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數字化范文10篇

摘要：數字化轉型，是將數字化技術應用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推動企業商業模式創新，進而實現商業模式數字化的過程。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斷深入，數字化轉型在全社會范圍內加快了腳步。在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下，現有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極大變化，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經濟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加快，國際經濟格局面臨新的調整。面對數字化轉型引發的國際格局變化，我國應加大對數字技術的開發投入，推動數字產業創新升級，培養數字化技術人才，努力提高國家在數字化領域的國際地位。

關鍵詞：數字化轉型，生產方式，國際經濟格局

隨著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數字化轉型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深遠影響，已經逐漸露出了端倪。雖然數字化引發的變革仍不足以改變當前國際經濟格局，但在生產方式數字化的大趨勢下，未來國際經貿關系的變化是可以預見的。本文探討了數字化轉型在生產方式和國際經濟格局變革中的作用和影響，試圖為中國在數字化轉型大潮中的應對策略，提供一點有益的思考。

1科技革命推動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

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革命一直是影響生產方式變革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的關鍵力量。歷史證明，每當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革，必然有顛覆現有認知的全新生產技術出現；而以往三次技術革命對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產生的影響，同樣是顯而易見的。如今世界進入數字化的時代，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被廣泛應用到社會各個領域，數字化轉型的趨勢已不可阻擋。大體而言，科技革命推動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可以概括如下：科學技術更新——生產要素更新——生產方式更新——國際經濟格局變化。進入數字化時代，以煤炭、石油等舊能源為代表的舊生產要素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所提供的數據資源。數據資源與新能源、新材料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核心生產要素。而核心生產要素的變化，又對企業生產經營和資源配置的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了產業革命的催化劑，在社會范圍內推動了產業重組，傳統產業逐漸退出舞臺，新興產業紛紛崛起。在數字技術革命的洗禮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優勢也隨之改變，舊有的國際經濟格局面臨新的挑戰。

2生產方式向數字化轉型的主要表現

摘要：本文首先對數字貿易的定義與分類進行了簡單介紹，其次分析了數字貿易的發展現狀，最后提出了數字貿易在我國發展的有效路徑，即積極發展數字基礎建設、推動產業數字化升級轉型、完善數字貿易法律體系、建設有利于數字貿易發展的制度環境，以及把握數字貿易發展機遇，旨在為我國數字貿易的有序、健康、長久發展提供一定參考。

關鍵詞：數字貿易；數字技術；發展路徑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互聯網、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等，也標志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貿易行業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數字貿易。數字貿易的出現，不僅為貿易行業的發展帶來了生機，而且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作為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大國，為了持續保持國際貿易領先地位，我國理應加快數字貿易發展。

數字貿易的定義與特征

（一）數字貿易的定義

關于數字貿易的定義，至今尚未形成統一認識，本文通過整理分析，對數字貿易進行如下定義：數字貿易指的是交付數字產品、數字服務與數據信息的一種國際化貿易模式，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數字產品、服務貿易與數據信息貿易[1]。其中，數字產品、服務貿易又可以分成兩大類，其一是以數字技術為載體，其二是以物理貨物為基礎。而數據信息貿易，指的是交付對象是數據的國際貿易。

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經濟的深度融合，以及數字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普及應用，全球數字貿易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并引發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和全球經貿格局的重構。在數字貿易興起的今天，全球航運正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期階段，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我國航運業應積極把握數字貿易發展大勢，大力促進我國航運業創新發展，構筑增長新動能、發展新引擎、競爭新優勢。

