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體系范文10篇

1.理論綜述

1.1企業倫理緯度下會計職業道德體系特點

1.1.1會計從業人員受到約束的特點

會計從業人員也是社會生活的一份子，他們從事會計工作也是為了獲得報酬用于家庭和個人消費。所以當工作中，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產生沖突時，會計人員就有兩種選擇，要么堅守原則，遵守會計職業道德，要么不堅守原則，一切唯個人利益至上。國家與企業利益的維護需要會計從業人員能夠堅守原則，否則國家與企業利益就會遭受損失。因此，對于企業管理者而言，做到在企業倫理道德緯度下審視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建設不但可以維護企業與國家的利益，也能夠使會計職業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歸根到底，會計工作是由會計人員來完成的，因此必須使會計從業人員在工作中受到制度和道德的約束，在規范化和制度化下完成工作。會計從業人員必須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該做的應該怎么做”。

1.1.2會計從業人員必須廉潔自律的特點

一個企業的賬目都由會計人員掌握，會計工作主要是管理企業的“財與物”，會計從業人員必須在工作中做到廉潔自律，堅守原則，將公家的與自己的分清楚，樹立國家與企業的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理念，同時用這種理念來指導日常工作，必須在思想上與行動上設立起堅固的防火墻，堅決抵制利益的誘惑和享樂主義的腐蝕，以清醒的頭腦應對來自各方面的考驗。

論文摘要：儒家的道德規范足一個層次分明的有機體系，由血親道德、團體道德、社會道德三層次組成。儒家從血親道德出發，以團體道德為依托，以社會道德為落腳點，追求三種道德而為一的終極道德。

論文關鍵詞：儒家道德規范血親道德團體道德社會道德

東周時期，周天子無力控制諸侯，各諸侯國之間戰爭連綿，天下大亂，禮崩樂壞，人們失去了約束和評判標準，臣軾君、子拭父的情況屢見不鮮。為了解決這一困況，諸子從人際關系人手，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道家消極地提倡“老死不相往來”，否定人際關系;墨家超前地倡導“兼愛”，脫離了社會現實;法家偏激地強調嚴刑酷法，忽視了人性。唯有儒家能積極地從社會現狀出發，針對各種人際關系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規范。如處理父子關系的孝、慈，處理兄弟關系的梯、友、恭，處理君臣關系的忠，處理朋友關系的信等等。

這些規范不僅是內、外兩個方面的統一體，更是一個由初級到高級、由個人到天下的有機體系。這個體系可以依據其適用范圍分為三個層次:以孝為核心的血親道德，適用于和個人有血緣關系的群體;以禮為核心的團體道德，適用于和個人發生直接關系的群體;以仁為核心的社會道德，適用于整個天下。這三個層次是相互依托、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整體。

1、以孝為核心的血親道德是這個體系的出發點，仁、禮都是由其衍化出來的。由于中國進人文明社會較早，社會結構還很不成熟，個體家庭并未充分發展，家族成為國家的基本組織，血緣依然是維系社會的重要紐帶。西周時周公“制禮作樂”，將這種血親關系規范化、制度化，從此血親關系融人社會的各個部分，成為各種關系的基礎。孔子在全面繼承三代文化的同時，也繼承三代重視血親道德的傳統，他和他的傳人們非常重視孝梯，將其作為其它規范的源泉。

首先，孝梯等血親道德規范是仁義等社會道德規范的根本。他們認為愛夭下人的愛與愛父母的愛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要實現仁，就要先做到孝，就必須將對父母的愛施與天下，做到愛天下人就像愛父母一樣，甚至視他們如自己的父母、兄弟。孔子說:“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梯。”其次，孝佛等血親道德規范是禮等社會道德規范的靈魂。禮作為外在規范，有其內在的制定原則，從根本上講就是將人的內在情感制度化，而作為人內心深處最基本情感的孝就成為禮的靈魂。

1職業道德建設與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內在聯系

第一，職業道德建設是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職業道德建設的為重點，把誠信作為道德規范的核心，使社會從業人員把誠信內化為深層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職業道德基礎，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提供堅實的保障。職業道德伴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性的勞動分功而逐漸產生，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涵蓋了從業人員的進行各種職業活動的人際聯系。而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就是在各種社會關系處理中實現誠信這一核心目標，所以職業道德建設在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道德體系的同時，也為實現社會誠信奠定廣泛的社會基礎，是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助推器。第二，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為職業道德建設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職業道德建設不但需要從業人員內在的道德自省，還需要外部社會環境的道德監督和評判。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強調形成社會整體的誠信氛圍，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誠信道德養成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業人員在社會誠信體系中用統一的道德評判標準，實現自身客觀公正的道德評判，并以誠信這一指標對自身行為進行校對，實現職業道德建設的自覺性，通過社會誠信體系這一外部環境對職業道德建設產生巨大影響。

2當前職業道德與社會誠信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社會處于“黃金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的相疊加的特殊時期，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涌現。正如《公民道德建設綱要》中指出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惡、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從職業道德的角度看，國家公務人員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腐敗滋生，不僅阻礙了整個社會的道德發展，而且影響了國家發展的穩定。公共服務事業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的缺失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醫患糾紛”不斷升級，“教育失德”不斷出現，成為群體性事件的新燃點，加劇了社會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工程質量等諸多問題則一次次拷問“社會的良心”都去哪了。從社會誠信體系的內容看，個人誠信缺失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憑、假證、假發票等等；企業失信則更是比比皆是，惡意違約、制作假賬融資、百年老店使用過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現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瞞下”等等，這些行為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影響了經濟運行發展，更動搖了國家穩定的根基，甚至損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歷史遺留的問題，有法制體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壯大，物質文明急速增長，而精神文明的發展遠遠落后于物質文明的發展，社會道德體系建設并沒有實現與時俱進。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在社會經歷巨大經濟變革的同時，原有的道德規范被打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規范無法在短期內完全達成社會共識，造成了社會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舉并發不如逐一擊破，因而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成為不二之選。

