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下稅制變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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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制度經濟學視野下研究稅制變遷類型，是從稅制變遷過程中個人行為對稅制變遷的影響以及在稅制變遷過程中每一個特定時點上稅制的靜態特征對比的角度分析的。在這個意義上，稅制變遷可以分為：使生產效率提高的稅制變遷；改變收入分配狀態的稅制變遷；重新配置經濟機會的稅制變遷；使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降低的稅制變遷，等等。

[關鍵詞]制度經濟學；稅制變遷；稅制；社會福利

在制度經濟學視野下研究稅制變遷，理論界涉獵者較少。而從有限的相關文獻看，主要將稅制變遷比照制度變遷的分類分為誘致性稅制變遷和強制性稅制變遷。筆者認為，這種以政府是否通過頒布法令的方式參與制度變遷作為“強制性”的分界，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對強制的理解比較含混：一是沒有政府直接介入(以頒布法令的方式)的制度變遷就一定是非強制性的?換句話說，制度的強制性變遷就只有一種形式——政府以法令的方式介入?二是非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即是“自發性”的變遷?即在自發和強制之間有沒有其他形式的制度變遷?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自發性”，到底是指個人從自身利益出發自行其是，還是包括沒有政府“以法令的方式”介入的所有的行為，如行為人之間的協定性制度或非制度行為，以及旨在推動制度變遷的有組織的行為，同時還包括以非政府的第三方為約束者的行為。

為了避免簡單劃分政府、強制等引起的混亂，在分析中，從稅制變遷的過程和稅制變遷所引起的結果的角度，將稅制變遷分為四種類型，即：使生產效率提高的稅制變遷；改變收入分配狀態的稅制變遷；重新配置經濟機會的稅制變遷；使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降低的稅制變遷。

一、使生產效率提高的稅制變遷

(一)使生產效率提高的稅制變遷的基本界定

使生產效率提高的稅制變遷是指稅制變遷在使生產可能性邊界發生改變，從而毫無爭議地提高生產效率，即達到帕累托效率改進。

“侵占”產權收益的稅收，其制度變遷如何引致社會財富毫無爭議地增加?其間的衍生過程是：通過稅制變遷，使相應的制度安排發生變化，并通過對產權界定的進一步明晰，以及做出有益于產權激勵的界定而提高產權收益。從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生產可能性邊界曲線向右上方移動，使各種產權主體在稅制變遷中的生產效率均得以提高。也就是說，這一類稅制變遷在使社會總所得提高的同時，社會中所有利益主體的收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如圖1)。

隨著稅制的變遷，產權收益得以提高，生產可能性曲線從S1→S2，與更高水平的無差異曲線相切，社會生產的均衡點從Q1→Q2，Q2點比Q1點生產更多的A商品和B商品，社會整體所得提高。S1向S2的移動可能是平移，可能是以生產可能性曲線與橫軸或縱軸的交點為中心旋轉，也可能是向右上方的不規則移動。這取決于稅制所引致的產權界定和結構優化所表現出來的生產效率提高的水平和結構。但無論如何，Q2點比Q1點生產更多的產品，這是這一類稅制變遷的特征。

(二)使生產效率提高的稅制變遷的現實演進和誘因分析

直觀地看，稅制變遷所引致的生產效率的提高便是以輕稅替代重稅，因而產權激勵遞增，導致生產效率提高。進一步分析會涉及比較復雜的過程，也不僅僅是稅收負擔減輕的問題。作為約束人們行為的制度，稅制從一種受到廣泛置疑的狀態演變為一種被廣泛認同的狀態(這一過程中有可能并不伴隨稅負的減輕，甚至還可能增加)。這樣的稅制變遷也能提高產權激勵，從而提高社會總所得。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這一演進中，輕稅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

在理想狀態下，稅制變遷引致生產效率的提高，其誘因無非有三個：第一，社會資源的相對稀缺性變化，稅收制度變遷將資源從相對稀缺的領域誘向稀缺程度較低的領域，生產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在資源相對稀缺性不變的前提下，通過稅制變遷，使產權結構被導向更優的狀態，從而提高產權激勵，生產效率提高；第三，政府經由稅制變遷，負擔起那些對社會經濟發展而言所必需，而個人難以提供的物品和服務，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使生產效率得以提高。

