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院校院系設置研究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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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職教育是高教新類，其專業設置的起點是文化體系的分類，具體到高職院校的應用，首先是院、系設置，因為它涉及分類問題。普通高教是知識文化體系，按學科分類，按學科不同層次設置院、系；高職教育是技術文化體系，只能按產業、行業和部門設置院、系。對社會產業、行業、部門和職業的分類有很多種，可供我們借鑒的有《國家職業分類標準（代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雖然不能直接引用，但可以按它的行業大類作為高職教育的總分類，再依行業、部門實際，以及教學需要逐層分解下去，給高職教育院、系設置提供依據，也為高職教育專業設置提供理論支持。本文依據這一邏輯思路，研究出我國高職教育的行業大、中、小類分類目錄，以及適用于高校院系設置的管理學理論。并試以黃岡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對該院的系、部設置，提出了一套調整方案。

［關鍵詞］高職院校；院系設置；文化分類；高職教學單元；院系設置理論；院系設置實例

院系設置，是高等教育管理學研究的范疇，它是高等教育教學單元的總分類在教學管理實踐中的應用。高等教育管理學在我國還不是一門十分成熟的學科［1］，專門研究“院、系設置”的論述極少。高職教育的院系設置，還沒有進入高職教育研究的視線，許多比這更重要的問題正等待厘清。然而，當高職教育理論的邏輯起點確定之后，其理論體系構建就應該開始了。高職教育理論的邏輯起點若能認定是從“人類三種文化”［2］41-42的分類開始的話，高職教育的“總分類”（實踐中的院、系設置）就是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件事，高職教育理論應該按著高職教育的邏輯來發展。

一、高職教育“院、系設置”的依據

普通高教，是“知識文化”體系的教育類型；高職教育，是“技術文化”體系［2］42-49的教育類型。在技術文化體系下的“院、系設置”，與在知識文化體系下的“院、系設置”，應該是有區別的，不管普通高校對“院、系設置”的研究是否開始或成功。因為普通高校的“院、系設置”是以學科為標準的，即以學科分類的名稱來設置；高職院校的“院、系設置”是以技術為標準的，即以社會產業、行業、部門的名稱來設置。

注：中國大學的學院設置情況來源于各學校的網站，學院數量中不包括繼續教育學院、網絡教育學院、國際交流學院等管理型學院及獨立學院。國外高等學校的學院設置情況來源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透視與借鑒——國外著名高等學校調研報告》以及有關學校的網站。關于學科分類，中國學校主要參照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頒布的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國外大學主要參照2000年修訂的美國學科專業目錄（ClassificationofInstructionalPrograms，簡稱CIP），為了便于比較，也參照了中國的研究生學科專業目錄。

上表中清楚表明，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上的普通高校，它的院系設置都是按學科分類設置的。而高職教育，因為是以技術文化為邏輯起點的，它的院系設置就只能以技術部門來分類。問題是學科分類經歷了幾百年的研究與發展，已經十分明確并細化，它可以按學科門類和一、二級學科設置院系（只有中國內地按二級學科設置院系）。而技術教育過去是附著在知識教育體系之中，靠知識主體在各技術部門的實際工作中體悟、試驗、重復、熟練而得到。國際上，專門開設技術教育，只有半個世紀的歷史，而且各國模式不盡相同。所以，我國高職教育的院系設置，不是我們想怎樣設置就怎樣設置，必須在技術文化理論指導下找到高職教育院系設置的依據，才能研究、分析出來。

知識文化存在于人們的大腦中，記錄、儲存在書本里。技術文化也存在于人的大腦中，但不全部儲存在書本中（書本中的技術來自實踐經驗的總結），但全部、系統地存在于社會各技術部門里。知識文化是主觀認識的產物，技術文化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因此，高職院校只能以“社會技術部門”的分類為依據，進行教學分類。

社會技術部門，泛指社會存在的各行各業。對各行業的分類有許多種，如產業、行業、部門、職業等多種稱謂。有的部門是產業，有的則不能稱之為產業，只能稱之為部門，像“教育產業”的稱謂還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就是在一個產業內部也有層次之分，如機械行業——汽車行業——轎車行業等，它們之間是包含關系。這樣復雜的社會技術部門，理出一個大中小的類別，比較困難，但我們必須選定一個社會公認的依據，對社會技術部門（技術文化）進行必要的“總分類”，且能細分下去，直到專業設置為止。

二、高職教育“總類”選定

選定高職教育的“總類”，有兩大目的：一是找到技術文化的科學分類方法，既與知識文化區別開來，又能自成體系；二是找到高職教育專業設置的依據，既讓專業技能完整，又能與社會實踐一致。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可供參考的“社會技術部門”分類方法有3種：一是職業分類法；二是人口職業分類法；三是教育分類法。

