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典型案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企業社會責任典型案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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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息行業中外知名企業眾多，涌現出一批企業社會責任走在前列的優秀企業；這些企業共同特點是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企業發展戰略，充分發揮企業的專業優勢，加強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和社會創新，實現企業、產業和社會的共同可持續發展。為引導更多企業推動社會責任與企業運營深度融合，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社責委）與《WTO經濟導刊》雜志社、責揚天下（北京）管理顧問公司、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等合作，擬于2014年12月正式出版《深度融合圓夢中國――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典型實踐案例集》（暫定名，以下簡稱“案例集”）。

根據工作安排，社責委將于近期啟動年會相關籌備工作，并委托《WTO經濟導刊》雜志社編寫案例集，案例申報聯系方式：

中電標協社責委：

聯系人：周依婷、陳婷婷

電話：010-68208763、68200661

電子郵箱：

《WTO經濟導刊》：

聯系人：王影

電話：010-62119201-8016

電子郵箱：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與《WTO經濟導刊》合作，面向會員企業征集社會責任實踐案例，編寫《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集》和《CSR實踐指數報告》。此次案例分類根據企業申報案例的實踐內容分為：可持續發展的產品和服務、環境保護、循環經濟、供應鏈管理、客戶服務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員工權益維護、利益相關方參與、創新型公益八個方面；擬于2014年12月初舉辦“外商投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會。

外商投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優秀案例征集活動聯系方式：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聯系人：么世穎、王鐵剛

電話：010-64516913、64516919

郵箱：.cn

《WTO經濟導刊》：

聯系人：侯楚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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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利益相關者 企業競爭力 道德管理

[中圖分類號]B82-0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3）01-0154-04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企業社會責任思想起源于20世紀初的美國。企業社會責任是當前企業倫理學和管理學中受關注較多的領域之一。雖然有眾多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進行了關注和研究，但目前對社會責任的定義仍存在分歧。然而在這些研究中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和核心的認識是一致的，認為企業對社會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并且社會責任是商業社會的一個核心的商業原則。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重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利益相關者理論是我國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都比較認同的一種觀點，該觀點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對股東以外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取決于和企業關系密切的利益相關者，這些利益相關者主要有消費者、政府部門、企業內部員工、商業合作伙伴、民間社團、社區、環境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就是要滿足這些利益相關者的愿望和要求，使利益相關者能夠對企業滿意，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包括遵守商業道德、職業健康、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生產安全、保護環境、支持慈善事業、捐助社會公益、保護弱勢群體等。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為了維護和增進利益相關者的正當權益、造福于社會而應當對利益相關者和社會整體承擔的包括底線責任和超越底線責任在內的綜合責任。本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對股東和股東以外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這種責任高于法律的要求并且是企業自愿承擔的一種社會責任，承擔這種責任有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升，能夠使企業獲得長遠發展。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現狀

我國學者從社會責任與其他學科的關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與公司治理的研究、與和諧社會的關系等方面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進行了研究。

1.關于社會責任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的聯系非常緊密，所以我國學者分別從這幾個學科的角度探討了企業社會責任。倫理學認為，企業不僅具有法人資格，還具有道德人格，道德問題是倫理學原理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的應用，企業社會責任實質上就是企業的倫理責任，是社會對企業的一種倫理期待。企業作為一個利益主體存在于社會中，并且承擔著企業公民角色，要想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承擔倫理責任，企業在社會中所享有的權利同時也需要通過承擔倫理責任來進行制衡。社會學則認為企業是構成社會系統的基本單元之一，企業與社會相互作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運行過程中的內生性需求。管理學認為，權利與責任是對等的，企業對社會擁有多大的權利，就要承擔多大的社會責任。經濟學認為企業短期財務績效與社會責任之間存在著矛盾與沖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影響企業的利潤，因此反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而社會經濟觀則從企業的長遠利益出發，認為要將企業利益與社會長遠發展相結合，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長期財務績效的正相關關系。政治學認為，企業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生存需要在經營過程中接受政府或社會給予的部分權力，與此相對應企業就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2.關于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聯性問題。李正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與企業的價值的相關性問題，結果表明，從當期看，承擔社會責任越多的企業價值越低，但從長期看，根據關鍵利益相關者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承擔社會責任并不會降低企業價值；楊熠和沈洪濤的研究表明，我國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的關系呈顯著正相關，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互為因果，彼此影響，互相促進。但是也有相反的觀點，段文、晁罡和劉山仕認為在對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中沒有得到一致或類似結果的原因在于：被試對象沒有可比性，企業的行業背景、規模性質、研究數據的時間等有差異，導致可比性不強；測量企業社會責任的量表不一致，不同的量表測量都有各自的側重點，結果會代表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方面；不同的研究使用組織績效的指標也有所不同。

3.關于社會責任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企業社會責任是構成企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企業要想提高競爭力，必須先履行社會責任。如果企業連社會責任都沒有履行，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競爭力。目前雖然社會責任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進入了學界的研究視野，但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夠系統。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兩點：一是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成本、收益的影響。短期看，履行社會責任可能要增加企業成本，但長期來看，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提升企業的長期盈利能力，使企業能夠跨越國際壁壘，實現企業的長期發展；二是社會責任對企業戰略的影響，如張浩而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是企業的履行方向，該戰略由現有的企業整體戰略、所在行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決定。

4.關于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研究。公司治理是指揮與控制公司的一切制度。企業以社會責任為導向對內部治理結構進行設計，既可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可以為社會責任創造其發展的良好條件，從而使市場與社會責任在最大化其各自作用的基礎上達到和諧與均衡。目前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的研究進入了實踐性階段，二者的融合發展也已成為趨勢，并且成為以內部治理為主、外部治理為輔的跨學科的課題。我國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推動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和良性發展，公司治理是企業社會責任得以實施的必要路徑。

5.關于社會責任與和諧社會的關系。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倫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傳統理論把利潤最大化視為企業的終極目標和經營指導思想的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市場倫理，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企業的倫理觀和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結構對社會的和諧有著重大的影響。有學者對社會責任與和諧社會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提倡與貫徹落實社會責任是企業實現平衡發展及構建和諧社會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企業社會責任與和諧社會的共同價值目標是以人為本，企業社會責任與和諧社會所倡導的倫理原則具有一致性，建立以社會責任為核心的企業文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宮向陽和王水明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社會組織和成員積極參與社會建設和管理，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還需要對社會各界有一個透明的預期，引導他們自覺擔負起履行社會責任的義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構建和諧社會倫理機制的需要，和諧社會也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兩者的良性發展張揚著人類文明進程中的道義品質。

三、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未來研究的展望

（一）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及展望

在經濟轉軌期，我國企業如何踐行社會責任成為“十二五”期間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動力，也是當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關注的問題。雖然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在實踐中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國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在未來的研究中，有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1.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成果欠缺。縱觀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文獻，對企業社會責任缺乏系統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甚少，單從現有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著作看，全面系統地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幾乎沒有，大部分只是從某個角度來分析探討企業社會責任，僅僅從某個側面來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獻缺乏系統性，所以都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和認知深受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影響，其維度會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時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對我國的學者來說，應在不斷借鑒、吸收西方經濟學、管理學理論有益成分的基礎上將企業社會責任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相融合，與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聯系起來，結合我國目前所處特定階段的經濟與社會現狀，對我國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內涵與外延進行科學論證，構建一套適合中國特定社會背景的社會責任理論，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提供可靠的理論基礎。

2.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方法不完善。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和企業實踐說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其績效有促進作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自身的發展是一種機會，可以給企業帶來諸多益處，有利于企業提高競爭力，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如有學者利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分析了國內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力度及其與企業員工行為變量間的關系，通過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的道德維度對員工向心度、員工忠誠度和員工滿意度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目前的實證研究數量還遠遠不夠，未來的研究應側重于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進行深入的量化研究。此外，建議采用案例分析法，選用大樣本的國內外典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并根據具體情況對國內典型企業進行實地調研。

3.缺乏對社會責任與企業競爭力、企業戰略的深入研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樹立企業負責任的社會形象，贏得顧客和利益相關者的信賴與支持，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也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一種資源。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將企業社會責任整合到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中，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應成為學術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問題。今后在研究中，應該以我國經濟與社會狀況為背景，以企業競爭力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共生共長關系作為研究方向，為企業既贏得經濟利益又贏得社會利益探求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以使我國企業能夠保持一種短期生存與社會長期發展的戰略性平衡。

4.缺乏對不同組織類型的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目前學者們對中小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已經有所關注，但一些特殊群體所產生的新特點也會產生新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對象，比如產業集群內企業的社會責任等，這些不同類型組織的社會責任問題有待學界進行探討和研究。

（二）提高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簡單討論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西方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社會責任機制，其社會責任運行體系主要由政府、社會和企業三個層面構成。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也可以從政府、社會和企業三個層面來尋找相應的對策。政府層面主要通過立法和政府監管來規范企業的行為；社會層面主要是各種社會力量來監督企業的行為；企業層面主要是通過制定行為規范等來完善企業的行為。