3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

職業道德建設的繼承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奠定了歷史的基石，而職業道德建設的多樣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鋪墊了最廣泛的人際基礎，同時其特有的實踐性也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快速實現與時俱進提供了可能性。職業道德建設包含多方面內容，必須抓住要點，以點帶面，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1職業道德建設與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內在聯系

第一，職業道德建設是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職業道德建設的為重點，把誠信作為道德規范的核心，使社會從業人員把誠信內化為深層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職業道德基礎，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提供堅實的保障。職業道德伴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性的勞動分功而逐漸產生，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涵蓋了從業人員的進行各種職業活動的人際聯系。而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就是在各種社會關系處理中實現誠信這一核心目標，所以職業道德建設在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道德體系的同時，也為實現社會誠信奠定廣泛的社會基礎，是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的助推器。第二，構建社會誠信體系為職業道德建設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職業道德建設不但需要從業人員內在的道德自省，還需要外部社會環境的道德監督和評判。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強調形成社會整體的誠信氛圍，對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誠信道德養成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業人員在社會誠信體系中用統一的道德評判標準，實現自身客觀公正的道德評判，并以誠信這一指標對自身行為進行校對，實現職業道德建設的自覺性，通過社會誠信體系這一外部環境對職業道德建設產生巨大影響。

2當前職業道德與社會誠信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社會處于“黃金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的相疊加的特殊時期，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涌現。正如《公民道德建設綱要》中指出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惡、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從職業道德的角度看，國家公務人員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腐敗滋生，不僅阻礙了整個社會的道德發展，而且影響了國家發展的穩定。公共服務事業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的缺失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醫患糾紛”不斷升級，“教育失德”不斷出現，成為群體性事件的新燃點，加劇了社會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工程質量等諸多問題則一次次拷問“社會的良心”都去哪了。從社會誠信體系的內容看，個人誠信缺失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憑、假證、假發票等等；企業失信則更是比比皆是，惡意違約、制作假賬融資、百年老店使用過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現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瞞下”等等，這些行為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影響了經濟運行發展，更動搖了國家穩定的根基，甚至損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歷史遺留的問題，有法制體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壯大，物質文明急速增長，而精神文明的發展遠遠落后于物質文明的發展，社會道德體系建設并沒有實現與時俱進。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在社會經歷巨大經濟變革的同時，原有的道德規范被打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規范無法在短期內完全達成社會共識，造成了社會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舉并發不如逐一擊破，因而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成為不二之選。

3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

職業道德建設的繼承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奠定了歷史的基石，而職業道德建設的多樣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鋪墊了最廣泛的人際基礎，同時其特有的實踐性也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快速實現與時俱進提供了可能性。職業道德建設包含多方面內容，必須抓住要點，以點帶面，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摘要：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道德教育的哲學思考過于繁榮，而針對基礎性的問題討論卻顯得相對不足；對道德的價值認識不失為深刻，卻不懂得如何融入課程并建構它們的體系；有接受新觀念的勇氣和能力，卻沒有俯身教育基本問題的態度和意識。這一切常常使道德教育顯得隨心所欲，缺少系統的體系和規律。德目主義有一種“平均主義”的立場，將德目不分彼此地融入德育過程，常常導致德育過程的混亂和無序。由此，道德教育必須關注“兩個體系”的建立及其之間的關系。一個是價值體系，一個是邏輯體系。前者應當時刻洞察不斷涌現的道德觀念，并將之隨時融入學校德育之中；后者則應當關注這些新價值的內在關系，努力構建其融入教育過程中的位置，以及與其他德目之間的關系，最終建立起一個新的教育體系和秩序。

關鍵詞：道德教育；核心價值觀；德目體系；邏輯建構

不同德目在道德結構中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地位，相互間絕非孤立無關、均等無序或松散結合。一些德目處于核心位置，具有奠基的性質，主導德性與教育的方向。與此同時，在個體道德養成和教育中，不同德目彼此關聯、相互依賴，構成道德教育的邏輯和秩序：從道德自我到社會認知，從同情他人到民族精神，從日常規范到人生信念，依次學習、訓練與培育，最終形成完整的德性。中國古典教化哲學不同于西方道德理論，十分關注德性之間的關聯與依賴，以及由此產生的教育邏輯和秩序。對于中國人來說，“秩序”不僅作為社會體系的基本規則，而且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邏輯。相反，西方哲學著力于對德性本質的辨別與認識，卻較少關注德性之間的邏輯關聯和教育秩序。道德教育不僅要考慮道德認知的階段和規律，更為重要的是，必須同時考慮德目的結構、體系和關系。如果失去對國家或社會責任等核心價值的支撐，道德教育必然喪失自己的本質與方向。因此，個人道德必須與社會道德相統一，生活道德必須與政治道德相統一，一般道德必須與核心道德相統一。

