewhiteanddew,Itissolatethatthedewssoaksmygauzestockings,andwatchthethroughtheclearautumn"。

字面上龐德的譯文和原文有很大區別，但是譯文保留了原文最生動的“玉階”、“白露”、“羅襪”和“秋月”等意象以及原文潛在的含義。龐德曾經說他特別喜歡這首詩的隱含意義，因為“詩中的女子并沒有直接說出她的怨言”。因此在翻譯中龐德也盡可能地保留了這個隱含意義。

而在對班婕好的《怨歌行》的翻譯中，龐德竟大膽地把原文十行的詩句只翻譯為三行!原文為:“新裂齊執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人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筐筒中，恩情中道絕。”龐德把這首詩翻譯為:

"Fan一Piece,forHerImperialLord/0Fanofwhitesilk,/clearasfrostonthegrass一b1adE,/Youalsoarelaidaside.”

龐德翻譯這首詩時只保留了他認為最珍貴的細節:“白色的綢緞”、“霜雪”、“扇子”等意象，刪去了他認為多余的“解釋性和連接性的東西”。

從上面龐德翻譯的兩首中國古典詩歌的例子來看，龐德的翻譯方法是非常靈活的。它或者改變、或者刪除、或者添加原文沒有的詩句，但是在做出改變的同時卻保留原詩最具特色的意象和內在的含義。這種翻譯方法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過于不尊重原文，但是從功能翻譯理論的角度來評價的話，卻可以說它是非常好的翻譯，因為它完全達到了譯者本人的目標:譯文無論在表達意象的精確性上還是用詞的簡潔性上都符合意象主義運動的“六項宣言”;同時它還為英語讀者展現出一種嶄新的、陌生的甚至意外的詩歌形態。

二、功能翻譯理論和楊譯《紅樓夢》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把它翻譯成外文介紹給世界其他國家的讀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同時又是極其困難的。其中一個難點就是在盡可能保持小說本身的文學的美感的同時，還能把眾多富含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和習語翻譯成外文，使外國讀者在欣賞小說的同時還能夠增加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筆者認為，楊憲益夫婦正是帶著這樣的目的，在翻譯《紅樓夢》時采用了和龐德翻譯中國古典詩歌截然不同的方法。在翻譯《紅樓夢》時，楊憲益夫婦采用了偏重充分性的翻譯方法，表現出很強的“異化”傾向，以盡可能地保留中國文化的原汁原味。

先看“簡單”的人名的翻譯。《紅樓夢》對人物的命名是非常講究的，不但重要人物的名字，甚至很多一掠而過的小人物的名字也都暗含潛在的寓意。但是楊氏夫婦在翻譯這些含有雙關意義的人名時卻選擇了直接音譯的方法，保留了對譯文讀者來說原作的異國情調。但是在對重要人物的姓名進行音譯的同時，楊氏夫婦還額外加上了注釋，以幫助譯文讀者理解原作人物命名的豐富的潛在含義。例如:“甄士隱”表示“真事隱”，楊氏把名字音譯為“ChenShin一咖”，同時加上注釋:"Homophonefor`tmefactsconcealed’"“賈雨村言”表示“假語村言”，英文把“賈雨村”翻譯成“ChiaYu一tsun.,tsun，同時加注釋為:"Hoanophonefor`fictioninrusticlanguage’"“賈化”表示“假話”，英文翻譯成“ChiaHua"，同時加注釋“falsetalk"。

在對《紅樓夢》中出現的一些習語的翻譯中，楊氏夫婦也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以保留習語中蘊含的文化內涵。比如《紅樓夢》第十一回有一句“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s1。楊氏的翻譯是:}.T}y,`Stornr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91。這種翻譯方法保留了中國諺語的對稱特色。在對《紅樓夢》第一回中“謀事在人，成事在天”Vol這句習語的翻譯中，楊氏保留了其中充滿了中國道教和佛教意味的“天”的形象，把這句習語翻譯為:"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再如《紅樓夢》第一回出現“風月筆墨”的說法。按照《紅樓夢》同回注釋，風月筆墨“原指描寫風花雪月，兒女私情的文字。這里專指著意誼染色情的作品。楊氏把這句成語直譯為“thosewritersoftheb—and—lightschool。英文讀者可能一開始很難理解什么是“theb~一and一moonlightschool"，不過從隨后的一句解釋性句子“whocorrupttheyoungwithpornographyandfilth"[’al中，讀者就能夠理解這個習語的意思了。

楊氏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為了盡可能地傳達小說中蘊含的文化信息，較多地使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對小說中出現的諸多人名、地名等雙關語以及富含中國文化信息的習語、諺語、典故等大多采用了直譯加注釋的方法。據統計，楊譯《紅樓夢》中的注釋就多達40多頁，為英語讀者在享受小說的文學美的同時了解中國文化搭起了“座可以跨越的橋梁。