1.從政府的角度，加大政府監管力度，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一方面，政府應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建立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有關法律、法規體系，努力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并促進企業社會責任有效落實；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引導，通過融資支持、產業準入、稅收優惠等政策措施及經濟手段來緩解短期內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壓力。西方發達國家是從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個方面來對企業進行評價的，經濟指標被認為是評價企業的最基本指標，在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評價時所采用的指標主要有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多米尼道德指數等多種指數。而在我國，對企業進行評價基本上用的是經濟指標，所以建立科學完善的、與國際接軌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顯得尤為緊迫。此外，要建立對企業具有激勵與約束作用的政策機制，對在支持公益與慈善事業、保護環境等方面履行社會責任較好的企業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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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建議

一、引言

1968年，美國會計學家戴維·f·林諾維斯在《會計雜志》第11期上發表了《社會經濟會計》一文，首次提出了“社會責任會計”的概念，指出“社會責任會計是會計在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學中的運用”，從而揭開了社會責任會計研究的序幕。社會責任會計是探討、研究如何更好地維護人類可持續發展，為企業管理當局、投資者、債權人、政府和社會公眾等相關利益集團和個人決策提供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會計信息系統。其任務在于測定企業的經營活動對社會各方面所帶來的效益和損耗，并提供經濟、社會指標，以利于企業決定其經營方針，評價其經營成果，揭示其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會計在國外四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對我國來說，社會責任會計還處于初級階段，社會責任會計理論與實務都相對落后，現有的會計報表體系無法充分反映企業的社會貢獻及社會損害情況，無法滿足有關各方對企業信息的需求。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是指通過運用會計特有的方法和技術，向企業內部和外部利害關系人反映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影響等信息的過程。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為了比較直觀地了解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真實狀況，本文選取寶山鋼鐵、中遠集團和中石化為研究對象，對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進行分析。，通過搜集案例企業的年度財務報告、公司網站、招股說明書等資料中關于社會責任會計方面的信息，可以看出三個企業都在其網站設有社會責任專欄，并編制有獨立的社會責任報告，介紹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在其年度報表中也零星披露了社會責任會計的相關信息，已經初步具有了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進行披露的意識。但是，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還存在諸多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披露內容不全面

中石化社會責任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對社會的奉獻，寶鋼則主要包括社會、經濟、員工、環境等信息，在報告中，基本都是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正面信息的披露；幾乎沒有企業對社會責任會計相關信息進行全面披露，企業報喜不報憂，只披露其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很少提及其對社會的不利影響或忽略其應該承擔而未承擔的社會責任。

(二)以定性信息披露為主

寶鋼、中石化、中遠的會計報表定量信息中僅涉及企業對職工的責任、對政府稅收的責任等，在其相關社會責任報告中，定量信息更少；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時，大部分企業采用大篇幅的文字敘述介紹，而沒有通過運用具體的會計方法加以量化披露，且沒有納入會計信息披露體系中。

(三)會計核算中沒有設置相關的社會責任會計科目

例如，案例企業對社會福利事業的贊助和捐贈等均列入“營業外支出”科目予以披露，這樣的會計信息處理方式導致的直接結果是企業雖然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但是相關的信息卻無法在會計報告中體現。

(四)缺乏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進行獨立報告的動機

會計信息披露要考慮成本效益原則，社會責任會計相對傳統會計比較復雜，社會責任會計不能像傳統企業會計那樣單純地使用貨幣作為計量單位，它采用多種計量單位而且對社會責任會計事項的確認和計量難度較大，成本較高，企業往往不愿單獨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進行披露，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發展滯后，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正處于研究和摸索階段，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具體內容也是眾說紛紜，企業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主要通過財務會計體系，采取自愿的原則進行披露，披露內容零散分布于企業財務報告內，而且很不規范、

三、西方國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

(一)美國

美國作為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發源地，無論是政府機構、民間組織還是會計實務界都比較重視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和實踐。其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都對社會責任會計起到了較好的規范作用，如美國會計協會先后成立了社會項目的效果計量委員會、組織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委員會、社會成本委員會等各種研究社會責任會計的委員會，加強對社會責任的確認、計量和報告的研究，推動了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的發展。在會計實務方面，社會責任會計也取得了公司管理當局的重視，美國法律規定每個公司必須披露環境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關于土壤污染以及其他可能造成直接財務后果的問題，包括環境負債、環境成本與費用、環境法規及遵守情況等信息。

(二)法國

法國被認為是對社會責任會計最為重視的國家。早在1975年，法國就建議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會資產負債表”，即“社會報告”。1977年法國政府正式頒布法律，規定雇員超過250人的組織必須編報年度社會資產負債表，用貨幣金額揭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其主要內容側重于職工福利等方面七大類項目實施情況。從1984年起，該表必須列示三年的數據，并按整個公司和所屬行業分別編制，要求提供的信息更加具體。法國受宏觀經濟導向和社會福利主義影響，社會責任會計報告作為其主要會計報表之一，其規定是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有特色的。法國的社會資產負債表應披露以下七方面內容：雇員人數、工資及福利、健康和安全保護、其他工作條件、雇員培訓、行業關系、企業為雇員提供的房屋和交通條件。在具體披露時，這些項目還需要進一步分解為若干具體的報表指標，而且指標的內容十分詳盡。

(三)英國

英國公司普遍對社會受托責任比較關注，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大型公司的年報中就出現了自愿披露的有關社會和環境方面的信息。自1975年起，一些大型企業編制了增值表，其目的在于改進公司的態度、精神和行為。近年來，在英國，具有特定規模的公司被強迫報告有關他們慈善捐贈情況等具有社會責任性質的信息，并提供有關職員條件和就業實踐的可靠信息。英國財務報告準則建議企業除了編制傳統的財務報表外，還應當編制增值表、雇員報告、企業與政府之間貨幣往來報表、外幣交易報表、未來前景報表、公司目標報表等一系列社會報告，以滿足企業外部投資者、債權人、職工、政府等不同利益集團的信息需要。

四、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改進建議

(一)完善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 息披露的內容

通過對西方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借鑒，結合我國國情及會計現狀，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經營成果及其分配’情況。它主要反映各利益集團在為企業提供服務的同時，也從企業獲得的報酬。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既是企業追求的首要經濟目標，又是種社會目標。

2.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信息。包括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企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保護環境方面的貢獻。它是對傳統信息披露的有效補充，

3.人力資源的開發與使用情況。如職工結構、技術培訓、職務輪換、工資報酬、福利待遇、勞動保護、企業文化等。

4.產品或服務的性能與安全方面的信息。產品的使用效能、使用年限、產品的安全信息、產品的售后服務、公眾對產品滿意度、產品受罰額等，在信息披露中強化產品的服務性能與安全指標，將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企業的信息。

5.企業對社會福利貢獻方面的信息。比如支援災區，扶貧助學，對下崗失業、老弱病殘人員提供服務等等，這既是企業的責任，同時也是企業樹立自己良好形象的一個重要手段。

(二)建立和完善與社會責任有關的立法工作

社會責任會計實務與社會責任法規之間聯系密切，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與制度的強制性要求，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大多數企業將不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因此，要推動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發展，建立與完善與社會責任有關的立法工作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構建社會責任會計核算體系

會計實務界與理論界都應當充分認識到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必要性和緊迫感，共同努力構建我國社會責任會計核算體系。政府部門應當聘請專家對不同企業、地區的社會責任情況進行調研，及時制定出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準則和指南，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模式、原則等予以明確界定，為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提供依據。

(四)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

企業是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主體，企業是否具有社會責任意識，社會責任意識的強弱程度直接關系到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能否披露，披露是否全面的問題。作為企業，不只是個別領導者和管理決策部門要具備社會責任意識，更依賴于企業全體員工很好地承擔社會責任。

(五)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審計制度

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樹立和社會責任的履行有賴于嚴格的約束機制，沒有經過審核的社會責任報告，比廣告好不了多少。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應該通過審計確立公信力。目前我國企業審計主要側重于財務收支方面的審計，還沒有專門的社會責任方面的審計，所以各級政府審計機構應主動承擔起監督職能，加緊研究和實施社會責任審計制度，借鑒國際已有標準，建立適用于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使社會責任審計有據可依。

(六)完善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模式

可以根據不同企業的規模分別采用不同的披露模式。

1.對于小型企業可以采用敘述性的披露模式，這是報告企業社會經濟活動最簡單的方法，以非正規的形式或文字說明企業經營活動對社會的影響，這種方法雖然沒有用貨幣計量，但仍能向公眾提供有關以上幾方面的信息。

2.對于中型和大型企業可以在現有的四大財務報表的基礎上增加一些項目或者在報表附注中進行披露。例如在固定資產科目下設置“社會責任固定資產”明細科目，用來核算企業為履行社會責任而購建的固定資產；在“其他應交款”下設“應交排污費”、“應交礦產資源補償費”、“應交礦產資源占用費”等明細科目，在利潤表中單獨列示環境治理等費用，這種形式可以與傳統會計報表相銜接。

