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個體非正式知識水平管理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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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特征和主題；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的視角；國內相關研究：正在興起的主題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特征、個體間非正式轉移研究的基本研究議題、個體特征對非正式轉移的影響研究、知識特征對非正式轉移知識的影響研究、個體關聯性質與非正式知識研究、經濟交換視角、社會交換視角、社會－經濟交換視角、國內關注個體間的知識轉移文獻并不多見、沒有明確將研究聚焦于個體層面、主要關注知識特征、主要關注技術交流平臺的構建和數據挖掘技術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是企業知識管理的關鍵環節之一。從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特征出發，歸納了非正式知識轉移的三個研究議題，梳理了三種基本研究視角，為國內本問題的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個體；非正式知識轉移；企業知識管理

對個體水平的知識轉移現象的研究，首先來自科學計量學界關于個體間普遍存在的研發合作現象的探討。Allen對19世紀(1850—1875)英格蘭克利威蘭(Cleveland)地區鋼鐵產業有關技術變革的報告顯示，基于個體行為的技術訣竅的非正式轉移現象早已大量存在，Hippel在對美國11家中小鋼鐵企業進行的案例研究后指出，個體間的非正式技術知識轉移，是繼基于R&D合作協議和基于授權、出售兩類技術轉移模式后的第三類模式，他甚至認為，由于后者的便利性和靈活性，它對技術知識跨企業邊界的轉移效率要優于前者，事實上，就像經濟理論逐步認識到除了市場、企業兩類資源配置模式外，還存在基于信任、社會網絡等第三種資源配置模式一樣，個體間非正式的知識轉移現象普遍存在。

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①作為解釋變量，探求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對諸如產業集聚、企業技術創新等現象的影響；②作為應變量，探求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內在動機和基本規律。由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對企業組織的知識創新、轉移和配置具有基礎性作用，后一類研究顯得格外令人關注，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文獻。

1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特征和主題

1．1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特征

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目前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一般理解為私人間的知識援助．例如較早關注非正式知識轉移現象的Allen認為，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與正式轉移的區別在于其純粹的私人性質，獨立于組織結構、政策和正式合作，Hippel(1987)認為，非正式轉移主要發生在由共同職業興趣聚合在一起的R&D人員之間，他們構成的非正式網絡是私人獲取知識和建議的主要渠道．Granovetter關于社會關系和私人間信息援助方面的研究，拓展了非正式知識轉移概念的覆蓋范圍．Bouty認為，社會維度是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決策行為的本質影響力量，因此依賴個體社會關系而非組織制度獲取建議和服務，是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基本特征。

與正式的知識轉移相比，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在行為特征、轉移時空、轉移方式，以及治理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由表1可以看出，正式和非正式知識轉移的根本區別，在于治理制度和行為控制方式的差異。一般而言，正式的知識轉移在內容或者程序方面存在一定形式的約定，這種約定可以是正式的制度，也可以是合約，以規范知識轉移雙方的行為，非正式的知識轉移不存在一個明顯的合約，轉移行為的規范更多地來自雙方建立的社會關聯性質和強度。正因如此，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研究中，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性質受到重點關注。

1．2個體間非正式轉移研究的基本研究議題

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對于知識跨組織、團隊邊界的流動，提高個體工作效率，促進企業和組織的技術創新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例如Allen(1977)在研究R&D實驗室內的信息流動時發現，在R&D項目中被考慮的概念和潛在解決方案中，大約40％來自個體與外界的私人接觸；Tsai&Ghoshal在對美國一家大型電子企業的研究發現，跨團隊個體間的知識資源交換與企業產品創新的相關系數達到0．46(p<0．5)，李濤和王兵通過對107位在讀博土的調查發現，個體間的知識共享對改進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均具有顯著影響。

如何促進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是實踐界和理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在理論界產生了不同的研究議題，根據Argote，McEvily&Reagans所提出的知識管理研究框架，有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議題可歸納為三類。

1．2．1個體特征對非正式轉移的影響研究文獻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個體知識轉移動機和個體特征對知識轉移效果影響的研究．關于轉移動機研究方面，Gherardi&Nicolini認為，不論在組織還是在社會里，知識都是一種社會分層的資源，導致具有相對權力的各種地位，創造知識就是產生一種能被交換的價值資源，轉移知識涉及價值的轉讓，因此促使知識源進行私有知識轉移的激勵來自對外界的補償預期，包括經濟補償預期和社會補償預期。因此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動機包括經濟動機和社會動機。在經濟動機研究方面，Hippel(1987)發現，個體的經濟收益預期影響知識源的轉移決策；在社會動機方面，Thomas-Hunt，Neale&Odgen顯示，地位對個體間共享信息的類別具有預測作用。

