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民族主義畸變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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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是影響現代世界進程重要思潮之一，也是一種極其復雜的歷史運動。本文通過考察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想，以揭示教育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發展變異及其對國家政治現代化的深刻制約。

一

近代民族主義起源于歐洲。18世紀歐洲的思想界占主導地位的是建基于理性主義基礎之上的世界主義，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自由思想的時代”。在政治領域，人們不考慮財產、等級和民族觀念，人們認為，“不管怎樣，人就是人”。這種觀念“把人們引向建立一個國際政府的世界主義的空想中去”。從法國大革命中生長起來的近代民族主義使世界主義的空想化為面粉，拿破侖的勝利進軍在整個歐洲“激起了強烈的愛國主義”[1]。教育民族主義開始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教育思潮。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民族主義教育迅速崛起，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在教育指導思想上注重國家觀念的培育，尤其注重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以增強國家的凝聚力。第二，由于民族主義的目標定位是國家的強大，因此它在行政上具有追求中央集權的強烈趨向，表現在教育上就是國家對于教育發展的干預作用越來越大[2]，與教會在教育領域的關系日趨緊張。國家教育體制不斷蠶食傳統上由教會控制的教育領域，在初等義務教育方面尤其如此。

歐美民族主義對教育的影響對于中國民族主義者無疑是極富啟示的。中國教育領域里的民族主義思想萌發于20世紀初年。羅振玉認為，“長國家之勢力，增人生之知識必自教育始”[3]，他認為國家應從義務教育入手來確定教育方針，他說，如果不施行義務教育，“則國人不知國與民之關系，則愛國之心何由而生？[4]”梁啟超也認為“教育之本旨在養成國民”[5]。出洋局學生總監督夏偕復更是明確地指出，教育之宗旨在“陶鑄通國之民”，使全體中國人“皆自知為中國之民，皆有戴奉皇朝、扶翼國體，恢復國土、保衛同胞之思想，皆有人可盡死、國體不可稍缺之精神”。他指出，“19世紀各國皆用國民主義以排斥異族”，“我今日之學校，不可不用此為教育也”[6]。從上述諸人的言論看，它們均包含民族主義的思想要素，但它們并未厘清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的區別與界限，后者既表現為一種政治民族主義，也蘊含民主主義之思想，關鍵看倡導者的立場，如立足為國家本位則是前者，如立足個人權利本位則為后者。概念上的混亂表明民族主義教育思想的不成熟。l903年9月《游學譯編》發表《民族主義的教育》，從該文內容看既包括政治民族主義，也包含文化民族主義[7]。

在教育民族主義興起的同時，國家主義教育思想也隨之而生。盡管在英語里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同一個詞，但在近代漢語語境里國家主義指的是那種以民族主義為唯一準則，而排斥其它各種主義與思想的觀念與主張。最早明確提出“國家主義教育”名詞者可能是1906年《新民叢報》上的一篇翻譯文章。次年七月初十《津報》發表《評平民主義與國家主義之廢興》一文，將平民主義(即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作為對立范疇提出，表明作者概念的清晰[8]。民國初年，劉以鐘提出要教育采“相對的國家主義”，并對盧梭、洛克和裴斯泰洛齊等倡導的個人本位予以批評[9]。盡管國家主義的教育思想已經出現，但在思想界并不占主導地位，個別人的思想傾向還很難說是一種思潮。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真正蔚為大潮是在l923年以后，當時出現了以李璜、余家菊和陳啟天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教育派，他們發文章，出專著，在報刊雜志上組織專題討論，領輿論界一時之風騷。

作為民族主義教育思想的一種極端形式，國家主義教育思潮興起于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它既反映了一種世界性的教育趨勢，也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變化。一戰結束后，“公理戰勝強權”一度高唱入云，但巴黎和會的冷酷現實使部分知識分子很快認識到民族主義仍是各國行動上的主導原則，而國際主義和和平主義不過是紙上畫餅。中國必須強盛起來，而要達此目標，教育實為非常重要之手段，必須借教育統一國民思想與意志。