3.對于上市公司應當編制獨立的社會責任會計報告。社會責任會計報告可包括：“社會責任資產負債表”，反映企業因為社會責任問題擁有多少資產存量，背負了多少債務以及它們各自的構成情況；“社會責任利潤表”用以反映會計主體因承擔社會責任而發生的收支情況以及利潤的形成情況；“社會責任現金流量表”動態地反映了企業因承擔社會責任而使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發生變動的情況。除上述三大報表以外，作為企業會計信息的～部分，企業可以編制“社會影響報告表”等輔助報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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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責任會計 信息披露 構想

一、我國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描述

在我國，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開始進行研究的時間比較晚，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全球化深入，各種對企業行為、產品質量的規范標準的實施，社會責任會計與信息披露研究逐漸被重視；在實踐方面，由于沒有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研究者僅限于介紹國外社會責任會計和我國建立社會責任會計的簡單設想，具體可操作性的研究很少。近幾年來隨著政府和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對企業提供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關注度越來越強，我國已經初步具有了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進行披露的意識，比如：黎精明（2004）選擇了6家上市公司，對其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情況進行了研究，提出無論是實務界還是理論界我國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還需要繼續努力，做更為廣泛的研究。劉長翠和孔曉婷（2006）對2002～2004年度滬市A股171家上市公司進行了調查，對這些樣本公司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情況進行了查找，得出的結論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由于受樣本選取的隨機性和資料的限制等多種因素影響，不同研究人員對于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實際情況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有時會產生很大的差異，比如在有關統計數據的計算結果方面。我國目前正在大力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媒體越來越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CSR)問題，企業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關注度也逐漸升高，對于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也逐漸加強，有些跨國公司也開始在我國推出專門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06年3月，國家電網對外正式了我國中央企業的第1份CSR報告。國內企業正在嘗試使用多種方式和途徑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進行披露，在企業的公司網站中、年度財務報告、招股說明書均有相關信息，這些對于探索規范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模式來說是利好消息。

二、我國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現狀研究

（一）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案例

本文選取了鋼鐵、化工、煤炭等3個行業的典型企業對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情況進行分析。

例1：武漢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社會責任會計信息

《武鋼股份09年報》零星地散布著企業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筆者將這份年報中與社會責任有關的部分內容抽取出來并放于表1中。

例2：湖北興發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社會責任會計信息。表2是2005年該公司招股說明書中有關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內容摘錄：

例3：大同煤業股份有限公司社會責任會計信息。表3是大同煤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招股說明書中有關社會責任的全部內容摘錄(參見2006年公司招股說明書)。

（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案例分析

在上文中，筆者選取了分別屬于鋼鐵、化工、煤炭行業的3家企業作為例子，說明了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狀況。通過對上述案例的歸納和總結，筆者認為，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息披露存在如下問題：

1.會計信息披露的可利用價值低

在我國幾乎沒有一個企業對與自己相關的社會責任進行全面的披露。如例1中，武漢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年報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占的比重非常小。它僅涉及了企業對職工和對消費者的責任等方面的會計信息。眾所周知，鋼鐵企業是一個對生態環境威脅很大的行業，它不但要消耗大量的礦產資源，也會產生大量工業三廢，對人們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但是該企業在年報中對于這方面的內容涉及非常少，而且對于上述已經披露的信息，也很不充分和完善。例2和例3分別作為化工和煤炭行業的代表，僅就企業生態資源及環境方面的會計信息做了闡述，在其他方面比如人力、稅收等完全沒有涉及到。總之，我國企業提供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還相當匱乏，遠不能滿足有關各方對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需求。

2.在會計核算中缺乏相應的社會責任會計科目

企業對社會責任信息進行披露，是以現有會計科目來表現的。因為沒有相應的社會責任會計科目，會導致社會責任會計項目加列，歸入傳統的會計科目內，無法單獨列示。如果把企業的“排污費”納入“管理費用”會計科目內列示和披露，企業即使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信息使用者也不能從“管理費用”的數字中看出“排污費”所占的具體數額或者比例。與一般的財務信息比起來，精練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更能讓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相關使用者關注。而運用目前的會計信息處理方式，對于使用者來說就十分的模糊，很不容易區分，不能將企業社會責任會計與一般的會計內容明顯地區分開來。

3.關聯方交易對會計報表的粉飾及其識別

為了在市場活動中取得競爭和戰略優勢以達到擴大經營規?；蚩刂破渌髽I的目的，企業往往通過關聯方交易進行會計報表粉飾。這種行為，不僅嚴重誤導投資者的投資決策，違背公平原則，而且也可能影響其他股東、債權人的利益，削弱市場監管力度，產生不真實的會計信息。為了完善關聯交易，提高上市公司關聯交易信息披露透明度，保護投資者、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規范上市公司及其關聯方交易是十分必要的。

三、完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體系的構想

（一）創建完整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報表

目前，現有的會計報表體系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情況反映不足，無法滿足國家管理部門對企業會計信息的需求。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主要是依靠企業的自愿性和主動性，不完整也不規范。筆者認為不同的報表披露社會責任會計某一方面的信息，最完整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應該是由多種報表有機組合，共同構成一個“社會責任會計報告”的報告體系，如圖1所示。

（二）逐漸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意識

強化社會責任會計意識不只與企業領導者相關，還有賴于企業全體職工意識的提高。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意識的強弱直接關系到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只有全體人員都認識到企業應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積極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社會公眾與信息使用者才能根據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對企業做出評價。

（三）單獨編制社會責任會計報告并且設置有關的社會責任會計科目

我們一般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分析是從企業和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的，而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分析主要是評估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由于這種信息使用角度的不同，客觀上就要求企業將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從企業的會計信息中提取出來編制獨立的社會責任會計報告。要單獨設置社會責任會計科目。設置時要以節約成本和便于會計人員實務操作為目的，盡可能與傳統會計科目相對應，如傳統會計科目中有“固定資產”科目，在社會責任會計中可以設置“社會責任固定資產”一級科目，再設置“消費者責任固定資產”、“環境固定資產”等二級科目。這樣，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就可以從傳統會計信息中分離出來。

主要參考文獻：

[1]岳彥芳，袁晉芳.循環經濟下社會責任成本信息揭示.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8）.

[2]羅金明，胡玲.基于和諧社會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上海會計，2006（3）.

篇5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財務戰略 共生理論 結構方程模型

作者簡介：

孫 偉（1969-），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哈爾濱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李煒毅（1986-），女，山東萊州人，哈爾濱理工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一、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一詞源于1924年美國學者Oliver Sheldon的著作《管理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尤其是近年來，全球性的資源消耗和各種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突顯，已經危及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已演化為企業總體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業在考慮社會責任時，通常會遇到這樣的困惑：面對現實要求，不得不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個次要的或輔助的工具強行附加給企業財務戰略，這無疑會導致資源和能量的極大浪費，既不利于增強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也不能帶來積極的社會影響。這種錯誤認識源于企業將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戰略對立起來，忽視兩者之間相關關系的忽視。企業生命的運動是互為制約的運動，企業及其利益相關者隸屬于統一的一個共生系統。從共生理論角度看，一個企業的成本的發生過程是企業和其外界相互影響的一種方式，企業的成本的發生不一定構成對企業的財富的摧毀。因此，企業應從共生理論的角度看待其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戰略之間相互獨立、相互依存的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共生理論中，共生單元是指構成共生體或共生關系的基本能量和交換單位，是形成共生體的基本物質條件。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企業的本質是一系列經濟性和社會性契約的集合體或契約網絡，利益相關者按照契約與企業進行資源與能量的交換并獲取各自的利益，利益相關者彼此之間必須相互依賴、相互促進才能推動企業運行與利益實現，理論上這種利益必然超過單個主體各自從市場交易中獲得的回報，因此，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這些特征完全符合共生關系的判定。當把企業社會責任當成一個共生體來看時，其共生單元包括企業、股東、員工、債權人、供應商、競爭者、消費者、政府、廣大社區、自然環境等，利益相關者各共生單元之間是高度關聯、高度共生的。根據學者對于生物共生的長期研究，人們發現：對于共生系統，共生單元之間必定存在多種共生關系。在企業集群生態系統中，有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共生關系，有企業與商業伙伴的共生關系，有企業與當地政府的共生關系，有企業與廣大社區的共生關系等，在企業內部也還存在多種共生關系，如企業與股東的共生關系，企業與員工的共生關系……，等等。共生單元間存在競爭關系和共生合作關系，通過共生界面（如產品種類、規格、技術標準、信息交流、社會關系等等）可以進行正常的資源、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企業作為高度開放的共生體與其共生環境之間存在著極強的關聯性，除了要注意社會責任引起的企業自身與共生單元構成的相對封閉的共生圈內的物質、信息的交流對企業財務決策產生的影響，還要關注由于共生單元對企業的認同度增強，通過社會輿論將這種好感傳播，從而間接影響企業本身的財務戰略；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離不開企業財務管理的支持，財務戰略通過資源的配置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基于以上分析，結合共生理論構建如圖（1）所示理論模型。因此，需要檢驗的假設：