除了考慮知識源的知識轉移動機外，接受方的動機研究也是一個重要方面．例如，Szulanski認為，NIH(notinventedhere)心理會導致接受方抵制新的知識和信息；在另外一份研究中，FionaLee發現，不僅接受方地位對知識幫助尋求有明顯影響，而且其性別特征也會對幫助尋求行為發生影響，相對男性，女性尋求知識或信息幫助的可能性更大。

在個體特征對知識轉移效果影響的研究中，Szulanki(1996)發現，接受方知識吸納能力和保存能力會導致知識粘性，降低知識轉移效果；Hippel(1994)在研究信息粘性(知識粘性)特征時指出，信息粘性不僅來自信息本身的特征，也與知識源與接受方的知識轉移經驗有關，對知識源來說，轉移經驗不僅影響他對可轉移知識存在的敏感意識，也會影響其編碼技巧和轉移方式的選擇；對接受方來說，經驗將減少知識搜尋成本，降低知識轉移過程中的信息損失。

1．2．2知識特征對非正式轉移知識的影響研究知識的意會性和情景性是人們關注非正式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們普遍認為，基于IT技術的正式知識交流制度對轉移意會知識方面是失敗的，意會知識相對顯性知識、不可編碼知識相對編碼知識擴散較難，因為意會知識的交流需要更多的社會因素參與。例如，Hensan表明，非編碼知識在弱關系中導致嚴重的知識轉移問題；Szulanki(1996)認為，由于知識一部分嵌入意會的技巧內，或者是由于不理解知識使用的新情景中的異質特征，知識轉移中會產生所謂的因果模糊特征，從而相對較難轉移．此外，知識的其他幾個維度對個體間知識轉移也具有重要影響，MenonandPfeifer表明，組織成員更傾向于評價來源于外部的知識，他們認為這種評價可能提升了成員的地位，UzziandLancaster關于貸款官員與企業家間的知識轉移研究發現，公共知識適合于臂長關系(arm’s-lengthties)的個體間轉移，而私有知識適合于嵌人性關系(embeddedties)的個體間轉移，他們的另一個發現是，不同知識類別對應不同的學習機制，私有知識的轉移相對公共知識更多地涉及探索式學習機制。

關于本主題的絕大多數研究主要還是鑲嵌于其他主題，如個體關聯性質對非正式知識轉移影響的研究中。在非正式轉移背景下，關于知識不同特征對知識轉移激勵、知識轉移方式的選擇和轉移效果的影響，應該成為未來一個重要的關注焦點。

1．2．3個體關聯性質與非正式知識研究明確以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為主題的絕大多數文獻都聚焦于個體間關聯性質的研究，目前對個體關系性質的刻畫包括兩種途徑。一是聚焦于私人間的雙邊關系，這組關系在一組關鍵維度上變動，包括關聯強度、溝通或接觸頻率和社會相似性，每一個維度都可能影響知識轉移的過程。研究的開創文獻是Garnovetter(1973)，他發現，個體間關系強度的差異導致信息交流的差異，弱關系相對強關系更有利于新信息的轉移。Hansen(1999)采用該概念，研究了項目開發中個體關系強度對知識轉移的影響，結論是：強關系對轉移編碼和非編碼知識比弱關系更有成效。Bouty(2000)在對法國18家各類機構的36位研究者的訪談發現，個體間的熟悉度、競爭度和信任程度是影響跨組織個體間知識轉移的三個關鍵變量，它們對知識轉移的內容選擇產生復雜的影響。

關于個體關系的另一個刻畫途徑是多個體的關聯關系。目前一個基本共識是，當個體鑲嵌于第三方網絡中時，知識在個體間流動變得更加容易。這方面的研究首先關注的是網絡結構效用。如Uzzi發現，結構嵌入有利于獲取更加意會性和私有性的信息。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個體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對知識獲取具有影響，這種位置的描述包括中心度和結構洞。例如，在把個體間的社會交往操作為部門間的相互作用后，Tsai&Ghoshal(1998)發現，處于網絡中心地位的個體在知識資源交換中更加活躍．結構效果并不局限于個人間關聯的占有方面，也體現于一種關于“誰知道什么”的意識，擴大了個體通過私人網絡獲取知識資源能力。BorgattiandCross發現，當群體成員共享一種簡短的手語時，知識的轉移更有效率。