數字貿易是重塑全球經貿格局的關鍵性力量

數字貿易是科技賦能的標志，是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共同演進的產物，是未來全球貿易的發展方向。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嚴重受阻，“逆全球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排外主義”風潮迭起，特別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全球大流行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交織，使大變局加速演化。然而，以數字化驅動為特征的新一輪全球化仍保持高速增長，并重塑全球化格局。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互聯網信息技術與現代貿易的深度融合，促進了與國際貿易相關的全球采購體系、生產體系、支付體系和物流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催生了數字貿易的蓬勃發展。與傳統貿易方式相比，數字貿易能夠大幅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且通過創新交易方式推動貿易業態與模式的不斷創新。近年來，數字貿易快速發展成為引領和推動全球貿易發展的重要引擎，借助互聯網、數字化技術手段提供跨境服務面臨更大的發展機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顯示，2009-2018年，全球數字服務出口規模從17154.2億美元增長到29314億美元，增長幅度超過70%，年平均增長率約為6.13%，而同期服務貿易出口增速為5.53%，貨物貿易出口為4.98%。2019年全球數字貿易規模進一步逆勢增長3.75%，達到31925.9億美元，占服務貿易比重上升至52%，占全部貿易比重上升至12.9%。目前，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服務貿易實現了數字化，超過15%的跨境貨物貿易通過數字平臺實現。數字技術創新正深刻改變世界貿易模式、貿易主體和貿易對象，對全球價值鏈、產業鏈、供應鏈和國際貿易格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當下，疫情正加速全球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與數字貿易打破了物理阻隔和封鎖帶來的阻力，顯示出巨大的優勢和極強的韌性，激發出對數字服務的強烈需求。因此，大力發展數字貿易，不僅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與戰略支撐，也成為重塑全球經貿格局的關鍵性力量。與此同時，數字貿易也在加速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演變、分化與重組。特別是2020年以來，疫情進一步加速了無紙化、零接觸的數字貿易和傳統貿易數字化的發展步伐。一方面，數字貿易能夠通過數據流動，加強各產業間科技創新要素的共享，引領各產業協同融合，帶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并向全球價值鏈高端延伸；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帶來顛覆性創新，催生了大量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整體大幅提升了全球價值鏈地位。其主要表現在如下四方面：一是數字產品作為中間品貿易的比重越來越大，逐步嵌入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二是數字貿易推動更多服務和產品嵌入全球價值鏈，一些原來本地化特征明顯的服務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全面高效地融入全球價值鏈；三是數字貿易推動更多中小微企業甚至消費者個體融入全球價值鏈，大幅降低各環節成本，推動傳統大規模同質化批量生產向柔性化、定制化與個性化制造發展，催生出大量的個性化小規模訂單；四是數字貿易推動全球價值鏈同時向區域化和全球化方向發展，價值鏈的區域化將主要體現在制造環節上，而全球化則將主要體現在服務環節上。我國須以發展數字貿易為抓手，加快產業鏈重構，打造全新產業鏈，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

數字貿易加速航運業全面轉型是大勢所趨

當前，新一輪的數字化浪潮正對全球航運業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以往的全球航運大都受制于數字技術的發展，但隨著數字經濟/數字貿易，以及新一代數字技術實現群體性突破，全球航運業數字化、智能化發展迎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全球航運市場數字轉型報告顯示，預計到2027年，全球航運市場數字轉型將達到384億美元左右。2019-2027年間，市場年復合增長率接近11%。數字貿易將為全球航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重要方面。首先，數字技術將加快促進航運業與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當前，物聯網、智慧倉儲等技術逐步與數字平臺企業的研發生產、物流配送等環節相融合，并實現對跨境物流運輸、倉儲的可視化管理，提高平臺交易撮合效率。區塊鏈作為重要的關鍵技術可以成為重構多方協作信任體系、實現資產數字化的關鍵基礎設施。可以通過區塊鏈技術創造可信的價值流轉平臺，構建去中心化的多方協作信任體系，讓數字化資產全鏈路流轉，并利用數據技術、區塊鏈、超級計算等新技術與航運物流業實現深度融合，助力催生智能航運供應鏈體系。其次，數據資源互聯互通將有助于打通航運數字鏈協同。航運業須實現“業務鏈”向“數據鏈”的轉型，形成產業鏈各個環節之間的“鏈式協同”。數據聯通與開放共享是實現“鏈式協同”的關鍵。例如，搭建數據平臺連接所有船東，利用大數據進行整合分析，就可以了解船舶的適貨性及優缺點，讓貨主可以更便捷地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優質船舶，這將有助于大幅提升企業物流招采環節的效率和質量。因此，通過破解數據標準不統一、數據質量不可靠、數據產權不明晰、數據條塊分隔等痛點難點，使數據互聯互通，有助于推動貨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無縫銜接和順暢流轉，從而實現航運、港口、金融等領域的跨鏈合作，降低全球貿易壁壘。第三，數字貿易便利化措施將大大提升數字貿易清關效率。特別是電子認證和電子簽名、無紙化貿易、國內電子交易框架等條款的實施，將顯著提升海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有效縮短進出口整體通關時間。比如《亞洲及太平洋跨境無紙貿易便利化框架協定》的生效和實施，將有助于我國加強與周邊國家間的信息化基礎設施聯通、提高相互間的通關效率、降低通關成本。同時，數字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還有利于推動我國海關“單一窗口”的建設與應用，世界貿易組織已生效的《貿易便利化協定》明確要求各成員應努力建設或維持國際貿易的“單一窗口”。數字貿易便利化措施將加快海關數據、門戶、認證、數據接口標準、數據管理規范等方面的統一，對提升我國整體跨境貿易便利化水平，以及提升航運港口的全球競爭力形成巨大助力。