H1 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共生關系

H2 共生關系正向影響企業聲譽

H3 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社會聲譽

H4 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企業財務戰略

H5 企業聲譽正向影響企業財務戰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的企業社會責任、共生關系、企業聲譽、企業財務戰略為由多個假設性潛變量所構成的理論概念，而所研究的問題又存在因果性關系，適合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作為研究方法。

（三）問卷設計與數據搜集 本研究使用的調查問卷采用李克特（Likert）7點量表測量（1表示完全不符合，7表示完全符合），被調查者根據自己的了解和認識，判斷本企業實際情況的符合程度。本研究中涉及的四個潛變量分別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共生關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企業聲譽（Corporate Reputation）和企業財務戰略（Corporate Financial Strategy）。題項均來源于國內外學者在相關研究中所采用的量表題項，在對這些題項進行分類整理后結合本次研究的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最終形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量表、共生關系量表、企業社會聲譽量表、企業財務戰略四個量表，其中，企業社會責任量表由內部社會責任兩個題項（CSR1～CSR2）、外部商業伙伴責任四個題項（CSR3～CSR6）、公共責任兩個題項（CSR7～CSR8）組成，共8個題項 ；共生關系量表由六個題項（SR1～SR6）構成；企業聲譽量表由五個題項（CR1～CR5）組成；財務戰略量表由融資戰略四個題項（CFS1～CFS4）、投資戰略兩個題項（CFS5～CFS6）利潤分配戰略兩個題項（CFS7～CFS8）組成，共8個題項。由于研究者受各方面主客觀條件的制約，同時考慮到問卷質量和回收難易程度，問卷采取的是便利取樣原則，發放對象與研究者之間主要是熟人關系：一方面由于填寫者與研究者之間是熟人關系，問卷的填答質量與回收率都比較高。另一方面填寫者大多具有較高的學識水平，除在讀的碩士同學其他人員來自企業，對企業的生產運作情況比較了解，能夠準確理解問卷的內容，這樣的研究樣本具有理論上效度和信度。本研究共發放正式問卷200份，回收問卷177份，回收率88.50%；其中有效問卷163份，回收問卷有效率92.09%。如果回收的問卷存在缺項未填或全部量表填同一選項的，視為無效問卷，予以剔除。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樣本信度分析與效度分析 在對調查問卷進行數據分析前，必須考察樣本的信度，以確保測量的質量。從表（1）中可以看出，各個潛變量的Cronbach’sα系數值均滿足不小于0.70 的要求。因此，可以認為樣本的信度都通過內部一致性檢驗。隨后，本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對多指標項的潛變量進行效度檢驗，在進行因子提取之前，先進行樣本充分性檢驗，即樣本充分性測試系數KMO（Kaiser-Meyer-Olkin）檢驗和巴特萊特球體檢驗（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判斷是否可以進行因子分析。一般認為，KMO值在 0.5 以下表示題項變量間不適合進行因子分析，若所有題項變量呈現的KMO值大于0.8，表示題項變量間的關系是良好的。巴特萊特球體檢驗的統計值顯著性概率小于等于顯著性水平時，可以作因子分析，累計解釋方差的比例大于50%，說明該多指標項的潛變量符合結構效度的要求。效度檢驗結果見表（2）。通過前文變量效度和信度的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共生關系、企業聲譽、企業財務戰略等變量的信度和效度均達到了要求，可以用于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

（二）初始模型的驗證及修正 本研究運用AMOS軟件畫出結構方程模型，圖（2）橢圓形代表的是潛變量，矩形代表的是顯變量，其中：企業社會責任屬于外源潛變量，共生關系、企業聲譽和企業財務戰略屬于內源潛變量，同時，系統自動設置了27個顯變量的殘余變量（e1～e27），3個潛變量的殘余變量（e28～e30），它們的路徑系數默認值均為1。在此基礎上，根據假設關系共設置了6條因果路徑（企業社會責任共生關系、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聲譽、共生關系企業聲譽、共生關系企業財務戰略、企業聲譽企業財務戰略、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財務戰略）。通過路徑圖可以更清楚表現出本研究的初始模型構架，對初始模型適配度檢驗如表（3）所示。其中CMIN/df的值為 2.343，小于3，符合要求；RMR的值為0.077，大于0.10，符合要求；GFI值為0.949，高于0.90，符合要求；PGFI值為0.630，大于參考值，0.50符合要求；NFI值為0.665，低于0.9的參考值，不符合要求；CFI值為0.772，不符合要求，RMSEA值為0.091，高于0.08的參考值不符合要求。把表（3）中指標的顯示值與參考值比較可以看出，雖然部分的適配度指標如CMIN/df、RMR、GFI、PGFI、PNFI等都符合了要求，但是有三項適配指數NFI、CFI和 RMSEA 未達到參考標準，這說明初始模型并不能與樣本數據很好的擬合，但這也不是對本研究提出的初始概念模型徹底的否定，因為很少有模型只經過一次運算就能夠成功的，其余指標還是比較符合給出的參考值的標準。

在適配度檢驗的同時，測定了模型的路徑系數。其中企業社會責任到財務戰略的直接路徑系數非常小為 0.031，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P=0.113>0.01）。由此可以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戰略的直接影響并不顯著，本文據此對初始模型進行調整，將企業社會責任到企業財務戰略的直接路徑剔除，得到了新的模型M2如圖（3）所示。圖（3）顯示的是在初始結構方程模型中剔除了路徑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財務戰略以后的模型，對調整以后的模型再次進行適配度檢驗，得到的各指標具體如表（4）所示。數據與調整后模型的適配度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模型調整后各項適配度指標均比原來有所改善，原來不滿足參考條件的三項指標都更接近參考值要求，因此該模型通過檢驗。在此基礎上，測定模型路徑系數，模型路徑估計及檢驗值見表（5）。由該表數據可以看出，該模型中所有路徑系數在 P=0.01 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梢娬{整后的模型中每一條路徑都具有統計顯著性。

（三）路徑分析和假設驗證 通過圖（3）和表（5）最終修正模型所顯示的路徑系數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到共生關系的路徑系數為 0.736（P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是通過企業與共生單元之間的共生關系和企業聲譽對企業財務戰略產生正向作用的，這種作用的效應非常顯著。研究結論對企業啟示在于：一是要認清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改變以往將企業社會責任僅視為一項工具，必須將企業社會責任提高到與財務戰略相同的高度；二是要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的管理，通過有效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戰略來培育企業與共生單元之間的共生關系，提升企業聲譽，從而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戰略之間的匹配與整合，改變相互脫節的現象。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道德風險綜合治理典型案例庫研究”（項目編號：10BGL006）階段性成果，同時受哈爾濱理工大學青年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資助

參考文獻：

[1]沈弋：《企業經營管理與社會責任之戰略耦合——基于企業共生理論的研究》，《南京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2]徐光華、沈弋：《企業共生財務戰略及其實現路徑》，《會計研究》2011年第2期。

[3]程大濤：《基于共生理論的企業集群組織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4]李心合：《嵌入社會責任與擴展公司財務理論》，《會計研究》2009年第1期。

[5]袁純清：《和諧與共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篇6

【關鍵詞】社會責任；審計；信息披露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一直是理論與實務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一方面，股東、債權人、消費者、政府等利益相關者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面對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另一方面，各企業也越來越趨向于把社會責任納入企業核心，作為企業競爭力的一項指標，并自覺接受社會監督，以便提升企業的形象，促進利益相關者參與企業發展，同時這也是企業加強內部非財務指標管理的需要。

一、引言

21世紀以來，經濟發展變革日新月異的同時，國內外企業發展中各種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如生態環境受到污染，消費者權益得不到保障，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失業問題等。近幾年的山西“黑勞工”事件、雙匯集團的瘦肉精事件、英國石油公司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財務造假等都是社會責任缺失的典型案例。尤其是近期，處于風口浪尖的雙匯集團的2010年社會責任報告更是令社會公眾一片嘩然，報告中除了具體數字和事件與2009年略有所變化外，其他表述全部照搬硬套，只字不提“瘦肉精”事件。如此的社會責任報告不僅沒有起到最基本的監督作用，更是對社會責任的一種褻瀆。

在這樣的現實情形下，對于社會責任報告的規范和審計迫在眉睫。對公司行為進行重新評估，要求通過第三者的監督與控制，社會責任審計應運而生，這對于監督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情況，促進企業長期健康穩定發展，貫徹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國策，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

二、中外企業社會責任審計體系的探討

雖然社會責任會計的產生不過幾十年，但其發展已經從理想走向了現實。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主要依賴于企業的主動性和自愿性，然而，從規范化的角度來看，制定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社會責任審計體系將是必然的選擇，這對于審計理論的完善和審計實務的開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而，下文試圖構建了一個全面、系統、合理而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理論體系結構，并就社會責任審計目標、標準、程序等重要方面做了簡單的評價。

（一）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目標

社會責任審計目標對審計人員社會責任審計工作發揮著導向作用，也是企業社會責任審計指導思想。參照財務報表的審計目標，CSR信息披露審計的總體目標可描述為：對被審單位的社會責任報告的合規性、披露方法的一貫性發表獨立的審計意見。