職業分類法，是對不同行業不同性質的職業按一定標準進行劃分歸類，以便于統計的方法。職業分類的方法很多，標準各異。1958年，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國際標準職業分類》簡稱ISCO（Internatio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ofOccupations），并于1986年第二次出版。它把職業由粗而細分為4個層次，即8個大類、83個小類、284個細類、1506個職業項目，總共列出職業1881個。如加拿大《職業崗位分類詞典》，把主要行業的職業劃分為23個主類，下分81個子類，489個細類，7200多個職業基本名稱。

1999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4］正式頒布，對我國社會職業進行了科學劃分和歸類，將其歸入8個大類，66個中類，413個小類，并具體劃分為1838個細類（職業）。到2005年12月12日止，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分5次增補收錄了共77個新職業。

8個大類分別是：

第一大類：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其中包括5個中類，16個小類，25個細類；

第二大類：專業技術人員，其中包括14個中類，115個小類，379個細類；

第三大類：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其中包括4個中類，12個小類，45個細類；

第四大類：商業、服務業人員，其中包括8個中類，43個小類，147個細類；

第五大類：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其中包括6個中類，30個小類，121個細類；

第六大類：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其中包括27個中類，195個小類，1119個細類

第七大類：軍人，其中包括1個中類，1個小類，1個細類；

第八大類：不便分類的其他從業人員，其中包括1個中類，1個小類，1個細類。

人口職業分類法，是為人口和職業統計需要，由國家標準機關頒布的職業分類。國家技術監督局1999年3月18日的國家標準（GB/T6565—1999）——《職業分類代碼》，把我國全部人口按職業分成10大類，66個細類，并分別給定代碼。

教育分類法，是指清華大學袁德寧教授（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研究負責人）牽頭，先后7次在全國范圍征求意見，經一年半時間研究出的“職業性與學科性相結合的”高職高專指導性專業目錄。最后，由教育部頒布，從2005年起，在全國高職高專院校試行的專業目錄分設農林牧漁、交通運輸、生化與藥品、資源開發與測繪、材料與能源、土建、水利、制造、電子信息、環保氣象與安全、輕紡食品、財經、醫藥衛生、旅游、公共事業、文化教育、藝術設計傳媒、公安、法律19個大類，下設78個二級類，共532種專業。

上述3種分類法，都是“國家級標準”。由于高職教育理論的不完善，以學科分類為模式的“教育分類法”，不是“技術文化”的產物（甚至能與本科專業目錄一一對應，只是專業名稱后面加了“技術”二字，以示高職特色）。職業分類法和人口職業分類法，都是以社會存在的職業為分類對象的國家標準，而且二者的修訂時間基本上是同時進行的，實現了相互對接與兼容。因此，我們選擇以國家職業分類標準為藍本，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的分類方法，作為高職教育分類、析種的基礎。因為，它既參照了《國際標準職業分類》ISCO-88，也參考了外國典型職業崗位分類；既結合我國國情與實際，又能隨著社會新職業的產生而增補。

當然，我們不能直接借用它的名稱，而是讓它既具有教育特征的名稱，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國家標準》基本一致。

三、高職教育內部“教學類與單元”的確定

《職業分類代碼》的10大類，除學生和失業兩類外，還有8大類，8大類的名稱，不能直接用于高職教育的分類。如第一大類：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其一，它指的是人，而非產業、行業、職業。其二，領導干部，不是高職教育培養目標，高職培養的是勞動一線的操作工、辦事員、技術員。因此，第一大類，必須改成“社會管理類”，把中類的領導干部綜合為“公務員行業”，同時，析出“公共事務管理業”、“企業管理業”、“社區管理業”。第二大類“軍人”改成“軍事”，列為第八大類，把第三大類“專業技術人員”提到第二大類，改為“社會專業服務類”。把“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提到第三大類，改為“服務保障類”。把“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拆解為兩類，即“加工制造類”和“資源、環境類”，以突出我國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的相對惡劣性，分列第六和第七大類。

高職教育分類的直接目的有3個，一是使高職教育系統化、科學化；二是要實現教育與社會各行各業的技術崗位零距離對接；三是為了科學設置院系和專業。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和《職業分類代碼》大、中兩類我們可參照，小類和細類是指具體的職業、工種，對高職教育的院系和專業設置沒有指導意義。按國家職業標準，第一大類，基本上是按產業和大的行業分類；中類基本上就是具體的行業或部門；小類是職業。而“我們需要的小類”不僅僅是職業，還可能是崗位群，二者統稱為“專業”，有的專業可能比小類還要小，就是崗位或工種。因此，大中小分類方法，是高職教育院系設置的根據，中小類和細類（指崗位和工種）是高職院校專業設置的根據。

四、高職院校“院系設置”的理論與實踐

一所高職院校，究竟應當設置多少系或學院較為合適、合理？這絕不能僅僅靠決策者的憑空想象，而應當尋求一定的理論根據，使決策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

一是管理跨度理論［5］131。管理跨度，亦稱管理幅度，指一名管理者直接領導或管理的下屬的數量。管理跨度的寬窄是直接影響組織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管理層次設計的關鍵制約因素之一。管理跨度過寬或過窄都不利于組織的高效運作，常常會造成管理者疲于奔命或人浮于事的現象。