數字貿易加快促進航運業新優勢的政策建議

準確把握全球數字貿易的發展趨勢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給全球貿易帶來了巨大沖擊。世貿組織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同比下滑5.3%；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服務貿易同比下降15.4%。與此同時，由于大多數國家采取了限制人員流動的防疫措施，線上需求迅速增加，加速了數字貿易的發展，2020年全球數字貿易雖有下滑，但同比僅下滑1.9%，遠遠低于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跌幅。可以說，數字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中的新亮點，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數字貿易既是貿易創新發展的引領者，也是各國爭奪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主導權的焦點。目前，數字貿易在全球范圍內得到高度重視。從國際層面看，發達國家高度關注數字貿易，自2008年起，法國、日本、歐盟、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紛紛制定數字經濟方面的戰略規劃，積極搶占數字經濟制高點，力圖將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打造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從國家層面看，為搶抓數字經濟發展先機，2019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培育新業態，增添貿易發展新動能，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202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推進對外貿易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創新業態模式，培育外貿新動能，加快貿易數字化發展；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也提出，要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從省級層面看，兄弟省市正積極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進數字貿易快速發展。北京于2020年印發《北京市關于打造數字貿易試驗區實施方案》，率先推動跨境數據流動試點；上海在《上海市數字貿易發展行動方案（2019—2021年）》中提出打造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廣東在《廣東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2018—2025年）》中提出，將廣東建設成為國家數字經濟發展先導區、數字絲綢之路戰略樞紐和全球數字經濟創新中心；浙江已于2020年實施《浙江省數字貿易先行示范區建設方案》，并在《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加快打造全球數字貿易中心。

深刻認識數字貿易帶來的深遠影響

數字貿易因其先天的特殊性，將會給基于全球價值鏈構建的國際分工投資貿易體系帶來重大沖擊，影響廣泛且深遠。數字貿易將改變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地理構成。根據世貿組織劃分標準，國際貿易成本主要包括運輸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貿易政策障礙等四大部分。數字技術的運用使得上述成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自然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的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貿易參與國（地區）的相對比較優勢發生重大改變，進而影響到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地理分布。例如，3D打印技術可通過減少零部件交易量以及支持靠近客戶的分散生產而大幅度降低運輸物流成本。數字貿易將改變國際貿易主體的構成。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給中小外貿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帶來歷史性發展機遇，將有效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惠性增長。同時，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的應用，還能有效降低中小外貿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市場準入門檻和開拓成本，使其更加專注于產品研發，有助于其快速增強全球競爭力。依托數字技術的數字貿易能迅速壯大中小外貿企業和發展中國家（地區）等國際貿易主體力量，稀釋其他國際貿易主體的權重。數字貿易將沖擊知識產權等國際經貿規則。數字貿易模糊了數字產品（服務）與傳統知識產權的邊界，容易引起知識產權糾紛，特別是以設計、軟件等形式提供服務的數字貿易更易引起糾紛。數字貿易還會因為設計和生產相分離現象沖擊原產地規則等現行的國際經貿規則。