（二）社會責任審計主體

周曉惠、許永池（2011）指出，應當構建我國社會責任的雙主體聯合審計模式。即國家審計機關和社會審計機構雙主體聯合審計，并實施信息共享，避免社會責任的重復審計。

（三）社會責任審計對象

在明確審計目標和主體之后，需要明確審計的具體對象。對此，學術界有兩種觀點：

1.被審計單位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

2.以相關信息披露為基礎，被審計單位自身出具的社會責任報告。

筆者認為，若社會責任信息以財務報表披露為主，則審計對象為前者；若社會責任披露出具了單獨的審計責任報告，則審計對象更傾向于后者。

（四）社會責任審計內容

國外學者Carroll（1979）曾對社會責任審計內容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提出了社會責任模型，建議從三個維度進行審計：社會責任的種類、公司應對社會問題時采取的哲學、社會責任所維系的社會問題。

目前，社會責任審計的內容還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我國學術界一般認為內容包括：企業對股東、職工、社區、環境、消費者、政府以及供應商、合作者、競爭者的責任等。

（五）社會責任審計標準

西方CSR審計的標準很多，到2010年初已經達到300多個。我國學者陽秋林（2010）等認為，結合我國國情，社會責任審計標準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強制性標準，如有關的法律法規；而是非強制性標準，如有關利益相關者期望和反饋評價標準。

以下是CSR的幾個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社會責任審計標準：

社會責任審計標準，已然滲透到國家、社會和企業的各項活動中，如何有效實施這些標準，我國也應當盡快出臺相關措施。同時，最新出臺的ISO26000標準，呈現出更注重利益相關方的充分參與、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的特色，這將會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意義上推動全球社會責任的發展，并獲得包括我國政府部門等各類組織的響應和采納。

（六）社會責任審計程序

注冊會計師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滿足對最終社會責任報告發表意見，需要通過實施社會責任審計程序完成，劃分為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和報告階段。準備階段包括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社會責任的基本情況，并對審計作出計劃；實施階段包括收集信息資料，檢驗測試管理系統和程序，確定項目產品或服務中的社會責任因素，對照相關法律政策對社會責任進行評價，并形成審計結論；報告階段包括撰寫審計報告草稿，最終的社會責任審計報告。

由于我國還沒有一個完善的社會責任審計程序出臺，因而，這勢必會直接影響審計質量，審計程序的公正、準確必然對合理適當的社會責任審計報告至關重要的。

（七）社會責任審計報告

審計人員經過審計過程，應得出審計結論并審計報告，并遵循以下兩個方面：

1.對外披露；

2.以正面、積極的方式對社會責任報告的合規性、披露方法發表審計意見。

三、結論

任何事物的興起、發展、繁榮都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社會責任審計作為歷史的產物，同樣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對于社會責任審計的發展，筆者認為，可以依照現實需要開展專項審計，再發展全面、合理、系統的社會責任審計。如能進一步將社會責任審計系統化，明確企業審計目標，審計范圍，樹立風險意識加強內部控制管理，豐富社會責任審計系統理論，將更好地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1]王秋霞.西方國家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及其借鑒[J].審計與監督,2007(9).

[2]陽秋林,李冬生.建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審計的構想[J].審計與經濟研究,2004(6).

[3]周曉惠,許永池.構建我國社會責任審計的雙主體聯合審計模式[J].財會月刊,2011(2).

篇7

現代社會，企業作為市場活躍的主體，除了承擔為企業自身謀求利益的責任外，還應承擔對企業職工、消費者、債權人、甚至社會發展等相關方的社會責任。對此，我國經濟法從立法層面進行了相關規定，從而使企業社會責任得到了法律的規制。然而這些法律規定尚處于起步階段，難免存在缺乏統一性、操作性低、不全面等問題，因而使得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實踐中，出現了執行力弱，因企業社會責任承擔而引發的法律爭議難以有效解決等現實問題。因此，有必要健全企業社會責任法律體系，加大企業社會責任行政執法力度，暢通解決企業社會責任案件的司法程序，以期企業能為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提供更好的助推作用。

關鍵詞：

經濟法；企業社會責任；司法程序

企業社會責任，通常是指現代企業經營者除了具有要為企業自身利益和股東利益服務的責任外，還應當承擔對其他利益相關方的責任，例如對企業職工、相關債權人、社會公益等負責。企業作為市場的活躍者，為了能夠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得到平衡，企業應該從其內部出發重視自身的形象和行為。［1］1924年美國著名學者謝爾頓提出了“公司社會責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內”［2］的觀點，至此，現代意義上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才真正出現。自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提出以來，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對利益相關各方的責任考慮，已經不再是商人個人的道德追求，而是逐步演變為社會、法律對企業的要求。我國引進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始于改革開放之后。例如：我國企業在國家面臨重大自然災害時充分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給予其大力幫扶，可以稱之為中國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然而，類似于“康菲漏油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等社會現象所反映的企業社會責任缺損現象也同時存在。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經濟法要求下的企業社會責任所涵蓋的主要內容進一步細化，以期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踐行有一明確的法律規則。

1經濟法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內容

概而言之，在經濟法的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1．1保障和提升勞動者權益的責任

企業是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主體，而雇員是企業發展的支撐力量，是企業的最重要利益相關者之一。［3］因此，企業首先應承擔起保障和提升勞動者權益的責任。我國勞動法、職業病防治法等與員工的權利義務密切相關的法律中，明確規定了企業承擔著保障勞動者獲得合理勞動報酬的責任、對勞動者進行職業病防治的責任等，但這些不能涵蓋企業對員工的全部責任，員工作為企業生產經營的中流砥柱，為企業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因而企業也承擔著培養員工不斷提升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的社會責任，如為員工提供相關技術培訓的責任，為實現員工各方面素養的提升貢獻力量?？偠灾髽I對員工的責任主要包含三個方面：一是保障員工的各項法定權利；二是保障員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權利；三是為員工提供個人發展培訓平臺。

1．2保障消費者獲得誠信公平交易的責任

獲得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的信任是保證企業利潤的根基所在。然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部分企業經營者和管理者違背職業道德和相關法律規定，為追求眼前的、短期的經濟效益，采取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等手段欺騙消費者，獲取利潤。這樣既擾亂和破壞了市場正當的競爭環境，也損害了其他市場主體的市場形象，更造成消費者對一些產品或服務市場誠信的缺失，如由三鹿奶粉事件引發的民眾對整個國家奶粉行業質量安全事件的質疑，這類事件不勝枚舉。這些不良行為，既給消費者造成了極大的福利損失，也使企業因失信于消費者而難以為繼，岌岌可危。因此，維護市場正當競爭秩序，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之一。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法律都對此做出了明確的規定，要求企業必須加強自律，強化職業道德建設，自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承擔起明禮誠信、合法經營，確保產品服務貨真價實，從而保障消費者獲得誠信公平交易的社會責任。

1．3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的責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經濟發展模式是粗放式、掠奪式的，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環境和資源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其中，企業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和消耗起了主要的破壞作用。加之，我國是一個有著近14億人口的大國，人均資源極度貧乏，如果不對資源環境加以保護和改善，不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我國的發展是沒有未來的。說：“我們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因此，合理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也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之一。同時，我國環境保護法對企業合理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也明確規定，企業必須嚴格根據國家標準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努力提升自身的環保水平，使企業的發展不給中國環境資源帶來額外負擔。［4］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作為企業，應當積極踐行新發展理念，把履行對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融入到企業改革發展中，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強科技創新，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用好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不斷做大做強企業。

2經濟法視角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存在的問題

社會責任是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最容易規避的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還不太完善的條件下，企業在生產、銷售等各環節仍然存在許多違責任原則的現象，如假冒偽劣商品屢禁不止、違規加班等，而“經濟法所特有的調整方法為企業社會責任制度構建提供了現實可能性”［5］。

2．1企業社會責任法律體系不健全

西方國家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法制體系非常健全，已實現了從投資者利益最大化企業理論向利害關系人的企業理論演變。盡管我國立法機關也在產品質量法、勞動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食品安全法、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中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做了一些規定，但是，總體來看，還處于“單打獨斗”的階段，各部門法之間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科學的、系統的承擔社會責任的法律體系。我國相關經濟法雖然規定了公司及合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一般條款，但這僅是一般的宣示性條款，并沒有具體義務的界定，立法過于原則，可操作性不強。同時，在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中，對不同企業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也沒有一個具體量化的標準。如：小微企業與大中型企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等不同企業由于性質、規模、效益以及群眾對企業利他性的期待和要求不同決定了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同，但是我國相關經濟法中并沒有體現出這一點。這就導致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不公平性。概括來講，立法上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突顯出三大不足，一是缺乏系統性，二是操作性不強，三是顯失公平性。