一、隱蔽的結構：教育對“基本善”的關注

1.作為道德內容的德目與結構。張岱年在分析民族問題時提出“民族主體性”概念，認為任何民族都具有“民族的主體性”，即“民族的主體意識”，它包含這個民族的“獨立意識”“民族自尊心”等。他認為一個民族必須具有一定的主體意識，才有可能具備“在全世界中參加競爭的能力”。①這一立場啟示我們，作為德育內容的具體德目之間既不是均等或無序的，更不是自由松散的結合。不同德目在道德的結構中處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意義。一些德目處于價值的核心位置，對其他德目起著制約作用，最終決定個體的道德成長與品德的性質。道德教育對“基本善”的關注，其意義實際不僅在于對相對主義的批判，更在于突出德目的結構及其邏輯關系的性質。作為一個整體而言，道德知識構成由德目組成的結構體系。一些德目處于較高的層次，具有奠基的性質和作用。換句話說，即某些德目可能是更為核心的道德，而另一些則是相對次要的。這些居于不同層次的德目依次相關聯，最終形成完整的或體系性的道德。一個人愛什么、恨什么，并不是由單一的道德觀念所左右，而是由作為整體的道德立場所支配。這就是為什么同樣具有愛心的兩個不同的人，在處理相同的道德問題時會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斷和決定。法國哲學家馬利坦認為，道德與道德之間是以結構關系相聯系的。在他看來，信仰便是一切道德的核心，居于道德結構的中心，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他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信仰，那么“自然德行就只是傾向”，①而不是有真正內在聯系的德行。②因為缺少了核心，一般的德行便是“不完全的德行”，而“不完全的德行之間是沒有聯系的”。③認識德目的這種結構性對于道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當下學校德育對核心價值觀教育的許多爭議，實際都源于我們對這種結構性缺少認識。如果學校德育只關注于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德目及教育，諸如和諧、寬容、友愛、同情和理解的教育，而缺少關于理想和信念這類具有核心價值的教育，那么，這種孤立、沒有關聯的道德教育就難以促進個體道德方向的建構。就個體道德生活而言，既需要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諸如團結、合作和友愛等道德品質，同時也需要學習和掌握對民族、國家和社會的義務。因此，個人道德必須與社會道德統一，生活道德必須與政治道德統一。最終，這一“統一”表現于一般道德與核心價值的統一。社會學家帕森斯在分析人的社會行動時認為，人的社會行為具有結構性，作為個體的道德行動受到價值觀的驅使，是在價值觀的引導之下行動的。④在這里，所謂價值觀包括核心價值觀，其本質也是道德，但卻是超越于一般道德的道德，是對一般道德有指導和約束性的道德。帕森斯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道德的一種結構性眼光。其體現在教育問題上的意義在于，告訴我們必須區分不同德目所具有的不同價值，不能平均化或均等性地加以看待。或許，在德目主義的“美德袋”思維中，不足之處正在于美德是由一個又一個道德相加的，它們之間并沒有嚴謹的邏輯與結構。追溯教育的傳統，尤其是中國古典德育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對德目的認識和安排有非常清晰的邏輯意識。比如“孝”和“廉”在中國古典德性中常常被視為核心內容，漢魏察舉制甚至把“孝廉”作為“才性”的唯一標準。然而，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兩者關系又不完全對稱”，其中，常常認為“孝比廉更加具有本位性”。⑤沒有孝作奠基，廉則有“傷本”的危險。由此，儒家哲學表現出自己不同于西方哲學的重要特點，這就是十分關注不同德性之間的關聯與依賴，以及由此產生的教育邏輯和秩序。比如，在仁與禮的關系上，儒家主張“以仁釋禮”，“仁”為基礎，“禮”是目的，兩者交錯，“仁”具有決定性。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即荀子所謂“先仁而后禮”（《荀子•大略二十七》）的思想。在儒家德性論看來，既然不同德性的道德含義不同，那么，不同德性就不是完全平等的，相反，是按一定秩序排列和關聯的。在孔子那里，智、仁、勇都很重要，被作為君子的三大德性，但各自的作用及地位卻不完全等同；認為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不能被擾亂的，否則將產生嚴重的道德后果。孔子由此認為，“勇”必須合“禮”，否則“勇而無禮則亂”（《論語•泰伯》），并因而提醒人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認為“仁性”是道德的基礎和前提。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勇”是君子德性的一個方面，但不具有最終的意義，比“勇”更高的是仁、義、禮。可見，孔子雖然尚勇，但他視勇為“踐義”的前提：“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他警告人們，“好勇疾貧，亂也”（《論語•泰伯》），“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論語•陽貨》）。此外，君子從“入則孝”到“泛愛眾”，直至“而親仁”，是一個相互傳遞轉換的關系。