科學謀劃江蘇數字貿易的發展路徑

數字貿易是江蘇打造國際經貿合作新優勢，推動開放型經濟向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面向未來，我們既要看到江蘇信息化建設水平較高、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較好等客觀現實，又要科學研判數字貿易發展趨勢，積極探索具有江蘇特色的數字貿易發展路徑。推進數字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數字產品國際供給能力。研究出臺數字產業發展專項規劃，挑選培育江蘇本土化的數字化平臺企業，以平臺為載體、產業鏈供應鏈建設為核心、全球客戶需求為導向，構建自主可控的數字經濟創新生態。大力引進各種類型輕資產數字企業，推動江蘇數字產業融入全球數字經濟大市場，借助國際市場力量，全面提升數字內容服務、社會媒介服務、搜索引擎服務等數字產品國際供給能力。支持制造企業使用大數據、5G和云計算等新技術進行產品流程再造，完成生產供應鏈數字化管理和服務環節數字化轉型，通過數字化賦能制造業，提升其數字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構建良好的數字貿易發展環境，促進數字貿易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當前，全球數字貿易發展快，涉及領域廣，業務繁雜且交叉現象普遍，正處于野蠻生長階段，已出現肆意收集數據、無視個人隱私、危及國家數據安全等不良現象，需要及時予以規范。要以自貿試驗區為依托，積極探索數字技術與貿易融合發展的新模式，爭取在跨境數據流動、數字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數字平臺責任等方面先行先試，加快研究出臺數據安全評級、個人隱私保護、數據資源確權、非涉密數據開放、跨境數據流動等相關配套制度，為江蘇數字貿易健康有序發展保駕護航。加強高端人才引進和培養，為數字貿易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學習借鑒先進國家和兄弟省市的有益經驗和做法，研究制定江蘇數字貿易高端人才分類標準，并進行人才認定和補貼，提升江蘇對數字貿易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創新數字貿易人才培養模式，引導在蘇高校、科研機構、龍頭企業、產業聯盟、行業協會和社會職業培訓機構等多方資源，開展產學研合作和產教深度融合，共同制定數字貿易國際人才培養標準，聯合開發理論課程和實踐基地等教學資源，建立高效的數字貿易人才培養體系。注重人才終身學習和人才教育國際合作，積極探索建立數字貿易人才在線學習平臺和人才教育國際合作機制，逐步完善數字貿易人才創新創業生態。深化數字貿易領域國際合作，提升江蘇在國際規則制定領域的話語權。與貨物貿易相比，數字貿易規則制定遠遠落后于其發展現狀，數字貿易國際規則制定呈碎片化態勢，在數據已變成重要生產要素的當下，加強國際磋商協調、推進規則體系重構日益緊迫，全球性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將成為各國爭奪的戰略制高點。要積極加強與數字貿易強國的國際合作，鼓勵產業界、學術界、民間機構等廣泛開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積極融入國際數字貿易，共同協商促進規則制定和國際治理體系完善，提升江蘇在國際規則制定領域的話語權。

[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術的高速發展，世界經濟進入了數字時代。數字貿易也隨數字經濟發展而出現成為極具競爭力的新型貿易形式，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本文以數字經濟全球化作為研究背景，深入研究了中國數字貿易的發展現狀，并從生產、消費、外貿及國內經濟等角度分析了中國數字貿易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得知數字貿易是中國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因素之一，其將在中國對外經貿發展中發揮戰略性作用。

[關鍵詞]數字貿易；數字經濟；經濟效益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世界進入了數字經濟時代，也使得全球生產力發展方式和全球生產方式發生變革。數字經濟國際化最直觀和最主要表現形式就是數字貿易，它是數字經濟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數字貿易也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因素之一，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具有深遠意義。

