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化的批判與審視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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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健詞:趙樹理鄉村小說文化批利農民文化形而下

論文摘要:與會迅鄉村小說相較，趙樹理創作于40年代的鄉村小說的文化批利有三大特點:對農民文化的認同使趙樹理以平視的目光審視農民文化，五四人文精神和階級論構成其文化批利的雙重視角，而以故事負載文化內湯、以直覺思維構建文本和在政治學社會學層面展開批利等特.飯使其小說具有形而下的批利格調。這三大特點是趙樹理鄉村小說的成功之處，但這些特.蔽也帶來了其丈化批利的兩大缺憾:自足的丈化心態限制了作者的文化視殲，“問翅小說”的創作模式影響其批利深度。趙樹理小說文化批判的形象性、具體性與會迅小說文化批利的抽象性、形而上特征形成鮮明的對比。

40年代是趙樹理創作的成名期，也是其創作的高峰期。趙樹理創作于40年代的小說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文化批判是其“鄉村小說”的重要創作指向。其文化批判有如下三大特點。

一、“平視”的批判態度

人們一般認為趙樹理繼承了文化革命先驅普迅的批判精神，然而，由于時空的差異，魯迅、趙樹理二人面對農民文化采取了不同態度。

魯迅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審判農民文化。在普迅看來，要實現“立人救國”的思想，文化精英們得完成兩大任務:一是摧毀宗法文化，二是改造古老國度民眾的靈魂。因此，農民成為普迅等一批早期鄉土作家關注的對象，這是由于農民既是宗法文化的重要寄主，又是構成“沙聚之邦”的主要成分。于是，阿Q、閏土、七斤、祥林嫂、鼻涕阿二、駱毛等一批靈魂麻木的國民成為作家剖析的對象，農民文化成為早期鄉村小說攻擊的靶的。

趙樹理以平視的目光審視農民文化。如果說魯迅是農民文化的審判者的話，那么趙樹理就是農民文化的自我檢討人;普迅在否定的前提下批判，而趙樹理則在認同的基礎上批判。造成二人批判態度差異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的時代背景。普迅面對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農民文化，在整個古老的東方農耕文化向現代工業文化轉型的起步之際，農民文化的基本內涵是腐朽的宗法文化，因而突進的“五四”狂扭精神促使普迅對農民文化采取了否定的態度。趙樹理面對的是處于解放區文化氛圍中的農民文化，此時此地的農民文化正處于急劇的變化中:傳統的宗法文化正在隱退，新民主主義文化正在改造農民文化;加之當時的主流政治也選擇了農民文化，所以趙樹理對農民文化采取了基本認同的態度。二是對農民文化的體認差異。普迅的童年、少年在農村度過，當奮筆疾書批判農民文化時，他已成為“城市人”多年了，—從《吶喊》到《朝花夕拾》，農村在普迅的筆下一直是一種記憶:當他受到鄉情的“蠱惑”時，他就寫出了《社戲》等小說，當受到歷史使命感的鞭策時，他就把鄉村作為批判的靶的，于是他造就了阿Q、閏土等人物;由于時空的久遠和描寫的概括性，農民在普迅的筆下只能成為一個抽象的符號，一種被他賦予了封建文化內涵的符號。趙樹理的前半生基本上是在農村度過的，長期的農村生活使他對農民產生了特殊的親近感，而農民兼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又使他對農民文化有了更透徹的了解，—特殊的生活經歷與特殊的身份決定了趙樹理對農民的體恤、理解和對農民文化的認同與寬容，使他以“平等”的態度對待農民文化。趙樹理文化批判的前提是認同農民文化?？隙ㄞr民文化中某些傳統道德精神、贊美鄉土精神中的積極因素、肯定在外來因素刺激下產生的新的文化質素、順從農民的審美觀念，等等，是趙樹理文化認同的主要表現。例如，“勤勞”是農民用來衡量人格人品的重要標準，也是傳統的農民高尚人格的核心內涵，趙樹理認同了這一價值觀念，并從這一價值標準出發塑造了一批具有勤勞品格的人物形象，如孟祥英、金桂、陳秉正、潘永福等。鄉土精神是在土地的依托與哺育下而形成的農民人格精神，如勤勞勇敢、質樸善良、誠信謙和、安土重遷、保守狹隘、務實求穩，等等。趙樹理肯定了鄉土精神的閃光面，唱出了一曲曲土地的戀歌:《地板》肯定了農民勞動的價值，《福貴》、《田寡婦看瓜》展示了作為農民的衣食之源和精神依托的土地的雙重價值，《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歌頌了農民為土地而進行的抗爭……。趙樹理的這種認同實際上是對農民文化品格的肯定，他以自己ao年代的鄉村小說表明:農民文化是一種質樸、單純、向上而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他的所有藝術描寫都隱含著對東方農耕文化的主要締造者—農民—的歌頌與贊美?！@一藝術行為與魯迅鄉村小說的文化批判形成鮮明的對比:每迅展示了工業文明東漸時的農民文化的可悲境地，在普迅的筆下農民文化是一種受到倫理化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化的道德觀念的雙重籍制而缺乏本體自主能力、本體體認能力的象昧文化。