孔子云：“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事實上，德目的結構意識，始終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思維方法。2.從結構到秩序：德目關系與教育關系。中國傳統哲學不僅認為德目自身具有相互關聯的結構和秩序，而且由此也決定了教育關系的結構和秩序。在這一點上，既顯示了中國古典哲學的道德邏輯，也體現了中國古典哲學的教育邏輯。對于中國人來說，“秩序”不僅作為社會體系的基本規則，而且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邏輯。在儒家學術看來，“禮”既是一種規范和儀式，同時也是一種教育。但禮的學習需要借助一種秩序來實現。《禮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并認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其意是說，“禮”固然重要，但單純“急于禮”也是沒有用的。禮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含有“五經”之學，教育須以“祭”為起點，而后才能逐步擴大。在孔子看來，“祭”的活動才是教人尊禮的源頭。儒家的禮樂教化有著嚴格的內在邏輯秩序，所以才有“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第八》之說。孔子認為，道德修養的教化過程應當“由道而藝”，而不能逆而反之。他告訴我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同樣，對于老子來說，這種“序”同樣存在，甚至更為重要。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老子》第三十八章）在老子看來，儒家的“禮”雖浩蕩而治國，卻處于道的末端，絕不應作為道德的本源。相反，只有“道”才是至高無上的，而禮只是道的外擬而已。韓愈在《師說》中將這一道德邏輯轉變為教師從教的秩序，認為教育必須“先傳道”而“后授業”，這一過程切不可隨意顛倒。朱熹曾專門論述“人心”和“道心”的關系，成中英認為，此兩種德性不可等而視之。他分析說，道心具有“主宰力”，是所謂“心性本體”的關鍵。①這一“心性邏輯”或“德性邏輯”甚至被儒家衍生為一種王道哲學，即所謂由“內圣”方可“外王”、從“修身”而達“天下”的秩序。在這里，古典教育并非片面強調個別德目的特殊意義，也不是熱衷于教育過程的死板結構，而是強調道德教育對內在規律的尊重。與東方哲學不同，西方哲學非常注重對德性本質的認證與辨別，卻較少關注德性之間的邏輯關聯和教育秩序。亞里士多德認為，善是最高的德性，是一切存在的目的。然而，他同時認為，在教育中仍需要關注“具體的”德性，因為它們更具有“確定性”。②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氏對所列舉的諸如慷慨、大方、溫和、友善、誠實、機智和羞恥等進行了仔細的辨別與論述。但在他的論述中，卻很少涉及這些不同德性之間的相互關聯，更不用說依次的邏輯和秩序了。比如，他論述了“慷慨”與“大方”的不同，但對兩者的關系卻毫無討論的興趣。在論述“友愛”時，他辨別了各式各樣的友愛，試圖揭示出友愛的本質和特點，甚至也涉及另一德性“快樂”發揮的作用，區分出“有用”的友愛與“令人愉悅”的友愛，但他對友愛如何影響快樂或快樂如何影響友愛絲毫沒有給予論述。當代西方諸多道德理論似乎繼承了這樣的傳統。比如，柯爾伯格提出了道德發展理論，十分關注兒童道德學習的邏輯和結構，然而，他所關心的不是德目之間的相互關聯，而是兒童道德學習與發展的階段和層次。對于柯氏的理論，彼得斯不無幽默地分析說，“他自己恰有一個美德袋子”。③只不過這個袋子裝的不是邏輯和關系，而是兒童道德學習的“認知”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說，柯氏的重點是兒童如何認識，而不是德性自身的結構。換句話說，柯氏的理論雖然也包含了“結構”和“關系”，但他的結構和關系指向的不是德目及德目學習的秩序，而是兒童作為道德主體的認識能力以及漸進發展的階段。在他那里，低層次的認知包括對權威的認同，而高層次的認知則是對公正的理解。因此，盡管柯爾伯格已經關注到德性內容的區別，但他所更在意的不是它們之間的邏輯和秩序。在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既強調德目自身的內在邏輯，同時又強調必須遵循這一規律進行教育。他總結出一種具有“結構意義”的教育內容和方法。在他看來，道德教育應當從個人的道德情感著手，認為教育的起點應當從培養關乎個體自身的“自尊感”和“自豪感”開始。他曾反復強調“人要有自尊，自己尊重自己，善于珍惜個人的榮譽、自己的名聲”，然后才能做到“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感受理想、高尚道德情操的魅力”。①蘇氏認為，公民道德是學校德育的目標，但公民道德的培養必須以個體道德的學習為起點。在蘇氏看來，一個人必須首先做到自我肯定，然后才有可能接受外在的教育。因此，他認為，自尊感和自豪感是一切“公民精神”的“基礎”，也是構成道德教育的基本邏輯和秩序；②學校生活的安排應當是按從“人對人負責”到“人對社會負責”的順序進行；正是依靠“個人—集體—社會”這種體系，實現教育的目的；③一個人只有按照這樣的教育秩序，才能最終學會對他人的關懷和關心，直到建立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義務。蘇氏對德目與學習的認識，揭示了德性內容與教育的結構性。個人的道德情感與作為核心價值的國家義務之間，應當有一個從低到高、從個人到國家、從小到大的教育設計。這一結構與層次的設計，給予核心價值觀教育以重要啟示。一方面，道德情感是道德教育邏輯秩序的關鍵環節，另一方面，道德情感又不是道德教育的最終目的。④由此他才提出，道德教育必須經歷一個過程，即從個人情感到國家義務的延伸。