一、數字貿易的概念及特征

數字貿易是隨著數字經濟發展而出現的新型貿易形式，其對于全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目前為止，還未有具有公信力的國際組織明確地對數字貿易的概念及內涵進行定義。因此大部分國家采用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來規范數字貿易市場秩序(數字貿易產品歸類于商品時適用GATT，數字貿易產品歸類于服務時適用GATS)。2013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首次提出數字貿易的定義，即數字貿易是一種通過互聯網傳輸產品和服務的國內商務和國際貿易活動。具體又分為以下四類，一是數字化內容，如電子書籍、網絡游戲、音樂視頻等；二是社會媒介，如社交網站、購物網站等；三是搜索引擎；四是其他數字化產品和服務，如軟件服務、通過云計算提供的數據服務。中國目前對數字貿易的概念還尚未進行過官方定義，但在2016年舉辦的G20峰會中明確了數字經濟的概念，即“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1]數字貿易雖然沒有明確的權威定義，但是它是一種依托互聯網產生的，通過數字交換進行的貿易方式。與傳統的國際貿易方式相比，數字貿易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征：一是貿易方式數字化。電子信息的高速發展減少了貿易中間環節，使數字貿易成本低于傳統貿易，極大地提高了貿易效率；二是貿易產品數字化。數字貿易交易的產品多為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數字產品和服務，具有高新科技、高創新、高專利化的特點。

二、中國數字貿易發展現狀

[摘要]為研究外向型專業市場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發揮的作用，分析了義烏小商品市場在內外貿融合發展方面具有的基礎和優勢，提出以“十大行動”為抓手，以數字化改革為手段，從探索新機制、培育新品牌、搭建新平臺、壯大新主體、發展新業態五個維度推進內外貿融合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雙循環；專業市場；數字化；改革加快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國家著眼于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更是專業市場新一輪發展的寶貴機遇。當前，國內學者主要從雙循環的時代背景、內涵和面臨困局進行分析[1-3]，指出中國發展雙循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擴大內需上。改革開放以來，出口導向型戰略使得義烏小商品市場過多依賴于外國市場，如DefeveraandRiano[4]發現一半出口企業將70%以上的產值在國外市場銷售。一旦外部需求萎靡，沒有國內貿易支撐的純出口企業將遭受嚴重沖擊。部分學者從企業出口與內銷的動態市場選擇行為進行研究[5-6]。張昊[7]認為當地市場的產需匹配度、消費飽和度等會抑制企業的出口轉內銷，而批發環節的發展程度則會促進企業的出口轉內銷。高宇[8]從貿易成本角度解釋了純出口企業的存在原因。程玲[9]、葉寧華[10]指出提高企業生產率水平及改善外部融資將顯著提高出口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的概率。我國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完善的工業體系、數字化發展的新商業模式，都為專業市場的規模化、高質量、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在雙循環背景下，進一步搶抓機遇、發揮優勢、積極作為，以專業市場為平臺，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一、專業市場助力雙循環建設的基礎和優勢

義烏商貿優勢突出，義烏市場被聯合國、世界銀行與摩根士丹利等權威機構稱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在助力雙循環建設上，具有4個方面的突出優勢：

(一)規模龐大、外聯緊密的市場網絡

內容摘要：數字經濟能否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目前缺乏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定量檢驗，使得二者的關系難以進一步解釋。針對這個問題，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了數字經濟影響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在此基礎上，使用GVC指數，借助OECD和WTO的2018版TiVA數據，從價值增值角度考察了主要國家的貿易地位，并從貿易地位角度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此得到結論：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了GVC地位指數的提升，提高了國家貿易地位，對于一國貿易高質量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

