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倫理環境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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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個現實社會的道德水準，主要不是由它所倡導的道德規范體系進步和完善與否來衡量，而是由其成員在社會交往活動中所體現的道德風尚如何來確定。因此，加強社會道德建設不僅需要有一套能夠反映社會發展要求的道德規范體系，而且更需要有一個能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支持和保障道德規范得到真正落實的制度倫理環境。[關鍵詞]制度倫理環境道德建設基礎工程一個社會的道德建設根本目的就是要全面提高公眾的道德自覺性以形成整個社會的良好的道德風尚。如果一個社會所倡導的道德規范是高度文明和進步的，但是其公眾的行為選擇普遍是不道德的，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是不健康的，那么這個社會的道德建設不可能是成功的和有效的。因此，加強社會的道德建設必須有一個能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支持和保障道德規范得到真正落實的制度倫理環境。一、道德建設優化制度倫理環境的必要性制度倫理環境就是指一定的制度建設或制度安排給社會成員所提供的道德養成和道德遵守的社會生活空間。它由一定的體制和制度所設定和規范，通過一系列由專門機關正式頒布的政策、法規、條例和非正式頒布的管理規章、社會公約等等所構成的制度體系體現出來。制度倫理環境的內容由兩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體制、制度、法規、政策、典章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原則和價值導向，給社會成員提供的道德選擇和價值判斷；另一方面是把一定社會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提升為制度乃至法律的規定，以強制性的力量保證社會成員對道德規范的共同遵守。制度倫理環境對于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具有絕對優先的地位。首先，制度倫理環境決定人們道德人格的養成。道德建設不是抽象的、純粹理性的道德立法，而是現實的、與感性世界相聯系的道德選擇和道德人格的建構。一個人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并非像康德所言，“僅僅遵循他自己給自己頒布的法則”。[1](P14)從早期以習慣、風俗、禁忌等形式表現的行為規范，到較為普遍的、取得自覺形態的準則系統，道德法則都與生活世界、歷史過程具有內在的聯系。如儒家所倡導的綱常禮教，無疑是一種比較自覺的規范系統，然而，它同時又是以宗法制度為其存在背景的，不可能、也沒有離開具體的歷史過程。即使在康德所舉的不守諾言或說謊的例子中，同樣可以看到它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因為事實上，不說謊之成為一種道德規范，相應地在于它是信用關系及信用制度得以維護的必要條件，而并非僅僅由于它違反了形式邏輯的矛盾律或理性的先天形式。[2]道德理想的確立、道德意識的培養、道德人格的養成都是現實社會生活和實踐的產物。在社會公共生活、家庭生活，特別是職業生活中，制度所規定的內容成為人們反復踐履的行為要求，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內容也在反復實踐的過程中得到普遍的共識、認可和遵守，這樣，一個社會的“道德立法”即道德責任和義務的確立才能成為可能。換言之，如果離開制度的倫理環境的熏陶，一個人就不可能真正養成現實社會所要求的良好品質和道德人格。其次，制度倫理環境決定道德踐行的價值取向。按照麥金太爾的說法，當代人們的道德觀念從總體上說是混亂的，不可能在價值層次的內容上取得共識，而尋求倫理之基礎之所以這樣困難，原因即在于僅憑理性并不能帶來道德，至少不能帶來具體的道德。他說：“現代道德哲學有三個根本特點，首先它表現為各種自覺；其次是理性概念的運用；最后即是在各種對立的道德判斷之間處理問題的優先性方面的無能。”[3]因此，為了克服理性對于道德的無能，就需要在社會實踐當中為道德建設尋找合理性的基礎。其中，道德建設最直接、最有效的基礎就是現實社會的制度倫理環境。因為制度倫理環境是按照行業、部門的特點把道德規范、道德目標化為工作的具體要求，它告訴人們該做什么、該怎么做和不該做什么、不該怎么做，使人們的行為從工作范圍、標準、程度到工作態度、責任、義務都有明確的具體規定。這既為人們的社會行為提供了道德價值的具體指向，同時也在理性之外為消解道德觀念上的混亂和困惑找到了實踐的鑰匙。再次，制度倫理環境決定社會道德秩序的遵守。個體的道德自覺總是自律和他律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盡管自律能使人獨善其身，但是從道德社會化的大視角來看，他律對社會道德秩序的共同遵守更為重要。因為揚善必須抑惡，扶正需要祛邪，只有通過制度對惡的有效懲治才能弘揚道德正氣。一個社會如果對那些嚴重缺德的行為或由于無德而引發的無序行為不給予及時的、有力的制裁，那么惡人和惡行就會因為缺乏約束而肆意橫行，導致社會道德失范日趨嚴重和道德風氣不斷惡化。正如鄧小平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4]制度的“好”與“不好”其實就是對制度的倫理評價，它既包括單項制度的“好”與“不好”，也包括若干制度所構成的制度環境的“好”與“不好”。顯然，以制度建設為內容的制度倫理環境是維護一個社會道德秩序的根本，或者說它從根本上決定一個社會總體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風貌。二、建設和完善制度倫理環境的規則與路徑第一，要完善倫理的制度安排，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提供制度保證。市場經濟需要倫理的制度安排，以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美國學者穆蒂莫·艾德勒對此曾作過精辟的闡述：“在經濟領域里，正義的第一原則是，根據自然權利屬于大家的東西還給他們自己。所有人都有一種自然權利去得到過好日子所需的經濟物資，使他們不因某種程度的經濟損失而貧困潦倒。”“在經濟領域內，對正義的第二項原則的運用，我們可以這樣說：把每個人生產的財富歸還他本人”，或者更準確地說，“按照每個人對大家協同生產創造財富所作貢獻的大小，進行分配”。