二、德目主義何以應當批評

注冊會計師審計是建立在財產所有者和經營管理者之間、以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為基礎的經濟監督活動，在實施的過程中除了要保持其獨立性外，還應注重專業勝任能力和職業責任的提升，堅持誠信、獨立、客觀與公正，并恪守職業紀律。一旦注冊會計師的職業道德出現滑坡，遭到社會公眾的質疑，審計活動就會因此而面臨危機。近年來，我國審計環境雖然有了明顯改善，但接連出現的重大審計舞弊案件都對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敲響了警鐘，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反響，在強烈譴責會計造假行為的同時，也對注冊會計師的職業道德提出了更高要求。筆者將在文中對我國當前CPA（指取得注冊會計師證書并在會計師事務所執業的人員）審計職業道德的失范現狀、成因進行分析，并提出提升CPA審計職業道德、重構其道德體系的對策。

一、CPA審計職業道德的內容

（一）注重專業勝任。對CPA而言，專業勝任能力不但包括基本審計知識與審計能力，要求審計人員通過學好專業知識培育更高的職業判斷力，并從中獲得充分的從業經驗，還包括在具體工作中的特殊要求。因此，CPA在進行審計工作前，要經過教育和培訓，保證其具備專業勝任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審計實踐中，CPA要持續了解和掌握已經出臺的法律、技術以及審計實務的發展情況，把專業知識與技能放在審計工作前沿的同時，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勝任能力，以確保為審計對象提供高質量的審計服務。（二）強化職業責任。對CPA來說，職業責任要求其要保持充分的職業懷疑態度，審慎對待任何一項審計任務。例如，在確認審計的重要性水平的過程中，應該全面考慮審計對象有可能發生的財務風險，要對搜集證據的煩瑣性做必要的準備。而為了實現這一點，就需要CPA始終保持對職業的懷疑態度，即便消減重要性水平會使得搜集證據的規模和難度增加，也不應錯過絲毫的財務造假業務。此外，在保持必要的職業懷疑態度的同時，還應要求每位CPA高度重視審計工作，不能由于工作量的增加而產生工作懈怠，不能由于審計過程的煩瑣而有意降低審計工作量等。（三）誠信、獨立、客觀與公正。把誠信視為CPA審計職業道德的關鍵組成部分，不但要求CPA要誠實面對一切審計工作，在審計實踐中不弄虛作假，不向社會提供和制造虛假財務信息，還應保障在回答有關關系人的財務問題時均保持誠實態度。獨立是CPA執行鑒證業務和有關服務業務之靈魂，唯有保持CPA審計行為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審計對象和被審計信息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客觀性指的是CPA在執行審計業務的過程中，能夠客觀對待所有審計證據和相應的財務數據與信息，不對任何信息進行主觀臆測，不捕風捉影，杜撰財務信息。保持獨立性的前提下，CPA要時刻樹立正確的職業態度，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環境因素所產生的影響。公正性指在對CPA保持獨立性做出要求的基礎上，提供的審計結論不但不應側重于審計對象，也不應對審計委托人進行包庇。（四）恪守職業紀律。對CPA來說，在執行審計任務時，要對大量的基礎數據和信息進行歸納和整理，尤其要對審計對象的財務信息進行分析和研判。其中的部分財務信息能夠對外公布，部分財務信息由于和審計對象的核心機密有關，對企業的戰略發展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尤其在審計對象謀求更大發展或者擺脫競爭壓力的過程中，這些數據和信息所產生的價值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CPA就要在保證審計工作正常進行的前提下，對有關財務信息保守秘密，在恪守職業紀律的過程中，不但不與其競爭者進行信息交流，也不會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向其他人透露信息。

二、CPA審計職業道德失范及其成因

（一）CPA審計舞弊難起訴。由于制度和法律的原因，我國CPA審計造假舞弊被起訴的概率處于較低水平，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訴訟舉證過程十分艱難。由于制度和法律的約束，針對CPA的訴訟取證相對困難，且技術難度處于較高水平。從這個角度講，CPA被起訴的概率很低，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的風險也十分有限。以目前的情況看，在涉及CPA的民事訴訟案件里，要求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證明CPA在履行審計義務過程中存在舞弊行為，其難度可想而知；第二，起訴主體界定不清。在我國當前時期，很多企業（比如被審計單位）的公司治理結構并不完善，審計委托人一般為審計對象的管理當局者和經營者。而經營者是以審計委托人與被審計人身份出現的，在審計委托里處在絕對支配地位。基于這種特殊關系，CPA會為了獲得更多利益而屈從委托人的意圖，出具造假的審計報告，在重大利益面前，還會和委托人之間產生合謀。（二）CPA審計違規處罰輕。按照我國CPA審計舞弊案的處罰情況，針對CPA的處罰呈現出注重行政和刑事處罰而輕民事處罰的特點。所以，如果審計過程中的相關主體的既得利益被虛假會計信息誤導，繼而產生明顯經濟損失時，違法的一方需要為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而以上責任分別處在不同范圍之內，用以調節不同的法律關系，彼此之間不可替代，不能因承擔行政與刑事責任的考慮而降低或者消除民事責任。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我國恢復審計制度以后，尚無任何一起由于CPA和會計師事務所違法而承擔民事責任的事件。這種缺乏民事賠償法律機制的事實讓違規CPA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物質利益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審計違規現象的發生和蔓延。（三）獨立審計的制度缺陷。CPA在選擇執行企業制度時，因為投資人分散以及遠離企業經營環境等原因，投資人與債權人一般不直接委托CPA進行審計，也不會直接向CPA付費，只是通過委托經理人的形式代為執行。這樣一來，就在審計活動中構建了一種制度陷阱——經理人選擇獨立審計實現對自己的監督，然后支付給CPA相應費用；同時，CPA要對那些不付費的投資人與債權人等社會群體負責，而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獨立審計，其獨立性是難以得到保證的。更為重要的是，任何會計師事務所都要掛靠行政單位而存在，而掛靠單位多為審計對象的行業主管部門。這就使得這些行政主管部門會出于對相關利益的考慮而做出阻止CPA審計的行為，甚至會限制CPA發表客觀審計意見的機會。（四）CPA審計失信成本低。對CPA來說，選擇失信還是授信，一般要考慮失信成本是否存在，差距為多少。而實際上，對任何審計失信的行為都存在一定風險，而當CPA希望接受額外收益和其所承擔的風險保持均衡，同時CPA因為失信而取得的收益不低于誠信效用時，CPA就會放棄職業道德，謀求個人利益。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的CPA行業存在過分保護的情況，這不但導致了CPA失信現象的發生，還顯著強化了CPA進行會計造假和徇私舞弊的行為。