對農民文化的基本認同使趙樹理的文化批荊失去了普迅批判筆鋒的尖刻與犀利，而由革命理想所致的自信與優越感又使其批判消洱了普迅的激憤、淡化了普迅的優患愈識。對待農民文化的消極面，趙樹理多以喜劇的手法展示其荒誕和存在的不合理性。對待二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落后的人物，作者總是在普意的調侃中指出他們的精神塊陷;而對待新舊兩代人的意識沖突，作者一般不讓其白熱化，且沖突多以進步的一方大獲全勝、落后的一方獲得思想進步的喜劇形式結束。對待小元、小昌等“翻得商”人物，作者總不忍心丑化;對于德貴、小毛、小旦、“老驢”等一類比較特殊的人物的描寫，作者也沒有順從時俗將其妖魔化，而是既揭示其丑惡的本質，又最后給予“出路”。這種沮和的批判充分顯露出身為“農民作家”的趙樹理對鄉土的依戀之情。對待農民文化肌體上生出的毒瘤，作者采取了冷靜客觀的態度。趙樹理習慣于以客觀而真實的描寫平和地展示封建宗法文化的腐朽和地主反動勢力的丑惡。例如，對于閻恒元、李如珍、王光祖等地主惡場的描寫，作品既不像早期“革命小說”那樣激憤，也不像后來的“三突出”小說那樣夸張，而是在真實可信的敘述中展示人物的罪惡。冷.與平和并非競味著寬容，而是顯露出作者對反動力量的蔑視和對正在發生質變的農民文化的自信。

二、雙重文化批判視角

趙樹理的文化批判有兩大視角。

一是五四人文精神。五四人文精神是一種高度理性的文化批判精神。趙樹理繼承了普迅的文化批判精神，從啟泉和反封建的角度出發，揭示了封建文化對農民的精神毒害，展現了一代農民的精神變化歷程。作者塑造了兩類具有典型意義的農民形象。一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傳統的老一代農民，如二諸葛、老秦、李成娘、劉聚才等。作者通過對這些農民的言行的剖析，展現了封建文化在他們心靈烙下的印痕。二是受到封建思想殘余侵害的新一代農民，如小元、小昌等。通過對這一類人物的描寫，作者一方面展現了延續千年的封建文化對一批先知先覺的農民的思想侵害，另一方面揭示了農民階層自身的思想局限性，從而提出了農民文化改造的艱巨性問題。同普迅一樣，趙樹理格外注重人的個性解放與人的靈魂覺醒，但由于文化參照、文化指向等方面的差異，普、趙二人對農民文化關注的重心并不完全一樣。如果將普迅的鄉村小說創作與他寫于20世紀初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論文以及他后來的雜文創作結合起來考察，我們不難發現，魯迅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從由“立人”而“立國”的文化思路出發而審視農民文化的，—要改變中國的現狀就必須先改造“國民性”，“國民性”的病根是奴性，而奴性是包括封建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所浸淫、所熏陶的結果，因此，要改造國民性必須批判傳統文化。于是，在《故鄉》、《阿Q正傳》、《祝?！返茸髌分?，作者既指出封建文化的腐朽與沒落，又無情地揭示了閏土、阿Q.祥林嫂等農民的怯儒與麻木，對他們用“瞞和騙”制造“奇妙的逃路”的心理行為深惡痛絕。趙樹理從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構建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當時的目標、任務出發而審視農民文化，因而，他出于促進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健康發育而批判封建文化、揭示封建文化對農民的精神毒害，為了使農民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可靠的同盟軍而敦促農民自身的人格升華、強調農民文化的改造。—由于文化批判的指向差異，二人對整個傳統文化的批判側重也不完全一樣:魯迅把以宗法文化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文化作為批判重點，而趙樹理則既批判民間化、民俗化、鄉土化的封建正統文化，又批判鄉村文化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腐朽的文化觀念和陳舊的價值意識。