關鍵詞：數字經濟；貿易地位；貿易高質量發展；GVC；價值增值

在傳統理論中，國際貿易指的僅僅是貨物和服務貿易，而在全球生產與分工日益緊密的環境下，它逐漸轉變為“任務貿易”（WTO，2011），全球投入與產出相聯系的貿易模式往往比無聯系的貿易模式帶來更大的貿易利益（Antràs，de Gortari，2019）。對外開放以來，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力和制造大國的優勢生產出低價優質的出口商品，使中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取得了大量份額，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了明顯提升。在國際貿易中，數字資源逐漸成為主要競爭力，未來貿易的發展常態將會是由政府主導的數字化發展（王玉柱，2018）。不同于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這種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悄然產生（裴長洪等，2018），它利用數字化的信息和現代信息網絡的載體功能，大幅度提升了生產效率，對于經濟結構的優化也有著關鍵推動力，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各國乃至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創新的主導動力（世界銀行，2017）。可以預見，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力量（任保平，2020），一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將會影響其貿易高質量發展。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數字經濟對于促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數字技術通過減少企業在試圖加入全球價值鏈時面臨的許多障礙來鼓勵其參與全球價值鏈。擴展高速互聯網接入和擴展電子商務等數字技術還加強了更廣泛的庫存和物流管理，從而提高了全球價值鏈制造部門的參與度（Fort，2017）。但發展中國家也可能會因為數字技術可以縮短供應鏈長度的特性，而失去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機會（WTO&IDE-JETRO，2019）。數字經濟是否會影響一國的貿易高質量發展呢？易憲容（2019）等學者基于現代經濟學分析認為，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數據是促進貿易升級的關鍵要素。任保平（2020）從產業角度分析，認為數字經濟促進了新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融合，從而促進高質量發展。但目前缺乏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定量檢驗，使得二者的關系難以進一步解釋。明確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關系，可以進一步拓展數字經濟的研究領域以及貿易發展的多種可能，為提高我國的貿易地位、促進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依據。

貿易高質量發展——基于貿易地位的評估

貿易地位是衡量一國貿易發展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隨著國與國之間分工的細化，傳統的貿易數據與計算方式已經不能有效反映出新時代下的貿易狀況，而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聯合的附加值貿易數據有效彌補了這一缺陷。Koopman等（2010）通過對增加值貿易的研究，將出口貿易進行分解，由此構建了GVC參與指數（GVC Participation）和GVC地位指數（GVC Position），分別用來反映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和國際分工地位。計算公式如下：其中，下標i、r分別表示國家和產業；Eir表示以附加值角度核算的出口總量，IVir和FVir分別代表一國出口總量中的間接國內增值和國外增值部分。本文根據OECD-WTO附加值貿易數據庫，選取以2016年出口總額排名前15位的國家，包括美國、中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韓國、意大利、加拿大、印度、西班牙、墨西哥、瑞士、荷蘭、愛爾蘭，計算了各國2005-2016年的GVC指數值，就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程度與國際貿易地位進行分析。雖然2005年中國的GVC地位指數較低，但隨后幾年有了很大程度提升。2005年GVC地位指數為0.113，在十五個國家中排名第六，處于中等水平；GVC地位指數在2009年有了大幅度的上升，達到了0.204，中國的排名提升到了第二名；在2012年指數值為0.194，雖然略有下降，但排名上升到了第一名；GVC地位指數在2016年達到了最高，為0.271，保持了2012年以來的第一排名。可見，200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越來越高，2012年以后始終處于領先地位。充足的資源、豐富廉價的勞動力、高效的物流水平，以及日益加強的數字化技術，使中國在中間產品貿易中占據著較大優勢，中間產品到最終產品的轉變經歷的過程也高于其他國家。2012年后，GVC地位指數排名前三的分別是中國、日本和美國。日本在2005年GVC地位指數為0.214，在十五個國家中位列第一，而2012年日本GVC地位指數為0.174，有所下降，排名也下降到第二名；美國的GVC地位指數由2005年的0.185降低到了2012年的0.168，由于中國的后來居上，美國的名次下降到了第三。2016年雖然美國的GVC指數有所上升，達到了0.195，但仍處于第三。結合各國的GVC指數，可以發現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和地位都很高。相反的是，雖然日本和美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相對較低，但地位較高。GVC地位指數較低的是韓國、墨西哥、瑞士和愛爾蘭，他們的GVC地位指數均呈負值，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出口貿易中對國外附加值的依賴程度較高。