二

主張以國家主義為教育的根本宗旨，這是國家主義派的共識。

國家主義派的領袖人物之一余家菊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主張以“教育建國”。在他看來，各國均有其立國之精神，如獨立自由之于英，民治主義之于美，平等搏愛之于法。既有立國之精神，則教育的職責就是傳播這種精神，但是中國的“數千年之立國精神，已由東西潮流之激蕩而震撼，淺薄學說之摧殘而消亡”[10]，既然立國精神既失，則人人相互傾軋，國家紛擾混亂，這是教育的根本問題[11]。從余家菊充滿憤怒的言論里，我們看到國家主義從一開始就將矛頭對準近代以來的“淺薄學說”，實際上是指除了國家主義以外的各種新文化思想與學說。這種以排拒文化交流與融合為主要取向的觀點，鮮明地標示了國家主義派的文化本位主義立場。但是，余家菊并沒有說出什么是中國以往的立國精神，他關注的是現在如何處理這些使國人思想文化發生混亂的學說與主張。他說，值此“各種宗教，各種文化澎湃而上”之時，“如何使之諧和，如何使之統整，實為一最困難時期”[12]誠然，各種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造成了某種思想的混亂，需要進行文化整合，但毫無疑問這些新思潮的輸入也極大激發了中國思想文化的活力，加速了中國的社會變遷，況且各種思想之間本身是需要一定張力的，正是這些矛盾與沖突為催生的新思想創造了條件。國家主義派看不到這一點，他們亟于用自己的主張來統一思想與文化，作為文化重要傳播場所的學校教育就成了他們的關注點。余家菊認為，教育應當“奠定國基”，“發揚國風”，“鼓鑄國魂”[13]。單從字面的意義上看，余家菊的主張似與清末革命黨人的思想有一定淵源關系，但兩者卻有一個很不相同的出發點，革命黨人的著眼點是宣傳鼓動民族革命，而國家主義的主張背后卻有鉗制思想的意圖。

不可否認，國家主義的教育主張中也含有一些合理因素。李璜認為，國家主義派之所以提出要實行“國家主義的教育”，有兩方面理由：一是“對外抵抗文化侵略政策”，發揚國民的獨立人格與精神；二是對內“喚全中國國民的團結與活動”[14]。吳俊升在教育思想上可算是杜威主義的信徒，但這似乎并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國家主義的鼓吹者。他認為，國家主義的教育應當著眼于培養“民族性”、“國民性”，增加其“結合力”。不過其原有的民主主義的思想使他對極端的國家主義

保持某種警惕，在他看來，最好將國家主義與平民主義結合起來，防止過分重視國家，輕視個性[15]。陳啟天在國家主義的宣傳中屬于晚出的一位，但他的宣傳理論性最強，也最系統。可以說，對于國家主義的教育的鼓吹，陳啟天是最賣力的一位。作為“一位熱誠的國家主義者”，陳啟天系統地宣傳了國家主義的教育哲學[16]。他認為，國家主義的教育宗旨在于“凝成國民意識，發揚本國文化，促進國家的獨立與統一”[17]。他又說，國家教育的宗旨，第一要養成“國民”，第二要養成“愛國國民”，第三要養成“以國家為前提之愛國國民”[18]。顯然，愛國主義是陳啟天教育思想的中心內容。陳啟天不僅個人撰寫了大量文章來宣傳國家主義的教育主張，而且還利用其所主編的《中華教育界》雜志約請各方面人士數十位來撰寫專題文章，并刊發了兩期“國家主義的教育專號”[19]。

國家主義派在宣傳教育宗旨時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不徹底的文化民族主義。在各種宣傳國家主義的文章中，德國思想家費希特是一個經常出現的名字[20]，這表明他的理論主張對中國國家主義是有一定影響的。費希特的思想在1806年耶拿戰役后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戰前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戰后他的思想帶有鮮明的文化民族主義特色。他強調日爾曼文化、制度、風俗習慣和語言的特殊性與神圣性，強調日爾曼人的使命感[21]。顯然，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從他那里汲取了靈感，他們在宣傳國家主義的教育宗旨時也鼓吹中國傳統文化的神圣性，國語、歷史等與傳統文化有關的科目受到高度重視。他們認為國民的精神訓練“大半是靠歷史地理知識以溝通國民情感，而實現精神上的統一”[22]，有的甚至將教育宗旨定為“精忠報國”，“慈祥愷悌，獨立進取”[23]除了這最后一條具有點現代氣息外，前面兩條很明顯地是屬于傳統的思想范疇。不過國家主義者并不打算深入地發掘傳統思想資源，傳統文化或中國文化在他們那里只不過是一種象征性符號，一種用以與外來文化來區別和對立的宣傳語言，他們并沒有像某些典型的文化民族主義者那樣細致地闡發傳統文化的精微，因此，他們的文化民族主義是不徹底的，帶有很強的策略意義。

第二，國家主義者在宣傳其教育宗旨時，只是單方面的強調國民對國家的職責與義務，很少強調國家對人民的責任，只強調國民對國家的絕對服從，基本上沒有涉及如何建設一個現代的、民主的國民國家。因此，作為政治民族主義的一個變種國家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專制主義的代名詞。

第三，國家主義教育思想非常明顯是針對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國家主義者以國性、國民性高于個性，對于獨立人格之建設他們認為以前強調太過，重視了個性，忽視了國性和群性，因此現在應當矯枉過正。當然，不少國家主義者如余家菊、李璜等都受過正規的西方教育，他們并不絕對排斥個人主義和平民主義，不過他們認為國家高于個人，個人為國家服務“實為個人發展之必要途徑”[24]。對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他們的批評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批評和平的世界主義對中國來說尚是奢侈品，中國必須先強大起來才有資格主張世界主義，否則就是任人宰割的對象，另一面是批評“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的觀點[25]。

