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研究論文范文10篇

【摘要】：陶瓷與書法藝術雖是兩門獨立藝術，論文但兩者自古以來就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兩者具有相通的藝術特征。現代條件下陶瓷與書法藝術亦交相輝映，不同的陶瓷造型可以采用與其風格相協調的書法來加以裝飾，使陶瓷藝術獲得錦上添花的效果。雖然書法藝術在陶瓷中的運用僅處于輔助地位，但其作用和意義不容忽視，值得從事陶瓷藝術的人們加以關注和應用。

【關鍵詞】：陶瓷，書法，藝術魅力

引言

陶瓷是泥與火的藝術，書法是筆含墨的藝術。藝術都是相通的，陶瓷與書法原本屬于獨立藝術，然而藝術間不乏契合。陶瓷同書法藝術的契合給欣賞者感覺無疑是錦上添花。對兩者成功的駕馭，在于對兩門藝術的解讀和深掘，而后達到綜合藝術的完美和統一。

1陶瓷與書法的歷史淵源

中國制陶起源很早。自古相傳“神農氏作瓦器”，“昆吾氏作陶”。而漢字起源同樣是歷史悠久。遠在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與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陶器上面常見有作為記事的符號，似可視為漢字的濫觴。可見古代陶瓷和文字的起源，從一開始就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春秋戰國時期陶器上面多帶有篆書雕印文字，陶器上的文字也成為后人研究戰國文字和制陶業的寶貴資料。秦兵馬俑身上多刻印有工匠的姓名，如“咸陽午”等，字體有的是篆書，有的則近似草隸。三國、兩晉時期是青瓷器普及和發展階段，同時也是陶瓷書法藝術進一步提高與形成典范的過程。唐代楷書、章草、大草、行書等書寫體系逐漸完善，這一時期由于飲茶之風盛行。書法裝飾便出現在茶壺、酒壇上，有楷、有草，均有大書法家張旭、懷素、顏、柳之風韻。多寫名人詩句或“酒”、“茶”文字，酣暢淋漓，圓潤遒勁，純真自然，配以不同的器物造型之上，極具古樸、簡約之美感。宋代書法是我國書法發展的一次高峰，書法藝術方面趨于完善和社會文化素質的提高，反映在陶瓷造型中已有“大巧若愚”的自然之韻。陶瓷上的書法裝飾在這一時期自然也就成為其明顯的特征，且和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耀州窯用書法裝飾的酒具、茶具，其書法亦頗有“蘇、黃、米、蔡”之韻。以至元、明、清各代書法裝飾陶瓷也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裝飾形式和藝術美感，這有其精神上的必然和諧。

拙著《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與研究》出版后，學術界的反應頗出乎我的意料。該書是我在浙江臺州經過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我學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與田野結合的路徑從事當下藝術研究的初步嘗試。著作已經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讀者自會判斷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諸多學者對拙著的興趣并不完全針對拙著本身，學界的反應涉及到藝術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重大問題，而有關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還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拙著《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與研究》出版后，學術界的反應頗出乎我的意料。該書是我在浙江臺州經過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我學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與田野結合的路徑從事當下藝術研究的初步嘗試。著作已經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讀者自會判斷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諸多學者對拙著的興趣并不完全針對拙著本身，學界的反應涉及到藝術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重大問題，而有關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還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內容提要】在“內蒙古民族器樂藝術研討會”上對論文《火不思尋證》寫作過程以及在研究古代音樂文明中所遵循的研究路線、原則與方法的說明。這就是在研究中遵循民族融合過程中宗教信仰的皈依對原來文化藝術乃至審美情趣的變異或衰變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而對于識別古文明遺存的方法則要從田野考察中歸納，并去偽存真，在橫向與縱向類比中獲得。