數字經濟對于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摘要：優化和升級蔬菜出口商品結構能顯著提高山東省蔬菜產業對外貿易水平，而發展數字貿易是促進蔬菜出口商品結構升級的重要途徑。文章基于2010-2020年相關數據，運用相對熵的TOPSIS法對山東省數字貿易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結果表明：2010-2020年山東省數字貿易發展總體呈上升趨勢；進一步建立VAR模型，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就數字貿易對山東省蔬菜出口結構升級的長期影響進行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數字貿易發展水平對山東蔬菜出口結構升級具有長期顯著的影響。因此，要從多方面推動數字貿易高速發展，加強數字貿易人才培養，提升山東蔬菜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0引言

山東作為全國蔬菜出口第一大省，但近年來蔬菜出口貿易發展緩慢，研究能否通過發展數字貿易來升級傳統的蔬菜出口商品結構，不僅能為山東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新的途徑，而且能夠借助數字貿易發展優勢增強山東蔬菜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對調整和優化蔬菜出口商品結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作為全球數字貿易大國，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智慧物流等數字技術迎來快速發展，數字貿易已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新的貿易方式，其產生與發展給各行業帶來極大影響。以下主要從數字貿易發展水平測度和數字貿易與蔬菜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關聯度兩個方面對已有研究進行綜述。關于數字貿易發展的研究，梳理現有研究文獻，發現國內外對數字貿易的內涵、測度以及如何實現數字貿易高質量發展方面研究居多。藍慶新、竇凱（2019）[1]在美版“數字貿易”定義基礎上將數字貿易內涵可定義為：依托信息網絡和數字技術，實現傳統實體貨物、數字化產品與服務、數字化知識和信息的高效交換的商業活動。李俊等（2020）[2]對數字貿易概念的理解是：數字貿易以數字平臺為重要載體，高度依賴數據跨境流動，是以數字訂購和數字交付為主要實現方式的數字貨物貿易、數字服務貿易和跨境數據要素貿易的總和。以上兩位學者賦予數字貿易廣義內涵，而盛斌、高疆（2020）[3]對數字貿易的狹義理解是：在簡單的貨物和服務交易活動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大數據、云計算等新型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是跨境電子商務的業務內涵的拓展。關于數字貿易與蔬菜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關聯度研究，多數學者支持數字貿易能顯著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出口方式結構、出口市場結構、出口主體結構升級。姚戰琪（2021）[4]認為提升出口技術復雜度能有效提升中國創新能力，而發展數字貿易是促進中國出口技術復雜度提升的重要途徑。郭偉鋒、賀靜（2019）[5]分析了數字貿易對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提出了數字貿易的發展將普遍降低農產品出口貿易成本、時間、準入門檻等。文章在數字貿易背景下，對山東省數字貿易發展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評估、研究，并從理論和實證層面研究數字貿易與蔬菜出口商品結構升級的內在關聯，為數字化貿易對蔬菜產品出口影響的研究提供支持，這對山東省蔬菜出口貿易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山東省蔬菜出口貿易現狀

近些年來，隨著我國蔬菜產業的迅速發展，國內蔬菜市場已經趨于飽和，蔬菜出口貿易數量與額度持續上升，蔬菜產業轉為外向型發展。自2004年以來，山東省蔬菜出口量和出口額連續16年位居全國首位，在我國蔬菜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近幾年山東蔬菜產品出口量持續遞增，但蔬菜出口額增長率波動較大，2018年、2019和2020年分別為-17.8%、15.2%及4.9%，主要原因是中美貿易爭端激烈、進口國家貿易壁壘加嚴、蔬菜市場自身的變革等，導致蔬菜產業外貿市場價格極其不穩定。

