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審視性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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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性失業是教育身份功能膨脹的惡果。造成“教育性失業”現象的原因很復雜。從教育經濟學的視角看，當教育培養高規格人才的數量過多、超過社會發展的需求時，就會產生文憑危機。教育社會學更多地從社會階層的利益關系方面來看問題，沖突論認為既得利益集團為了鞏固自身地位，有意抬高職業門檻的學歷資格從而造成文憑貶值，教育性失業其實是社會沖突的產物。

[關鍵詞]教育性失業；教育經濟學視角；教育社會學視角

教育性失業(知識性失業)是教育身份功能過度膨脹而走向反面的惡果。教育性失業、文憑貶值、文憑病、泡沫教育、人才高消費、“教育過剩”、“過度教育”等提法，所指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種現象，即相對于歷史上的較高水平，學歷的含金量減少，高學歷者面臨就業困境，現實無法滿足其原先接受教育的期望(高收人和高地位)。簡而言之，教育性失業(educatedunemployment)或文憑貶值指受過較高教育的知識勞動力處于不得其用的狀態。“教育性失業”直接導致教育正向功能的衰減，這是在許多發達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化國家都發生過并仍時時出現的情況。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失業人群中出現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越來越多。

一

“教育性失業”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受過教育乃至高學歷的人大量失業。二是受過專業教育的人不能學以致用或大材小用、高能低就，不得不從事那些技術水平和收入都低于他們當初預期達到的水平的工作，“學校培養的似乎是徒有許多證書，卻極少具備與工作明確相關的本領的人。事實上，將近半數的美國大學畢業生所從事的行業同他們所學的專業毫無關系”。日本的情況尤為嚴重，不但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不好找工作，連處于頂層的“學歷貴族”也遭遇到某種失落。

至于中國目前的學歷情勢，常常有報道說，大學生就業難，很多本科、碩士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失業人群呈現向高學歷者蔓延的趨勢。的確，僅就2003年來看，這是擴招后的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應屆畢業生達到212萬人，比上一年增加30％，而相應的社會需求的增長則與往年持平。廣州2003年畢業生招聘會需求人員總計6300多人，進場者達到30000多人。甚至有報道說高學歷者紛紛“下嫁”中小學，如北京一中招聘教師，30名畢業研究生紛至沓來，其中一人是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博土，應聘到該校實驗部小學一年級教拼音，結果因試講沒通過而被刷掉了。于是有人就此宣稱“中國知識失業時代已經來臨”。但我們認為，對這種現象應全面觀察和分析，不可簡單下結論。許多大學生的失業不是真正的失業，象有人所列舉出的國內知識型失業的幾種表現(專業結構性失業、專業過熱性失業、學歷性失業、行業性失業、區域性失業和主動性失業)都具有中國問題的特殊性，與發達國家所出現的那種較典型的知識性失業差別甚大，不可一概而論。不能把“就業壓力”與文憑貶值相混淆，局部的供過于求并不表明整體教育水平已經很高，因為我國整個國民的教育素質仍然很低。部分大學生“知識失業”是發展中國家在教育深化過程中(整體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不可避免的一種現象，當然要引起重視，但不可危言聳聽，重要的是找出其特殊性及其原因。為什么會出現“教育性失業”現象?換句話說，文憑何以貶值?一般人常常將其歸因于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認為這是高等教育從精英走向大眾不可避免的產物。然而這個推論過于簡單。長期以來，這個問題令許多研究者困惑不已。我們可以從教育經濟學與教育社會學這兩個角度去考察。