2．2企業社會責任行政執法不徹底

我國立法機關盡管在勞動合同法、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中規定了企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或義務和勞動者、消費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所應當享有的權利，但是，一方面，由于企業員工、消費者和企業相比處于弱勢地位，當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時，由于自身話語權較小，處于一種個體對集體的不利局面，加之，缺乏強有力的證據和維權成本較高，導致維權難度大，另一方面，有的行政執法機關工作人員由于自身綜合素質較低，對相關法律條例制度掌握不熟悉，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隨意性較強的問題；有的執法人員和企業串通一氣對于企業的一些違法行為不聞不問、聽之任之、放任自流；有的執法人員作風懶散、效率不高，組織紀律性不強，等等諸如此類現象的存在，導致當他們自身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大多是默不作聲、忍氣吞聲、自認倒霉。

2．3企業社會責任案件的司法路徑艱難

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公司法修改后，第五條規定公司要承擔社會責任，使這一條款具有了司法裁判的功能。然而，由于這一規定過于寬泛，不具體，造成公司社會責任對象的虛擬和模糊，給公司社會責任的進入司法裁判增加了難度。二是一些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提到的卻沒有完成的一些公益事業，如報告中提到要建一所希望小學，但是并沒有實現這一類行為等等，利益相關人并不能因此而提訟進入司法程序，但事實上確實也影響到了利益相關方的權益。三是一些影響較大的企業社會責任案件，如“康菲漏油件”，雖然法院最終予以立案處理，但是卻用了四年的時間，中間經歷了重重的問題和困難，受害人作為弱勢群體一方可謂身心疲憊。

3經濟法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完善

社會公共效益和實際正義的價值取向是我國經濟法的主流價值目標，同時也與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構建理念相契合。在當前環境下，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制度必須探求經濟法視角下的新突破口。

3．1健全企業社會責任法律體系

1）從當前來看，我國應把已經立法的相關內容認真梳理，進行有效整合，使其前后一致。第一，對于過度原則化的表述，我國要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使其具體化，進一步明確企業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范圍、具體內容、程度以及違法懲罰等，如對公司法第五條規定的公司要承擔社會責任加以司法解釋。第二，充分考慮不同企業之間社會責任的差異性，不能對所有企業類型同等對待，而應遵循“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邏輯。具體而言，就是要對小微企業與大中型企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利他性的期待和要求區別對待，如小微企業大都是由社會中下層工薪階層舉辦，目的是為了創業，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能做到合法經營、正常運行和發展就應當視其承擔了社會責任。大中型企業尤其是社會性更強的上市公司，其行為的外部性更為明顯，因此，對其承擔社會責任的要求應當更高?？傊?，立法機關在立法時應當根據市場主體的不同，對企業社會責任設定不同的層次［6］，制定具體標準，加強可操作性。2）從長遠來看，立法機關要在適當時期，制定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法，從法律上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目的、意義、范圍界限和具體標準，以及社會責任的落實和違法懲罰等，從根本上完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法律體系。

3．2加大企業社會責任追究的行政執法力度

任何法律制度，即使設計得再好，如果得不到強有力的執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因此，相關行政執法機關要對企業落實承擔社會責任力度不夠或者不承擔相應社會責任的，堅決依法執法，發揮好“關口”作用，切實維護好企業利益相關方的合法權益。第一，行政執法機關要健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制度。相關企業要定期向社會公眾公布企業承擔或履行社會責任的具體事項，特別是要將落實效果公布于眾，接受執法機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第二，行政執法機關要完善對企業落實社會責任的執法制度。明確什么樣的社會責任案件由什么級別的行政機關負責，筆者認為可以參照法院審理案件的權限范圍，根據案件的性質和社會影響的不同，交給相應的行政執法機關負責實施。第三，行政執法機關要強化對企業社會責任落實情況的審查監督。行政執法機關要定期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行政審查監督，對違法違規行為依法處罰。第四，行政執法機關要加強學習實踐，提升四種意識，提升行政執法隊伍的綜合素質和執法能力，確保依法執法、公正執法、嚴格執法、文明執法，切實維護利益相關人的合法權益。

3．3暢通企業社會責任案件的訴訟途徑

企業社會責任承擔的實際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訴訟實踐的有效性。因此，行政執法機關要暢通企業社會責任案件的司法路徑：一是利用國內法中的一些強制性條款，如公司法中規定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條款過于原則，但是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法中對企業的責任和義務以及處罰措施的規定是具體的明確的，可以依托這些法律中的強制性條款進入司法程序加以裁判。二是依托國際法中的技術標準等強制性規則以及其他全球性協議予以具體、明確，強化其可裁判性。三是通過其對外的社會責任報告予以明確。企業對外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具有明確其所應承擔某領域社會責任內容的功能。四是最高法院可以通過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訴訟案件的典型案例，為下級法院提供參考。［7］

3．4健全企業治理體系和提升企業治理能力

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對于推動企業責任制度的構建，促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當前，大多數企業的經營管理機制都是“股東至上”，這種治理結構給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帶來了嚴峻挑戰，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埋下了隱患。［8］因此，在企業建立社會責任制度、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一要切實改變“股東之上”的經營管理體制，搭建股東、員工以及債權人等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的企業治理結構，充分保障各利益相關方的話語權，二要完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制度。企業內部要成立專門部門，承擔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職責，并且把落實情況作為行業評價的重要依據。三要建立和完善企業信息披露制度。當前，國家各級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制定并認真落實事務公開制度，上市公司也定期年報，其他各類企業也應當建立和完善自身的信息公開制度，加強社會公眾的監督，通過社會輿論影響其承擔社會責任。

4結語

總之，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對社會建設產生著愈來愈重要的影響。“企業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是協調統一的”［9］，企業不能只顧眼前利益而忽略社會公共效益，政府也不能只重視企業的經濟提速功能而忽略其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經濟法是協調、兼顧社會各方利益的功能性法律，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因此，我們不僅要在基于經濟法的視角下研究企業社會責任，還要力爭通過企業改革、法治建設以及政府職能的有機配合，探索出適合我國現狀的企業社會責任發展道路，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經濟和公益基礎。

作者：武瑞榮 單位：呂梁學院經濟管理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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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陳敏光．論企業社會責任及其限定［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60－68．

［7］吳曉鋒．“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條款應如何走進司法程序［EB／OL］2007－11－04［2016－05－22］．

篇8

來自國資委研究局的社會責任專家陳鋒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企改革六大重點之一，通過此次讓他看到國網江蘇電力社會責任工作的“三個領先”：一是社會責任理念的領先，對社會責任理念和內涵有非常深刻認知和科學的理解；二是履責實踐和做法的領先，善于從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中選擇能夠發揮企業自身優勢的責任議題，開展履責行動，在優化資源配置的同時提升企業綜合價值；三是形式的領先，者對履責案例深情并茂的演講、利益相關方交流互動的引入等創新做法值得在全社會企業中傳播、推廣和復制。本刊主編于志宏主持會，并作點評。他認為國網江蘇公司此次會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交流行動和溝通行動，通過精彩案例的、利益相關方代表到位的感知評價和專家領導富有高度的綜合點評，折射出國網江蘇電力在推進社會責任方面的扎實工作和顯著成績，活動達到了促進企業與利益相關方形成共識與信任、增進支持與合作的目的。

近年來，國網江蘇電力一直秉承國網公司“溝通建立信任、信任促進合作、合作創造價值”的理念，將社會責任溝通和利益相關方管理作為推進社會責任管理的重要突破口，運用外部視角，學會換位思考，追求社會溝通方式的根本轉變，從單純重視與上級主管單位、政府相關部門直線溝通，轉變為與多利益相關方的全面溝通；從注重溝通的信息傳播功能，轉變為注重溝通的綜合價值創造功能，以保證公司運營透明度，贏得利益相關方的“利益認同、情感認同、價值認同”。

作為“金蜜蜂2020”創新議題下“未來公司的管理：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倡議的發起者，以國家電網公司總公司為發端的探索總部、省、地市、縣四級試點的社會責任管理探索不斷深入，同時意味著國家電網公司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工作與倡議行動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鏈接

國家電網公司管理提升典型經驗

國家電網率先在國內深入社會責任管理研究，并提出國網的“鼎?心”模型詮釋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的具體內容，該模型包括相互聯系的四大模塊和二十一項構成要素，這一理論創新為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實踐提供了理論基礎。2012年5月26日，國家電網公司在無錫召開全面社會責任管理試點工作座談會，通過了《國家電網公司2012年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推進工作方案》，確定在每一個省公司選擇一家地市級供電企業開展全面社會責任管理試點，試點單位也因此由之前的3家擴展到27家。由此，國家電網公司的全面社會責任管理不僅確定了戰略性方向，也充分發動了子公司的自主創造性和積極性，最終促成了一個個具有國網特色的有效經驗在整個國網內部的形成，向普適的社會責任管理模式探索接近。201 5年6月編制的《國家電網公司管理提升典型經驗匯編》收錄了從27家試點單位中甄選的9個典型經驗。以下為部分經驗分享：