2山東省數字貿易發展現狀

[摘要]《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數字山東發展規劃（2018—2022年）》《煙臺市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實施規劃》以及鄉村振興、創新驅動等重大戰略關于信息化部署要求，推動煙臺率先突破、走在全省前列，鞏固提升核心引領地位，打造數字山東建設示范區，特制訂本規劃。基于此，本文圍繞山東省自由貿易試驗區煙臺片區產業的基礎條件、發展數字經濟的總體要求展開了研究，并據此提出了發展數字經濟的可行性策略，以期有所貢獻。

[關鍵詞]數字經濟；自由貿易試驗區；產業融合；策略研究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發展數字化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戰略目標。我國也捉住了時代以及科技賦予的契機，將推動數字經濟，作為了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作為數字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山東省部分城市已經實現了信息技術的全面覆蓋，數字經濟也在工業產業中占據著越來越重的份額。煙臺市的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和速度雖然十分樂觀，但是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足。為此，煙臺市還需要地數字經濟進行深入研究，并探求新的途徑實現產業融合，以加快數字經濟發展的步伐。

1.山東省自由貿易試驗區煙臺片區產業的基礎條件

煙臺市信息化發展的步伐較快，曾先后獲得過“寬帶中國試點城市”“首批智慧旅游試點城市”等榮稱。截止到2018年底，無線網絡基本已經覆蓋了整個煙臺市。當前，信息產業在煙臺市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重，2018年，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已經占據了工業產值比重的46.8%。信息產業的飛速發展，推動了產業數字化的轉型速度。煙臺市大力推進互聯網與同業的融合，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其中有24家企業成為國家級試點，有34家企業成為省級試點。數字化對于煙臺市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政府部門將互聯網應用到了辦公系統，并推出了app軟件，為老百姓提供了不出門就可以查信息、辦業務的惠民服務；教育體系不僅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了城鄉教育資源的貢獻，還著力引入了電子白板、觸摸式一體機等設備，實現了教育的數字化；社會治理手段也因為信息化的引入，變得更加豐富多彩。煙臺市構建起了智慧警務系統，實現了監控探討的全面覆蓋。

2.山東省自由貿易試驗區煙臺片區產業發展數字經濟面臨的形勢

中國數字經濟呈快速攀升態勢，其規模在全球僅次于美國。政治經濟學研究要有時代性，不僅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而且要涵蓋技術經濟的時代性。經濟發展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必然會產生具有顛覆性的經濟理論問題，研究數字經濟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影響

（一）數字經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

數字經濟優化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效率，具體表現有四。一是，數字技術通過優化供需匹配度，協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從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消費者和企業等經濟主體的行為在不確定性前提下，局部資源配置低效與全局性資源配置潛在高效之間始終存在矛盾，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借助技術創新來不斷優化整體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二是，借助數字技術手段，在交換環節能夠顯著縮短流通時間、擴大流通范圍、加速資本循環和積累。三是，數字平臺的統一調配使共享經濟成為可能，共享出行、共享物品、共享空間等共享經濟的產物，能夠顯著提升閑置資源的利用效率。四是，借助大數據模型和算法經濟能夠精準預測市場需求的動態趨勢和變動規律，提升即時交易的履約效率。

（二）數字經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數字經濟帶來生產方式變革的同時，從數字化趨勢和普惠性方面促使收入分配格局進行調整。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成為關鍵性生產要素，占有數字化生產要素越多，在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高。數字行業的專業門檻高、規模經濟等特點，使數字經濟為數字創新者帶來了財富，但同時，智能化生產替代社會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且區域、城鄉和行業間存在的數字鴻溝會導致收入分配的惡化。數字經濟通過勞動技能和技術的匹配關系影響就業作用于分配結構，簡單勞動力逐漸被智能化和自動化機器替代。在短期，被替代勞動力無法調整技能，獲取新工作崗位的難度較大；但在長期，數字經濟卻會創造新任務而間接增加對科學家、工程師以及熟練技工等高端人力資本的需求，其報酬遠高于簡單勞動力的工資。此外，數字連通、數據共享、產業數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實現了共建共享，充分體現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原則。數據參與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戰，尤其是在數據權屬界定、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安全保護、數據的科學分類與交易流通機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