管理跨度理論認為，一個管理者由于精力、知識、能力、經驗的限制，所能管理的下屬人數是有限的。隨著下屬人數的增加，可能存在的相互人際關系數將呈指數級增長，信息量和管理難度也是如此，當下屬人數增加到一定程度，就超過了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圍。而且越往高層，一個管理者所能有效管理的下屬人數越少。研究表明，基層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屬不宜超過15至20人，中層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屬不宜超過10人，高層管理者能有效管理的下屬不宜超過7人。當然，管理跨度的大小還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比如管理者的能力、分權的程度、下屬的水平和素質、管理的環境等。一般而言，管理者的能力越強，分權的程度越大，下屬的水平和素質越高，管理的環境越好，管理跨度可以越大。但就高職院校而言，在管理跨度方面，院、系數量不宜超過10個。否則會導致學校和校長的管理效率下降。二是知識管理理論［5］131。知識管理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從西方國家傳入我國的新興管理理論。知識管理理論重視和強調知識的交流和共享，認為知識與有形資產不同，它具有收益遞增性質，即知識的使用不但不會減少價值，反而會使價值有所增加。如果措施得當，管理有方，知識得到共享，其價值會呈指數級增長。如果兩個人互相交流知識，雙方都可以取得知識的線性增長。但如果隨后他們都與其他人共享新知識，其他人會提出疑問、作出解釋或提出修正意見，這樣收益便會呈指數增長。因此，善于進行知識交流和共享所獲得的收益是巨大的。相反，如果知識得不到交流和利用，不僅得不到增值，反而會變得陳舊和失去價值。

從知識管理視角看，高職院校設置10個左右的院系，在同一學院內使不同的專業相互交叉融合，有利于不同專業知識的交流和共享，有利于教師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學生知識面的拓寬，也有利于人才的培養。

三是集權與分權理論［6］。教學一級單位是設院，還是設系，就有一個集權與分權的問題。按照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鐘朋榮的理論，在制度與成本之間，一般表達是制度決定成本，即不同的制度產生不同的成本。反過來，即根據成本的高低來選擇制度，從若干可供選擇的制度中，選取成本最低的制度。

1.企業決策的集中和分散。在企業決策中是一個人說了算，還是大家說了算，這是企業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方面，我們可以作出多種制度安排：可以一個人說了算，可以大家說了算，可以在兩者之間進行多種組合，比如：一般決策一個人說了算，重大戰略決策大家說了算；與職工利益無關或關系不緊密的問題一個人說了算，與職工利益關系緊密的問題大家說了算，等等。

2.權力安排與決策成本。從信息方面看：權力越集中，權力背后的信息越少，盲目決策就會越大，由此造成的損失就會越大；權力越分散，權力背后的信息就越多，決策的失誤就越少。從效率方面看：權力越集中，決策效率越高。在所有的決策制度中，如股東會決策、董事會決策，職代會決策，黨委決策，等等，都不如一個人說了算的效率高。從利益方面看：在私人企業，權力越集中，越有利于避免以權謀私；在公有制企業，權力適當分散，相互制衡，更有利于避免以權謀私。

3.信息分布與權力安排。從知識和信息方面看，權力資源與信息資源的高度統一，是科學決策的基礎。在任何一個企業，信息資源都是相對分散的。企業規模越大，產業越是多元化，信息資源就越分散。比如，某種產品在上海市場是否該降價，只有上海分公司的經理最有發言權，按照權力跟著信息走的原則，應該將此項權力交給上海分公司的經理，而不應該由總公司的總裁說了算。因為總公司在北京，讓總公司的總裁決策在上海市場是否降價，很可能盲目決策。

4.權力安排與決策效率。集權的好處是，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分權的弊端是，一件事情反復研究，大家七嘴八舌，久拖不決，貽誤商機。

5.權力集中與成本。在私有企業，集權的好處是，有利于減少以權謀私。權力越是分散，給他人以權謀私的機會就越多。由于企業規模較大，管理鏈條較長，委托——關系較多，給人以權謀私的機會也多。結果，職業經理人利用權力牟取私利的現象大量出現，公司成本由此大幅上升。這個成本就是分權的成本。

綜合上述三大理論和高職院校的實際，1~1.5萬學生的院校，以設10個左右的系為宜，不宜設置學院，學院本身就是“學科”的標志，否則會延長鏈條，增加管理成本。一個系500~1000學生為宜，超過1500人的，學生管理就會出問題，就應該分設。

［參考文獻］

［1］羅建國.論高等教育管理學科建設中需要處理好的幾對關系［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6年:(1)：23－25.

［2］王波.觀念主義——觀念與哲學、美學、藝術和社會文明［M］.香港：天馬圖書出版社，2002.

［3］李福華.研究型大學院系設置的比較分析與理論思考［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6)：20－26.

［4］國家職業分類大典和職業資格工作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M］.北京：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出版社，1999.

［5］芮明杰.管理學：現代的觀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鐘朋榮.集權與分權應看六個因素［EB/OL］./zpr/wz/ArticleShow.asp?ArticleID=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