“五分法”優化企業決策管理

在國網試點山東棗莊供電公司的實踐中，以企業的高層決策機制――總經理辦公會作為社會責任融入決策管理的切入點，按照決策、組織、實施、監督、保障“五分法”，將責任理念納入決策流程，從源頭推動社會責任融入公司運營。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方案特別設定管理指標，如增設“一次上會通過率”、“決策結果執行率”、“價值貢獻率”等決策管理指標，重視收集決策及執行的成效指標，體現決策的綜合價值創造能力、社會認可、利益相關方信任和品牌美譽度等綜合績效。目前棗莊供電公司已在總經理辦公會上.吸收利益相關方意見建議10條，并了解他們對公司決策及執行的反饋評價。

“全流程利益相關方滿意度評價”工具促進運營

由福建漳州電業局聘請的21名內部代表和15名企業外部代表為社會責任管理評議員的經歷是國網福建公司創新實施“全流程利益相關方滿意度評價”的有力見證。前者需要對涉及企業發展的決策、營銷政策、重要社會活動等工作部署中由內部社評員進行參謀把關，實行事前評議；后者在事前評議的基礎上，對實施事項實行全過程評估，實現企業各項重大工作事前有評議、事中和事后有評估的全過程管理新模式。

這種方式不僅提升了管理效率、創造綜合價值能力，也促進全員樹立“每個崗位都需要負責任地為利益相關方創造價值的強烈責任意識”，更令社會公眾對國家電網品牌的知名度、認知度和美譽度分別達到86.96%，66.53%和66.78%，同比上一年度大幅提升。

“社會化巡護、網格化管理”強化電網運檢

如果將城市比作一個生命體，電力便是為各處輸送動力、能量的血脈、經絡，其健康運轉與其他的器官、生命板塊等“外部系統”密不可分。

湖北宜昌電力公司對于電網運檢的管理便借助了這些外部系統的力量。在他們的管理實踐中，將宜昌市城區112個社區，劃分成1110個網格，每個網格涵蓋200至300戶居民，安排1名專職網格員負責管理。網格員通過專配的全市聯網的“社區e通”，將居民、網格員、社情民意與信息平臺連成一體，形成一個覆蓋社區、統籌各項社會公共服務的綜合化城市管理平臺。對于電網公司來說，這種方式使得供電故障信息能夠及時反饋，提升搶修效率，社會化巡護與多方協調也緩解了配電工作的壓力；更重要的是，作為整個城市的創新管理模式，它也提升了社區居民服務水平與城市管理效率，對于整個城市的外部形象與核心競爭力也將產生巨大推動。

差異化方案創新溝通管理

利益相關方趨于多元化是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中重要挑戰。以國網重慶電力和國網天津電力為代表的責任溝通中，探索了差異化的溝通策略與管理方式。

在開通8月后增加20萬粉絲的“國家電網紅巖供電搶修服務隊”微博是重慶電力開展“新媒體心服務”創新與公眾溝通的最初雛形。重慶電力的經驗是，通過開發并運用“三維”社會責任溝通策略決策模型，按照溝通對象、溝通議題、溝通方式三個維度，制定完整的企業溝通策略，識別包括政府、媒體、客戶、合作伙伴、公眾、員工等內外部利益相關方作為溝通對象；確定溝通議題，統籌考慮利益相關方關切和公司傳播需要，針對不同溝通對象，確定溝通議題；選擇溝通方式，針對溝通對象和溝通議題，有針對性地選擇有效的溝通方式，既重視運用工作匯報、媒體披露、新聞、客戶座談等傳統溝通方式，也積極拓展溝通渠道，創新運用官方微博矩陣、社區共建站等新的溝通平臺。

篇9

據了解,共有六家公益組織獲得了“芯世界”應用獎,一等獎獲得者是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訓中心“萬名農民工綠色網上行”項目;共有四家公益組織獲得了“芯世界”發展獎;共有七家公益組織獲得了“芯世界”先鋒獎。

“芯世界”公益創新獎由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和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共同發起主辦,是國內首個鼓勵公益組織采用信息技術進行公益創新的專業獎項,致力于幫助公益組織通過信息化手段,提高公信力和創新能力。

從實際案例來看,信息技術的應用有效地促進了公益組織服務范圍的擴大、效率的提高及服務質量提升等等,從而增強了公益組織的透明度、公信力和創新力。

著眼點在信息化創新

英特爾中國首席企業社會責任官楊鐘仁表示,英特爾作為一個企業,最重要的是要怎樣利用ICT技術促進未來創新者的成長,不僅僅在產業上,在公益事業上也非常重要,英特爾關注的重點是怎樣著手利用科技手段來幫助青年人變成創新者。

這次評出的“芯世界”公益創新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利用最新的信息手段進行公益活動。例如獲得應用獎一等獎的上海市慈善教育培訓中心“萬名農民工綠色網上行”項目,為在滬的上萬名農民工定制了 “綠色網上行”項目,建立了專門的網絡平臺,使一批批進城務工的青年人掌握了PC和互聯網操作技能,從而享受了互聯網技術帶來的便利,甚至改變了他們自身的命運。

英特爾為何對這些公益項目情有獨鐘?用英特爾中國執行董事戈峻的話來說,因為英特爾在長期的社會責任實踐中發現,往往落后貧窮的地區,也是信息化比較落后的地區,如果這些地區的信息化程度得到改善,那么也有可能改善其貧困的面貌。

付諸“社會創新”的實際行動

這次評選的另一個重要標準就是是否體現了創新性。對于創新性的看重是英特爾一貫的特征。

楊鐘仁說,作為芯片創新領域的領先廠商,英特爾致力于以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改進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英特爾的企業社會責任觀不僅限于自身的技術創新,由內向外推己及人,英特爾也將持續致力于推動產業生態系統的合作創新,同時將創新的理念、戰略、方法用于社會的和諧發展,付諸“社會創新”的實際行動。

在公益領域的全新探索和實踐

此次評選揭曉之后,英特爾仍將繼續與民政部深化合作,共同舉辦包括公益組織信息化建設培訓、公益組織信息化創新案例參考以及公益組織信息化導師計劃等系列活動。

作為全球技術創新領域的領導者,“技術創新”是英特爾的靈魂,英特爾發揮自身技術優勢,攜手政府及社會各方力量,使用創新技術來推動公益創新、社區創新、教育創新、中小企業創新等,以實現社會創新這一目標。

英特爾中國執行董事戈峻解釋說,“社會創新”是指可以促進社會發展的新戰略、新理念和新組織形式。通過政府、產業界及各類非政府組織共同努力,運用創新手段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最終實現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發展。

英特爾“企業責任社會化”的實踐案例

2008年,英特爾提出“企業責任社會化”,作為第一時間報道“企業責任社會化”的CSR專業媒體,本刊一直在跟蹤英特爾“企業責任社會化”構想的實現情況,這次“芯世界”公益創新獎評選活動,可以說是一次典型的“企業責任社會化”的實踐案例。

據楊鐘仁介紹,評選自2010年1月啟動以來,得到國內公益組織的廣泛響應,共有240多家組織提交了其在組織發展、知識管理、財務管理、項目管理等方面應用信息技術的解決方案。在當天的頒獎儀式前,英特爾舉行了“信息技術推動社會創新高峰論壇”,邀請了來自政府、新聞界、金融界、學術界、NGO各方的代表來共同探討公益事業的創新和發展。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巡視員姚顯會在論壇上表示:“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加快轉型時期,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面臨諸如貧富差距加大、人口老齡化、社區和諧建設、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和挑戰?！?/p>

“社會創新的主體是社會組織,也有很多人說是跨界的合作;我特別想強調的是人,人其實是創新非常重要的主體。” 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創始人、主任呂朝認為,像英特爾這樣的企業,除了資金之外,更主要的是技術,我們的任務就是在英特爾和那些公益資源的消耗者之間架起一個橋梁。所以,他們組織的定位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創新的結果。

篇10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國是一個新的概念，是隨著近年來中國的發展和對外開放、大批跨國公司進入而帶來的一個嶄新理念。但在國外，CSR這一概念產生于19世紀末，發展至今，被認為是企業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象《財富》和《福布斯》這些國際主要財經雜志，在進行企業排名時都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考慮標準之一。所以，大型企業都把社會責任作為企業文化和戰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企業CSR形象的建立，一直是公共關系傳播的重要內容。

對于CSR的定義，尚沒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定論。廣義而言，是指企業對社會合乎道德的行為。企業在經營上不只是對股東負責，而需要對所有的利益群體負責。有些人認為，是企業將取之于社會的利益，具體地回饋給社會。也就是，社會賦予企業的權利和義務，以社會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個類似但較為籠統的說法是，企業對于其所依存而運作的社會，負有法律和社會義務，而企業社會責任就是企業和這些義務關系的互動，以及如何履行這些義務。

大部分學者認為，企業應當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企業發展與社會環境休戚相關。社會是企業利益的來源，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的一員，必須融入到社會群體之中，與各種組織產生互動。企業在享受社會賦予的自由及機會時，能以符合倫理、道德的行動回報。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一方面可以贏得聲譽和組織認同，同時也可以更好的體現自己的文化取向和價值觀念，為企業發展營造更佳的社會氛圍，使企業得以保持生命力，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所以，成熟的企業都非常重視社會責任形象的建立和推廣。