三、功能翻譯理論和林語堂的英譯《浮生六記》

同樣是對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林語堂在翻譯《浮生六記》時卻使用了和楊氏相異甚遠的翻譯手法。《浮生六記》是清朝沈復先生記錄他的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小品文，展示了兩百多年前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情趣，而這種生活情趣和林語堂先生一貫主張的“生活的藝術”是非常一致的。林語堂在譯文序言中說:“我現在把她的故事翻譯出來，因為……在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兩位恰巧成為夫婦的生平上表現出來……因為在他們之前，我們的心氣也謙和了……我相信淳樸恬退自甘的生活是宇宙間最美麗的東西。”〔司從林語堂的譯者序中不難了解，他翻譯《浮生六記》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的具體的枝枝節節，而是想為奔波忙碌的西方讀者提供一個欣賞、體驗東方的“淳樸恬退自甘的生活”的一個機會”。他希望提供給西方讀者的是一個和原文風格一致的優美淡雅的小品文，而不是使讀者感到閱讀困難和沉重的巨作。因此在翻譯方法的選擇上，林語堂采用了比較“遷就”讀者的“歸化”的翻譯方法，以免去讀者為不時查閱注釋而不得已打斷欣賞作品的思緒的苦惱。

在對《浮生六記》中諸多地名的翻譯中，林語堂盡可能多地使用了意譯的方法。這種例子很多，比如在第一章《閨房記樂》中出現的很多橋的名稱翻譯:“金母橋”一“MotherGold’sBri妙，’;“飲馬橋”一“theBridgeofDrinkingHorse";“萬年橋”一“theBridgeofTenThousandYears";“虎嘯橋”一“theTiger’sRoarBridge"。這種翻譯方法不僅對英語讀者來說很容易記憶，而且讀起來也饒有趣味。

在對人名的翻譯中，林語堂雖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直接音譯的方法，但是他卻沒有完全按照原文那樣時而用“名”，時而用“字”，時而用“號”來指稱同一人，而是全文都只用名字來指稱同一個人。比如“李白”在沈復原文中被稱為“李白”、“李”、“李青蓮”或“李太白”。這種用多種稱呼來指稱同一個人的現象對中國古代文人來說是很普遍的，即使對中國現代的讀者來說，只要對中國古代文化稍微了解一些，也不會覺得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難。但是這么多紛繁復雜的稱呼對普通的西方讀者來說卻是一個不小的閱讀障礙。為了使西方讀者閱讀更方便一些，林語堂在翻譯這些名字的時候就全文統一只用“名”來指稱同一個人。李白的各個稱號在譯文中都被簡單地翻譯成了“IiPo"。

即使對時間的翻譯處理，林語堂也采用了西方人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在文章中出現的極具中國特色的紀年方法“乾隆癸未年”被簡單地翻譯為“in1763";表達時間的“丑末”被翻譯為‘`towardsthreeo’clock"。對原文中出現的中國農歷的日期表達林語堂也作了巧妙的翻譯處理，比如“十一月二十有二日”被翻譯為:"onthetwenty一seconddayoftheeleventh~，’;而“七夕”被翻譯為:"ontheseventhnightoftheseventhmoon"。

林語堂的這種翻譯方法雖然會被一些理論家批評為使西方讀者喪失了了解中國文化的渠道，但是它的優點是使西方讀者能夠更好享受閱讀此書的快樂，而這也正是林語堂翻譯此書的目的。因此從功能翻譯理論的角度來評價他對《浮生六記》的翻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是一個成功的譯作。

四、結語

作為意象運動的代言人和一個浪漫的詩人，龐德認為詩歌應該具有新穎而生動的意象、簡練而精確的用詞以及美麗的潛在含義。正是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龐德進行了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活動。這種翻譯目的導致他的翻譯策略非常靈活，或者增加，或者刪減原文的詩行，但是保留他認為原文最為閃光的意象和暗含的意境。

對《紅樓夢》的翻譯不可能像龐德翻譯詩歌那樣采用比較有“創譯”的方法，它負擔的使命太沉重了。楊憲益一貫強調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應該夾雜自己的東西。對待《紅樓夢》這一巨作的翻譯，他的這一翻譯思想更是強調到極至，時時處處都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作者，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本色。

林語堂對《浮生六記》的翻譯和龐德、楊憲益夫婦又有區別。對散文的翻譯，他不可能像龐德那樣采用只保留最精華段落，而刪減或者添加整個段落的翻譯方法;但是對小品文的翻譯，他又沒有像楊氏夫婦翻譯《紅樓夢》時的那種沉重的負擔和使命感。他的翻譯目的只是想讓西方讀者也能了解他心目中“最可愛的女人”形象并有機會欣賞、體驗中國古人所過的那種“淳樸恬退自甘的生活”叫，因此他采取了比龐德更為謹慎，但是比楊憲益夫婦更為靈活的翻譯策略:從整體上說基本符合原文，但是在翻譯對西方人過于陌生的文化細節時則采取了“歸化”的意譯方法。

從本文所分析的三個例子中不難看出，雖然龐德、楊憲益夫婦和林語堂的翻譯對象都是文學作品，但是他們卻使用了相差甚遠的翻譯策略。從功能翻譯理論的角度來分析，我們會發現在三位譯者大相徑庭的翻譯策略的后面是三位譯者不同的翻譯目的。雖然對他們的翻譯理論界也存在很多種不同的聲音，但是總的來說，他們三位的譯作都是公認的翻譯的典范，而且他們的譯文都得到了讀者的肯定和喜愛。筆者認為，他們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翻譯比較完美地實現了他們各自的翻譯目的。所以說，對文學作品的翻譯，無論是詩歌、小說還是散文，翻譯方法的選擇都取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即使同一譯者，面對同一作品的翻譯，如果翻譯目的不同的話，也會采用不同的翻譯方法。目的決定手段，這正體現了功能翻譯理論的核心理論:“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即結果決定方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功能翻譯理論適用于文學翻譯，可以也應該作為我們評價文學翻譯好壞的一個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