三、我國CPA審計職業道德體系的重構

中華民族是一個知榮辱、重禮儀的民族，有著悠久的文明歷史和道德傳統。在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思想史上，以儒家道德規范體系為主，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社會生活中有著深厚影響。

“仁、義、禮、智”是兩千多年前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提出的道德標準。今天倡導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正是繼承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合理內核，摒棄封建糟粕，并結合時代特色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而提出來的。傳統倫理道德的推陳出新，使我國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具有很強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精神。

1“仁、義、禮、智”，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范疇

我國歷史文化經歷了先秦文化的孕育及發展，春秋戰國時期的初步形成以及到漢代成型的過程。具體來說:

1.1在2500年前，齊國管仲在治國實踐中開始注重社會榮恥感，他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可覆錯也。何謂四維?一禮、二義、三廉、四恥。”“禮”是指上下、貴賤、長幼、貧富的等級秋季;“義”是對國家、社會的道德義務;“廉”是指坦蕩無私，清正廉潔;“恥”是指對壞事的羞恥心。管仲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見，禮、義、廉、恥四種道德被看作是治國四綱，其興衰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亡及長治久安。

1.2孔子在管仲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儒家基本道德規范體系，即“智、仁、勇”“三德”。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孔子在《論語》中曾三次將“智、仁、勇”三種道德素質，才能逐步達到“不惑”“不憂”“不懼”的精神境界，這正是儒家君子人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境界。

根據中央、省、市、區委的統一部署和要求，為全面加強人口計生系統黨員干部思想道德體系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以下簡稱“兩大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具有人口計生工作特色的懲防體系基本框架，推動我區人口計生工作再上新的臺階，制定本意見。加強兩大體系建設是深入推進懲防體系建設的重要抓手，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是拒腐防變的第一道防線；講誠信既是黨員干部道德修養的重要體現，也是源頭治理腐敗的社會基礎。加強兩大體系建設，著力提高黨員干部的內在素質，提高全社會文明素養與和諧程度，有利于以風清氣正的黨風政風帶出明禮誠信的民風社風，以政府公信力引領社會誠信力的普遍提高；有利于凝聚發展合力，激發創造力，加快形成務實、廉潔、高效的政務環境，和諧、文明、向上的人文環境，公平、誠信、開放的發展環境。加強兩大體系建設要切實與深入學習貫徹《廉政準則》結合起來，與組織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結合起來，與加強機關作風建設結合起來，與創建最佳辦事環境結合起來，進一步促進黨員干部以德為本，以誠立身，推進全社會形成以廉為榮、以貪為恥、誠實守信、文明和諧的良好風尚。

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八大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加強教育為基礎，以完善制度為重點，以強化自律為關鍵，以監督懲戒為保障，切實加強以領導干部道德操守為重點的黨員干部思想道德體系和以政府誠信為引領的社會誠信體系建設，著力解決黨員干部思想道德和社會誠信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扎實推進源頭治腐，促進黨風、政風、行風的進一步好轉，為加快全區轉型發展和建設幸福美好新提供有力保證。

二、基本原則

一是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緊緊圍繞區委區政府工作大局，結合人口計生工作實際，把兩大體系建設貫穿于人口計生工作的各個領域和環節，充分發揮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服務、保障和促進作用。二是堅持改革創新、務實進取。緊密結合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新要求，以改革創新精神，把握新形勢下兩大體系建設的規律，開拓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機制，破解工作難題，扎實有效地推進兩大體系建設。三是堅持懲防并舉、重在建設。注重激發教育的內生動力，科學運用懲戒手段，著力彰顯紀律和法律的外在約束力，不斷完善自律與他律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運行機制。四是突出重點、分類指導。抓住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以黨員領導干部為重點，以黨政機關誠信為引領，堅持分類指導，加強制度建設，整合各方資源，形成工作全力，強化監督檢查，扎實推進兩大體系建設。五是堅持秩序漸進、統籌推進。既堅持高點定位，著眼長遠，又立足現實，務實推進，提高兩大體系建設的系統性、前瞻性，既注重工作的階段性成果，又注意工作推進的過程，提高兩大體系建設的科學性、實效性。

三、總體目標

摘要：社會道德是一個網絡式、普系化結構，教師道德在這個結構中處于十分重要的特珠地位。這種作用表現在他對社會新一代迸德品質的形成；對社會新型道德關系的形成；對社會道德的進步巨大促進作用中。

關健詞：教師道德社會道德結構特珠性

教師道德，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道德，在社會道德結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是一個即有理論意義，更有實踐意義的課題。本文就此談點淺見。

一、社會道德結構是一個網絡式結構，是各種道德多樣化的統一。隨著教育的產生而形成的教師道德，在社會道德結構中。歷來處于十分特殊的地位。

人類的社會生活按其基本特征可以劃分為三大基本領域，即家庭生活、職業生活、和社會公共生活。除了在一切社會生活領域都適用的一般道德原則和規范以外，在一些領域還需要特殊的道德手段來調節。與此相適應，社會道德可以具體分為婚姻家庭道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三大部分。

各種道德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因時代而異的。在原始社會，由于沒有階級對立，沒有廣泛的社會分工，道德調解主要局限在氏族內部的公共生活中，因而氏族的社會公德居于主導地位；進人階級社會，道德也分化為階級的道德，所以社會公德的主導地位為統治階級的道德所代替；在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從根本上清除了階級對立產生的根源，雖然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具有較高程度的公德性質，但是這些原則的具體化除了表現為場所道德而具有的普遍的適應性之外，它更多的是表現為職業道德所具有的特殊性。據此可以說，職業道德是我國現行道德結構中的骨干部分。