在國內，非典型危機的爆發，不僅激發了公民的社會責任感，同時也喚起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各行各業的企業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抗擊非典的陣線，通過一系列的企業行為、公益活動回報社會，提升企業形象和價值觀。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個企業成熟、社區發展、政府減壓的好事情。據不完全統計，非典期間關于企業CSR的媒體報道就超過了1000篇，涉及媒體近80家。 公益捐贈，共同的選擇

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義是“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在全民抗非典這一特殊時期，正是體現企業對社會公眾的良心和責任，回饋社會的時機。所以，公益捐贈成為支持抗非典最直接有效的形式之一，是非典時期許多企業的共同選擇。

捐贈內容包括可以直接用于抗擊非典的專用醫療款項、研究基金和專用醫療物品，或是企業通過向醫療單位或醫護人員捐贈各種生活用品表達企業的感謝和慰問。據全國工商聯合會統計，超過3000家的民營企業向各地各級抗擊非典的組織捐贈款物達5.6億元。這還僅限于工商聯的會員企業和已經上報的內容。實際的捐贈款物要遠高于這個數字。

為了鼓勵企業參與抗非典的積極性，國家在稅收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規定，企業的捐贈可以沖抵企業和個人的所得稅。而大部分企業對此都表示非常歡迎，這反映了國家對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行為的肯定和支持，也表明了在發生公共危機時，應該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與應對，相互配合，共度時艱。

從企業CSR的傳播效果而言，媒體對于企業的各種公益捐贈活動，捐贈金額是報道中最普遍的角度。而有關數據也表明，媒體的報道量和捐贈金額成正比。捐款數額較大的聯想集團、廣州本田、蒙牛乳業、北大方正、南方電網等企業獲得了媒體的廣泛關注。而這些企業的行為也符合企業CSR“多發展，多回報”的原則，并與它們在其行業中的領導地位相符。

可以看到，如果捐贈物品為特殊的抗非典物品，媒體的關注度也會相應提高。依維柯結合自己產品的特點，通過捐贈非典專用救護車引發了媒體的廣泛報道。既體現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又恰到好處的宣傳了產品，收到了一箭雙雕的傳播效果。醫務人員專用、非典病毒研究等直接與抗非典相關的捐贈報道率最高。

捐贈主體選擇得當，也能在傳播上收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日本豐田作為在華投資的跨國企業代表，向中國衛生部捐款150萬。捐贈金額雖不突出，但因為選擇了國家抗擊非典的主管部門作為捐贈主體，引發了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北京青年報等中央媒體的廣泛關注。與之相比，北京現代由于捐贈主體選擇角度不同，報道量只相當于前者的三分之一。

除了捐資贈物，不少企業還選擇了贊助抗非典公益廣告的形式。海爾集團先拔頭籌，贊助中央電視臺第一部公益廣告在黃金時段高頻率播出，從而引發了這一新的抗非典方式潮流；LG獨具匠心的“I LOVE CHINA”公益廣告的播出，吸引眼球之余，也引起了許多消費者的共鳴和認同，很好的演繹了LG的本土化策略。 非典精神說

尋求與建立企業符合社會取向的價值觀，通過傳播企業的這一理念和文化，為企業營造統一和諧的外部環境，是CSR的另一重要內容。因此，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員，當公共危機發生的時候，一方面需要迅速制定相應的緊急應變措施，以負責任的態度關愛員工，維持正常的生產秩序的同時，保障員工的安全，把危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與此同時，企業作為一個“社會人”，也需要發揚“大愛”精神，為倡導主流積極的社會風氣和文化盡一己之力。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比爾福特曾說過：“一個好的企業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而一個偉大的企業不僅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還竭盡全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p>

在抗擊非典過程中，企業的捐資贈物無疑是一種及時的援助，另一方面，在危難之際，社會和個人更需要情感上的相互幫助和互相鼓舞。有專家指出，比非典更具傳染力的是恐懼本身。在加強對非典的科學教育之余，避免恐慌，加強信心，引導正面的輿論和積極樂觀精神取向是抗擊非典的另一良方。為此，一些企業結合本身的價值觀和文化取向，呼吁從精神的層面抗擊非典，取得了社會和公眾的廣泛回應和共鳴。

作為中國最主要的外資企業之一，美國箭牌口香糖有限公司是這一理念的身體力行者。在向京粵兩地一線的醫護人員和醫療單位捐贈價值三百萬元的慰問物資之外，箭牌同時向社會發起了一項名為“刷新心情，讓愛傳染”的倡議和圖文征集活動，呼吁人們“刷新心情”樂觀面對，心手相連“讓愛‘傳染’”，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面對非典帶來的種種問題和挑戰，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愛的情感。而這正好與該公司一直致力于為消費者帶來輕松心情和愉悅感受的理念相契合。在具體的傳播執行上，恰如其分地利用了5月12日“護士節”這個契機，與主流媒體進行深度合作，從而保證了信息傳播的高質量和大篇幅，在眾多的捐贈報道中突圍而出。

與此異曲同工的是由洪晃、張欣、潘石屹、田溯寧、張朝陽等企業家和民間人士發起的“中國精神”活動。聯合企業和個人，使用放風箏這種中國民間特有的戶外活動，表現中華民族樂觀向上，不屈不撓的頑強性格。在后非典時期，號召大家發揚中國精神，走出非典的陰影，重樹信心。這反映了中國新生代的企業家對“如何恢復非典帶來的不利影響”這一社會問題的思考和行動。也反映了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廣泛認同和訴之于行動。 承諾中國

跨國公司作為在華企業的特殊群體，賦予了CSR的一個重要內容：對中國市場的貢獻和承諾。特別是在非典這個特殊時期，跨國公司在華業務會否受到影響？跨國公司會否因此而調整在華投資和業務擴張？這些都是社會和媒體關注的問題。非典時期，正是跨國企業表達在華投資的承諾，對中國社會和公眾的關切，提升在中國公共形象的良機。

摩托羅拉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成功策劃了總裁訪華項目，贏得了公眾、中國政府和消費者的一致喝彩。5月16日，作為摩托羅拉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扎菲羅夫斯基先生是非典爆發以來首位踏上中國內地的大型跨國公司總裁。他此行還帶來了一個大項目：投資9000萬美元，在北京建立摩托羅拉全球研發中心。同時向中國承諾，根據備忘錄，未來5年累計投資將達5億美元。此外，這位摩托羅拉的第二號人物，還表達了對中國的問候和關切：摩托羅拉公司的發展離不開中國的繁榮和人民的健康，公司將盡全力為北京抗擊非典提供幫助和支持，對中國的承諾也絲毫不會改變和動搖。摩托羅拉的這一CSR公關案例的策劃，使其獲得了最高的媒體關注度，據不完全統計，其見報率占到了非典期間通訊和IT企業的CSR報道的五分之一。這不僅是一次成功的大眾傳播，更是摩托羅拉對政府關系的成功投資。摩托羅拉借此表達了對世界對中國新一代領導的承諾。

百事可樂也在非典期間公布了他們的投資計劃，斥資3000萬美元在廣州興建該公司在中國最大的非碳酸飲料生產基地，充分表達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和繼續擴展在華業務的決心。

而事實也證明了這些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洞察力和長遠承諾的正確性。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6月份，非典疫情得到控制，人們以一種重生的心態積極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當中，壓抑已久的消費需求被充分釋放。6月份，消費者預期指數、滿意指數和信心指數重拾上升勢頭，分別比5月份回升3.1、2.8和2.9點，達到86.8、91.4和88.6點。消費者信心指數在6月份反彈回升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讓消費者吃了“定心丸”。從需求看，投資和對外貿易均保持快速增長。從供應看，工業生產繼續保持增長勢頭，5月份同比增長了13.7%。越來越多的人們感受到，非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只是局部的、暫時的，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 “非典”型營銷

企業作為一個經濟實體，必然需要實現經營目標，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向股東負責。而這與提倡企業的社會責任并不應該相左。有調查顯示，86%的企業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追求利潤目標之間沒有矛盾。事實上，企業社會責任和經營目標應該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香雪制藥是在非常時機贏得非常商機的最好詮釋。非典初期，板藍根和抗病毒口服液一度脫銷。香雪一方面加班加點生產保證市場供貨，并在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堅持以往的出廠價，幫助抑止物價哄抬，另一方面還做了大量的社會捐贈。香雪在疫情之初，就向最初的發病地河源捐贈了價值10萬元的板藍根和抗病毒口服液。此后，與廣東省委宣傳部向全國聯合發行防治非典的VCD，向全省中小學生發出65萬冊非典防治手冊，并陸續向多所高校師生和公眾免費派發藥品等，各類抗非典捐贈達到1500萬元人民幣。這一系列的動作，讓香雪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都實現了質的飛躍。如果排“上鏡率”，香雪制藥絕對是非典期間國內制藥企業中的明星。香雪在實施CSR的同時，也獲得了良好的市場回應和消費者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