目前，基于個體關聯關系的個體非正式知識轉移議題，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獲得了廣泛關注，嵌入性理論、交換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為其提供了理論基礎，該議題面臨的一個任務是，如何將個體的關系刻畫置于復雜的組織背景下，研究非正式知識轉移對組織學習和知識創新的影響。

2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的視角

從上述歸納的基本研究議題來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個體特征、知識特征和個體間關聯性質三個關鍵變量對非正式知識轉移的影響，這種影響涉及到知識轉移激勵、知識轉移方式和知識轉移效果，三個議題涉及到三種不同的研究視角(見表2)。

2．1經濟交換視角

最初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的研究者認為，個體主要關心轉移行為對所服務的組織經濟利益的影響，私人間的知識轉移行為其實質是一種經濟交換行為。該觀點的代表人物Hippel、ACarter和SSchrader等認為，如果私人知識或者信息轉移會損害自身企業或團隊的經濟利益，個體間的知識轉移行為就會中止，或者在知識轉移的內容和方式方面會受到制約。Hippel(1987)采用現場訪談研究了跨企業層面的非正式知識轉移現象，認為，非正式知識轉移是企業間一類資源交換模式，相對R&D合作或者授權、出售方式，這種交換不僅靈活，而且節省交易成本。交換的內容主要是私人在工作過程積累的技藝和訣竅，在很多時候，它們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所以，如果進行轉移，知識源就必須在喪失競爭優勢風險與未來獲取對方私有知識資源的好處兩個方面進行權衡．進一步地，他采用“囚徒困境”模型分析了不同經濟收益情況下的知識轉移決策。Schrader繼承了Hippel(1987)的基本觀點，認為員工跨組織知識轉移并非是“泄露”，而是一種“有來有往”的交易行為，從長期看，這種行為有利于企業的經濟利益。通過實證研究，他發現在嚴格的經濟利益標準下，針對不同交換對象，個體在知識資源的選擇方面存在差異。經濟視角的觀點解釋了為什么即使是競爭對手之間依然可能存在非正式知識轉移行為現象，因為作為資源交換的唯一標準是經濟利益，它既是個體間知識轉移的動機來源，也是影響知識轉移內容和最終轉移效果的原因。

基于經濟視角的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招致了一些學者的批評。Bouty(2000)認為，私人間的知識資源交換是否完全出自經濟動機值得懷疑：①個體私有知識的經濟價值的含義是模糊的，私人沒有足夠的信息評估知識交換產生的經濟利益得失；②跨組織的非正式知識轉移，組織利益對個體行為的約束假設也值得懷疑，根據Rogers等人的觀點，個體決策的動機首先來自個體目標而非組織目標，因此組織經濟利益是否成為個體間私有知識轉移的約束因素并非是無條件的；③經濟交換視角忽視了私人資源交換的社會含義，相互之間資源交換是構筑穩固的社會關系，獲取友誼、信任、聲譽和控制權的重要方式。因此，相對經濟交換，私人間的知識轉移行為更具社會交換的意義。

2．2社會交換視角

關于個體間非正式知識轉移研究的另一個視角是社會交換。Gamovetter認為，個體間的交換行為往往嵌入其社會關系結構中，Blau(1964)指出，社會交換不同于經典的經濟交換，它賦予交換雙方并不需要預先保證的“非特定”義務，只有社會交換，而非純粹的經濟交換，能使人產生義務、感激和信任感。與Hippel等人的觀點不同，Latour認為，私人行為并非是機械的，而是具有較強的社會策略性，進一步地，Latour和Woolgar將個體行為概念化為信用投資周期，研發人員通過不同資源(如數據、文章、技藝)的投入構建個體信用，以招集、組建個體網絡，并通過影響網絡中個體合作來追求私人目標，因此，個體通過信息或者知識交換策略發展個體關系網絡，以獲取包括知識在內的社會資源，是非正式交換的一個本質特征。