【關鍵詞】《火不思的尋證》/內蒙古民族器樂/研究路線/田野考察

最近，上海音樂學院學報《音樂藝術》（第100期）上登載了我的論文《火不思尋證》。毫不夸張地說，這篇論文耗費了我近30年的時光才完成。我想在此次召開的“內蒙古民族器樂藝術研討會”上談談為寫這篇論文所歷經的磨難與艱難，同時，將我研究古代音樂文明所遵循的研究路線、原則與方法向各位作些說明與介紹。

應該承認，蒙古民族雖有著燦爛的古代文明，但有文字不過八百余年，古籍文獻也不多，研究蒙古古代音樂文化（包括史前期古代文化、古代藝術），靠查閱文獻典籍是查不到多少資料與記載的。研究與探尋蒙古族古代音樂文化，惟一的途徑便是走進蒙古人生存之地，踏著我們民族先祖的足跡，去觀察人們的祭祀禮儀、生活習俗乃至生活方式與藝術活動的特性，把握其脈絡，去親身體察在這些活動中，人民所流露、宣泄出來的審美情趣與靈魂深處的悲喜哀怒之情的外延化形態。同時，還要搜集現存的器皿、樂器乃至服裝首飾等等。還有，向社會開明人士、口頭吟詩人以及琴手、歌手進行采訪與了解，在這樣的考察中，必然會使我們獲得歷史的真諦與值得深思的命題與啟迪。

有了這些第一手資料，再去向古籍經典史書求證，尋找先人記述的文字線索（包括國外探險家、考古學家的游記、學術報告……）。要注意的是，周邊國家的歷史文獻中有關蒙古古代音樂與古代文化的記述。我總認為：將自己研究工作構筑在這樣堅實的基礎之上，去思考，去判斷、去梳理、去立論……，必定會求出貼近歷史真實的一些見解，才能取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否則，將二者顛倒過來，或者說，將研究工作僅僅停留在從舊書古籍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上，這里抄寫一些，那里摘錄一些，在這些平面信息上做些“空中樓閣”式的推測與分析，這種所謂的研究常常會走進死胡同里，或取得些事倍功半的所謂“建樹”，也有可能在毫無意義的圈圈里轉來轉去。

1947年的一個夜晚，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聆聽了口弦彈奏（在會上出示口弦）。這是在興安嶺一個村莊里，一位達斡爾老獵民彈奏木庫連（MuKhulian）。10年后，從一本日文游記里了解到，一位日本探險家在加拿大北極圈里居住的愛斯基摩人那里發現口弦這件樂器，有趣的是，其名稱同達斡爾族口弦相同，也稱呼“木庫連”（MuKhulian）。

拙著《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考察與研究》出版后，學術界的反應頗出乎我的意料。該書是我在浙江臺州經過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終研究成果，也是我學習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與田野結合的路徑從事當下藝術研究的初步嘗試。著作已經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讀者自會判斷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諸多學者對拙著的興趣并不完全針對拙著本身，學界的反應涉及到藝術學研究方法論層面的重大問題，而有關藝術學研究的田野方法，還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討。

一評價體系與學術規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藝術研究領域出現一些新的趨向，改革開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熱”和“文化熱”時期都曾經頗受關注的宏觀研究，漸漸失去了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一批針對個案的田野考察成果問世并且得到學界廣泛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可以視為藝術學研究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介入藝術學研究領域，使得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嘗試著運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領域極受重視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藝術現象，這一方法層面的變化對于中國目前的藝術學研究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二戰以來，文化批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令人矚目的學術熱點，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視角受到普遍質疑。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對中國藝術學研究的影響，也必然導致藝術學研究出現學術與文化視角的轉換。這個可能出現的最有理論價值的變化，我將在下一部分論述，這里首先想討論的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義不止于文化層面上研究視角的轉換，它還可能給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帶來另外兩個方面可能形成的變化乃至沖擊。

其一，是有可能導致目前的中國藝術學研究領域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價值評價體系的根本改變。