二、改變收入分配狀態的稅制變遷

(一)改變收入分配狀態的稅制變遷的基本界定

稅制變遷對收入分配狀態的改變不是源于資源相對稀缺性的改變，而是社會福利函數的改變。也就是說，標準的(或者說理想化的)收入分配狀態的改變，是指收入分配從A狀態向B狀態演變，A、B均為交換中的富有效率的點，均是帕累托最優點，即沒有任何與價值判斷無關的方法可以辯明A和B決定的狀態孰優孰劣。稅制變遷所引致的這種改變即為對收入分配的改變。這類稅制變遷則稱為改變收入分配狀態的稅制變遷。假設A狀態為貧富差距比較大的狀態，B狀態為收入差距較小的狀態，如圖2：A和B均是富有效率的點。0點是富人在圖中的原點，而O''''點是窮人在圖中的原點，顯然從A點到B點，窮人的福利增進，而富人的福利減少。在A點，除非社會偏好窮人和富人之間收入差距的縮小，否則，無法斷定收入分配狀態從A→B變化的優劣。

(二)改變收入分配狀態的稅制變遷的現實衍生分析

通過觀察發現，在現實世界里從A→B(也有可能是從B→A)的這類稅制變遷經常發生。那么，是什么推動了這類稅制變遷?推動影響收入分配的稅制變遷的是個人效用函數，以及以個人效用函數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函數的變化。

社會福利函數是經由集體決策過程將個人利益加總的結果。其關注的焦點是滿足甲的個人利益重要還是滿足乙的個人利益重要。[3]150社會福利函數一般表述為：W=f(U1，U2，…Un)

社會福利函數的差異和變遷，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個人效用函數的不同和變化；第二，對相同的個人效用函數以不同的方式集約。也就是說，由于對不同個人的效用函數的重視程度發生改變，從而在集約個人效用過程中給予的權重不同，因而使社會福利函數發生變化。而這又往往源于社會價值判斷①的改變。在現實生活中常常可以觀察到的情形是，不同集團利益的相對重要性發生改變，現在比過去更重視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稅制便向有利于該集團的方向衍生。例如，當社會目標被界定為改善窮人的生存狀態，那么窮人或者同情窮人的集團利益受到更多的重視，公共品提供的成本和收益界定被導向有利于窮人的方向。即通過這樣的稅收制度變遷并沒有引致社會所得的變化，也不會引起滿足效用函數增長的物品和勞務的變化，但卻實現了社人、富人分別負擔的公共品成本和所能獲得的公共品收益的差異，但更為重要的是對“話語權”的重新分配；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社會更重視誰的利益。

直觀的分析如圖3：如果社會達成共識，應該更加重視u：的利益，社會福利函數從W1→W2，與效用可能性邊界的交點從A→B。A和B無從比較經濟效率的高低，只是在現存狀態下，U2獲得了比過去更多的福利。

會中不同群體間福利的再分配。從本質上看，這一過程直接涉及的是窮三、重新配置經濟機會的稅制變遷

(一)重新配置經濟機會的稅制變遷的基本界定及現實衍生

在生產效率不變的前提下，稅制變遷使實際的生產結構發生變化，從而使經濟機會被重新配置。

從表面上看，政府對社會中弱勢群體的關注似乎有礙效率(主流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認為的)。它似乎使一部分資源從“有效率”的生產領域中逃逸出來，使“生產效率”降低、社會所得總量下降；也就是說，生產在一條更低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進行。比如對生產中安全的關注(這實際上是對生產過程中處于劣勢的直接生產者利益的關注)、對污染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污染更多是損害低收入者的利益)等。在現實世界里，政府的介入有各種方式，而通過稅收制度的變遷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從而影響生產結構和人們的行為選擇是一種較為常用和有效的方法。比如，通過開征安全稅和污染稅，用從中獲得的資金提供生產所需的安全設施、污染治理設備。這似乎使企業為獲得同樣的收益不得不負擔更多的成本，在投入相同的前提下，似乎社會總所得是降政府通過稅收介入生產以前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為S1，而當開征與安全和污染有關的稅收后(假設不影響A產品)B產品(假設B產品是高污染、高危險的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此時，生產可能性曲線從S1移到S2。與同一簇社會無差異曲線分別相切于E1和E2。E2和E1相比較，在市場不計或者少計污染、危險成本的情況下，被認為生產效率降低。