三

在教育行政上，國家主義派主張由國家統一管理一切教育機構。

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教育思想一致的是，中國的國家主義者在教育管理上也主張由國家集中統一管理。在這方面以陳啟天論述最多，他甚至自己造了一個名詞：“統一教育權”。他解釋說，這是指教育必須從全國著想，不宜從一個人、一個地方或一個階級的角度著想，同時表明教育是一種國家事業，不是私人事業，也不是地方事業，當然更不是教會事業和國際事業[26]。因此統一教育權的意義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是把教育權從地方和私人手中收回中央，由國家統一規劃處理；二是將教育權從外國人手中、從傳教士手中收回國家。只有這兩個方面落實了，統一教育權才能實現。

陳啟天之所以主張由國家統一教育權，其最主要的依據是他認為教育是國家的工具，“國家以教育為實現國家目的工具”，發揚國性，培養國民，均賴教育為立足的根本[27]。但這個觀點并非是陳本人的創造，從他引征的資料看，他主要是采用了美國教育家孟祿的看法。孟祿曾說過，“實際近代國家都已知教育為發展國性的工具”，“是促進文化的工具”，“是改造國家的工具，可使弱小的國家，成為強大的國家”[28]。既然教育有著如此重要的功能與作用，那么自然應當由國家來掌握。怎么看待陳啟天的主張，我認為由國家統一管理教育，尤其是中初等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已是大勢所趨，對于中國這樣的后現代化國家來說，教育力量的適度集中的確可以為國家的現代化事業提供強有力的動力資源。但問題在于，中國這樣一個傳統上高度集權的國家，如何做到綱舉目張，統而不死，既充分調動地方和私人及團體的辦學積極性，又要保證在教育發展方向及統籌規劃上不致出現混亂和大的失誤，導致教育資源浪費。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遠非簡單統一就能解決了的。陳啟天當然不是沒有考慮過統一教育權的操作問題，只是他考慮的都是具體的技術性問題。他認為必須確定“國辦教育”的范圍與維持經費，他對于國辦大學教育、義務教育和平民教育、師范教育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他還強調必須制定各種教育的標準與考試的方法，因為當時中國的公私立教育極其混亂[29]。為了使國家教育走上正軌，陳啟天提出必須嚴格取締私立學校，當然也包括教會學校，使那些不遵循國家教育宗旨和標準，純粹為某種特殊目的設立的學校一律勒令停辦。對于軍事教育、政治教育、經濟教育、僑民教育、邊疆教育乃至提高教師待遇問題，陳啟天也都有所指陳。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強國家對教育事業的監督，這是包括陳啟天在內的所有國家主義者的共識。

在統一教育權時，如何使國家統一集中管理教育與民主主義的教育原則不致發生沖突，國家主義者很少考慮。自民元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以來，民主主義(當時稱平民主義)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已有相當影響，但是，在國家主義者看來，民主主義似乎是無足輕重的，只要國家把教育權收上去了，一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四

盡管中國國家主義與近代世界民族主義在許多方面相契合，且其主張在學理上并無窒礙，但是它存在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就是它主張以國家為本位，基本舍棄了法國大革命中所確立的“主權在民”思想，而后者正是近代政治民族主義的本質內核，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將教育完全視為國家的工具，而忽視了教育自身的內在要求，它要求培養的不是具有現代獨立人格且具備國民國家觀念的公民，而是只知道義務不知道權利的順民。國家主義不僅追求國家教育主權的獨立完整，追求國家教育行政的高度統一，而且企圖借教育來鉗制思想自由，以保證意識形態的統一，這表明教育民族主義在中國發生了畸變。在中國，國家主義教育是作為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而出現的。

近代教育民族主義在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橘逾淮為枳的局面，究其因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近代中國在從傳統王朝國家向近代國民國家的轉變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思想積淀和制度準備，基本上是外力推動所至。在傳統中國，王道與教化緊密相連，教育是君主德被天下，化及荒外，馴服子民，確保王朝大一統的重要工具。明德修身作為傳統教育的主要內容，其目的是為官僚機構陶鑄合格的“產品”。這種傳統的教育理念與追求國家統一的近代民族主義在淺層次目標上是極易契合的。因此國家主義者能夠很順利地使用傳統文化符號來構建統一的民族意識，并以之作為民族認同的對象，使國家主義教育思想也能夠在一段時間內蔚為大潮。但是，近代民族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建立一種保障每個民族成員自由、權利、利益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就是國民國家，它的思想基石是“主權在民”思想，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權力由人民賦予，而國家主義者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卻本末倒置。其二，近代中國政治上所面臨的瓜分豆剖的危急局面和文化上所面臨的西化與基督化的嚴峻挑戰，迫使民族主義尋找各種資源和力量來挽救危亡，教育作為維系國家統一，進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自然被高度重視，但是在這一過程中，階段性目標逐漸演變為終極性目標，教育自身的任務完全被忽視。教育在放棄了培養近代型人格的人本主義目標而淪為一種純粹的工具性角色后，不僅教育本身的現代化無法完成，而且國家政治的現代化進程也遭到扭曲。這樣，中國國家主義就離它所追求的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越來越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