二

從教育經濟學的視角看，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教育供給的過激增長，即隨著大學入學率的飆升，大學畢業生一下子大批量地涌進勞動力市場，使得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化這些高學歷者，“當市面上有更多的學歷角逐少數的職業時，它也象錢幣一樣，會發生通貨膨脹現象”。但這種膨脹往往不是絕對膨脹，而是相對膨脹，也就是說人才是相對過剩，不是絕對過剩。展開來說，當個人教育成本較低而個人教育收益較高時，人們就會大量地去追求學歷，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趨旺，一段時期內勞動力市場上高學歷者甚為走俏。但后來由于教育擴張、供大于求，低層次工作所要求的教育資格上升，高學歷勞動者只好受雇于過去曾由低學歷者從事的職業，去干知識、技術含量甚低的活，所得薪酬自然就低。此時文憑身份的含金量相對原先期望而言就等于是貶值了。另外，文憑身份的“行情”也與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水平所處的階段有關。希臘經濟學家薩卡洛普洛斯在對世界上五六十個國家的教育收益率進行比較研究后發現，人力資本在經濟不發達階段屬于較為有利的投資形式，而在經濟發達國家則并非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有利可圖。就教育發展水平這方面來說，教育產生經濟功能的一個條件是教育的普及，超過這一限度，教育的經濟貢獻并不顯著。當教育培養高規格人才的數量過多、超過社會發展的需求時，就會引發一場“文憑危機”。弗里曼在《過度教育的美國人》一書中，把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文憑病的原因歸結于“教育過度”，即教育供給超過了社會對教育的需求。當戰前日本的大學升學率低于10％時，大學畢業生很受歡迎，容易找到好工作；1969年以后，當大學升學率達到21．4％時，在25～29歲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就業人員中，就有22％的人從事販賣業的工作(過去只有初高中畢業生才愿意干這種活)。日本大學生的身價普遍降低了，除非畢業于名牌大學，否則很難找到好工作。目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教育的發展剛剛處于興旺初期，因而文憑的價值正在上升，貶值現象雖存在，但尚未演變為普遍的、全局性和嚴重的問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文憑貶值或“知識性失業”的原因有其特殊性：一是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過急過量；二是社會就業結構過于僵化而無法充分吸納新的有較高知識水平的人力；三是大學畢業生的觀念問題，往往只盯著官場或國營大企業，不愿進入一般的事業單位或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就更別提了。例如，2003年中央和國家機關計劃招考公務員5400人，報考比例高達20比1，其中絕大部分為應屆畢業生。

三

教育社會學更多地從社會階層的利益關系方面看問題。在教育社會學沖突論者的視角下，好東西總是稀缺的，而稀缺的東西總是為少數既得利益者(集團或個人)所優先享受，一旦原先稀缺的事物不再稀缺(變成大路貨)，就不再是好東西(在原先的擁有者看來)，就會被這些原先的擁有者或既得利益者拋棄，轉而去搶占新的稀有資源的制高點，繼續與大眾保持距離，始終維系自身的精英身份地位。質言之，不是原先的東西貶值，而是因為有了新的更好的東西。

這樣，大學文憑從精英的“專利”變成普通大眾都能享用的東西，并不等于高等教育資源的稀缺性特征就消失了，其實這只是一個水漲船高的問題。為了對付學歷貶值，在就業市場競爭中領先，人們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去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追求更高更好的文憑。競爭變得益發頻繁、激烈：從低學歷上升到高學歷，從爭奪普通高學歷到爭奪名牌高學歷。普通大學文憑貶值，名牌大學文憑看漲。例如，日本存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即學歷的貶值并沒有使升學競爭降溫，反倒愈演愈烈，這表明學歷本身始終是有價值的，只不過是雇主對學歷身份的要求越來越高，競爭向高端轉移，“學歷的貶值并沒有說明獲取高學歷已經沒有意義，相反高學歷者的大量產生使高學歷從就職的最高標準降低到最低標準，從成為英才的充分條件變為必要條件”。從沖突論的角度看，這恰恰說明不是什么教育發展超過社會發展的需求導致學歷貶值，而是既得利益者故意限制了職業門檻，有意通過抬高學歷身份資格造成文憑貶值，從而限制人們向上流社會流動的幾率，以鞏固自己的既有地位。倫德爾·柯林斯認為，教育是一種可欲資源，是可以派生性地獲取其他資源的“資源”，是獲得更高地位的基礎。教育沖突就是圍繞著文憑這一身份文化和實用文化而展開的。各個不同的社會身份集團(尤其是社會中下層)都在力圖追求更高的學歷，以使自己取得更有利的社會地位，文憑貶值其實是社會沖突的結果。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團在錄用受雇者時通過提高身份標準(即文憑)來限制人們向上流社會流動，從而維系現有的支配狀態，另一方面，處境不利者不甘心長期被支配，只得馬不停蹄地去獲取更高的文憑。于是，就形成一個“要求高學歷——爭取高學歷”循環作用的沖突過程。正是這一沖突循環過程使教育規模不斷擴張、辦學層次越來越高，學歷身份資格越來越嚴，文憑就這樣顯得“貶值”了。