本文作者：王瑞韓云工作單位：蘇州科技學院

信息非對稱條件下生產者道德自律的機制剖析

1.信息非對稱與生產者道德自律的關系在現實中，信息常常是不對稱的。市場經濟本身不能夠生產出足夠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們。正是由于缺乏足夠的信息，生產者的生產可能會帶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些產品生產過多，而另一些產品又生產過少；消費者的消費選擇也可能會出現失誤，比如購買了一些有害健康的偽劣商品，而錯過了一些有益健康的優良商品。由于信息的非對稱性，并且生產者往往相比消費者處于信息的優勢地位，導致生產者冒著道德風險，不顧消費者的生命安全，生產劣質有害的產品，去追逐更大的利潤。2.信息非對稱弱化生產者道德自律的主要機制首先，生產者的道德追求欲望降低。愛爾維修說：“如果我生在一個孤島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中就沒有什么罪惡與道德了。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現道德，也不能表現罪惡。那么，我們對道德和罪惡這兩個名詞必須怎樣了解呢？必須了解對社會有益的行為和有害的行為。”［1］企業并非獨立于社會之外，而是社會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生產者在生產有形物質產品的同時，也在生產一種無形的產品———社會效應。在改革初期，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各行各業的人嗅到了較為自由、較為開放的商業氣息，紛紛下海經商，力求賺得第一桶金。這種人員的復雜構成，也造成了生產者不同的倫理價值觀。當生產者生產或者銷售劣質、假冒產品的時候，首先對消費者的權益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了危害，造成消費者的恐慌，特別是目前環境惡劣的食品行業，給消費者造成一種“吃什么都是錯的”定性思維。其次給其他誠信的生產者也造成了損害，如果這些生產劣質產品的生產者同樣可以獲利，甚至獲利更多，那么久而久之，其他一些誠信的生產者也會加入，造成惡性循環。這種行為導致了生產者誠信的缺失，給社會也會帶來嚴重的負效應。在利益面前，生產者的道德追求欲望越來越低。其次，來自生產者外部的約束軟化。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是一切發展的重中之重，被提到了首要的位置。由于我國不同于西方或者較發達國家的國情，在變革初期并沒有一個可以全盤照搬的成功模式，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所以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去檢驗，去創新，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麥金太爾說過，“假如在一特定社會中，對外在利益的追求變得壓倒一切，那么，美德的觀念可能首先被削弱，然后也許就幾乎被全然抹殺，雖然其模擬物可能還很豐饒。”［2］雖然我們提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一起抓，但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水平同精神文化的發展還是存在一定的現實落差。我認為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制度的約束不夠，我們的重心還是較多放在經濟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的比重相對較輕。二是精神文明建設并不像經濟發展這么立竿見影，它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更長久的過程，所以相比于經濟發展，效果沒有那么顯著。這樣更加給人造成一種道德的滑坡和缺失的影響。道德淪喪的問題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會存在，并不是現階段特有的問題，更不應因此就消極面對。雖然存在著道德滑坡的現象，但是并不能說大家都不講道德，如果大家普遍沒有道德的話，那社會肯定比現在要混亂的多，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放下對道德的追求，有道德需要，社會的發展才可以呈現穩定的局面。最后，社會規范向生產者的內化產生障礙。第一，受教育水平以及個人素質的制約。不同的教育，鑄就不同的個體。甚至同樣的教育，對于不同的個體也有不同的效果。這種外在的不同，導致生產者內化的結果也是不同的。當個體的外部正確的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開始自覺的內化成內心的信念，自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進行自律，達到更高的境界。而對于那些錯誤的積累，即使產生內化，也是錯誤的，甚至導致嚴重的后果。素質較高的生產者，對道德會有強烈的需求，更加積極主動的去努力實現自我價值。而素質較低的生產者，對道德的需求較弱，大多數是被動的去接受，而不是主動實現。另外，就是社會風氣的制約。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會帶來良好的效應，如果道德自律是多數生產者的追求和做法，那些少數的不自律者以及處于觀望中的生產者自然也會效法，不然肯定會受到輿論的壓力和譴責，進而形成良性的循環。但是目前的情況看，社會風氣并不樂觀。食品生產者不吃自己生產的東西，足見食品的不安全。但是民以食為天，即使不吃自己生產的東西，并不能保證不吃到別的生產者生產的有毒有害食品。生產者相互投毒，每個人都會成為受害者，即使生產者得到了利益，但是拿命去賭的代價也是很大的。這種不好的風氣，使一些原本自律的生產者也慢慢被同化，導致惡性循環，嚴重阻礙了生產者道德自律的內化。