二是階級論視角。階級論是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核心。從階級對立的角度出發，趙樹理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在農村的代表—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政治壓迫、經濟壓榨和精神奴役與精神籍制。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經歷過新舊兩重天的農民知識分子，趙樹理對鄉村宗法勢力有著透徹的了解?！独罴仪f的變遷》真實地描寫了李如珍、小喜之流對農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福貴》等作品揭示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算計與盤剝，《邪不壓正》、《劉二和與王繼圣》等作品則形象而深刻地展現了鄉村宗法勢力對農民的精神奴役和精神控制。趙樹理對反動的村政權有著深刻的認識。他通過生動的描寫向讀者展示:政權與封建倫理道德的緊密結合和倫理道德的法律化、政治化是鄉村反動政權的本質，依靠上層反動政權壓迫農民和以封建倫理觀念束縛農民、控制農民則是其政權的基本操作模式，而掠奪農民、維持自己在農村的特殊地位是其政權運作的最終目的。在描寫階級對立的過程中，趙樹理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展示了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本質及其必然滅亡的歷史規律，同時也展示了農民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威力。應該說，趙樹理小說的階級論視角是魯迅小說所不具備的?！M管魯迅小說的文化批判在客觀上展示了階級對立，但從《吶喊》、《仿徨》整體創作上看，魯迅并不是有意從階級論出發展示階級對立或階級斗爭，而是從批判封建文化出發的。

當然，多數情況下這兩種視角在趙樹理小說中是重合的。在《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中，作者既從階級的角度描寫了地主階級或封建殘余勢力對農民的政治訛詐與政治壓迫，又從五四人文精神的角度揭示了農民自身的精神缺陷。例如，老秦對老楊的前恭后踞反映了他的封建等級觀念，小喜三棍子加一句“草灰羔子”鎮壓住了鐵鎖媳婦的氣勢、后來又用兩塊錢雇來一個穿制服的陌生人毫不費力地捆走三個“小字輩”，這些事件充分展示了封建宗法意識對農民的精神控制以及這種控制對農民的精神馴化狀況。在《孟祥英翻身》、《邪不壓正)等作品中，立足于五四人文精神的“人的解放”命題與依托于階級論的民族解放、社會變革主題合為一體。

任何一種批判都意味著一種建構，暗示著一種理想，雙重的文化批判視角使趙樹理小說的文化批判達到了批判與建構的統一。五四人文精神視角使趙樹理的文化批判具有魯迅的反叛精神，而階級論視角又使其批判具有明晰的建構理想。—時代的局限、“五四”時期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的影響、對農民的失望所致的優憤等諸多因素，使魯迅鄉村小說的反叛精神覆蓋或淡化了其建構指向，以致批判大于建構。趙樹理面對的是正在轉型的農民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在40年代的解放區迅速發育，就是在這樣一種特殊時代氛圍中，農民文化開始發生質變:以宗法文化為主干的舊文化逐漸退隱，而以無產階級思想為精髓的新文化不斷進人農民文化。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與解放區政治體制及生產關系的變更為趙樹理小說的文化構建指明了構建目的與構建標準，因此，趙樹理小說避免了魯迅小說文化建構的困惑。

三、形而下的批判格調

與以魯迅為代表的早期鄉村小說相較，趙樹理小說的文化批判顯現出一種“平易”批判格調。

魯迅的鄉村小說從“立人救國”的精神哲學出發而展開描寫，其人物塑造、情節設置、主題提煉都具有高度的隱喻性與概括性。例如，阿Q這一形象的塑造旨在“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而阿Q挑釁王胡、欺負小尼姑等行為的描寫意在概括“怯者憤怒，卻抽刀向更弱者的”卑怯國民性;(狂人日記》用富有深意的語言概括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吃人”本質。盡管學者們反復論證魯迅小說描寫的生動性、形象性與周密性，但實際上其小說以“寫神”為主，作者跨越政治學和淺表的社會學層面，從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層面觀照農民的生活，“白描”構成其作品描寫的寫意性，暗示象征構成其描寫的隱喻性，所有描寫圍繞著精神哲學的內核鋪展。因此，我們認為魯迅鄉村小說的描寫是一種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隱喻書寫”。趙樹理小說的描寫格調與魯迅大不一樣。對農民文化的認同、戰時文化的特殊需要和他自己的藝術旨趣使他舍棄了隱喻書寫。與魯迅小說相較，趙樹理小說的文化批判格調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以故事負載文化批判內涵。趙樹理對“窮哥們”聽不懂他朗讀(阿Q正傳》一事深有感觸，他認識到小說的“通俗”在啟蒙農民和進行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因而決定用直白的語言來寫“故事”。于是，以直白的語言“講故事”，“故事”中蘊涵著“間題”，不同的觀照角度產生不同的“問題”，不同的問題負載不同的文化批評命題，這就是趙樹理小說的基本描寫方式。