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體系決定的研究者知識譜系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現代形態的藝術研究一直比較重視理論層面的探討。經由蘇俄引入的、從德國古典哲學這一思想路徑衍生發展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作為其知識和思維方法背景的德國古典哲學本身，長期在包括藝術研究在內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占據特殊的主導位置，因而，和這一理論背景相吻合的藝術本體論研究，以概念和范疇為核心的抽象的理論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都是藝術學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經驗主義傳統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對具體對象的個案的、經驗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這樣的研究取向，不僅僅是出于對西方學術發展不同趨勢的選擇，同時也蘊含了中國傳統思維方法對當代藝術研究的影響，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整體性的、玄學研究路向，恰與德國古典哲學形成有趣的呼應——所謂“小學”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顯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樸學”也被后世的學術史家解讀成是由明入清的漢代知識分子對嚴酷現實的逃避，以及對清代統治者的消極抵抗。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工藝性；繪畫性；漆的個性與繪畫共性的關系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漆的物理特征、漆材料的自然美對人的視覺及心理的感受、漆的人工美、漆畫是通過漆這一媒材來表現的繪畫藝術、漆畫具有一切純繪畫的共性、漆畫有著與自身相適應的表現范圍、意境之美是漆畫的靈魂、只強調工藝性不講究藝術性的是工匠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漆的個性工藝性繪畫的共性

論文摘要：當前漆畫界存在著兩種極端傾向:1.否定漆畫的傳統工藝性，片面追求“純繪畫性”，致使漆畫失去其特色而慢慢走向消亡。2.以炫耀技法為主，材料堆砌，使漆畫的藝術水平下降，不能與時代和國際接軌。本文從幾個角度論述了只有將漆的個性與繪畫的共性兩者完美結合，才能達到漆畫之美的境界。

漆畫是以天然漆為主要媒介而進行的繪畫創作。它屬現代漆藝中的一部分，是從中國古代傳統漆藝中脫胎而來的。漆畫真正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畫種還要從越南磨漆畫說起。早在20世紀30年代，印度支那美術學院的師生們開始嘗試把漆藝技法與繪畫相結合。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越南出現了一批反映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和人民生活的作品，從此越南磨漆畫走進了現代繪畫領域。20世紀60年代初，越南磨漆畫首次在中國展出，使中國藝術家們從中受到了啟示。他們學習傳統漆藝技法，不斷從民間藝術中汲取養分，并賦予其嶄新的構想和獨特的創造力，在漆板上表現現實生活、傳達現代觀念，終于使中國的漆畫脫胎成為一個新的獨立畫種。

當前，世界各國的漆藝家都在研究漆的現代性，探討漆的可能性。中國漆畫作為一個新興的畫種也同樣面臨著如何使其現代化而又保持其特色的問題。筆者認為，當前漆畫界存在著兩種錯誤的傾向：1.否定漆畫的傳統性、工藝性而片面追求“純繪畫性”，致使漆畫失去了其特色而慢慢走向消亡。2.以炫耀技法為主，材料堆砌，使漆畫的藝術水平下降，不能與時代和國際接軌。漆的個性與繪畫的共性兩者完美結合，才能達到漆畫之美的境界。漆的個性是指漆畫的工藝性，繪畫的共性是指漆畫的繪畫性。

一、工藝性

［內容摘要］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語境下中華民族文化面臨的生存環境，提出了中華民族影視藝術在挑戰與機遇中如何發展的一些思考。文章分四個部分：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二、電影電視的國際傳播；三、用最現代的語言體現最傳統的中國文化；四、民族影視如何進入國際主流市場。

［關鍵詞］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視藝術

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紀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對于全球化問題的討論，是當前世界范圍內最引人注目的話題之一。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伴隨著全球化的經濟交往與信息傳播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強。在全球化語境下，大眾傳播媒介（報紙、雜志、廣播、電影、電視、因特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早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關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為現實。尤其是以電視和因特網為主導的傳播界正在重構著人類的生存空間，全球被村莊化，人類被世界化，大眾傳播媒介深深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