生產者道德自律的原因分析

對生產者而言，他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是獲得利潤，而和生產者相關的利益者中，尤以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利益沖突更為顯著，這里以塔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模型，從短期和長期兩個角度來分析生產者道德行為。（一）從短期博弈分析短期博弈是指生產者和消費者在短期內，根據各自所掌握信息及對自身能力的認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策的一種行為。（參見圖1）圖1是生產者是否自律和消費者是否購買的短期博弈的收益情況。生產者在他的兩列中選擇，消費者在他的兩行中選擇。生產者有兩種選擇：是自律，還是不自律。消費者也有兩種選擇：即購買，還是不購買。將生產者和消費者所選擇的兩種決策組合起來，共有四種結果，將其放在ABCD四個格子中，每個格子中的數字代表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四種結果中的獲利情況。右上角的數字代表生產者的獲利，左下角的數字代表消費者的獲利。一個極端是A格，生產者選擇自律，消費者選擇購買，生產者獲得穩定的收益2，消費者獲得穩定的收益2。因為此時生產者賣出產品獲得利潤，而消費者買到好的產品對自身有利，二者獲得了雙贏。另一個極端是C格，生產者選擇自律，消費者選擇不購買，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得到了負收益，分別是-3和-1。因為生產者生產好的產品沒有賣出去，較大的成本卻沒有回收，是一種損失。而對消費者而言，沒有買到好的產品，相對來說也是一種小小的損失。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是，生產者不自律，消費者購買，如B格，在生產者不自律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產品得到的是負收益，而生產者則獲得了最大收益6。因為消費者花了錢，買到的東西確是有害的、偽劣的，對自身是一種很大的損失；而生產者花費很小的成本，卻得到了很大的收益。同樣在生產者不自律的情況下，如D格，消費者選擇不購買，收益為1，而生產者的損失也很小，為-1。因為生產者雖然沒有賣出產品，可是成本很小，所以損失相應也小；而消費者沒有購買差的產品，相對來說，是做了對自身有利的決策。從這個簡單的模型中，我們看到不自律對生產者來說是最好的選擇。比如生產者選擇自律，消費者購買的話，生產者得到的利潤較小，但是消費者選擇不購買的話，得到的損失卻相對較大。而在生產者不自律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生產者得到最大的利益，即使消費者不購買，生產者的損失也較小。所以在這種信息非對稱的條件下，生產者在考慮了對方可能的策略之后，選擇一種對自己最優的策略———不自律，以獲得更大的收益。從短期來看，信息是非對稱的，消費者一般來說不能辨認出產品的好壞。如果生產者選擇自律，那就勢必會增加生產成本，從而產品價格上升，銷售量下降，競爭力減弱，因此而遭受損失甚至破產。在短期內，生產者更多的是關注生存，而不是建立長期的品牌效應或者良好的社會效應。未來充滿了很多的不確定因素，也許三五年后，企業早已不復存在。在快速發展的商業大潮以及激烈的商業競爭中，生產者首先想到的是短期利益。因此，在利益的驅使下，生產者將會拋棄自律帶來的較少收益和較高的風險，而選擇不自律帶來的暴利以及較小的損失。也就是說，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短期博弈中，生產者選擇不自律，能夠獲得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損失，是最優的策略。（二）從長期博弈分析長短期博弈是指生產者和消費者根據各自所掌握信息及對自身能力的認知，既考慮短期，更考慮長期，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策的一種行為。（參見圖2）圖2是生產者是否自律和消費者是否購買的長期博弈的收益情況。生產者在他的兩列中選擇，消費者在他的兩行中選擇。生產者有兩種選擇：是自律，還是不自律。消費者也有兩種選擇：購買和不購買。將生產者和消費者所選擇的兩種決策組合起來，共有四種結果，將其放在ABCD四個格子中，每個格子中的數字代表了他們在四種結果中獲得的收益情況。右上角的數字代表生產者獲得的收益，左下角的數字代表消費者獲得的收益。一個極端是A格，生產者選擇自律，消費者選擇購買，生產者和消費者得到共同的最大收益5。因為各取所需，達成共贏。另一個極端是C格，生產者選擇自律，消費者選擇不購買，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得到了負效益。因為都沒有實現對各自有利的結果。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是，生產者不自律消費者購買，如B格，生產者得到較小的利益1，而消費者是負收益-2。因為消費者花錢買到的卻是劣等品，是一種較大的損失；而生產者雖然賣出了產品，得到了收益，但是長期來看，消費者不會再上當，不會繼續購買，所以收益很小。而D格，生產者不自律，消費者不購買，對于消費者來說至少沒有損失，對于生產者來說，是負收益，因為成本沒有收回。在這個類似圖1的模型中，我們看到自律對于生產者來說是最好的選擇，將會得到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損失。比如無論消費者選擇什么策略，生產者選擇自律都是有利的。從長期來說，信息相對來說是對稱的，消費者在長期的購買行為中，能夠辨別出產品的優劣，購買行為大多是理性的。而對于生產者來說，經過了長期的發展，好的產品也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以及一定的品牌效應。壞的產品自然也得到消費者的一致拋棄。生產者在長期的發展中，他所看重的不再僅僅是企業的生存，更多的是企業的長久的發展和興旺。在激烈的競爭中，怎樣才能長久的獲得收益，怎樣才能長久的得到肯定，只有生產者不斷地自律，不斷地保證產品的質量，提高產品的性能，做良心產品，做良心企業，企業方可不斷超越。因此，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長期博弈中，生產者自律是最優的選擇。不僅有利于自身的發展，獲得最大的收益，也有利于消費者的安全和利益，同時也可以帶來正的社會效應，形成良性的循環。綜合以上生產者和消費者短期和長期博弈的兩個模型，我們看到，從短期來看，生產者更注重生存，更看重眼前利益，而不想寄望于不確定的長遠利益。生產者在短期博弈中，選擇不自律，是獲利的。但是從生產者發展的長遠來看，自律是最好的選擇。生產者持久的道德自律，會帶來品牌效應，誠信效應，這樣也會帶來更多更穩定的利潤。不僅對自身很有益，對消費者和社會也很有益。這種持久的道德自律，帶來的社會效益將是不可估量的，社會的良性發展需要生產者的道德自律，以達到和諧穩定持久的發展。

生產者道德自律的實現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