但是，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來分析這一問題，即把安全和污染的減少等看作是社會所生產的產品之一而不是成本。此時，其他產品和安全或污染的減少之間形成不同產品間的選擇，從而可以用一條生產可能性曲線來描述二者之間的相關性。而對“兩種”產品的不同偏好，使社會無差異曲線有一個不同的結構。現實世界的變化改變人們的觀念，如污染對于人們生存環境的威脅導致人們對二者替代關系的觀念改變，會使社會生產處于“兩種”產品所形成的同一條生產可能性邊界的不同位置上，使安全或污染減少與其他產品的相對規模發生改變(如圖5)。社會無差異曲線簇IA和IB與同一條安全或污染減少與其他產品間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切，表示不同的安全或污染減少與其他產品的組合，但這兩種組合沒有生產效率上的可比性，即二者有相同的生產效率，無法對兩種狀態排序。也就是說在某一特定時點上，有多種可能的制度安排，與之相對應也有多種生產可能性曲線。即便給定制度安排，其生產可能性曲線上也存在無窮多個效率無差異的點。那么實際的生產會選擇哪一點?或者，哪一點會成為現實制度安排下的生產點?正如第二種類型的稅制變遷所分析的，這取決于人們的觀念(當然觀念的形成本身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個人效用函數及以一定的方式集約成的社會福利函數。集約的方法和權重會帶來巨大的差異。

(二)改變收入分配狀況與重新配置經濟機會的稅制變遷的相互關系

那么，改變收入分配狀況與重新配置經濟機會的稅制變遷，其區別是什么?顯然，二者均是由于人們觀念和態度變化引起的社會福利函數的變化，并最終引致稅制的變化”。。但其不同之處在于：首先，從原因看，前者社會福利函數的變化僅限于對社會中不同收入群體態度的變化。這種變化通過個人所得稅之類的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狀況的稅收結構的變化往往即可達到目標。后者，實際上是由于人們關于“什么樣的生產過程才是至少可以忍受”的看法和態度的變化，使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內涵發生變化。比如在過去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中不包含安全和污染增加的成本，而由于人們對其認識和態度發生改變，相關制度安排發生改變，這類成本成為必不可少的部分，并經由個人效用函數的改變，引致社會福利函數的改變，使實際的、人們認同的最優生產效率點發生改變。也就是說，雖然兩種稅制變遷都源于社會福利函數的改變，但前者的個人效用函數并未改變，只是由于人們觀念的變化，使效用函數集合為社會福利函數時的權重發生變化。而后者，是個人效用函數本身發生了變化，變為包含了過去不曾包含的“物品”，如安全與污染，從而根據社會效用函數得到的社會無差異曲線有了一個不同的結構(圖上表現為形狀和走向的變化，而不是平移)。其次，以結果來分析，從某一特定時點上看，引起收入分配狀況改變的稅制變遷是在同一條生產可能性曲線上，沒有任何成本或生產結構的變化，這是經濟過程相同規模的產出在不同社會成員間的重新分配。而引起經濟機會重新配置的稅制變遷，在上述分析中給出的基本界定是，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不變的前提下，由于人們態度和觀念的變化，無差異曲線結構發生改變，從而使實際的社會生產狀況不變。那么這里所說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不變”的含義，與收入再分配稅制變遷中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在這里的分析中，生產可能性邊界不變的前置條件是已經發生變化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生產成本和人們的效用函數中包含了安全和污染的減少，因此，可以將生產看作是在更多的產出與更多的安全(或污染減少)之間的選擇，即安全(或污染減少等)也是能使人們效用提高的“產品”。

四、使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降低的稅制變遷

(一)使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降低的稅制變遷的基本界定

這類稅制變遷是指，在沒有資源相對稀缺性的改變，沒有對相同的個人效用函數集約為社會福利函數的權重的變化，也沒有個人效用函數本身變化的條件下，在稅制變遷中所形成的新的稅收制度安排，使生產可能性邊界發生向原點方向的位移，從而使社會生產和社會福利在一個更低的水平下達到均衡的情況。比如給予某些利益集團，如某些特殊地區和特殊集團的稅收優惠即屬此列。

(二)使生產效率和社會福利降低的稅制變遷的現實衍生分析

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為什么會發生此類稅制變遷?沒有產權激勵增加使政府收入增長，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動這類“壞的”稅制變遷?顯然只能在這些因素之外尋找答案。即追求特殊利益的群體，為了獲得在某一領域的壟斷利潤，通過政治程序經游說、宣傳等左右社會主流意識的方法(實踐中具體因循的路徑取決于社會政治制度)，改變稅收制度安排，使自身利益得以提高，但卻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降低。前面分析產權與稅制相互關系時指出，國家對產權的界定不一定會是與社會財富最大化一致的產權最優界定，甚至會安排如壟斷之類的無效產權，以獲得租金最大化，這些特殊利益集團通過政府推動的這類“壞的”稅制變遷即屬此范籌。

上述關于四類稅制變遷的討論主要側重于稅制變遷的差異性。實際上，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稅制變遷幾乎不可能只具有一種性質；也就是說，在實踐中，四種類型的稅制變遷之間并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稅制的“一次”變遷往往兼具幾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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