(二)以直覺思維構建文本。趙樹理小說舍棄了批判命題的概括性與抽象性，寄寓質樸的文化評價、文化思考于凡俗瑣事的鋪陳與敘述之中。例如，同樣是展示封建等級思想在農民身上打下的烙印，魯迅以閏土的一聲“老爺”來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悲，而趙樹理則通過老秦要老伴給老楊做白面條、當著老楊的面罵兒子、給老楊下跪等一系列生動而具體的事件描寫來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可笑;兩個人物形象在各自的作品中都不是重點描寫對象，但魯迅的寥寥幾筆就把人物所負載的文化意旨抽象到哲理高度，讀者若要解讀人物，非得要有一個“解碼”過程，而趙樹理的直接表達則使形象與“思想”對等，且二者處于同一思維層次，因而讀者僅需通過直覺思維即可把握作者的全部思想。

(三)文化批判主要在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表層展開，作者一般不將作品的文化內涵提升到哲學的高度。我們說普迅從精神哲學層面觀照農民文化，主要是指魯迅對農民文化的觀念文化或文化心理的哲學思考，即對國民的思維方式和民族個性在近現代的變異的哲學審視，對封建文化的哲學依托的考察?！獜恼軐W角度觀照農民文化是普迅小說文化批判的形而上特色的主要表現(筆者認為，在普迅小說中農民就是“國民”的代名詞或象征)。然而，寧擺“文攤”而不上“文壇”的為文宗旨和創作的現實功利性使趙樹理放棄了對艱深的哲理內涵的刻意探求，其文化批判主要在與“時事性”緊密關聯的政治學社會學層面展開，作者的文化審視停留在農民文化的行為文化和物態文化層面。當然，其小說不乏哲理內涵，但這種質樸的哲理主要來自作者對鄉村生活的透徹感悟和對農民文化的深刻了解，作者往往是無意得之。

以故事負載文化批判內涵，以直覺思維構建文本，在政治學和社會學層面展開文化批判，這種批判操作模式使趙樹理小說具有一種形而下的批判格調。公務員之家

形而下的文化批判格調使趙樹理小說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斞膏l村小說的文化批判的重大歷史意義不可否定，但僅就對當時的農民階層的直接啟蒙作用而言，魯迅小說的文化批判是不太成功的，因為普迅批判精神的精英性、前衛性和那種高度抽象的隱喻寫作，使其小說不可能直接對農民文化產生作用。

上述三大特點正是趙樹理小說文化批判的成功之處。然而，我們在肯定其小說文化批判的長處時，也不可忽視與這三大特點密切關聯的局限性。其文化批判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自足的文化心態。“農民作家”趙樹理的農村生活經歷與工作經歷在使他透徹了解農村文化的同時，也局限了他的文化視野。如果說普迅以城市人的目光俯視農村文化，導致了其小說的文化批判的抽象化的話，那么趙樹理以農民的眼光審視農民文化則導致了他自足的文化心態。這種自足的文化心態使作者的批判與建構完全局限在農民文化本體之內，批判者對農民文化的認同使其不可能清醒地認識到農民文化自身的局限性、農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巨大差距以及東方文化在世界整體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問題小說”創作模式對文化批判深度的限制?！皢栴}小說”的功利取向使其文化批判成為一種“附帶行為”。這種“附帶行為”至少導致了其文化批判的兩大遺憾:一是源自實際“工作”的問題限制了作家的文化思考，使其批判命題總是以小命題或小命題群的形式出現，缺乏普迅文化批判命題對農民文化的宏觀把握;二是文化批判命題多在政治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的淺表層面分布，缺乏朝向農民文化的深層積淀的拓展。

趙樹理的文化選擇具有歷史的必然。在主流意識的充分肯定下，他的這種文化選擇對后來的文學發展產生了令人深思的影響;然而，趙樹理的文化批判具有不可低枯的價值。其小說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為農民文化的轉型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構建作出了杰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