在這種全球化進程中，我們不能不面臨與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全球化進程中，獨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發展究竟應當“一元”還是“多元”？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它也滲透到社會、文化等領域，改變著人類生活與全球面貌。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化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新階段，全球化就是人類社會整體化、互聯化、依存化。所謂整體化，是指全球作為同一個整體而存在，世界各國之間的影響日益加強；所謂互聯化，是指所有國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經濟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關性；所謂依存化，是指國際合作與協調，對話與協商，已經成為任何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基礎與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全球趨同，更不能將其想象為一種“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對于文化來講，更要看到它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現代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又要看到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文化是一個在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時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逐漸形成各具風格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養育了各種文化類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環境的變遷和文化自身的運動規律，在不同歷史階段其文化呈現各異的形態，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時代性（或曰階段性）。文化作為有理性的人類的創造，與人類主觀精神的能動作用有著密切關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時代特征終究不是人的主觀精神的隨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斷適應和改造所處的自然——社會環境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顯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點，使得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態勢。

【論文關鍵詞】聲樂藝術文化抒展演唱傳播互動性

【論文摘要】聲樂藝術是包括文學、音樂、歌唱、器樂以及形體表演等多種藝術因素構成的綜合性藝術。這種獨具魅力的藝術形式通過聲樂演唱和借助現代傳媒技術來實現超越歷史、超越國界的文化意義。聲樂藝術文化的抒展涉及范圍廣闊而多樣,本文僅從聲樂演唱傳播、聲樂藝術的互動兩方面闡述了聲樂藝術文化抒展的重要意義。

聲樂藝術是包括文學(詩、詞)、音樂(旋律)、行腔(歌唱發聲)、器樂(伴奏)、舞蹈(伴舞)以及形體表演等多種藝術因素構成的綜合藝術形式。這種獨具魅力的藝術形式通過聲樂演唱和借助現代傳媒技術來實現超越歷史、超越國界的文化意義。千百年來,無論是聲樂藝術實踐、聲樂藝術鑒賞,還是聲樂藝術教育,無論是聲樂文化的傳播、消費、流行,還是聲樂文化的交流等等,與其它藝術門類一樣,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打下了極為鮮明的時代烙印;它的精神文化催化和影響著若干代人的思想意識和審美意識,為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1聲樂演唱的文化傳播

聲樂文化賦予聲樂藝術豐富的文化內涵,詞作家、詩人將自己的情感融化成可讀、可看的優美詩詞,曲作家把極具文化色彩的詩、詞創作成可唱、可聽的賞心悅目的歌曲;而將詞、曲作者的作品賦予鮮活生命的是聲樂演唱。聲樂演唱者既是聲樂文化最好的詮釋者,又是聲樂文化精神最佳傳播者。聲樂文化是在他們的演唱中得以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得以抒展。優秀的聲樂演唱者,通過她們出色的演唱技巧,鮮明的演唱風格,將歌曲中豐富的文化內涵,真實、感人、創造性地傳遞給觀眾、聽眾,使聲樂文化在眾多的群體中得以傳播。因此,聲樂演唱者擔負著聲樂文化傳承、傳播的神圣使命。

回顧二十世紀20、30年代,一批批從國外留學回國的音樂家、歌唱家如:蕭友梅、應尚能、黃自、趙元任、黃友葵、喻宜萱、周小燕、郎毓秀等,她們不但把國外先進的聲樂教育理念帶回中國,而且通過在國內舉行音樂會的形式將國外優秀的聲樂作品、聲樂文化、科學的發聲方法傳播到中國,是她們精湛的演唱影響著中國一代又一代聲樂藝術表演者和聲樂藝術教育工作者;是他們的辛勤努力為中國培養了一批批優秀的歌唱家和聲樂藝術教育家。這些歌唱家如迪迪拜爾、廖昌永、吳碧霞、宋祖英、等,她們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地舉辦個人音樂會,參加國際聲樂比賽;通過她們出色的演唱將中國優秀的民族聲樂文化傳播到全世界,讓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國民族聲樂文化。這種聲樂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是靠一批批優秀聲樂藝術表演藝術家的努力得以體現和完成。正因為有聲樂演唱的傳播才使聲樂文化在眾多的群體中得以抒展;正因為有聲樂藝術的相互交流才使得全世界以藝術為紐帶能和諧的相處在一起,這是聲樂藝術的力量,這是聲樂藝術文化深刻意義所在。