在上述觀點的指導下，Garnovetter(1973)首先定義了關系強度的概念，用來測度雙邊關系的社會親密度，并研究發現，相對強關系，弱關系更有利于新信息的傳播。Szulanski(1996)的實證研究表明，艱難的個體社會關系是知識粘性的三個重要影響因素之一，直接影響個體間的知識轉移效果。在研究個體關系結構強度的基礎上，人們開始關注雙邊關系的其他維度，如信任、互惠預期等變量對不同強度關系的效用。Levin&Cross的實證研究表明，信任是個體間進行有用知識轉移的干預變量，基于能力信任更有利于有用知識的吸收，這些文獻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由私人雙邊關系的結構出發，來研究個體知識轉移決策的變異，包括轉移激勵和內容選擇。在該視角的基礎上，人們應用嵌入性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研究在多個體關聯的社會網絡中，私人信息和知識流動的基本規律。

社會交換視角將個體間知識轉移的社會維度納入研究視野，凸現了私人資源交換的社會特征。其缺點是：較少關注個體間的經濟關系，個體行為的經濟動機被忽視。盡管Bouty對純粹的經濟交換視角提出批評，但實證研究表明，經濟因素依然是影響私人知識交換一個重要因素。

2．3社會－經濟交換視角

社會—經濟交換視角同時考慮了私人知識轉移的社會維度和經濟維度，Bouty(2000)在研究跨組織邊界的非正式知識轉移認為，個體間的競爭、熟悉度和信任是影響個體知識交換行為變化的三個關鍵變量，三者首先決定了知識轉移對象的選擇。她在訪談中發現，人們較少選擇不太熟悉或者直接的競爭對手進行知識交換，或者在內容方面會慎重從事。在知識交換中，人們會根據對手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交換邏輯。在圖利交換中，知識交換可能被當作一種獲取資源的策略，交換的標準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另一種交換被稱為公平交換，人們追求的并非短期利益，而是長期的互惠預期。兩種交換邏輯不僅適應不同的對象，也會導致不同的交換內容。在Bouty研究的基礎上，Kachra考慮了經濟和社會因素在個體知識交換決策中的影響。他的試驗研究表明，經濟因素(主要表現為個體所在團隊或者組織的經濟競爭)和社會因素(表現為個體間的社會關系強度)會同時影響個體間知識轉移的互惠預期，個體往往不得不在二者之間作出權衡選擇，

社會—經濟交換視角同時關注個體的經濟和社會動機，彌補了對二者單純考慮的缺陷，使研究更加貼近實際，是一個具有發展前途的視角．目前的問題是，同時考慮經濟和社會因素使問題復雜化，對社會因素主要考慮到關系強度，而沒有考慮到社會競爭對個體行為決策的影響。

3國內相關研究：正在興起的主題

目前，國內關注個體間的知識轉移文獻并不多見．但在產學研合作和組織內知識轉移方面，存在與之相關的主題，和吳貴生從知識的粘性特征及其產生原因出發，研究了產學研合作中知識轉移困難，提出粘性知識轉移機制；周曉東和項保華探討影響企業組織內知識轉移的因素，歸納了組織知識轉移的基本模式，提出構建企業內知識轉移機制的設想；李濤和王兵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出發，構建了個體間知識共享激勵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實證研究；徐金發和許強等從文化、戰略、組織結構和過程、環境、技術以及運營等五方面構建知識轉移的情景維度，提出了企業知識轉移的情景模型；錢亞東等分析了企業意會知識分享的基本困難，提出了構建基于網絡的知識交流共享平臺，試圖從技術上解決個體間意會知識共享的困難。

從上述研究來看，除了少數文獻外，國內關于本主題的研究呈現如下特征：①沒有明確將研究聚焦于個體層面；②主要關注知識特征(如粘性和意會性)和環境因素對知識轉移的影響，很少關注個體間的關聯關系因素；③在研究意會知識轉移問題時，主要關注技術交流平臺的構建和數據挖掘技術，關于人的管理問題并未成為焦點議題。

當前，企業知識管理的基本共識是：知識管理，重在分享。但在如何促進個體進行知識分享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①關注技術，通過實施各類管理信息系統，構建知識管理平臺，來促進個體進行知識交流；②關注人，通過對人的動機特征、關聯關系的研究，培育和構建積極的組織文化、組織結構和激勵制度，來促進個體間的知識交換。經驗研究表明，基于技術平臺對于個體私有知識交換的效果并不明顯，對個體間的知識交換行為，依然應該著重關注“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