[5]艾德勒這里講的兩個原則實際上就是機會平等的公平原則和結果平等的公平原則。按照機會平等原則，人人都應具有平等的勞動就業和謀求發展的參與權；按照結果平等原則，人人都應該擁有根據自己的勞動貢獻獲取物資財富的分配權，并保證獲得起碼的能夠維持生存的物質生活條件。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畢竟剛剛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軌而來，它的制度框架還很不健全，各種制度安排還很不到位，所能體現的公平與正義還十分有限。如就業制度不健全，導致社會就業存在大量的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平等就業還存在諸多限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有的戶籍制度嚴重不適應市場配置人力資源的客觀需要，導致人才流動難、農民進城就業難等等；又如分配制度不健全，使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之間存在巨大差別，加上各種超額壟斷利潤的存在和一些權力參與分配，導致許多嚴重的分配不公；再如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導致許多下崗失業者和各種弱勢群體得不到社會福利的及時救濟而面臨生活水平不斷惡化的趨勢。所有這些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客觀要求不相適應。所以，社會主義條件下制度倫理環境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解決制度安排不健全的問題。[1][2][][]第二，要加強道德法制化建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倫理的制度基礎。一個社會的制度倫理環境是否是文明的、健康的，主要取決于它所包含的道德原則、規范和要求是否具有社會進步性和被人們普遍認同的倫理精神。或者說，一個社會的制度體系所內含的道德原則、規范和要求，決定著其社會成員整體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所構成的現實狀態，并反映其文明程度的高低。為此，制度倫理環境建設的根本任務是要將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和規范納入制度建設的框架，把道德要求提升為制度要求，把主要依靠自我人格和良心的力量來維系的行為自律轉化為主要依靠制度的強制力來保證的社會約束。從這個意義而言，道德法制化是制度倫理建設的核心內容。縱觀古今中外道德文明的發展歷史，道德法制化是提高人們遵守道德規范的自覺性的一種重要手段，也是世界各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加強道德建設所走的一條成功路子。如當今歐美國家的法律都有許多規定人們道德行為的條款，對違反道德的行為科以嚴厲的刑罰處罰，以伸張社會正義。其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他們通過嚴密的道德立法和嚴格的執法，對不文明或破壞文明的行為，輕則罰款，重則起訴，從而形成具有較高法治水平的制度倫理環境，為道德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后盾和制度支持，結果極大地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建設，使新加坡的社會文明水準得到長足的進步和提高。第三，要加大制度規約的執行力度，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制度遵守的權威。制度倫理環境是各項制度安排和制度執行的統一。任何制度都必須與關于制度執行的“實踐意識”和“實踐自覺”相結合，通過發揮對相對人的具體行為所產生的規范、引導和調節，才能發揮應有的效力，才具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若制度僅僅寫在紙上、貼在墻上、掛在口頭上，不予執行，或不認真執行，那再好的制度安排也是無效的。如果被制度禁止、防范的行為在制度實施后照樣大量發生，甚至有增無減，那么這種制度倫理環境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加強制度執行的力度是制度倫理環境建設的必要手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制度倫理環境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和各地區、各部門、各行業的規章制度的基礎上，通過制度的執行來調整人們的行為習慣，為公民的道德建設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如果惡人和惡行得不到應有的制裁，惡行就會因為缺乏約束而橫行無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經濟秩序、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正如經濟學家劉偉所說：“在這里，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嚴守尤為重要。只有在制度上使欺詐者必自欺，無信者必自損，才能夠保證新的道德秩序的真正確立。”[6]因此，必須通過運用各種手段，把提倡與反對、引導與約束結合起來，通過嚴格科學的管理，培養文明行為，抵制消極現象，才能促進扶正祛邪、揚善懲惡社會風氣的形成、鞏固和發展。參考文獻[1]GroundingfortheMetaphysicsofMorals，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93[2]楊國榮，論道德自我[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1(2)[3]東方朔，自我概念之詮釋及其沖突[M]，開放時代，2001(5)[4]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穆蒂莫·艾德勒，六大觀念[M]，北京：三聯書店，1991[6]劉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N]，光明日報，1996-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