一、建國初期（1949—1966年）廣東手風琴藝術發展狀況

新中國的建立開創了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建設的新紀元。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群眾業余文藝活動主要圍繞著農村、、城市民主改革及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內容主要以慶翻身為主。上世紀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到60年代以前群眾業余文藝活動的重點逐漸轉移到宣傳經濟建設的遠景和成就，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和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方面。60年代前期，群眾業余文藝活動則以演唱革命歌曲為主，用手風琴為歌曲伴奏成為一種常見的表現形式，因而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學習手風琴的熱潮，廣東也不例外。借著這股熱潮，手風琴以專業音樂教育機構和軍隊、地方文藝團體為媒體在中國傳播開來,完成了手風琴藝術在中國的普及任務。

1．部隊豐富的文化生活對手風琴藝術發展的影響

正是傳承了革命戰爭年代的音樂文化的光榮傳統，手風琴首先在部隊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建國后，廣東省處于我國南海前沿的重要戰略地理位置，作為當時我國八大軍區之一的廣州軍區就設在這里。廣州軍區的專業文藝團體——“戰士歌舞團”在部隊內部的文藝演出與政治宣傳方面，以及與地方各階層的文藝交流中均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廣州軍區所屬的各兵種和各軍、師乃至團都成立有自己的文工團（隊）或文藝表演隊（當時每個步兵團都有演出隊），每個戰士演出隊也都有自己的樂隊和歌唱演員，如聞名全國的三五O戰士演出隊、O九五一戰士演出隊、O九五三等許多優秀戰士演出隊，不少營、連組織的小型樂隊也經常有組織地進行演出活動。在新春佳節或部隊其他重大節日（如新的訓練年度的開始，歡迎新戰士入伍等）中都有較大規模的演出活動。尤其在“上哨所，下海島，服務官兵”的文化方針指引下，各種演出小分隊紛紛活躍在基層軍營。在這些形式多樣的演出中，手風琴理所當然地成了頻頻亮相的“名角”。

據戰士歌舞團老一輩的手風琴演奏家曾健先生回憶，“五六十年代，部隊十分強調加強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豐富連隊的業余文化生活。部隊的文藝工作者經常到基層為廣大指戰員進行演出，為了密切軍民關系，也經常為地方演出。這種各地的巡回、四處奔走的表演，為了輕裝和小型化，無法采用樂隊或鋼琴伴奏，幾乎所有伴奏任務都由手風琴擔任，同時，部隊的手風琴專業工作者，為了幫助基層開展文娛活動，培養有伴奏能力的手風琴業余愛好者，舉辦了許多培訓班，為手風琴事業開拓了一個新天地。”①因此，廣州軍區以及駐扎在廣東的部隊文藝團體的手風琴藝術的蓬勃興起，必然影響、帶動和促進了地方社會各階層對手風琴藝術的普及和發展。

2．專業教育對手風琴藝術發展的影響

內容提要：舞蹈是世界性文化現象，屬于人類審美情感范疇，它以人體動作為載體，直接表現人的情感狀態，不停留在對自然、對社會的一般認識和一般行為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階層所造成的不同文化心理，造就了舞蹈藝術中的理性、感性的結構、搭配、比例也不相同。本文重點論述中國舞蹈藝術本體及其藝術特征，以求深入探究舞蹈藝術本質。

關鍵詞：中國舞蹈；情理結合；人之情；情動于衷

一、“情與理”結合的中國舞蹈藝術

中國舞蹈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化所表現出來的情理結構與西方日神精神所體現出的人格神之愛及酒神精神所體現出來的充滿原始人本能的狂熱不同，更與中世紀苦行僧自虐文化和穆斯林的樸素天然心態受制于他們虔誠信奉的《古蘭經》后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樣式不同。中國傳統文化注重情”，即人與人之間的“情”、人與社會的“情”、人與自然的“情”。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國舞蹈藝術自古至今充分體現了對“情”的追求。唐人劉禹錫作詩《競渡曲》：“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楊桴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鬣動，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寒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馀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云委江之湄。彩夾岸照蛟室，羅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描述了龍舟競渡的人文景象。這里提到“風俗如狂重此時”和“曲終人散空愁暮”均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情理結構所表現出來的重現世社群關系、輕孤獨自由空間的審美定勢不同。

中國舞蹈藝術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背景，論文它起源于“禮儀”制度，禮儀制度是依靠宗法血緣親情關系來維系家族政治統治的。“禮”源自原始社會圖騰信仰的巫俗習慣，它以不可替代的能夠凝聚原始氏族部落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被后世統治者所利用，如夏禮、殷禮、周禮。在西周將禮更加細化，包括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禮”從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來規范人的行為道德，使人的心理形式及理性觀念趨向一致。血緣制度是滲透著親情關系的制度。統治者為充分利用血緣親情的關系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便相應制定出一套與禮相匹配的樂，并稱之為“禮樂”。這種“樂”是人生快樂的樂、享受之樂。用快樂之樂熏陶、感染人的心志趨向，進而認同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如荀子在《樂記》中說：“天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再如《禮記·樂記》載：“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理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也就是說，無情不成文，無情不成藝，樂舞藝術中的“情”又受到倫理政治的約束。西方那種追求非理性的藝術，是舞蹈藝術是重視情感和理智的藝術，但它又受制于封建倫理政治限制而影響了藝術情感抒發的深度。如《禮記·樂記》載：“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中國古代社會就用這種禮樂手段，再加上統一的行政管理和強硬的刑罰制度，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這種依靠血緣親情關系維持統治的手段不同于古羅馬依靠人與人角斗、人與獸角斗的血腥游戲來凝聚國人力量，提高國人自尊、蔑視威脅他國，以達到鞏固帝國統治的政治手段不同。也與古埃及利用復活之神“俄賽里斯神”的神秘力量統治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用“木乃伊”的方式希冀靈魂不滅，來世再生，屈從現世之苦的宗教行為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以充滿情的內涵來攝服人心與行為，如西周為配合“禮”制的“樂”——《雅樂》中的“六代舞”。“六代舞”包括黃帝的樂舞《云門》歌頌堯帝禪讓的樂舞《大章》；歌頌舜帝教人溫良恭儉讓的樂舞《大韶》；歌頌大禹治水為民造福的樂舞《大夏》；歌頌商湯功績的樂舞《大》；歌頌周武王伐紂克商的樂舞《大武》。

西周王朝以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之情，對保佑五谷豐登、人丁興旺的圖騰祭拜之情，對為民除害、為民造福的領袖崇拜之情來建構西周宮廷雅樂的內核，并以此維系氏族社會的安定局面。西周雅樂是理性思維指導下的樂舞系統，也可以說，這種情理結合的樂舞肇始于西周。周以前的樂舞一直處在自身的生命運動中，自從人猿叩別之后，人類逐漸擺脫了原生的粗野狀態，隨著婚姻的演進，社會組織結構的不斷變化，經濟生活方式的提高，樂舞的“情”，也出現價值轉換的情況。原始社會的祭祖、祭神之情就是這種集體無意識行為，它以單一的思維模式，企求達到與神秘世界溝通的目的，企圖以單純的“人情”去感化“無情”的、秩序井然且操縱世間一切的宇宙。隨著人類進化，單一思維被復雜思維所代替，自“天”的觀念與人結合，人王被當作君權神授的“天子”之后，中國傳統文化便帶有了理性成分。中國傳統樂舞文化的“情理”比重發生了變化，以“情理”搭配支撐著各種形式的樂舞，如西周雅樂、漢俗樂、唐燕樂、宋隊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